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韦应物：自叙诗二首
　　
　　 温泉行
　　
　　 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锤命如纸。
　　
　　 作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韵一)
　　
　　 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游幸年。
　　
　　 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
　　
　　 玉林瑶雪满寒山，上升玄阁游绛烟。
　　
　　 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沓溢四鄽。
　　
　　 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
　　
　　 朝廷无事共欢燕，美人丝管从九天。(韵二)
　　
　　 一朝铸鼎降龙驭，小臣髯绝不得去。
　　
　　 今来萧瑟万井空，唯见苍山起烟雾。(韵三)
　　
　　 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
　　
　　 弊裘羸马冻欲死，赖遇主人杯酒多。(韵四)
　　
　　 逢杨开府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
　　
　　 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
　　
　　 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
　　
　　 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
　　
　　 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
　　
　　 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
　　
　　 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
　　
　　 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在玄宗天宝年间，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的诗名鼎盛①。他们的诗流传于众口，许多青年诗人都效学他们的风格。这时，玄宗左右，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卫士，每当玄宗和贵妃出宫游乐的时候，他总是骑着御厩里的骏马，走在仪仗队的前列，气概非凡。这个青年卫士，不读书，不识字，只会横行乡里，做种种违法乱纪的事。倚仗他的官职和地位，使司隶校尉也对他无可奈何。就是这个青年卫士，经过安史之乱，大约一二十年以后，却成为继承王、孟、高、岑的一位大诗人，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个突出的事例。这位诗人，便是韦应物。
　　
　　 韦应物的生平不甚可知，连他的字也不见于记载，编《唐诗纪事》的计有功从《宰相世系表》中查出了韦应物的家世，又从韦应物的诗题中考出了他的历任官职，凑合了一篇小传，大约已差不多了。他以为韦应物最后的官职是苏州刺史，罢任后，即寓居在苏州永定佛寺。但其生平年分，还无从知道。刘禹锡文集中有一篇《除苏州举韦中丞应物自代状》，作于大和六年。其时刘禹锡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因为改官苏州刺史，上表推荐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韦应物接任他的江淮留后官职。宋人沈作喆根据这篇文章，以为韦应物在任苏州刺史后，还做过盐铁转运使，江淮留后。他写了一篇《韦应物传》，把这一官职也写了进去。但是他自己也有点怀疑。因为根据这个履历推算，韦应物的年龄非九十多岁不可。所以在这篇传记的末尾，也提出了这个疑问。但到元朝时，辛文房作《唐才子传》，在韦应物传中干脆肯定了韦应物在“出为苏州刺史”以后，还在“大和中，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罢居永定”。这篇传记，曾使许多人跟着错误。其实刘禹锡所推荐的韦应物是另外一个同名的人。诗人韦应物的官位是左司郎中，所以当时人称之为韦左司。这个时代略后的韦应物是御史中丞，所以刘禹锡的表文称之为韦中丞。白居易在谪官江州时，有信给他的好朋友元稹，竭力称赏韦应物的诗。说到韦应物在世时，人家还不很重视他的诗。可见白居易谪居江州时，韦应物已经逝世，而刘禹锡上表推荐韦中丞，还在此事十年以后。这就可以证明韦中丞不是诗人韦应物了。宋人叶梦得、胡元任、姚宽，清人钱大昕，近人余嘉锡，都有关于韦应物生平的讨论。可以参考。
　　
　　 从韦应物的诗里，可知他在天宝年间，年才十五六岁，充任“三卫”的卫士②，完全是个使气任侠、桀骜不驯的青年。安史乱后，他才读书，学做诗。永泰元年，任洛阳尉，作诗渐多，此时已三十多岁。任苏州刺史时，己六十多岁。从大历到贞元，是他作诗的全盛时期。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的有《韦苏州集》十卷。
　　
　　 韦应物的诗，古诗、律诗以清淡闲适著名。古诗继承陶潜的风格。五言律诗继承王维、孟浩然的风格。歌行继承岑参、高适的风格。现在选讲他的两首古诗，一首七言，一首五言，题材内容相同，都是他的自叙。
　　
　　 第一首《温泉行》是他在安史之乱以后，极其潦倒的时候，到温泉附近一个朋友家去作客，感慨过去的盛况而写的诗。《温泉行》是一个新乐府题目，虽然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但事实上已不是乐府，因为并不谱入曲调。它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一般都称为“歌行”。乐府诗的范畴小，歌行的范畴大。乐府诗都是歌行体，歌行并不都是乐府。
　　
　　 这首诗的体式是七言歌行，仍是四句一绝的结构，转韵三次。第一韵四句，大意说自从天宝年中开始担任官职以来。至今已好几年。自己知道性质顽钝得象锤子一样，命运薄得象纸一样，官没有做好，却回了老家，仍然是一个居住在杜陵的普通人。“出身”是一个政治名词。指一个人进入仕宦的最初资格。
　　
　　 韦应物最早的公职是卫士，他的出身就是三卫郎。以进士及笫的资格进入仕宦的，就是进士出身。“不了”，是不好的意思，这个“了”字是唐宋人俗语。我们现在也还说“这件事干不了”，就是做不好。姓韦和姓杜的，都住在长安城南的杜陵，是两个大家族，也是官僚世家，当时有一句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意思是说，城南韦、杜两家人都和皇帝很接近。“天”指皇帝。“尺五”，言其距离很近。三卫的卫士，大多从六品以下官的子弟中选拔充任，韦应物，也象杜甫一样，虽然穷困潦倒，门第还是清高的。“年几”即“几年”。“来归”即“归来”。
　　
　　 第二韵十二句，三绝。第一绝的大意是，在北风惨惨的天气，来到温泉，忽然想起了玄宗皇帝幸游温泉的那几年。当时我总是骑着御厩里挑选出来的骏马，率引着仪仗队，一直走进华清宫，侍立在皇帝跟前。第二绝说：当时是十月寒天，满山尽是冰枝雪地，一路走上山顶的朝玄阁，仿佛在红色的烟雾中游览。次日天明，我们都拥卫着皇帝，接受万国使臣的朝见。此时车马喧阗，挤满了四面的街市。卫士亦称羽林军，故用“羽卫”。第三绝说自己也蒙受到皇帝的思惠，常常在华清池中洗浴。在扈从皇帝出去狩猎的时候，绝不蹂躏渭北农民的田地。那时的朝廷，太平无事，君臣都兴高采烈地一同宴会，还有奏乐的美女也随从在九天之上。“九天”，指皇帝所在的高楼杰阁。这十二句描绘了天宝年间，玄宗和贵妃每年十月中游幸温泉的繁华情景。《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着有关此诗的几件事。天宝四年，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是年十月丁酉，幸温泉宫，以后每年十月，都到温泉宫去住一个月。天宝六年，改温泉宫为华清宫。七年十二月，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玄阁，乃改为降圣阁。韦应物这首诗，称华清宫、华清池，又称玄阁，可知他所回忆的是天宝六年或七年之事。韦应物对于他这一段历史，是念念不忘的。他另有一首诗《酬郑户曹骊山感怀》，也描写他扈从华清宫的情况。
　　
　　 以下转入第三韵，四句。大意说：玄宗皇帝一朝仙去，小臣们不得跟从，流落在人间。今天重到温泉，所见的惟有烟雾中的青山。从前的万家市井，都已空无所有，只剩一片萧条的景象。“铸鼎”二句，是用黄帝乘龙升天的典故。据说黄帝在荆山(在今河南阌乡)下铸鼎，鼎成，其地陷为湖。湖中出龙，黄帝乘龙仙去。群臣争攀龙髯，髯断，群臣堕地，不得随帝升天。事见《史记·封禅书》。后世文学中即以喻帝王之死。
　　
　　 第四韵一绝叙述自己的潦倒，以作结束。他说：可怜我现在蹭蹬失势，如蛟龙之失去风波，纵使仰天大叫，也毫无办法。穿的是弊裘，骑的是瘦马，差一点要冻死。幸而碰到一位好客的主人，以丰盛的酒肴款待我，才得免于饥寒。
　　
　　 第二首是五言古诗，二十四句，一韵到底。五言古诗，不太长的，一般都不转韵。这首诗是因为遇到了一位知道他少年时情况的老朋友，因而慨念当年的浪漫生活，写下了这首诗。这位老朋友姓杨，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开府是官名“开府仪同三司”的简称，等级是从一品。但只是文职散官的虚衔，並非真正做过从一品的职事官。如果这位姓杨的朋友，确实做过从一品的高官，就得称他的职衔，而不称此官衔了。
　　
　　 这首诗的结构篇法，仍是四句一绝。前面三绝总叙自己：年少时服事明皇，倚仗皇帝的恩私，成为一个无赖子弟。本人是里巷中横行不法的人，家里窝藏的都是些亡命之徒。早晨就捧着赌具和人家赌博，夜里还去和东邻的姑娘偷情。司隶校尉看见我，不敢逮捕，因为我天天在皇帝的白玉阶前站班。骊山上的风雪之夜，侍卫皇帝在长杨宫打猎的时候，我是一个字都不识，只会饮酒放浪的青年。我的顽钝和痴呆，什么也不懂得的。唐代诗人常用汉武帝来指玄宗，故称武皇帝。横字读去声，是蛮横不法的人。樗蒲是一种赌博。局是一块木板，例如棋盘也可以称为棋局。长杨宫是汉武帝狩猎的地方，这里是借用。司隶校尉相等于首都公安局长。
　　
　　 以下二绝说自从玄宗皇帝死后，失去了靠山，落魄得被人欺侮；再要改行读书，这件事已经太晚了，只好抓起笔来学做诗。做诗有了些成就，居然披两府所收留，也被南宫官所推许，选拔我去任文官。但是，毕竟我的才干不够，京朝中不能容留我，把我派出去去做安抚孤儿寡妇的地方官。“两府”大约是指吏部和兵部，“南宫”指中书舍人。韦应物作卫士时是武职，属于兵部。卫士应选的资格是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年在十八岁以下，做卫士满十年，就可以简试。文理高超者送吏部，授以文职。中书舍人是掌管文武官员考绩的最高官员。韦应物由武职转为文职后，其历官是洛阳丞，京兆府功曹，鄠县令，栎阳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苏州刺史。丞与功曹，都是辅佐官，不是长官。县令和刺史，才有抚育百姓的职责。此诗用“出守”二字，这个“守”字如果是一般用法，则可以假定此诗作于任鄠县或栎阳令时。如果是特定的用法，则应当说此诗作于任刺史时。因为唐代的州，相当于汉代的郡。郡的长官称太守，故汉人以出京去做太守为“出守”。唐人也沿用这个名词，以出去做刺史为“出守”。
　　
　　 最后一绝是结束语。大概是在一个宴会上遇到杨开府，彼此谈起旧事，不胜感慨。满座的客人都不会知道这些事，现在能知道的只有老朋友了。
　　
　　 这两首诗是韦应物的自传，他对自己少年时期的浪漫生活，非但並不后悔，反而不胜留恋，因此描写得非常生动，诗的风格很有李白的气息。但他在改任文官以后，性格却大有改变，据李肇《国史补》的记载，说他“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他的许多五言律诗，都充分反映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恬退闲静。可见他的一生，后半和前半，判若两人。这也许是社会现实、生活经验和文学修养给他的影响。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① 这时，孟浩然已下世。
　　
　　② 三卫是禁卫军。唐制以亲卫、勋卫、翊卫为三卫，各分左右卫。
　　

　　
　　
　　 47 韦应物：五言古律三首
　　
　　
　　
　　 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
　　
　　 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
　　
　　 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这三首韦应物的诗，写在一处，乍看时，很象都是五言律诗。如果读一遍，辨辨音节，就知道前二首是五言古诗，末一首才是五言律诗。不过这二首五言古诗，完全采取律诗的篇法句法，同样是四韵八句，不过用的是仄声韵。同样有两联对句，不过次序小有移动。同样把四联分为起承转合。因此，也有人以为这是仄韵的律诗。不过，再研究研究，如果说它们是律诗，尽管用了仄声韵，平仄还得粘缀，第一、三、五、七句，应该都以平声字收尾，上下句中间的平仄也该协调，而这两首诗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归根结蒂，还是古诗。
　　
　　 第一首是作者从扬子津①乘船回洛阳时，给一位朋友告别。这位朋友姓元，排行老大，官职是校书郎，故称元大校书。按韦应物诗集中提到过不少姓元的，有元侍御、元仓曹、元六昆季、元伟、元锡、元常，还有弹琴的元老师、吹笛子的元昌。韦应物的哥哥住在广陵。韦家与元氏是姻亲，元家也住在广陵。韦应物有一首《滁州园池宴元氏亲属》，诗中有一句道：“竹亭列广筵，一展私姻礼。”可以从而揣测这些情况。还有一首“送元锡、杨凌”的诗，其一联云：“况别亲与爱，欢筵慊未足”，和此诗首句同。这位元校书，可能就是元锡。
　　
　　 第一联就点明和亲爱的朋友凄然分别，泛船在江天烟雾中。第二联接着说泛船者是归洛阳去的人，怀念的是广陵城的钟声树影。广陵就是扬州。第三联说今天彼此分别，不知将来还能在何处相遇。最后一联因离情别绪而引起感伤：人世间的事情也正象江上的船，跟着水淌去，永远飘浮无定。
　　
　　 第二首是因为怀念一个全椒山中的道士，因而寄一首诗去。全椒是滁州的一个属县，这首诗大约是韦应物做滁州刺史时作的。所以第一联说：今天我的郡斋里很冷，忽然想起住在山里的道士。如果作散文，接下去就该说明“冷”与“忽念”的关系，但韦应物作的是诗，这一关系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第二联描写他想念的那个道士此时的生话情况。在山坳里砍了些木柴，捆束起来，挑回去煮饭。饭是什么呢?是白石子。古代曾有一个成了仙人的道士，住在山中煮白石子当饭米吃。后来就用这个典故，形容修道者的清寒生活。第三联说明自己想念之情。在这风雨之夜，很想带一瓢酒，老远的到你那里去慰问你。可是，第四联说，在寂寞的空山中，满地都是落叶，叫我到何处去寻觅你的踪迹呢?
　　
　　 第三首是在滁州时，遇见一个梁州的老朋友，喜而作诗。唐代的梁州，即今陕西南郑县，在汉水的上游。故第一联追忆自己在江汉一带作客时。认识了这位老友，每次相逢，总是喝醉了才回家。笫二联说：人的行迹象浮云之无定，自从分别以后，时光象流水一样，转眼十年。第三联说：如今在淮河上又遇到了，虽然我们俩欢笑之情，依然和十年前一样，可是两人的头发都已稀疏而花白了。第四联是假设的问答句法。是什么原因，你不回梁州去呢?哦，大概是因为淮上秋山，风景秀美，使你舍不得回家吧。
　　
　　 这三首诗，文字浅显，绝无费人思索的词句，思想过程，层次分明，极为自然。译成散文，也是一篇散文诗。它们代表了韦应物全部五言诗的风格。历代以来，文学批评家都把这种风格用一个“淡”字来慨括，或曰古淡，或曰雅淡，或曰闲淡。总之是表示文字和思想内容的质直素朴。文字不加雕琢，思想没有隐晦。
　　
　　 这一种风格的诗，创始者是陶渊明，梁代的锺嵘作《诗品》，品评汉魏以下许多诗人的作品，他对陶渊明的诗，评论道；“文体省静，殆无长语，写意真古，辞必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大意是说陶渊明的文体简净，没有多馀的话。一意求真、求古，文辞和兴趣都和婉惬当，我每次读他的诗，总会想到他的人格。一般人都叹赏他的素朴。
　　
　　 陶渊明身后，非但没有人继承他的诗风，反而盛行了极其浓艳庸俗的宫体诗，直要到初唐的陈子昂、张九龄才有意用陶渊明的风格，来肃清宫体诗的流毒。跟着就出现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诸人，使当时的五言诗，趋向于清淡一派，成为盛唐诗的一个特征。
　　
　　 韦应物受王、孟的影响极大，他跟着走这条创作道路，但是后来居上。他是越过了王、孟而直接继承陶渊明的，我们应当注意，为什么锺嵘说：他每次读陶渊明的诗，总会想到他的人格。可见诗的风格，并不光是艺术表现手法的成果，还有作者的性格在内。王、孟等人，只学到了陶渊明的艺术表现手法，他们的性格却远没有陶渊明的冲和旷达。他们的五言诗，多数是具有陶诗的态度仪表，而缺乏陶诗的精神。韦应物诗所反映的是一个品德极为高尚的人格。他淡于名利，对世情看得很透彻，不积极，但也不消极。他的生活态度是任其自然。他的待人接物是和平诚恳。这些性格，都可以从他的诗中感觉到。他的文学风格，主要是产生于性格的流露，其次才是艺术手法的高妙。一个“身作里中横”的无赖少年，到中年以后，却一变而为淡泊高洁的诗人，韦应物一生的思想过程，可见是非常突出的。
　　
　　 也象陶渊明和杜甫一样，韦应物的诗，在当时却並不被重视。我们说韦应物的诗高于王、孟，但在当时，王、孟的名气还是高于韦应物。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提到过韦应物。他说：“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可知韦应物诗的评价，是在他死后才逐渐高起来的。
　　
　　 在选讲的三首诗中，第二首《寄全椒山中道士》是最著名的作品。宋元以来，许多人都赞赏这首诗。对于“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两句，几乎公认为奇特之笔。洪迈说：“结尾两句，非复语言思索可到。”(《容斋随笔》)沈德潜说：“这两句是“化工笔，与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妙处不关语言意思。”(《唐诗别裁》)这两个评语的观点是相同的，都以为这两句出人意外，一般人想不到，但又觉得很自然，不象是苦心思索出来的。全诗八句，都是叙述自己，但其效果却都是描写这位山中道士的隐居修道生活。结尾两句更点明了这位道士隐居之深。
　　
　　 苏东坡极喜欢韦应物的诗，他有两首摹仿韦应物的诗。其一首是在惠州时，读了韦应物这首《寄全椒山中道士》，就用原韵和了一首。寄给罗浮山中的邓道士。现在把那首和诗抄录在这里：
　　
　　 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
　　
　　 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
　　
　　 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
　　
　　 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
　　
　　 这首诗用很大的气力来摹拟韦应物诗格，但是得到的评论却不佳。洪迈说，东坡天才，出语惊世，他的和陶渊明诗，可以和陶渊明並驾齐驱，但是和韦应物这首诗，却是比不上。洪迈没有指出，为什么比不上。清人施补华的《岘傭说诗》作了解释：“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诣也。”这个分析，可以认为是中肯的。所谓用力、不用力，尚意、不尚意，实在就是自然和不自然，东坡诗中用“遥知”、“醉卧”、“不可见”、“本无迹”这些词语，都是竭力用描写手法来表现邓道士。这种句法，韦应物却不屑用。即此一端，东坡已是失败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①扬子津在江苏仪征县东南，是江淮联运转输处，唐时设扬子县。
　　
　　

　
　　 48 钱起：湘灵鼓瑟
　　
　　
　　
　　 钱起，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年轻时在家乡已有诗名。天宝九年，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旅馆中，一个月夜，听得有人在院子里吟诗，走来走去的吟着两句：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钱起就走出到院子里，一看，没有人。觉得很奇怪，但这两句诗却一直记住着。明年，到长安去参加礼部考试。试题是《湘灵鼓瑟》。钱起就用这两句诗为结尾。主试官李暐看了他的考卷，非常赞美这个结句，以为“必有神助”。于是录取了他，名次很高。从此钱起以进士成名，从校书郎开始，官至尚书考功郎中。他这首诗成为唐代三百年间省试诗中的著名作品：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徒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在唐代，各地品德、文学都好的士子，经过地方长官的访查考核，由县报名给州，由本州长官提名推荐到中央。这时这个士子就称为“乡贡进士”。乡贡进士还不是进士，止是由本乡贡献给朝廷，已取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
　　
　　 乡贡进士聚集在长安，参加礼部主持的考试。考上榜的，就成进士。一日之间，扬名全国。考不上榜的，永远是个乡贡进士。考上的称为及第，或曰登第。考不上的称为落第，或曰下第。乡贡进士每年有几百人到一二千人，进士及第的每年最多不过二三十人。礼部属于尚书省，故进士考试称为“省试”，又称为“礼部试”。每一届考试，都任命一位文学和品德都有威望的大官为主试官。这个官职是临时性的，称为“知贡举”。
　　
　　 省试的考试项目，主要是诗赋。一篇律赋，一首律诗。赋用八韵，诗限作五言六韵。题目或用古事，或用时事，或用三字四字成语，或用一句五言古诗。应试者可任意取题目中一字为韵，也有由试官指定题目中某一字为韵的。一般都用平声韵。天宝十年的省试诗题是“湘灵鼓瑟”。这是屈原《远游》篇中的句子：“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古代相传的神话：尧帝的两个女儿，一个名叫娥皇，一个名叫女英，都嫁给舜帝做妃子。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今梧州)，二妃不久也悲伤而死于湘江之滨。她们死后成为湘水之神，故称为湘灵。灵就是神。湘灵常常在月夜弹琴鼓瑟，声调悲凄，感动旅客。屈原作《九歌》，也采用这个神话，有《湘君》、《湘夫人》各一首，就是湘灵。
　　
　　省试诗不是诗人自己一时发兴，为抒情述志而作的。题目既由试官指定，题材就受了限制。作诗的目的是博得试官中意，榜上有名。一生的命运，全靠这一首诗。所以诗的思想内容，不能犯政治错误。因此，凡是省试诗，绝大多数都用赋体，而不用比兴。钱起这首诗也只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从一个听者的角度描写湘水女神的鼓瑟。
　　
　　 现在把全诗释译成散文：常常听说湘水之神善于弹奏云和瑟，而黄河之神只会跳舞①。楚地的人都不忍听她的哀音。这种悲苦的曲调使无情的金石都感到凄凉，清怨的声音一直传入太空。这种音乐也使苍梧山都感动得如怨如慕，使水边的白芷花也迸发出芳香。这种声音随着流水和悲风，传过湘江，吹过洞庭湖，直到曲终声寂。可是却看不见鼓瑟的人，所看见的止有湘水上的几座青山。
　　
　　 此诗第一联以叙述句起始。第二联接着说瑟调的悲哀，也是叙述句。第三、四联是正面的描写，四个句子都是形容声音的悲哀。第五联虽然仍是描写，但已经在转向结句。用一个“传”字，一个“过”字，透露出曲终的意味。尾联二句再点明题目：鼓瑟的是湘灵。全诗只是形容湘水女神鼓瑟的哀音，没有别的含义。所以说它纯用赋休，一点没有比兴作用。省试诗都是这样的作品。能做到对偶工稳，辞句切题，声调嘹亮，文字华美，就算是佳作了。钱起这首诗的结句，设想得很巧妙，描写湘灵，能引起读者的幻想：在青山绿水之间，仿佛见到一个刚放下云和瑟，悠然远去的神女形象。这一联使全诗生动得有馀味可寻。无怪主试官大为赞赏，以为有“神助”。可见它已远远超出一般省试诗的水平，因而成为名作。在传诵多年之后，爱好编造神话故事的小说家，从主试官的“神助”之说，得到了启发，就造出了镇江旅馆中的故事。
　　
　　 作诗得佳句，被称为有“神助”，这也是一个文学典故。刘宋诗人谢灵运有一个族弟谢惠连，诗才亦高。谢灵运每次遇到惠连，常常会获得佳句。有一次，他做诗觅句，恍忽看见了惠连，就得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一联名句。他说此句有神助，不是我自己做得出来的(见《诗品》)。
　　
　　 一九三五年，朱光潜忽然也欣赏钱起这两句诗，写了一篇《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把它们作为文艺作品中表现静穆境界的例子，用以阐发他的艺术哲学观点。鲁迅读了此文，不以为然，就在他的《题未定草》中提出了驳议。我们现在不想评论他们二人的论点，不过引用这一件事来说明钱起这两句诗，到现在还有影响。
　　
　　 钱起是中唐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他和郎士元齐名，称为“钱郎”。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卷上第一人就是钱起；卷下第一人就是郎士元，可见当时的口碑，以此二人为诗坛领袖。此外还有卢纶、吉中孚、韩翃、耿湋、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李端等九人，和钱起合称大历十才子，因为他们都是活跃于大历年间的诗人。刘长卿、郎士元、韦应物不在十才子之列，可能是他们得名较早，或年齿较长。
　　
　　 高仲武称钱起的诗“体格新奇，理致清淡”。又说：“右丞没后，员外为雄。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嫚。迥然独立，莫之与群。”高仲武编定《中兴间气集》是在大历末年，其时钱起官为考功员外郎，故称之为员外。王维死后，钱起为诗坛雄长，这大约代表了当时的公论。从此也可知钱起是以清新的五言诗继承王维的传统。《湘灵鼓瑟》这首诗，虽然著名，却不为当时选家所重视。从《中兴间气集》到《才调集》这几部唐人选的诗集，都没有选入《湘灵鼓瑟》。这是由于六韵的省试诗不算正式的诗，所以各种选本里都不收省试诗。除此以外，这首诗尽管结句很好，前八句的描写却很不够变化。作者费力地堆砌了许多同义字：苦、凄、清、怨、悲，无非是要表达声音的悲哀，这种句法都是很单调的。在钱起的全部诗作中，这首诗不是代表作。但在唐代的省试诗中，它却是杰出的作品。
　　
　　 《全唐诗》收陈季、王邕、庄若讷、魏璀四人所作《湘灵鼓瑟》。他们与钱起同榜及第，诗也幸存着。相较之下，看来确实不如钱起的空灵。今抄录陈季一首：
　　
　　 神女泛瑶瑟，古祠严野亭。
　　
　　 楚云来泱漭，湘水助清泠。
　　
　　 妙指徵幽契，繁声入杳冥。
　　
　　 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
　　
　　 调苦荆人怨，时遥帝子灵。
　　
　　 遗音如可赏，试奏为君听。
　　
　　 这是四首中最好的一首，设想也和钱起相近。“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也可以算作佳句。但钱起以这一诗意用作结句，配上“曲终人不见”，便觉空灵有馀韵。陈季此诗的结句，却离开了上文，另立一意，勉强凑合一联作结。正如沈佺期的《奉和晦日昆明池应制》诗，被上官婉儿评为“词气已竭”，其缺点完全相同。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① 云和是产瑟的地名，冯夷是黄河之神。但屈原诗云：“令海若舞冯夷。”海若是北海之神，冯夷又似乎是舞名。此事从来没有人弄清楚。
　　
　　
　　

　
　　 49 韩翃：七言绝句三首
　　
　　
　　
　　 韩翃，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二五年)进士。在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幕府中为从事，罢职后闲居十年。以后在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幕府中，郁郁不得意。但诗名日著，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德宗即位后，知制诰缺人，中书省提名两次，德宗都不批准。只好请旨，应该让谁做这个官。德宗批道：“与韩翃。”当时另有一个江淮刺史韩翃，中书省不知德宗的意思是要哪一个，便把两个韩翃的名单一起进呈。德宗便批道：“‘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于是就任命诗人韩翃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以后又升任中书舍人。大历十才子中，官位以韩翃为最高，而他之所以能做到中书舍人，却由于他的诗获得皇帝的欣赏。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韩翃的诗：“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又说：“比兴深于刘长卿，筋节成于皇甫冉。”这是说韩翃的诗意较为深隐，风格较为矫健。韩翃诗今有五卷，总的看来，这个评语也还合适。具体地说，韩翃的五、七言律诗，中间二联，佳句很多，确在刘长卿之上。但现在我们只选讲他三首绝句。
　　
　　 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此诗就是德宗皇帝欣赏之作，大约当时万口传诵，连皇帝也记住了。要了解这首诗，必须先了解古代的寒食节，而寒食节又与古人用火的生活情况有关。每年从冬至节后一百零四日，就开始寒食节。寒食节一共三日，过了寒食节，就是清明节。从寒食节第一天起，到清明节后三日，共七日，在唐朝是假期。这几天里，无论官民，都举行郊游宴会娱乐，故唐诗中提到寒食清明的很多。寒食节三日是禁火的日子，在这三日中不准用火，饮食物都是前几天准备好的熟食。因为这三日中吃的都是冷餐，故名寒食节。关中人又名为熟食节。因为禁止烟火，故又名禁烟节。
　　
　　 古代没有火柴，人民取火很不容易，最原始的方法是钻木取火。春天钻榆、柳，夏天钻枣、杏、桑、柘，秋天钻柞、【木酋】，冬天钻槐、檀。一直到唐宋，都是如此。用铁刀、艾绒，击石取火，方便得多，但这是宋元以后的事，恐怕是从西域传来的方法。因为取火不易，故人家每天都留有火种。留火种的方法是把烧红的水炭或炭结埋在草灰里，便可以随时用纸拈(江南人称纸煤头)点火。这个火种，继续不断地保持一年，到寒食节，便完全熄灭不用，因为人们认为这个火种已失去了热量，称之为旧火，或曰宿火。到清明节，再钻木取火，称为改火，这火就是新火。为什么寒食节要延长到三日?为什么不在第二日就取新火呢?这是为了便于检查人民是否遵守法令，连续三日不见炊烟，才可以知道这人家确是熄灭了旧火。这种风俗，由来已古，据说在商周时代，已有这祥的法令。周朝有一个官职，名曰司爟氏，是主持火禁的官，与主持水利的官同样重要。但传到后世，不知其来源，山西人就以为是纪念介之推的节日。
　　
　　 寒食清明，在唐朝是个大节日。清明日，宫中宴请百官，吃的还是冷餐。到傍晚，宴会散了，就取当日钻得的新火。燃点蜡烛，赐给贵戚近臣，这叫作“赐新火”。这个制度，到北宋时还沿用着。南宋以后，用燧石敲火，已很普遍，就淘汰了禁烟改火的风俗习惯。因而后世人都不很懂得了。
　　
　　 韩翃这首诗，应当从第二句讲起。在寒食节，东风把御苑中的杨柳吹得歪歪斜斜，使得城中到处都飞舞着杨花。为什么说这个“花”字是指“杨花”?理由是：(一)第二句有“柳”字，可知是杨柳的花，这两句才有关系。第二句是因，第一句是果。(二)唐诗中用“飞花”，多半是指杨花。或用“飞絮”，是指柳絮，柳絮即是杨花。如果指别种花朵，一般都用“落花”。如果一定要用“飞”字，下面都避免“花”字，而改用“飞英”之类的字。(三)贾岛有诗云：“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残句，见《事文类聚》)陈与义诗云：“飞絮春犹冷，离家食更寒。”(《道中寒食》)胡仔诗云：“飞絮落花春向晚，疾风甚雨暮生寒。”(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可见唐宋诗人咏寒食清明的诗，经常提到满天飞舞的杨花。
　　
　　 还有一个问题：杨柳到处都有，为什么要专提“御柳”，难道城中飞舞的都是宫苑里的杨花吗?对这个疑问，可以有两个解释：(一)唐朝宫中杨柳最多，唐代诗人关于宫廷的诗，往往写到杨柳。贾至早朝诗云：“千条弱柳垂青琐。”岑参的和诗也说：“柳拂旌旗露未乾。”杜甫《晚出左掖》诗亦云：“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都可以为证。(二)“用御柳”，就可以和第三句的“汉宫”互相照应，使这首诗的前半首和后半首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句的“日暮”，是指寒食节第三日的傍晚。寒食节总在三月初。开元七年颁布的历日，以三月九日为寒食节。那么，清明应该是三月十一日。“汉宫”就是“唐宫”，当日下午，内侍们把用新火点燃的蜡烛分送给贵戚大臣，所以人民见到一路轻烟分散到“五侯”的家里。
　　
　　 “五侯”有三个出处，其一是西汉成帝河平二月六日，封王皇后的五个兄弟王谭等为列侯，当时称为“五侯”，权势极盛。其二是东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擅权，他的儿子和叔父等五人都封为列侯，当时称为“梁氏五侯”。其三是梁冀失败后，诛灭梁冀的宦官单超等五人都封为列侯，后世亦称为“五侯”。在诗歌中用“五侯”这个典故，一般都是指最煊赫的贵族，或者是皇亲国戚，或者是皇帝最宠爱的官员。唐汝询讲这首诗，以为是讽刺肃宗、代宗时得宠弄权的宦官。吴昌祺以为作者是用王氏五侯，代表贵戚。沈德潜以为无论指哪一个“五侯”，总之是指“贵近臣”。这三种讲法，沈德潜的讲法当然是较为灵活，无可非议。如果要在唐、吴两家的讲法中有所取舍，那就要考查韩翃这首诗作于什么年代。要是作于天宝年间，可以认为这是指杨贵妃一家人。贵妃的三个姊姊都封国夫人，两个堂兄国忠和銛都为大官，当时称为“五家”。要是作于大历年间，就可“认为是指擅权的宦官了。现在，我们既无法考定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只得用沈德潜的解释。
　　
　　 唐汝询有一个评语：“时方禁烟，乃宫中传烛以分火，则先及五侯之家，为近君而多宠也。”(《唐诗解》)他以为寒食节还在禁烟，而宫中已传烛分火，可见这是五侯家享有的特权。他还引用元稹的诗句“特敕宫中许燃烛”为例证。吴昌祺则批道：“清明赐火，则寒食之暮，为时近矣。”(《删订唐诗解》)这是他对唐氏提出的异议，他以为在寒食节末一天的傍晚，已经可以钻取新火，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特权。这里，就有了一个疑问，取新火是不是必须在清明日。在清明日前一天的傍晚，是不是已经允许钻取新火。这个问题，宋人葛立方早已在《韵语阳秋》中提出了：“按《辇下岁时记》云：长安每岁清明，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上进者，赐绢三匹，金椀一口。”这是明说宫中也是在清明日由管理御花园的官员的孩子在殿前树上钻火的。
　　
　　 杜甫《清明》诗云：“朝来断火起新烟”，又云：“家人钻火用青枫。”可知杜甫家是在清明日早晨在枫树上钻取新火的。戴叔伦《清明日》诗云：“晓厨新变火，轻柳暗飞霜。”王建《寒食》诗云：“田舍清明日，家家出火迟。”韦庄《长安清明》诗云：“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从这些唐人诗句来看，可知都是在清明日早晨才开始用新火。张籍有一首《寒食内宴》诗，记寒食日宫中宴会，其情况是上午入宫，中午宴会。饮食的时候，殿前有打马球的游戏。宴会之后，还有杂技表演，到傍晚才散出。诗中有一句云：“廊下御厨分冷食”，可知当时筵席上所供都是冷食。寒食赐宴是唐代宫中的老规矩，一般是每年都举行的，可以说是一年一度的冷餐会。
　　
　　 但是，赐火与用火，恐怕不同。用新火必须从清明日早晨开始，赐火则可以在前一日傍晚。韩愈有一首《寒食直归遇雨》诗，有句云：“惟时新赐火，向曙著朝衣。”这是记他在寒食日从宫中值班回家，被雨淋湿了衣服，幸而刚才得到赐火，可以把衣服烘干，在天明时仍可穿了去上朝。这个“曙”字，显然指清明日的黎明。由此可见，赐火是在清明日的前夕，即寒食节末一天的傍晚。
　　
　　 宋代沿用了唐代赐火的制度，据《迂叟诗话》说，能够获得赐火的只有“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这些高官贵族，除了新火之外，还有其他赏赐。唐代情况想必亦是如此。可知“轻烟散入五侯家”并不是五侯的特权。吴昌祺的批注，大概是正确的。
　　
　　 赠李翼
　　
　　 王孙别舍拥朱轮，不羡空名乐此身。
　　
　　 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
　　
　　 这首七绝是赠李翼的。这个李翼，不知何许人。作者称他为“王孙”，可知是皇族。“别舍”就是别墅。这位王孙不住在府第中，而住在别墅里，而这个别墅门前经常簇拥着许多达官贵人乘坐的车子。这第一句七个字已勾勒出李翼是一个纨袴公子了。第二句恭维他的奢侈淫佚的生活，说他是为了“不羡空名”，而使此身得到享乐。这样一说，显得他的追求享乐是很高尚的了。第三、四句描写这位贵族公子的奢侈生活。只允许用十四个字，要概括一位贵族公子的奢侈生活，并不容易，你看作者如何处理?他选择了两个特征；在这别舍的大门外，绿水潭中，驭夫都在洗刷马匹，可知他们的主人还在里面饮酒作乐，一时还不会回家。别舍里的楼前，还点着红烛迎接客人，可知虽在夜晚，还有宾客来参加宴饮。两句诗，说明了一个情况：朝朝取乐，夜夜追欢。
　　
　　 这一联是韩翊的名句，取材极好，对仗工整，能从侧面表现出富贵气象，与李翼的身份配合。北宋词人晏几道曾偷取这两句写入他的《浣溪沙》词：“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 。但“系马”的意境就不如“洗马”的深了。
　　
　　 这首诗有一个缺点。第三、四句用平列的句法，都是赋。因此全诗只有起、承，而无转、合。它好像只是半首七律，还该有下文，然而作者却截住了，不说下去，显得诗意没有结束。所有的选本中都不选这首诗，恐怕是这个原故。
　　
　　 送客贬五溪
　　
　　 南过猨声一逐臣，回看秋草泪沾巾。
　　
　　 寒天暮雨空山里，几处蛮家是主人。
　　
　　 这首《送客贬五溪》倒是许多选本都收入的。客，不知何人，总不是他的亲戚朋友，故不必举出姓名及关系。只用一个“客”字。这是一种应酬作品，有人因贬官而到湘西去，作者因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就写一首诗赠行。作者和这个“客”既无交情，也无密切的关系，自然没有什么离情别绪可说，所以这首诗完全用描写的手法。
　　
　　 第一句的散文结构是：一个被放逐之臣，从猿啼声中一路南去。“逐臣”是主语，“过”是动词。“猿声”是宾语的精简，概括了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过的是巴东三峡，这个“客”过的是湘西五溪。有人说，诗句不讲语法，这是错的。诗句也有一定的语法，不过它和散文不同，为了平仄、对仗或押韵的方便，它的语法结构可以有极大程度的变易，甚至往往连动词也省掉。读诗的人，仍然应该从语法观点去推求作者的造句艺术。
　　
　　 第二句“回看”二字是照应上句的“过”字，这个被降谪的官员，愈走愈远，深入五溪苗家所住的区域，就不免常常回头看看来路。来路上只是一片秋草，早已望不到家乡，于是不禁泪落沾巾。下面二句说，这一段旅程尽是在寒天、暮雨、不见人迹的空山中。夜晚了，总是在苗家歇宿。“蛮”是古代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当时少数民族所住的地区，都是荒野的山区，故有“蛮荒”之称。作者设想这个“客”深入蛮荒，以蛮家为逆旅主人，是最不幸的遭遇。湘西的秋雨是整天整夜连绵不绝的，为什么作者偏说是暮雨呢?这是为了与下句挂钩，引出此“客”在暮雨中向苗家借宿的诗意。吴山民评此诗曰：“一诗酸楚，为蛮、主二字挑出。”即以为此诗末句写出了贬官的酸楚之情。这是古代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今天我们读此诗，就不会和古人有同感了。住在兄弟民族的家里，有什么可酸楚的呢?
　　
　　 韩翃所作七言绝句不多，但大多是佳作，胡应麟最称赏韩翃的七绝，他在《诗薮》内篇中举出“青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通宛转桥”、“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急管昼催平乐洒，春衣夜宿杜陵花”、“晓月暂飞千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等五六联，以为是“全首高华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盛，直是梁陈妙语，行以唐调耳”。他又举出“柴门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万木中”、“寒天暮雨空山里，几处蛮家是主人”这二联，以为“自是钱、刘格，虽众所共称，非其至也”。这一段评论，反映出胡应麟所喜爱的是秾丽的句子。骨子里仍是梁陈宫体，风格却是唐诗。这种诗句之所以“非初非盛”，因为初唐则还没有唐调，盛唐则已排除宫体。而在中唐诗人，渐渐地又在唐调中纳入宫体诗的题材，成为一种秾艳的律诗。这个倾向，发展到晚唐的李商隐，温飞卿而达到了极度。至于“柴门流水”、“寒天暮雨”这样的句子，还是清淡一派，属于钱起、郎士元的家数，而且还不是其中最好的，所以胡应麟似乎不很喜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50 韩翃：送中兄典邵州
　　
　　
　　
　　 官骑连西向楚云，朱轩出饯昼纷纷。
　　
　　 百城兼领安南国，双笔遥挥王左君。
　　
　　
　　
　　 一路诸侯争馆榖，洪池高会荆台曲。
　　
　　 玉颜送酒铜鞮歌，金管留人石头宿。
　　
　　
　　
　　 北雁初回江燕飞，南湖春暖著春衣。
　　
　　 湘君祠对空山掩，渔父焚香日暮归。
　　
　　
　　
　　 百事无留到官后，重门寂寂垂高柳。
　　
　　 零陵过赠石香溪，洞口人来饮醇酒。
　　
　　
　　
　　 登楼暮结邵阳情，万里沧波烟霭生。
　　
　　 他日新诗应见报，还如宣远在安城。
　　
　　 这里选的是韩翃的一首七言歌行。本来是应当连接写的，我现在把它每四句分为一段，段与段之间空出一行，这样，全诗被分为五段，每段是一首七言绝句。读者就容易看出全诗是用三首平韵绝句和二首仄韵绝句交织而成。每四句的音调，无论平韵或仄韵，都完全符合于七言绝句，而不是古诗。但这五段连起来，却是一首七言歌行，或说七言古诗(七古)。这种形式的七言歌行，其特征是以律诗的音调，用入古诗。在盛唐、中唐诗人的七言歌行中，此种作法比较多见，高适的《燕歌行》恐怕是其先例。
　　
　　 现在按照每四句一个段落的次序来讲，亦就是按照每一首绝句来讲。诗题是“送中兄典邵州”。“中兄”即仲兄，是作者的二哥。“邵州”，即今湖南省邵阳市。“典邵州”，即去邵州作刺史。做州郡的行政长官，用“典”字，汉代人称为“典郡”。去做县令、县长，该用“知”字，汉代人称为“知县事”。到了明、清二代，不用县令、县长，而改称“知县”，又不用“州、郡”，而改名为“府”，于是古代的郡守、刺史，都改称为“知府”了。
　　
　　 韩翃是河南南阳人，他的二哥从南阳到邵州去上任，大约先向西行，沿汉水南下，渡长江，经湖北而入湖南,过长沙而抵邵州。这是从诗中所叙地理方位推想出来的。
　　
　　 第一段四句是一首平韵七绝。叙述他的二哥带着从人骑马出发，向西行，入湖北境。每到一城，都有乘坐朱漆车轮的地方官员为也迎送。邵州是个大州郡，管领着一百多个城市，还兼管着安南国。这是夸大得不合事实了。邵州本来是邵阳县，唐贞观十年，升为州。天宝元年，改为邵阳郡。乾元元年，又改为邵州。从县而州，是由于户口增多。从郡改为州，这是唐代政区名称改来改去的结果，与户口增减无关。在唐代，邵州全境东西为四百七十里，南北为三百七十六里。一共只有两个县：一个是邵阳，一个是武岗。两县的民户，在开元年间，一共只有一万八千户(据《太平寰宇记》)。邵州既没有一百个领县，更统治不到安南国。大概韩翃的地理知识很贫乏，把他的二哥吹捧得不像一个刺史，而像一个藩王了。第四句不甚可解。《唐书·百官志》云：“汉制，丞郎见二丞，呼曰左君、右君。”丞与郎，都是七八品的小官，见到尚书左丞，就尊称为左君，见到尚书右丞，就称为右君。此句中所谓“王左君”，也许是指王维，“双笔遥挥”，是指他二哥能诗，不亚于王维。但王维的官职是尚书右丞，似乎应该称王右君才对。也许他的二哥擅长书法，故比之为王羲之，但王羲之的官职是右军将军，也不该用左君。我怀疑此句原文应是“右君”或“右军”，否则，这个“王左君”就待考了。
　　
　　 第二段四句是一首仄韵七绝。设想他二哥经过湖北时的旅途情况。一路上的诸侯(即地方官)都争着供应住宿和伙食。到了洪池，有盛大宴会；到了荆台，听到美妙的歌曲。洪池，今曰洪湖；荆台，即楚国的京都，即今江陵。到襄阳，有妓女给你唱《襄阳白铜鞮》(襄阳民歌)，给你劝酒。在石城(今锺祥县)，有人设宴张乐留你歇夜。这一绝中所提到的地方，都在今湖北省，但南北次序，並不符合地理现实。
　　
　　 第三段四句又是一首平韵七绝。设想他的二哥行到湖南境内的情况。南来过冬的北方大雁都回去了。江上有燕子飞了。这是春天。所以下句说南湖春暖，该换春衣了。湘君的祠庙，闭门对着空山。在傍晚，渔翁在庙里烧过香，都回家去了。湘君、渔父，都见于《楚辞》，是湖南的典故。
　　
　　 第四段又是仄韵七绝。设想他的二哥到邵阳后的情况。到官就职之后，公事随时办讫，一切都没有积压。官署中高柳垂荫，十分闲寂。第三句“过赠”二字不可解，恐有误字。零陵属永州，在邵阳之南三百多里。这里作者又弄错了地理方位，他的二哥到邵阳去上任，决不会过零陵的。大约他把邵阳误为祁阳了。石香溪，想必在零陵，也没有关系。第四句是说他二哥的治绩优良，使少数民族也对他有好感。在封建时代，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每年春节或腊日，州县官都要请少数民族的头人来喝酒。他们肯来，就表示拥护。州县官以此作为自己能“安抚蛮夷”的政绩。“洞”字或写作“峒”，指少数民族聚居的山谷，现在称为“坝子”。
　　
　　 第五段以一首平韵七绝作结束。傍晚在酒家楼上为你饯行，从此相去万里，水有苍波，山生烟霭，使我将时时怀念邵阳，好比和邵阳结了情分。不久以后，希望你有新作的诗篇寄来，正如古代诗人谢宣远在安城时常有诗寄给他的堂弟谢灵运一样，这是已把他的二哥比为谢瞻(字宣远)，而自比为谢灵运。
　　
　　 这首诗，就内容而论，不是一首好诗。它只是一段一段堆砌着闲文，没有真挚的思想感情。但从形式上看，显然是作者有意在尝试这一种新体歌行。在作者的诗集中，还有《别汜水陈尉》、《寄雍邱窦明府》、《赠别华阴道士》等好几首七言歌行，也都是用平韵仄韵绝句交织而成。或者二平二仄，或者三平三仄，或者三平二仄，也有二仄一平的，篇幅长短不等。歌行长篇转韵，一般都是平仄交互的。平韵转仄韵，仄韵转平韵。以平声韵开始的，也以平声韵结束。以仄声韵开始的，最好亦以平声韵结尾。但作者有一首《送巴州杨使君》，以仄平仄三个绝句组合，这更是突出的形式尝试。
　　
　　 这种用许多绝句组成的七言歌行，向来没有人注意。高适的《燕歌行》，评讲者不少，但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形式特征。因此，我选讲韩翃此诗，作为中唐诗人追求文学新形式的一个没有被发现的例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51 卢纶：七言律诗二首
　　
　　
　　
　　 至德中途中书事寄李僴
　　
　　 乱离无处不伤情，况复看碑对古城。
　　
　　 路绕寒山人独去，月临秋水雁空惊。
　　
　　 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
　　
　　 今日主人还共醉，应怜世故一儒生。
　　
　　 晚次鄂州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
　　
　　 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
　　
　　 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
　　
　　 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卢纶，字允言，河中郡蒲城(今山西永济)人。天宝末，避安史之乱，流寓鄱阳。大历初，举进士不及第。由于宰相元载一向器重他，取其诗进呈，并为他推荐，因得补阌乡尉，逐渐升迁为监察御史。因事托病辞职，回河中。其时浑瑊为河中帅，便请他为帅府判官。卢纶在朝中时，德宗皇帝也极欣赏他的诗，皇帝自己做了诗，常常令卢纶和作。纶既回河中，有一天，德宗忽然想起他，问卢纶在何处。既知其在河中帅府，便下诏召之入京。恰在此时，卢纶死了。从他的小传看来，卢纶虽然没有成进士，但他的诗为皇帝宰相所称赏，官运却也显赫。纶死后二十馀年，文宗皇帝也很爱读他的诗，问宰相李德裕：“卢纶有多少诗作?有没有儿子?”李德裕说；“卢纶有四个儿子，都成进士，在朝中任职。”文宗就派人到他家里去访求遗稿，得诗五百首。这一事，更可知卢纶的诗，在中唐时曾传诵长久，他虽然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他的诗名却更盛于大历以后。
　　
　　 卢纶的诗，《全唐诗》编为五卷，大约有五百首左右，似乎並没有遗佚。诗大多是送别怀人之作，和其他大历诗人一样。因为十才子都是朋友，互相唱酬，也互相标榜。诗的题材，很少接触到社会现实。现在选讲卢纶的七言律诗二首，可以作为中唐七律的典型。
　　
　　 第一首是在至德年间旅途中所作，寄给他的朋友李僴的。“书事”即“记事”，但这首诗的内容并不记什么具体的事，只是记述他在旅途中的情绪，所以这个“事”字不可死讲，唐宋人诗题中常用“书事”，几乎都和“书怀”相同。
　　
　　 现在我们用金圣叹的方法，把此诗分为前后解。前解四句是叙述在乱离中的飘泊生活，后解四句叙述乱平后回归家乡时的感慨。一开头就从正面说起，在乱离中，无论到哪里都是伤情的境地，何况天天在古城中看残碑断碣!下面用一联来概括这种凄凉孤独的生活：一个人在山路上曲曲折折地走去，月光照着秋水，使空中飞过的雁也饱受虚惊。上句是赋，下句是比，用雁来比喻自己。接着就转入后解。现在，虽然喜的是重返乡园，可已经是个垂老之人了。多年离开家乡，家乡的人都已不认识我，就有人来问我姓名，这一下，又感到惭愧了，因为我还是个微贱之人，没有名望，说出了名字，人家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今天幸而有东道主人款待我宴饮，想必是对我这个饱经世故的书生很有怜悯之情。从末联的诗意看来，大概作者在归家的途中，受到李僴的招待，在辞别李僴之后，又在路上寄此诗与李僴，有感恩之意。
　　
　　 第二首也是归乡时旅途所作。晚上，船停泊在鄂州(武昌)，写了这首诗，抒写他的情绪。前解四句二联。第一联说云雾开朗的时候，可以远远望见汉阳城，既然望得见，应该是很近了，可是还需要一天的航程。武昌在长江南岸，汉阳在北岸，隔江相对，在古代的交通情况下，渡江还得费一天的时间。第二联以描写估客和舟人来反映自己的情绪：同船的商人们都安心地午睡，可知风平浪静，不用耽忧；夜间，船夫都在闲谈，可以感到潮水高涨，行船并不紧张。商人和船夫的闲适态度，和自己的归心如箭恰成对比。这种情绪，在“犹是”二字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因为到了汉阳，他就可以取陆路北上归家了。后解第一联就点明他此时此地的情绪：在三湘地区流浪了几年，已是两鬓秋霜，如今在船上独对明月，愈觉得万里外的归心急迫。然而，想到自己家乡的产业已被战争毁灭完了，即使回到故乡，也还是无家可归，更那堪江上还听到战鼓之声，似乎战争还没有结束。诗词里用“堪”字，往往就是“不堪”、“那堪”、“何堪”之意，正如“肯”字，往往就是“岂肯”、“不肯”或“肯否”之意。
　　
　　 在《唐诗鼓吹》中，廖文炳讲解此诗第一联云：“在鄂州云开而望汉阳，固甚远矣，但以路计之，孤帆前去，不过一日之程耳。”这样讲法，完全没有体会到“犹是”二字的含义。朱东岩讲此诗前解非常精辞，现在抄录在这里：
　　
　　 通篇只写急归神理耳。卢公归心甚切，望见汉阳，恨不疾飞立到，无奈计程尚须一日，故曰“远见”，又曰“一日程”也。三四承之，言明知再须一日，而心头眼底，不觉忽忽欲去，于是厌他估客昼眠，而知浪静。曰“浪静”，是无风可渡矣。喜他舟人夜语，而觉潮生。曰“潮生”，又似有水可行矣，总是彻夜不眠，急归情绪也。
　　
　　 但是他讲后解却有些迂曲，故不录取。
　　
　　 “舟人夜半觉潮生”句中的“潮”字，曾引起疑义。吴昌祺批道：“此处无潮，岂诗人不必有据耶?”吴昌祺是松江人，生长海边，只知道潮就是海潮，因而以为武汉没有潮，怀疑诗人没有根据。其实这个“潮”字是指江潮，长江中水位高涨，船家就说是涨潮了。
　　
　　 卢纶这两首诗，都用赋体，没有什么比兴，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诗意，在中唐诗中，也只能算是平稳之作。“估客”、“舟人”一联，是他的名句，一向获得长江旅客的称赏，因为写出了行旅生话的经验。我们现在乘轮船走长江，读这一联时就无动于衷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52 戴叔伦：七言歌行二首
　　
　　 女耕田行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榖。
　　
　　 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
　　
　　 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
　　
　　 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
　　
　　 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
　　
　　 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
　　
　　 疏通畦垅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
　　
　　 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
　　
　　 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馀芳泪满衣。
　　
　　 屯田词
　　
　　 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
　　
　　 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
　　
　　 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馀枯茎。
　　
　　 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瓶无粟。
　　
　　 十月移屯来向城，官教去伐南山木。
　　
　　 驱牛驾车入山去，霜重草枯牛冻死。
　　
　　 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天南泪如雨。
　　
　　 戴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人。贞元十六年进士，先在盐铁使刘晏幕下，后在嗣曹王李皋幕府，均被器重。迁任抚州刺史，再迁容管经略使，清明公正，民乐其治，是唐代诗人中官位较高、政绩卓著者。他的诗和政治都为德宗皇帝所赞赏，《唐才子传》称他“诗兴悠远，每作惊人”。现在我们选讲他的两首七言歌行，可见他是能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的。
　　
　　 《女耕田行》描写两个农民姊妹，家道贫困，有一个母亲，已是年老，不能劳动。有一个未娶嫂子的哥哥，已被征召去从军。有一条牛，去年生瘟病死了。现在已过春深，人家已经犁田播榖，而她们俩却无法耕种，不得已，只好向织机上割下一段绢来，到城里去买了刀。两姊妹用刀耕地，非常劳累，心头又极其痛苦。
　　
　　 第一句“乳燕入巢笋成竹”，是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来说明季候。雏燕已经长成，住进了它们自己筑成的巢窝；笋也已经长成为竹。这就是说，在暮春的时候。以下三句是作者叙述他所见的情况：不知谁家的两个姑娘在耕田种榖；无人，意思是说没有男的劳动力；又无牛，就无法犁田，她们只得用刀在砍地，把泥土翻起来。“自言”以下六句是用二女自述的方法来说明情况，因为这不是作者能见到的。“牛囤空”，意思是说牛死了。“头巾掩面畏人识”是她们感到羞耻，除了她们俩之外，还有谁用刀来代牛呢?“畏人识”是怕人家认识她们，所以将头巾遮掩了脸。以下八句，又用作者的叙述和描写。当作者知道了她们用刀耕地的原由之后，看到她们姊妹合力劳动，体会到她们心中的苦楚。又知道她们用头巾掩面，是为了“畏人识”，所以她们也不敢抬起头来看过路的人，只是低头看着土地。有人解释这两句，以为她们“低着头，只因有头巾遮面，所以看不见路人，只看见地面。”这样讲法，是没有注意“畏人识”三字的意味。“疏通畦垅”一联是概括她们艰苦的劳作。“日正南冈”是正午时候；“下饷”是停止田作回家吃饭。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山鸡雌雄相逐惊飞，便不禁有孤单无伴之感。又看到东邻西舍家家园子里的花都已开过，两姊妹对这些零落的残花，不胜惋惜，联想到自己的青春正在逝去，还未得到配偶，也好比残花一般的可怜。“馀芳”就是“残花”，因为上句用了“花”字，此处不宣重复，所以用“芳”字代替。在诗词的修辞技巧中，使用代字的理由，不外二种：第一是为了避免直说，改用形象思维。例如用“乌云”以代替“发”(妇女的)，用“柔荑”、“春葱”以代替“手指”，用“断肠”以代替“悲哀”、“伤心”。用“沾巾”，“沾襟”以代替“哭泣”。第二就是为了避免字面与上文重复。但字面重复并非绝对的禁例，在某种情况下，有时也正需要重复。这就要随机应变了。
　　
　　 “朝雉惊飞”这一句，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叙述，是赋体。但事实上，作者是用了一个典故。乐府中有一个曲子，名叫“雉朝飞”，据唐人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说：这个曲子是齐宣王时一个别号犊沐子的人所作。此人年七十而无妻，到野外去砍柴，看见山鸡雌雄相逐而飞，不觉心中悲哀，乃仰天长叹道：“圣王在上，恩及草木鸟兽，而我独不获。”于是把他的悲感谱入了琴曲。后世就名此曲为“雉朝飞”。从此以后，诗人作“雉朝飞”曲词，其内容都是表现男女孤独，过时不能成婚。而他(她)们之所以不能成婚，是由于没有获得“圣王”之恩。这就是指政治不够清明，使人民不能获得室家之好。
　　
　　 懂得了“雉朝飞”这个曲子的来历，就能了解这一句诗的表现手法还是比兴。两姊妹回家去吃饭，已在午时，而作者在此句中还说是“朝雉”，可见作者是有意要联系到这个曲子的故事，所以把“雉朝飞”三字分拆开来使用，加一个“扰”字，意思是说：山鸡被她们打扰而惊飞。也就是象征受苦难的人民到如今还不能结婚成家。这样一讲，比兴的意义就明白了。
　　
　　 此诗的最后四句，显然是全诗的主题。作者看到了二女刀耕的辛苦，对她们的虚度青春，寄予同情。但是，上文十四句所表现的，尽是她们的贫困，没有人及牛的劳动力，故不得不含羞忍辱，采用了原始的刀耕火种，以维持生产。这完全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如果要抱怨“圣王”无恩，也应该从经济角度去控诉民不聊生的原因，而作者却把观点一变，代她们表达了“共惜馀芳”的情绪，这样一来，使此诗的主题成为描写“有女怀春”，与上文描写劳动人民极不相称。前十四句的描写，不是为了突出主题，后四句的主题，不是前十四句的自然结论。所以，我以为此诗存在着这一个很大的缺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缺点?从作者的传记看，我们知道作者是一个能关心人民生活的好官，这两首诗，也证明了他有心记录人民的苦难，多少有一点向上层统治阶级反映社会现实的意图。但是他毕竟是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个诗人，他不能在社会现实中看清楚矛盾的本质，或者说主要矛盾。以致用一大段关于人民生活艰苦的描写去烘托一个不相干的主题，这种缺点，不仅戴叔伦的作品中有，别的一些唐宋诗人的作品中也经常可以发现。但是，在杜甫、韩愈、张籍、白居易这几位大诗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这种缺点，特别是杜甫和白居易所作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篇，都是扣紧了主题思想来进行渲染描绘的。
　　
　　 但是，清初人贺裳在他的《载酒园诗话》中评论道：“此诗语直而气婉，悲感中仍带勉励，作劳中不废礼防，真有女士之风，裨益风化。”后来沈德潜在他的《唐诗别裁》中又发挥了贺裳的论点，他批道：“末二句一衬，愈见二女之苦，二女之正。”他们这样一讲，就意味着作者写两姊妹悲叹青春虚度，就是反映她们的贞洁无邪，不是淫荡妇女。这完全是一个迂腐的道学家观点。不用说唐代诗人决无这种思想，就是从诗句的文字本身去探索，也无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许多唐诗，被道学家架着礼教的眼镜来体会，往往会给以奇异的曲解，我们对于沈德潜批解的《唐诗别裁》，应当批判他这种不正确的观点.
　　
　　 第二首《屯田词》的结构就很完整了。屯田是唐朝的寓兵于农的制度，类似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旧唐书·职官志》云：“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可知屯田制是在粮食运输困难或不足的边疆上，由驻守边防的兵士自力更生，开荒播种，以解决一部分粮食。但田地是固定的，驻屯的兵士则时常换防。因此，屯田的劳动力随时在流动。这首诗开头四句写一些驻屯兵在戈壁滩上春耕种麦，老的少的都欢欢喜喜。可是等到麦苗渐长，天却不下雨，以致土地干燥得无法下锄。以下四句写种榖子的地方。庄稼没有熟，就闹了蝗灾，所有的青苗都被蝗虫吃尽，只留下满地桔茎。于是出动全体老小去驱捕蝗虫，好容易把蝗虫赶走，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空洞洞地无衣无食。禾是榖物的总称，小米、玉米、高粱、稻都称为禾，不过此处肯定不会是水稻。以下四句叙述这些驻屯兵到了冬季，没有粮食，只好移屯到靠近城市的地方。应该是生活得好些了，谁知又被长官派去南山中伐木。于是驾着牛车进山去，在霜重草枯的严寒气候里，牛都冻死了，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以上共十二句，四句一绝，每绝描写屯田兵士的一种艰辛的生活面。于是用两句来做结束：边疆上的驻屯军历尽种种艰辛，何人知道?仰望南天，有家而归不得，只有眼泪簌簌地如雨水一般落下。
　　
　　 《屯田词》也是一首边塞诗，但它和岑参，高适等盛唐诗人所作的边塞诗不同了。高、岑等人都是镇守边塞的节度使幕下的参军、记室、或判官，他们所接触到的边塞生活，还是军府中统治阶级的生活，因此他们的题材不外乎宴会、送别、送主将出征、或欢迎主将凯旋，偶尔带到一点兵士的生活，在诗中都是闲笔。像戴叔伦这样专题描写屯田兵士生活的，可以说是没有。再说，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国势全盛时期，驻守边疆的文武官吏，都自信能威服戎夷，因此都是意气风发，抱乐观主义的。兵士的生活也比较丰衣足食。这些情况，反映在诗里，除了思念家乡、厌倦沙碛之外，一般情绪是积极的。在戴叔伦的时候，国势衰弱，边境多事，许多地方，又沦于吐善、回纥。驻屯在边境上的官兵，常常提心吊胆。加以府库空虚，军粮不继，不免要更多依赖军垦。遇到旱灾蝗灾，就不能不移屯内迁。因此，中唐时期的边塞诗，都充满了愁苦之音。到晚唐时期，根本没有人作边塞诗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53 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诗人作诗，如果是思想感情的自然发泄，总是先有诗，然后有题目，题目是全诗内容的概括。这首诗的题目是《除夜宿石头驿》可知诗的内容主要是“除夜”和“夜宿”。夜宿的地点是“石头驿”，可知是在旅途中夜宿。
　　
　　 第一联“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就写明了一个孤独的旅客夜宿在旅馆中。接着用第二联“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补充说明这个“夜”是“除夜”，这个“人”是离家很远的人。
　　
　　 第三联就转到这个“人”，独宿在旅馆中，又是在大年夜，他的思想感情怎样呢?“寥落悲前事”是说过去的一切事情，也就是种种生话遭遇，都是非常寂寞，非常失意，只会引起悲感。“支离笑此身”是说现在这个漂泊天涯的躯体，又如此之支离可笑。上句回想过去，没有得意事可供现在愉快地回忆；下句是自怜，现在已没有壮健的躯体能忍受流浪的生活。
　　
　　 第四句紧紧地承接上句。“愁颜与衰鬓”就是“此身”的“支离”形状。这样一个既忧愁，又衰老的旅客，独宿在旅馆里，明日又将逢到春天，真不知今后的命运如何。“明日又逢春”这一句，有两个意义：第一，它的作用是点明题目，结束全诗。今晚是除夕，明天是新年初一，春季的第一天。写的是明日，意义却在今夕。第二，作者用了一个“又”字，有点出人意外。仔细玩味其意义，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思想基础是对于“逢春”并没有多大乐观的希望。年年逢春，年年仍然在漂泊中，而到了明天，又是一年的春天了。这一句底下，作者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让读者去体会。这就是所谓“馀味”。
　　
　　 宋代诗人姜夔在他的《白石道人诗说》中曾谈到诗语以有含蓄为贵，他说：
　　
　　 诗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馀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善之善者也。
　　
　　 可知最好的诗，必须做到句有馀味，编有馀意，总起来说，就是不可把话说尽，要留有让读者思考的馀地。作诗者固然要达到这样一种艺术高度，读诗者也需要具备一种探索馀味、馀意的高度欣赏力。
　　
　　 这首诗，一向被认为是唐人五律中的著名作品。其所以著名，完全是由于颔联“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历代以来，到年三十还住宿在旅馆里的人，总会感伤地朗诵这两句，以为诗人已代他形象地说出了寥落支离的情绪。因此，这两句诗成为唐诗中的名句。但是，这两句诗并不是戴叔伦的创作成果，而是他偷得来的。早在二百年前，梁武帝萧衍有一首《冬歌》：
　　
　　 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
　　
　　 君志固有在，妾躯乃无依。
　　
　　 王维《送丘为下第归江东》诗曰：“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这就是戴叔伦的赃证。梁武帝写的是一个妇女在除夕怀念她出门在外的丈夫。戴叔伦改了一个字，换了两句的结构，强调了“夜”和“人”，放在他这首诗中，就成为警句。
　　
　　 偷用古人现成句子，在文艺创作上并不是禁律，向来是允许偷的。一字不改的偷，也可以，只要运用得好。改换几个字，更不算罪行了。但是，与戴叔伦同时，有一个能作诗的和尚，法名皎然，写了一本书，叫做《诗式》。这是一部研究作诗方法的书，也算是唐代诗学理论书。他谈到诗有三种偷法：一曰偷语，就是偷取前人的句子。二曰偷意，是偷用前人的意境。三曰偷势，是偷袭前人的风格气势。他以为偷势者才巧意精，可以原宥，偷意就情不可原了，而偷语则是公行劫掠，最为钝贼，必须判罪。按照他的意见，戴叔伦作这两句诗是钝贼行为，完全要被否定的。
　　
　　 读唐诗的人，未必都知道诗人也能作贼，戴叔伦这两句诗，一般读者也不知道他偷用梁武帝的成句，只是就诗论诗，公认这两句写得很深刻，极能引起同情。于是，在梁武帝诗里默默无闻的句子，忽然在戴叔伦诗里发出光辉，这是点铁成金的技巧。这样偷法，恐怕不能说是“钝贼”。
　　
　　 但是肯定这两句诗为警句的评论家，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吴山民批道：“翻古却健。”(《唐诗正声评醳》)意思是说，虽然翻用古人成句，却翻得很矫健。而吴昌祺的批语却说：“句警则不免于诞，犹胜‘舍弟江南没’二句也。”(《删订唐诗解》)他承认这一联是警句，但以为情事虚诞。宋人笔记中曾记一件趣事，据说有人做了一首描写自己身世的诗，其中有一联道：“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有人读了，为之恻然，说：“你真是太不幸了，兄弟都死于离乱。”那诗人回说；“我实在没有弟兄，这是做诗罢了。”这是一个讽刺诗人虚夸的故事。吴昌祺说戴叔伦这一联不免于夸诞，但还比“舍弟江南没”好些。这个评语，我以为过火了。戴叔伦这一联，除了“万里”二字外，都是写实，岂可与无中生有的“舍弟江南没”作比较。吴昌棋这个评语是发挥唐汝询的评语。唐评云：“幼公去石头不远，而曰万里未归，诗人多诬，不虚哉。”(《唐诗解》)他以为戴叔伦是金坛人，石头是指南京城，距离很近，所以用“万里未归”就是虚假不实之词。考《全唐诗》中收戴叔伦此诗，注曰：“一作石桥馆”。可知这个诗题原有问题，有过一个版本是题作《除夜宿石桥馆》的。再说，“石头”也不一定指南京城，湖北有石城，诗人也常常称之为石头城。如此，则我们就不能肯定作者除夕所宿的旅馆，离开他的家乡并不远。以“万里”二字来代表一个“远”的概念，在诗人笔下是常用词，杜甫诗中就屡次用过，从来没有人评之为虚夸。李白诗“白发三千丈”，以“三千丈”代表一个“长”的概念。万里的旅途，是可有的，三千丈的头发，是绝对没有的，然则李白此句，岂不是更“诬”了吗?唐、吴两家评讲唐诗，常有很好的议论，但对于戴叔伦这一联忽然大肆奚落，对文学上的夸饰作用，几乎完全否定，这就未免有些迂气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别写了一编《夸饰》，专论文学修辞中的夸张作用，他以为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形容事物，可以获得“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的效果，“成状”是描写得生动，“得奇”是描写得突出。但是他也说：“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所以应该“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这就是夸张的限度。戴叔伦的“万里人未归”，还不能说是越过了这个限度。沈德潜对于“万里”二字也有怀疑，他作了一个新的解释，他说：“应是万里归来，宿于石头驿，未及到家也。不然，石城去金坛相距几何，而云万里乎?”(《唐诗别裁》)他也肯定石头驿是南京城下，所以把“万里未归人”讲作从万里之外归来，而尚未到家的人。这个讲法，似乎可通，实则还是讲不通，因为戴叔伦如果从万里之外归家，碰到除夕，船停在南京城下，那么，这一二天，他就可以到达金坛家中，他还会有这样的思想情绪吗?通读全诗，谁都可以感到这个讲法是不符合诗意的。
　　
　　 从汉诗到魏晋诗，从魏晋到宋齐，从宋齐到梁陈宫体，从宫体到唐诗，在形式、音调、句法、题材各个方面，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发展，形成各自的风格。但在语言文字、思想感情、表现方法上，后代的人总不免有向前代人借鉴的迹象。魏晋五言诗和乐府诗中，常常有借用汉诗成句的情况。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六朝诗句的影子。王渔洋在《带经堂诗话》中曾指出王维诗的“积水亦可极，安知沧海东”是用了谢灵运的“洪波不可极，安知大壑东”。又“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是用了庾信的“何必游春草，王孙自不归”。又“结庐古城下，时登古城上”是用了何逊的“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又“莫以今时宠，能忘昔日恩”是用了冯小怜的“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又“飒飒秋雨中，潺潺石溜泻”是用了王融的“潺湲石溜泻，绵蛮山雨闻”。此外，还有孟浩然诗“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是用了鲍照的“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郎士元诗“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是用了吴均的“落叶思纷纷，蝉声犹可闻”。以上所举王、孟、郎三家的诗，都是他们的名句，一经揭发其来历，才知道他们都是偷来的。有的全句偷用，有时略加改换，有的偷用其意。他们都在戴叔伦以前，可知戴叔伦偷取梁武帝诗句，在当时并不以为有损于创作道德。说不定当时还有许多人的诗句，都是明偷暗换得来，所以皎然要在他的《诗式》中特别提出，斥之为“钝贼”，以煞住这一股风气。但是，尽管如此，偷句的风气，还是历代都有。就说戴叔伦这两句，在他同时的或稍后的诗人中，也还可以找到互相套用的句法。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访宿》诗云：“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崔塗《除夜》诗云：“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马戴《灞上秋居》诗云：“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都可以说是一偷再偷。皎然说是“钝贼”，黄庭坚说是“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我们不妨说是“古为今用”。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54 王建：乐府歌行二首
　　
　　 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浩浩，汉家无人开旧道。(韵一)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万里征人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韵二)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韵三)
　　
　　 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疋帛，那将绕帐作旌旗。(韵四)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韵五)
　　
　　 温泉宫行
　　
　　 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
　　
　　 宫前内里汤各别，每个白玉芙蓉开。(韵一)
　　
　　 朝玄阁向山上起，城绕青山笼暖水。
　　
　　 夜开金殿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里。(韵二)
　　
　　 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鸡昼啼宫中树。(韵三)
　　
　　 温泉决决出宫流，宫使年年修玉楼。
　　
　　 禁兵去尽无射猎，日西麋鹿登城头。(韵四)
　　
　　 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韵五)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释褐，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诸司历荐，迁太府寺丞、秘书丞、侍御史。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从军塞上，弓剑不离身。数年后归，卜居咸阳原上。”
　　
　　 以上一段王建的小传，见于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以后诸书所载王建传记大多抄用此文。《全唐诗》所载也相同，但删去了一句“弓剑不离身”。辛文房编写唐代诗人小传，他的资料来源，极为可疑。有许多叙述，显然是从作者本人的作品中意会而得的。即如说王建在边塞时“弓剑不离身”，就见于他自己的《从军后寄山中友人》诗，其末句云：“劳动先生远相示，别来弓箭不离身。”这是做诗，不能作为生话实录。辛文房却改掉一个字，作为诗人在塞上的生活实况。由此看来，他这部传记恐怕很不可靠，不能作为信史。《全唐诗》删掉这一句，可知也看出了这个缺点。
　　
　　 这段小传中最可疑的是说王建于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太和”是“大和”之误，宋元人的著作中常常把唐文宗的年号“大和”误为“太和”。大和一共九年，“大和中”就假定是大和五年(831)。王建于代宗大历十年(775)举进士，假定他是二十五岁，到大和五年，已是八十一岁的老人了，岂能还出任陕州司马?因此，我怀疑“大和”是“元和”之误。“元和”是宪宗的年号，止于十五年。元和八年是公元813年，王建六十三岁，出任陕州司马，这就极有可能了。王建诗集里提到的人物，有武元衡相公、张弘靖相公、李吉甫相公、裴相公。考武元衡、李吉甫，元和二年拜相。裴垍，元和三年拜相。张弘靖于元和九年拜相。而文宗大和年初的历任宰相，如李宗闵、裴度、牛僧孺、李德裕诸人，王建集中均无其名，可知王建历官止于元和。长庆以后，以至大和，可能他还生存，但已经退隐于咸阳原上自造的新居中了。他有《原上新居诗》十三首，其中有句云：“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又云：“近来年纪到，世事总无心。”皆可推测其情况。
　　
　　 王建的文学活动时期主要是唐德宗、宪宗二朝，他和张籍、李益、贾岛、孟郊都有交往，也有寄上韩愈的诗。张籍是他三十馀年的老朋友，他们在未成进士前已相识，彼此一起从师学道，又以诗篇相切磋。这些情况，均见于他的《送张籍归江东》诗和张籍的《逢王建有赠》诗。
　　
　　 可能是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王建和张籍都作了许多乐府诗，文学史上所谓“张王”，就是专指张籍和王建的乐府诗。张籍有《酬秘书王丞见寄》一诗，是王建官秘书丞时有诗给张籍，张籍回答一首，这首诗的前四句云：“相看头白来城阙，却忆漳溪旧往还。今体诗中偏出格，常参官里每同班。”其第三句大概就是指他们二人作乐府诗，在当时是被目为“出格”的今体诗的。“出格”，是格调与众不同的意思。
　　
　　 现在我选讲两首王建的乐府诗。
　　
　　 第一首《凉州行》。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在盛唐时期是河西节度使的治所。大历年间，州城为回纥所侵踞，此诗即描写当时的边防情况。
　　
　　 第一、二句是倒装句，“汉家”即指唐朝。“旧道”是指开元、天宝年间的西域通道。因为现在无骁将能开拓边疆，以致凉州城外又是黄沙浩浩。
　　
　　 下四句说凉州所属各县都已为胡兵所据，守边的将军只好另外建筑防秋的城堡。西北胡人常常在秋季入侵中国，唐朝在每年秋季都要向河洛、江淮一带征发兵士，到西域去增防，当时称为“防秋”。这些万里从征的人都已战死在边塞上，可是京城里还在年年发令输兵。“旌节”指发兵的符节，“西京”即首都长安。张籍有《西州》诗一首，也描写这些情况。
　　
　　 下四句说入侵的胡人都从中国掳去妇女，其中有半数妇女生了男孩，都能说汉语。这些胡人从前是不懂农作的，如今却学我们汉人种起禾黍来了。“蕃人”即“胡人”，唐宋人写作“蕃”，明清人写作“番”
　　
　　 再下四句说这些胡人，现在牧羊的时候也穿了丝织的锦衣。他们本来是披毛毡或兽皮的，但现在却爱惜毡裘，把它们收藏着，预备作战时用了。他们现在也能养蚕缲丝，织成一匹一匹的绢帛，却是用来做旌旗围绕在营帐四周。这里的“那将”二字用得较为少见，不知有无误字。“那”，大概可以作“挪”字讲，“那将”，犹言“拿来”。
　　
　　 最后二句说，城上的山鸡已经在角角地报晓，而洛阳城中，家家都还在演奏胡乐呢。
　　
　　 这首诗的主题是表现凉州沦陷、回纥入侵之后，胡人日渐汉化，而汉人却胡化了。胡人的汉化，是学习汉人的农桑生产，以加强他们的武备；汉人的胡化，却只是学习胡人的音乐歌舞，作长夜荒淫的宴乐。
　　
　　 这首诗的韵法也真有些“出格”。全诗共十六句，如果四句一韵，可以使韵法很整齐，但作者却以开头二句为一韵，末尾二句为一韵，中间十二句用三个韵。这样，使读者不能在开头的时候就依照四句一绝的规格读下去，似乎有些不顺口。但是，如果仔细研寻诗意，可以体会到作者是按诗意配韵的。首二句点题，用一个韵。次四句描写凉州之荒芜和胡人的猖獗，也用一个韵。以下两组各四句，分写胡人也从事农耕和蚕织，各用一韵。最后写洛阳城中汉人之胡化，以为对比，又另用一韵。韵脚的转换，应当和诗意的段落配合，这个原则，作者没有违背，但如果首韵和尾韵的诗意，都能扩大为四句，这首诗的韵法就整齐了。尤其是尾韵，如果有四句，则诗意的对比性可以更为明显，现在，作者匆匆以二句表过，读者往往会忽略了它的讽喻意义。
　　
　　 第二首《温泉宫行》描写当时骊山温泉宫的衰败景象。前半篇八句，先描写唐玄宗全盛时期的温泉宫。玄宗于每年十月一日驾幸温泉宫，住一个月才回归长安。故第一句就点明“十月一日天子来”，确是玄宗的事。御驾从长安到骊山，一路都用青丝绳拦隔，不准人民侵入御路，以资警戒。路上还要打扫干净，铺洒黄沙，故无尘埃。宫前和宫内的温泉，各有区别，但每一处温泉浴池，都用雕刻莲花的白石砌成。“内里”是当时称宫内的名词。“芙蓉”是莲花，不是木芙蓉。朝玄阁在骊山上，天宝七年十二月，玄宗梦见了他的远祖老子(李耳)，把胡玄阁改称降圣阁。但民间和后世诗人都仍称朝玄阁。这个“玄”字，因清朝人避康熙皇帝玄烨的讳，古书上所有的“玄”字都被改为“元”字，沿用了几百年，我们现在把它改正过来。骊山上下都是温泉宫的建筑物，四周有城垣田护，连骊山也围在城内，故曰“城绕青山”。“龙暖水”的“龙”字，诸本均同，惟《全唐诗》下注曰：“一作笼”，可知有过一个古本是“笼暖水”。这样，这句诗就有两种讲法。如果原本是“笼”字，则是一个动词，其主语仍是“城”字。城绕青山，又把温泉笼在城里。如果是“龙”字，则是一个名词，而“暖”字是一个动词了。温泉浴池中，泉水都从铜龙口中流出，这样，可使泉水保暖，故曰“龙暖水”。但吴昌祺注曰：“龙暖水者，烧铜龙投水中也。”这个讲法，异想天开，肯定是错的。温泉本来是暖的，何必烧铜龙投入水中呢?而且“烧铜龙”也不可想象，每人入浴，都要烧一条铜龙吗?下面“夜开金殿”二句就是写玄宗与杨贵妃在夜半同看天空中星河的故事。这是他俩爱情的秘史，宫女们不敢停留在殿里，都被打发到殿外月光下去守卫了。“知更”即每人值班守一个时辰。白居易《长恨歌》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李商隐《马嵬驿》诗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都是说玄宗与贵妃在七月七日同看星河，有感于牛郎织女的故事，订了密约，愿意世世为夫妇。这件事也记载于《太真外传》，大概当时广泛地流传于人民口头。王建采用这件事写入这首诗，其实不很适当。“看星河”是七夕的故事，十月里已看不到星河了。
　　
　　 下半篇八句就描写开元、天宝以后的温泉宫。“武皇”指玄宗，“王母”指贵妃，“得仙”与“去”，都代替一个“死”字。山鸡是野禽，现在飞到宫中树上来叫了。华清池中的温泉，无人沐浴，决决地流出宫外。宫中楼阁，经常损坏，管理宫城的官员年年要加以修葺。守卫宫城的禁兵已经撤退，无人射猎，每到太阳西下，野鹿居然都跑上城头，这一切就是温泉宫的现状。至于往日住在宫中的人物呢，自从皇帝和贵妃死后，侍候他们宴乐的梨园子弟都失去了生活依靠，大家把宫中的曲谱偷走，流落在民间作歌舞教师。唐太宗名为世民，唐人都要避讳，遇到“世”字，都改用“代”字，遇到“民”字，都改用“人”字。因此，在唐人著作里，“人间”就是“民间”。
　　
　　 这首诗的韵法，也不能令人惬意。第三韵和第五韵，都是单句韵，音节太急促。第五韵的诗意与《凉州行》的尾联同样是表现得不够强烈。此外，“山鸡”和“麋鹿”二句意味重复，显得思想窘促。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缺点。
　　
　　 我们不妨把这首诗与韦应物的《温泉行》作比较。韦应物是从自己的回忆来描写的，所以用一大段诗句写温泉宫的繁盛情况，也是他自己的得意时期。王建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所以用客观的写法。因此，他这首诗就显得缺乏感情了。
　　
　　 乐府诗复兴于李、杜。李白所作，多数还是拟古乐府，仍沿用乐府旧题，杜甫则创造了新乐府，为唐诗开辟了一个新园地。王建、张籍、李益继承杜甫的传统，也作了很多新乐府诗，于是后世有“张王”之称，实则张王之间，还有优劣，历来诗评家大多以为王胜于张。
　　
　　 自从“张王”并称以后，李益却冤枉地被遗忘了。李益在当时也善作歌诗，与李贺齐名。《旧唐书》本传称李益“每作一篇，教坊乐人以略求取，唱为供奉歌辞。好事者画为屏障。”现存的李益诗，歌行只有《六州胡儿歌》，《汉宫少年行》等六七篇，而绝句式的小乐府却有数十首，或者就由于他专作小乐府，故后世不与“张王”并论。然而他的边塞绝句，也不在王昌龄、王之涣之下，只因生在中唐，不得与盛唐诸诗人角逐，这也还是一件冤事。
　　
　　 张王二家乐府，上不及杜甫，下不及白居易。杜甫雄浑沉郁，白居易讽喻锐利。至于结构布置，杜甫和白居易同样严谨。张王所作，则气息清淡，组织松懈，无惊人的章句，只能在大历、贞元间，暂时擅名而已。前人评论张、王乐府，都不免溢美，惟有胡应麟说：“张籍、王建，稍为真澹，而体益卑卑。”(《诗薮》)这个评语，我以为是中肯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
　　

　　
　　 55 王建：宫词八首
　　
　　 除了乐府诗之外，王建还有一百首宫词，也是诗史中应当注意的作品。他的乐府诗，还是继承前人传统的作品，宫词则是他的创造。从齐梁以来，已有许多诗人以宫女的生活和情感为题材，例如乐府诗《长门怨》，都是写失宠的妃子。王昌龄有《长信秋词》五首，《西宫春怨》、《西宫秋怨》各一首，韩翃有《汉宫曲》四首，也都是代宫中妃嫔申诉失宠或不得宠的情感。崔国辅有《魏宫词》一首，开始出现了“宫词”这个名称。但这些诗都写的是古代的宫女，即使作者用以影射当代的宫女，至少从文字上看来，还是赋咏古事。这一类的诗，后世称之为“宫怨”，因为它们的主题是宫女的怨恨情绪。
　　
　　 王建的《宫词》不属于这一类。他写的是当代宫廷里的种种生活琐事，从皇帝和宫女的调情说爱到后宫中的宴饮娱乐，每次听到一件事，就作一首七言绝句，一共写成了一百首。皇宫是个禁地，不用说人民绝对进不去，即使官吏，也只有少数几个宰执近臣，才偶尔有机会进宫。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皇宫是个神秘的地方。如果有关于皇宫里的事情流传出来，立刻就成为广泛传述的小道新闻。王建的宫词不假托古事，明明白白地暴露了当今皇帝的后宫生活，而且有一百首之多，可谓内容丰富，非但为当时人民所欢迎，而且还影响到后世，为历代诗人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唐诗纪事》记录了关于《宫词》一百首的故事：王建作渭南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太监王枢密，两人谈得很投机，就互相认为本家。但是后来大家都有些意见。王建作宫词后，有一天和王枢密一起宴饮，王建谈起汉代桓帝、灵帝，因为信任太监，惹起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党锢之祸。王枢密听了，觉得王建是在讽刺自己，心里很不高兴，就对王建说：“老弟所作宫词，天下人都传诵于口，皇宫是深邃之地，不知你怎么会知道这许多事情?”王建当时感到无从回答，心中害怕王枢密会给他罗织罪名。过了一二天，就做了一首诗送给王枢密，其诗曰：
　　
　　 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
　　
　　 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教骑。
　　
　　 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对边情出殿迟。
　　
　　 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前代皇帝不论是在行或坐的时候，你总是随从在左右的，当今的皇帝，住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你是看他长大起来的。皇帝脱换下来的御衣，只有你能穿得着，外面进贡来的骏马，也常常给你试骑。你常常因为接受密令，很少还家，有时被留在殿里独自报告边塞军情，以致出来的时候很迟了。这一切事情，如果不是你这位本家老哥自己屡次对我讲，那么，宫禁森严，内里的事情怎么会让外边人知道呢?
　　
　　 这样，他把宫词的内容都说是王枢密讲给他听的。王枢密一看此诗，怕被他牵累，就不敢告发他了。
　　
　　 这个故事，不见于唐人记载，最早的记载是《唐诗纪事》，元人的《唐才子传》里也有此事，文字和诗句小有不同。这件事情可能是有的，但情况未必如此。王枢密是宦官王守澄，宪宗元和末年，他还是一个普通宦官。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夜里，宪宗被宦官陈弘庆等杀害，年四十三。王守澄和中尉马进潭、梁守谦等人册立太子即皇帝位，因此擢升为枢密使。这位皇帝庙号穆宗，年号长庆，只做了四年皇帝就中风死了。以后，文宗皇帝即位，王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大和九年九月戊辰，迁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十月辛巳，为李训诬陷，文宗使内侍李好古赐以毒酒，逼令自杀。根据这一节史传，可知王守澄为枢密使是在长庆元年至大和元年之间。长庆共四年，以下还有敬宗皇帝宝历二年。他这个枢密使一共任了六年。王建这首诗所谓“先朝”，是指宪宗皇帝，所谓“今上”，是指穆宗皇帝。宫词第九首云“少年天子重边功”，可知也是指穆宗，因为穆宗死时才三十岁。由此推测，可知宫词一百首所透露的宫廷生活，都是长庆年间的事。但是，渭南尉是王建举进士后第一任官职，总在大历十二三年之间。王守澄为枢密使还在四十年之后，那时，王建已从陕州司马任上退休了。因此，说王建作渭南尉时认识了王守澄，这是可能的，但如果说认识了王枢密，则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可以假定，王建认识王守澄是早年的事，王守澄因册立穆宗有功，擢升为枢密使，成为掌大权的宦官。王建以桓灵时期中官乱政的历史教训讽喻王守澄，同时他把听得来的官闱秘事写为宫词，都是长庆年间的事。但此时王建的年龄已在七十以上，王守澄即使比王建小十岁，也该有六十多岁了。
　　
　　 王建宫词一百篇，传到宋代，曾有遗佚，蜀中刻王建集时，但抄得九十首，就取王昌龄、张籍、杜牧诸人诗十首混入。谬本流传，引起过许多人的考校。幸而所失十首，存在于洪迈编的《唐人万首绝句》中，后人得以剔出伪篇，补足百首。但蜀中刻本，传到明代，还有七首不是王建原作。这些情况，见于宋赵与时的《宾退录》、周紫芝的《竹坡诗话》、明杨慎的《升庵诗话》和朱存爵的《存馀堂诗话》。现在，我们根据《全唐诗》本选讲其八首。
　　
　　 丹凤楼前把火开，五云金辂下天来。
　　
　　 阶前走马人宣慰，天子南郊一宿回。
　　
　　
　　
　　 楼前立仗看宣赦，万岁声长拜舞齐。
　　
　　 日照彩盘高百尺，飞仙争上取金鸡。
　　
　　 以上二首是同一件事。《旧唐书·穆宗纪》云：“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朔，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是日，法驾赴南郊，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即日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穆宗李恒是宪宗的第三子，元和十五年正月丙午即位后，至第二年正月朔日方才改元为长庆。这一天，他先到太庙去祭祖，后到南郊去祭天，回来后，登上丹凤门楼宣布大赦。丹凤门是大明宫南的正门。前一首诗说丹凤楼前火炬明亮，在天色未明时开了宫门。皇帝乘坐在彩绘的车中出宫来，阶前骑马的侍卫官员向群众传话，说皇帝现在到南郊去祭天，当日就回来的。“一宿”二字，有的版本作“当日”，这是因为不了解“一宿”的意义而误改的。其实“一宿”即“一夜”，亦即“当夜”。因为皇帝出宫去南郊时，还在残夜，故“一宿回”的意思就是说明天早晨就回来。
　　
　　 第二首是写皇帝回来之后在丹凤门楼上宣赦。唐代的制度，每逢大赦，都在丹凤门楼前举行宣赦仪式。楼前排列着皇帝的仪仗队，应被赦的罪犯(一部分代表人物)跪伏在楼下。楼前竖起一根长竹竿，竿顶上有一个彩盘。到正午时分，楼上放下一只用金纸饰首的鸡，鸡嘴里啣着赦书。这时，被赦的人和人民观众一齐拜舞，高呼万岁。于是,有五坊小儿爬上竿顶，争取金鸡，下来当众宣读。这首诗就是描写了这次的仪式。从“飞仙争上取金鸡”这一句看来，攀上竿顶的健儿大概是称为“飞仙”。这整个仪式，唐人诗文里常称之为“金鸡放赦”，李白诗云：“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流夜郎赠辛判官》)
　　
　　 少年天子重边功，亲到凌烟画阁中。
　　
　　 教觅勋臣写图本，长生殿里作屏风。
　　
　　 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画二十八位开国功臣像于凌烟阁上。以后诸帝，都有增加，故凌烟阁是唐朝历代功臣的画像陈列馆。这首诗说穆宗亲自到凌烟阁去看功臣画像，命令画师摹写功臣的像，放在自己寝殿里作屏风。唐代皇帝的寝殿都称为长生殿。这件事，本纪里不载，但穆宗对边防的重视，则是见于史书的。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
　　
　　 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
　　
　　 这首诗所咏的是字舞。《乐府杂录》云：“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这种舞法到现在还有。金凤银鹅，大概是穿著黄色和白色绣花罗衫的舞女，各自成为一丛。每一遍舞蹈的时候，她们分开在两边，中间一大队舞女卧在地上，排列成“太平万岁”四字。
　　
　　 新调白马怕鞭声，供奉骑来绕殿行。
　　
　　 为报诸王侵早入，隔门催进打球名。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
　　
　　 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这两首诗是写宫中球戏的情况。“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壬午，帝幸右军击鞠”(即打球)。又：“长庆二年十一月庚辰，帝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坠马，如为物所击。帝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这是本纪里提到的穆宗爱好打球的事，而且他就是因打球而得了中风症，终于在一年后“崩”掉。
　　
　　 前一首诗说新调驯的白马还怕鞭策，所以让内廷供奉先试骑着绕殿走一圈，这就是所谓“进来龙马每教骑”，“供奉”就是宦官。下二句说：要宦官们传令给诸位王爷。明天清早进宫来打球作乐。宦官们还隔着宫门催促外边的官员把打球人的名单送进来。
　　
　　 后一首写打球情况。球员们对着皇帝打球，不容易争取第一名，因为在殿前不允许背着皇帝打球。打球完毕之后，宫女们唱过了龟兹乐曲，皇帝就骑着马经过玉楼回宫去了，龟兹是西域国名，这里是指龟兹歌曲。鞘是马鞭，这里用来代表马。宋代诗人周彦质也有一首宫词，其句云：“当殿不教身背向，侧巾飞出足跟球。”也是说在殿前打球不许背向皇帝，只能用脚跟斜踢。这两句诗可以为王建诗的注释，也可知唐宋二代，都有这一条打球规则。
　　
　　 御前新赐紫罗襦，步步金阶上软舆。
　　
　　 宫局总来为喜乐，院中新拜内尚书。
　　
　　 唐代宫中女官有“六尚”。“尚”即“司”，意义是管理。为皇帝管衣裳的女官，称为“尚衣”，管膳食的女官，称为“尚食”，管文书的女官，称为“尚书”。但这个官名与外廷尚书省的各部尚书相同，故加一个“内”字，称“内尚书”。这首诗是写宫中新近请到了一位内尚书，皇帝赐她一件紫罗袄子，她从殿上一步一步下阶，登上软车回自己的院里去，宫中各局的宫人都来贺喜。“总来”即“都来”。六尚女官的办公处称为“局”，如“尚衣局”、“尚食局”等等。《穆宗纪》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召故女学士宋若华妹若昭入宫掌文奏。”这首诗大概就是指这件事。贝州处士宋廷芬有五个女儿：若华、若昭、若伦、若宪、若茵，都有才学，欲以学名家，不愿嫁人。贞元中召入禁中，试文章，并问经史大义，帝叹美之，悉留宫中，呼为女学士。贞元七年，诏若华总管禁中图籍。元和末，若华卒，故穆宗于嗣位后诏若昭掌文书，历穆、敬文三朝，皆呼为先生。若宪，文宗时以谗死。若伦，若茵早卒。王建有《宋氏五女》诗赞美之①。此诗所言，即指若昭。
　　
　　 御厨不食索时新，每见花开即苦春。
　　
　　 白日卧多娇似病，隔簾教唤女医人。
　　
　　 这首诗描写后妃的娇态。每逢花开时候(即春天)，就娇弱得象生病一般。“苦春”是“春困”、“春倦”之意，就如夏天身体不健叫作“疰夏”。御厨房里供应的菜餚都不想吃，只要索取时鲜食物。白天都躺在床上，有时起身来隔着簾子吩咐宫婢去叫女医生来诊病。
　　
　　 从以上八首诗，王建宫词的题材可见一斑。一般的宫怨诗，题材总不过伤春、悲秋、望幸、失宠，毕竟是空洞的，而王建宫词的题材却是现实的、具体的。当时天下传诵，评价如何，我们现在固不可知，但可以设想，一定有许多人艳羡宫廷生活的奢侈逸乐，也一定另外有许多人憎恨封建帝王的生活腐化，这是随各人的感受而异。至于我们现在读这些宫词，则是把它们作为诗史。杜甫的诗是安史之乱的社会史料，王建宫词是元和、长度年间的宫廷生活史料。
　　
　　 王建宫词对后世产生了两种影响。一种影响是宫词这种诗体。五代时，孟蜀的花蕊夫人也作了一百首宫词，记录了蜀王孟昶宫中的情事，现在称为《花蕊夫人宫词》。北宋时有王珪亦作宫词一百首，又有杨太后宫词。此后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人作宫词，不过题材来源已不是直接从宫中传出，而是抄撮文献，编组为诗，不成为诗史了。另一种影响是用一百首七言绝句成为一个组诗，分之则为一百幅小景，合之则为一大幅画面，用这个方法，歌咏一种事物。例如晚唐时有胡曾作《咏史诗》一百首，评赞一百个历史人物，罗虬作《比红儿诗》一百首，追悼亡妓红儿。宋人许尚有《华亭百咏》，歌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地方的风土、人情、古迹。这种诗，后世就称为“百咏诗”。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① 宋氏五女事见宋尤袤《全唐诗话》，惟若华作若莘。若昭作若照，若茵作若荀。今从王建诗题。
　　

　　
　　 56 张籍：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张籍，字文昌，先世苏州人，居于和州，贞元十五年进士，释褐，授秘书郎。历官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终于国子司业。唐宋以来，诗文中称人多用官名。同时人相称呼，则用其现任官名，官改则称谓亦改，如张籍为太常寺太祝时，则称之为张太祝，改官水部员外郎之后，即称张水部。后世人则称其最后的官名，如张籍为张司业，韩愈为韩吏部，因为他最后的官位是吏部侍郎。
　　
　　 张籍与韩愈为至友，韩愈给他以很大的帮助。他为水部员外郎时，已过五十岁。由于韩愈竭力举荐，才得任国子博士，由博士而至司业。他官位虽不高，但诗名极大。乐府诗与王建齐名，白居易赠以诗曰：“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但张王两家的乐府诗，后世人的评论，颇不一致。或以为王胜于张，或以为张胜于王。大概他们两人的语言，都很平易通俗，不用艰涩隐晦的辞藻。张籍的乐府诗，纯用赋体，单叙事实，不下断语，绝不自己揭出主题思想。故胡震亨说他是“祖国风，宗汉乐府”(《唐音癸整》)。王安石《题张籍诗集》云：“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绝妙词。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赞扬他语言虽然很浅显，功夫却很深,不是容易写成的。
　　
　　 现在进讲他的一首《节妇吟》。
　　
　　 全诗只用两个韵。第一韵四句，用五言。第二韵六句，用七言。五言四句是叙述这首诗的本事，七言六句是由事而抒情。都用一个女人对一个男子说话的口气。前四句说：你知道我已有丈夫，却还赠送我一双明珠。我感激你对我的爱情，就把这一双明珠系在红罗袄子上。后六句说：我家里有的是高楼大厦，我的丈夫是在明光殿里执着长戟当禁卫军的。我虽然知道你赠我明珠的意思非常明白，但是我不能背弃丈夫，立誓要和他同生同死。因此，我只好滴着眼泪把明珠还你，只怪我们为什么不在我结婚以前遇到。
　　
　　 一个男子，热烈地恋爱着一个已结婚的女人．因而赠送她两颗明珠。这个女人对这个男子也有爱情，但她不能离弃她的丈夫。对这个矛盾，她就作出了这样的处理。把明珠收下，“系在红罗襦”，是表示接受了他的爱情。终于又把明珠还给他，是表示自己既已结婚，就不应当背弃丈夫，改适他人。
　　
　　 张籍这首诗的全题是“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洪迈《容斋随笔》云：“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据此可知这首诗完全是个比喻。张籍已经接受了别人的聘任，而李师道又派人用厚礼来请他去参加幕府。张籍就写了这首诗辞谢他。诗中的“妾”是张籍自喻，“君”是指李师道。李师道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高丽人，父李正己，兄李师古，相继为淄青节度使。师古死，师道于元和元年十月，继任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的节度使虽是棣王李审，但只是名义上的遥领，李师道虽是副大使，却是实际上的节度使。他们父、兄、弟三人踞有平、卢、淄、青一带前后四十年，是今天的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地区的一个大军阀。李师道终因造反失败，于元和十四年被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所杀。东平郡即郓州，是节度使治所。张籍诗题称“李司空师道”，《容斋随笔》称“郓帅李师古”，这里有一点疑义，查《唐书》本传，只有李正己的官衙有“检校司空”，师古、师道都是“检校尚书左仆射”，因此就不能确知张籍此诗是为谁而作，也不能考定此诗的年代。但李氏父兄弟三人都是跋扈的军阀，为人民所怨恨，名声很坏。张籍不受他们的征聘，决不会表现得如此感激。大概是在畏惧李氏威权的情况下，他故意这样措辞，使李氏看了，不至于发怒结怨。或者也是当时文人明哲保身之计，我们可以存而不论。
　　
　　 如果撇开这首诗的比喻作用，单就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反映了一个封建礼教问题。
　　
　　 张籍给他这首诗题作《节妇吟》，肯定了这个女人是一个节妇。在北宋初姚铉编的《唐文粹》里，也把这首诗编在“贞节”类目下。可知唐宋人都认为一个女人可以接受别一个男子的爱情，也可以对他表示自己的“感”，只要她不抛弃丈夫私奔或改嫁给那个男子。这样一个女人还没有踰越礼教，她可以算是一个“节妇”。《毛诗·大序》解释“变风”之诗云：“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张籍这首诗的女主人公的态度，先是“发乎情”，暴露了她的得之自然的人性。接着是“止乎礼义”，没有违反人为的礼教。可知这首诗应当属于“变风”，因而也还是不违背诗教的。
　　
　　 到南宋时，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歪曲了儒家的礼教观念，他们对妇女的行为定出了许多灭绝人性的禁条。他们只要求妇女驯服地被束缚在礼教界限中，绝不容许她们暴露人性，非但不许暴露，甚至根本不许她们有人性。这种残酷的礼教观念，影响了以后的文人，在文学批评中也沾染上了毒素。
　　
　　 明末的唐汝询，在这首诗后批道：“系珠于襦，心许之矣。以良人贵显而不可背，是以却之。然还珠之际，涕泣流连，悔恨无及，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唐诗解》)
　　
　　 同时，贺贻孙在他的《水田居诗筏》中评此诗云：“此诗情辞婉恋，可泣可歌，然既系在红罗襦，则已动心于珠矣，而又还之。既垂泪以还珠矣，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之时。柔情相牵，展转不绝，节妇之节，危矣哉。”
　　
　　 这两段评论，对于系珠、还珠这一行为，已经有些贬意，但没有说这不是节妇的行为，只说这个“节”很危险了。
　　
　　 《诗筏》刻于清康熙二十三年。三十年之后，即康熙五十六年，沈德潜编成《唐诗别裁》，他不选这首诗，而在张籍的小传下说明其理由：“文昌有《节妇吟》，时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道以书币聘之，因作此词以却。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他断定诗中的女主人公不能算作节妇,可见他对“节妇”的观念与唐宋人大不同。而且他对诗教的观念，也和汉代人大不同。《唐诗别裁》是有相当影响的书，从此以后，有许多唐诗选本都跟着不选此诗了。
　　
　　 贺贻孙还指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从汉代乐府诗《陌上桑》得来的，他把这两首诗作了比较：
　　
　　 “恨不相逢未嫁时”即《陌上桑》“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意，然“自有”二语甚斩绝，非既有夫而又恨不嫁此人也。“良人执戟明光里”，即《陌上桑》“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意。然《陌上桑》妙在既拒绝使君之后，忽插此段，一连十六句，絮絮聒聒，不过盛夸夫婿以深绝使君，非既有“良人执戟明光里”而又感他人“用心如日月”也。
　　
　　 贺贻孙以为罗敷之拒绝使君，态度严峻决绝，而在张籍此诗中，女主人公的态度太软弱柔婉，因而他提出了疑问：
　　
　　 忠臣节妇，铁石心肠，用许多转折不得，吾恐诗与题不称也。
　　
　　 “诗与题不称”，这是他的措辞委婉，如果坦率地说，就是这首诗里描写的并不是节妇。他以为，如果描写一个节妇，就应当表现她的“铁石心肠”，对赠送明珠的人坚决拒绝，不应该有一点感情。罗敷与此诗的女主人公的行为是同样的，但张籍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错了。这是基于宋元以来儒家的贞节观念，从描写手法来评论的。沈德潜所说“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亦是此意。
　　
　　 但贺贻孙又自己解答他的疑问：
　　
　　 或曰文昌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重币辟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诗以谢。然则文昌之娩恋，良有以也。
　　
　　 他把这首诗的描写方法结合到它的创作动机。张籍辞谢李帅，不能象罗敷辞谢使君那样决绝，所“不能不婉转其辞，表现得既有感情，又不受聘。因此他肯定此诗的描写方法，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把贺贻孙的观念总结一下：①从这首诗的本身来讲，它所表现的还不能算是节妇。②从这首诗的比喻作用来讲，可以这样表现。
　　
　　 我们知道，一个文艺作品的表现手法是为它的主题思想服务的，而主题思想是为这个作品的教育作用服务的。按照贺贻孙的观念，他显然认为这首诗的表现手法可以为它的教育作用服务，但不能为它的主题思想服务。这样，他的观念就显出矛盾了。
　　
　　 矛盾的根源产生于禁止人性的宋儒的礼教观念。
　　
　　 锺惺在《唐诗归》中给这首诗的评语，只有短短的一句，却很高明。他说：“节义肝肠，以情款语出之，妙妙。”他肯定这首诗的女主人公是有“节义肝肠”的，但她不是从礼教观念出发，而是从对双方的感情出发。这首诗的好，就好在不宣扬礼教。这个评语，决非唐、贺、沈诸人所能了解，锺伯敬之所以被明清两代正统文人目为异端，我们从这首诗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
　　
　　 对于系珠这一行动，贺贻孙说是“已动心于珠矣”，似乎以为这个女主人公因得珠而动心。这就把她描写成为一个贪财的人了。汉乐府诗云：“何以结相思，双珠玳瑁簪。”可知赠珠是表示爱情，这个女主人公所动心的是赠珠的意义，而不是两颗明珠。故诗句明白地说是“感君缠绵意”。
　　
　　 对于“妾家高楼连苑起”二句，贺贻孙的指摘却很有道理。这两句使读者得到的印象是夸耀丈夫的豪贵，因为有此豪贵的丈夫，所以“事夫誓拟同生死”吗?那么，万一她丈夫是个贫贱的人，她又将怎样呢?贺贻孙批评作者摹仿《陌上桑》而把这两句放在不适当的地方，这倒是击中了此诗要害的。
　　
　　 一九七九年回月十六日
　　
　　【增记】
　　
　　 前两天看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也提到张籍的《节妇吟》。他大不以为然，给张籍改作了一首，题为《续还珠吟》：
　　
　　 妾身未嫁父母怜，妾身既嫁家室全。
　　
　　 十载之前父为主，十载之后夫为天。
　　
　　 平生未省窥门户，明珠何由到妾边。
　　
　　 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
　　
　　 这是一首封建礼教的顽固卫道者写的诗。他以为一个女人应当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平生连大门口都不去站一会儿，怎么会有人赠我明珠?所以现在还你明珠，不是“感君意”，而是“恨君意”了。为什么“恨君”呢?不是赠珠的人不规矩，而是怪自己一定有行为失检的地方，引得人家来诱惑了。
　　
　　 不过这首诗有一个漏洞。既然把这个女人写得如此贞节，连大门口都不出，又怎么会收下这两颗明珠呢?既未收下，又怎么说是“还君明珠”呢?
　　
　　 这位瞿诗人写了此诗，自己很得意，以为思想观点非常正确。还说：他的同乡杨复初读了他的大作，评云：“心正词工，使张籍见之，亦当心服。”
　　
　　 从这首诗看来，明末的唐汝询似乎还比这位瞿诗人开明些。
　　
　　 作《而庵说唐诗》的徐增，也有一段对张籍此诗的评语。他说：“君子之道，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若在今人，则怒形于色，掷珠痛骂矣。”这位徐而庵讲唐诗，常常有些迂论，但对于此诗，他的理解却比瞿佑、唐汝询、沈德潜都通达得多。他能够理解古人“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也知道今人在礼教桎梏下逢到这种情况，必须“怒形于色，掷珠痛骂”，才算贞节。
　　
　　 这是明清二代，六百多年间，论张籍此诗最开明的论调，我却想不到在《而庵说唐诗》中发现。锺伯敬还只是从艺术手法这个角度去肯定此诗，徐而庵却是很了解唐人的伦理观念与宋元以后道学家的不同。
　　
　　 一九八O年四月十七日
　　

　
　　 57 韩愈：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
　　
　　 “以文为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本质是诗，它还是诗；本质不是诗，它才是“押韵之文”。
　　
　　 韩愈的诗，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极少用形象思维了。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山石》是韩愈的著名作品，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诗题《山石》，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並不是赋咏山石。
　　
　　 全诗二十句，一韵到底。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在寺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走上寺院里的客堂，坐在台阶上休息。由于连日雨水饱足，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和尚和客人闲谈，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因为墙壁年代古远，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虽然饭米粗糙，仍然可以解饥。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夜深了，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客人静卧在床上，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这时晓雾还未消散，独自在山里走，出山又入山，上山又下山，随意走去，没有一定的道路。时时看到红的山花，绿的涧水，煞是缤纷烂漫。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如果碰到溪涧，就赤脚踏石而过，这时水声激激，微风吹衣。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象这样的生活，自有乐趣，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们这两三个人，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到老不再回去呢?
　　
　　 韩愈在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三年)登进士第后，一直没有官职。贞元十一年，三次上书宰相，希望任用，都没有效果。贞元十二年，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到贞元十五年，董晋卒，军人叛乱，韩愈逃难到徐州。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十六年夏，辞职回洛阳。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结句的“归”字是“回去”之意，有人讲作“归隐”，就和“不更”二字矛盾了。
　　
　　 初、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也屡见对句。只有韩愈的七古，绝对不用对句。他只象说话一样，顺次写下去，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这就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字句一定还要繁琐，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选取典型事物，用最精简的字句，二句或四句，表现了出来。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他的叙述，粗看时，好比行云流水，没有细密的组织，但你如果深入玩味，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无道路”呼应了上文的“行径微”。“出入高下”呼应了上文的“山石荦确”。“赤足踏涧石”呼应了上文的“新雨足”。在黄昏时看壁画，是“以火来照所见稀”；在清晨的归路上，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前后两个“见”字，形成对比。在一句之中，也有呼应。“蝙蝠飞”，是“黄昏”时候，“百虫绝”，所以“静卧”。只有“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该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 。《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
　　
　　 何义门(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这首诗云：“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荆关也。”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不刻意做作，而达到极高的境界。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惠连、谢眺等一派诗人，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极力模山范水，在选字造句方面，终有费力的痕迹，而韩愈此诗，却如“荆关画派”的白描山水，不用色采渲染。
　　
　　 字句精简而朴素，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评云：“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这也可以说是公论。杜甫以后，韩愈的七古，确实可以独霸诗坛。至于嫌他“少变化”，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韩愈为人直爽，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文一样，不喜婉转曲折，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论诗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涉及《山石》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技。”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有情芍药”二句是秦少游《春雨》诗中的句于。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如果和韩愈的《山石》诗来比较，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娘儿们”的诗。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是形容它柔弱无力，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雄强奇杰”，有丈夫气了。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韩愈的七古，属于刚健的美。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57 韩愈：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
　　
　　 “以文为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本质是诗，它还是诗；本质不是诗，它才是“押韵之文”。
　　
　　 韩愈的诗，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极少用形象思维了。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山石》是韩愈的著名作品，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诗题《山石》，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並不是赋咏山石。
　　
　　 全诗二十句，一韵到底。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在寺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走上寺院里的客堂，坐在台阶上休息。由于连日雨水饱足，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和尚和客人闲谈，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因为墙壁年代古远，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虽然饭米粗糙，仍然可以解饥。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夜深了，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客人静卧在床上，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这时晓雾还未消散，独自在山里走，出山又入山，上山又下山，随意走去，没有一定的道路。时时看到红的山花，绿的涧水，煞是缤纷烂漫。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如果碰到溪涧，就赤脚踏石而过，这时水声激激，微风吹衣。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象这样的生活，自有乐趣，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们这两三个人，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到老不再回去呢?
　　
　　 韩愈在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三年)登进士第后，一直没有官职。贞元十一年，三次上书宰相，希望任用，都没有效果。贞元十二年，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到贞元十五年，董晋卒，军人叛乱，韩愈逃难到徐州。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十六年夏，辞职回洛阳。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结句的“归”字是“回去”之意，有人讲作“归隐”，就和“不更”二字矛盾了。
　　
　　 初、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也屡见对句。只有韩愈的七古，绝对不用对句。他只象说话一样，顺次写下去，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这就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字句一定还要繁琐，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选取典型事物，用最精简的字句，二句或四句，表现了出来。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他的叙述，粗看时，好比行云流水，没有细密的组织，但你如果深入玩味，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无道路”呼应了上文的“行径微”。“出入高下”呼应了上文的“山石荦确”。“赤足踏涧石”呼应了上文的“新雨足”。在黄昏时看壁画，是“以火来照所见稀”；在清晨的归路上，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前后两个“见”字，形成对比。在一句之中，也有呼应。“蝙蝠飞”，是“黄昏”时候，“百虫绝”，所以“静卧”。只有“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该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 。《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
　　
　　 何义门(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这首诗云：“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荆关也。”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不刻意做作，而达到极高的境界。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惠连、谢眺等一派诗人，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极力模山范水，在选字造句方面，终有费力的痕迹，而韩愈此诗，却如“荆关画派”的白描山水，不用色采渲染。
　　
　　 字句精简而朴素，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评云：“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这也可以说是公论。杜甫以后，韩愈的七古，确实可以独霸诗坛。至于嫌他“少变化”，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韩愈为人直爽，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文一样，不喜婉转曲折，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论诗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涉及《山石》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技。”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有情芍药”二句是秦少游《春雨》诗中的句于。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如果和韩愈的《山石》诗来比较，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娘儿们”的诗。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是形容它柔弱无力，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雄强奇杰”，有丈夫气了。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韩愈的七古，属于刚健的美。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58 韩愈：落齿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
　　
　　 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
　　
　　 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
　　
　　 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
　　
　　 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
　　
　　 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
　　
　　 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
　　
　　 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
　　
　　 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
　　
　　 馀存二十馀，次第知落矣。
　　
　　 倘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
　　
　　 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
　　
　　 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
　　
　　 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
　　
　　 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
　　
　　 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
　　
　　 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
　　
　　 因歌遂成诗，时用诧妻子。
　　
　　 选韩愈诗者，大多选他的五、七言古诗，因为韩诗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古体诗中。但在唐人的选集中，《极玄集》、《才调集》均不选韩愈诗。《又玄集》选韩诗二首，一为《贬官潮州作》七律，一为《赠贾岛》七绝，都是属于当时一般风格的诗。可知韩愈那些风格独特的古体诗，在当时还没有被重视。因此也和他的古文一样，没有立即产生影响。
　　
　　 选韩愈的古诗者，取舍亦有不同。有的选其“古”，如《琴操》、《元和圣德诗》、《南山》之类，有的选其“怪”，如《陆浑山火》、《月蚀》之类。有的选其比较流利平稳，如《山石》、《雉带箭》、《秋怀诗》之类。这三种面目必须合起来看，才能认识整个韩愈的风格。
　　
　　 《落齿》诗从来没有人选取，也几乎没有人齿及。现在我选讲这首诗，作为“以文为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诗完全不用一般人所熟习的诗的修辞。除了押韵和五言句这两个诗的特征之外，可以说全是散文的表现法。因此，讲这首诗一点也不费力，思想段落仍是四句一绝，我们现在把它译成散文：第一绝说：从去年开始落一个牙齿，今年又落了一个，不久便连续落了六七个，看来落势还不会停止。牙与齿虽然有一点区别，但这里是互文同义。第二绝和第三绝说：“留存着的牙齿都在动摇了，看来总要到落尽才完结，想当初落下第一个牙齿时，只觉得口中有了缺缝，怪羞人的。及至后来又落下两三个，才耽忧年寿衰老，恐怕快死了。因此，每一颗牙齿将落的时候，常觉得中心懔懔。第四绝描写将落的牙齿。歪斜颠倒，既妨碍咬嚼，又不敢用水漱口，可是它终究还是舍弃我而落下了。这时我的情绪好比崩塌了一座山似的。“叉牙”是个连绵词，歪斜旁出之意，是状词，不是名词。第五绝和第六绝叙述习惯于落齿的心理状态。近来已经对于落掉牙齿习熟了，落一个，也不过和上一个差不多，现在还留馀二十多个，也有了思想准备，知道它们会得一个一个地落掉。如果经常是每年落一个，那么还可以支持二十年。如果一下子全部落光，那么，和慢慢地落光也是一样。第七绝说：有人说，牙齿在掉了，看来生命也靠不住了。我说：人生总有一个尽头，寿长寿短，同样得死。第八绝说：有人说：牙齿落空了，左右的人看了也会吃惊。我说：庄子有山木和鸣雁的比喻，山木因不中用，故得尽其天年；雁因为能鸣，故得免于被杀，可知有才与无才，各有好处。我的牙齿落光了，说不定也是喜事。第九绝说：落了牙齿，说话多误，那么就经常缄默也好。没有牙齿，不能咬嚼，那么就专吃软的东西，也同样味美。最后两句是结束：因为歌咏落齿，就写成了这首诗，常常用它来给老妻和孩子们读读，让他们惊笑。
　　
　　 全诗只用了一个《庄子·山木篇》里的典故，此外没有必须注释才能懂的辞句，我们演译为散文，宛然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小品文。牙齿一颗一颗地落掉，是每一个渐入老年的人都会遇到的事。作者就利用这一件平常的事，描写他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情绪。从紧张到旷达，从忧衰惧死到乐天知命，整个过程，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是从执着到自然，基本上还是老庄思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也可以说，作者不因落齿而消沉，对人生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表现方法，在初、盛唐诗中，确是不曾有过。因此，韩愈的诗和文，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文学。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的序文中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这是记录了当时人对韩愈的态度：始而惊讶，继而讥笑，最后便大施攻击。但韩愈并不动摇，他坚守他的原则：第一，不用陈辞滥调(“惟陈言之务去”)。第二，有独创的风格(“能自树立”)。他说：“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这是说：如果跟着一般人的路走，而没有独创的风格，在当时虽然不被人排斥为怪，可是也必不能流传到后世。从此也可以了解，韩愈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艺创作，不是迎合当世，而是有意于影响后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为将来的。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实现革新的目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师古”，要向古圣贤人学习。学习些什么呢?他说：要学习古人的意，而不是学习古人的文辞。(“师其意，不师其辞。”)什么是古人之意呢?就是“务去陈言”和“能自树立”。他的散文，以“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师，就是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同样，他的一部分诗，虽然当时人以为怪，其实也还是远远地继承了汉魏五古诗的传统，或者还可以迟到陶渊明。从陶渊明以后，这种素朴的说理诗几乎绝迹了三四百年，人们早已忘记了古诗的传统，因而见到韩愈这一类诗，就斥为怪体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
　　

　　59 韩愈：华山女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如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晨星。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
　　 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
　　 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这首《华山女》，在韩愈的诗作中，是另外一种风格。它和《落齿》比，是不怪，没有散文气。和《山石》比，是从清淡变为秾艳。
　　这首诗也是四句一绝，一韵到底。第一绝四句是叙述街东街西处处都有和尚在讲佛经。撞钟，吹法螺，使寺院里喧闹得很，宫庭是指梵王宫庭，即寺院，不是指皇帝的宫庭。和尚们宣扬积福赎罪，以此来诱骗、威胁愚民，听众像浮萍一样挤得满满的。
　　 第二绝和第三绝共八句，叙述穿黄衣的道士也在讲道家经典，以对抗佛教。可是讲座下没有几个人听。可见当时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忽然，这时来了一个华山女道士，她一心要驱逐佛教，使群众归依道教。于是她洗妆拭面，穿著起华美的道家冠帔。红红的面颊，雪白的颈子，青黛的长眉，非常美艳。她就来到道观里升座讲道。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许人开闭。真诀就是仙诀，使人成仙的秘诀。演真诀，就是演讲道家经典。
　　 第四绝和第五绝八句，叙述这位美艳的女道士正在讲道的消息，不知给什么人传了出去，一下子群众轰动，如雷震一般。在各个寺院里听讲佛经的人跑空了。骑马的男子，乘车的妇女，都一齐涌到道观里来。道观里人坐满了，后来的人止得坐在院子里，没有地方挤，也听不到。这位女道士讲经的收获，是许多妇女布施了金珠饰物，堆金叠玉，宝光青荧。
　　 第六绝四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轰动京城的讲道，被皇帝知道了。就传出诏书召唤她进宫去，说是皇后妃子等都要见见她。在皇宫里耽了一时之后，皇帝才点头允许她回去。于是她乘着云龙仙鹤的车子从皇宫里回来了。天门贵人，指宫中派来的使者，如太监之类。玉皇，指皇帝。青冥是天的代词。来青冥，即来自天上。天上，即指皇宫。
　　 最后六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自从进过皇宫以后，名气越大。就有许多豪家子弟来追求她。这些少年並不是真要修道，而是恋慕她的美色。他们两脚不停地在观门外面绕着走，尽管买通了人去传达情意，可是他们到底是俗缘太重，够不上成仙得道，托人也是浪费。至于那位女道士呢?她住在云窗雾阁之中，有重重翠幔和混金屏风遮掩着。她屋子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恍恍惚惚，不是外人所能看见、所能知道的了。
　　 整首诗的创作方法是赋，即描写和叙述。最后六句的赋体是隐寓讽刺意义的，但辞句也写得恍恍惚惚，使读者捉摸不定，不知道作者对这位华山女道士的态度到底如何，我们如果把这六句中的第三、四句抽出，把一、二、五、六句连起来读，可知豪家少年都没有能够攀上仙梯，获得女道士的青睐。如果这样讲，那么中间二句的意思，止是说那位女道士是深居修道，非讲经不露面的规矩人物了。
　　 韩愈另外有一首《谢自然诗》，叙述贞元十年果州南充县一位女道士白日升天成仙的异事。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其末尾一大段是正面批判在秦皇、汉武的影响之下，人民崇道求仙的愚昧。以《谢自然诗》和《华山女》相比较，显然可见前诗主题明确，后诗主题隐晦。因为隐晦，所以这最后六句可以解为诗人对这位女道士还是肯定的。
　　宋人许彦周说：“退之此诗，颇用假借。”(《彦周诗话》)这“假借”二字，意义非常含蓄。他的意思是：韩愈虽然不喜欢佛道二教，但在二教之间，他的态度微有不同。他更反对佛教。因为这是外来的异端，而道教是唐朝的国教。一位女道士能讲经打垮佛教徒，他是赞扬的。至于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尽管有各种流言，但豪家少年到底无人能勾搭到她。韩愈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她，但诗意並没有贬斥她。这就是“假借”的涵义。
　　 但多数人讲这首诗，都以为是有讽刺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诗，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惑人也。”又在“云窗雾阁”下批道：“中藏亵慢之意。”这两条批语，说明了沈德潜对此诗的体会。他以为从“云窗雾阁”这一句看来，作者透露了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是有暧昧的。以一个淫泆的女道士而能倾动京城里的男男女女，可见神仙之说很能迷惑人。因此，得出评断，说这首诗只是微微地讽刺了一下，不象《谢自然》诗那样明显地谴责。
　　 三百年来，大家都依照沈德潜的讲法，说这首诗是讽刺“神仙之说”的“惑人”。而且讽刺得並不尖锐，因为作者对这位女道士还有肯定的一面。我几次读这首诗，总觉得还有可疑。这首诗前半篇十韵二十句，可以说是笔酣墨舞地赞扬这位女道士“扫除众寺人迹绝”的功劳。开头四句叙述和尚讲经的盛况，显然是用了贬斥语气。“广张罪福资诱胁”是说佛家之说惑人，而接下去十六句描写女道士讲经，却全是正面舞墨，並没有揭出神仙之说惑人的意思。后半篇最后六句，除了“事恍惚”三字有点隐晦之外，其馀辞气也都明白。豪门少年追求不到这个女道士，那么她也並不坏啊!能说她是以神仙之说惑人吗?
　　 我认为这首诗是讽刺诗，並不是微微地刺了一下，而是狠狠地刺了一下。不过所刺的不是“神仙之说之惑人”，而是当今那“玉皇”和女道士之间的宫闱秘史。这首诗的关键全在“天门贵人”以下四句。这四句隐约地透露了一件事：皇帝派人来宣召华山女道士进宫去，说是六宫后妃都要见见她。既然是后妃要见她，那么见过之后，后妃就可以允许她回去。为什么要皇帝点头，她才能从宫中回来?如果“玉皇”不“颔首”，她还能回来吗?由此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六宫愿识师颜形”，不过是“玉皇”的托辞。懂得了这个秘密，才能解释“事恍惚”的“事”字。华山女道士既然和皇帝有过关系，她还瞧得起那些豪家子弟吗?
　　 佛道二教极盛于唐代，和尚道士不必劳动而享受十方供养，生活比一般人民富裕得多。不但男子争求出家，妇女也愿出家。不过出家做尼姑要剃光头发，妇女不很愿意，因此女道士多于尼姑，妇女出家做女道士，称为“入道”。唐诗中有许多“送宫人入道”诗，就是送年老宫人出家的诗。她们止有入道，才能出宫，否则就得老死在宫中。道士又称为炼师。唐人有许多赠炼师的诗，多半是赠女道士的。
　　许多妇女以入道为摆脱礼教束缚，取得生活自由的手段。唐朝有许多公主都出家做女道士。著名的有睿宗李旦的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玄宗李隆基的女儿万安公主，她们入道之后，就从宫里搬出来，住在为她们修建的豪华的宫观里，过着奢侈而放浪的生活。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当时许多诗人都有为这两位公主写的诗。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阶级、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武则天本来是太宗李世民宫中的才人，被高宗李治看中了。太宗死后，高宗不能把父亲的宫嫔接收过来。他就暗示武则天出家做尼姑。这样就改变了她的前朝宫人的身份。然后把武则天召进宫去，封为昭仪。这就是宠爱了一个尼姑，不是宠爱了他父亲的宫女。
　　杨太真原来是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被玄宗看中了，就暗示她去做女道士。然后召她入宫，册为贵妃。这样就算爱上了一个女道士，不是爱上了自己的媳妇。
　　 大约在盛唐、中唐这一段时期，女道士特别多。诗人李冶、鱼玄机都是女道士，名声也不很好。李治曾被玄宗召进宫去，不过算来她那时年纪已老，不会有什么秘史。韩愈所写的华山女，是个美丽而有口才，轰动一时的女道士，她的被“玉皇”所赏识，这件事就有些“恍惚”了。
　　 中唐诗人韦渠牟有《步虚词》十九首，张继有《上清词》一首，都是用道家的歌曲来歌咏女道士的。韦渠牟的第三首落句云：“天高望不见，暗入白云乡。”第四首头尾四句道：“鸾影共徘徊，仙官使者催，何须生羽翼，始得上瑶台。”张继的绝句云：
　　 紫阳宫女捧丹砂，王母今过汉帝家。
　　 春风不肯停仙驭，却向蓬莱看杏花。
　　 这些诗句，恐怕都是暗射女道士入宫的“恍惚”事。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