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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蒂:书缘·情缘

  如同每一个晴日的上午,阳光将这排歪歪斜斜的二手书店的影子投到街中心上,街上还少行人,穿着对襟毛衣,半秃着顶,行动悠缓的店主们正在将一切生意准备停当,掸一下桌面、橱窗中的灰尘,把书架上那排排参差的布面、皮面书摆正,再将一匣匣便宜的小本平装书移到门外,沿着窗前的墙根摆齐。不用吆喝生意,不用招揽顾客,这群书商们如同他们店中中层书架上的那些小羊皮装帧而成的上个世纪的书籍,虽并不昂贵,但却见过世面,口中叼着一枚烟斗,看着大红色的双层汽车在街上阳光屋影间叮咚过往。

  她跨下了一辆黑色的计程车,纤巧单薄的女人,游移的目光掠过那一家家摆着书的橱窗,68号,72号,76号,78号,82号,寻寻觅觅,像是丢失了件宝物。最终停了下来,但面前的84号却是空空如也。灰蒙蒙的玻璃窗里面蛛网遍织的书架东倒西歪,地上散落着些废纸,满是尘埃;推门进去,没有想像中的惊喜问候,空空的楼梯通向另一些同样废弃了的房间。孤身女人想张口告诉主人她已到来,她信守了诺言,但空屋中并无人回应,只有一阵冷风袭过,泪水顺着面颊静静地流淌下来。是一段书缘,还是一段情缘,竟让这纽约的独居女人千里迢迢为了伦敦小街这破落关门的书店而如此神伤?手中握着那本薄薄的小书,是为了还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 Road)84号的哪一种心愿?


  

  他约她出来聊天,选定的地方是孔乙己酒家,面前摆的是一樽绍兴花雕,自然少不了一碟五香豆,还有几样小菜。谈着各自喜欢的东西作家,纳博科夫、钱钟书、尤瑟纳尔、沈从文。谈着那本他最钟爱的书,《说吧,记忆》,在伦敦买到的初版本,自然便谈到那些古旧的书屋,里面的善本孤本初版本那些只有爱书人才能欣赏的古老气味。记得那条破街吗?我最爱做的是星期六早上睡个懒觉,约几个朋友去唐人街饮早茶,然后就去对面那条破街的老店中翻旧书。为什么我从未在那里遇见过你呢?回忆起从未共同经历过的伦敦往事,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查令十字街84号现在是做着什么样的买卖。知道那位纽约的老姑娘和那位一丝不苟的旧书商,他们通了二十多年的信,最终却仍未能谋面,是没有缘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切开始于一封很简单的从纽约到伦敦的商业性的信函:

  先生:

  你们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广告上说你们长于经营绝版的书籍,你们所用的“珍本书商”一词让我有些害怕,因为我总是把“珍本”与昂贵相联的。我是位穷作家,但对书却有一些“珍本”般的嗜好,我所要的书在这里都很难买到……寄上我最急需的书的名单,如果你们有干干净净不超过五美元一本的二手货,请将此函视作订购单,给我悉数寄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

  署名海莲·汉芙(HeleneHanff),还特地注明了“小姐”。

  其实,这位小姐此年已三十有三,是一位以写电视、舞台剧本为生的自由撰稿人。汉芙出生于制衣人家庭,父亲原本是位民谣说唱艺人,虽为生活所迫做起了手艺活,但夫妻俩仍喜欢带着女儿去逛戏院。汉芙十九岁时进费城大学读英文,但家境贫困,一年后辍学,求职谋生,后来得一戏剧写作奖项,便以写作糊口。对书的热爱来自于在纽约市立图书馆中的刻苦自学,特别得益于英国剑桥大学一位阿Q教授(SirArthurQuillerCouch)的著作。然而美国书价昂贵,汉芙热爱英国文学,便将买书的对象转向英伦三岛,偶然选中一家小书店写了信去,第一次订货便得到价廉物美的圆满服务,海峡这边,查令十字街84号Marks&Co.书店的主管,弗兰克·德尔先生,则是汉芙二十年通信的对象。

  虽然三十有余,汉芙却仍是轻松活泼,特别是简牍之上,更善于以轻松调侃的笔墨,信手写来,天马行空,不拘格式。德尔先生给她回的第一封信中称之为“女士”,汉芙第二封信尾便加了注脚,“我希望‘女士’在你们那边的含义与这边不一样”。德尔先生下封信中便乖乖称之为“小姐”了。第五封信后,汉芙已将信首的尊称“先生”或“阁下”改为直呼其名,信的内容也像是写给一位相识已久的老友,且不乏亲昵、撒娇之态:

  弗兰克·德尔,你在那儿究竟干什么?你什么都没干,你只是闲坐着!

  我的利·亨特在哪里?我的《牛津诗集》在哪里?……

  你把我冷落在这里,坐在图书馆中,在那些不属于我的书上写着长长的眉批,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会把我的图书卡收走!

  我已经安排了复活节的小兔子给你们带去礼物,等它到达时,你可能已慵懒而死了。

  春天到来之际,我要一本情诗集,不要济慈或雪莱,请寄给我一本不太煽情的情诗集,你自己挑选吧,要一本小开本的,可以放入裤兜中带到中央公园去。

  行了,不要只坐在那里,快去帮我找书吧,真不明白你们书店是怎么维持的。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汉芙性情率真,人更是善良,通信之初,她便得知战后的英国经济困难,肉类、鸡蛋等食品都是限量供应,女人的长统丝袜更是奢侈品。一九四九年圣诞节她将一块重六磅的火腿寄往伦敦,让德尔先生分给书店中的同事们,以后美式食品源源不断几年。汉芙本身手头并不宽裕,她的慷慨大度让书店的工作人员把她视作亲人,纷纷与她通信,聊天。只是德尔先生从未在信中对汉芙的轻松笑语做任何回报,他是正人君子,地道的好丈夫,典型的英国绅士,惟一的报答是兢兢业业地为汉芙寻觅好书。直到一九五二年,德尔太太登场写信给汉芙道谢这几年的礼物,并向汉芙介绍说德尔先生已有二女,德尔先生才在汉芙的强烈要求之下,在答谢汉芙所寄给他妻女的长统袜时,将例来一贯的信头的“汉芙小姐”的称呼,改为“亲爱的海莲”,写信的日期恰与情人节巧合,不过想必当时德尔先生压根没有注意到。

  亲爱的海莲:

  我同意,现在写信给你,是该把“小姐”放弃的时候了。我并不如你想像的那样古板,只是因为我所写给你的信,都得在办公室的卷宗中存档,所以我觉得正式的称呼更合适,但这封信与书没有关系,是不会被存档的。

  ……

  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你这么多好礼物,我能说的只是,如果有一天你来伦敦,橡原巷37号会有一张床给你,你爱待多久便待多久。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

  去家里作客的邀请一直没有兑现,汉芙几次犹豫要去英格兰圆梦,但终因手头拮据而放弃。倒是德尔先生紧接着寄去的那本沃尔顿的《五人传》着实让汉芙惊喜不已:

  噢,天哪,老天感谢你沃尔顿的《五人传》,这本书出版于一八四○年,百年之后还能这样完美,真是奇迹!如此漂亮,久经摩挲的粗裁本!我真同情他,这位曾于一八四一年在书的扉页上签名的戈登先生。他那一群不肖子孙呀!几乎不值分文地便把它卖给了你!真希望在他们出卖图书馆之前,我曾去那边赤脚跑过!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日)

  二十年间,汉芙总共在查令十字街84号购书近五十种,这个数目并不大,算不得是位好顾客,但保持着与书店的德尔先生及其他人的通信来往,却成了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特别是她在五十年代初英国困难时期慷慨出手的豪情,为她带来了英伦的真挚的友谊,也是这扎书信的人情味所在。六十年代末,汉芙颇为潦倒,写出去的剧本屡遭拒绝,书的选题也无人感兴趣。一九六九年一月,纽约冬天很冷,汉芙从图书馆回到家中,已近六点。她手上捧着一摞书,把从门房中取来的信件放在书上,走向电梯。在电梯中,她发现在那一大堆账单之间,有一封薄薄的蓝色的从Marks&Co.寄来的航空信封。这信有些异样,因为德尔先生所寄的信,信封上的地址都是单行距打成,而且向来是把她连名带姓拼全的,而这封信上,地址是双行距,她的名字是由一个字母H代替的。她只道是德尔离开了书店,没太在意,夜深人静捧杯独坐时,她才打开此信。这一夜,她再没有睡着。因为信中的消息,是德尔的死讯。


  

  桌上的黄酒已过三巡。言谈嬉笑,话语投机,共同喜爱的书与作家们一时让他们觉得很亲近。然而,手中抚弄着那樽精致的铜酒壶,眼光却不敢对视,他早已与另一位美丽的女子谈婚论嫁,书缘与情缘,在现实生活中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

  然而,浪漫向来是作家们难以割舍的情怀。书中自有颜如玉,红袖添香夜读书,虽然这都是男人们近乎梦想的宣言,但是,自古以来的好书,大多都是激情之作,没有情的文章和书,是太过干涩枯燥,没有人愿读的。于是,温润的花雕虽只逗出跳跃键盘上往返数次的几行短语,将消除键轻轻按下便了无痕迹,查令十字街84号却被好心的好事者演绎成一曲情感故事。

  泪尽之后,汉芙觉得体内像被掏空了一样,一片冰凉。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又能做什么呢?想起这二十年来的通信,几次搬家,这丝带束成的一小扎竟还静静地躺在抽屉的底部。仿佛是为了了却一桩心愿,汉芙将它们结成一集,送到出版商的手中,也许是她时来运转,也许是德尔在天亡灵的保佑,此书一经出版,便受欢迎,英国出版商亦决定在英国推出此书,并邀请汉芙前往英国,下榻于大英博物馆旁布鲁姆斯伯里区的一家古旧的老饭店。

  英国是汉芙魂牵梦系的地方,从一九五○年开始她便屡次想去,但都因无川资而未成。《查令十字街84号》的最后一封信,是她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写给一位前往伦敦度假的朋友的,读来让许多英国人觉得鼻子酸酸的:

  亲爱的凯瑟琳:

  我在家中打扫卫生,整理书架。偷闲坐在地上,四面地毯上散放的都是书。希望你与布莱恩在伦敦玩得愉快。他在电话上对我说:“如果你有路费的话,是否想和我们同去?”我几乎哭了。

  我不知道,可能对我来说去或不去那儿已是无所谓了。我梦到那儿的次数太多了。我常常是为了看那些宽街窄巷才去看那些英国电影。记得许久以前,有个人对我说,那些去过英国的人,都能在那儿找到他最想要的东西。我告诉他我想去英国,是为了找英国文学。他说:“它们就在那儿。”

  或许在那儿,或许不在。看着四周地毯上散乱的书籍,我知道,它们肯定在这儿。

  那位卖给我这所有书的好人几个月前去世了,书店的主人也死了,但是书店还在那里。如果你正巧经过查令十字街84号,能否为我吻它?我欠它的实在太多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

  其实此时,查令十字街84号已准备关门大吉,书店主人的后代无心经营旧书,一年后汉芙的书的畅销也未让书店起死回生。此时的伦敦,经过六十年代文化革命和摇滚乐的洗礼,已与五十年代完全不同。七十年代初,英国是激进先锋、朋克即将形成势力的年代,关心旧书旧文化的人实在太少了。汉芙一九七一年前往英国,一心一意醉心于寻找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怀,触目所见,根本不是心中的英国,这位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老姑娘此时肯定已极难让一般人亲近,无奈大英帝国也确实有一批为数不多的怀旧之人,他们虽已过时,但却仍有生息,大洋彼岸这位老姑娘对英国潦倒二手书店的无限热爱,对英国旧文化旧文学旧传统的一片痴情,对这些怀旧的人来说,是一帖温润滋补的药,把他们熏得晕晕乎乎,舒舒服服,而且这是一副中国式的汤药,头剂、二剂、三剂,喝了十几年还不舍得把药渣子扔掉,这是这本书话式的信集能在英国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了。

  一九七五年,汉芙家中所有的鞋盒子都被腾出来装了英国各地的书迷们寄来的信件,BBC决定把《查令十字街84号》搬上荧屏;六年之后,素有盛名的英国戏剧界决定把它改编为舞台剧,在伦敦最好的剧院上演三月不衰;再过六年,此书又被改编成电影,由著名演员安妮·班克劳夫特及安东尼·霍普金斯领衔主演,电影介绍中称,“这部片子旨在反映两种爱情,一是汉芙对书的激情之爱,二是她对德尔的精神之爱”,终于在书缘与情缘之间系了根红线。


  

  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缘分只能靠文学作品去演绎,然而他们最终未曾见面,电影中也没能让他们见面,没有缘分就是没有缘分。

  霍普金斯演德尔是最贴切不过的了,《霍华德庄园》、《长日将尽》,他最适合演的就是那种正经而又有些压抑的英国绅士。

  那部电影太干了,幸亏我不是英国男人。

  没有缘分的也会有感情,所以,并不能说是电影做作。

  这样的感情最好还是藏在心底。

  但是做妻子的总是会有所察觉的,每个人都很敏感,无论这个人爱不爱书,读不读文学作品,生活中的许多东西远比书要重要。

  有的时候,我并不忌讳告诉你我曾经很嫉妒过你,因为弗兰克对你的信如此喜欢,你的信与他的幽默感又如此相同!而且,我也嫉妒过你的写作能力。我与弗兰克在各方面都恰恰相反,他友善、温和,而我的爱尔兰的血性使我总是与人争斗。我很思念他,以前的生活太有意思了。他总在向我解释,也不住地教我些有关书的知识……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寄出)

  与查令十字街84号有关的书另外还有两本。汉芙一九七一年初访英伦时每一天都记有日记,出版成《布鲁姆斯伯里的女公爵》(TheDuchessofBloomsburyStreet);一九八五年又出版自传《Q的遗产》(Q’sLegacy),介绍她爱书的起始,与德尔通信以及书、电视剧、舞台剧出品的前后经过。《八十四号》中的那些信件,大都是信手写来,原本并不是为给别人看的,如果不是因德尔不幸早亡,它们可能永远不会面世,它们是率情之作,有些有趣的书话,信函来往间更能看出美国老小姐与英国拘谨绅士间的不同性情风格,读来流畅而有趣。《女公爵》虽是日记,但原本便是为读者而记的,虽说笔法仍流利,但总归有些矫作牵强。汉芙这么多年对英国魂牵梦萦,仿佛一位怀春女子二十年后才得见梦中情人,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讨好对方才行,便乱了章法,信函中所有的那种风趣幽默全被吓跑了。而且汉芙对英国传统过于热爱,一叶障目,她所见的只是她自己头脑中的百余年前的英国,实在是遗憾。到了《Q》一书,《八十四号》早已经历了大江大海,若干年后回忆往事,汉芙反而能心如止水,返璞归真,不动声容了。

  海莲·汉芙,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一九九七年四月九日去世。终身未嫁。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北京方星园
Posted: 2009-07-01 17:24 | 1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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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蒂:吕贝卡和她的朋友们



  吕贝卡的父母住在巴黎香谢里榭大道旁边一条优雅的小路上,那是一套宽敞的欧洲大陆式的公寓。八年以前,我曾经与吕贝卡一起租住伦敦大学的房子,圣诞节,吕贝卡回家,便邀我同去巴黎,住在她父母家。落地长窗,炉火,沙发,那时我与吕贝卡都是伦敦的穷学生式的生活,这种巴黎的小资请调很让人舒服。吕贝卡的父亲是巴黎一家银行的高级顾问,吕贝卡从小在纽约和巴黎长大,读大学时才回英国老家。也见到许多吕贝卡小学中学时的朋友,开着快车,穿着名牌,吃着鱼子酱,通宵达旦地从一个晚会到另一个晚会,凌晨喝醉酒以后回家。在巴黎的吕贝卡和在伦敦的吕贝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伦敦吕贝卡的生活是没有晚会和资产阶级的享受的。我那时在一家艺术学院的图书馆中打工,又要在伦敦城市大学学习信息电脑专业的硕士,常常是痛苦不堪,与吕贝卡俩合租房子倒也正合适,因为我们俩都是苦行尼的生活。她喜欢早起,我喜欢晚睡,所以就从来没有浴室卫生间的争执。吕贝卡刚刚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做得自然很尽心尽力,每天六点半就起床,八点钟准时赶到办公室,晚上七点钟才下班。不要以为她在伦敦金融城中大银行大公司大律师楼中拥有什么重要职位,需要她每天十二个小时扑进工作里。她的工作其实是天平的另一端,她在一家非政府机构工作,这种机构的英文名字叫做NGO, 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的简称,她的工作是提倡推广公平交易(Fair Trading),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小业主个体户们在欧洲直接寻找客户,避免那些发达国家的中间商的剥削。每天晚上,我们总是坐在厨房窄小的桌子前,或是吃我烧的中国式炒面,或是吃她做的意大利式通心粉,总是要聊到我突然记起我还有一大堆上课的录音没有整理(那是我和另外与我同班的两个中国女孩对付枯燥无聊的课程的唯一办法),或是她意识到如果再不上床的话她明天可能上班就要迟到。

  吕贝卡大学里的专业是非洲经济,学业出色,头脑清楚,也许因为从小家境优越,而且父母高朋满座时也从不让她回避,所以,她是那种仗义直言不畏强暴从小就不知道害怕这个概念的那种人。可以说,她打破了我对许多问题的固有成见。例如当时我总是认为瑞士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国家,因为它永远是中立国,没有参加任何世界大战,世界上重要的和平谈判都是在这里举行。瑞士在我的心目中总是阿尔卑斯雪山美丽平静,山中的小木屋如童话世界,牧羊女海蒂奔跑在山间小溪旁。"错觉,这些都是错觉。"吕贝卡说,瑞士可以说是最没有道德的一个国家,它是富人的天堂,钱是那里唯一衡量人的标准,无论什么样的人的钱,不论什么样的赃钱,在瑞士都可以得到保护。例如二战时纳粹们就是把钱存在瑞士银行,有的战犯逃到拉美等地现在还能从瑞士支取他们沾着鲜血的钱。再如许多非洲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们也是把他们贪污而来的钱存在瑞士,如果有一天他们被他们国家的人民推翻,他们还是可以照常在欧洲用他们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过皇帝一般的生活。为什么瑞士永远中立,就是因为那些掀起战争的刽子手们在瑞士都有利益。

  吕贝卡说的话论据论点俱全,很有说服力,对经济学我本身是一窍不通,听她讲讲也就是对我的很大启发。通过吕贝卡,我也认识了她的一批伦敦的朋友、同事,他们与她在巴黎的那帮哥们可真是天壤之别,他们常常称一般英国人的生活为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们的家中往往摆设简单,绝对没有中产阶级那种精致的装饰,他们的地毯往往是印度之行背回来的线织的地毯,而且织毯工肯定确确实实不是那种奴隶般的童工。他们家中从厨房的餐巾纸到卫生间的卫生纸肯定都是回收用纸,如果你不小心浪费了一张白纸,他们就要诉说一番世界森林资源的重要性和那些可怜的树木。他们肯定也一直都很小心把家中空着的酒瓶子按照透明和绿色和棕色分成几堆,然后逐个扔进不同颜色的废瓶回收站中,旧报纸肯定也不是随随便便扔进垃圾桶中的,肯定也要大老远带到废纸回收站。他们穿的衣服也总是有些不合身,因为他们的衣服大多数都是从慈善商店中买来的二手货,这些朋友们一般都做着报酬不高的但是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所以他们买这些衣服的因素之一是价格便宜,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知道,他们在慈善商店中花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癌症研究会、第三世界扶贫会或是艾滋病基金会的经费,这些钱,虽然数量不多,但会去帮助那些最需要钱花的人。他们也大都是素食主义者,有的可能连牛奶鸡蛋都不吃。

  我常常佩服吕贝卡如何能在她巴黎的朋友和伦敦的同事之间游刃有余。我曾经问过她这个问题,她说巴黎的朋友是她自幼的伙伴,但是他们也常常会觉得她有些古怪,他们给过她一个绰号,叫"左派傻瓜"。在巴黎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谈政治,不谈伦敦,不谈工作。但有时她也怀疑,这些儿时的友谊会持续多久。当然她这话是在伦敦说的,我常常怀疑在巴黎时候的她是不是会回头看伦敦那个节衣缩食梦想为天下抱打不平的自己,是不是觉得伦敦的自己太执着于理想主义的疯狂,确实是一个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左派傻子?

  与她同住时,我也常常受她的感染,有空时也曾在她安排的圣诞节义卖会上帮她守守摊子,替她去飞机场接她请来的那些拉美或非洲的咖啡香蕉蜂蜜农民们,他们往往穿着与伦敦的阴冷的冬天极不相称的塑料凉鞋,我的第一个工作往往是陪他们去慈善商店买鞋子。

  我与吕贝卡同住了一年半,后来各自搬了家,但还是经常保持联系。她的工作很出色,她所推广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公平交易的咖啡蜂蜜现在在大型超市中都有出售。我也常常在自己力所能及之处做一点小小的贡献,例如总是在所有认识的朋友中替她的咖啡蜂蜜做广告。我们都过了三十,私人生活都不是太顺利。我回国拍片子一年,一九九九年六月重回伦敦时,与吕贝卡再见面,两人对生活都颇有感叹。问她如何,她说最终,她巴黎的假期和伦敦的工作成了面对面的敌人。见我不解,吕贝卡递给我一张报纸。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一年,与英国的一切颇有隔离。报上头版头条,都是关于伦敦的反对资本主义游行。吕贝卡的同事们在外面游行示威,她的童年的伙伴们在大楼里开会。晚上在酒吧中两批人狭路相逢,第一次,她的忠诚受到挑战。




  经吕贝卡提醒,我才注意到,一年隔世,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她给我看报纸的是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八日的那次游行。这次游行可不只在伦敦,全世界从捷克到尼日利亚,二十七个城市都举行了大型示威游行,吕贝卡的同仁们称之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狂欢节"。伦敦金融城中,有三千人参加了示威,吕贝卡的单位是组织者之一。但是原本计划的和平举动很快演变成武力冲突,游行者中有一部分是在伦敦无所事事的痞子们,还有一部分是向来主张直面冲突的极端分子们,他们以砖头、锤子、棍子为武器,麦当劳的玻璃橱窗是首攻对象,金融城中那些在阳光下闪着亮的玻璃建筑也没有事先安排什么防爆装置,能砸到的都砸了。这次游行,是继一九九○年反对人头税的游行之后英国最大的一次游行,最终收场时,四十六人进了医院接收治疗,整个游行示威造成的损失价值五百万英镑。正是这次游行示威之后,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提到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再度流行,"反对资本主义" (anti-capitalist) 逐渐成了一场逐渐壮观的全球性的运动。

  和平变暴力,有效的示威变成无效的无政府主义的蛮横之举,这有些出乎吕贝卡的意料,也让她思考。她是个很有头脑的人,这些年来辛苦工作颇有建设性的成效。她当然不同意武力冲突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和她的许多同仁们一样,她仍然认为游行示威唤醒公众是对国家政府金融机构施加压力的有效办法,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组织示威者以和平为主,尽量避免最后的暴力冲突。然而愿意走上街头的都是那些想替世界抱打不平的热血青年,要他们头脑冷静,行动有法,谈何容易!而且,按照中国的俗话说,"一个老鼠屎,能坏一锅汤",只需要很小一部分人就能让一场示威变质,这是定律。

  以后的一年中,常常在新闻上看到各种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世贸大会在西雅图召开,国际金融财政的首脑们准备议会日程,全世界各地的NGO们准备相应的抗议示威活动。因特网在这里大大地派上了用场,NGO的所有联系,号召都是在因特网上进行的。会议召开之前两三个月,官方便不停地在讨论防范措施,武装警察每日进行训练,跨国大公司们纷纷雇佣训练有素的保安们,诚惶诚恐,颇有些大兵压境的感觉,但是他们在明处,这些兵在暗处,他们不知道到那一天会有多少示威者出现,示威者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当时和吕贝卡以及她的一些朋友出去吃印度饭,他们都嘲笑国际大款们的多余的小心。我想想也是,这批NGO的人们没有枪没有炮,一个个都是瘦骨嶙峋的吃素的人,不就是喊喊口号举举标语么,何必让那些西装革履的总裁主席们如此担惊受怕,难道他们真的理亏心虚?最终,有十万游行示威者聚集于西雅图进行抗议,那是继美国六十年代反越战游行示威之后的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原本也是如吕贝卡们所计划的那样的和平抗议,但是很快也变了形,最后的结果是警察全副武装与示威者产生冲突,催泪弹,橡皮子弹都用上了。示威者说警察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是他们先动的手,警察则说示威者虽然没枪没炮,但是手上的砖头棍子打起人来也是够疼的,也照样可以把玻璃橱窗砸得粉碎。同时在伦敦,也有两千人在市中心举行示威,其结果也是以武力参与而收场,四十多人被捕。

  以后,凡是有重要国际金融会议之处,便是示威者活动的场所。二○○○年四月十六到十七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近十万游行示威者将美国首府堵得水泄不通,整个城市变成瘫痪状态,以至于许多国家的金融部长银行行长们被人墙阻挠无法赶到他们的会场,身上还被飞来的鸡蛋西红柿击中过好几次。示威的组织者们吸取以前的教训,整个示威一开始是属于比较和平的。警察也比以往要有经验,他们都是全副武装,但是最后还是有暴力冲突,警察心狠手辣,示威者不甘屈服,导致六百人被捕。

  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各地都有示威游行,在伦敦,有四千人上了街,大都集中在西敏区议院附近,他们开始"游击花园"运动,在议院广场象征性地铺草种花,象征对世界环境的重视。但是一如其他任何示威,原计划的和平之举最后也因一小部分人的行动而变得丑陋,有人开始在街头塑像上胡乱涂写,最后的结果是四十二人被捕。

  九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在布拉格举行,事先,抗议者们也是通过因特网进行联系,安排抗议活动,路线和另类讲坛。此时,金融会议的组织者和警察们都颇有经验,捷克政府自然也是帮大款们,会前几天就将机场封锁,又在各个会场之间建立安全通道,他们要尽力保证财政部长们不用再像西雅图那样需要突破重围才能到达会场,不能再让他们冒身上被扔几个臭鸡蛋的险。捷克警察也和伦敦美国的警察交流经验,设计对付抗议的办法。但是示威者们谙熟毛主席的游击战术,他们从陆路四面包抄捷克,在布拉格城外搭了无数帐篷基地,既是示威游行,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狂欢节。每天整个布拉格街头都是举着标语跳舞的人们,对抗会议另类论坛的每项日程也热火朝天。示威者们充分享受着欧洲中部的金秋,他们也学会了几句捷克语,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麦当劳在哪里?"每天总要有些小的武力冲突,他们的吵闹声呼喊口号声歌唱声最后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们逼得快要发疯,最后整个会议不得不提早一天结束。"我们基本上是和平有序,是这些资本主义的肥猪们肚量太小。"这是示威者们最终下的断语,胜利自然属于他们这一方。他们称自己的行动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真正的国际人民运动,他们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跨国大集团所创造的经济政治秩序!"




  我对这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渐有兴趣,有时间时总要抓住吕贝卡和她的朋友们想问个究竟。你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口号是什么,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正儿八经地摆上采访问题,吕贝卡总是皱眉头,回答是"说来话长,很难一言以蔽之"。

  首先,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示威抗议者是由各种不同的慈善机构、工会、环保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他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宣言或是口号,他们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每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内部纲领。他们有的只是一个共同的敌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或者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这种资本主义的代表就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这个"铁三角"。他们认为这些组织是被政客以及公司精英们利用来创造今天的"不公平,毁灭性的全球经济秩序"(unjust destructive global economic order)。他们都相信:"发展意味着死亡"(Growth equals death)。

  什么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因为电子通讯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之间贸易障碍的减少,所以现在所谓的"大公司"都是横跨许多国家的公司,而且他们常常比一个国家的政府更有权势,跨国大公司现在控制着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贸易。这些大公司最典型的代表是麦当劳、可口可乐、星巴克咖啡馆、耐克运动鞋等等。全世界现在都屈服于商标的淫威之下,从非洲到南美,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都知道麦当劳可口可乐的标志,商标成了一种国际语言,这些商品代替了人们的生活,挤垮了当地的小型经济,而且现在的广告业不仅是要出卖一样产品给你,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的观念强加给你,这是他们对于我们头脑的一种殖民,一种控制,最终全世界的人都要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和选择,老老实实服服贴贴地跟着商标走。

  她的这些论断我听了有些玄,我说对我老家的很多孩子们来说,麦当劳可口可乐都是国际化现代化的象征,是好事。我说可能所谓自由和选择,都是富人家子弟的奢侈用语。说起贫富,吕贝卡更来了劲,她说,本来这些国际型跨国公司就是掠夺了穷人家孩子的梦想和文化,经过包装以后又想把它们卖回给穷人家的孩子。例如耐克球鞋,现在他们的广告用语就是要追求另类,用的都是反对种族歧视之类的话,他们重金聘请为他们做广告的也都是黑人球星,五十年来黑人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最终沦落为肤浅的广告词,贫穷的黑人孩子的文化和观念被强奸了,大公司想要灌输给人们的不是一种产品的商标,更是一种生活的商标,而且是偷来的文化。

  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是这些国际大公司对于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还有那种非人性的高强度的劳工制度。吕贝卡能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例如耐克一九九二年付给著名运动员Michael Jordan 两千万美元让他比赛时穿耐克球鞋,这个数目比耐克公司那一年付给他们整个在马来西亚的三万工人的工资还要多。每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耐克城中的售价是一百二十美元,但是东南亚耐克工厂的工人每天的工资只有两美元。所以去年西雅图的示威游行中,耐克城是示威人士的重击对象之一,耐克公司不得不雇佣全副武装的防爆警察进行保护。再例如,迪斯尼公司总裁Micheal Eisner 每小时的工资是九千七百八十三美元,而发展中国家中制作迪斯尼产品的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合二十八美分,所以,那些可爱的米老鼠、唐老鸭都是沾满工人们的汗水的。不仅是报酬极低,很多西方大公司也对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力给予非人的待遇,例如在菲律宾以及其他地区为欧美市场生产成衣的许多制衣厂中,工人在上班时说话或是微笑都是被禁止的,工厂的厕所都是用大铁锁锁住的,每天只在上午和下午各开放十五分钟,很多工人只能在缝纫机下自备塑料口袋,以供方便之需。他们生产的衣服都是西方大城市名店中的名牌,每件衣服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我说至少这些工人还是有工作的,比起他们同村中没有工作的人,他们可能还算幸运。吕贝卡说他们是人不是动物,西方的资本家们在给他们工作的同时没有资格剥夺他们的尊严。

  示威者们认为虽说世界极端贫困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已经在降低,但是贫国和富国之间的差别却越来越大。在一九六○年,全世界最富有的二十个国家的国民总产值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二十个国家的十五倍,今天,他们的差别是三十倍。自一九六○年以来,最贫穷的二十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没有什么增长,相反,有一些国家还有一些下降。而且,从整个第三世界来说,经济增长只集中在几个国家中,例如新加坡、韩国等。但是对于大多数贫穷国家来说,他们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而且这种贫富差别还不只是人均年收入,还在于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卫生设施等等。示威者把这种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怪罪于跨国大公司的扩张,还有大公司对于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力的剥削。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全球化让富有者更富有,贫穷者更贫穷。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生命,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有如此天壤之别?这公平吗?不公平!不公平怎么办?不公平的东西就应该打碎!吕贝卡和她的朋友们一说到此,便是义愤填膺。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这是抗议者们最为反对的三个组织,他们称之为"铁三角"。它们到底是什么?

  一九四四年七月,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世界银行,亦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总部都是设立在华盛顿,并都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银行的目的是向成员国提供作为生产性投资的长期贷款,以促进其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是协调成员国金融货币政策,提供中期贷款,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以及稳定汇率。

  一九四七年十月,联合国的二十三个成员国在日内瓦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 GATT) ,这是一个多边国际协定,其宗旨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消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一九九五年,GATT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这时,其成员国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五个。WTO不仅继续执行GATT的各项协定,也进一步制定新的协定,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贸易都是按照WTO的规定准则来进行。

  三大组织的宣言,都是为了世界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而创造条件,都是天大的好事,为什么示威者们会对它们如此痛恨?我要求吕贝卡指点迷津。

  吕贝卡说,你如果真相信它们所说,那你就是太天真了,就像一百多年之前为什么会发生鸦片战争,英国人把大炮开到你们中国时,话也说得很好听,他们要的是"两边互利的公平交易"。现在的三大机构穿着同一条裤子,他们最初的宗旨可能是好的,但是任何机构都会腐败变质,特别是像世界银行、IMF和WTO这样大型的国际组织。它们所提倡的"共同发展",其实是发达国家踩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钱却都让发达国家赚去了,他们得到的,是还不清的债务。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是这三大组织的最大罪恶,世界银行对此负直接责任。见我的经济细胞实在不很灵光,吕贝卡就以世界银行为例,开了一个现场批判会。

  世界银行建立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成立之初,它为世界描绘了一个光明的前景,一个粉色的世界。他们的目标是要贷款给那些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的国家建设,它的中心任务似乎是要为穷人说话,扶贫救苦,它也确实相信他们借出的钱能够帮助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给他们的公民带来财富,从而促进世界贸易,带来全球经济的繁荣,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纽带,从而使全世界达到长治久安的和平。但是好心肠不一定有好结果,五十年下来,这些美好的愿望无一得到实现。

  世界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借贷银行,它只向各国政府借钱,而且是只借钱给那些在别处银行信誉不好借不到钱的政府,这些政府大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但是世界银行不只是把钱借出去就完事了,它还要帮助这些国家决定如何使用这些钱,决定这些贷款应该投资于什么样的项目,并对这些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非洲拉美南亚次大陆穷山沟里的老百姓们自然把世界银行西装革履的专家们奉为救星,这些专家们也就煞有介事地对这片他们丝毫不了解的土地指点江山:"你们可以在这里建造一个大型水电站,可以在那里建一个大坝,这样你们就有电了,有了电你们的村子就亮堂堂了,你们就能建工厂了,你们的生活就能赶上发达国家了。"于是,世界银行贷款所投资的大多都是这类好大喜功的大型项目。但是世界银行热爱这样的项目,因为这种大型项目利于管理,而且容易成效卓然。当地国家的政府自然也喜欢这种项目,因为可以显卖政府的权势,也可以顺便贪污一些资金。当地老百姓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是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吕贝卡说,你到印度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去走走,常常能看到刚刚开始或是完成到一半的大型工程搁在那里,借来的钱三分之一进了各种有权有势的人的私人腰包,三分之一付给了世界银行的高级顾问和发达国家的工程师们,三分之一能投到项目中,但是沿途还要被那些有小权有小势的人顺手牵羊一些,所以,很多项目开始没多久经费就用完了,再去世界银行借吧,已经开始了还钱的过程,世界银行一开始的那种热情也转移到另一块处女地。当地被拆了房子收了土地的居民怎么办,你们就现搭个小棚子临时住一阵吧,这临时一住往往就是二十、三十年。

  同时,贷款政府还得根据世界银行的指令对其国内的经济以及内务政策进行调整,中国有句俗话,有奶便是娘,世界银行是债主,当然也就有对借债方发号施令的权利。早在一八八七年,美国经济学家亚当斯 (Henry Carter Adams) 就曾经写到过:"借债给另一个国家,是建立强权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第一步,在特定情况下,它必然导致侵略和占领。"当然世界银行还没有那么残酷,现在也已经不再是殖民的时代,它还没有把国际纵队和航空母舰派往那些借了钱的国家,但是,它给这些国家提供的是不可拒绝的建议,教他们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提供服务设施,如何适应国际市场。世界银行、世贸以及国际大财团称这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不够发达",所以他们认为"发展"是治疗世界贫穷的药方,而这就意味着要求第三世界国家放弃他们的传统价值,承认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习俗落后过时,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其实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那就是做生意的锐气,开放的心理,乐观的精神。但是在示威者看来,世贸世界银行所推行的是一种有害无益极端个人主义的贪婪,是一种经济侵略和经济殖民主义。由此而来,世界银行的权势越来越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权威越来越少,更有害者,这还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心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肯定是要被抛在脑后了,自立,自强,自尊,自重,自信都很快被外国借贷冲得一干二净,第三世界国家就永远只是世界上的次等公民,他们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要向世界银行借钱,外国援助是一种会上瘾的毒药,一种无法拒绝但又极端有害的东西。

  而且世界银行是个借钱的机构,不是一个免费给钱的机构。借债是要还的,而且借的是美元,还也必须还美元。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五十、六十年代借钱到现在,国内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让他们的债务总额翻了几番,再加上利滚利,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脖子上的债务枷锁就永远也褪不下来。而且,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如何能弄到美元,只有靠向发达国家出口东西,然而,发达国家看中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力,他们想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向他们出口,谈何容易。

  世界银行和世贸认为贫困国家只有依靠外来资金以及外援才能发展,如果没有外来的血液,这些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示威者们认为这是他们理论上的错误,外资的投入与贫困国家之间发展的因果关系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可能这种因果关系根本就不存在。研究表明贫困国家的发展大部分靠的还是国内投资。现在,贫困国家每年仍向西方借贷成千上万美元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大多又都以还债的形式回到了西方,而且现在,他们还债的钱比借的钱还要多。例如一九九四年,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借款一千六百七十八亿美元,还债的数目是一千六百九十五亿美元。

  借钱给没有必要借钱的人,已经是一件坏事,教借了你的钱的人如何乱花钱,更是恶果不浅,虽说世界银行有那么多身价工资都很高级的顾问经济师,但是世界银行也确实向借款方出过不少馊主意。早年他们的重点在于那些好大喜功的基本建设项目,破坏生态环境,得不偿失。世界银行的一位前任总裁说过:"为了发展,有些人吃些亏也是可能的。"但是吕贝卡们辩论说为什么吃亏的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穷苦老百姓?受益者寥寥可数,借了钱拿利息,世界银行本身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受益者,世界银行的官僚机构也就在这利益中越来越庞大。第二个受益者就是那些借钱国家的政府们,许多独裁政府都是靠着世界银行的贷款才得以生存。第三层受益者是那些会拉关系的中间商、掮客、顾问、出口商们,在这部分人中,大多数仍是发达国家的生意人。真正需要帮助的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什么利益也没有得到!

  吕贝卡说,她不是素食主义者,她去游行去示威,不是为了拯救几个小动物,或是保护一片小森林,她以及她的许多同仁们所要争取的,是世界银行、世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各发达国家政府无偿取消第三世界债务。请不要再借钱给他们来还欠你们的利息了,他们借贷的钱早还清了,连利息都还了两三倍了,为什么你们还这么贪婪?




  我常常想,吕贝卡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行动,是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世界银行、WTO和IMF现在在世界上有着不容挑战的领导地位,它们对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变化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们有着许多不同的面具,可以说它们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是独裁专制政府的朋友,是冷酷无情的金融机构,是私有化的倡导者,但也可以说它们是国际事物的督察员,工业化进程的推动者,社会公正的声音,全球经济的协调者,是社会服务的代理人。这样庞大的国际性组织,吕贝卡和她的朋友们能是对手么?我告诉她我们国家有一个作家叫鲁迅,他在几十年前就写过有关年轻人上街抗议示威的文章,那是至理名言,我们都是吸取了经验教训的。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是太理想主义了吗?吕贝卡说,这个世界上就是理想主义的人太少了,每一个人都想实实惠惠地只顾及自己的利益,所以才产生自私贪婪和邪恶。"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她说了一句让我很觉得亲切的话。

  她和她的朋友们最终是否会胜利,这很难说,虽然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物欲横流的公平的社会。但是,最起码,有一点让吕贝卡高兴,去年年底,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宣布,他要取消四十一个发展中国家所欠英国债务的所有利息,从今年开始,他们只需归还英国许久之前借给他们的本钱。虽说这离吕贝卡和她的朋友们所追求的无条件取消所有债务还差得很远,但是这些利息的总值可达上千亿英镑。布朗之举在伦敦金融城中掀起轩然大波,很多高级顾问银行老板力劝他收回此令,但是这位从小在公房区长大的笃信基督教的财政大臣执意要为世界做一件好事,而且呼吁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共同行动,真正给世界一个好一些的明天。吕贝卡和她的朋友们也齐声称好,虽然大家都说工党由红色变成粉红,但是社会主义的底子还是没有完全被磨灭。

  还有一点更让吕贝卡欣慰,圣诞节时又回巴黎,他的父亲,居然与她主动谈及示威游行反对全球化反对帝国主义之事。他说在布拉格时,他正主持一次讨论会,看到示威游行者在街上经过,他宣布休会片刻,大家都走到窗口向外张望,他说他觉得他们也应该在窗子的那一边。"六十年代时,我们都是在窗子的那一边的,现在我们怎么就到了窗子的这边来了,真是不可思议。"他这样对大厅里的同事说了,居然还有不少人点头赞同。他对女儿说:"你们受警察控制,我们也受警察控制,我很想去看看你和你的同事们的,我们并不是完全不同意你们的观点,可能只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同罢了。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不要忘记带着你的手机,我们可以想办法饶过警察见面!"


二〇〇一年三月于伦敦
Posted: 2009-07-01 17:39 | 1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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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蒂:莫根的伤心事



这是七月美丽的一天,伦敦城中心西尔维亚路上男装商店的生意依旧,清冷得一如往常,只有一两个顾客,这里昂贵的物品,不是一般的逛街购物的人会想到要光顾的地方。然而,店中人此时的心里却有一丝异样,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伤。他们刚刚听到一则新闻,前一日,有一个人从附近Albany公寓的三楼跳了下去,头颅粉碎,当场死亡。这店中的雇员顾客原本是不会在乎因厌世而自杀的人的,芸芸众生,生死有命,干我何事然而,这个人却是他们的相识,也是这里的老主顾。警察在他的住处发现了300件绣着他名字缩写的衬衫,90双手工制成的皮鞋,还有60套西尔维亚路上这家高级男装商店为他定制的西服。  

这不是一篇侦探小说,不是一个情杀、谋财的故事。这位跳楼自尽的人叫约翰·莫根,41岁,是伦敦的一位社交名人。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位真正的“英国绅士”,他是英国社交礼仪的权威,是一位成功的典范。他的几种有关现代礼仪的著作如《现代礼仪》等是各个图书馆所必备的参考书,他是英国著名男士杂志《绅士》的主笔,他还在《泰晤士报》上开有一个专栏,每周一次回答读者的提问,教导越来越不注意仪表的现代人应该如何做真正的绅士淑女。

他教人们如何才是吃香蕉的正确礼貌的办法:香蕉是不能拿在手上剥了皮大啃的,那实在是有失风雅,香蕉必须横放在盘子上,用刀叉先将它的两头切去,然后再横向剖开香蕉皮,其后才将香蕉切成小块,优雅地送入口中。他还教女士们出席皇家花园茶会时应该穿着的衣饰,这里,裤子是大忌讳。弘扬种种古典的社交礼仪规范,是他的使命。他无法看着英伦的古雅风情日益堕落。内阁财政大臣布朗出席伦敦市长的宴会时拒绝打白色领结只穿一般西服出场,这在他眼中简直是丑闻;西塞克斯的伯爵夫人的婚礼上有的只是自助餐,这让他伤心之极,因为自助餐是平民百姓的格局,实在让伯爵的身份掉价;他的出版社举行午餐会时侍者居然逆时针方向上菜,这也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他立即对她们进行了纠正;他常常劝他的好友们千万不能随便到一家商店中买西装的成衣,因为这也不是真正的绅士的作为。

他自己的谈吐举止、穿着打扮也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只在西尔维亚街买衣服。衬衫、西装、鞋子,甚至外出旅行行李上的标签都是手工订做而成,他的衣服总是要用薄薄洁白的衬纸包裹,他丝毫不追求现代的名牌时装,在他看来,那只是肤浅的没有教养的暴发户所爱干的勾当。他的手表、皮带、皮夹也都是精致无比,他用平头钢笔蘸着墨水写的圆体字是英文书法的典范,他的信封信笺都是特制而成,上面压印着浮雕花纹,也许可与荣宝斋的上乘水印笺媲美,他是不用胶水更是不用唾液粘合信封的,他用的是那种古老的蜡制封泥。出门时,他总要带上他那把银柄的长伞,伦敦晴雨变化无常,刮风下雨时,他总是要为与他走在一起的女士遮挡风雨。他从来不去超市或一般商店中购买日常用品,在一般的银行中存钱取钱对他来说也同样无法接受,他不能想象自己可以和那些臃肿的家庭妇女、出着臭汗的快递公司的摩托车骑手一起排队等着见柜台后满口伦敦东区低级口音的银行经理,他只在会员极为精选的Claridge俱乐部中兑换支票。办公楼中的卫生间他是不去的,需要方便时,他总是要不辞辛劳地来到他的俱乐部,使用这里的卫生间,因为只有在这里,方便洗手之后,会有服务员为他递上一条洁白的亚麻布的擦手巾。幸亏,他的办公室和他的俱乐部相距不是很远。每天下午四点,他的两位助手必须准时为他沏一壶下午茶,用的是一套正儿八经的精美的薄胎茶具,银质的擦抹得亮堂堂干干净净的托盘,茶壶茶杯茶盘一定要事先用热水温过,牛奶是要盛在小巧的钟形瓶中,小瓷罐中的糖可不是白糖方糖,而是浅棕色的透明的小冰糖,银质的茶匙舀起一勺来,如同一小堆碎水晶,晶莹剔透,当然,那一碟巧克力的小饼干也是必不可少的。

他是英国社交界的宠儿,他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他知道每一天伦敦每一个重要的聚会,他像一只蝴蝶,从一个晚会飞到另一个晚会,他总是礼貌地等在门口,等着主人邀请他进去。他说话得体,风趣自然,恭维人时不露骨,开玩笑时不粗俗,让每个人都觉得舒服。他喜欢古典音乐,喜欢歌剧,是皇家歌剧院的赞助人,每次去听歌剧,他总是要披上他那著名的夜蓝色真丝大氅,歌剧院也总是给他留着最好的位子。一周五天的工作之后,常常有朋友约他去他们的乡村豪宅度周末,每次在别人家里做客后,他都会用他精美的卡片写信致谢。每个人都觉得他很有魅力,礼貌、善良、细致并且有趣。

然而这个美丽的七月的黄昏,伦敦城中心Piccadilly街后这栋维多利亚老宅的三楼,一切似乎都没了意义,窗外飘着几朵白云的蓝天似乎成了惟一的答案。

莫根的英国文化造诣很深,他所知的英国文坛旧事逸事更是强过一般的英国人。一般游客要去之处他是不去的,什么白金汉宫、大笨钟、唐宁街、皇家卫队换岗之类,他都没有兴趣。他自己设计着独特的旅游路线:王尔德的伦敦、狄更斯的伦敦、伍尔夫的伦敦,等等。他寻找的,是英国人心目中的那爿古玩店,是那一堆过时但是仍很精美的古花瓶旧瓷器。然而,此时,他正有些失望,因为他的那一批英国朋友,竟然不再喝下午茶。他们正忙着在广告公司中编着肤浅而动听的谎话,忙着在投资银行中买进卖出各种债券,忙着在保险公司中说服客户把养老金的投资交给他们,忙着在证券交易所中扯着嗓子吼叫着下一个要抛摔出去的号码,忙着在全世界飞来飞去联络传媒大亨……这群精力充沛的朋友们没有闲工夫去喝下午茶。他向他们提出他的疑问,他们颇为惊讶地看他,抛出一句京腔京白:“哥儿们,你以为这还是50年前的伦敦都快21世纪了。有没有来错地方?”他们竟然不在乎。伦敦街头越来越多的是法国式、意大利式的咖啡馆,连名字都是法文、意大利文,虽说人们还是要不断地一杯一杯喝着茶,然而,面前的一切,离久闻大名的下午茶文化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莫根从他三楼的窗子里飞了出去。莫根的悲伤,不是为他所推崇的传统文化而悲伤,而是为他自己的身世而悲伤。他的症结,不是后天的怀旧,而是与生俱来。他的这种病,可不是我们这种冷眼的旁观者所能治愈的。下午茶不难模仿,即使没有文化的底蕴,文化的形式总不难引进。莫根的伤心事,归根到底,可以说是英国那无可救药的阶层等级制度。




英国的等级制度历史悠久,而且向来非常森严,早在1688年,乔治王朝就把英国社会分为26种等级。后来,这种社会等级逐渐发展成上层Upper Class、中层Middle Class和下层Lower Class社会。用另一种词汇来说,这三个阶层也可以被称为贵族绅士阶层Gentry Class、市民阶层Burghers Class和劳动人民阶层Working Class。这三个阶层的人去不同的学校,受不同的教育,从事不同的行业,他们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晰。

世界上驰名的所谓“英国绅士”English Gentleman,就完全是一个阶层等级的概念,只有中上层的人可以被称为绅士,而对于中下层的人来说,绅士这个词是不存在的。“绅士”与否是不能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的。例如有这么两个英国人,某甲是个百万富翁,当然他的财富不是家传的,他的财富都是他自己挣来的。他是一般国立学校毕业出来的,说起话来有着北方或是伦敦东区的口音,家中的摆设身上的衣服虽也都是价格不菲,但是却是那种时髦的没有多少独到特点一看就是比较昂贵的。某乙则不同,他的父亲可能是地区的牧师,他上的是私立学校,大学当然不是牛津就是剑桥,他说起话来口中像是含着话梅,每一个元音都咬得特别准,他常常去法国意大利旅行,常常去听歌剧音乐会,中饭常常是在他所属于的俱乐部中吃,而他的俱乐部肯定是一个绅士的俱乐部,女人和没有人推荐的人是不允许进入的。他的工作可能是一个不太赚钱的律师,因为他不会没日没夜地工作赚钱,他需要有很多空闲和时间去享受生活,所以他常常是入不敷出,但是他却不太担心,也不愿降低自己旅游、歌剧、骑马、打猎的格调。在任何其他社会,百万富翁某甲应该算是正儿八经的资本家,而某乙只能算是有些小资情调罢了。但是在英国,某乙是属于中上层社会的绅士,某甲则只是个有钱的普通人,“英国绅士”这个词,是万万不能用在他的身上的。从地位上来说,某乙自然也要高上某甲很多等。

二战之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逐一独立,大英帝国的风采渐渐暗淡,国内的这种社会秩序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中产阶级逐渐变成有产阶级,英国绅士的“老钱”最终还是比不上中产阶级新钱的力量,虽说皇家每年还是要晋封一些爵士爵爷的,但还是不断有自由主义者提出打破等级制度、废除王权的呼声,不少人想把英国推向一个没有等级的平等的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家们为了顺应民心,也常常以“发展一个无阶层的社会”为他们的口号。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也不再因等级制度而较真,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和上层贵族们,他们往往更容易达成共识,社会越来越为金钱所左右,两极的人物其实都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本来就没有钱,很多贵族们的老钱渐渐变成了不值钱,他们所有的是土地和房产,现金越来越少,每天还得花一大笔钱维持大庄园的日用开支,于是,两头的人都想有挣钱的机会,很多挣快钱的黑事往往都是上只角的爵爷们和伦敦东区的劳动人民共同协力完成的。他们说话虽然还带着截然不同的口音,但是他们终于到了可以快活相处的地步,上层的傲慢和下层的潇洒浑成一体。反倒是一些中产阶级的人有些别扭,把等级观念看得比什么都重,也许因为向来就是被夹在当中的原因,他们无法傲慢,又不会潇洒,高不成,低不就,一心想着的是如何摆脱上压下挤的地位,往下走自然是不情愿,所以便要竭尽全力往上爬。这种人常常为上下两极的人所不齿。

但是,作为一个观念,等级制还是深深印在英国国民的性格之中的,想要彻底摈除,谈何容易。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阶层等级的意识还是根深蒂固。最近的民意测验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仍认为英国是一个阶级等级观念仍很重要的社会,百分之八十九的人认为最好的工作都为上层的那一小部分人所得。一般的英国人,也都很清楚自己的阶级地位是什么。在民意测验中,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认为自己是劳动阶层,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百分之十八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上的阶层,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自认为是上层社会的,他们一般就都是那些爵爷爵女了。

莫根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教会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向那百分之一的人靠拢。他在教世人一种怎么成为“英国绅士”的游戏,只可惜这种游戏是一个没有输赢和奖品的游戏,现在除了一些娘娘腔的男人、外国人和骗子商人以外,没有人想学习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绅士了。




看莫根的装束打扮,举止神情,听他的口音,人们一定会觉得他是世家出身,说不定还是个没落贵族,肯定是在私立学校受的教育,牛津或者剑桥的高材生。其实不然,莫根的出身虽不算清贫,但是绝对不是名流世家、书香门第,人们对他的过去知之甚少,可能是由于他从不谈论的缘故。他的父亲是Shell石油公司的推销员,母亲是位家庭妇女,他有一位哥哥,是个电脑工程师。莫根是在苏格兰北部的普普通通的国立小学和中学读的书,成绩向来不算出众,但是他自幼便由母亲培养,钟爱古典音乐,并且可以弹一手钢琴,中学毕业后,他进入英格兰中部的一家艺术学院学习时装设计,课余在当地一家饭店中弹琴,赚的零花钱都用来补贴他穿着打扮上的昂贵口味。

艺术学院毕业后,他在时装设计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建树和前途,但是伦敦这个五光十色的大世界吸引着他,他来到这里,成了80年代伦敦公关盟主Percy Savage的个人助理,这为他打开了进入伦敦社交界的大门。他也开始着力重塑他自己,首先,就是要改掉他的“低级”的口音,因为他深知,区别一个人是绅士与否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口音,没有人会把家谱出生证随时带在身边,所以开口给人的第一印象至关重要。不多久,他苏格兰乡下的口音已经全然消失,说着一口高级的公学英语,而且比去过伊顿和哈罗公学的人用词更为高雅、得体。于是,他具备了攀登社会阶梯的第一个条件。

80年代中期,莫根进入左翼报纸《卫报》,成为时装版的临时助理编辑,在《卫报》工作的男记者们个个都争当男子汉,莫根的手腕纤细白净,举止行为颇有些女人之气,在那群记者编辑中如鹤立鸡群,而且他的穿着打扮也刻意讲究。报社是文化单位,流行的是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潇洒,但是莫根着衣却总是一丝不苟,他总是要穿上三件套,有时是全身从头到脚一身白色。在这个左翼的报纸中,他太格格不入了。他始终没有得到转正,合同一到期,他只得离开《卫报》。但是,他并没有气馁。1988年,他进入了刚刚创立的《绅士》杂志,成为他们的时尚编辑。经过了好几任主编,但是他的地位却没有变过。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最恰当不过。渐渐地,他所沉浸在其中的旧式英国绅士的那一套规范变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逐渐成了一位真正的旧式英国绅士的代表,他进而便觉得上帝赋使命予他,他也要致力于教育其他人成为真正的淑女绅士,而且,他竟取得了成功,成了伦敦的红人。

有时,公众的宠儿往往可能是最为寂寞的人,几乎没有人去过他的家,很少有人知道他有忧郁症,他独自一人走过公园时,没有人会去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谈谈心他的公众似乎也就是他的私人生活,很多人以为他是同性恋,但是他既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女朋友,没有人敢询问他的隐私,因为在他的笔下有关淑女绅士的规定中,这是最没有教养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和他亲密到可以抓住他的双臂把他从困扰着他、把他推向绝路的东西中拉出来。他有许多认识的人,人人都说他温文尔雅,趣味盎然,然而他却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他的身世不会因他的意志力而消失,从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不属于那个社会,尽管那个社会已经把他视为宠儿,尽管在别人眼中他已经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太在乎了,他无法潇洒,从内心深处,他知道,他和千万个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永远不会属于那个百分之一的阶层。他只是一个演员,扮演着一个角色,也许这致命的一天,他突然决定不想演下去了。从朋友的乡间豪宅回到他自己的伦敦陋室后,他坐在桌边用精美的英文写信道谢时,他的心中涌起的肯定是一阵酸楚和凄凉,也许就是这种凄凉,把他推向了三楼那个窗口。是自傲还是自悲到了最后一刻,他竟没有一个可以拿起电话求援的人!

也许,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约克郡工人家庭出身牛津毕业的著名剧作家Alan Bennett说过的这样几句话:“真正摆脱阶层等级区别的法宝是自尊和自信,是一种无自我的意识。人首先要自己生活得心安理得,那么外界也才会以一种心安理得的自在和轻松来对待他们。我父母一辈的人会觉得这种心安理得来自于教育……其实,真正给一个人惹麻烦的是他个人内心的过分敏感,所以虽说教育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过分的敏感可以瓦解教育的作用,自寻烦恼的为难常常让一个人无法摆脱他的阶层。”虚荣心、虚荣心,做了十几年上层社会传统的卫道士,莫根竟然始终就没有学会自尊、自爱和自信!

天下没有那么多的人要和你过不去,有的常常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种族也好,等级阶层也好,性别也好,大体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进入了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状态,那么也就颇为无可救药了。 上海话叫“作”。

也许莫根天生就是这种自寻烦恼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作”的人。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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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蒂:说给你听一个鬼故事

   儿时常被祖母村子中传说着的游魂吓得半死,长大后倒偏爱读鬼故事。真幻迷离,乍醒还睡,知与未知之间,似乎最有趣味。合上谭恩美(Amy Tan)的新著《百种秘密知觉》(TheHundred Scret Senses),窗外正飘着雪花,回味着桂林山水间唱绵(长眠)的百年奇事,昨夜在泰晤士河南岸伊利莎白女王音乐厅新书朗读会上所见的谭恩美金黄色的长披巾闪着光,瘦小的身影逐渐隐入舞台黑暗处,这英伦的银白世界竟也有些难辨真假了。
  
   其实,《百种秘密知觉》并不是离奇古怪的纯鬼小说,书的主人公,是我们似乎在作者以前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九八九),和《灶神妻》(The Kitchen God’sWife,一九九一)中见到过的女子,相似的背景氛围和故事框架,中西方的差别及沟通,女性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男性只是陪衬的影子,只是这次,一对同父异母的姐妹取代了前两本小说中惯常出现的母亲和女儿。谭恩美三位同母异父的姐姐于八十年代从大陆来到美国,谭家一下子从小家庭变成大家庭,谭曾开玩笑说最大的麻烦是出去吃饭难订到桌子,这三位姐姐都大她十岁有余,与小说中的姐妹有着相似之处。
  
   妹妹奥利维亚是半个中国人,出生在美国,四岁时中国父亲去世,死前立下遗愿,希望妻子能找到他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时留在中国的女儿,两年后,十八岁的宽来到美国。对这位土里土气没受过什么教育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姐姐,奥利维亚从各个方面都加以拒绝,宽虽然从来连奥利维亚的名字都叫不清楚,但对她却是无微不至关怀讨好,百依百顺。宽自称有种特异功能,亦即她有双“阴”眼睛,能看到死去的人,有一批阴间的朋友。她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妹妹,但妹妹却没能为她守口如瓶,于是,继父母把宽当成病人送到精神病院电疗,宽出院后,一头乌黑的头发由于电击而变得焦麻,但其性格及“阴”眼睛的功能却没改,她对奥利维亚的背叛泄密毫不记恨,依然是妹妹撵都撵不走的温厚的大姐,依然常在她的枕边讲述阴间的故事。奥利维亚每日在宽的叙说中沉沉入睡,那些前世的纠葛渐渐变成她的梦境;等到她长大离家总算能独立生活时,发现为时已晚,宽已是她生活中想摆脱而摆脱不了的一部分。
  
   《百种秘密知觉》的前半部便是在这两个姐妹两种叙述的两条线索中进行,一边是由奥利维亚讲述的今生的旧金山的生活,由孩童到少女进而成年,她与宽相斥而又相吸的复杂细微的姐妹关系,与丈夫西蒙由恋爱到结婚再离异的感情纠葛。另一边是宽絮絮叨叨道来的百年前她在家乡桂林唱绵(长眠——此地名在书中有此二意)的前世,鸦片战争期间的土匪传教士,西洋商人,满清军队,种种义举、背叛和杀戮,她曾生为独眼的“女怒目”,她曾有过一位生死至交的洋朋友班纳小姐,班纳小姐又有一位相爱着的混血青年叫“一半”。两条线索平行进行,两世的故事共同发展,除了宽的阴间朋友偶尔要对奥利维亚的生活进行些评头论足提些建议,试图协助宽说服奥利维亚与西蒙重归于好之外,阴阳二界的人鬼之间并无关系。
  
   奥利维亚是位职业摄影师,优雅而有艺术感。宽则总是吵吵闹闹,穿的衣服也总不协调,“她会穿紫色方格布的上衣和蓝绿色的裤子,她耳语时的声音也总是嘶哑而哄亮,她散布有着健康的种种警告,她推荐各种中药,她也总是发表有关修理东西的高见,从修理破裂的杯子到破裂的婚姻,她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妙语间满是到何处能买到便宜货的点缀。”她当然也常常向奥利维亚兜售她有关阴间的理论,没有高深玄妙的说理,宽的阴间全是家常话:
    
   “那么,谁去阴间呢?”
  
   “许多人,不只是中国人,还有那些吃了后悔药的人,那些想再有次机会的人,或是想念太太,想念丈夫,想念孩子,想念妹妹的人”,宽停下,对我微笑着,“当然,那些想再吃中国菜的人,他们也去阴间,等在那儿,以后可以再投胎成人。”……
  
   “……如果你不挑肥拣瘦的,那你回来得就快,四十九天就成了,如果你有特殊要求,想要投胎成某个特定的人,想要能和某人结婚,那你就得等很长时间,像一个大的飞机场,你可以去很多地方,但如果你要飞头等舱,挑靠窗的座位,要直达的飞机,还要减价便宜的票,那你也许就得等很长时间至少一百年。”
    
   在宽看来,许多人想投生为中国人,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菜好吃,“又新鲜又便宜,味道多样,每天可换一个样,而且,中国家庭亲近,朋友忠诚,你这一辈子有了中国的朋友和家庭,他们会跟你干一辈子,便宜实惠,这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中国人。”
  
   对于宽的絮叨,奥利维亚无法争脱,却也不以为然,这样过着,宽来到美国已是三十年,她的英文的唯一变化是她说话的速度,人到中年,主人公们生活的转机促成了整个故事的转折。奥利维亚和西蒙受一家杂志之邀合作制作有关中国及中国饮食文化的栏目(西蒙是作家),宽极力怂恿这对离异的夫妻接受这项工作,并毛遂自荐为他们当翻译和导游,三人一同踏上了宽阔别三十年的故乡桂林唱绵的土地。现代社会中的桂林人生动可爱,集市、民俗、村寨、山水,都通过奥利维亚摄影师的眼为读者展出最锦绣的一面:
    
   唱绵映入眼帘:一个小村子坐落在两座山峰之间,山坡上天鹅绒般的绿苔,这绿苔到了山谷中逐渐形成了深色的祖母绿。……弯曲小巷上布满着石灰刷成的白色的房屋,瓦屋顶倾斜着,有着传统的龙形的装饰。村子外是被细心照料着的农田,如镜的湖水,石砌的墙和灌溉用的水道将它们分割得整整齐齐。
    
   故事情节在谭恩美饱蘸感情的笔下生动活跃起来,那两条在前半本书中并行的线索开始交织穿插,今生前世互相呼应,阴间阳界的人物也有了交流,因果缘由逐渐被披露,许多秘密被一层层道明:童年洪水中的意外事故,借尸还魂与转世再生,有情人不了情时空间的穿越,百年前临终好友未能实现的心愿及世世相守的秘约……丝丝入扣,环环相接,真真假假徘徊闪烁,奥利维亚梦中曾一次次出现的形象成了百年前的现实,西蒙与奥利维亚雨中探险石林似预言呼唤,让人屏息静气,八音盒咸鸭蛋的发现更使离奇神秘的前世变得在今世可触可摸,谭恩美的叙述技巧也在这虚虚实实之中渐渐功德圆满,瓜熟蒂落。
  
   生死轮回虽是《百种神秘知觉》的主要故事,但阴间及鬼魂的存在与否并不是谭恩美想要探索的主题。书的题记是“献给信念”,这信念即是爱和希望,“我想宽是想让我知道这世界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无限大的灵魂。这种灵魂即是爱,没有极限,没有止境,把我们推向一切的真情。以前我觉得爱只是一种快乐,别无其他,现在我知道了爱也是担心和悲哀,希望和信任。相信鬼,即是相信爱永远不会死亡。”
  
   谭恩美于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加州奥克兰,父母从大陆移民美国。十四岁时,她的父亲与哥哥因脑瘤相继住院,“当他们在医院中临近死亡时,我的母亲重拾她童年时在中国所收集的各种信念,她请来风水先生看有什么气对我们不顺,她寻求信仰疗法,她对着她母亲的画像祷告,她的母亲曾在她八岁时自杀,留下她一人孤苦伶丁生活在世界上。”但这些祈祷都没能留住父兄的性命,二人相继去世。谭母进而把注意力转到因果报应,轮回再生上,她一直相信女儿有通灵的能力(因为据说谭恩美三岁时便大叫“有鬼”且拒绝去浴室,虽然从未有人教过她“鬼这个字和这个概念),所以,她一直希望能通过女儿再与丈夫和儿子说次再见,再传递些爱的信息。谭以后写到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在痛苦难以忍受时,我会想起母亲逐渐灌输给我的思想;与其说是信鬼,不如说是相信爱的无边性,爱会带来希望,希望会将那些不可知,不可触的东西变成你可以紧紧抓住并贴在胸口上的东西。”
  
   百余年前的女怒目没能守住将班纳小姐带回到她情人身边的许诺,现实中的宽最终成功了。奥利维亚和西蒙的重归于好,誓言终于实现,宽在桂林的岩洞中失踪了,九个月后,奥利维亚在美国生下了一个漂亮女儿,隐隐之中是否又是生命的新一轮?生命会重复,希望会持续,许诺会一次次地实现,相爱的人错过之后会再有一次机会,用那百种秘密知觉去感受,生与死之间便没有了界限。
  
   如同《喜福会》和《灶神妻》,此书的语言亦极流畅幽默,谭恩美的英文落笔极轻,似蜻蜒点水,非常易读,却又不乏对生活的聪明的领悟。例如:“在这过去的十七年中,我渐渐意识到心自己会有意愿,不管你怎么希望,不管你曾多少次将你最大的恐惧连根拔除,心都自有意愿像是常青藤,它们会渐渐爬回,紧紧拴住你的心房,榨干你灵魂的安全感,然后,顺着你的血脉滑下,从你的每一个毛孔中流出。”谭恩美笔下的意象如同一个个连续不断的小花饰,旋转着,共同组成整本书涌动不息的故事的脉流。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日伦敦
Posted: 2009-07-03 10:28 | 1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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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蒂:学院小说家:大卫·洛奇

   理论家与作家是否能兼于一身,回答大多是否定。学者小说虽为人称道,却很难做到。又要保持学养,又要保持灵感,谈何容易。中国许多作家向来自称不爱读理论书,在英国,大多数作家或许也是这样,但却有两位比较著名的例外,他们曾是同事,又是好友,文风相近,被誉为学院小说的双子星座:一位是马尔科姆·布兰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另一位便是本文要谈的大卫·洛奇(David Lodge)。
  
   洛奇是伯明翰大学英文系的教授,以研究结构主义、巴赫金,小说理论及写作技巧而驰名西方批评界,也曾以主编的一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而蜚声中国(不知下卷是否出版?),而在普通英国人心中,他更是位好玩的作家,文学故事轻松幽默,虽常常也不免掉掉书袋,显显学问,借主人公之口谈谈(或嘲讽)文学批评,但绝非冬烘之辈,亦不艰涩难懂,他的小说虽不多,但本本都能随时拿起,一气读下,上班族们常常携着他的书,在火车上,在地铁上,站着读、坐着读,即便只有三五分钟,也能从他的书中笑出声来。
  
   洛奇的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历来同步进行,两种著作交叉出版,理论著作虽总是跟在小说之后,但每本只晚一两年,如《大英博物馆倒塌》(一九六五)之后有《小说的语言》(一九六六);《走出掩体》(一九七○)之后有《字谜作家》(一九七一);《变换地方》(一九七五)之后有《现代创作方式》(一九七七);《你能走多远》(一九八○)之后有《与结构主义合作》(一九八一);《小世界》(一九八四)之后有《写作》(一九八六);《好作品》之后有《巴赫金之后》(一九九O)。去年,他的新小说《天堂消息》再次畅销书榜上有名,而在《独立报》周末副刊上连载的《小说的艺术》便于今年十月结集同时以精装及平装本登上书架。
  
   洛奇写小说,是凭才气而非情感,他的笔下没有动人肺腑、大悲大苦的故事,人物也没有惊天动地、震撼鬼神的行状,读他的小说,既不需捶胸顿足,也不会潸然泪下,只需会心或畅怀的笑便可。他以精绝贴切幽默智慧的语言取胜,故事多取材于周围的日常生活,学者所能经历的一切尽在笔底,洛奇的“小世界”中便也不免多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以学院生活为背景。
  
   在英国,知识分子向来是边缘人物,给人的印象总不免是浪荡街头、买醉买笑,穷途潦倒、古怪异常;同时,他们又不入俗于庸碌生活,观念时新,幻想奇突,幽默有趣。与世俗既相异,便有矛盾,知识分子最集中处是校园,被人称为象牙塔,更被人称为城堡,这城里知识分子与城外百姓间的冲突便屡见不鲜。一切便如牛津大学古老的建筑,朝外的窗子一律窄小且有铁栅,朝内的窗子一律宽大明亮别有洞天,据说其原因便在于老日子里市民与学生常闹矛盾,因为学生没钱吃饭便去城中乞食,市民心肠硬,学生自然是乞而不得便偷之,矛盾闹大了,市民便来攻打学校,校方只得将学校建得如城堡般加以守卫。洛奇虽不是牛津仔,但却也算城中人,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要数雷明顿三部曲:《变换地方》,《小世界》,及《好作品》。雷明顿,伯明翰也。前两部的故事集中在校园,反映城中人的生活及矛盾,事业及爱情,而在第三部中,洛奇试图摆脱校园小说的模式,斗胆把笔伸到城外,自然也就伸进了城里城外的冲突中了。
  
   《好作品》可以算是洛奇最出色的一本书,男主角是年近五十的机械厂厂长维克,刻苦能干实用第一,家中有褪了色的妻子和三个颇不争气的孩子;女主角是三十出头的女博士罗宾,她是雷明顿大学的临时讲师,出身书香门第,不知校园外世界,独立而才华横溢,研究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小说及女权批评,有一位若即若离先是书生后卷入商界的男友。这两位性格迥异浑身不搭界的人物被所谓“工业年计划”硬扯到一起,为了增进大学对社会的了解,拆除城墙,罗宾被派到工厂去充当维克的“影子”,每周必须跟随他一天,为期一个学期。维克这位绝对实用的大男子主义者原本便对只会高谈阔论写无聊文章的文人看不顺眼,更没想到“影子”又是位倡导女权的年轻漂亮的女博士,社会与校园的冲突一触即发,二人见面自然是一场场口舌交锋。罗宾虽不懂经营,却以人文学者的同情心对工人恶劣的生产环境深为关切,并对车间中到处张贴的裸女正大加攻击,当她抱打不平干涉工厂内政差点引起工人大罢工时,维克便以利益受损的市民之态夜袭女博士“城堡”书斋,罗宾没关门守城,却以柔克刚,缓解了矛盾,结果是维克发现自己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位独一无二的女博士,市民被学院征服,但征服者却是无心。在罗宾解构主义的头脑中,维克撕心裂肺的爱情表白只是语言谬误而已。语意分析的劝说无效,罗宾只得到处躲避,但城门已开,逃何容易,维克向上级要求再续工业年计划,但形影关系相反,他自荐下放学院,随罗宾读维多利亚小说及商籁。正在不可开交之时,洛奇笔峰直转,工厂被卖,维克被辞,对罗宾云里雾里的爱情奇异消失,与妻儿团聚。同时,罗宾得美国大学高薪聘书,又得一笔意外遗产,但她甘留英伦受清贫,又将遗产借给维克开办新企业,最终学院市民关系和睦,各得其所。
  
   泰瑞·伊格尔登曾批评说此小说的结局不该是理想化的皆大欢喜,因为当今社会已不是维多利亚时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结局只能是悲剧。然而洛奇似乎更懂得读者的期待心理,他对主人公一向宽宏大度,特别是对他笔下的那些初露头角的年轻知识分子,洛奇总是优柔有加,从不忍心对他们大加挖苦,更不忍心让他们永远倒楣,总是有份意外的欣喜在结尾的拐角处等着他们,最典型的要算《大英博物馆倒塌》,主人公亚当一天中可谓是“上刀山下火海”,“出生入死闯关东”,被折腾得只剩最后一口气,但他的妻子最终没有怀孕,他不必再为第四张小嘴巴担心,还能继续他的研究生生活。新书《天堂消息》中,伯那德·沃尔什也是这样位幸运儿。
  
   伯那德原本是位神父,因一时动了凡心而辞去神职,婚没结成,还俗之后亦无着落,只得在雷明顿的一家小学院中教授神学糊口,住在学生公寓里,无家无业背时不景气,典型穷酸书生。故事开始于希思罗机场,伯那德陪年迈的父亲夹杂在一群五花八门的观光客中前去人间天堂夏威夷看望离散多年的垂危的姑姑,以解父亲与姑姑间几十年来心中的结。一路上老沃尔什笑话百出,而且刚抵天堂,便因不懂与英相异的行车规矩被幽兰达的车子撞倒。伯那德奔忙于姑姑与父亲的两家医院间,呈奉着无私的爱与关怀,同时又因车祸与幽兰达颇有交往,渐生感情。幽兰达如同罗宾,是洛奇小说中惯常出现的独立不羁而又美丽性感的女性形象。到了最后,姐弟间再无隔阂,姑姑安然辞世,伯那德更是双喜临门,得到的那笔遗产足以让他成家,而幽兰达的来信更是真正的天堂消息。
  
   从《天堂消息》中我们能看出,洛奇小说创作的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另一个方面则是宗教。洛奇是罗马天主教徒,虽不像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瓦欧那样常被人称为天主教作家,但却也每周必去教堂,深深陷入天主教代代相传的刻板教条与世俗的道德伦理所形成的矛盾之中。他自称是边缘化的天主教徒,更着眼于现实生活。《大英博物馆倒塌》对天主教不许节制生育这一信条大加嘲讽,《你能走多远》中,他直截宣称“在六十年代,地狱消失了”,到了《天堂消息》里,他更进一步否定了来世,伯那德一家崇信天主教,但老沃尔什那贴身戴着几十年未曾摘下的圣像无论如何通不过机场的安检门,在现代化的机器前它非得摘下不可;伯那德与弥留之际的姑姑又有大段大段的关于来世的讨论,探讨的结果是:来世只是驴子前悬挂的那根胡萝卜,无罪是骗人而已,人们应该关注于现世的言行,助人为乐,天堂自然会降临人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堂消息》中,洛奇还充分运用他所精通的各类写作技巧及叙述手法,表现另外几对天堂客们的假日生活。从机场迎候的旅行社工作人员的眼中,洛奇一一介绍他们,着墨不多,却将各人脾气性格勾点妥当;之后,运载老沃尔什的横穿火奴鲁鲁的救护车经历了他们在天堂胜地第一天所做的一切;而那一束寄给朋友的明信片和信札,则将各自的故事推展开来,披露了一曲心酸,数番艳遇,几多苦衷;最后的一场告别酒会给每个故事一个完美结局(除了伯那德),新婚者隔膜逍遁,独身女乐遇郎君,“陪葬者”喜得解脱,少年人终成英雄。中产阶级众生相活脱脱呈现,虽只是伯那德故事的背景,却满台是戏,而洛奇那支笔峰回路转,变化多端又不露痕迹。
  
   在洛奇的日子里,伯明翰大学不仅以文学理论驰名,更以教授写作技巧而著称,洛奇的新理论书《小说的技巧》便是拆碎小说七宝楼台的札记。全书共五十篇,涉及小说创作的每一个方面,出入阅读、创作、批评、美学理论等各门类之间,将小说创作的招式一一破解。首篇是“开头”,末篇是“结尾”,中间四十余专题,如“人物介绍”,“姓名”,“过去”,“对话”,“文本交叉”,“非虚构小说”,“不可信叙述者”之类,每篇都先举二、三段作品为例,而后加以分析,所举之例面极广,从古至今几乎每一大作家都在其列,而分析又是深入浅出,明了易懂,颇似《文心》之类,属入门之作。“一朝为师,终日为师”,洛奇在序中这样写道,他已于五年前从教席上提早退了休,专心从事创作,但看来是习性不改,出得城外,便将市民大众化作了学生,虽说牛津大学和牛津城的关系依然不好,但市民们的涵养好多了,更何况还有一些如维克般愿受教育的城外人,于是,《小说的艺术》平装本卖得很快,在非小说类的畅销书中也榜上有名,而地铁中竟也有手捧此书阅读的。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David Lodge:Nice Work,Secker & Warburg 1988 pp384;Par-adice News,Secker & Warburg 1991 pp369;The Art of Fiction,Secker & Warburg 1992 pp224.
Posted: 2009-07-03 10:30 | 1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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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爱丁堡到萨摩亚

两年多前去爱丁堡时,曾参观过斯蒂文生新城的故居,曾走过他笔下老城的窄巷,也曾在爱丁堡大学黑而厚的石墙的回廊间坐过,欣赏着墙上的石规和院中的绿草地,然而,那时似乎并没有缅怀古人的心境。今年,斯蒂文生逝世一百周年,有关他的文章肯定很多了,然而,仍有一种心愿,对这位我所钟爱的作家,总觉得该写点什么。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在爱丁堡举办的他的作品插图展没有机会去看了,但手边却有着几本可爱的书,玲珑精致的《儿童诗园》,眉页舒展的《爱丁堡图画札记》,典雅大方的《驴背旅行》,还有厚厚几本他的信简。这些童谣,笔记,书信,游记,虽不似他的小说《金银岛》、《绑架》及《化身博士》那么家喻户晓,却更能让人与他亲近,是他生活琐事的一笔笔记录,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于是,便想零碎谈些其人其书,以及他的作品的一些插图。

十二月三日是他的祭日,星期六的伦敦一会儿是滂沱的大雨,一会儿又是晴朗的丽日,闲坐在家中,看那忽而阴云忽而蓝天的窗外,不仅想起百年前南太平洋萨摩亚岛的那个黄昏来。椰林沙滩,夕阳潮落,海风吹着咸味,土人们渔罢归来。斯蒂文生颀长瘦弱,站在自家木楼的阳台上,是思索着正在写作的小说,还是念及苏格兰那遥远无法回返的故乡?房内传来母亲、妻子和继女的闲聊细语,或许,如同每天晚饭后倚栏的宁静,他此时什么都没有想。来到萨摩亚群岛,已是四年,斯蒂文生或许根本不会意识到,他那疾病、旅行、飘荡、创作的一生,竟会结束在这个黄昏,这一年,他只有四十四岁。

一八五○年,斯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出生在爱丁堡,父亲是祖传三代的威望很高的建造灯塔的工程师,外祖父是爱丁堡郊外科林顿地区的牧师,斯蒂文生可谓是科学与宗教的结晶,得天独厚,然而不幸的是,这家中的独子却自幼体弱,哮喘,发烧,一场疾病接着另一场,童年的十余年,他大半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在以后给友人的书信中,他曾这样写道:“童年时,有三件事对我有着极大的影响,一是我病中的苦痛,二是在外祖父科林顿宅区中的休养康复,三是晚上上床后我大脑中许多不同寻常的活动。”父亲为他制作了许多玩具,慈爱的保姆Alison Cunningham(斯蒂文生昵称她为Cummy)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给他讲述苏格兰历史传说中的故事,从小,斯蒂文生就会在想象中与大脑中的伙伴玩耍,在病床上经历许多浪漫保险的故事。外祖父的教区有森林草坡、新鲜空气,还有许多表兄妹相伴,只要身体允许,斯蒂文生总是户外最活泼最好动花样最多的玩伴。他童年的经历被写入《儿童诗园》(A Child’sGarden of Verse,一八八五年)中,诗集题献给Cummy, 收入的是一首首短小的押韵动听的童谣,也是对儿童世界的一种生物的探索,百年来,它不仅伴着许多孩子的成长,更让许多成人保持着对童年的怀旧和记忆。

书中的那个孩子常常是孤独的,被疾病困在床上,在想象中游戏,光明与黑暗,游戏与病痛、恶梦与好梦,春夏秋冬,白天他可以爬上大树,眺望那“通向神话世界”的远路,而到晚上,他爬上通往卧室的楼梯时,则能感觉到“鬼怪的呼吸”。最有自传色彩的要数那首《床单之地》(The Land of Counterpane),试译如下,“我在病中,躺卧在床/两个枕头,垫在头上/所有的玩具都在我身边/它们能让我快乐一天。”(When I Was sick and lay abed/I had two pil1ows at my head/And all my toys besides me lay/To keep me happy all the day.)以后,为《儿童诗园》配插图的艺术家很多,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一位,便是罗宾森(Charles Robinson)。罗宾森插图的那本书首版于一八九六年,小巧玲珑,绿色布面装帖,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罗氏一家父兄四人都是插图画家,他的风格与世纪末新艺术画风一脉相承,线条流畅美丽,装饰性很强,富有想象力,黑白的木刻,清纯而不单调,又有许多花饰围绕,详细而不繁复,诗与画相配相融,恰到好处。以后此书比较著名的插图画家还有美国艺术家Jessie Wilcox smith和荷兰艺术家H.Willebeek le Mair。

一八五九年,斯蒂文生开始断断续续上了些学,也常有家庭教师来辅导他,虽因病正规的教育常常被迫中断,但他在外祖父家已饱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了。一八六七年,他进入爱丁堡大学,起初承家中之传统,学习工程技术,后转学法律。也许因为身体不好之故,他听课的次数并不多,但阅读却依然很广,英法的诗歌、小说、散文,还有苏格兰的历史,全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从小就爱写作,少年时的一些从未出版过的手稿现在已成许多收藏家的珍品。如同许多同学少年,斯蒂文生也对他所出生的中产阶级家庭有些轻度的反叛,他开始读达尔文的著作,穿古怪衣服,并留起长发。爱丁堡有老城新城之分,两部分截然不同,新城道貌岸然,住在新城的人讲礼貌,有秩序,却又冷漠;老城破旧,残损,多年失修,但却热情、有趣。 斯蒂文生与朋友们在老城窄街陡巷中游逛,沉醉于酒肆青楼之间,在一八七九年出版的《爱丁堡图画札记》(Picturesque Noteson Edinburgh),斯蒂文生对那可爱的老城依然一往情深:

你可能走在昏暗的拱门下,可能走过不很明亮的楼梯和过道,巷子那么窄,你的双手可以同时触到左右两面墙,街道又很陡,在潮湿的冬天,人行道会像盖了层冰一样危险。窗口中垂挂着一排排刚洗好的衣服,不很结实的托架支撑着房屋突出的一部分,在黑乎乎的角落,你能看见一些雕塑,再往上,天空中画着一堵山形墙和几级通向屋侧墙头的台阶。在这里,你能发现有的院子中有孩子在玩耍,也有大人坐在他们的门槛上,房顶之上或许会露着教堂的尖顶……

这房屋之上有房屋、邻居肩上有邻居的黑乎乎的老城自然、亲切,但爱丁堡冬季的凛冽的气候却越来越容不下斯蒂文生,他开始往欧洲旅行。

一八七五年间,他前往法国枫丹白露边艺术家聚会地休养,在那里见到美国人范妮·奥斯本(Fanny Osbourne)和她的两个孩子,以后,范妮便成了斯蒂文生每年要去那里的理由。第二年,斯蒂文生与Walter Simpson划独木舟同游比利时、法国,以后,他写成《内陆航行》(An Inland Voyage);一八七八年秋,他在法国南部Velay的一所寺院中居住一月,并从那里与他的毛驴一同步行穿越塞文山脉到Florac, 写成《塞文山驴背之旅》(Travels with a Donkey in the Cevennes),世纪末著名的装饰艺术家克莱恩(Walter Crane)曾为这两本书画插图。一八七九年,范妮携子女返回美国,斯蒂文生不顾病体虚弱,乘船海上十天航行,前往美国去追求长他十岁的她,第二年五月,范妮与丈夫离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几个月后斯蒂文生携新婚妻子和一子一女回到苏格兰,婚后的斯蒂文生不再是那个留连爱丁堡老街青楼的青年,也不再是枫丹白露看鹅儿戏水的无所牵挂的波西米亚的艺术家,虽然范妮像他一样欣赏吉卜赛的流浪风格,热爱放任自由的原始自然,然而维持四口之家的日常生计却是斯蒂文生的首要使命,以后的岁月中,常伴不去的病疾、经济的需求以及文学的抱负是他生活的三种动力,他的创作进入旺季。

一八八一年秋,斯蒂文生全家住在苏格兰的Braemer,他常与继子洛伊德一起画画,有一天,他们坐在窗前用水彩笔画了张小岛的地图,于是,他心中便出现了围绕着这张地图的一个故事,一部小说的轮廓形成了,两年后,《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在瑞士完成。它是探险故事的经典,是许多人百读不厌的故事,也吸引着历代许多艺术家为它配插图。一八八五年,《金银岛》的第一本插图本发行集中了好几位艺术家的作品,斯蒂文生此时已迁入父亲为他在南部海滨Bournemouth购置的新居中,他对这个插图本非常满意,在给父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下个月,他们会出版一本插图本的《金银岛》,真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精神,这将是我的新玩具,我真控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八九九年,Walter Paget成为第一位单独为《金银岛》画插图的艺术家,他的插图本曾被一版再版;十余年后,John Cameron和N.C.Wyeth使用新印刷技术,创作了《金银岛》的彩色插图本,另外还有两种《金银岛》的著名的插图版,它们是Mervyn Peake的一九四九年版和Ralph Steodman的一九八五年版。

虽然《金银岛》已很流行,但斯蒂文生挣的钱却并不多。一八八五年,父亲为他在英国南方海滨买了栋房子,斯蒂文生为之取名Skerryvore,并在这儿住了两年。花园、海滨、布尔乔亚的舒适生活,这些虽不是斯蒂文生的风格,但安定的环境却有利于他的创作,《儿童诗园》、《奥托王子》(Prince Otto),《新天方夜谭》(More New Arabian Nights),《绑架》(Kidnapped)以及《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都创作并发表于这期间。其中,《化身博士》可算是斯蒂文生真正的成名之作,现在,Jekyll和Hyde已是成语,成为具有善恶双重性格的人的代称。故事来源于斯蒂文生的一个古怪的梦境,也许是因为当时家中经济极拮据,斯蒂文生套用当时很流行的恐怖故事样式,此书的初稿写得极快,幸而有温良的范妮把关,说初稿太浅薄,故事应该有讽喻意义,才免得此书流于一般。斯蒂文生将初稿投入壁炉火中,再花十天时间重写此书,这部文学杰作便既有人类善恶性格变化的可怕细节,也有了深刻的象征意义。此书出版后,一夜之间洛阳纸贵,风行于大西洋两岸,人们也许会认为想为此书画插图的艺术家定会排起长队,但奇怪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一九三○年,S.G.Hulme-Beaman的插图本才算是用画面对故事作了较好的解释,而以后的诸位艺术家虽也有尝试,但结果却不如《金银岛》的插图那样面目风格多样,大都脱不了Hulme-Beaman笔下意象的风貌,也算是书籍插图史上的一桩怪事。

其实,斯蒂文生可算是最感性最视觉的作家之一,创作人物,描写环境,渲染氛围,都是寥寥几笔,便传其形神,为他的作品配插图,该不是难事。而且,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连载成风,小说插图也随之而盛行,所以,斯蒂文生也很重视自己作品的插图。值得一提的是,他自己也有不少素描写生木刻的经验,当年骑驴穿行塞文山时,他就带着素描本,画了满满的水彩画和素描,有些画以后还在《画室》上。发表过。一八八○年到八二年间,他与家人每年都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旅游胜地Davos过冬,他一边写作《金银岛》,一边与继子玩Davos出版社的游戏,买了一台小型印刷机,斯蒂文生写诗写文设计木刻,洛伊德开机印刷,其结果有《木刻诗集》,《木刻诗二集》等,在山脚下以九便士一册出售。

斯蒂文生生活的另一个转折点是一八八七年父亲的去世,这样,他在英国最大的牵挂没有了。他的身体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医生建议他去热带地区。于是,他带着母亲、妻子与孩子前往美国,在美国的一年间,他为Scribners杂志写专栏,并有《黑箭》(Black Arrow,一八八八)等书出版。

旅行还在继续,南太平洋是自幼吸引着斯蒂文生的神秘浪漫之地,一家美国出版社愿资助他与全家去畅游南太平洋,条件是斯蒂文生定期写信给他们,叙述旅途情况。经费没有问题,但要找愿意带这一家老弱幼出航的船家却不容易,最终Casco号船答应了旅行的计划,只是船长Otis坚持在船上载满海葬斯蒂文生的所有道具及物品,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航船从旧金山出发,往南驶去。

于是,三年飘摇,到了马尔萨斯群岛、塔西提群岛、夏威夷、火奴鲁鲁、吉尔伯特群岛等等地方,每处小住或是几周,或是数日,斯蒂文生手中的笔也没有闲着,札记、散文、书信、专栏文章源源涌出,另外,他还完成了一部小说《巴兰特里的主人》(Master of Ballantrae)。一八九一年春天,他们在萨摩亚岛安下家了,那里风景美丽,土人可爱,气候怡人。斯蒂文生买了四百平方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建造了自己的木楼,并给了它一个诗意的名字,Vailima,意思为“五条河流”。很快,他便成为土人们的朋友,他的热情、善良、仗义赢得土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家成为他们聚会聊天的地方,他有着很高的声望及影响,土人们亲热地称他为Tusitala(意为“故事专家”),他们以他为骄傲。他与当地的白人统治者们的关系并不融洽,他不断地纠扯到当地的政治纠纷中去,在给《泰晤士报》的一系列书信中,斯蒂文生颇为真实地描述了德、英、法三国的殖民者们的颇为真实的行径,这使他好几次几乎被驱逐出境,但也成了土人们视他为友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写作仍是他的主要活动,一家人的经济全依仗着他,而且继女和她的丈夫又特别会花钱,他每天清晨六点便起身工作,一直写到中午时分,下午四、五点钟时又开始。他一边在写有关南太平洋的题材,例如《弗丽沙海滩》(The Beach of Falesa),《海岛之夜娱乐记》(Island Nights Entertainments)等,一边,他也在缅怀故乡,苏格兰的主题再现在他的作品中,一八九三年出版的《卡特丽娜》(Catrina)可算是《绑架》的续篇,两人虽相隔七千八千里,但苏格兰的历史把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与远在苏格兰的朋友间的通信更勤了,特别是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的作家们。苏格兰是那么遥远,不知他是否已在冥冥之中意识到,他已没有了回返故乡的机会?

斯蒂文生没有死于他一出生便有的呼吸道疾病,而是死于脑中风。那个黄昏阳台上的海风固然轻柔,却没有吹去斯蒂文生头中那一阵突然的剧痛,等到妻子听到他的呼叫赶到他身边时,他已抱着头摔到地上,脑中血管崩裂,他再没有清醒过来,几个小时后,便永远离开了家人。

六十位土人携手扶棺,在丛林中开出一条路,将他葬在树木覆盖的Vaea山的山顶,这是斯蒂文生早已亲自挑选好的浪漫的休憩地,遥望着大海,他自幼的憧憬与幻想,那永不停息的旅行。

早在《爱丁堡图画札记》中,斯蒂文生便这样写过:

所有从爱丁堡移居别处的人,不论走多远,去中国还是秘鲁,他或她的头脑中总会有一些可爱的画面,或许是城堡山崖后的落日,或许是雪景,或许是迷宫船的街灯,它们不会在记忆中消去,辛勤劳作的间歇,想起他们便会让人欣喜。
 
从爱丁堡到萨摩亚,那个黄昏,这些画面是否闪现在他脑中,是否在他临终前给他一些欣喜呢?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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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惠特豪斯退休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玛丽·惠特豪斯(Mary Whitehouse)宣布退休。消息传出,惊动四方,其轰动不亚于撒切尔夫人当年辞职,电视编导更是长吁一口怨气,心中暗自快活:这老不死的,总算要闭嘴了!

然而慢着,还不能高兴得太早,惠特豪斯说得很明白:她只是辞掉“全国听众与观众协会”(Nationa1 Viewers and Listeners Asso-ciation,简称VALA)主席的职务,她的眼睛,却仍会紧盯着电视屏幕,嘴巴,暂时也不打算闭上,而且,“我希望我的退休,可以促使全国更多的人说,‘玛丽要退休了,我们得接着干!’”

果真后继有人吗?惠特豪斯也许太乐观。在英国,如她这样顽固、执着、偏激、任性,这样不怕辛苦、不依不饶,这样爱出风头爱抱怨,这样自信能与上帝直接对话沟通,自信自己的思想绝对不会有错的,也许是没有第二人的。所以,VALA主席的职位,至今还是空缺。

玛丽·惠特豪斯,究竟是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她是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女人:常戴旧式宽边眼镜,着素朴花格呢衣服,两眼炯炯有神,双唇喋喋不休。有人热爱她,奉她为整个民族的守护天使,她的每一句话都道出普通人的心声。有人讨厌她,讥她为旧思想旧道德的看门狗,是罗嗦古怪爱管闲事的老蝙蝠。她今年高寿八十有四,是最让传播界烦心的对手。

惠特豪斯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她出生在英国中部柴郡一个四个孩子的家庭中,家境并不富裕,大姐学习艺术设计颇有才华,小玛丽的小学毕业考试却没有通过。幸而十三岁时,她考取了师范学校的奖学金,终于成了一名中学教师。二十来岁的她也曾疯狂爱上过一位有妇之夫(她一再声称那段恋情是纯精神恋爱),爱情没有结果,她参加了宗教意味极重的“道德重整运动”(Moral Rearmament Move-ment),在那里碰到她未来的丈夫,结婚,生子,幸福的家庭。这样到了六十年代,惠特豪斯年过半百,膝下三个儿子也即将成年,按照我们古老国度的习俗,也许这已是该考虑到“晚年享清福”的年龄,但惠特豪斯足以立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社会变化太快了,思想开放,观念更新,传统价值标准被纷纷打碎,惠特豪斯突然发现周围看不惯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上帝突然不那么神圣了,婚前的贞洁和婚后的忠诚不存在了,同性恋、卖淫、性关系等不再是忌讳免谈之事,反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年轻人不再有高尚的道德,追求的只是纵欲吸毒。为什么?她班上几位学生给了她启发,他们背地里做了不该做的事,还振振有辞“电视上的女孩都是这么做的!”对,全怪电视,电视上脏话连篇,电视上不提上帝,电视上把一切话题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电视上表现性与暴力,电视抹去了人们的道德感,电视上尽是左翼倾向与激进思想,电视是罪恶!惠特豪斯觉得愤怒,终于忍无可忍,六四年暮春五月,伯明翰草长莺飞,英格兰正步入美丽的夏季,惠特豪斯召集了另一位同道的牧师的太太和一些闲着无聊的家庭妇女,酝酿并推出了英国妇女“净化电视活动”(Clean Up TV Campaign)。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到了第二年,这一小型的地方性运动还没熄火,而且颇有势头,惠特豪斯拟定了份请愿书,征集了三十六万人的签名,递到国会众议院中。

请愿书的矛头,是直指BBC的。惠特豪斯指责BBC在不断地散布怀疑论及腐化社会的东西,在瓦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她指出BBC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及节目制作的水准都很低劣,荧屏上过多描写了同性恋、人工流产、性病及吸毒,并对这些恶习表示不该有的同情,BBC几乎就是共产主义伸向西方世界的一只黑手。她要求政府对BBC进行管制,并号召“把上帝请回到英国人的家庭及社会生活中来”。

惠特豪斯方一出道,便将全英最大的宣传机构视为对手,颇有唐吉诃德勇斗风车之势。BBC建台以来,其权威从未受过挑战(除五十年代独立电视网建立时稍有风波),观众与听众向来被动,没有参与说话的份儿。BBC的总裁格林(Hugh Greene)做出宽容大度“好男不与女斗”之态,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的攻击,根本没予理睬,只简简单单将这小妇人与商业广告等归了同类:惠特豪斯上了禁播的名单,一禁便是十一年。格林万万没想到,这是他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正是这造就了惠特豪斯,她日后终于让他明白:观众是有权对BBC做出反应的,而这反应不仅仅是关上电视。

说惠特豪斯执着也罢,顽固也罢,反正,她是个不会放弃的人。朝BBC最初的一拳落空并没有让她丧气,她相信自己的壮怀不只是家庭妇女无聊的抱怨,而该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她很快将“净化电视运动”发展成了“全国听众与观众协会”,而自己干脆辞了中学里的教职,全力以赴出任了VALA的总秘书长(八十年代改为主席),VALA的总部便设在她在英格兰中部并不宽敞的家中。六七年的英国在惠特豪斯的眼中更为放纵:同性恋的法律得到改革,同性恋这种违反上帝意愿的畸形行为居然合法了!影剧院的检查制度废除了,那些不堪入目的体态动作居然被所谓先锋艺术家们搬上舞台了!这“放纵的社会”(permissive society)成了年轻人不负责任的欢宴,却也是诱发贪婪罪恶的温床。惠特豪斯忧心忡忡,觉得任重道远,深信这种种流毒的肃清,非得二十年不可。然而,壮志未酬,六十年代末的一天,惠特豪斯突然觉得累了,VALA的工作没有进展,同道们热情渐消,她觉得失去了方向,仰望天空,祈求上帝帮助,于是,上帝果然来了。

那天,她刚结束一场辩论,从报协出来,走在弗利特街上——这条报纸舆论街向来被她看作是亵渎上帝的罪恶之渊薮——她觉得精疲力尽,身心俱亏,几乎要摔倒在地。此时,她看见眼前一道眩目的光,听到上帝那带着深切爱意的温厚的声音:“玛丽,你现在觉得这样,是因为你把重担都挑在自己肩上,而没有把它们交给我。这些负担是我的,不是你的,把它们交给我吧,我会来照管它们的。”听了上帝这一席清晰的话,惠特豪斯的心胸豁然开朗,觉得心中的负担突然没了,只有轻松明净,事业的转机便也到了。

惠特豪斯一直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她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一切,反对近代的教义,在学校教书时,她就不愿教进化论,自从弗利特街的奇迹之后,她更相信自己是上帝亲自挑选出来的。她每日黎明即起,先阅读《圣经》,诵读诗篇,然后是静坐,在黎明的寂静中与上帝对话。上帝还亲自净化她的心灵,所以她虽也如普通人一样眼见世上许多罪恶,但心中却无一丝污浊,故而她从不须什么自我检查或内省,坦然无疚,因为有上帝,所以她认为自己是从来不会错的。事实、数字、统计资料对她都没有意义,她只须“思想”便行。这是她不可动摇的自信,却也是她最可笑的无知,她曾说BBC的格林“必须对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道德堕落负全部责任”,也曾断言“色情是共产主义渗透并瓦解西方的最要手段”,这样的无稽之谈实在可笑,但惠特豪斯却正是在这种拥抱假象、臆测、传说的无知与自信中将她的运动搞得红红火火,而且三十年来势头从未弱过。

也许因为上帝就出现在弗利特街上,惠特豪斯很快与报界成为“朋友”。报纸喜欢她,利用她,因为她话多,常有警句妙言,专挑电视台的刺,从她那里会得到好故事,而且,她集中火力攻击的是色情与暴力(以后则逐渐集中于色情),所以,从她那里得到的故事总是带彩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为BBC所禁,这本身便提高了她的新闻价值。言论自由嘛,惠特豪斯也成了利用并控制报纸的高手,她学会了如何在舆论界中周旋,如何挑起新闻热点,说报纸爱听的话,她每次打算对哪套节目展开攻势,同时出手的总有几套武器,诸如递交报界的宣言,呈送政府的请愿书与投诉信,以及给广播电视机构本身的通谍或检举起诉的恐吓。这些文件虽以VALA的名义,但其实都出自惠特豪斯个人之手,很多是完全个人化的意见。然而数管齐下,便显得声势壮大,更何况又有上帝撑腰。

除了报界及上帝外,惠特豪斯也善于与政治家们交朋友,特别是保守党的政治家们。惠特豪斯思想极右,是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她反复强调的是英国的标准及英国人的家庭生活,这与保守党的道德标准相合。一九七八年,在保守党重返领导前一年,保守党副主席出席VALA年会,发言盛赞惠特豪斯的功绩,并说“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社会所赖以生存的道德标准,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后代。”这番宣言,也是萦绕在保守党经济私有化政策后的有关社会道德的主调。可惜的是,惠特豪斯的游说并未提高政治家自身的道德水平,丑闻依然辈出,议院中流传的有关神圣家庭及道德标准的说教只是谎饰。

惠特豪斯总在那里,报协的剪报室中,有关她的档案最多,大大超过许多曾红极一时的政治家。明星政客们来来去去,如昙花一现,惠特豪斯却是常青树。作为职业运动家,三十年来,她每个星期都会出来说些什么,有些抱怨,有些慨叹,人们不听也得听,无法摆脱,也无法忘掉她。时间是另一种别人无法与她比拟的力量,也是她有如此大名的原因。说来有些反讽,她向来以传播界为敌,但却是电视与报纸联合造就了她;她一直代表传统、守旧、古板,但她的名字却逐渐被赋与了最现代化的含义,成为一种象征,一个代表着新奇独特的词汇,以致有一本色情杂志便以Whitehouse为名。她最大的成就是她的名字,数数她其他的业绩,宏伟的实在不多,略举几例如下:

她曾声称滚石乐队的唱片《主街上的流放》(Exile on MainStreet)是首黄歌,因为若是慢放,可以听出里面包括那最粗俗的F开头的字(指fuck)。也是惠特豪斯耳朵特别,也不知有多少录音机有慢放功能,其他又有谁爱这样听音乐。

她最痛恨BBC的一套电视连续剧《至死分离》(Till Death Us doPart),里面的女婿一派嬉皮腔,脏话满口,居然说圣母玛丽亚在吃避孕药,太无耻。对于惠特豪斯的抱怨,这个剧组起先如他们的总裁格林一样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但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惠特豪斯的不屈服,每讲一句台词都得想想:不知惠特豪斯这下会说什么。

一九七六年,她成功地击退了丹麦导演Jens Jorgen Thorsen,这个家伙居然想在英国海边拍摄电影《基督的性生活》(The Sex Life ofChrist),简直是痴心妄想。一九七七年,她以很少有人运用的“渎神罪”成功地起诉了《同性恋新闻》(Gey News),因为它发表了James Kir-kup的一首诗《敢公开的爱》(The Love that Dares to Speak itsName),诗中居然描写基督和他的弟子们之间有同性恋的关系,好大的狗胆!杂志罚款一千镑,主编罚款五百镑。同性恋导演德里克·加曼(Derek Jarman)的电影《塞巴斯蒂安》及《庆典》在八十年代初屡屡没能上电视,他的《卡拉瓦乔》搁浅七年,也该归功于惠特豪斯的运动。还有另一位不安分的戏剧批评家泰依(Kenneth Tynan),早在一九六五年惠特豪斯就认出他是危险分子,因为他在BBC的一出讽刺节目中竟公开说出那个F字,而且从前因后果上来看,绝对不是说漏了嘴,而是存心说的,而且他还说国家剧院的舞台上可以表现做爱的动作。惠特豪斯看了这档节目,便写信给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抱怨,而且据她称,女王给她回了信,信上说“泰依该打屁股”。但女王“打屁股”的“惩罚”似乎没吓退泰依,一九七○年,他居然又创作并导演了时事讽刺剧《噢,加尔各答》(Oh!Calcutta)在伦敦上演,舞台上充斥了施虐受虐乱交手淫的场景,触目惊心。这次,惠特豪斯求助于政府不成,便写信给了教皇保罗二世,可惜的是教皇只嘉奖了她多年来的工作,连“打屁股”的话都没说,《加尔各答》照演不误,惠特豪斯心中略觉遗憾。她还有另一桩遗憾便是最终没能阻止导演Martin Scorsese拍摄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惠特豪斯三十年的运动还带来了四项新立法,它们分别是一九七八年的“保护儿童法”(Protection of Children Act),控制在色情影片中运用儿童形象。一九八一年的“猥亵陈列法”(“Indecent DisplayAct”),控制色情商店的陈列以及色情杂志的封面,此法之后,许多色情商店的执照被吊销,剩下的一百多家大都集中在不起眼的偏街陋巷。一九八四年通过了“录像法”,紧缩了录像分类标准,将录像与电影同样定级,使英国成为全欧洲录像限制最严的国家。最后一项是惠特豪斯之为之奋斗最久的,这就是要把广播电视纳入到“淫秽出版物法”(The Obscene Publication Act)的管辖之下。英国最早的淫秽罪出现在一七二七年,但一直属不成文法(commonlaw)范围,即没有一定的成条文的法令,判案时根据过去的案例对新案子进行判决。到了一八五七年,才出现有关淫秽罪的第一条法令,常被称为“坎贝尔法案”(Lord Campbell Act)。一九五九年,此法案改定为“淫秽出版物法”,涉及到书、照片、电影,但没有包括广播、电视,也许因为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广播电视将在人们生活中占的位置。惠特豪斯运动伊始,便想争取修定此法案,把广播电视纳入“淫秽法”中。为此,她曾在一九七三年发起“全国公众行为标准请愿”(NationWide Perition forPublic Decency),征集了一百三十万人的签名递交国会,又于一九八六年公开恶骂“BBC和四频道的色情狂们喂给英国公众的大粪”,经过与两任内务及文化大臣的交涉,终于于一九九○年成功,议院通过“广播法”(Broadcasting Act),这是惠特豪斯运动以来的最大胜利。

凯旋告终,成果非凡,惠特豪斯最终仍是对了。一九九三年英国两名十龄童酷杀只有两岁的James Bulger,法官说这两名小凶手是受了暴力录像的影响,谁能说惠特豪斯没远见呢?《太阳报》一度刻薄地请她“自己挖个洞,然后跳下去”,如今撰文对她热烈赞扬;著名节目主持人弗洛斯特(Darid Frost)六十年代对她大加嘲讽,现在则称她为“全民族的母亲”;就连与她打过官司的滚石乐队主唱手Mick Jag-ger,也表示崇拜她。舆论自由、创作自由,以及自由的种种代价,实在很难平衡。惠特豪斯退休了,许多自由便会还给广播电视。为什么传播界反而有了失落感?是因为惠特豪斯的许多断言果真有价值?还是少了训斥的人,做起不守常规的事来便不再有味道?实在不明白。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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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恺蒂:南非的良心:无声者的声音

  南非是一个出伟人的地方,南非的伟人第一当然是曼德拉,伟人第二就当数大主教图图。我虽然不属于追星族,但能与这二位伟人见面,一直是我的梦想。搬来南非后不久,很快就与曼德拉有了一面之缘,那是在国大党元老曼德拉挚友西苏鲁的九十岁生日庆典上。去年六月,我又有幸在开普顿采访到大主教图图,与他促膝长谈一个多小时,所以,可谓是梦想成真了。

  门后的中山装

  图图大主教的办公室坐落在开普敦北郊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办公区内,对面是一家三流的宾馆,周围给人一种正在开发的小城镇的感觉。远处桌子山的山影虽然可见,但是图图的办公室的坐落地显然称不上是名山秀海的开普敦的代表。图图笑着解释说,他原来的办公室是在开普敦的海滨,从他的窗子既能观山也能看海,但是这两年开普敦房价疯涨,房租加倍,所以他们就搬到了这里。他说这里风景虽然谈不上秀丽,但是房间宽敞,空气清新,还算不错。他的办公室很简单,一张大桌子,两张沙发,墙上挂着几幅油画水粉画,书架上有一些刁雕塑,架上还有一些照片。

  图图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音容笑貌让人觉得很温暖很快乐。坐定之后,我先生趁我调整采访录音机之机会先与他叙旧,谈起十余年前拍摄他时他如何兴致勃勃与南非最著名的男扮女装的喜剧演员一起剐随拖舞,他的眼睛直打转,问今天是否也需要他跳舞,他会乐于为之。我们又向他转达了我的小姑子的问候,小姑子的前夫是开普敦大学神学系的教授,星期天常常在图图大主教的摩下做义工,那时,图图总是要派人送去一盒巧克力给小姑子,作为周末“剥夺”家庭男主人的报偿。图图哈哈大笑,说现在需要巧克力的是他自己的夫人列娜。

  有趣的是,他的办公室的门后面挂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还有一顶工人帽,他笑着解释说,一九八六年他曾受中国基督教会的邀请去中国访问,到了之后他也就成了热情的中国政府的客人,临走时,两位主人给了他一大堆礼物,其中之一是一件上海出品的灰色的中山装。当时,南非还是种族隔离的时代,每次他要与南非总统或政府要人见面,他就穿上那件中山装去吓唬他们,诚心让他们不舒服。后来那件衣服穿旧了,他的裁缝就依样又给他做了一件,就是挂在门后的这件,他还常常穿。他说中国给他最深的印象是那里的活力和中国人努力工作,让他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夜间工地上仍然灯火通明,建筑工人和修路工人彻夜工作。而且,在他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自行车。还有给他印象很深的是中国孩子的天赋,他曾去参观了几个学校,那么小的孩子们就能弹钢琴或是拉小提琴,真了不得。

  正式采访开始时,他说,“让我们首先一起祈祷”,接着就握住我们的手,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宗教语言,感谢上帝之类,最后以“阿门”收尾。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时不时就要咯咯大笑,手舞足蹈,可爱得像一个老玩童,充满活力。

  在南非,图图大主教是独一无二的。曼德拉曾这样评价他:“常常叽叽喳喳,但又非常温柔,从来没有恐惧,总是充满幽默,图图的声音永远代表着那些无声的平民百姓的声音。”这里,我还要加一句,图图代表着南非的良心。

  管不住的大嘴巴

  图图大主教和蔼可亲,他出名的是他咯咯大笑的声音,但不要以为他一直温顺如羔羊,他有一张从不饶人的大嘴巴,他能言善辩,常常嘻笑之间就顺便把人给骂上了,最著名的要数一九八四年冬天,他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当我们睁开眼睛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而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图图今年七十四,仍然老当益壮,满世界飞,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人都敢批评,常常要在传媒的刀锋上。从美国总统到英国首相,从伊拉克战争到津巴布韦“打白人土豪,分农场田地”的土改,从南非的艾滋病政策到国大党内部的一言堂,看不上眼的他都要出来说上几句。他最近的大嘴巴又惹起祸端,去年圣诞节前与南非的总统姆贝基公开打起了笔仗。

  去年十一月,图图大主教应邀做曼德拉基金会的第二届演讲,他在总体概括了南非民主十年以来取得了许多巨大成果之后,点到当今政府的几点不足之处,例如现今的国大党政府不喜欢听取别人的反对意见,南非经济政策中的黑人“优待法案”让极少一部分人暴富,但是对于一般平民百姓来说,就业机会反而减少;同时,也批评了南非政府对邻国津巴布韦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等等。他的批评当即就惹恼了总统姆贝基。

  南非总统姆贝基从骨子里说其实是一位文人,他每周都要就国内国际能让他有感而发的诸事写一篇长文,发表在国大党的网页上,称“总统之信”。为了能更了解我所客居的这个国家,去年我也上网注册,所以,现在他的信每周六上午都会准时直接发进我的邮箱里。据说这些信篇篇都是他亲手执来,从没有御用文人代笔,从这点上来说,姆贝基可以说是最勤劳最努力的“专栏作家”。又据说这些信都是他周五深夜酒后的灵感之作,虽谈不上文采飞扬,但可以说都是肺腑之言,直抒胸臆,当然也就时时不免说话很冲,常常给人一种“泼男骂街”的感觉。南非周末的报纸总是要到“总统之信”中去找新闻,常常不会失望。被总统辱骂过的人中,有南非最大的采矿公司的总裁Tony Trahar,说南非的白人掌权的大公司转变的速度太慢;还有一位曾经被强奸过的著名女记者Charlene Smith,总统说这位白人女记者把黑男人都当成了流氓犯;最近的一位是曾经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作出过许多贡献的白人老左派HeleneSuzman,总统讥笑她是“甜蜜的小鸟”,唱着反对历史变革进程的歌。

  所以,图图大主教星期二做了演讲,周五半夜总统就开始反击,他对图图所批评的每一点做了驳斥,最让他生气的是大主教居然说国大党听不得反d寸意见。他写道:“大主教从来没有参加过国大党,他甚至连国大党一个支部内部操作的知识都没有,他如何能得出国大党内部缺乏争论这个结论,实在让人纳闷。有关国大党如何制定政策的讨论,需要对国大党的各种程序有一定的了解,而不是如他这样对我们的党员进行无理的辱骂。”

  其他被总统辱骂过的人,大多息事宁人,是不会出面大张旗鼓进行反击的。但是图图不会沉默,对于总统的周信,图图当即发表了书面声明:“谢谢您,总统先生,谢谢您直言不讳您对我的看法,认为我是一个对真相毫不尊重的说谎者,一个假装关心穷人挨饿者和无声者的吹牛大王。我会继续每天为您的政府祈祷,就像我一贯曾经为种族隔离的政府祈祷一样。上帝保佑您。”

  图图大主教要如同为种族隔离政府祈祷一样为当今政府祈祷,政府的公关部门一下子着了慌,可能是因为他们确实相信大主教的祈祷有着无限神力吧。国大党发言人赶紧出来解释说总统的话其实是辞不达意,国大党从来就没有把大主教当成外人,向来对于大主教的支持和贡献感激有加,大主教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元老等等,好不热闹。

  图图大主教虽然好骂人,但是与总统姆贝基的骂人想比,前者是宽宏大度有气量的骂,后者则是小鸡肚肠斤斤计较的骂。去年五月底,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四年来第一次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大骂图图是个“愤怒,邪恶,积怨太多的小主教”,我问图图对于穆加贝对他的评价如何看,图图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意味深长地说:“我为他感到悲哀。他曾经是非洲极为出色的政治家之一,我曾经非常钦佩他。一九八O年他上台当政时,对殖民地时的积怨采取的是宽容大度的政策,当时,就是非洲其他各国的楷模。但是,这几年来他把自己的国家搞得那么一团糟,掠夺日也,驱赶白人,侵犯人权,他们原来是好端端的非洲的面包篮,现在在闹饥荒;现在,他们的经济一钱不值,他却还要宣称自己武力雄厚,花了多少多少钱购买武器。难道购买武器还值得吹嘘么?我真不知道他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完全发疯了。”

  我曾经开玩笑地问过图图大主教他现在总是在争议的热点上,是否是因为年纪大了反而不甘寂寞所致。他哈哈大笑,说:“我什么时候不在最有争议的热点上?有时候,我也想,如果我能闭上我的大嘴有多好!我的妻子孩子们因为我的大嘴巴也不知受了多少苦。许久以前,还是在种族隔离的日子里,当时南非的最高法官说,‘图图主教最能惹麻烦的就是他话太多!’—当时我还不是大主教。我就回家问我的妻子列娜:‘你是不是也想让我闭嘴不说话?’她回答说:‘我宁可看到你高高兴兴被关进罗宾岛,也不愿意看到你痛苦地闭上嘴巴享受自由。’当时听了她那话,我真是高兴极了。有时,我也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值得我批评的罪恶了,希望这个世界上一片太平不再需要我出来说话。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而且人们也还愿意听我说的话,所以,我有话还得说。其实,我并不想出风头,也不是为了争议而有争议,我并不是早上起来时突然心血来潮,对自己说:‘咳,德斯蒙,今天我们挑个谁来骂骂呢?’不是,每天早上我起床时,都是祈祷这一天世界上没有值得我批评的东西。”

  和平奖得主

  图图一九三一年十月出生在约堡西南一百五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母亲没有受过教育,是一位佣人。图图小时候的志向是要当名医生,家里当然供他不起,所以,他进的也是师范学院,以后成了一名中学老师。但是一九五三年南非政府通过的《黑人教育法》让他觉得教书育人简直不可能,所以,他就打算接受神职培训,成为牧师,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业更有利于“为人民服务”。一九五八年,他进人约堡圣彼得神学院,一九六一年正式成为牧师。一九六二年他到伦敦继续深造,以后往返在英国和南非之间。一九七五年,他被任命为约堡圣玛丽教堂的第一位黑人主持,也是从这时开始,他反对种族隔离的独具特色的声音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七八年他成为南非教会的第一位黑人秘书长,同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他在一九八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八五年成为约堡的第一位黑人大主教,次年被选为开普敦大主教,成为南非基督教会的最高首领。

  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盛行的岁月,教会相对来说比较开放,而且独立于政府之外,所以,他们可以任命黑人主教,教会学校也让黑人白人的孩子们混杂就读,教堂可以说是许多人的避难所。所以,图图作为第一位黑人大主教,影响可想而知。但是荒诞的是当年他开始担任开普敦的大主教时,主教的寓所是在白人区里的,住宅区域法还很盛行,所以,图图和他一家一直是“非法”住在里面,当局一直要他申请特殊居住许可证,他就是不申请,他们屡次三番要绳他以法,他不吃他们那一套,最后他们拿他没办法,只得不了了之。

  当时,图图对他深爱的祖国的前途并不乐观,一九七六年,图图写信给政府,要求政府放弃班图斯坦政策,给已经居住在城市里的黑人正式居住权,在信中,他做出了这般的预言:“我有一种噩梦般的预感,如果政府不很快作出极端的努力,南非的流血和暴力不可避免。”几个星期之后,果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索维托枪杀事件,学生与警察冲突,从此南非黑人开始激烈的武装抗争,整个国家如同坐在火药箱上。八十年代,南非内乱加剧,黑人白人之间武力冲突不断,整个国家进人一种不可统治的状态。一九八四年,图图在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接受演说中,这样陈述他对自己国家的激清和忧虑: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要谈的是那片我深爱着的土地,山川秀美,星空无云,鸟儿唱歌,羊儿跳跃;那片上帝赋予了无数美好事物的土地:矿物资源丰富,辽阔的空间可以让所有的居民们都舒畅地生活,它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它临近的国家,那里是一个面包篮;那片土地应该可以对非洲以至全世界的物质精神的发展兴旺做出出色的贡献,它所拥有的,足够满足它所有子民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我们希冀着那片土地上流淌着牛奶和蜂蜜,充满着和平,融洽与富足。但是,情况却正好相反,分裂,疏远,仇恨,隔离,非正义,无可避免的痛苦和受难正在摧毁我亲爱的祖国,那里的社会正在破碎,充满了恐怖和焦虑,覆盖着失落和绝望,分裂成充满敌意互相开战的派系。

  那片土地上充满着爆炸性,那里的人们正坐在火药箱上,一触即发,局势动荡不安,像是溃烂化脓疼痛的疮口,只有把病根除掉,症状才能被治愈。

  图图大主教那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南非会出现奇迹,被囚禁的曼德拉会被释放,南非的政权会通过大选和平转手,南非能成功地避免了血流成河的内战和革命,而他所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会成为整个民族愈治伤痛的主要渠道。

  Ubuntu:南非的第三种选择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南非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大选,结束了非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告别了血腥的历史,政权和平过渡。新政府所面对的最当即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种族隔离所带来的积怨和愤怒。作恶者和受害者如何共同生活下去?是复仇和清洗,杀人偿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还是以德报怨给全民族无论肤色黑白一个新的起点?

  一九九四年六月,以曼德拉为首的南非新政府以超人的宽容和气度,宣布他们将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处理一九六0年到一九九四年五月十日间所有人所犯过的罪行,对那些诚心忏悔请求宽恕的人实行大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一九九五年,图图被曼德拉点名出来主持委员会的工作。当年图图六十三岁,正准备退休,但是曼德拉请他出山,他当然不会说不。回想起来,他说:“说实话,那个工作可不容易,在整个听审过程中,有无数次,我对自己说,我怎么会接受这个工作,我甚至不希望我最仇恨的敌人接受这一工作,是不是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当时,我和我老伴都在盼着我九六年退休,但是九五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两百多个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几经筛选,最后选出十七位,我也是其中之一。名单被送到曼德拉总统处,他点名要我主持整个委员会。曼德拉一声令下,谁敢不服?我也别无选择,期待已久的退休生活化为烟云,我只得回家向老伴道歉。那以后三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可以说让人痛苦震惊,但同时也让人振奋。一方面是作恶者最可怕的让人难以想像的对于人性的折磨和凌辱的故事,另一方面却是受害者无与伦比的宽容和慈悲,让人感动。能亲身经历这样的宽恕与和解的过程,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特权,现在,我很感激曼德拉让我有这么个机会。”

  委员会的十七名成员来自不同的种族肤色,其中有黑人、印度人、荷裔南非白人、英裔白人、犹太人等,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也很不相同,职业有反对党议员,有律师、法官、心理学医生、妇女运动激进分子等,这些委员都由总统曼德拉直接任命,他们有尚方宝剑,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独立作出决定。图图这样阐述“真相与和解”的重要性:“我希望通过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能打开并清洗伤口,防止伤口化脓溃烂。”“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因为它们不会轻易过去,总有一天会回来折磨我们。真相与和解不是便宜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宽恕,宽恕是昂贵的。宽恕又要以悔悟为前提,悔悟的基础是承认所做过的错事,公布真相,你无法宽恕你所不知道的事。”他后来的著作((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without Forgivness)叙述的,就是他这三年的经历。

  委员会的工作究竟如何具体开展,究竟用什么模式来处理南非社会中不同种族之间的积怨和愤怒,当时有很多争论。有人提到纽伦堡模式,二战后盟国在纽伦堡起诉纳粹战犯,大快人心。但是图图认为那只是战胜者的片面正义,有的战胜国也同样犯下侵犯人权的暴行,却无人追究。所以,纽伦堡模式没有办法治愈南非的伤痛。纽伦堡审判之后的盟国成员各自拍拍手回家,而南非白人和黑人还得在同一个国家里共同生活下去,黑人白人都得甩掉包袱,才能重建我们的家园。还有人提出民族的忘却,对过去的罪恶一笔勾销、普遍大赦。这当然也不行,这对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会造成巨大的痛苦,这意味着让整个民族失去记忆,如果忘却过去的话,一切罪恶都将可能重演。所以,南非选择了第三条途径,这就是宽恕与和解,在种族压迫制度下犯罪的人,只要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

  “真相与和解”的理论基础,缘自于非洲的传统Ubuntu。这个词无法翻译成英文。Ubuntu是一种非洲哲学,也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最基本的要素,非洲人称赞某人时,常常说“这个人有Ubuntu”,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慷慨,很好客,充满同情心,与其他人分享一切。Ubuntt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捆在一起的,非洲人说“一个人都是通过其他人而存在”,“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是因为我属于,我参与,我分享”,这和欧洲哲学中的“我思故我在”非常不一样。所以,南非的“真相与和解”的过程,就是以Ubuntu为基本。和谐、友善、集体的观念在非洲人的生活里太重要了,每个人都应该对愤怒、仇恨、报复避而远之。非洲的古老智慧是:“剥夺他人的生命,也就意味着他自己不成其为人。”

  图图例举了非洲国家中因放弃Ubuntu所遭受的战乱和灾难,例如肯尼亚独立时肆意报复,成为白人移民的坟墓。六十年代的比属刚果,九十年代的卢旺达,都发生子渗烈的大屠杀。再如一九九四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之后,有超过十万名屠杀嫌疑犯被关押在十九个监狱中待审,卢旺达国内司法系统根本无法应付,在事态平息后的两年里,在监狱中死亡的人比受到审判的人还多。以报复的方式伸张正义只会引发更多的种族冲突,杀人偿命的原则只会让死去的人越来越多。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是法庭,它是一个舞台,给受难者述说苦痛的机会。在委员会听审的三年中,委员会成员遍行南非各地,让受害者当众讲出曾遭受的痛苦与屈辱,也让当年的官员、警察、打手和告密者供出所犯罪错,以此求得人民的宽恕。他们审问的,不仅是白人作恶者,也有黑人,包括国大党的成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曼德拉的前妻温妮。

  审讯温妮

  八十年代,温妮·曼德拉的所谓足球俱乐部,也就是她的一批黑人青年保镖们在西南镇区索委托倒行逆施,刑讯并处死那些他们认为被白人收买的黑人并烧毁其房屋。其中有一位十四岁的黑人少年,被怀疑与白人警察合作,一九八九年一月人们发现他腐烂的身体,据说正是温妮指挥她的保镖所为。审讯温妮,是整个听审过程中最棘手的一个案例,图图称之为一个“噩梦”。

  对温妮的审讯原本是可以不公开的,但是她自己要求公开听审,全世界的记者都来了,沸沸扬扬持续了九天的时间。温妮华装出庭,神闲气定,对她来说,显然这是一场媒体游戏。一个证人接着一个证人来证实温妮的罪过,她的保镖们都出来忏悔了,但是温妮仍对所有的指控一概不承认。到了最后一天,在委员会即将作出裁决前,图图直视着温妮的眼睛,对她做出了一场痛彻肺腑的呼吁,他例数了温妮超众的能力和品格,盛赞她在种族隔离年代无与伦比的勇毅,最后他说:“你是我所挚爱的人,我也深爱着你的一家。请你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你做错了,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错了。”“这个会场外有许多人想拥抱你,我也想拥抱你。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深深爱着你,我们都在等待着你,等你说:请原谅,宽恕我的那些错误。”“我求你,我求你,我真诚地请求伯一我还没有对所发生的一切做出一个结论。我现在是以一个与你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里的人对你说话。你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知道,如果你能说,‘我道歉,我做错了,请原谅我’,这会如何增加你的伟大和尊严。”

  一向面不改色的温妮终于被感动了,在回答图图的呼吁时,她感谢图图宽容智慧的话语,并最后向受难者的母亲道了歉,请求她的原谅。有一些比较保守的白人挑剔说图图是有意给温妮一个台阶下。但是,温妮的悔过,无疑是给许多黑人的激进分子提供了一个样板,在种族隔离年代犯下罪过的并不都是白人,显示了整个南非民族从仇恨走向和解的宽容气概。

  现在,图图谈起温妮,仍然充满伤感:“我现在仍然对她持有好感。上个星期我听说她将要开庭受审,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她,她看上去身体很不好,脸都有些浮肿。对有关她的整个事件,我仍然很伤感,曼德拉曾经深深地爱着她,在她面前,他就像是一条温顺的小狗。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年月里她相当了不起,是一位超乎寻常的杰出人物。曼德拉被捕入狱时她还很年轻,一个人带着两个女JL,她被隔离,被监禁,被发配,当时的政府千方百计想打杀她的士气都没有成功。我们曾经非常亲近,我们两家都住在索委托,离得不远,算是邻居,我们的孩子上同一摘“笋校,她的两个女儿都叫我叔叔。她被监禁在布来福德时,我正在莱索托当主教,我常常去看望她,与她一起作弥撒,为她祈祷。九O年曼德拉被释放时,他们手拉手一起从监狱里走出来,那是一个这么完美的童话故事,大家都觉得他们就会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她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第一夫人,她太有个人魅力了。但可惜的是,她变了。现在,我们不再有什么联系,但是每次想到她,我总是觉得很悲哀。”

  宽恕的力量

  在三年的调查工作中,委员会见了两万多个证人,每天听着那么多残酷的故事,有时还需要开棺验尸,对于委员会的成员来说,心理压力非常大。图图在那期间还患了前列腺癌,他说虽然不能说那时的压力引发了癌症,但是肯定有一些影响。图图向来是很容易动感情的,第一次听审就受不了而大哭。当时一份南非荷兰语的右翼报纸发表漫画挖苦他,画面上一个小孩在乱七八糟的厨房里大哭大闹,妈妈千方百.计逗他不哭,爸爸则说:“让他哭吧,他正在练习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任呢。”还有一些报纸把委员会命名为“纸巾委员会”,意为眼泪消费纸巾太多。但是图图说他只哭了那么一次,以后就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不再流泪。每次开审前,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要静坐祈祷几分钟,调整自己的心情。委员会专门有一个心理医生,他告诉委员们应该保持日常生活的规律,应该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千万不要把听到的一切憋在心里,不要多胡思乱想,不要把别人的痛苦变成自己的内心痛苦。图图说,倾听别人痛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洗碗机,洗干净餐具之后不留一点渣滓;另一种是吸尘器,灰尘吸进去了以后都藏在里面。图图说,当时,他们就是尽量做洗碗机,而不是吸尘器。就像耶稣,他就是个洗碗机。

  曾有人指责“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忽略了正义,但是图图说:“我们认为这里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正义,一种恢复性的、强大的正义,它具有的是非洲传统中主持正义的特征。在这种正义观中,更重要的目标是医治那些破碎的心灵,使被损坏的关系回归平衡,试图给犯罪者和受难者同样恢复的机会,使他们重新适应这个他们曾经伤害过的社会。”那种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只能形成巨大的恶性循环,那是一种野蛮的复仇方式。受伤害的如果变得和对手一样,那更是自我仇恨,自我作贱。他说:“我们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我自己也是一再受到伤害的,长久以来,整个南非国家的命运就是在自我栽害。”他说:“被伤害的人们不要拒绝宽恕对方”,因为只有通过宽恕才能真正解放受难者。

  宽恕不是忘却,正相反,记忆对于宽恕很重要,宽恕并不是认可过去的恶行,宽恕是要把那根可能会扩展到全身的毒刺从记忆里取出来,宽恕是受害者放弃他以牙还牙的权利,从此解放自己。图图在他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三位老兵站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前,一个问:“你是否已经宽恕那些曾经把你擒为战俘的人?”被问者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个说:“这样你仍然是他们的囚徒。”

  在非洲国家中,南非并不是第一个采取“真相与和解”这一模式来解决纠纷的,但是因为南非反种族隔离在全世界的声誉,而且当时所有人都把赌注压在南非的暴力流血卜,觉得黑人当权之后必定要复仇,所以,南非的和平进程,南非最后用宽恕和解替代报复仇恨,就更让全世界震惊。这几年来,图图到世界各地去传授经验,他去耶路撒冷,去北爱尔兰,去许多有过冲突或有着冲突的地方,希望能把非洲传统中的宽容与正义推向世界,他笑着说:“许多国家都想学习这一模式,可能也是想沾一点我们的运气。”

  “真相与和解”的最终功效究竟如何,受害者是否真能宽恕作恶者,仍有争议。许多人认为,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一个曾经被毒打被强暴被凌辱的人,他们心中的创伤是不可能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就能愈合的,许多人仍认为南非种族间的积怨仍然深如鸿沟,图图和他的委员会的那几锹土是不可能把它填平的。但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真相与和解”让南非成功地避免了许多人预料的流血冲突,为新南非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其他冲突地区的和解提供了一个楷模。

  我曾经在索委托最有名的酒吧里与一些十几二十来岁的黑人青年们喝酒吃肉聊天(他们喝酒我吃肉),其中一位很自豪地指着索委托高架着的明亮的路少称寸我说:“你看,我们索委托的灯多亮,你们住在郊区,都是黑洞洞的,哪里比得上我们!”我心想,这位十九岁的男孩对于这个最著名的黑人区的历史还不如我熟悉,我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这些高高的灯在种族隔离的年代其实是警察的探照灯?他们把索委托照得这么亮,就是怕你们趁着夜黑风高闹革命,为的是来抓人时方便不受暗算。”他听了我的话,大瞪两眼,其惊讶和失望莫过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突然发现圣诞老人其实并不存在。我心想,这下坏了,我何必去戳穿一个在新南非下成长的青年的健康的念头?忆苦思甜实在是不必要!但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很快就重新意气高扬:“那都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早已是历史,我还是觉得我们这儿亮堂堂的就是比你们郊区好。”

  这群青年中有几位年龄较大三十出头的,他们都亲身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混乱和九十年代的变革,他们告诉我:“真相与和解运动当然是成功的。我们为什么能宽恕?因为我们非洲人天生就是宽容大度的,我们的本胜就不喜欢冲突。图图大主教和他的委员会所做的一切,是我们国家的起点。你看,现在的学校里,黑人白人孩子在一起读书玩耍,街上,不同肤色的情侣可以挽着手走路。我们当然能宽恕,因为宽恕让我们往前走,报复只能让我们往后退。”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正是这种博大的胸怀让南非充满希望。

  上帝有一个梦

  图图现在的主要活动是在世界各地的好几个大学里教书。他曾在美国亚特兰大的爱默瑞大学教了两年,是那里的客座教授。在波士顿教了一个学期,又在佛罗里达教了一个学期,他也回了他的母校,伦敦的国王学院,讲了两个月的课。他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南非的“真相与和解”的经验及其背后所包含的神学和宗教的内涵。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宗教领袖之一,他也常常布道。基督教和神学以及人类精神上的追求也常常是他演讲的内容。他说,西方的物质生活很发达,西方的文化主流是一种很阳刚很有攻击胜很讲究成功感的文化,但是深人下去,许多西方人对精神世界和神灵有一种渴望,有一种饥饿感。

  去年,图图出版了一本新书《上帝有一个梦》(God Has A Dream),在书中他相信世界上虽然有这么多灾难,但是善良和正义最终仍能取胜,对未来,他充满了信心。他说正是这种信心让南非取得了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有很多时候,一个人会觉得邪恶如此占上风,仿佛邪恶果真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历史并不如此。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都觉得自己可以永远作威作福下去,但最后都落得嘴啃黄土的下场。

  《上帝有一个梦》套用的是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有一个梦”。图图开玩笑说:“感谢上帝,我不是上帝,因为如果我是上帝的话,对于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我肯定没有耐心,我肯定把他们一下子赶尽杀绝了之。但是,上帝有耐心,他让我们不要忘记,即使是最邪恶的人,例如希特勒、萨达姆、布什、拉登等等,也都是上帝的孩子。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人,但是所有的人又都是一个大家庭。上帝有能力一下子把坏人都消灭掉,但是上帝没有那么简单处之,上帝要我们做他的伙伴,上帝要让人类进行他的工作。例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上帝等到了人们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到了一定的火候,然后一切都顺其自然,曼德拉得到释放,第一次民主选举顺利举行。当时南非的局势是坐在火药桶上,一触即发,但是灾难最终变成了最让人欣喜的胜利,上帝就是这样通过人类自身来完成他的使命。”

  对中国说声“谢谢”

  图图有三女一子,儿子颇不成器,原来是个老师,现在一个渔场工作。三个女儿却都很有建树,大女儿在美国爱默瑞大学的公共卫生部工作,二女儿是田纳西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主任,小女儿穆波去年年初在美国被任命为牧师,图图亲自主持了授职仪式,女承父业,图图说他当然高兴了。每个人都有虚荣心吧,就像一个医生,如果他的孩子也成为医生的话,他当然也高兴。穆波其实学习的是机械,图图说如果她成为一个工程师的话,他也会很高兴。他说他对他的孩子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并不因为自己是牧师也希望他们成为牧师。所以穆波成为牧师,完全是她自己的选择。倒是她的姐姐们对她的选择不怎么看好,她们说:“什么,你要做牧师?你从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长大,你是一个牧师的孩子,还不够么?你自己还想当牧师,你是不是发疯了?”

  现在,三个女儿都在美国,儿子住在约堡。他现在有六个孙子孙女外孙们,两个在约堡,四个在美国。大女儿的先生也是南非人,小女儿嫁的是个美国人,他是个记者。二女儿离婚了,现在一个人住。采访结束之后,他高兴地一张张给我们看照片,其中最让他得意的一张是他六个孙儿孙女们的合影,显然是圣诞节时全家团聚时所拍摄。还有一张让他调皮地直笑,但是他先不让我们看是谁,而是把照片贴在胸口,说“这是我的一位非常特殊的女朋友”,说完之后才让我们仔细看照片上那位漂亮幽雅的女子,原来是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

  图图虽然满世界飞,而且女儿们也都生活在美国,但是对他和老伴来说,南非仍然是他们的家。他们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开普敦,他们索委托的房子仍在。圣诞节时约堡人都到开普敦来度假,他们正相反,圣诞节回约堡去。

  我问他与老朋友,例如曼德拉,是否还常见面,他说:“我们俩都很忙,所以也不常见面。在争取2010年世界杯主办权时,我们一起在特立尼达,本来我们要一同去格林纳达的,但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夫人去世,他得回南非,又从南非回到苏黎世。他现在说要从退休中退休,但是他还是忙,他是很无私的一个人。他现在身体不比以前,得一直有人搀扶,我们常通电话。上个星期打电话给他,他说:‘嘿,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差点摔倒了。我是想坐下来的,如果没人扶的话我就要坐到地上去了!’”

  我又问他什么时候打算真正退休呢?他哈哈大笑,说:“我老伴也总是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希望我的事务会少一些,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静修,沉思,祈祷。但是今年我没有做到,申请世界杯主办权的事让我们忙乎了一阵子。明年我一定争取多给自己一些时间。但是这么多人来求我做这个,做那个,都很恳切,我得学会如何拒绝别人。现在,我得从你开始,你看,你的采访时间已经超过了!”

  在我关上录音机之前,我问他,是否能对中国读者们说句什么。他认真地想了想,可见是要选择合适的词句,然后对我说:“我要说,‘谢谢1’怎么样,我的中文还不错吧!我要说谢谢你们在我们斗争的年代里给我们的支持。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世界自由之邦的首领,希望你们能给世界带来自由,也能给你们自己国家带来自由。希望能妥善解决与香港台湾的关系,中国是有气度的国家,应该能够给自己的人民自由和人权,应该不让美国之流抓住可资批评的把柄。谢谢你们的悠久的历史,你们给整个人类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你们也有许多可供世界学习的美德,例如对于老人的尊敬。这些都很了不起。所以,中国如果能有更进一步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话,那就更了不起了。”

  2005年2月3日于约堡
Posted: 2010-08-11 20:47 | 22 楼
bbs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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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就是Ubantu的出处~

如果有人问我,非洲语言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就回答他:Ubantu,Safari,还有Vuvuzela
Posted: 2010-08-11 20:47 | 2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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