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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蜇存 《唐诗百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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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蜇存 《唐诗百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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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姚合:诗十首
姚合是玄宗时宰相姚崇的曾孙。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进士及第。历官武功主簿、富平尉、万年尉。宝应中,除监察御史,迁户部员外郎。出为金州刺史,改杭州刺史。后又召入朝,拜刑部郎中,迁户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开成四年(公元八三九年),出为陕虢观察使。最后一任官职是秘书少监。
看这一份履历表,可知姚合的官运是按照唐代文官制度很顺利地一步一步上升的。元和十一年,宰相李逢吉知贡举。姚合与李有关系,李就帮助他成进士。元和十二年九月,李逢吉罢相。以后的历任宰相,如令狐楚、裴度、元稹、李德裕,都和姚合有诗酒交情。当时的诗人,如韩愈、刘禹锡,贾岛、顾非熊、雍陶、李馀、马戴、张籍、罗隐,李频等人,又都是他的诗友。李商隐成进士后的第一任官职是弘农尉,因为断狱事得罪了观察使孙简。孙简罢了他的官。恰好姚合来代替孙简为观察使。他知道李商隐是杰出的诗人,就让李商隐回任原官。这件事使他在官场中博得好名。他的做官,大概是恪守道家清净无为之训,既不贪赃,亦不枉法。朝廷上下,群众关系良好,象他这样的官运人缘,在唐代诗人中是少有的。
姚合的诗,在当时已极为著名。他和贾岛是亲密的诗友,孟郊死后,贾岛的名字就和姚合联系起来,称为“姚贾”。但他们二人的诗格并不一样。《唐才子传》说:“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蔽之间,最工模写也。”这段文字,前半分析姚、贾二人的诗格。贾岛苦吟,其诗清冽;姚合把笔成诗,其诗平淡。二人的诗,都有兴趣,但风格却有些不同。由此,我们应当注意到,“郊岛”这个名词,表示的是唐诗中的五言苦吟派,他们的诗都是艰涩的。“姚贾”这个名词,表示的是中唐五言诗的两种风格。以贾代表艰涩的五言诗,以姚代表平淡的五言诗。
至于说姚合的诗所工于模写的,都是风景凋蔽的荒凉山县,这显然是指他早期的诗作而言。姚合做过的外任官职,只有第一任武功主簿,可以说是在萧条的下邑。此后在富平、万年,都是首都的畿县,已不能说是下邑,再以后任金州、杭州刺史,陕虢观察使,都是太行政区的长官,更不能说是“官况萧条”了。
姚合任武功主簿,最多不过三年,但当时他的诗名,却一向被称为姚武功。这在唐人的称呼习惯上,又是不合的。为什么他升迁了官职,还是称他为姚武功呢?这是涉及到他的诗,不是称他的官职。姚合在做武功主簿时,写了许多诗,奠定了他的风格,使他出了名,于是当时人谈到诗,就提到姚武功,并不象一般习惯那样随着他的官职而改口。
姚合的诗集,据《郡斋读书志》著录有《姚少监集》十卷。但现在《全唐诗》中只有七卷。不知是否十卷为七卷之误,还是遗佚了三卷。不过现存诗集,似乎是编年的,次序和作者宦迹,大致不差,因此就不象有所亡佚。
姚合任谏议大夫时,曾选录王维、祖詠以下,至皎然、戴叔伦共二十一人的诗一百首,题为《极玄集》。其自序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凡念一人,共百首”①。我们从这个选本,可以见到姚合论诗的标准,也是他自己作诗的规范。他以这二十一位诗人为开元、天宝以来诗人之杰出者,又从他们的诗集中挑选了一百首,认为是“极玄”的作品。这一百首诗中,只有三首是七言绝句,八首是五言绝句,其馀都是五言律诗。此外,姚合还编过一卷《诗例》,选取古人诗中的对句,解说其用意之妙,评定其体式。这部书现今已失传了,但可知是研究律诗中对句技巧的。
姚合的诗,在当时既负盛名,影响所及,晚唐五代就有许多人学他的诗。到南宋中期,作为江西诗派的革命者,一群江湖诗人也学他的诗。元、明、清诗人作五言律诗,攀不上王维、孟浩然,也大多走姚合的路子。但是,我看许多唐诗选本中所选姚合的诗,似乎都和他的潜在影响不相称。唐末,韦庄嫌姚合选得太少,自己也续选了一部《又玄集》。他选了姚合五首诗:《山居》、《寄王度》,《武功县居》(三首)。这五首都足以代表姚合诗的风格。到五代时韦縠选《才凋集》,采取了姚合的诗七首,其中只有《寄王度》一首与《又玄集》同。另外有《穷边词》二首、《闻蝉》一首,都不是姚合的用力作品。《穷边词》是谄谀边将的应酬之作,《闻蝉》是学骆宾王而不及。可怪的是《唐诗正声》、《唐诗解》、《唐诗别裁》这三部重要的唐诗选本,都是只选了一首《春日早朝寄刘起居》。早朝诗应当有富贵庄严气象,它应当用到的词藻决不是姚合所惯用的词藻。贾至、王维、岑参、杜甫四家名作在前,姚合不容不知道。他这首诗的重点肯定是在“寄刘起居”而不在“春日早朝”。结句“莫笑冯唐老,还来谒圣君”,是全诗的主题,大约对刘起居有解嘲之意。至于前面六句描写早朝,无论诗意或词藻,都没有特长,况且颔联“綵仗迎春日,香烟接瑞云”,又显然是从李白的“霜仗悬秋月,霓旌捲夜云”(《侍从游宿温泉宫作》)窃取得来。《唐诗三百首》选入五言律诗八十首,姚合的诗一首也没有被采及。
近年来,唐诗选本很多,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收姚合诗四首。第一首是《原上新居》。这首诗在《全唐诗》中有一个注云:“一作王建诗。”在姚合的许多五言律诗中,偏偏选中这一首有问题的,难道选家以为这一首是姚合的“极玄”作品吗?第二、三首是《穷边词》,七言绝句,编注者以为是“赞扬守边将领防守有功,边地不受侵犯”。这是沿袭了谢叠山的讲法。谢云:“此诗颂边城贤守之德政,善于形容,有风人法度。”(《唐诗绝句注解》)似乎都没有体会到诗中阿谀边将、粉饰承平的意味。第四首是五言古诗《庄居野行》,写农民都进城经商,农业生产受到损害,人民粮食不足的现象。这是从今天要求现实主义的标准选定的,在姚合的全部作品中,这一类关心人民经济生活的诗,居于极少数。因此,这四首诗都不能代表姚合。近来我偶然注意到姚合在后世的影响,意外地发现了明清以来的唐诗选本,至少是对于姚合,选得很不公允。由此可知,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光读选本是不够的。
现存姚合诗七卷,前三卷都是早期作品。第三卷中有《闲居遣怀》十首,《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游春》十二首,还有不少“闲居”诗,大概都是他任武功县主簿前后所作。安闲冲淡,气韵高古,“姚武功”的声誉,从此鹊起。现在我从这一卷中选抄十首,以显现姚合诗的格调。
身外无徭役,开门百事闲。
倚松听唳鹤,策杖望秋山。
萍任连池绿,苔从匝地斑。
料无车马客,何必扫柴关。
——《闲居遣怀》之一
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
病多唯识药,年老渐亲僧。
梦觉空堂月,诗成满砚冰。
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称。
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
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
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
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
门外青山路,因循自不归。
养生宣县僻,说品喜官微。
净爱山僧饭,闲披野客衣。
谁怜幽谷鸟,不解入城飞。
长忆青山下,深居遂性情。
垒阶溪石净,烧竹灶烟轻。
点笔图云势,弹琴学鸟声。
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
——《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之四
悠悠小县吏,憔悴入新年。
远思遭诗恼,闲情被酒牵。
恋花林下饮,爱草野中眠。
疏懒今成性,谁人肯更怜。
卑官还不恶,行止得逍遥。
晴野花侵路,春陂水上桥。
尘埃生暖色,药草长新苗。
看却烟光散,狂风处处飘。
——《游春十二首》之二
终年城里住,门户似山林。
客怪身名晚,妻嫌酒病深。
写方多识药,失谱废弹琴。
文字非经济,空虚用破心。
——《闲居遣兴》
酒熟菊还芳,花飘盏亦香。
与君先一醉,举世待重阳。
风色初睛利,虫声向晚长。
此时如不饮,心事亦应伤。
——《同卫尉崔少卿九月六日饮》
萧萧晚景寒,独立望汪壖。
沙渚几行雁,风湾一隻船。
落霞澄返照,孤屿隔微烟。
极目思无尽,乡心到眼前。
——《秋晚江次》
这十首诗,文字平易,思想也并不深曲,一读即可了解,不用注释,每首诗的中间两联都很稳妥,好象是随手拈来,其实恐怕是费过一番推敲的。“与君先一醉,举世待重阳”这一联尤其灵活,是一联倒装的流水对。
唐代有几千诗人,才情、文学、见识,各有高下。姚合在唐诗中的地位,仅能占中上一席。《唐诗品汇》五言律诗卷中,将贾岛、姚合、许浑、李商隐、李频,马戴六人编为一卷,列于“正变”,其说明云:“元和以还,律体多变,贾岛、姚合,思致清苦;许浑、李商隐,对偶精密;李频、马戴,后来兴致,超迈时人。此数子者,意义格律,犹有取焉。故合其诗,共八十五首,为正变。”在高棅的唐诗人级别中,正变已属中下或下上。这一份试榜,我以为对姚合的评品,稍稍偏低了。但把李商隐的五言律诗,与许浑比类,仅仅赞赏他的对偶精密,这却大大地屈辱玉溪生了。
胡震亨《唐音癸签》论姚合云:“姚合诗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浪仙之僻,而运以爽亮;取材于籍、建之浅,而媚以蒨芬。殆兼同时数子,巧撮其长者。但体似尖小,昧亦微醨,故品局中驷耳。”这是说姚合受贾岛、张籍、王建等同时人的影响,而巧妙地吸收了他们的长处。所得的成就是“洗濯既净,挺拔欲高”。我以为胡震亨这个评品极其适当,尤其是“挺拔欲高”的一个“欲”字。姚合诗虽然已做到清净无疵,但还只是“欲高”而未高。如果做到高处,就可升王维、孟浩然之堂了。
天下人才,中等最多。中等诗人要学李白、杜甫,怎么也学不到。学姚合却是最方便。姚合的诗,并不很好,但在当时,诗名已高,在后世更常为诗家模式,就是这个道理。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
① 今本《极玄集》只有九十九首。又姚合这篇序文也是个残本。“极玄”即极妙。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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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寒山子:诗十一首
寒山子是王梵志以后的又一位唐代通俗诗人。王梵志的诗,从宋代起已经失传,直到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唐人写本,我们现在才能见到。寒山子的诗,历代都有刻本,至今流传着。但是,寒山子这个人,以及他的诗集,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现在通行的《寒山子诗集》,是一位署名台州刺史的闾丘胤编的。编者在序文中介绍了这部诗集的来历,现在我译述其大概。
寒山子,不知其姓名,古老以来,都有人看见他,以为是一个疯狂的贫士。他隐居于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的寒岩,但时常到天台山国清寺来看他的朋友拾得。拾得是国清寺里一个管食堂的行者,他经常把残莱剩饭储存在竹筒里,寒山子来时,就把竹筒背回去。寒山子在寺内长廊下徐行漫步,独言独笑,快活叫唤。寺里和尚来干涉他,他就拍手大笑,好久才去。他衣服破旧,形貌枯悴,像一个贫士。戴一顶桦皮帽,脚下拖一双木屐。说的话疯疯癫癫,可是好象很有道理。
闾丘胤在长安,分发到台州刺史的官职。在即将离京赴任的时候,忽然患了头痛病。于是请医师治疗,岂知越治越痛。后来碰到一个名叫丰干的和尚,自称是特地从天台山国清寺来给他治病的。于是闾丘胤就请他救病。和尚笑说:“身居四大,病从幻生。若欲除病,应须净水。”闾丘胤命家人取净水来,和尚将净水喷在闾丘胤头上,一会儿头就不痛了。和尚对闾丘胤说:“你去台州,那边临海,有岚瘴毒气,必须小心。”闾丘胤问他,台州那边有什么可以请教的贤德之人。和尚答道:“有,有,不过你见之不识,识之不见。如果你真要见,千万不可以相貌取人。有一个寒山,是文殊菩萨化身,现在国清寺。还有一个拾得,是普贤菩萨化身,象一个风狂的穷人,现在国清寺厨房里当火伕。”和尚说过,就辞去了。
闾丘胤到台州上任之后,亲自到各大寺院中打听,众口一辞,果然有此二人。于是闾丘胤便到国清寺去进香,问寺里和尚:“你们这里有过一位丰干禅师,他住过的院子在那里?还有一位寒山,一位拾得,住在什么地方?”住持和尚道翘回说:“丰干禅师的院子在经藏后面,现在没有人敢住,因为常常有一隻老虎来叫吼。寒山,拾得二位,现在厨房里。”
于是和尚带闾丘胤来到丰干禅师住过的院子,开门进去,满地都是老虎脚印。闾丘胤问和尚:“丰干禅师在寺里做什么事?”道翘回说:“禅师在这里时,专管舂米,供养全寺僧众。”
随后和尚们带闾丘胤一行人到厨房里,在灶火前见有二人在向火大笑。闾丘胤便上前礼拜。二人连声吆喝,互相携手,哈哈大笑道:“丰干饶舌,丰干饶舌。你们不识弥陀,为何却来拜我。”当时寺里僧众,闻声而来,不胜惊讶。本州官长为什么来礼拜两个灶下穷汉。当时二人携手走出寺门,奔归寒岩。闾丘胤回郡城后,做了两套衣服,并预备香药等礼物,派人送去。使者到寺里,才知二人一去之后,没有来过。于是将衣服香药送到山上。遇见寒山子,寒山子一边喝道:“贼,贼!”一边退入山洞,说道:“回去告诉大家,各自努力。”当下山洞自然闭合,追寻不得。拾得也无踪无影。闾丘胤就吩咐道翘搜寻他俩的遗迹,在竹木石壁上和人家厅堂上抄得寒山子写的诗三百馀首,又在土地堂墙壁上抄得拾得写的偈语数十首。编集成卷。
以上是今本《寒山子诗集》卷端闾丘胤序文的内容。闾丘胤是何许人,他官台州刺史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在集中留下记录,他这篇序文的末尾也不署撰写年月。寒山、拾得的诗中,也看不出年代。《四部丛刊》影印高丽刊本《寒山子诗集》附有《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一百四十八首。前有署名“慈受叟怀深”的自述。开头说:“寒山、拾得,文殊、普贤也。有诗三百馀首,流布世间,莫不丁宁苦口,警悟世人种种过失。至于幼女艾妇之姿态,恶少偷儿之性情,【豆斗】秤欺瞒,是非品藻,靡不言之。其间稠叠言之者,诫杀生也。”又云:“呜呼,圣人出现,混迹尘中。身为贫士,歌笑清狂。小偈长诗,书石题壁,欲其易晓而深诫也。”这是分析了寒山、拾得诗偈的内容及其意义。最后自述其拟作因缘云:“余因老病,结茅洞庭。终日无事,或水边林下,坐石攀条,歌寒山诗,哦拾得偈,适与意会,遂拟其体,成一百四十八首。虽言语拙恶,乏于文彩,庶广先圣慈悲之意。”这篇自述作于“建炎四年二月望日”,正是北宋政权已被金兵摧毁,南宋政权尚未建立的时候,这位老人却悠闲地在太湖边上拟作寒山、拾得式的诗。
高丽刊本《寒山子诗集》的前半本是以南宋刻《三隐集》为底本的。每页版口均有“三隐”字。卷尾有《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一篇,文尾题“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谨记”。记文后附陆放翁一封信,其文云:
録陆放翁与明老帖
有人兮山径,云卷兮霞璎;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难征。心惆怅兮狐疑,蹇独立兮忠贞。
此寒山子所作楚辞也,今亦在集中,妄人窜改附益,至不可读。放翁书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也。
查《三隐集》所刻寒山此诗,首句作“有人坐山陉”,第五句夺兮字,句下多“年老已无成众喔咿”八字,此诗遂不可读。因知陆放翁所见别有善本,而国清寺明公和尚刻集时并未依陆放翁所提供的文本改正。
《太平广记》卷五十五有《寒山子》一条。文云: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馀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或警励流俗。桐柏徵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馀年,忽不复见。”以下记咸通十二年(公元八七一年)毘陵道士李褐遇见寒山子的故事。
这一段记载,出于《仙传拾遗》,这部书应当是唐咸通以后,北宋太平兴国以前的道家著作。《太平广记》五百卷中,关于寒山子的记载,仅此一条,可知这是寒山子的最早记录。他只是天台山的隐士,有三百馀首诗,由桐柏宫道士徐灵府编成集子三卷,并写了序文。记录中没有丰干和抬得,也不提国清寺。我以为这是寒山子及其诗的原始情况。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托名唐台州刺史闾丘胤,把寒山子的诗集重新改编,加上了一篇序文,编造了丰干、拾得和寒山子的故事,说他们是弥陀、文殊、普贤的化身。又增入了拾得和丰干的诗偈,于是他们和国清寺发生了关系。从此,寒山子诗集成为佛家的典籍。《旧唐书·经籍志》中没有《寒山子诗》,这可能是当时此书还投入馆阁。《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寒山诗七卷》,编入释家类,可知在北宋时,寒山子诗已属佛家。但这个七卷本是不是闾丘胤所编的那一本,还无法知道。
闾丘胤的序文没有记下写作年月,无从知其时代。北宋的《景德传灯录》已将闾丘胤序文中所述遇到的寒山、拾得的故事抄录进去,外加许多禅机问答,并说明他们是唐贞观初人。清初编《全唐诗》,把寒山、拾得和丰干的诗各一卷编在僧诗的卷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寒山子诗集》编在王绩的《东皋子集》之后,王勃的《王子安集》之前。从此,文学史家都把寒山子诗列入初唐文学。
我还是以为《仙传拾遗》的记录比较可信。因为寒山子诗本身记录了它们的时代性。三百多首诗中,一部分诗和王梵志的诗极其相近,可以认为初唐作品,但另一部分诗却显然近似孟郊、贾岛的风格,不到中唐后朝,这种风格的五言律诗还不可能出现。因此,我以为这部诗集是中唐时期一位隐名文士的作品,说他是大历中隐士,和作品的风格是可以符合的。
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
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
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
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今日岩前坐,坐久烟云收。
一道清溪冷,千寻碧嶂头。
白云朝影静,明月夜光浮。
身上无尘垢,心中那更忧。
寒山唯白云,寂寂绝埃尘。
草座山家有,孤灯明月轮。
石床临碧沼,鹿虎每为邻。
自羡幽居乐,长为象外人。
我们先看这三首诗。第一首是全集中唯一的秾艳诗,明清人诗话中常常提起,但它不能代表寒山子的风格,因为它是突出的例子。第二、三首,我选出来为寒山子诗的代表,因为它们无佛道思想,句法、用字都是中唐诗格,在初唐贞观年间,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诗。
驱马度荒城,荒城动客情。
高低旧雉堞,大小古坟茔。
自振孤蓬影,长凝拱木声。
所嗟皆俗骨,仙史更无名。
生前太愚痴,不为今日悟,
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做。
今日又不修,来生还如故。
两岸各无船,渺渺难济渡。
以上二首,前者是道家思想,太息荒城古坟中,都是不能修炼成仙的世俗人。后者是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指出今天的穷人,由于前世不修善行。如果今生又不修善行,那么来生还是个穷人。这一类的诗,在寒山子集中,并不多见。如果用统计数字来断定他的思想派别,似乎他的道、佛思想还不是主流。这一点,寒山子和王梵志不同。但是,试看下面二首诗,却又很象王梵志诗:
贪人好聚财,恰如枭爱子。
子大而食母,财多还害己。
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祸起。
无财亦无祸,鼓翼青云里。
我见谩人汉,如篮盛水走。
一气将归家,篮里何曾有。
我见被人谩,一似园中韭。
日日被刀伤,天生还自有。
第一首戒世人莫贪财。第二首戒世人莫欺侮他人。欺人者,无所得,被欺者,终不失。思想、表现方法、辞句,都是王梵志的风格。可知这一类富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白话诗,一向在民间流行着。
默默永无言,后生何所述。
隐居在林薮,智境何由出。
枯槁非坚卫,风霜成天疾。
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
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
必也关天命,今年更试看,
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
以上第一首诗,劝人不要做默默无言无益于后辈的隐士。风霜枯槁的生活,非但不能卫生,反而会成天疾。这种消极的隐居生活,正如土牛耕石田,永远不会得稻的。得稻是得道的谐音,这两句用了风人诗的句法。第二首劝考试失败的人不要灰心。成败都是天命,你不去考,就放弃了机会。因劝他今年再去试一下,说不定偶然考中了呢。末句用了比喻格的成语,也是风人诗的表现方法。
这两首诗表现了积极的儒家进取思想,寒山子大有自我否定之意,在全集中也是很突出的。综合起来看,寒山子诗三百馀首,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都有,所以它们可以为道家、佛家利用去装点他们的文化,但两家都不能不说他是贫士、隐士。《仙传拾遗》给他添了一个告诫毘陵道士李褐的故事,使他列入神仙。闾丘胤附会了国清寺的故事,使他与佛家发生关系。诗集中有几首诗提到国清寺和丰干、拾得的名字,很可能是托名闾丘胤者混入的。
现在我们再看寒山子对自己这些诗如何说法。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又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美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这两首诗是寒山子的诗论,它们也反映出这是中唐时期的诗。他反对做诗要讲究四声八病,要有郑笺、毛传才使人懂得。他的诗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仍然是合于典雅的。重视声病,做诗要协宫商,正是中唐时期盛行的诗家理论,以皎然的《诗式》为代表的许多诗学理论著作,也兴起于中唐时期,而寒山子的诗是正是这个时期的复古派。
王梵志和寒山子是唐代两位通俗诗人。他们的诗流行于一般人民中间,很少为士大夫所齿及。到了宋代,王梵志的诗已经失传,流行于民间的只有寒山子的诗,在闾丘胤那篇序文的影响下,拾得的地位升高了。在民间传说中,寒山、拾得的诗人形象逐浙消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成为和合二仙,主宰男女婚娟幸福,家庭和睦。民间风俗画里,有两个青少年,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一个盒子,这就是和合的谐音。在结婚典礼上,这和合二仙总得挂在中堂。据说这就是寒山、拾得二人。清代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正式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从此,在民间风俗中,寒山、拾得被称为和合大仙,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诗人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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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中唐诗馀话
《唐诗品汇》以武德至开元初为初唐,计九十五年,选诗一百二十五家。以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计五十三年,选诗八十六家。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亦五十三年,选诗一百五十四家。以开成至五代为晚唐,计七十年,选诗八十一家。从这个表中就可以看出唐诗的极盛时代,实在中唐。从来文学史家都以为盛唐是唐诗的盛世,因而论及中唐诗,总说是由盛而衰的时期。我以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说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尽管在政治、经济等国计民生方面,中唐时期比不上开元、天宝之盛。在这一段时期中,军人跋扈,宦官弄权,李唐政权确已开始了衰败的契机,但诗和其他文学却不能说是由盛入衰的时期。我选盛唐诗人十六家,觉得已无可多选,因为留下来的已没有大家。但我选中唐诗人二十五家,觉得还割爱了许多人。同样是五十三年,即使以诗人的数量而论,也可见中唐诗坛盛于盛唐。
严羽作《沧浪诗话》,首先推宗盛唐,贬低中唐。他说: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我评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
这是一篇盛气凌人的文章,居然先发制人,谁要是反对他的观点,就是不懂诗的人。他这篇《诗辨》,享有几百年的权威,后世诗家及文学史家都跟了他吹捧盛唐诗,好象王、孟、高、岑、李、杜以后,都是第二流诗人了。至于盛唐诗为什么好到如此,他也不能提出切实的理论,而以“以禅喻诗”的唯心论方法来摇惑浅学之徒。禅宗佛学,标举一个“悟”字,否定研究经典,否定深入思考,否定身体力行,只要能“悟”,便可登时得道。但悟有两派,一派主张顿悟,属临济宗(派);一派主张渐悟,属曹洞宗。严羽以为汉、魏的诗,至高无上,连“悟”都不需要。好象说:汉魏诗人,随时随地,抓起笔来,立即写成好诗。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得力于“透彻之悟”,亦即是顿悟,属于临济宗的门下,所以是第一流的诗。大历以后的诗人,仅能得“一知半解之悟”,所以是曹洞宗门下的小乖禅,只是第二流的诗。至于晚唐诗,便是不入流的东西了。这便是严羽推崇盛唐诗的理论依据。
那么,什么叫“悟”?什么叫“透彻之悟”?什么叫“一知半解之悟”?严羽也没有正面的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反面来理解。他说:
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这里五段文字,三个论点。第一段主意是说:诗不从学力中来,亦不从理智中来。但接下去却又说:如果不多读书,多穷理,就不能极其至。极其至,就是达到最高阶段。最高阶段,就是“悟”。由此可知,他所谓“悟”,是以读书穷理为平时修养的基础。由此而获得“妙悟”,写出诗来,没有书本知识和理智思考的痕迹。
第二段是用四个具体形象来比喻上文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里所谓“兴趣”,就是指盛唐诗人的“妙悟”。
第三段是批评“近代”诗人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就不免露出了“言筌”和“理路”的痕迹。
如果妙悟仍然要从多读书、多穷理得到,这个悟字已经和禅宗的悟有些距离,至少已落下乘的渐悟。看来严羽所谓妙悟,即是明清诗家所谓性灵,也就是梁启超所谓“因斯披里纯”,现代所谓灵感。读书穷理是诗创作的修养基础,但诗决不能直接从书本知识和理性认识中产生,而是要从一时灵感的触发中产生。妙悟、兴趣或灵感,就是严羽所谓别才、别趣。他所谓“近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说诗中所表现的只是文字的功夫、学识和思想,而没有灵感。
因此,这种诗就显得呆板凝滞,而“涉理路,落言鉴”了。这一节话是针对江西派诗人而言的。
如果这样理解严羽之所谓妙悟,我以为他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不是唯心论的观点。不过这样的悟法已不是禅宗的悟。他用禅宗的术语来比喻诗法,没有考虑到各方出发点的不同,这是比喻错了。既说“非关书也,非关理也”,又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就是他的矛盾。禅宗并不主张多读经、多穷理才能悟入。
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因为盛唐诗人有兴趣,善妙悟;而大历至晚唐诗之所以愈趋愈下,是因为这些诗人最多只有“一知半解之悟”。这个观点是任何一个文学史家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有二点错误。第一,这是文学退化论。中唐以后的诗,都不及盛唐诗,后人都不及前人。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以后,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第二,把妙悟用于各体各类的诗。妙悟、兴趣、或灵感,只能作为鉴赏一部分抒情诗的标准。至于詠怀、詠史之类的诗,反映社会现实的讽谕诗、新乐府诗、叙事诗,我们鉴赏这些诗,正是要体会作者的学识或思想,而并不要求作者有妙悟。作者也不可能因一时的妙悟或兴趣触发而写这种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三吏”、“三别”,高适的《燕歌行》,可以体会到多少妙悟的效果?
严羽的妙悟论,尽管明清诗家改用比较具体的“性灵"、“神韵”等名词,但并不用来作为鉴赏诗的唯一标准。惟有他的独尊盛唐的观点,却仍然为明、清以来诗论家所承袭,不过所举理由各有不同。
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敛也。初唐人承隋之馀,前花已谢,后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淡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远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故其诗往往不长于古而长于律,自有所由来矣。
这是明代陆时雍《诗镜》中的话。他为盛唐诗与中唐诗作比较。第一节说盛唐诗的风格在铺张,中唐诗的风格在收敛。第二节说盛唐诗如绮绣秾华,中唐诗如冰纨素淡。这两点是对中唐诗作较高的评价。但第三节提出中唐诗的缺点,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声气降。这样,又把中唐诗贬低了,仍然是严羽的论调;中唐不如盛唐。最后,他又指出:中唐诗因为有以上种种缺点,所以中唐诗人不长于作古诗而长于作律诗。这个观点,却犯了逻辑错误。他给人的体会,好象种种缺点都表现在中唐诗人所作古诗中,而律诗则为中唐诗的特长,没有这些缺点。
律诗虽然起于初唐的沈、宋,但盛唐诗人所作多为五言律诗。只有杜甫晚年才大作七言律诗。中唐是七言律诗大发展时期,故中唐诗人多作七言律诗。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始兴到繁荣的过程中所反映的必然现象,并不是由于中唐诗人的才情不适宜作古诗。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荡,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夫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是清乾隆时人何文焕的话,见于《唐律消夏录》。他专论中、晚唐五言律诗。第一节是贬词。但我以为这一节话仅适用于晚唐五言律诗。中唐诗人所作,还不至如此。第二节是褒语。我以为仅适用于中唐五言律诗。晚唐诗人所作,还够不到这个好评。最后的论断所指两个优缺点也不能以整个时代来概括。中、晚唐五言律诗亦有词意兼工的,而初、盛唐五言律诗亦有瑕瑜不掩的。综观全篇论点,岂不还是严羽的盛唐最好论?
此外,还有许多诗话中评论唐诗,或者论古诗,或者论绝句,总的倾向,几乎都说中、晚唐诗不如盛唐。这个几百年来盲目继承的论调,我以为必须纠正,中唐诗的冤案,必须平反。
中唐诗分前后二期。大历至贞元为前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古诗及律诗,都是王维、孟浩然诗风的延续。韦应物、刘长卿的五言诗,并不比王、孟逊色。七言律诗是杜甫的继承,在杜甫的格调上有新的发展。虽然由于诗人的才情不如杜甫,故没有杜甫那样沉郁深刻的作品。但题材内容有所扩大,作者愈多,毕竟还是七言律诗的盛世。绝句的成就,更是中唐高于盛唐。韩翃所作,未必亚于王昌龄。王建的宫词、刘禹锡的竹枝词,为绝句开辟了新的领域,亦盛唐所未有。
贞元至长庆为后期。这是唐诗的大转变时期。王维、孟浩然变而为孟郊、贾岛。杜甫的五、七言古诗变而为韩愈。白居易、元稹继承杜甫的新乐府,给它正名定分,并建设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诗的任务在讽喻时政,诗的创作方法要大众化。这种对文艺的积极的认识,又不是盛唐诗人所能想象的。此外,张祜的绝句,饶有兴趣;李贺的歌诗,幽怪秾丽而体格高古,也都胜过盛唐。
以上许多随便举出的例子,已足够显示中唐诗的丰富多采。怎么能说它们是唐诗由盛入衰的现象呢?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5-02-02 1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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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话
78 李商隐:锦瑟
南朝宫体诗绮丽的辞藻,到盛唐时,已被摈斥在诗坛之外。王、孟的诗,固然清淡;即使李、杜、高、岑,也绝不堆垛秾艳的字面。从此以后,诗家一味祟尚清淡,到了郊、岛,已清淡到质朴无华的古拙境界,不免有人感到枯瘁。物极必反,首先出现了一个李贺。他从齐梁诗赋中汲取丽辞幽思,运用在唐代的声韵琅然的近体诗中,登时使唐诗开辟了一片新境界。受李贺影响的有施肩吾、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段、温、李三人都排行十六。所以当时人称他们的诗体为“三十六体”。
杜甫作诗,极讲究句法,如《秋兴》八首之类,诗句都极为雄健。作长篇诗,又在叙事方法上,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史笔,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之类,形式是诗,精神却是一篇散文。这一特征,首先由韩愈继承了下来,于是使后世有“以文为诗”的评语。李商隐的诗,在句法与章法、结构方面,显然可以看出杜甫、韩愈的特征。
为了要运用绮丽的字面来结构对偶的律诗句法,有许多思想、情绪,甚至事实,不使用本色词语来表达,于是不得不借助于运用典故。在李商隐以前,诗人运用典故,不过偶尔用一二处,不会句句都用典故。而且一般的用典故,都是明用,读者看得出,这一句中包含着一个典故。只要注明典故,诗意也就明白了。但是,李商隐的诗,往往是逐句都用典故,即使都注明白了,诗意还是不易了解。因为在运用典故的艺术手法上,他也有所独创。他在诗中运用典故,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典故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企图在他的诗中所显示的意义。
南朝宫体诗,使用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的宫廷生活,这些诗的思想内容,不会越出文字意境之外。因此,宫体诗的创作方法,绝大多数都是“赋”。李商隐有许多诗,也是组织了许多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但在文字表面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与男欢女爱不相干的意义。这样,李商隐的艳体诗,或说情诗,仅是他的某一种严肃思想的喻体,我们说他是用“比兴”的创作手法来写这一类诗的。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文学史上称为“温李”,但温庭筠的诗很少比兴手法。无论意义与价值,温庭筠的诗远不如李商隐。
在唐诗中,李商隐不能说是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的社会意义,远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但我们可以说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唐代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北宋初年,以杨億、刘筠等人为首的一群诗人,掀起了一个学习李商隐诗的高潮。他们刊行了一部唱和诗集,名为《西昆酬唱集》,后世就把李商隐风格的诗称为“西昆体”。自从欧阳修、石介、梅尧臣等提倡魏、晋风格的古诗,黄庭坚创立了江西诗派以后,西昆体就不时行了。但是,王安石还说:要学杜甫,应当从李商隐入门。
明代是唐诗复兴时期,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都有李商隐的影响。清代中期以后,诗人好做情诗,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流品愈下,出现了王次回的《疑云集》和《疑雨集》。再以后,就有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那些香艳诗了。
金代诗人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云: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前二句是《锦瑟》诗中的句子,下二句说诗家都爱好李商隐的诗,但苦于不解诗意,最好有人把它们笺注明白,像汉代郑玄笺注《诗经》一样。这是历代以来读李商隐诗的人共同的愿望。到了明代末年,有一个和尚道源开始为李商隐诗作注解。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无法见到,据说是“徵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但清初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曾极力推崇他,比之为笺解《诗经》的功臣毛公与郑玄:
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
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
据宋人笔记《杨文公谈苑》云,李商隐每作诗文,一定要查阅许多书本,乱摊在屋子里,人家比之为獭祭鱼。原来水獭啣到了鱼,并不立刻吞食,它要把得到的鱼,一条一条陈列在面前,好象祭祀这些鱼。好久以后,才把这些鱼吃掉。李商隐乱摊书本,找寻资料,以写诗文,情状也和獭祭鱼一样。“獭祭”这个词语,现在已被用来讥讽人家东抄西袭做文章了。道安是苻秦时高僧,自称“弥天释道安”,诗中用以指道源。
清初,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其后,经过程梦星、姚培谦、冯浩等人的笺注考释,现在我们用的是冯浩的《重校玉溪生诗详注》。借助于这个注本,我们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可以了解。但是,对于整首诗的涵义,还是不容易明白。尽管冯浩作了大量的考证笺释,恐怕还有许多不能作为定论的地方。
李商隐的诗,既然有了详尽的注解,还是不容易看懂,而读者偏偏还是爱好,这不是很有矛盾吗?并不矛盾。这正是唐诗的特征,尤其是在李商隐诗中体现了出来。唐诗极讲究声、色、意。首先是声,平仄谐和,词性一致,都是为了追求音律的美,所以称为律诗。隋代以前的五言诗,在不合乐的时候,都是平读的,象我们现在朗诵白话诗一样。唐代的律诗,即使不配音乐,也可以象歌曲一样吟唱,因为它的文字组织有音乐性。其次是色。它属于文字的美,是诉之手视觉的。李商隐极能组织绮丽的辞藻,他运用的单字和语词,浓淡,刚柔,非常匀称,看起来犹如一片古锦上斑斓的图案。最后才是意。深刻的思想、感人的情绪,都是诗的内容,我们称为诗意。李商隐的诗,尽管我们不能理解其诗意,但是它们的声、色同样有魅力能逗取我们的爱好。现在我举出一些历代以来众口传诵的名句:
永忆江湖归白髪,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
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回中牡丹》)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春日寄怀》)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卷旗。(《重过圣女祠》)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无题》)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
神女生涯元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无题》)
以上八联,都是不朽的名句。第一联不用绮丽字面,而句法却俨然是杜甫,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称之为“神句”。这些诗联,放在全篇中,尽管全诗的涵意不甚可解,但就是这一联,已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使人击节心赏了。此外,还有许多联句,连意义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只因为有高度的声、色之美,也使读者不求甚解而仍能感到它是好诗。
李商隐的诗,有许多题作《无题》、《有感》、《读史》的,这些诗题,并不象历来诗人那样,用以说明诗的内容。为了记录他的恋爱生活,或者发泄他的单相思情绪,他写了一首隐隐约约的诗,并不要求读者完全明白,于是加上一个题目:“无题”。如果他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有所感触,也用艳情诗的外衣写下来,也题之为“无题”或“有感”。如果他对当时的政治、国家大事有所愤慨,他就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作诗,题之曰“读史”。“读史”就是“咏史”,这种诗题是古已有之。“有感”也有人用过。“无题”则是他的创造。此外,李商隐还有许多诗,用第一句开头二字为诗题,如《锦瑟》、《碧城》之类。这些诗,其实也就是“无题”。
白居易作《新乐府》,惟恐读者不明白他的诗意,在诗题之下,还要摹仿《毛诗》,加上一个小序。例如诗题《杜陵叟》下面有一句小序:“伤农夫之困也。”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大众化,要做到“老妪都解”。尽管他的诗已经够明白浅显,他还是不惮烦地要在诗题上表现清楚。李商隐恰恰相反,诗意已经朦胧得很,还不愿加一个说明性的题目。留有馀地,让读者自己去感觉,而不是理解。白居易和李商隐,代表了两种文艺观点,两种创作方法。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近于象征主义。
现在我们就以《锦瑟》这首诗为例子,看看历代以来许多人的体会: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宋人《许彦周诗话》云:“《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柱如其弦数。其声有适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诗,而赵推官深为说如此。”
这大概是解释此诗的最早资料。许彦周记录赵深的讲法,以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听了令狐楚家妓弹奏锦瑟以后写的。锦瑟有四种音调,诗中两联四句即分别描写这四种音调。“庄生”句是写适,或感,“望帝”句是写怨,“沧海”句写清,“蓝田”句写和。这样讲诗,真是可谓曲解。“望帝”句勉强可以说是形容其怨,其馀三句就扣不上去了。瑟与琴一样,都是一弦二柱,锦瑟的柱数与弦数同,显然是胡说,既然李商隐自己没有注明此诗本事,又何从知道令孤楚家妓女曾弹奏过适怨清和的瑟曲呢?但是,尽管许多人不能同意如此讲法,而王世贞还说:“李义山《锦瑟》诗中二联是丽语。作适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以此知诗之难也。”(《艺苑巵言》)他以为李商隐的这一类丽语,讲不通就没有意思,讲通了反而又觉得不过如此,没有馀味了。这一评语,正说穿了李商隐诗的特征。
刘攽《中山诗话》说:锦瑟是当时某一个贵人的爱姬。《唐诗纪事》说是令狐楚的妾。总之,都以为锦瑟是人名,而这首诗是李商隐写他对锦瑟的爱恋。这一讲法,也只是臆说,毫无根据。
但是《唐诗鼓吹》中郝天挺注此诗,仍用适怨清和之说。廖文炳从而解云:“此义山有托而咏也。首言锦瑟之制,其弦五十,其柱如之。以人之华年而移于其数。乐随时去,事与境迁,故于是乎可思耳(以上解第一联)。乃若华年所历,适如庄生之晓梦,怨如望帝之春心,清而为沧海之珠泪,和而为蓝田之玉烟,不特锦瑟之音,有此四者之情已(以上解中二联)。夫以如此情绪,事往悲生,不堪回首,固不可待之他日而成追忆也。然而流光荏苒,韶华不再,遥溯当时,则已惘然矣(以上解尾联)。”这样解释,已经是逐句串讲了,但是读者还未必能豁然开朗,信服他讲得不错,已表达了作者本意。
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释云:“此悼亡诗也。《房中曲》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即以义山诗注义山诗,岂非明证?锦瑟当是亡者平日所御,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集中悼亡诗甚多,所悼者疑即王茂元之女。旧解纷纷,殊无意义。”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以锦瑟为兴感之物,朱彝尊、朱长孺、冯浩也都有此设想,不过对诗句的具体意义,各人的体会又各有异同。
“锦瑟无端五十弦”,钱氏云:“瑟本二十五弦,一断而为二,则五十弦矣。故曰无端,取断弦之意也。”冯浩最初的笺解,以为此句是“言瑟之泛例”,引李商隐诗另一句“雨打湘灵五十弦”为例。又说:“以二十五弦为五十,取断弦之义者,亦误。”又说:“此悼亡诗,定论也。以首二字为题,集中甚多,何足泥也。”这样,冯氐虽然也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但锦瑟和五十弦都没有任何寓意。但他在重校本中却同意了钱氏的讲法。
“一弦一柱思华年”,钱氏云:“弦分为五十,柱则依然二十五。数瑟之柱而思华年,意其人年二十五岁而卒也。”杨守智笺云:“琴瑟喻夫妇,冠以锦者,言贵重华美,非荆钗布裙之匹也。五十弦、五十柱,合之得百数。思华年者,犹云百岁偕老也。”何焯解此诗首二句云:“首借素女鼓瑟事以发其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冯浩笺云:“杨说似精而实非也。言瑟而曰锦瑟、宝瑟,犹言琴而曰玉琴、瑶琴,亦泛例耳。有弦必有柱,今者抚其弦柱而叹年华之倏过,思旧而神伤也。”
“庄生晓梦”二句,钱氏以为“言已化为异物”。何焯云:“悲其遽化异物。”冯浩则以为上句是“取物化之义”,下句则“谓身在蜀中,托物寓哀”。
“沧海月明”二句,钱氏以为上句言其“哭之悲”,下句“谓已葬也,犹言埋香瘗玉”。何焯以为“悲其不能复起之九原也”。这两家的意见是同样的,上句寓悲悼之意,下句惜其长眠地下。冯浩不同意这一讲法。他以为这首诗的下半是“重致其抚今追昔之痛”,“沧海”句是“美其明眸”,“蓝田”句是“美其容色”
最后一联,“此情”二句,钱氏解释道:“岂待今日始成追忆,当生存之时,固已忧其至此矣。意其人必婉弱善病,故云。”冯浩在初校本中,讲法与钱氏不同。他说:“惘然紧应无端二字。无端者,不意得此佳耦也。当时睹此美色,已觉如梦如迷,早知好物必不坚牢耳。”但是在重校本的《补注》中,却全部否定了自己的旧说,认为钱氏“起结之解,究为近理。中四句必如愚解。”他承认钱氏对此诗首尾两联的解释,较为近理。可是还坚持他对中间二联的解释。
以上所引诸家,都是清初康熙、乾隆朝的笺注家。他们都认为这是一首悼亡诗,但是全诗八句,各人的讲法都不尽一致。即使有相同处,也是同中有异。总的说来,清代诗家。都同意这是为悼亡而作。只有一个纪晓岚,以为它是一首艳情诗:“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而作。”(《李义山诗辨正》引)差距其实不远,只是那位美人死与不死之别而已。
据说有一个宋刻本李商隐诗集,第一首就是《锦瑟》,因此,何焯又曾以为是李商隐“自题其集以开卷”,此诗有自伤生平之意。此说记载于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冯浩以为这不是何焯的话。近代张采田作《玉溪生年谱会笺》,关于《锦瑟》这首诗,就采用此说。最近出版了一部《李商隐评传》,其作者更以为这样讲法“最得其实”。他又从而“发挥”之。现在节录如下:
《锦瑟》实际上是李义山一生遭遇踪迹的概括。宋刊义山诗集把它置于卷首决不是偶然的。首联以“锦瑟”兴起,是虚写。“思华年”三字统摄全篇,是本诗基本主题思想的概括,中四句是纯系自伤生平之辞。“庄生”句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实写,即追忆青年时代仙游生活。“庄生”,诗人自谓;“迷蝴蝶”,喻入道仙游。另一方面又是虚写,是说自己青年时代有过许多绮丽美好的理想,后来在冷酷的现实生活中逐一幻灭,化为泡影,晚年回忆起来真是既辛酸,又甜蜜。“望帝”句谓我满腹忧愤,惟有假诗篇以曲传。“春心”寓迟暮之感。“沧海”句取沧海遗珠之意。意思是说:沧海的遗珠长对明月而垂泪。“蓝田”句意思与上句相近,是说蓝田的美玉,每临暖日而生烟。总的说来,这两句义山自慨不遇。珠、玉,诗人自喻美才;泪、烟,抒写沉沦不遇之痛。尾联运用递进句式,今昔对照,突出诗人内心的惆怅寂寞。诗用反问句式更有力地肯定正面意思:凡此种种遭受,何待今天回忆,就在当时也够令人惆怅伤感的啊!又诗题曰《锦瑟》,取首二字为题,犹《无题》也。
作者每讲一个词语,都引李商隐其他诗中同一个词语为证。例如庄周梦蝶的典故,李商隐用过好几次,作者都引用来作为旁证,以证明这是写“游仙生活”。看到句中有“沧海”和“珠”字,就说这是“沧海遗珠”之意。从来讲唐诗的,何止数百家,尽有讲得很深奥屈曲的,但没有见过如此穿凿附会的讲法。李商隐原诗虽然不能诼句实讲,但体会其涵义,我以为悼亡之说,还是近情。自伤生平的讲法,或者可以聊备一说,但如果用《评传》作者这样的曲解,恐怕无论如何也讲不清这是一首自伤生平的诗。
以《锦瑟》为例,可知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尽管注明了诗中所用典故,还是不很容易了解其主题思想。
冯浩在几十年的研究及笺注工作以后,写下了两段结论。其一云:“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鼓吹》合诸无题诗而计数编之,全失本来意味,可尤噱也。”
其二云:“说诗最忌穿凿。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论世之法求之,言外隐衷,大堪领悟,似凿而非凿也。如《无题》诸什,余深病前人动指令孤,初稿尽为翻驳,及审定行年,细探心曲,乃知屡启陈情之时,无非借艳情以寄慨。盖义山初心,依恃惟在彭阳,其后郎君久持政柄,舍此旧好,更何求援?所谓‘何处哀筝求急管’者,已揭其专壹之苦衷矣。今一一注解,反浮于前人之所指,固非敢稍为附会也。若云遁体一无谬戾,则何敢自信。”
冯浩最初不赞成以前许多注释家的观点,他在初刻笺注本中,对前人以为有寄托的好些无题诗,一概批驳,断定它们都是描写爱情的艳诗。但后来对李商隐的生平遭遇,经过深入研究,发觉李商隐並不是一个风流浪子,他的那些艳诗,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有隐喻的。于是他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探索这些无题诗的微意。结果是,在他的重定本《笺注》中,他认为是有寄托的无题诗,反而更多于前人研究的结果。
但是他也肯定有一小部分无题诗,还是赋艳情之作。在这种夹杂不分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必须有所区别,而《唐诗鼓吹》把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集中在一起,使读者不能区别鉴赏每一首诗的意味,这是他认为可笑的。
但是,对于李商隐的诗,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求解,冯浩也还不敢自信其无误。所以,我以为还是采取陶渊明的方法,“不求甚解”为妙。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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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李商隐:七言绝句四首
“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这是清康熙时诗人吴江叶燮的话,见于他所著《原诗》。他对李商隐的七绝评价如此之高,大可注意。因为一般人读李商隐诗,往往为他的七律和五言排律所吸引,而不很注意到他的七绝。其实他的七绝量既不少质亦杰出。
叶氏概括李商隐七绝的优点是“寄托深而措辞婉”,我以为这还是其一个特征。而且叶氏这一句话,我们还不妨理解为三个特征:其一是寄托既深,措辞又婉的诗。其二是寄托深的诗,措辞不一定婉。其三是措辞婉的诗,不一定有很深的寄托。除此以外,我以为李商隐还有一些俊妙的七言绝句,运用的创作方法还不是叶氏这一句话所能概括的。现在,我选他几首七绝来谈谈。
闺情
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
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
这是唐诗中一首独特的闺情诗。绝大多数闺情诗,都是写妇女的伤春怨别情绪,惟有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女人睡在丈夫身旁梦见与她的情人欢会。这个题材,恐怕是古今闺情诗中绝无仅有的。第一句是写一朵美艳的花。花房、脾,都是指花心。红霞是说红色而带露水的,白蜜是说白色而含蜜汁的。第二句说黄蜂与紫蝶都来向这朵鲜花采蜜。“两参差”三字用得极妙,表示蜂蝶并不同时来到。这两句诗已经把情况象征性地说明了。第三句才具体点明,这是那个女人在春窗下做的一个风流梦。为什么要说是“春窗”而不说“秋窗”呢?因为这个“春”字并非必然用作窗的形容词,它的意义只是说明那个女人的情绪,应当理解为《诗经》中“有女怀春”的“春”字。第四句是主题思想所在。妻子在睡眠中做了一个风流梦,同衾人(指丈夫)却是一点也没有知道。
冯浩给这首的评语是“尖薄而率”。可知他没有深入理解这首诗。他以为这是一首没有寄托的艳情诗,有些轻薄,而且表现得太直率。我以为这首诗可以理解为“寄托深而措辞婉”的代表作。有些人的思想、感情、行为,即使同在一起的人,或极其亲密的人,也不能了解,正如同床的丈夫还不知道妻子的思想、感情、行为一样。这是用有寄托的观点来解释这首诗,岂不是可以说是“寄托深而措辞婉”呢?至少,这样一讲,它就不是一首轻薄的艳情诗。至于从这一寄托的意义去探索诗人所隐喻的具体动机,这就不可能求之更深了。
过楚宫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楚襄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与巫山神女欢会。巫山神女是兴云降雨的神。这个神话见于宋玉的《高唐赋》。后世文学上就把“云雨”用作男女交欢的代词。李商隐诗中用楚襄王与神女的故事为题材的很多,这是其中之一。第一句用“迢迢”来形容巫峡,用“旧”来形容楚宫,就值得读者注意。言外之意,可知现在离巫峡(神女所居之地)已远,而襄王从前所居之宫亦已成为陈迹。可是,第二句说,神女所施行的云雨至今还在遮暗红叶的枫树。第三句是转句,引出第四句作对比。“微生”在这里可以讲作“一般人”或“众人”。大家都留恋人世间的快乐,只有楚囊王还在回忆当年的美梦。
从文字表面来讲,这是作者经过楚宫遗址而想起了楚襄王的神话,因而写了这首诗,形容巫山神女的使人永久留恋。如果就这样讲,也很好,这首诗也很美了。但冯浩却说:“自伤独不得志,几于哀猿之啼矣。”这样一讲,这首诗也有寄托了。冯浩的理解是认为李商隐写此诗以寄托他感慨身世,发出不得志的哀啼。主题是揭出了,但他没有详解,可能还有读者不能领悟。
李商隐的一生,被牵累在牛李党争这一个政治旋涡中。他早年为令狐楚所赏识,令狐楚有意提拔他。后来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茂元是李德裕的人,令狐楚是牛僧孺的人。这样,李商隐的婚姻,意味着背叛牛党而投靠李党。令狐楚死后。他的儿子令狐綯官位一天一天高起来,王茂元死后,李德裕的官位势力愈来愈降落。李商隐先后投奔郑亚和柳仲郢,在他们幕下为书记。郑、柳都是李德裕的人。宣宗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年),李德裕被令孤綯排挤,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三年十二月,卒于崖州。于是李党政治集团彻底崩溃,李商隐也随着柳仲郢的降官而回到郑州老家,不久即病故。当令狐綯权势日高的时候,李商隐屡次上书献诗,希望令狐綯顾念旧情,给予援助,但令狐綯绝不理睬他。
李商隐的诗,有很大一部分是写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有明说的,有隐喻的。这首《过楚宫》诗,我以为可能是大中四年令狐綯为宰相时写的。第一句“巫峡迢迢旧楚宫”,这个“楚”字很巧妙地借用作令孤楚。这时他早已不在令狐楚门下,令狐楚的家岂不已成为既远又旧的地方。第二句是把“云雨”比喻权势,令狐楚虽然已死,但他的权势还没有衰败,因为他的儿子又当了宰相。第三句是比喻别人都沾受了令狐父子两代的恩泽,第四句以襄王比自己,只有我在回忆当年的美梦。
我把“至今云雨暗丹枫”一句讲作“权势还没有衰败”,可以有一个旁证。就在这首诗的下面,接着还有一首题作《深宫》的七言律诗。这两首诗恐怕是同时所作,因为意境差不多。《深宫》的结尾二句是:“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意思是:“想不到掌握大权的,只有令狐家。”冯浩也说这首诗“与上章托意无殊,而吐词各别,真妙于言情者。”我想把他的结句改为“真妙于讽谕者”,那就明白了。
屏风
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
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
这是一首咏物诗。题目是“屏风”,诗就描写屏风。四句诗,说的都是关于屏风的事。这种创作方法是“赋”。第一句写屏风的形状,一共六扇,钩连起来可以转折的,放在翠绿色的帷幕边。第二句写屏风所在的时地。高楼上,半夜里,主人酒醒之时。第三句写屏风的作用:掩灯、遮雾,把室内室外的一切光与景都严密地挡蔽了。第四句写屏风的效果:使室内的人不知一切外边的事,还是天晴有月亮呢,还是在下雨?
很明显,初学诗的人也可以感到这首诗不仅是咏屏风,它还有言外之意。把屏风比喻为一种阻挡或隐瞒真实情况的人物,而它的主人又是在高楼上,半夜里,并且酒醉才醒的人。这是一个不能明察秋毫,而易受蒙蔽的人。诗题是“屏风”,那么这首诗可以解释为讽刺蔽贤之人。但冯浩以为不是。那么,从“雨落月明俱不知”这一句看,也可解释为讽刺被蒙蔽的达官贵人。但是,另外也可以把第二句和第四句认为是作者自写,那么,屏风对于诗人,就成为欺瞒他的小人了。
在李商隐的七言绝句诗中,这一首是写得最浅显的。它不是有什么寄托,而只是有所比喻,因为它并不象专指一件事,这就是“赋而比”的创作方法。至于这首诗的措辞,也不能说是婉,最后一句未免说得太显露了。
旧将军
云台高议正纷纷,谁是当时荡寇勲。
日暮霸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
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六0年),下令把辅助光武帝建立中兴大业的三十二位功臣大将画像于云台。在后世的文学词汇中,云台就作为一个论功行赏的地方。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是说云台上议论纷纷,决不定谁是当时扫荡敌人的功臣。第三、四句也用了一个典故:西汉时名将李广告老家居时,有一天,带了一员卫士入山打猎,在农村里朋友家饮酒,不觉夜晚,已到宵禁时间。回到霸陵旗亭,被一个喝醉酒的霸陵尉斥骂,不准通行。卫士便说:“这是前任李将军。”霸陵尉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犯禁夜行,何况你这个前任将军。”这个故事形容人间的势利,以李广那样立大功的人,一到退休林下,失去权势,便为一个小小尉官所瞧不起。李商隐在这首的第三、四句概括了这个故事,联系上面两句,可以知道这首诗是写一个功高的将军,非但不能画像于云台,而且为卑官小吏所轻视。那么,李商隐所同情的“旧将军”是谁呢?冯浩以为是李德裕。因为宣宗大中二年七月,曾命令继承太宗的故事,增画功臣图像于凌烟阁上,想必当时一定有纷纷议论,谁应该算是功臣。李德裕有攘回纥、定泽潞之功,可是非但没有被定为功臣,而且已于上年贬官为潮州司马。当年十一月,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李商隐这首诗,作于大中二年,为李德裕鸣不平,情事完全符合,用典也非常贴切,我以为冯浩的笺释是无可否定的。这是一首艺术手法很高明的讽喻诗。
【附记】
刘言史有《乐府杂词》三首,其第三首云:
不耐簷前虹槿技,薄妆春寝觉仍迟。
梦中无限风流事,夫婿多情亦未知。
此诗与李商隐《闺情》诗同。刘言史与李贺同时,略早于李商隐,不知是一诗误入二人集中,或二人各有所作,偶尔意同。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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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温庭筠:五七言诗四首
温庭筠,太原人,字飞卿,太宗时宰相温彦博的后裔。他和李商隐同时,可能稍长几年。他的诗,风格与李商隐相同,当时便齐名并称为“温李”。他的身世遭遇,也和李商隐很相似,同是为令狐綯所压制。虽然新旧《唐书》都有他的传记,可是都不详细,而且与其他资料出入很大。《旧唐书》说他:“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新唐书》说他:“文思神速,多为人作文。大中末(公元八六O年),试有司,廉视尤谨。庭筠不乐,上书千馀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执政鄙其所为,授方城尉。”这两段史传都没有说他成进士,但《新唐书》记载他在试场中严密监视之下,已为八个人做了枪手,而自己还能写成千馀字的考卷。最后两句,恐怕有节略。执政者既然鄙其所为,为什么还要授以方城尉之职?应该是进士及第之后,不给他做校书郎之类的清流官,而把他外任为县尉。
《全唐诗话》、《唐诗纪事》都说他是“谪为方城尉”,並且还载了当时朝廷的制词云:“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称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据此可知他的被降谪,是由于品德恶劣。但既然方城尉是降谪的结果,那么他原先又是什么官职呢?这一情况,也无可考查。
史传都没有说他做过国子助教,但《花间集》中却称他为“温助教”。又《宝刻丛编》记载有《国子助教温庭筠墓志铭》,是他的弟庭皓所撰。这就可以证明他最后的官职是国子助教,并不象《全唐诗话》所说的“流落而死”。近年夏承焘先生作《温飞卿年谱》,蒐集资料甚多,考证甚详,但对于这些问题,还未能解决。大约温庭筠这个人,品德远不如李商隐。他的缺点,一是恃才傲物,喜欢讥讽别人,以致得罪了许多人。二是沉湎于酒色,行止不检,以致为士林所不齿。但他的仕宦前程,主要是为令狐綯所压制,这又和李商隐一样了。
温庭筠的诗,其声色之美,和李商隐不相上下,但其诗意却远不及李商隐。李诗有比兴者多,温诗纯用赋体,绝少言外之意。严羽《沧浪诗话》说宋初杨、刘等人倡“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我以为这句话说倒了。西昆诗人虽然竭力摹仿李商隐,然而他们的诗,只能学到温庭筠。后世学西昆体者,也大多只学象了温庭筠。
明人顾璘在评点《唐音》时批评温庭筠道:“温生作诗,全无兴象,又乏清温。句法刻俗,无一可法。不知后人何以尊信。大抵清高难及,粗浊易流,盖便于流俗浅学耳。余故恐郑声乱雅,故特排击之。”清初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引述顾璘这段评论,但是他以为顾璘的话未免过分。他以为“大抵温氏之才,能瑰丽而不能淡远,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饰而不能自然,然警慧处,亦非流俗浅学所易及”。综合这两家意见,我以为说温诗“句法刻俗,无一可法”,确是排击太甚。我倒同意贺氏,以为温诗亦有“非流俗浅学所易及”之处。不过贺氏谓温庭筠的才情“能瑰丽而不能淡远”三句,我觉得也有些过分。淡远、雅正、自然,这三种风格,温庭筠并不是没有。
温庭筠的诗,有两种风格。一种显然是受李贺影响的齐梁体小乐府,和辞藻秾艳的七言律诗,这是贺裳所谓瑰丽的一面。另一种是写行旅、登览的五言律诗,这些诗仍然是从王维、孟浩然、刘长卿等人的风调发展而来,并不用瑰丽的辞藻,这是贺裳所谓淡远的一面。李商隐没有这一类的五言律诗,所以他的全部诗作,声、色是一致的。温庭筠的全集中,有声色截然不同的现象。
温庭筠诗集前三卷都是乐府诗。选题造句,摹仿李贺的痕迹非常明显,但有写得很好的,现在举例一首:
湘宫人歌
池塘芳意湿,夜半东风起。
生绿画罗屏,金壶贮春水。
黄粉楚宫人,方飞玉刻鳞。
娟娟照棋烛,不语两含嚬。
这首诗如果放在《李长吉歌诗》中,恐怕没有人能看出是温庭筠的诗。句法、结构、神情、面目,全是李贺的特征。全诗无法逐句讲解,只能大略感到第一、二句是写时、地。地是在池塘边的宫闺中,时是春天夜半。第三、四句是宫闺内景:用翠绿色画的屏风,有滴漏报时的铜壶。第五句是点明题目:额上点着黄粉的楚国宫人。第六句不可解。“方飞”,一本作“芳花”,但也无法讲得通。不过这一句的作用,大概总是描写这两个宫女的装饰。第七、八句是写这两个宫女对着残棋短烛,含嚬夜坐,表现了她们的怨情。题目是《湘宫人歌》,内容就是“宫怨”。
三洲词
团圆莫作波中月,洁白莫为枝上雪。
月随波动碎潾潾,雪似梅花不堪折。
李娘十六青丝髪,画带双花为君结。
门前有路轻别离,惟恐归来旧香灭。
《三洲词》,或称《三洲曲》,是流行于巴陵三江口的民歌。那地方的商人乘船从长江上下,贩货经商。歌辞内容就写商人重利轻别,使妻子在家,空房独守,有华年易老之感。这首诗前四句是比喻。波中之月,虽然是圆的,但波动而月就碎,这团圆便是虚假的。树枝上的雪虽然洁白如梅花,但它终不能折下来当作梅花,插瓶供赏。第五、六句写一个假拟中的李娘,年才十六,就已经嫁人了。结髪、结带,都是结婚的代词。第七、八句写门前有水路直通扬州,做商人的丈夫轻易就离别而去,只怕你回来时已闻不到旧时的香了。“旧香”,用来象征青春年少。
过陈琳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这是一首和李商隐风格相同的七言律诗。所谓西昆体,从宋初的杨億到明末清初的陈子龙、钱谦益,主要是摹拟这一路的律诗。它们音调雄健,辞藻丰腴,或者秾丽,诗意的逻辑结构明白清楚,在明、清人的鉴赏标准中,这是唐律的典范。
这首诗是温庭筠的名作,许多选本都选了它,也有许多人给作了注解。我本来不想在这里选讲。可是一检诸家注解,发现有几句似乎大家都没有讲通,因此就凭我的了解,提出另一些讲法,与读者商榷。
第一句的“青史”,只有曾益注引江淹的文句“並图青史”,算是注出了这个语词的来历。其实这个注可有可无,因为“青史”二字早已成为普通常用的名词,意义就是历史书。“遗文”二字,郝天挺注云:“《三国志》有《陈琳传》。”这样一注,这句诗就被解释为“曾经在《三国志》这部史书中读到你的传记。”温庭筠分明说是:“见遗文”,怎么可以理解为读到陈琳传记呢?问题在于“青史”二字不能死讲作《三国志》之类的史籍。在文学修辞中,一切古书都可以称为“青史”。温庭筠这句诗是说“我曾在古书中见过你的文章。”廖文炳解释就不用郝天挺的注,他说:“此言陈琳文章,曾于青史中见之。”这就讲通了。
第四句的“霸才无主”,沈德潜释云:“言袁绍非霸才,不堪为主也。有伤其生不逢时之意。”这是以为“霸才”是指袁绍。但陈琳先在袁绍幕府,袁绍死后,归依曹操。袁绍既不是霸才,难道曹操也不是霸才吗?既以“霸才”为指袁绍,那么,“霸才无主”应当讲作“袁绍无主”,怎么能讲作“袁绍不堪为主”呢?“无主”并不是“非主”,这个讲法,显然是不通的。富寿荪在《校记》中指出了“沈说非是”。又引用纪昀的《瀛奎律髓刊误》云:“‘词客’指陈,‘霸才’自谓。此一联有异代同心之感,实则彼此互文,‘应’字极兀傲,‘始’字极沉痛。通首以此二语为骨,非吊陈琳也。虚谷以‘霸才’为曹操,谬甚。”虚谷是《瀛奎律髓》的编者方回,他解此诗,以为“霸才”是指曹操。这与沈德潜同样错误,使下面“无主”二字讲不通了。纪昀驳斥了方虚谷之谬,而以“霸才”为温庭筠称许自己,我看也是半斤八两。既然温庭筠自叹“霸才无主”,为什么不可怜自己,反而要可怜陈琳呢?文学研究所编注的《唐诗选》采用了纪昀的讲法,解释道:“作者自命有经世之才而无所依托,所以对陈琳同情。”但是,紧接下去,却又说:“陈琳先后依袁绍,曹操,也只是做一些文字工作,并非被重用,所以作者仍然觉得他可怜。”这一段解释岂非前后矛盾?到底谁是“霸才无主”呢?这里,只有四个可能。不是袁绍,便是曹操,而他们二人都用不上“无主”。不是温庭筠自己,便是陈琳,既然下半句是“始怜君”,可知应当理解为作者温庭筠在怜陈琳这个王霸之才不遇明主。虽然怜陈琳,也就是怜自己,这可以从上句“词客有灵应识我”的语气中体会出来。从思维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二句的次序是倒装了。先是怜惜陈琳的霸才无主,然后才希望陈琳地下有灵,会知道我和你的遭遇相同。这样理解,岂非句句都可通?可是在四个可能中,偏偏没有人理解“霸才”是指陈琳的,这却出于我的意外。
结句“欲将书剑学从军”,郝天挺引王粲诗“从军有苦乐”作注,也只是注出了字面的来历,而没有注明其意义。廖文炳解释道:“余也飘零过此,追摹遗风,亦将以书剑之术,学公之从事于军中也。”《唐诗选》亦采此解,释云:“末两句说在这里临风凭吊,倍觉伤感,并非无故。因为自己也正要学陈琳的榜样,携带书剑去从军。”很奇怪,陈琳在袁绍、曹操军府中,典记室,为军谋祭酒,在当时都算作“从军”,而温庭筠还要怜他“霸才无主”。温庭筠在令狐綯、徐商节镇幕中,也已经是“从军”了,为什么还要学陈琳的榜样?我以为这一句的意义是弃文就武,用班超投笔从戎之意。作者既有感于陈琳的“霸才无主”,因此想用自己的兵书剑术去辅佐一位明主,以施展自己的王霸之才。他并不是要学陈琳的榜样,而是要以陈琳的遭遇为鉴戒。这一句诗,似乎前人都理解错了。杨炯《从军行》结句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的从军,不是去当参军记室啊!
八句律诗,有三句被讲解得歧义纷纭,这也是说诗不易的一例。
送人东归
荒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
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
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
何当重相见,尊酒慰离颜。
温庭筠作行旅、送别诗,多用五言律体,与瑰丽的七言律诗、五言排律,或乐府诗迥然不同。如《利州南渡》、《商山早行》等,都是他的著名五律,已为许多选本所选录,现在避熟就生,举这一首为例。
诗题本作《送人东游》,但注云:“一作东归”,我以为原本应是“东归”,因为诗中有“天涯孤棹还”一句可知。但也许有人看了“浩然离故关”一句,便以为是东游,就改了题目。以误传误,至今未改难。现在我认定这是一首送友人东归的诗。
起二句点明题目:在黄叶纷纷坠落的荒城中,你浩然有出关回乡之志。“故关”即“旧关”或“古关”,顾予咸注引庾信诗“函谷故关前”,则此处恐怕也是指函谷关。大约有人以为“故关”即“故乡”,因此把诗的内容误为送人东游了。“荒戍”是荒凉的边城,可知送人之处不在都城,而在边远的小邑。颔联写景,点出东归的目的地,可知这位朋友是回到江汉之间的老家去。颈联抒情,从诗意来看,这两句也是倒装句。你是天涯孤客,现在回归老家,在这个江汉流域中,有几个老朋友还生存着呢?这是对东归友人的寂寞不得志表示同情,也感慨那边的旧友凋零,久无消息。结尾二句,表惜别之情,希望有朝一日,重新相见,大家喝一杯酒,以慰籍离别之情。情字不协韵,就用“颜”字代替。“何当”,唐人语,诗中常见,即“何时”、“何缘”。
这是五言律诗的正格。起承转合,思维逻辑很清楚。中间二联,一写景,一抒情,也符合于宋人一虚一实的要求。结句所表达的也是一般人临歧握别时的思想言语。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衡量,这首诗都只是平稳而已,不能说有什么特长,在温庭筠的全部作品中,它也排不到上乘。但是,温庭筠生于晚唐,他的诗就列入晚唐诗。而晚唐诗是为后世诗论家所瞧不起的。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把晚唐诗人几乎都列入“馀响”一级。后来他选定《唐诗正声》(《唐诗品汇》的简编本),就根本不选晚唐诗。可知他以为晚唐诗中,没有正声。这种过于轻视晚唐诗的成见,使许多诗人的作品不能获得公正的评价。温庭筠、李商隐的那些秾丽的艳情诗,太突出了,为初、盛、中唐所未有,即使鄙薄晚唐诗的诗论家,也不能不另眼相看。至于温庭筠的那些歌咏行旅,游览山寺的五言律诗,就被压在“馀响”中,似乎远不如他的前辈诗人了。现在,我们即以这首《送人东归》为例,如果把它编在刘长卿、戴叔伦等大历诗人的诗集中,恐怕也不会有人发觉是误入。在《唐诗品汇》中,刘长卿、戴叔伦的五言律诗都列入“接武”一级,我就不能不为温庭筠叫屈了。
温庭筠的诗,文字与意境都比李商隐浅显,论艺术性,这是他的短处;论大众化,这是他的长处。韦縠《才调集》选温庭筠诗六十一首,李商隐诗四十首,为全书诸诗人中选诗最多的,这就反映着温、李诗在五代时的盛行,同时也说明了北宋初时行西昆体的渊源。而温庭筠诗在当时,比李商隐有更多的读者,也由此可见。
宋代以后,情况一变。秾丽诗以李商隐为代表,选了李商隐就不选温庭筠。五言律诗因为属于晚唐而被轻视。于是温庭筠在唐诗中的地位大大地被贬低了。
贺裳着眼于温庭筠诗集中的一大半艳体诗,因而说他不能淡远、雅正和自然,现在我从温庭筠的五、七言律诗中摘选几联并不秾丽的名句,以供读者评品,大概可以证明温庭筠不是不能作淡雅自然的诗吧!
七律摘句
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利州南渡》)
一院落花无客醉,五更残月有莺啼。(《经李征君故居》)
庙前晚色连寒水,天外斜阳带远帆。(《老君庙》)
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南湖》)
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归迟。(《寄李远》)
五律摘句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
萍皱风来后,荷喧雨到时。(《卢氏池上遇雨》)
波上旅愁起,天边归路长。(《旅次盱眙》)
千峰随雨暗,一径入云斜。(《处士卢岵山居》)
鱼盐桥上市,灯火雨中船。(《选淮阴县令之官》)
细雨无妨烛,轻寒不隔簾。(《偶题》)
野梅江上晚,隄柳雨中春。(《和段阿古》)
凫雁野塘水,牛羊春草烟。(《渚宫晚春》)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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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温庭筠:菩萨蛮
贺黄公《载酒园诗话》曾把李商隐、温庭筠二人生平的长短得失做过比较。他说:诗歌笺启,二人都不相上下。李商隐有文集流传,温庭筠却没有。温庭筠有词,李商隐没有。李商隐进士及笫,有科名;温庭筠没有。温庭筠有一个挣气的儿子,诗人温宪;李商隐却没有。
词,应当称为曲子词,是温庭筠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尽管《唐书》本传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含有鄙薄的意义,但这种“侧艳之词”却发展而成为中国文学上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温庭筠俨然成为这种新型文学的开山祖师。
从两汉到隋代,我国的音乐,一直是历代朝廷制定的中原华夏民族的音乐,称为雅乐。南北朝时代,西凉龟兹音乐侵入中国。到隋代,南、北政权统一后,正式吸收西凉龟兹的胡乐,结合雅乐,制定了一种新的音乐,称为燕乐。燕,就是讌,也就是宴。燕乐是宴会所用的音乐。至于朝廷举行大典礼,仍用古典的雅乐。
唐代音乐,最初是继承隋代的制度。到玄宗时,又大量吸收西域各国的胡乐,制为歌曲,名为胡部新声。成立左右教坊,以管理乐工杂伎。这是俗乐,亦为燕乐。朝廷大典礼所用雅乐,仍归太常寺管理。
安禄山乱后,有一个崔令钦,写了一部《教坊记》,记载教坊的制度与人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它记录了当时制定传唱的二百七十八个曲名。有了曲子,必须配以歌词。唐代诗人集中常有用歌曲名为诗题的,这些诗就是这个曲子用的歌词。李白有《清平乐》四首,王之涣有《凉州词》,白居易有《何满子》,又有《乐世》、《绿要》等,都是以曲名为诗题。但这些诗仍是五、七言绝句,从文字组织上,看不出各个曲调音节的不同。中唐以后,渐渐地出现依据曲调的节拍为诗,使歌唱时更便于配合音乐。例如刘禹锡的《春去也》,自注云:“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春去也”是诗题,而这两首诗是配合《忆江南》曲调用的歌词。其第一首云:
春去也,
多谢洛城人。
杨柳从风疑举袂,
丛兰挹露似沾巾,
独坐亦含嚬。
句法,韵法,平仄粘缀,都不同于五、七言律诗。虽然编在诗集里,其实已经是曲子词了。不过在刘禹锡的时候,曲子词还没有离开诗而独立成为一种文学形式,所以在中、晚唐人的诗集中,这一种诗仅称为“长短句”而仍隶属于诗。
《菩萨蛮》是记录在《教坊记》中的一个曲名。有几种文献可以说明晚唐时这个曲子非常流行。一条是《唐诗纪事》所载:宣宗李忱爱唱《菩萨蛮》,需要新的歌词。宰相令狐綯请温庭筠代做了几首进呈。令狐綯要求温庭筠保守秘密,但温庭筠却立刻宣扬出去,因而得罪了令狐綯。另一条是《唐书·昭宗本纪》载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昭宗李晔为李茂贞军队所逼,避难在华州,“七月甲戌,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襟。”这位逃难皇帝的《菩萨蛮》词共有二首,今抄录其第一首:
登楼遥望秦宫殿,
茫茫只见双飞燕。
渭水一条流,
千山与万丘。
远烟笼碧树,
陌上行人去。
安得有英雄,
迎归大内中①。
温庭筠代令狐綯做了多少《菩萨蛮》曲子词,无从查考。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有《花间集》所载十四首,《尊前集》所载一首,共十五首。这里选录比较容易了解的四首,作为尝鼎一脔。
其一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一般的曲子词,都分两段写。每段称为遍,或片。上遍与下遍之间,要空一格。在音乐上,上遍是一支曲子的全部。下遍是这支曲子的复奏。因此,曲子词的上下遍,句法大体相同。菩薛蛮曲词上遍为七言二句,五言二句。下遍为五言四句。韵法是二句一韵。这首词的韵脚是灭、雪(仄声韵),眉、迟(平声韵),镜、映(仄声韵),襦、鸪(平声韵)。凡是《菩萨蛮》词,都用同样的格律。敦煌写本曲子词中有字句与一般格律的不同的,都是歌唱者加进去的衬字。
这首词描写美人晓起的情景。上遍第一句,“小山”是屏风。一般的屏风,都是六扇相连,故云“小山重叠”。“金明灭”是写早晨的阳光。第二句意为浓厚的鬓髪几乎要掩盖了雪白的面颊。第三、四句写美人晏起,梳妆迟了。下遍第三、四句写美人梳妆完毕后穿上新做的绣花衣服。看到衣上绣着成双作对的鹧鸪,因而有所感伤。
唐五代词的创作手法,可以温庭筠的词为代表。它们都不用虚字,没有表现思维逻辑的词语,组合许多景语、情语,让读者去贯串起来,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人物、景色、情绪。但这种创作手法,仅限于文人所作的曲子词。敦煌写本中有许多民间诗人的曲子词,写法就不同了。
其六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送君闻马嘶。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其九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 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
其十一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闭门。
以上第六、第九首是怀念旅人之作。第六首上遍第一句可以解释为:玉楼中,明月光照着,有人在永远怀念。以下三句便是她所永远怀念的、当年送他出门的情景。那时柳丝袅娜,还在初春。门外芳草萋萋,我送你出门上马,看你去得远了,只听到马嘶声。下遍回过来写玉楼明月中的人,看着罗衣上金绣的翡翠鸟。蜡烛已快烧完,销融成泪了,这是表示夜深了。她睡在绿窗下,在残梦迷离中,看见窗外花落,听到树上鸟啼。
这样讲解,也还是“以意逆志”的方法。作者是否如此设想,我还不敢说。例如第一句“玉楼明月长相忆”,这是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诗中所特有的句法。温庭筠用这种句法作曲子词,开创了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的词风。“玉楼”、“明月”,是两个景;“长相忆”是一个情。这三个词语的逻辑关系如何?是玉楼中的明月,还是明月中的玉楼?“玉楼明月”是长相忆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还是所怀念的地方?作者都没有表示明确,让读者自己去理解。第二句“柳丝袅娜春无力”就是一般诗人的句法。“柳丝袅娜”是柳丝娇弱。柳丝娇弱,便可以体会到春之无力。春是抽象的东西,它的有力无力,必须借具体景物来表现。这样讲法,这一句便是写景句。但是我们还可以体会得深一些。讲作:人到了春天,就象柳丝袅娜似的,困倦无力了。这样讲,这一句就成为修饰句,描写第一句中那个“长相忆”的人。此下第三、四句,意义明白,谁也不会理解错。下遍四句,堆砌了许多名物。“画罗金翡翠”,是不是应当理解为“用金线绣画的罗衣”?下一句“香烛销成泪”,没有不可解的困难。但它与上句有什么关系,也还难说。“花落”句与“绿窗”句的关系,也可以有不同的体会。花落,子规啼,可以是梦中所见闻,也可以讲作它们使残梦醒来。“绿窗残梦迷”是全词的结尾句,也可能用以总结全文。那么,上片四句也可能讲作都是梦境。
第九首文字和意境都很明白,如白居易的诗。先以月照梨花起兴,想到万里外的故人。“金雁一双飞”也是指衣上的绣花。翡翠、鸳鸯、蝴蝶、鹧鸪、燕子,都是双宿双飞的,诗人往往用以象征生活在一处的夫妇或情侣。提到这些禽鸟昆虫,可以不点明“双”字。雁是群飞的鸟,但不是雌雄成对地双飞的,如果用以象征夫妇同行,就得说“一双飞”;如果用以象征夫妇离别,就可以说“两行征雁分”(温庭筠《更漏子》)。下遍四句,如一首五言绝句,不需要解释。
第十一首写一个春困的女人,全体是客观描写。上遍四句以写景为主,故多用景语,而用“愁闻”二字反映出景中人的情绪。下遍以写情为主,故多用情语:无言,无聊,匀脸,掩屏,闭门,都是为表现情绪服务的。
从唐五代到北宋初期,曲子词都是给歌女在酒席上合乐演唱的,《花间集序》云:“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这就说明了曲子词在当时的作用,不过是由绮筵公子,写出宫体丽辞,交给绣幌佳人,按拍歌唱。从温庭筠、韦庄到欧阳修、晏氏父子,他们所写的曲子词的题材,大多是闺情、宫怨、送别、迎宾;止要求文字美丽,音调宛转,并不需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情绪,更不需要有所寄托。但是,只有李后主亡国后的词,开始有了作者自己咏怀的意味。及至苏东坡以后,词的题材内容,向诗靠近,于是它有时也成为作者言志的工具。清代的张惠言、张琦兄弟二人更进一步主张词必须重视立意,作词不能纯用赋体,必须有比兴、寄托。他们的理论,建立了常州词派。追随他们的理论的词人,都用作诗的手法来作词,词的本色从此便消失了。
张惠言编《词选》,用他的观点以读温庭筠的词,就把温庭筠的《菩萨蛮》看作是一组有组织地写成的咏怀诗。他解释第一首道:
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
又解释第六首云:
“玉楼明月长相忆”,又提“柳丝袅娜”,送君之辞,故“江上柳如烟”,梦中情景亦尔。七章“阑外垂丝柳”。八章“绿杨满院”,九章“杨柳色依依”,十章“杨柳又如丝”,皆本此“柳丝袅娜”言之,明相忆之久也。
解释第十一首云:
此下乃叙梦,此章言黄昏。
他以为《花间集》所收十四首《菩萨蛮词》是一篇《感士不遇赋》。第一首是主题先行,以下各首是“节节逆叙”。第十一首以后是叙梦境,也是说明第六首“绿窗残梦迷”的那个梦。又把十四首中所有杨柳结合起来,认为都是与第一首“柳丝袅娜”有联系。
我们能不能在这十四首词中体会到温庭筠寄托着他的“不遇之感”,这个问题暂且不提。先要看看温庄筠之为人,以及他的诗里有多少比兴寓意的篇什。温庭筠是个逞才气而生活放诞的文人,他当然也有牢骚,也有不遇之感,但他不是屈原式的人物。他的诗极少用比兴方法,《过陈琳墓》诗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已经是他表白得最露骨的不遇之感了。诗既少用比兴,曲子词里更不会用比兴手法。这十四首《菩萨蛮》词,很可能就是他代令狐綯做了进呈宣宗皇帝,以供宫廷乐工演唱,当然更不可能,也不需要寄托他的不遇之感。因此,我以为张惠言兄弟的理论,可以用在苏东坡以后的一部分词作,但不能用以解释李后主以外的唐、五代词。
温庭筠的词,我们止能与六朝小赋一起欣赏。它们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美文学,不能评价太高,也不必轻视。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① 大内:即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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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杜牧:七言绝句十一首
杜牧是著《通典》的史学家杜佑的孙子。家世历代仕宦,是一个清贵子弟。他字曰牧之,李商隐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诗,前四句云: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陵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梁朝的著名诗人江总,字曰总持,李商隐诗用杜牧的名字来开玩笑,比之为江总。这首诗是杜牧官司勋员外郎时写赠的,故称之为杜司勋。
杜牧这个人,在唐诗人中有些突出。他的文学、思想和品德,都有互相矛盾之处。进士及第后,他在宣州刺史沈传师幕下为书记。听说湖州多美女,就去游览。湖州刺史崔公,是他的老朋友,把本州所有名妓都找来,供他选择,他却一个也不满意。刺史为他举行了一次赛船大会,引逗得全城姑娘都出来观看。杜牧沿着两岸一路物色过去,也看不到一个中意的姑娘。到了傍晚,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带来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杜牧仔细一看,认为是绝世佳人。当下就托人去和老太太商量,要娶这个姑娘。老太太很畏惧,面有难色。杜牧说:现在不娶,我十年之后,会到这里来做刺史,那时再娶你的姑娘。如果十年不来,你的姑娘就可以另嫁别人。于是给了老太太许多财帛,以为订婚的礼物。十四年后,到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年),杜牧果然来做湖州刺史。一到任,就访问那个姑娘,才知她已在三年前嫁了人,而且有两个孩子了。杜牧大为惆怅,写了一首《怅别》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这是杜牧第一个浪漫史,见于《丽情集》。故事可能是真的,但年代却不正确。沈传师卒于大和元年(公元八二七年),做宣州刺史还在其前,大约应当在长庆末年。杜牧卒时年才五十,大约在大中五年。做湖州刺史之后,还入京拜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又迁中书舍人。这样看来,他任湖州刺史也当在大中三年以前。从长庆末年到大中初年,已有二十多年,可知这个记载的年代是不可信的。
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把杜牧请去掌书记。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扬州是个妓女乐舞荟萃的繁华都会。杜牧在牛僧孺幕下,白天办公,夜晚便出去狎妓饮宴,过他的风流生活。牛僧孺卸任临行时,取出一个大盒子,交给杜牧。杜牧打开一看,都是牛僧孺部下探子的报告,一条一条写着:“某月某日,杜书记在某处宴饮。”“某月某日夜,杜书记在某妓院中歇宿。”“某月某日,杜书记与某人在某处游览,有某某妓女陪同。”杜牧一看,大为羞惭,同时也深深地感激牛僧孺对他的宽容。牛僧孺稍稍教训他一番,劝他检点品德,不要太浪漫了。杜牧对牛僧孺是非常感恩的,牛僧孺死后,墓志铭便是杜牧做的。
牛僧孺卸任后,杜牧也升了官,到洛阳去任监察御史。他在离开扬州时,做了三首诗:
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簾总不如。
多情恰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前二首是与他所眷恋的妓女离别时写赠她的。后一首是他在扬州这一段浪漫生活的总结,也是忏悔词。牛僧孺于大和六年任淮南节度使,至开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五月,上表请休,在扬州实止五年。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不是夸张,必是在此前后还住过四五年。在他的诗集中,赋咏扬州的诗,还有好几首,可见他对扬州是非常眷恋的。
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韩绰是淮南节度使幕下判官,是杜牧的同事,恐怕也是他的狎邪游侣。这首诗是杜牧离扬州后因怀念他而写寄的,“草未凋”明刊本《樊川文集》,《唐诗品汇》及《全唐诗》均作“草木凋”,今依《唐诗别裁》改正。“草未凋”,可知是江南气暖,如果说“草木凋”,便不是描写江南风景了。扬州传说:隋炀帝曾于月夜同宫女二十四人吹箫于桥上,故诗中用“玉人”,向来都讲作“美人”。富寿荪《唐人绝句评注》据晋人裴楷、卫玠都有“玉人”之称,况且杜牧《寄珉笛与宇文舍人》诗亦有“寄与玉人天上去”之句,因而以为此诗中的“玉人”是指韩绰而言。这一讲法极为新颖,而且是有证据,可以讲通的。韩绰大概不久即逝世,杜牧有一首《哭韩绰》的诗哀悼他。
以上是杜牧第二个浪漫史。从淮南还京,官拜监察御史,分司东都①。于是他到了洛阳。这时,李愿罢官,在洛阳闲居,家妓美艳,生活豪奢,不时邀集当地名流,置酒高会。因为杜牧是监察御史,有纠弹官员的职责,不便请他参加有妓乐的宴会。杜牧感到冷落,托人去向李愿说,希望被邀请赴宴。李愿不得已,就送了请帖。酒席间,杜牧瞪着眼看许多侍酒的妓女。连饮三杯,问李愿道:“听说有一个名叫紫云的,是那一个?”李愿就指点给他看。杜牧又瞪着眼对紫云看了好久,说道:“名不虚传。该送给我吧?”李愿低头微笑,并不答话。许多妓女都回头来对着他笑。杜牧又连饮三杯,站起来朗吟了一首即席诗,意态闲逸,旁若无人:
兵部尚书席上作
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
忽发狂言惊满坐,两行红粉一时回②。
这是杜牧的第三个浪漫史。以后,他历任中外许多官职。外任做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每到一个州郡,都有赠妓、书情之类的诗作,不过没有故事记录而已。
写艳情诗,有风流放诞的行为,只是杜牧的文学生活的一面。他另外还有一面,那是他的政治生活。他为人刚直,有经纶天下的大志,敢于论列国家大事。他的散文如《罪言》、《原十六卫》、《战论》、《上李太尉论边事启》等,都是针对时事的政论。我们如果先读他的散文,想象不到他会做“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句。这是我说他的一种矛盾。
杜牧的诗既写得风流旖旎,但是他对于诗的理论却又非常正统。他曾为平卢军节度巡官李戡作墓志铭,在这篇文章中,他记述了李戡的文艺观点:“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厚薄,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以法治之。”这一段话,对元稹、白居易的批判,可谓极其尖锐。如果杜牧自己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决不会在李戡逝世之后给他记录下来。因此,后世诗家评论杜牧,都引用这一段文章来代表杜牧的诗论。况且杜牧另有《献诗启》一文,叙述他自己作诗的态度云:“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纸,多自焚之。”这也可见他是反对奇丽的。不过他自知没有作高古诗之才,而仅能作奇丽诗。但是,使我们怀疑的是,他既然批判元白诗为“纤艳不逞”,为“淫言媟语”,可是他自己的诗也很多是“纤艳”的“淫言媟语”,这岂不是又一个矛盾呢?
现在流传的杜牧诗文集,只有一个明刊本《樊川文集》。这是杜牧的外甥裴延翰编定的。据裴序说,杜牧任中书舍人时,就生病了。搜集生平所作文章千百纸,一一丢在火里,只留下十分之二三。幸而裴延翰平时收藏了不少手迹,才收集得诗文四百五十篇,分为二十卷。在这个二十卷本之后,还有一个《樊川外集》,不知何人所编;_又有《樊川别集》,是宋熙宁六年三月一日杜陵田概所编。田氏序称“旧传集外诗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可知《外集》亦是晚唐、五代时古本,也可能是裴延翰搜辑附入。不过田氏说外集有诗九十五首,现在的外集却有诗一百二十七首,显然已有后人增入的。田概所编《别集》是从魏野家得诗九首,从卢讷家得诗五十首,都是《樊川文集》和《樊川外集》所没有的,另外又加一首《后池泛舟送王十秀才》,《外集》有此题而诗实为伪作。这样,《别集》应有诗六十首,今世传本不误。
《全唐诗》编录杜牧诗八卷,其前六卷就是《樊川文集》中的诗和《外集》、《别集》。后二卷诗及补遗,又不知来历。杜牧的一些著名绝句和纤艳之作,大多在《外集》和《别集》中,由此可知,杜牧有意使他的诗集面目符合于他的诗沦,当时曾烧掉许多丽情诗,不编入集。后人从流传的钞本中一再辑补为《外集》、《别集》,才得保存了一部分。
杜牧诗的特长在七言绝句。大篇诗如《张好好》、《杜秋娘》、《华清宫三十韵》等也很著名,但比不上绝句的有神韵。现在我们还是再欣赏他几首绝句。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玄宗与杨贵妃的轶事,开元、天宝年间的盛衰,中、晚唐诗人都极感兴趣,几乎人人都有诗咏叹,表示各种不同的感情。杜牧对骊山、华清宫屡有感兴,既作《华清官》五言排律三十韵的长诗,又作此七言绝句三首。这三首诗,一般选本都只选第一首,第二首则宋人诗话中有过好评。至于第三首,就没有人提起过。这就反映出了历来诗家对这三首诗的评价。现在我把三首诗一起抄录下来,让大家评比。
第一首是咏蜀中进贡荔枝的事。“绣成堆”,指骊山象一堆锦绣。第一句写骊山,第二句写华清宫。这两句只是点题,还不知道诗人将说些什么。第三句一转,在红尘扬起的地方有一人骑马飞奔而来,同时在山上宫中,贵妃已在笑了。第四句不说贵妃知道四川新鲜荔枝已经送到,所以在笑,却说没有人知道是荔枝来了。这两句的表现手法很高明,第四句本来要说明第三句,但作者不从正面说明,而从反面说观,愈显得这是宫闱秘事。
第二首第一句说新丰市绿树丛中卷起了黄沙尘土。第二句说明这是派到渔阳去调查安禄山行动的探子回来了。有人报告玄宗,说安禄山即将造反。玄宗就派人去秘密调查。但这些使者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报告说安禄山没有造反的迹象。其实这时安禄山已在发兵了。第三句也是一转,说这时骊山上还在演奏新制的霓裳羽衣曲,还在歌舞升平。可是,第四句说:待到歌舞完毕,大家下山来,中原已经破碎了。这首诗和第一首的作法不同。第三句第二字用平声字,因而是拗体绝句。主题思想是讽刺玄宗以荒淫误国,与第一首的用赋体也不同。
第三首是叙述安禄山在长安时得宠于玄宗和贵妃的时候,俨然是万国笙歌,陶醉于太平的时候,当时安禄山也在山上宫中参与跳舞,连山下人民都听到他们的笑声。这首诗止有一个“醉”字透露了讽刺之意。此外的字句都较为平淡。第三句尤其粗鲁。因此是一首写得失败的诗,无怪没有人提起。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唐诗中第一流的怀古诗。赤壁是山名,山崖红赭,故名曰赤壁,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长江边。建安十三年,(公元二O八年),曹操造了几百条大战艋,准备大举征伐孙吴。周瑜采用黄盖所献的火攻计,趁东南风起.大破曹军于赤壁山下,将曹操的战艦焚烧无馀。铜雀台是曹操晚年(建安十五年)所造的楼台,上居姬妾歌伎,以供其四时行乐。这个台在今河北临漳县,就是当年曹魏的邺都。台已不存,遗址还在。二乔是乔公的两个女儿,据说长得极美。太乔嫁给孙策,小乔嫁给周瑜。以上是这首诗的历史事实。
诗的第一、二句说,当年赤壁大战时折断的戈戟还沉埋在江中沙土里,铁还没有销蚀。诗人检到了几块废铁,自己拿去磨洗一番,认出是古代魏吴战争时的遗物。古代兵器上都铸有铭文,所以诗人能认得。这两句诗的作用也不过是点明题目,表示这是一首赤壁怀古诗。
下半首诗是诗人在赏玩这几块废铁时的感想。如果当时没有东南风而只有西北风,这场战争的结果就不同了。也许是曹军大获全胜,顺流而下,把吴国灭掉。诗人并不把这一感想如实地写下来,他改用形象思维来表达。如果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那么,二乔肯定会被曹操俘去,深藏在铜雀台上了。东风是自然现象,没有感情。在这句诗中,它被人格化了,似乎东风也对周瑜有好感,特地给他以方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一幅很美的形象,但诗人止是用来代替孙吴的破家亡国。
“东风不与周郎便”,从散文语法规律看,这是一种肯定语气,东风没有给周瑜以方便。但在唐诗中,它可以表达为假定语气。因为唐代诗人都尽可能不用“如果”、“倘若”、“何况”、“但是”这一类的转折语,只要上下句贯串得当,读者自能判断其语气。到了宋代,文言文的语法观念强了,诗人就不敢做这样的诗句,他们一定会写成“东风若不与方便”这样的句子。从此,诗与散文的句法没有区别,也就是以文为诗了。宋人《道山清话》论此诗云:“此诗正佳,但颇费解说。”他知道这首诗做得好,但是也无法解说,就因为他不了解第三句是假定语气。
清人吴乔撰《围炉诗话》,论此诗云:“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出己意,发议论,而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如牧之《赤壁》诗,用意隐然,最为得体。”他指出杜牧此诗用隐晦的方法来发议论,出新意,这是抓到要点的。但他以为这是一首咏史诗,却未免差错。杜牧此诗是怀古,不是咏史,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吴氏大约没有分得清。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首诗自从选入《唐诗三百首》以后,成为唐诗中最为家弦户诵的一首。近年出版的唐诗选本,几乎无不选取。注释已多,我本来不想在这里讲谈。不过近来发现有两处诗义,未被注意,或者有些奇特的讲法,因而趁此机会,谈谈我的意见。
第一是关于“秦淮”的问题。所有的注释本都说秦淮就是秦淮河,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从明代以来,一般人所知道的秦淮河仅是南京城内的一段。明清两代,这一段秦淮河两岸都是花街柳巷。这里有酒家,有妓院,有游船画舫。杜牧既然“夜泊秦淮近酒家”,而且还听到商女唱曲子,大家便以为就在这里。这却错了。原来秦淮河由东向西,穿过南京城,分两股流入长江。李白诗“二水中分白鹭洲”,这“二水”便是秦淮河的两股,中间的小岛便是白鹭洲。秦淮河口在唐代是长江的码头,当时客商船隻到了南京都停泊在秦淮河口,杜牧夜泊秦淮,也是在这个地方。现在,白鹭洲早已没有,秦淮河口也不是江船上下的码头,于是这句诗的读者都误以为杜牧的船停泊在南京城里的秦淮河上。
秦淮河口既然在唐代是个水陆码头,那地方一定是个热闹去处,一定有酒楼歌馆,市肆旅店。杜牧在船上听到隔江有歌女在唱“玉树后庭花”这支陈后主的亡国之音,也一定在这个地方。所谓“隔江”,就是“隔岸”或“对岸”,是秦淮河口的对岸。这个“江”字不能理解为长江。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
牧之此诗所谓隔江者,指金陵与扬州二地而言。此商女当即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者。夫金陵,陈之国都也。“玉树后庭花”,陈后主亡国之音也。此来自江北扬州之歌女,不解陈亡之恨,在其江南故都之地,尚唱靡靡之音,牧之闻其歌声,因为诗以咏之耳。此诗必作如是解,方有意义可寻。后人昧于金陵与扬州隔一江及商女为扬州歌女之义,模糊笼统,随声附和,推为“绝唱”,殊可笑也。
这一番解释,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为什么这个商女,必须是扬州来的呢?就因为白居易诗说过“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盐商妇》),刘禹锡诗也说过“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西江明月天”(《夜闻商人船中筝》),于是作者就认定杜牧在船上听到的唱曲子的商女,一定是嫁在秦淮商船上的扬州姑娘。这个逻辑思维已经是很古怪了。再说,杜牧诗中没说这个商女是在船上唱曲子,作者何以知道她是在秦淮商人舟中呢?既然说个商女是在秦淮商人的船上唱,为什么杜牧又是隔着长江听到呢?这段解释,显然是前后矛盾。这首诗如果照陈寅恪的讲法,简直毫无意义可寻;如果照历来一般读者“模糊笼统”的了解,至少这首诗的意义是可以掌握的。意义是什么呢?吴昌祺说:“此似讥艳曲也。”(《删订唐诗解》)我完全同意。杜牧是反对当时流行的靡靡之音的。不过他自己写的诗,也颇近似艳曲,归根结底,还是他自己的矛盾。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① 洛阳是东都,有一部分中朝官员在洛阳办公,名为“分司”,即分管之意。
② 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谁唤”,一作“谁召”。“忽发”一作“偶发”。“两行红粉”,一作“三重粉面”。均非。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5-02-03 1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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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许浑:金陵怀古
许浑,字用晦,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大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进士,历任当涂、太平二县县令。因为勤学劳心,损其健康,卧病多年。后来病愈,任润州司马。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年),拜监察御史,历任虞部员外郎,睦州、郢州刺史。晚年退隐,居丹阳丁卯桥。自编其诗集,名为《丁卯集》。
许浑诗为晚唐一大家,长于五、七言律诗,纪游、怀古、赠别,都有佳句。七言绝句亦富情趣。《唐诗鼓吹》选许浑七言律诗至三十一首之多,亦可以反映他在晚唐诗人中的地位。
许浑也做过一个美梦,孟棨《本事诗》中有记录。据说他有一天睡梦中登上一座高山,山上有宫殿精舍。就找人一问,这是什么地方。人说:这是昆仑山。走了一程,看到有几十人在宴会,饮酒作乐。看见许浑,便招手邀他去就坐同享。直到傍晚,有一美人,取出笺纸,要求他赋诗。许浑诗没有做成便醒了。既醒之后,诗却做成:
晓入瑶台露气清,座中惟见许飞琼。
尘心末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过了几天,他又梦到山上,遇见那个美人。她说:“你怎么把我的名字传到人间去了?”许浑连忙道歉,并说,我改一句罢。于是把第二句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可是,许飞琼的名字已流传在神话故事中,成为古典文学中的一位仙女了。“步虚”是道家的名词。仙人在天空中行走,脚步都踏在虚空,称为“步虚”。道家所唱的诗歌,称为“步虚词”。赋咏学道求仙的诗,也就称为“步虚词”。
以上是许浑的一个浪漫故事,可与李群玉同垂不朽。在这里,就算作讲许浑诗的一段入话。现在要讲的是他的一首著名的怀古诗。
金陵怀古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个大城,在唐代以前,曾有六个朝代做过京都。这六个朝代是三国时的吴、东晋、宋、齐、梁、陈。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杨坚所灭亡,金陵便结束了首都的地望。唐代诗人和历史学家常称金陵为六代或六朝故都。后世人直到今天,也还相沿成俗,称南京为六朝故都,甚至简称为六朝,这是失于考虑的。五代时的南唐、太平天国、民国政府,也都以南京为首都。从今天来说,南京已是九代故都了。
许浑这首诗,从陈后主亡国说起。陈后主亡国之时,还在教宫女唱新谱的歌曲《玉树后庭花》。“王气”这个名词用在这里,有双重典故。第一,语源出于《晋书》。据说秦始皇时,有一个能看风水的人说,金陵这个地方,象龙蟠虎踞,有天子气象,五百年后,一定会出一个皇帝。始皇怕他子孙的皇位被别人夺去,就发兵把城北的山开掉,并把地名改为秣陵,以荡涤它的王气。第二,是陈后主自己的故事,见于《南史》。据说陈后主听到隋军已渡江进攻,便说:“王气在这里,别怕,敌人必定自会失败。”这个昏君到临死时还想依靠他的“王气”。所以许浑诗第一句便狠狠的讥笑了一下:“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是陈后主宫中的楼名。楼前有井一口,隋兵冲入景阳宫时,后主和他的孔贵妃、美人张丽华一起投井自杀,被隋兵拉了出来。所以许浑说:“景阳兵合戍楼空。”戍楼是边境上的碉堡,敌人已攻入京都,戍楼当然已空无一人了。这二句也是用对偶句法的。
颔联二句说六代以来的达官贵族的坟冢,现在已只见远近的松楸。向来是宫殿巍峨的地方,现在已只有高高低低的禾黍。这二句是以写景来抒述怀古之情,接下去颈联二句虽也写景,便比较空泛,并不贴切历史事实了。结尾二句,是从六代故都的观点来做结束,“英雄”指六代以来的杰出人物,并不指陈后主。我们可以解释为当时没有英雄人物,以致豪华被毁尽了。南京地形与洛阳相似,故李白《金陵》诗云:“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许浑诗即用此意。
以上是从文字典故表面解释一下。现在,接下去我们再参看一些对这首诗的总的理解。《唐诗鼓吹》有明代人廖文炳的解释云:
此感六朝兴废也。首言陈后主专事游宴,至于国亡,而玉树之歌已残,王气亦已尽矣。隋之韩擒虎将兵入陈,而景阳戍搂,已成空虚,但见松楸生于千官之冢,禾黍满于六代之宫。冢殿荒芜,霸图消灭,良可惜也。自古及今,惟石燕飞翔,江豚出没,景物常存耳。若英雄一去,豪华殆尽,不复再留,岂有能若青山之无恙哉?
接着还有一段清人朱东岩的评论云:
刘梦得《西塞山怀古》,单论吴主事,只五句一转,用“几回”二字收拾世代废兴,手法高妙。许公此篇,单论陈后主事,只一起“王气终”三字,已括尽六朝,尤为另出手眼。“玉树歌残”与“景阳兵合”作对,直将鼎革改命大事,视同儿戏,真可慨也。松楸禾黍,皆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正与下“豪华”二字反照。嗟嗟!英雄已去,景物常存,雨雨风风,年年依旧,独前代豪华,杳不复留矣。“青山似洛中”,犹言不似者之正多也。
朱东岩此论引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作比较,很有意思,我现在把刘诗抄在这里,供读者参考方便:
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许浑诗与刘禹锡此诗果然有些近似。“山形依旧枕寒流”和“惟有青山似洛中”用意同而许句较深。“人世几回伤往事”和“英雄一去豪华尽”亦是同一机杼的句法,二人都点出了怀古之意,其实不点出可以更妙。
唐汝询《唐诗解》评许浑诗云:
金陵本六朝建都之地,至陈主荒淫,王气由此而灭,故以玉树发端,遂言后主就缚景阳而戍楼空寂也。虽千官之冢树犹存,而六代之阙庭已尽,惟馀石燕江豚,作雨吹风而已。然英雄虽去,而青山盘郁。足为帝都,徒使我对之而兴慨耳。
下面再看看金圣叹在《选批唐才子诗》中的解释。圣叹讲七言律诗,分前后两解:前四句为前解,后四句为后解。前解是开,后解是合。这就是起承转合的简化。他讲许浑此诗,也分两解:
[前解]此先生眼看一片楸梧禾黍而悄然追叹其事也。一、二,“玉树歌残”,“景阳兵合”,对写最妙。言后庭之拍板初擎,采石之暗兵已上;宫门之露刃如雪,学士之馀歌正清;分明大物改命,却作儿戏下场。又加“王气终”,“戍楼空”,对写又妙。言天之既去,人皆不应,真为可骇可悯也。于是合殿千宫,尽成瓦散;六宫台殿,咸委积莽。如此楸梧禾黍,皆是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也。
[后解]此又快悟而痛感之也。言当时英雄有英雄之事,今日石燕亦有石燕之事,江豚亦有江豚之事。当时英雄有事,而极一代之豪华;今日石燕、江豚有事,而成一日之风雨。前者固不知后,后者亦不知前也。“青山似洛中”,掉笔又写王气仍旧未终,妙妙。
以上我抄录了明清四家对许浑这首诗的全篇讲解。一经对照,我们可以发现,除掉第一联二句,大家的意见相同之外,其馀三联,四家的体会各有参差。我们先看第二联“松楸”、“禾黍”二句。
但见松楸生于千官之冢,禾黍满于六代之宫,冢殿荒芜,霸图消灭。
这是廖文炳的讲法。他以为“千官冢”是六代以来许多官员的坟墓,与“六代宫”是对等平列的。上下二句,都是描写昔盛今衰的景象。但是,我们知道,松楸本来是种在墓地的树木,如果坟墓已荒凉无主,这些松楸必然已被人砍伐无存。向来诗家总以松楸之有无,来表现墓主有无子孙。由此可知,许浑这一联诗,“禾黍高低”是形容“六代宫”的荒芜,“松楸远近”却并不是形容“千官冢”的荒芜。于是朱东岩说:
松楸禾黍,皆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正与下“豪华”二字反照。
他把上句的重点放在“千官冢”。意思是说,六代以来豪华的人物已成为松楸茂郁的坟墓,而豪华的宫殿已成为禾黍高低的田野。这样讲,这二句也是对等平列的。
虽千官之冢树犹存,而六代之阙庭己尽。
这是唐汝询的讲法。他与朱东岩的讲法又有歧异。他並不以为上句有盛衰之感。他给上句加了一个“虽”字,给下句加一个“而”字,再用“犹存”和“已尽”来表示他所理解的这二句的逻辑关系,于是它们就不是对等平列的了。按照一般作对偶句的习惯,一联二句,诗意总该是对等平列的,如果作者要用来表示因果关系,或正反、是非关系,上下句都必须有一个虚字来表明。许浑这二句诗全用实字,看不出诗意有正反关系。唐汝询的讲法不能服人,他是任意增字讲诗,恰恰成为曲解。
于是合殿千官,尽成瓦散;六宫台殿,咸委积莽。如此楸梧禾黍,皆是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也。
这是金圣叹的讲法。用朱东岩的观点,还抄了朱东岩的结句。他们都以为这首诗是“单论陈后主事”,所以“官”与“宫”都是陈朝的人与地。朱东岩没有分别说明,金圣叹却分别说明了,人是“合殿千官”,地是“六宫台殿”。许浑明明说是“六代宫”,金圣叹却移花接木,政为“六宫”。
总结四家讲法,我以为没有一家完全可取。首先要知道,许浑此诗虽以陈后主事起兴,怀古的对象却在六朝。题目既然是《金陵怀古》,诗意不能只局限于陈后主一朝。况且第四句已点明是“六代宫”,更可知“千官”应当包括六代以来的人物。至于这二句诗的意义是慨叹六代繁华之地、之人,俱已成为陈迹,这是朱东岩、金圣叹的观点,没有错。廖文炳、唐汝询的讲法是不足取的。
现在我们接下去研究第三联“石燕”、“江豚”二句。这二句诗确是不易理解,摸不准作者写这二句的用意。“石燕”,《唐诗鼓吹》注引《湘中记》云:“零陵有石燕,得风雨则飞翔,风雨止,还为石。”“江豚”,《唐诗解》注引《南越志》云:“江豚似猪,居水中,每于浪间跳跃,风辄起。”可知此二物都与风雨有关,但与金陵或六朝毫无牵涉。诸家解释,都无法单独讲此一联,总得与上下文联系起来理解。廖文炳说:“宫冢荒芜,霸图消灭,良可惜也。自古及今,惟石燕飞翔,江豚出没,景物常存耳。”这是联系上句讲的。朱东岩说:“英雄已去,景物常存。雨雨风风,年年依旧,独前代豪华,杳不复留矣”。这是联系下句讲的。唐汝询说:“千官有冢,六代无宫,惟馀石燕江豚,作雨吹风而己。”这也是联系上句的。吴昌祺在唐汝询的评论上加了一个眉批:“言石能作雨,豚亦兴风,而英雄一死,则无复豪华也。”(《删订唐诗解》)他又是联系下句了。按照一般习惯,律诗第五、六句一联的作用在启下,诗意总是贯注到最后二句的。朱东岩、吴昌祺的讲法是传统的读诗法。不过许浑这首诗的第七句实在是“松楸禾黍”一联的概括,意义相同,故廖文炳、唐汝询的讲法也讲得通。他们都以为“石燕江豚”一联的作用是为存亡对比服务。“石燕江豚”代表万古常存的事物,千官、宫殿、英雄、豪华,代表已经消亡的六朝历史事物。
金圣叹的解释最为奇特。这里不再重录,请读者检阅上文。他用了一百字讲这二句诗,无缘无故的突出一个“事”字,和下句的“英雄”联系。对比的意义,不在存亡,而在“昔日英雄之事”和“今日石燕江豚之事”。昔日之英雄不知今日之燕豚,而今日之燕豚亦不知昔日之英雄。讲得似乎很有玄机,实则是自己没有明确的理解,这又是金圣叹大言欺世的一种手法。
贺裳《载酒园诗话》对于石燕的注,以为是“大谬”,他说:“金陵有燕子矶俯临江岸,此专咏其景耳,何暇远及零陵。”他提出石燕指燕子矶,可谓妙悟。许浑作此诗时,可能是暗用燕子矶以代表金陵的自然风物。但既用石燕这个名词,就很自然地会利用零陵石燕与风雨的关系,形象地描写燕子矶头虽在晴天,亦似有雨。石燕虽出于零陵,诗家用作典故,当然不必“远及零陵”。不过,石燕问题解决了,使这一句诗扣紧了金陵。那么,江豚怎么办?是不是金陵还有的历史或地理上,还可以找到一个江豚的记录?
留下来的,还有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惟有青山似洛中”,应当怎样理解?廖文炳解释为:“岂有能若青山之无恙哉?”这就丢开了“洛中”。朱东岩解释为:“犹言不似者之正多也。”这个讲法是强调了“惟有”二字。“只有青山象洛阳,其馀一切都不象洛阳”。朱东岩的意思是以为应当这样讲。但是,如果说这是符合于作者本意的,那么,作者要表示的到底是什么呢?唐汝询释作“青山盘郁,足为帝都”。这说明他以为“洛中”是都城的代用词。全句的意思是:“惟有青山,还象个都城。其他都不成其为都城了。”这样理解,我看也是讲不通的。谁能说一座山象一个都城呢?
金圣叹说:“青山似洛中,掉笔又写王气仍旧未终,妙妙!”这个讲法,和唐汝询的出发点是近似的。金圣叹以为“洛中”代表“王气”,所以这一句诗是说王气仍旧未终,因为青山还在。金圣叹这一解释,反使人胡涂。许浑诗第一句就说“王气终”,怎么会在结句说“王气仍旧未终”呢?而金圣叹却连声叫好:“妙!妙!”妙在前后矛盾吗?
贺裳评此诗结尾二句云:“语稍未练,亦自结得住。”他没有阐发诗意,止是说句子稍嫌不够“练”,但亦可以作为结句。这个评语非常含糊,“练”字尤为模棱。是语法没有精练呢,还是诗意没有表明?我恐怕贺裳自己还没有理解这二句的意义。
《唐诗选》的编者解释云:“这两句说英雄一去,豪华便尽,不复再留,只有青山依然无恙似洛中。从金陵想到洛阳,因为这两个地方能引起同样的感慨。”这一解释,颇有意味,为前人所未道。可惜编者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同样的感慨”是怎么一回事,因而我不敢认为编者已理解了许浑的本意。
金陵的地理形势和洛阳相似,这是古代地理书上有记录的,应当引用来为这一句诗作注。但是注明了这一点,并不等于注明了诗意。许浑如果仅仅因两地形势相似而写出这句诗来为《金陵怀古》诗作结束语,又有什么意味呢?看来,许浑这首诗传诵了千多年,始终还没有人理解其结句。
事情要追溯到二百七十年以前去。当司马氏的晋朝政权狼狈渡江,偏安江左的时候,许多士大夫都有国亡家破的痛苦。金陵正在孙吴故都的基础上修建为东晋新都。《世说新语》记了一个故事:“有一天,这些过江南来的人士,在新亭野宴,有一个周顗,暸望金陵四周景色,叹息道:这里的风景跟洛阳一样,可是山河到底不同。众人听了,都不觉流泪。”①风景跟洛阳一样,是指地理形势;山河不同,这个“山河”,便是指统治区域了。
许浑诗隐隐用了这个典故“惟有青山似洛中”也还是“风景不殊”的意思。当年从洛阳迁都到金陵,觉得金陵很象洛阳。现在金陵的六代豪华都已消灭,而自然风景依然和洛阳一样。这一句诗的作用,是呼应历史。从陈后主的亡国起兴,第二联立即提及六代宫,表示这首诗并不专指陈朝。最后以东晋建都时士大夫流亡到金陵时的感想作结束。如果许浑作此诗时,没有联想到《世说新语》中这个著名的“新亭涕泪”的故事。我想他必不会写出这样一个结句。前辈讲诗诸公,也没有联想到这个故事,因此,讲这句诗就都是很勉强。现在我揭出了这句诗的真正典故,就帮助《唐诗选》的编者解释许浑这句诗,是因为这两个地方能引起同样的感慨。
许浑诗在后世的评价,差距很远,亦可见历代文人对诗的好恶不同。孙光宪是唐末五代诗人,是许浑的下一辈,他曾说:“世谓许浑诗,李远赋,不如不做,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这几乎是许浑同时代的评论,已把他的诗评价很低了。宋代诗人刘后村说:“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牧于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浑诗圆稳律切,丽密或过杜牧,而抑扬顿挫不及也。”(《后村诗话》)而陈后山却说:“后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可知在宋代,对许浑的褒贬亦已不同。宋末元初,方虚谷编选《瀛奎律髓》,评许浑诗云:“许诗工有馀而味不足,如人形有馀而韵不足,诗岂专在声病对偶而已。”又云:“浑句联多重用,其诗似才得一句便拿捉一句为联者,所以无自然真味。”这一评语,是论他联句多重复,诗没有韵味,但也肯定了他的工,就是刘后村所谓“圆稳律切”。元代杨仲弘选《唐音》,明初高棅选《唐诗品汇》,都选录不少许浑的诗。《品汇》选许浑七律十七首,与李商隐十二首,刘沧十九首同列入“正变”卷,论曰:“元和后律体屡变,其间有卓然成家者,皆自鸣所长。若李商隐之长于咏史,许浑、刘沧之长于怀古,此其著者也。……三子者,虽不足以鸣乎大雅之音,亦变风之得其正者矣。”
但是杨慎却对许浑的诗极其鄙薄。他说:“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而俗喜传之,至今不废。高棅编《唐诗品汇》,取至百馀首,甚矣,棅之无目也。棅不足言,而杨仲弘选《唐音》,自谓详于盛唐而略于晚唐,不知浑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极多,仲弘之赏鉴,亦羊质而虎皮乎。”(《升庵诗话》卷九)这是宋代以来对许浑诗的最低评价。但沈德潜选《唐诗别裁》还选入了许浑的五、七言律诗十二首,可知杨升庵的评品没有使人悦服。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①《世说新语》原文:“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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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郑鹧鸪诗
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应进士试十六年,至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方才及第。授官京兆鄠县尉,迁右拾遗、补阙。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为都官郎中。这是他最后一任官职,诗家称之为郑都官。不久就告老归隐而卒。估计他的文学、政治活动时期在唐懿宗成通至昭宗乾宁、光化年间,大约有三十年光景,他的第一诗集名《云台编》三卷。是随从昭宗避难华州,住在云台道院时所编。归隐之后,又编成《宜阳集》三卷。但现在他的诗集已统称《云台编》。
郑谷是晚唐一位重要诗人。在他的时代,是诗坛领袖。他和许棠、任涛、张【虫宾】、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是同时人,当时合称“芳林十哲”,后世称“咸通十哲”,与“大历十才子”先后辉映。温宪是温庭筠的儿子。
郑谷诗早年受知于李朋、马戴、司空图、薛能、李频。作诗千馀首,《云台编》所收仅三百首。《唐才子传》称其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这一评语,其实偏低了。“不俚”是作诗的起码要求,“清婉明白”也止是初学作诗者的基本标准。一个著名诗人,必然已能超过这两个标准。郑谷诗致力于五、七言律诗,写景叙情,善于贴切;属对炼句,亦极工致,但气分风骨,终不及大历诸家。他以《鹧鸪》诗著名,当时人称他为郑鹧鸪。我们现在就读一读他的这篇代表作:
鹧 鸪
暖戏平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
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
相呼相唤湘江浦,苦竹丛深春日西。
此诗前解四句是描写鹧鸪在春暖之日,嬉戏于平原上,锦翼整齐。它的身分应当可以比之为山鸡。这句诗我可不懂,为什么把鹧鸪比之为山鸡?难道山鸡的流品高吗?下二句写洞庭湘水边的鹧鸪,下雨天在青草湖边飞过,花落时在黄陵庙里啼唤。后解四句是描写行人听到鹧鸪啼声。第七、八句应当和五、六句倒过来讲。在幽深的苦竹林中,夕阳西下时,这些鹧鸪在湘江沿岸相呼相唤。使旅游人听了,感动得掉泪。因为鹧鸪的啼声好象是在催人“不如归去”。唐代歌曲中有摹仿鹧鸪啼声的曲子,名为“鹧鸪词”,这里说“佳人才唱”,就是说歌女闻鹧鸪啼声而唱起鹧鸪词来,也有所感动而低眉发愁。
这首诗完全是咏物诗,八句全是赋体,不过描写鹧鸪而已。“雨昏” 、“花落”一联很好,但用来咏杜鹃也未尝不可。在郑谷的诗集中,这首诗并不是最好的,更不能以此诗为他的代表作。但一时有“郑鹧鸪”之名,倒反而把他的好诗埋没了。
不过,对于此诗的理解,也有极为矛盾的评论。朱东岩在《唐诗鼓吹》中说这首诗“纯用比、用兴,故佳”。而金圣叹在《选批唐才子诗》中却说:
咏物诗,纯用兴最好,纯用比亦最好,独有纯用赋却不好。何则?诗之为言,思也。其出也,必于人之思,其入也,必于人之思。以其出入于人之思,夫是故谓之诗焉。若使不比不兴而徒赋一物,则是画工金碧屏障,人其何故睹之而忽悲忽喜?夫特地作诗,而人乃不悲不喜,然则不如无作,此皆不比不兴,纯用赋体之过也。相传郑都官当时实以此诗得名,岂非以其“雨昏”、“花落”之两句?然此犹是赋也,我则独爱其“苦竹丛深春日西”之七字,深得比兴之遗也。
读圣叹这一段评论,可知圣叹也以为此诗病在全用赋体。使读者无所感动。但是他又以为最后一句诗“深得比兴之遗”,这就全部推翻了他自己的上文。原来此诗又并非“纯用赋”体,最后二句,还是有比兴的。可是,我实在无法把这句诗讲出比兴的意义来。比的是什么?从何处兴起?圣叹在讲解下半首诗时说:“此七与八,乃是另写一人,闻之而身心登时茫然。然后悟咏物诗中多半是咏人之句,如之何后贤乃更纯作赋体。”这一段评论,真使人读之“身心登时茫然”。他说此诗结句是写另外一个人在听鹧鸪啼,并不是在青草湖边、黄陵庙里听的人。又说此诗虽然是咏物诗,却多半是在咏人。因此还不算“纯用赋”,不过后世诗人却有纯用赋的了。圣叹一开始就指出此诗纯用赋体,本来不错,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又肯定了结尾二句有比兴意义。于是要从自己的矛盾中解脱,发现了咏物诗中多半是咏人,而咏人就是“比兴之遗”。这里,我们只能说是反映了金圣叹的思想混乱到连自己也莫知适从。至于朱东岩说此诗好在“纯用比,用兴”。他既没有指出比兴的意义在那里,我们更是无法索解。
郑谷还有一首鹧鸪诗,倒是比出名的前一首好得多:
侯家鹧鸪
江天梅雨湿江蓠,到处烟香是此时。
苦竹岭无归去日,海棠花落旧栖枝。
春宵思极兰灯暗,晓月啼多锦幕垂。
惟有佳人忆南国,殷勤为尔唱愁词。
侯家歌妓能唱鹧鸪词,郑谷在筵席上听了,即作一诗,题目就称《侯家鹧鸪》。这样的诗题,在中、晚唐诗中常见,例如张祜集中就有《董家笛》、《丘家筝》、《李家柘枝》等十多首。
此诗是把歌妓唱的鹧鸪比之为被捕在笼中的鹧鸪。第一联写时节,正是江天梅雨淋湿花草的时候。江蓠是花名。第二联说被拘囚的鹧鸪无法再回到苦竹岭老家去,从前栖宿过的海棠树也都已花落春残了。第三联写春宵灯暗的时候,鹧鸪怀乡之情,在晓月当空的时候,深闭在锦幕中的鹧鸪不停地悲鸣。第四联说,惟有这位歌妓也怀念南方,代你唱出了怀乡的愁绪。这二联点明题目,用在结尾,艺术手法极巧。第七句更好。既把鹧鸪比为失去自由的羁旅之人,又把歌女比为失去自由的鹧鸪。“惟有佳人忆南国”是说歌女怀念南方家乡。“殷勤为尔唱愁词”是说歌女唱鹧鸪词,既是唱出了自己的乡愁,也是代你唱出了乡愁。这首诗的艺术手法,是用双重比兴,比中有比,岂不是写得比前一首高明得多?我以为“郑鹧鸪”的代表作应该是这首诗。
郑谷还有一首著名的诗:
雪中偶题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这首诗在当时已广为流传,有一个姓段的赞善(官名)曾根据诗意画了一幅雪景。郑谷作了一首谢诗,题云:“予尝有雪景一绝,为人所讽吟。段赞善小笔精微,忽为图画,以诗谢之。”这首诗的结句云:“爱予风雪句,幽绝写渔蓑。”由此可知,画的是披蓑衣的渔翁在大雪中晚归的景象。在宋元人的话本小说中,每逢讲到下雪天,这首诗常常被引用来作“有诗为证”的唱词。
此外,郑谷诗集中有好几首拗体诗,也值得注意:
石 城
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
江人依旧棹舴艋,江岸还飞双鸳鸯。
帆去帆来风浩渺,花开花落春悲凉。
烟浓草远望不尽,千古汉阳闲夕阳。
倦 客
十年五年歧路中,千里万里西复东。
匹马愁冲晓村雪,孤舟闷阻春江风。
达士由来知道在,昔贤何必哭途穷。
闻烹芦笋炊菰米,会向渔乡作醉翁。
这里选取二首为例。这二首诗的上半首平仄都不粘缀,一句之中不协,上句与下句之间不协,读来就感到声调急促。无抑扬摇曳的律诗特征。这种诗称为拗体诗,又名为“吴体”诗。我们已讲过杜甫的两首吴体诗(见第四十篇)。现在可以参看。吴越方言与歌唱,在东晋时第一次为中原士大夫所接受,过江名士,多喜学吴语。乐府歌曲中也出现了吴声曲辞。从隋到盛唐,南方土音,又为中原士大夫所鄙弃。安史乱后,中原人士多流寓江南,于是渐渐有人爱听吴音。顾况、白居易等人的诗中,常见有吴吟、吴音、越调等语词。张祜诗有“更学吴音诵梵经”之句,可知僧尼也学吴音念佛经了。吴体诗本是吴越间人诵诗的调子,如果依调配字,就成为一种新体的律诗。从此以后,七律中有了这样一种格式,宋元以降,一直有人仿作。
《瀛奎律髓》有“拗字”一类,选了杜甫以下唐宋五、七言拗体诗二十八首。现在抄录一首黄庭坚的诗,比较吟诵,可知江西诗派硬句的渊源:
题落星寺
星宫游空何时落,着地亦化为宝坊。
诗人昼吟山入座,辞客夜愕江撼床。
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
不知青云梯几级,更借瘦藤寻上方。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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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曹唐:游仙诗
曹唐的事迹,《唐才子传》叙述较详。传云:“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工文赋。大中间举进士,咸通中为诸府从事。唐与罗隐同时,才情不异。唐始起清流,志趣淡然,有凌云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往往奇遇,而己才思不减,遂作大游仙诗五十篇,又小游仙诗等,纪其悲欢离合之要,大播于时。”此外,《唐诗纪事》云:“初为道士,后为使府从事,咸通中卒。作游仙诗百馀篇。”又,《全唐诗》云:“初为道士,后举进士,不第。咸通中累为使府从事。”三段小传,其不同处止在曹唐有没有进士及第。唐宣宗大中共十四年,懿宗咸通共十五年。曹唐在咸通年中曾在几个节度使幕府中做事,与“咸通中卒”也并不矛盾。看来他早年是一个能文工诗的道士,后来做了许多游仙诗,大出其名,就被某些节度使录用。他没有举进士,在节度使幕中,恐怕地位很低,不是判官、记室之类。他的诗集中也看不出有与达官贵人交契的迹象。《唐才子传》还记录了他与罗隐互相嘲谑的故事,可是在二人的诗集中都没有互相唱和投赠的诗篇,可知他们的交情不深。由此看来,大概曹唐止是依靠他的游仙诗而垂名于后世。
曹唐诗未闻有单刻本。《全唐诗》收曹唐诗二卷,主要是大、小游仙诗。大游仙诗是七言律诗,集中仅存十七首,与《唐才子传》所言五十篇不合,显然已遗失了三十三首。小游仙诗九十八首,加上《唐诗纪事》中引用的一首,共存九十九首。大约原来是一百首,仅遗失一首。
游仙诗是很早就有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把诗分为二十类,其第九类就是游仙。他选了晋代诗人何劭的一首,郭璞的七首,都是五言诗。大约游仙诗这个名目就起于晋代。当时道家思想成为时尚,文人都爱好阅读道家书籍。修心养性,炼丹服药,希望延年益寿,甚至飞升成仙。这种思想表现在文学中,就成为一种新的内容,游仙这个名词就标志着这一种内容。唐人李善注《文选》,给郭璞的游仙诗做了评注:
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
前四句说游仙诗的内容应当是描写厌弃人间、鄙视仕宦、到洞府仙山中去服药修炼的事情。后四句是评郭璞的游仙诗,说他自叙太多,文辞虽然不俗,诗意却太狭窄。最后二句说:郭璞的游仙诗已有前辈批评过,很有道理。
所谓“前识”(前辈学者),指的是锺嵘。锺嵘在《诗品》中论郭璞云:
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他把郭璞的诗,比之于潘岳。郭璞是东晋初期的人,他的诗已改变了西晋平淡之风,所以为晋室中兴时期第一诗人。李充作《翰林论》,也把郭璞列于诗人之首。以上一段是他肯定郭璞的诗格。接下去就专评郭璞的《游仙》诗。他以为这些诗词气激昂慷慨,与道家冲虚玄妙的气质距离太远。又举郭璞的两句诗为例,认为这些诗的内容止是在发泄其坎壈不得志的感情,象阮籍的《咏怀》诗,而一点没有仙趣。
以上是游仙诗起源的情况。道家思想不时行以后,通行了山水诗。再后,又通行了秾艳的宫体诗。从此没有人再作游仙诗了。
到了唐代,“仙”字产生了新的意义。唐代文人常把美丽的女人称之为仙女、仙人。因此,又把狎妓称为游仙。武则天时代,有一个文人张鷟写了一部小说《游仙窟》,就是记述他和一些妓女情爱的故事。小说中有许多五言诗,也就是一种新型式的游仙诗了。曹唐的《游仙》诗,便是从《游仙窟》发展而成。
大游仙诗今存十七首,似乎是插入在许多仙女故事中的诗篇。现在把十七个诗题抄录于此:
(一)汉武帝将候西王母下降。
(二)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
(三)刘晨阮肇游天台。
(四)刘阮洞中遇仙子。
(五)仙子送刘阮出洞。
(六)仙子洞中有怀刘阮。
(七)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
(八)织女怀牵牛。
(九)王远宴麻姑蔡经宅。
(十)萼绿华将归九疑留别许真人。
(十一)穆王宴王母于九光流霞馆。
(十二)紫河张休真。
(十三)张硕重杜兰香。
(十四)玉女杜兰香下嫁于张硕。
(十五)萧史携弄玉上升。
(十六)皇初平将入金华山。
(十七)汉武帝思李夫人。
这里一共有十一个故事。汉武帝见西王母的故事(一、二),刘晨、阮肇入天台山的故事(三至七),牛郎织女的故事(八),麻姑的故事(九),萼绿华的故事(十),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十一),张休真的故事(十二),杜兰香的故事(十三、十四),秦女弄玉和箫史的故事(十五),皇初平的故事(十六),汉武帝和李夫人的故事(十七)。除张休真以外,其馀都是从士大夫到一般市民都熟悉的神仙故事。我怀疑曹唐这些诗都是当时说唱故事的人用作插曲的,正和《李娃传》之有《李娃歌》、《冯燕传》之有《冯燕歌》一样。曹唐为每一回故事配一首歌词,后人收集起来为他编诗集,只有写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诗至今还保存五首之多,其馀的故事止存诗一二首。如果一个故事配一首歌是最早的说唱文学形式,那么一个故事配许多歌便是已经发展了的说唱文学形式。从曹唐这些诗题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得出,诗是与故事的发展配合的。讲一段故事,唱一首诗(歌),已经完全是今天评弹的形式了。
到了宋朝,新兴了词这种文学形式。于是说唱文学中不再用诗为唱词,而改用词了。赵德麟的十二首《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分段歌唱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就是当时鼓娘们的唱本。再后一些,到了金代,出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是金代说唱张生莺莺故事的唱本了。
到此为止,我讲清楚了关于曹唐大游仙诗的两个问题:第一,游仙诗的起源与发展。第二,从它们的题目形式推测这些诗的作用。我以为是唐代评弹家的唱词。
小游仙诗今存九十九首,都没有题目,也不是赋咏某一故事。内容是写仙女的生活或思想感情,有些诗很近似闺情式宫词。这是以一百首诗为一组的杂咏体诗,钱珝有《江行无题》一百首,都是五言绝句,写江船旅游的风物。王建有《宫词》一百首,都是七言绝句,写宫闱杂事。罗虬有《比红儿》诗一百首,都是七言绝句,写他所悼念的妓女红儿。胡曾有《咏史》一百首,也都是七言绝句,咏历史人物。这一类诗,通称为“百咏诗”,也兴起于唐代。
现在我们欣赏一下大游仙诗中的五首刘晨、阮肇入天台遇仙女的故事诗。可能它们已概括了整个故事。
刘晨阮肇游天台
树入天台石路新,云和草静迥无尘。
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梦后身。
往往鸡鸣岩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
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
前六句是叙述刘、阮二人步入天台深处,一路所见景物。末二句是唱词结束,转入说话的暗示。廖文炳在《唐诗鼓吹》中解释云:“此言随树而入天台,踪迹罕至,石路如新。而其中云气和煦,草色幽静,绝无尘俗之染矣。到此烟霞之中,不记生前之事,但见水木清深,疑是梦后之身。五、六二句,言洞中所闻,乃仙家鸡犬。吾至此地,不可无主人以托宿焉,所以欲就桃源而问之也。”
这样已通讲了全诗,可以无须再释。以后各诗,打算仍是抄录廖文炳的讲解,供读者学习古人串讲诗篇的方法。不过这里要补充说明二点:一,古人用“洞”字,意义和现在不同。象这首诗中所谓“洞中”,并不是指山的岩穴,而是指四山环绕的一片平地,就是西南各省所谓“坝子”。道家所谓“洞天福地”,就是与世隔绝的一块山中平原。少数民族所住的深山中的坝子,也称为“洞”,或写作“峒”。因此,“犬吠洞中”不可理解为狗在山洞里吠叫。
刘阮洞中遇仙人
天和树色霭苍苍,霞重岚深路渺茫。
云窦满山无鸟雀,水声沿涧有笙簧。
碧沙洞里乾坤别,红树枝边日月长。
愿得花间有人出,免令仙犬吠刘郎。
此诗前六句描写刘、阮一路行去所见风景。遇到许多桃树,采桃食之,顿时觉得身轻脚健。此时忽然有狗出来向他们狂吠,于是希望有人出来喝止这条狗。
廖文炳解释云:“此言来至天台,天气和而树色苍然,岚深霞重,其途又渺茫而极远焉。且云满于山,寂无鸟雀;水流于涧,若奏笙簧。其沙则粼粼皱碧;其树则灼灼殷红。是盖别有一乾坤,故日月之长,又异于人间之岁月也。不意仙家之犬,亦解迎人而吠。所愿花间有人,庶几免此,许我寻洞中之胜也。”
仙子送刘阮出洞
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来。
云液既归须强饮,玉书无事莫频开。
花当洞口应长在,水到人间定不回。
惆怅溪头从此别,碧山明月照苍苔。
此诗之前,大概还应当有一二首诗,咏唱刘、阮会晤仙女,仙女请他们吃胡麻饭的事。现在此诗已咏唱到仙女送别,显然是故事缺少了一大段。
廖文炳解释云:“此诗设为仙子之意以送之也。言殷勤相送,出山一别,岂得再来此仙境。君既归后,仙家之酒,须当强饮以消愁思,洞里之书,不可频开,以亵汙仙传。自此而思仙凡之事,亦相去悬殊矣。花开洞口,固无时而不在;水到人间,当无复有回时。今与二人溪边怅别,空对碧山明月,照映苍苔而已。”
这里要补充讲的是:(一)“云液”是仙女赠刘、阮的酒名。她们劝刘、阮多饮仙酒,可以延年益寿。“强”,是勉强,不会饮酒也应当勉强饮几杯。“玉书”是道家的书籍。内容大约是养生的药方或解灾辟邪的法术。故仙女劝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才翻开来看。否则,如果经常翻阅,就会损坏了仙书。
仙子洞中有怀刘阮
不将清瑟理霓裳,尘梦那知鹤梦长。
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
玉沙瑶草连溪碧,流水桃花满涧香。
晓露风灯易零落,此生无处访刘郎。
廖文炳解释云:“首言自别刘、阮之后,懒将瑶瑟理霓裳之曲,想刘、阮已归尘世,其梦当不及仙梦之长也。综彼此而言之,我居洞里,别有一天,而春光寂寂;君在人间,相寻无路,而月色茫茫。尘梦、鹤梦,其相去为何如哉?五、六句言仙家景物常在,而不得与刘、阮相赏,今刘、阮一去,俨若晓露风灯,易于零落,悠悠仙梦,乃与尘寰相隔,正未知此生何处可访问刘郎耳。”
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诸仙子
再到天台访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尘。
笙歌寂寞闲深洞,云鹤萧条绝旧邻。
草树总非前度色,烟霞不似往年春。
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
廖文炳解释云:“此言苔石成尘,玉真之不见可知,尚有何于云鹤笙歌哉。盖当时草树烟霞,非不在望,而较之前度之色,往年之春,已异矣。虽桃花流水,依依不改,如不见劝酒之人何?”
故事大约到此讲完,这是最后一首唱词了。刘晨、阮肇的故事见于《幽明录》,只说刘、阮回到家中,所见的已是七世孙了。曹唐诗所表现的却是仙女思念刘、阮,刘、阮再入山访觅,不见仙女。这是当时说书先生增添的部分,很象崔護桃花的故事,从神话变为传奇了。
小游仙诗也选录四首,以见一斑,不用解说了。
芝草芸花烂漫春,瑞香烟露湿衣巾。
玉童私地夸书札,偷写云谣暗赠人。
昨夜相邀宴杏坛,等闲乘醉走青鸾。
红云塞路东风紧,吹破芙蓉碧玉冠。
笑擎云液紫瑶觥,共请云和碧玉笙。
花下偶然吹一曲,人间因识董双成。
暂随凫伯纵闲游,饮鹿因过翠水头。
宫殿寂寥人不见,藕花菱角满潭秋①。
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
①“藕花”原作“碧花”。“碧”字与上句“翠”字重复,实在不佳。今改作“藕花”,好得多。我讲解唐诗而擅自改字,未免唐突,但想借此一例,与读者研究诗的用字法,也可以算作一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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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章碣:诗三首
章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不知其字,诗人章孝标之子。章孝标应进士试考了十年,至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方才及第。及第后,回家嘉庆①,先以诗寄家乡友人,诗云:
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
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
——《及第后寄广陵故人》
诗意说进士及第比任官更为荣耀,我现在好比镀了金,出京回家省亲。旅程已经快要到扬州,故寄此诗报告朋友们,请大家洗净眼睛,改变对我的看法。以考上进士为镀金,是唐人俗语。“金汤”即“金液”。今人以出国留学或获得某种高一级的资格,称为“镀金”,语源即出于此。
章孝标这首诗反映了唐代知识分子对进士及第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章孝标这个人的气度狭小。当时有诗人李绅就写了一首《答章孝标》的讥讽诗:
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
十载长安方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章孝标读了此诗,大为羞惭,但因此而终于不成大器,官位止于秘书省正字。
儿子章碣,也是屡试不及第。咸通末年(公元八七四年),颇有诗名,满心以为可以成名了。乾符中,高湘知贡举,章碣去应试。谁知高湘从长沙带了他的得意门生邵安石来,录取了安石而不取章碣。章碣怨恨之馀,写了一首使他幸而能够传名于后世的七绝:
东都望幸
懒修珠翠望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
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这首诗以宫怨寄兴。唐代选举制度,有时也在东都洛阳设置考场,不过不是常例。章碣大约在洛阳应试,故比之为东都望幸。第一句说:宫中美人懒得妆饰。第二句说:因为心有怨恨,眉毛蹙紧不开。“眉月”即月牙形的眉毛。第三句说:即使到东都去也没有好处。第四句说:谁知君王自己带领了美人来,不会宠幸宫中的美人。此诗对高湘的讽刺极妙。《唐诗品汇》只选了他两首七绝,这首之外,另一首是《焚书坑》。
焚 书 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秦始皇帝为了箝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巩固其独裁政权,收缴天下儒家书籍,统统烧掉。又把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主要是儒士,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焚书坑儒”。也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据《史记·始皇本纪》的记载,焚书是在始皇三十四年。当时,秦始皇下令史官,把秦国以外各国的历史书都烧掉。除了博士们所用的公家藏书以外,民间所藏“诗书百家”书籍,都要在命令到达后三十天内上缴给本郡郡守或郡尉,即在当地焚烧净尽。烧书以后,人民中如有私相谈论诗书的,处以死刑。“以古非今”,反对现政权者,杀其家族。官吏知而不揭发者,同罪。医药、占卜、种树的书,不必焚烧。
坑儒是在三十五年。当时在首都咸阳的儒生还有不满言论,始皇下令审问,定罪名为“为妖言以乱黔首”。审问之时,诸生互相检举揭发,最后把判定为犯禁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坑于咸阳。
由此可知,书是分散在各地焚烧的,坑儒只在咸阳。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焚书坑”三字连读,于是在临潼骊山下伪造了一处古迹:秦始皇焚书坑。章碣这首诗,是赋咏名胜古迹,也是怀古诗。诗意说:烧书(竹帛)的烟火销灭之后不久,秦始皇的事业就空虚了,因为始皇崩于三十七年七月。“祖龙”是当时人民称始皇的隐语,“祖”就是“始”,“龙”象征皇帝。始皇生前,用种种方法,固守他的关河。现在,他所居之处,固守也徒然了。故诗云:“关河空锁祖龙居。”始皇焚书坑儒,也是为了锁住他的关河,惟恐读书人起来造反。岂知坑中的竹帛灰还没有冷却,关外已经有刘邦、项羽举兵造反了。而刘邦、项羽都不是读书的知识分子。
章碣此诗,立意很新,对仇视知识分子的秦始皇,讽刺也很尖锐。但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却是说出了一个真理:革命的动力不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能运用他的知识,评论政治,是非、善恶、臧否,都可以凭他的知识论定,但对于施行仁政的统治者,他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对于施行苛政的统治者,他没有把他拉下来的能力。我国历史上聪明的统治者,对于“处士横议”,都不十分重视。秦始皇过高地估计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干出了焚书坑儒的蠢事,无补于他的“帝业”。倒是中国老百姓,尤其是被压迫的农民,知道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会讥笑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大事。”
同时人罗隐也有一首《焚书坑》诗云:
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
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
此诗三、四句大意说秦始皇计算错误,以为诗书真能救活被压迫的人民,这一层意思,却可谓“先得我心”了。
在“十年浩劫”期间,这首诗曾风行过一时。但是只截取了最后一句,作为革命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依据,也就成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充分理由,结果是与秦始皇殊途而同归。这是诗人章碣所想象不到的。
章碣此诗,以为秦始皇是在骊山下掘一个大坑,用以焚书的。所谓“坑灰”,是指竹帛(书)的灰烬。这就与事实不符。坑是掘来用以活埋儒生的。宋初提倡西昆体的杨億有一首咏秦始皇的诗(《始皇》三首之一),其结句云:
儒坑未冷骊山火,三月青烟绕翠岑。
这两句的诗意完全抄袭章碣,不过他改用项羽入关,焚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熄的故事。方虚谷把此诗选入《瀛奎律髓》,评论道:“第七句最佳,作诗之法也。坑儒未几,骊山已火。以一火字贯上意。”这样一讲,反映出作者与评者,都是糊涂虫。作者知道这是儒坑,不是焚书坑,但是他偷了章碣诗句,改了一个字,说是“儒坑未冷”。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是被活埋掉的,不是烧死的。坑既没有被火烧热,怎么说是“未冷”呢?这一句诗简直是事理不通,而方虚谷却以为此句“最佳”,并且用来教人以“作诗之法”,岂不可笑?方虚谷说此二句以一“火”字贯串,而没有想到儒坑中本来没有火。现在我给作者改一句为“焚书未烬骊山火”,这才是“以火字贯上意”了。
章碣的诗,现在仅存二十六首于《全唐诗》中,七律为多,未见佳作。方干有《赠进士章碣》诗,首二句云:“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这是说他作诗虽用旧形式,却能有新意。结句云:“此时才子吟应苦,吟苦鬼神知不知。”可知章碣也象孟郊、贾岛一样是个苦吟诗人。只是才分不高,即使吟苦,也未能有足以使“鬼神惊”的佳句。
罗隐也有一首诗《送章碣赴举》,其颔联云:“久经离乱心应破,乍睹升平眼渐开。”似乎是在黄巢兵败之后才入京应举。但《唐诗纪事》说他是“登乾符进士”,乾符止有六年,正是王仙芝、黄巢举兵之时。章碣既未在高湘榜下及第,或者在此后一二年内终于成了进士,但又与罗隐诗意不合。此后他的传记是“流落不知所终”,恐怕也是战事的影响。
章碣还有一首诗值得注意:
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暮雨天。
鸥鹭不嫌斜雨岸,波涛欺得逆风船。
偶逢岛寺停帆看,深羡渔翁下钓眠。
今古若论英达算,鸥夷高兴固无边。
这首诗没有题目,只题作“变体诗”。律诗第一、三、五、七句向来不用韵,此诗却押了“畔”、“岸”、“看”、“算”四个仄声韵,这是他创造的变体律诗。顾况作“吴体”诗,温庭筠作“双声”诗,李商隐作“当句对”诗,和章碣这首“变体”诗,都反映着中唐以后,有人在律诗的形式方面,试探于创新,但是都没有成功。
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
①唐人以进士及第后回家省亲,谓之“嘉庆”。又称“拜家庆”。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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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李群玉:黄陵庙诗
李群玉是晚唐诗人中有特点的一个。字文山,湖南澧州(今澧县)人。《唐才子传》称他“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诗笔遒丽,文体丰妍。好吹笙,美翰墨,如王谢子弟,别有一种风流。”又说亲友敦促他入京应进士试,落第之后,就不再去。裴休为湖南观察使,厚礼聘请他佐理郡中事务。曾劝勉他说:“处士被褐怀玉,浮云富贵。名高而身不知。神宝宁久弃荒途,子其行矣。”这大约是裴休罢任的时候,劝他入京求仕的话。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裴休为宰相执政。使李群玉进呈诗三百篇,同时为他上表举荐,因而得授宏文馆校书郎。但他还是不乐为官,不久即告假回家,二年后逝世。《唐诗纪事》说:“群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鹅。及授校书郎东归,卢肇赠诗云:‘妙吹应谐风,工书定得鹅。”他的诗今存三卷,五言为多,颇有清新古雅之作。生平事迹,大概如此。《唐才子传》有一段评论云:“夫澧浦古骚人之国。屈平仕遭谮毁,不知所诉,心烦意乱,赋为《离骚》。骚,愁也。‘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也,又何怀乎故都?’委身鱼腹,魂招兮不来。芳草萎尔,萧艾参天,奚独一时而然也。群玉继禀修能,翱翔大化,人不知而不恤,禄不及而不言。望涔阳之无极,挹兰杜之绪馨。款君门以披怀,沾一命而潜退。风景满目,宁无愧于古人。故其格调清越,而多登山临水、怀人送归之制。如‘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等句,己曲尽羁旅坎壈之情。壮心千里,于方寸不扰,亦大难矣。”这一段文字,前段以李群玉比之为屈平,中段叙说李群玉的品德,后段评其诗格。我以为李群玉与屈平不同,他并非因不见用于朝廷而感到穷愁,也没有象屈平那样的叫苍天,叩帝阍。他根本是心甘淡泊,敝屣荣名的人,恐怕只能比之为陶渊明一流。不过评论中说他曾“款君门以披怀”,方干《经李群玉故居》诗中也说他:“讦直上书难遇主,衔冤下世未成翁。”似乎李群玉曾向朝廷上书论政而未被采录,但现有的资料中却没有记载。尽管李群玉的传记资料不详,但已可知他的人品是高洁的。可是近来有一个唐诗选本却说:“李群玉的诗内容不丰富,不脱山人、门客的题材,既歌咏闲适,又干求权贵。”这一评论真不知根据什么史料。李群玉生平只有裴休一个知己。裴休这样提挈他,他还是很恬淡。做一下校书郎,还是为了裴休的恩遇,此后便及早告退,并不想高升。他的诗集中根本没有一首干求权贵的诗。甚至在《蒙恩授官,言怀纪事》这首诗中,也没有感激涕零的表现。这段评论,很象是三十年代批判晚明小品文作家的,现在抄来评论李群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湖南湘阴洞庭湖边有一座黄陵庙,是祭祀帝尧的两个女儿的。据古代传说,帝尧二女,一名娥皇,一名女英,都嫁给帝舜。舜到南方去巡狩,娥皇、女英也随从同去。到了湘阴,二女留驻。舜帝独自南行,行到现在的湖南、广西交界处,所谓“苍梧之野”,得病而死,葬于九疑山下。后人为他建祠,至今九疑山下还有舜祠。娥皇、女英得到舜帝病死的消息,日夜悲哭,不久就投水而死。她们的眼泪洒在竹竿上,就成为湘妃竹。后人在湘阴为她们建祠,称为黄陵庙。
黄陵庙是李群玉经常经过的地方。他对这两位尧女舜妃的故事,很有感动,每次经过,必赋一诗。现在他的诗集中,还存四首。据说他从校书郎告病假回湖南时,又经过湘阴,在黄陵庙题诗一首:
黄 陵 庙
小姑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
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
风回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鹃。
犹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这首诗很流利,诗意也明白清楚,无须注释。第二句是说庙中神像塑造得栩栩如生。中间二联在写景中表凄恻的怀古之情。结尾句设想二妃还好象在悲哀地遥望南巡的帝舜,可是隔着湘江的九疑山,在云雾之中,乌沉沉地望不清楚。
李群玉题诗之后,当晚就住在山下旅馆中。梦见两个女子,自言是娥皇和女英。因为被李群玉的好诗所感动,所以来致谢。并且说,两年之后,你将“游于汗漫”,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你叙会了。李群玉就和她们互叙情好,一会儿她们便倏然不见。两年以后,李群玉果然得病身亡,大约就是神女所谓“游于汗漫”去了。
这个梦,大约李群玉很高兴,常常讲给朋友听。《唐诗纪事》说“段成式志其事”。段成式是《酉阳杂俎》的作者,喜爱记录异闻奇事,但李群玉的故事却未见于此书。不过段成式有两首《哭李群玉》诗,我们非但可以由此知道李群玉曾自己夸说过这个美梦,而且也可以了解李群玉的人品:
哭李群玉
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
老无儿女累,谁哭到泉台。
哭李群玉
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
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无独有偶,同时有一位四川诗人李远,字求古,也是一个“夸迈流俗,为诗多逸气”的人。宣宗时,宰相令狐綯要任命他为杭州刺史。皇帝说:“此人做诗,有‘青山不厌一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的话,他整天饮酒下棋,能做地方官吗?”宰相说:“这是诗人偶尔感兴,未必真是如此懒散。”皇帝说:“好吧,让他去试试,看他政绩如何。”李远上任之后,果然清廉能干,大得民心。李群玉喜吃鹅,李远却爱吃鸭。凡有贵客经过他的治邑,他不送财物,止送两只绿头鸭。他又喜欢收藏历史文物,特别注意于天宝遗物,曾在关中一个和尚处访得一双杨贵妃的袜子,郑重珍藏,常常取出来给朋友们赏玩。李群玉在黄陵庙题诗时,李远正任江州刺史。李群玉从湖南东游,路过九江,访晤李远。二人谈笑永日,情谊极为契合。李群玉又讲起黄陵庙梦中的爱情遭遇,李远也取出杨妃的袜子给群玉欣赏,并说:“我自从得到这双又软又轻,既香既窄的妙物之后,每次一见,就好象身在马嵬坡下,与贵妃会合。”于是二人皆拊掌戏笑,各有赋诗(见《唐才子传》)。
这是两个诗人的色情狂故事,都可以用弗罗伊德的性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这两个诗人,诗虽然写得很清逸,但人品都是端庄严肃,不象杜牧、温飞卿等人的风流放诞。因而他们都有被压抑的潜在意识。李群玉的梦,是他的潜在意识的暴露;李远的袜,也是潜在意识的寄托物。可惜当时二人所赋之诗没有流传下来。
李群玉还有几首黄陵庙诗,大约是早期所作,今一并抄录于此:
黄 陵 庙
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
轻舟短棹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
题二妃庙
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滴松风。
不知精爽归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
湘 妃 庙
少将风月怨平湖,见尽扶桑水到枯。
相约杏花坛上去,画栏红紫斗樗蒲。
湘中古怨(第三首)
南云哭重华,水死悲二女。
天边九点黛,白骨迷处所。
朦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
万古一双魂,飘飘在烟雨。
二妃庙、湘妃庙,都就是黄陵庙。第一首是用竹枝歌体写黄陵庙下的姑娘们,穿了茜红色的新裙子,划船唱歌而去,使人感到水远山长,无可追踪。何义门评得好:“结句是欲往从之而无由,亦《楚辞》求女之意。”
第二首第一句写时,“春已空”即春光已尽。第二句用“子规啼血”来表现二妃的怨情。第三、四句说:不知二妃的精灵现在何处,我疑心她们在秋空中象巫山神女一样地行云行雨。这二句已透露了诗人的心理状态,为梦的预兆了。
第三首不敢曲解,似乎题目与诗不合,可能有错误。
第四首用赋体描写二女,全是这个神话的叙述。但结尾句,已有“疑是行云秋色中”的幻想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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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刘驾:诗八首
刘驾的生平不甚可知,合《唐才子传》及《全唐诗》两种资料,只能知道他字司南,江东人。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进士。与曹邺为好友,二人俱工古风。邺先登第,不忍先归,居长安,待驾成名,乃同归范蠡故山。时国家收复河湟,驾献乐府十章,上甚悦,历官至国子博士。所谓“江东人”,又云与曹邺同归范蠡故山,似乎二人皆越中人。但曹邺小传明明说是桂州人,可知记传有误。
刘驾诗多五、七言古体,在律诗泛滥,人人竞争一联一句之奇的时候,作古体诗成为空谷足音,亦足以引人注意。但现存刘驾诗一卷中,就是古体诗也没有特异之作,所以在晚唐诸诗人中,他不能如陈子昂在武则天时代那样杰出。
早 行
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
心孤多所虞,僮仆近我行。
栖禽未分散,落月照古城。
莫羡居者闲,冢边人已耕。
这篇《早行》是刘驾的著名作品,但也只是好在第一句。它和温庭筠《商山早行》诗中二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被称为描写旅人早行的佳句。
旅人在客店里,梦还没有醒,已经被僮仆催起身,出门赶路了。于是,骑在马上,昏昏沉沉的,还是续做昨夜的残梦。每逢马嘶声,便吃了一惊。第三、四句说:早行人心情有孤独之感,因而走路不放心,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僮仆也和我一样,挨近了我一起走,不敢离开。第五、六句描写一个早字。树上的鸟还没有四散飞去,城头上还可见月亮正在落下。第七、八句写旅行人感到行旅的忙碌与辛苦,有点羡慕住在家里的人生活悠闲。但是,一看冢墓旁边已有人在耕地,便悟到居者也并不悠闲,他们也是要清早起来劳动的。这两句的意义是旅行人自己宽慰,也解释了上文“心孤多所虞”。
古 出 塞
朔风不开花,四气多作雪。
北人尚冻死,况我本南越。
古来犬羊地,巡狩无遗辙。
九土耕不尽,武皇犹征伐。
中天有高阁,图画何时歇。
坐恐塞上山,低于沙中骨。
这是一首讽谕统治阶级开边的乐府诗,在晚唐诗中,也可算是凤毛麟角了。诗意说:胡地的风不会催开花朵,四季的气候都只能酿雪。北方人有时都会冻死,何况我是南越来的人。这四句写出关后的气候感觉。中四句说:从古以来,这种犬羊所居之地,一直有帝王到处巡狩。九州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发,可是皇帝还要发兵出征,开拓边境。下四句说:天上有一座高楼,永远在给开边的名将功臣绘画图像,以为奖励。这是指唐朝宫中的凌烟阁。阁上有历代文武勋臣的画像。结句是反话,但恐沙场上战死兵士的白骨,会比山还高。
贾 客 词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
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
寇盗伏其间,猛兽来相追。
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
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
这首诗反映了当时商旅情况。商人住在客店里,天未明就出门上路,还说已经迟了。高山上有一条捷径,在昏暗中行走,一点没有顾虑。不提防那里有强盗,有猛兽。被害死了生命,金玉珍宝都被劫去,只有空的囊橐抛在路口。这个商人家在扬州,住的是大宅院,可是他的白骨却无法回去。当他在行路中被害的时候,家里的年轻妻子还正在对镜插花呢。
这首诗写得很紧凑简净,每二句概括一层意思,没有一个多馀的字句。“疾路”即快速的路,亦即近路,恐怕应当写作“捷路”。“伏其间”原作“伏其路”,重复了“路”字,今改为“间”字。
刘驾还有几首独创一格的诗,也抄出来展示他对诗的新形式的追求:
春夜二首
一别杜陵归未期,只凭魂梦接亲知。
近来欲睡兼难睡,夜夜夜深闻子规。
几岁干戈阻路歧,忆山心切与心违。
时难何处披衷抱,日日日斜空醉归。
郪中感怀
顷年曾住此中来,今日重游事可哀。
忆得几家欢宴处,家家家业尽成灰。
晚登迎春阁
未栉凭栏眺锦城,烟笼万井二江明。
香风满阁花满树,树树树梢啼晓莺。
望 月
清秋新霁与君同,江上高楼倚碧空。
酒尽露零宾客散,更更更漏月明中。
这五首诗,每首的第四句都重叠三字,第四首连上句共叠四字。这决不是偶尔的事,显然是作者有意尝试,创造一种新颖的句法。但这只是一时文字游戏,不可能成为定格,所以后世诗人,虽也间或摹仿做一二首,不算是绝句的一体。但我们可以给它们定一个名称,叫做叠字诗。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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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秦韬玉:贫女
秦韬玉,字仲明,京兆人。他父亲是一个禁卫军官,但他却爱好文学,作诗恬和浏亮。他巴结上当时有权有势的宦官田令孜,由田令孜的提拔,不到一年,官至丞郎,为保大军节度使幕下的判官。僖宗避难入蜀,他也随驾同行。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礼部侍郎归仁绍主试,僖宗特下敕命,赐秦韬玉进士及第,并命礼部把秦韬玉列入及第进士二十四人名额内一起安排官职。以后田令孜就汲引他为工部侍郎。
以上是《唐才子传》记载的秦韬玉的履历。由此看来,唐代三百年的诗人中,他的出身最为特殊。“丞郎”是县丞和校书郎一级的官职,一般都是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任官职。秦韬玉未经考试及第,已经以丞郎的官位任职节度判官,这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后来又不经考试,而由皇帝的敕命成为及第的进士,更依靠宦官的提拔,一下子升迁为工部侍郎,官运迅速,也是古所未闻的。
秦韬玉诗有《投知小录》三卷,但现存于《全唐诗》中的只有三十六首,大多是七言律诗。诗不甚佳,而《贫女》一首却为历代传诵的名作。
贫女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纤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首诗写一个天生自然美丽的贫女,不学时世流行的梳妆打扮,因而不被人们赏识,嫁不出去。天天在家做针线活计,却是为别人做嫁时衣。诗的主题思想,一读就明白,显然是有比兴意义的。最后二句,尤其为历代以来,以文字工作为达官贵人服务的人,常常引用来发泄牢骚。“为人作嫁”这个成语,就是出于此诗。
但是,这首诗的总的意义,虽然人人都能了解,其中间二联却直到如今没有人能完全理解。我们先看一段《唐诗鼓吹》中廖文炳的解释:
此伤时未遇,托贫女以自况也。首言贫居蓬门,素不识绮罗之香,拟托良媒以通意,不免枉已以徇人。亦为之自伤也。喻不可托人荐拔以致用也。且以人情言之,格调之高,未必致爱;梳妆之俭,对所共怜。喻世有才德者则不之用;致饰于外者,则好之耳。五句言不敢以工巧夸世,六句言不敢以描画自骄。未则致其自伤之意。谓吾所最恨者,年年压金线,以作他人嫁时之服,惜我贫居,久不适人,其情于是乎可恻也。
再看新近出版的《唐诗选》,编者注释云:
风流,举止潇洒。高格调,胸襟气度超群。怜,在这里也是爱的意思。时世,当代。上句的谁字贯下句。这两句说:有谁欣赏不同流俗的格调,又有谁与贫女共爱俭朴的梳妆呢?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卑俗的格调和奢靡的梳妆才被人喜爱。
从元明到如今,我只见到这两段比较详细的解释,可以看清作者对此诗每一句的了解情况。《唐诗鼓吹》中朱东岩也有一段评解,说得很含胡,看不清他对关键句子的了解情况,故不录出。
以上两段解释没有多大差距。他们都把“谁爱”、“共怜”二句理解为平行句,“风流高格调”是属于贫女,“时世俭梳妆”也属于贫女。“敢将”、“不把”二句,廖文炳也理解为平行句,《唐诗选》编者虽没有讲到,但可知他和廖文炳的体会没有不同。
我认为,这两联四句,他们都讲错了。也许历代以来,读此诗者,也都是这样讲法。那么,这首诗一向没有人完全理解,也说不定。不过,喻守真注解《唐诗三百首》,在此诗后的一段“作法”简释却很有意思:
首句以“绮罗香”衬“贫”字。次句以“伤”字立意。颔联上句是自矜身分,下句是鄙弃时俗,颈联是不露才华,下句是不同流俗。末联是伤不得其时,“苦恨”是从“自伤”中来,“压金线”又从“针巧”①而来。贫女的拟托良媒,正反映诗人的无人汲引,不能得志……
虽然没有逐句讲明,但可知他都不把中二联的上下句理解为平行句。上句的理解没错,下句则似乎还没有讲通。
这首诗牵涉到“时世妆”。如果不了解当时妇女的“时世妆”是什么样式。就不容易了解第二联和第三联的下句。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搜集了一些关于从天宝至贞元、元和年间的妇女时行妆束的资料,现在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共怜时世俭梳妆”及“不把双眉斗画长”这两句。这两句的意义弄清楚之后,才能正确地了解两联的作者原意。
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这是王建的一首《宫词》。说当时宫女的装束,还是天宝末年的时妆。鞋头小,衣裳也窄小,眉毛画得又细又长。当时民间妇女的装束已经改变,宫女的装束己成为老式,所以王建说幸而外人见不到这样装束的宫女,如果见到,一定会失笑。
白居易《新乐府》有一首《时世妆》,记录了贞元、元和年间妇女的时妆: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顋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下略)
脸上不施朱粉。唇膏是乌黑的。眉毛画作八字式,好象在哭。梳两个圆鬟而无鬓脚,象胡人的椎髻。总之,这样的妆饰是效法胡人的,所以白居易诗的结句云:
元和妆样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同时元稹有一首诗《有所教》,大约是教训他家中妇女的:
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
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第一句容易了解,不要画长眉毛,要画短些。第二句我们已不易了解。“斜红”是什么?白居易诗中也有“斜红”,大约是涂胭脂的式样。白居易诗是说不涂红色而用赭色,元稹这一句是说涂胭脂宁可竖,不要垂。但怎么叫竖与垂就不可知了。第三、四句是说:虽然人人都要学时髦妆饰,但也要看各人自己适宜于何种妆饰。(“时势”即“时世”。)
贞元、元和以来通行的这种时世妆,称为“俭妆”,因为比较朴素,不用脂粉而用赭色土粉,也较为俭约。《唐会要》载文宗时曾下诏禁止妇女“高髻、俭妆、去眉、开额”②。可知当时妇女的眉样,又从短眉而时行到剃去眉毛了。
看了这些有关唐代妇女装饰史的资料,我们可以对某些赋咏妇女生活的诗篇有更深的了解。例如朱庆馀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句诗的时代背景,正是妇女眉样在转变的时候,所以新娘自己没有把握,不知道所画的眉样合不合时世妆。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讲秦韬玉的这首《贫女》诗了。起联和尾联都没有问题,大家所理解的也没有差距。主要是讲中间二联四句。
“谁爱风流高格调”,此句是贫女“自矜身分”。她知道自己风格太高,无人喜爱。诸家所释,都是一样。不过“风流”二字,并非指“举止潇洒”,而还是指妆饰高华。白居易诗中有几次用到“风流”,例如:
风 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
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
这里“风流”都与“时世”对举,两联都是平行句,可知“风流”也是指妇女妆饰时髦、漂亮的意思。秦韬玉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谁喜爱我这种不合时宜的高格调的打扮呢?”
接下去说:“共怜时世俭梳妆。”这里一个“共”宇,一个“俭”字,大家都讲错了,因此没有掌握到作者的原意。“共”字应讲作“许多人”,“众人”。“俭梳妆”本该是“俭妆”,因为要凑足七字,而加入一个“梳”字。整句的意思应当讲作:“大家都喜欢时行的俭妆。”许多人不知道当时的时世妆名为“俭妆”,于是廖文炳讲作“梳妆之俭,时所共怜”。《唐诗选》编注者讲作:“有谁与贫女共爱俭朴的梳妆呢?”这个“俭”被讲成可以肯定的美德了。
颈联二句就牵涉到画眉的问题了。当时是通行画短眉,或者甚至剃去眉毛的“时世”,那么,如果有一个姑娘自以为手指纤巧,偏偏要画长眉,岂非背时?诗人要描写贫女不敢背时,只得从俗,因此说:“我不敢自夸手指纤巧,所以不画长眉。”喻守真以为这下句是表示“不同流俗”,恰恰是讲反了。
结尾句“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结构法。这是一个拗句,又称折腰句。在诵读的时候,只能照一般七言句那样读作“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
① 针巧:此字《唐诗品汇》作“纤巧”。《全唐诗》作“偏巧”,注云:“一作纤。”诸家引用亦多作“纤巧”。只有《唐诗三百首》作 “针巧”。观原诗下句对“斗画长”,则“针”字亦有理。
② 《唐会要》卷三十一载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有司奏:“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其妆梳钗篦等,伏请敕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后,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此文中 “险妆”乃“俭妆”之误。《唐诗鼓吹》注引此文,作“俭妆”,是。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5-02-03 12: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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