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李白：战城南
　　
　　
　　
　　 去年战，桑乾源；
　　
　　 今年战，葱河道。(韵一)
　　
　　 洗兵条支海上波，
　　
　　 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
　　
　　 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
　　
　　 古来唯见白骨黄沙日。(韵二)
　　
　　 秦家筑城备胡处①，
　　
　　 汉家还有烽火然。
　　
　　
　　
　　 烽火然不息，
　　
　　 征战无已时。(韵三)
　　
　　 野战格斗死，
　　
　　
　　
　　 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
　　
　　 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
　　
　　 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战城南”是汉代鼓吹乐中铙歌十八曲之一。铙歌是一种军乐，行军时用短箫和铙钹伴唱，故又称短箫铙歌。汉代的“战城南”曲辞，大意是描写将士英勇作战，身死阵地，自以为对君对国，效忠尽节，可是刀笔之吏，还有非议，以致功高而赏薄，欲为忠臣而不可得。李白此诗，也是描写捍卫边防的战士。题材是继承了旧传统的，但主题思想却稍有改变，针对着当时的现实情况了。
　　
　　 《旧唐书·王忠嗣传》说：天宝元年，王忠嗣率师北讨契丹，战于桑乾河，三战三胜。又《李嗣业传》说：李嗣业曾讨伐勃律，打通了去葱岭的道路。李白此诗开头两句，如果就指这两次战役，那么可以推测此诗作于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
　　
　　 条支是汉代西域一个小国，在青海边上。这里两句是说唐军在青海上洗兵器，在天山下牧马，他们离家万里，永远过着战斗生活，人都衰老了。以上是全诗第一段，即第一韵六句，首先就说明了题目虽旧，内容却是时事。
　　
　　 第二段即第二韵四句，说匈奴没有农业生产，他们的生产劳动，就是以杀牛杀羊，乃至劫掠杀人，以代替耕作。自古以来，他们的田，不是稻田、麦田，而是白骨田、黄沙田。秦朝时在边境上构筑的城堡，到了汉朝时还经常燃烧着报告敌人入侵的烽火。这一段是简练地概括一下，在我国漫长的边境上，历代以来都有各个种族的敌人入侵，引起了战争。
　　
　　 第三段较长，也用一个韵，十句。“烽火然不息”二句是第二、三段之间的一个连锁：从秦汉到如今，烽火燃烧不熄，战争永远没有停止。参加野战的兵士在格斗中死亡，留下来的败阵之马在向天悲嘶，乌鸢飞下来啄食死人的肠子，衔着飞去挂在枯树枝上。在如此剧烈的激战中，兵士的血污染了草莽，将军也只剩一个空名。“将军空尔为”这一句，在语法上是“空尔为将军”的倒装。空尔即徒然，“尔”字是副词的语尾形式。全句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只成了一个空头将军”。结尾二句，完全用老子《道德经》的话：“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由于看到了这样惨酷的战争，才知道武器实在不是好东西，圣人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贸然使用的。圣人，指帝王。这两句完全是散文句，李白开始大胆地用在诗里。者、而、之这些虚字，虽然先已有人用过，也没有李白那样突出地用。这都是李白诗的特征。“败马”、“乌鸢”一段，只是稍稍改变了汉乐府的辞句。现在把汉乐府的前半首抄在这里，以供对照。
　　
　　 战城南，死郭北，
　　
　　 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在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好大喜功，在各方面边境上，对奚、契丹、突厥，吐蕃等经常用兵。虽然最初总是敌人先来侵犯，劫掠我边境，但在打退敌人以后，就不免要乘胜远征，而那时便会转胜为败，全军覆没。所以盛唐诗人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常常反映出一种既肯定战争又否定战争的矛盾心理，这在岑参、高适、王维的诗里，都可以找到例证。李白这首诗的第二段明白地说战争起于胡人入侵，那么第三段应当描写我军人卫国战争的壮烈场面。可是作者却描写了战争的惨酷。而且结句又并不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赞扬。他主张兵器应该是“不得已而用之”，什么情况才是“不得已”呢?作者没有在这里说明，但已在《古风》第十四首中说了：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塞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王昌龄也说：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他们都是同样的思想，以为只要坚守国防，不让敌人侵入，就可以免得“士卒涂草莽”。万一敌人竞敢于入侵，那就只好动用武器，把他们打退。这就是所谓“不得已”的时候。在我国的历史上，对待强邻压境的政策，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偶尔有几个皇帝发动扩张主义的战争，就会受到人民的讽刺或责怨。盛唐诗人写边塞战争的诗，可以说是反映了人民的意志的。
　　
　　 《战城南》是李白几十首乐府诗中最浅显明白的。运用汉代乐府歌辞的那几句，可以说是有点抄袭嫌疑，因为基本上还是用了原意，没有脱胎换骨。选李白诗的人，不很愿意选这一首，因为不够代表李白的豪放风格。我现在选讲这一首，是为了给学诗或作诗的青年提供一个适当的范本，如果参看汉乐府原作，可以懂得古诗变为近体诗的道路，用旧瓶装新酒的手法，以及正统乐府诗的模式。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①“备胡”诸本均作“避胡”，惟唐写本作“备胡”，较胜。今从之。
　　
　　
　　

　　
　　 32 李白：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韵一)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韵二)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韵三)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邱生，(韵四)
　　
　　 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鼎玉帛岂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韵五)
　　
　　 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
　　
　　 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韵六)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现在再讲一篇李白的古题乐府诗《将进酒》，也是汉代短箫铙歌之一。汉代乐府歌辞原文，因为声辞杂写，故不能了解其意义。只有第一句是“将进酒”，后世文人拟作，都是吟咏饮酒之事。李白此诗，也沿袭旧传统，以饮酒为题材。
　　
　　 这首诗用三言、五言、七言句法错杂结构而成，一气奔注，音节极其急促，表现了作者牢骚愤慨的情绪。文字通俗明白，没有晦涩费解的句子，这是李白最自然流畅的作品。
　　
　　 全诗转换了六个韵。第一、二韵六句合为一段。此后每韵自成一个思想段落。开头四句用两个“君不见”引起你注意两种现象：“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比喻光阴一去不会重回，“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是说人生很快便会衰老。青春既不会回来，反而很容易马上进入老年，所以人生在得意的时候，应当尽量饮酒作乐，不要使酒杯空对明月。这是第一段的内容，它也象《蜀道难》一样，一开头就从题目正面落笔。“君不见”是汉代乐府里已经出现的表现方法，意思是“你没有看见吗?”跟我们现在新诗里用“看啊”、“你瞧”一样，是为了加强下文的语气。李白诗中常用“君不见”，这三个字不是诗的正文，读的时候应当快些。我们如果把两个“君不见”都删掉，也没有关系，诗意并无残缺。而且删掉之后，这一段就是整整齐齐的六个七言句，更可以看出这两个“君不见”是附加成分。在七言歌行中，这一类的附加成分，我们借用一个南北曲的名词，称之为“衬词”，因为它们只起陪衬的作用，不是歌曲的正文，唱起来也不占节拍。但是，如果“君不见”三字不在七言句之外，那就不能算是衬词。李白另一首诗云：“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园中》)这又是一种用法。如果把这个“君不见”也作为衬词，则第一句只有五字，而全诗却都是七言句。如果把“君不见”认为诗的正文，则这一句有八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全句仍是七言，多出来的一个字是衬字。“君不见”三字只抵二字用，应当读得快，让它们只占两个字的音节。南北曲和弹词里，这种衬词很多，因此产生了这个名词。唐代虽然还没有这个名词，但象“君不见”之类的附加成分，实在已是曲子里用衬词的萌芽。此外，李白还有一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有：
　　
　　 君不见，李北海，
　　
　　 英风豪气今何在?
　　
　　 君不见，裴尚书，
　　
　　 土坟三尺蒿藜居。
　　
　　这是构成了两个三字句，也不能说是衬词了。
　　
　　 第二段四句，大意说：天既生我这个人材，一定会有用处。千金用完，也不必担优，总会得再有的。眼前不妨暂且烹羊宰牛，快乐一下。应该放量饮酒，一饮就是三百杯。这一段诗，表面上非常豪放，其实反映着作者的牢骚与悲愤。言外之意是象我这样的人材，不被重用，以致穷困得在江湖上流浪。
　　
　　 第三段再对两个酒友发泄自己的牢骚。岑夫子是岑勋，年龄较长，故称为夫子。丹邱生是一个讲究炼丹的道士元丹邱，李白跟他学道求仙，做了许多诗送他。这里，诗人劝他们尽管开怀畅饮，不要停下酒杯。我唱个饮酒歌给你们两位听：钟鼎玉帛，这种富贵排场的享乐，我以为不值得重视，我只愿意永远醉着不醒。自古以来，一切圣人、贤人都已经寂寞无名，谁也不知道他们。只有喝酒的人，象刘伶、陶渊明这些人，倒是千古留名的。从前陈思王曹植有两句诗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是说他打猎回来，在平乐观里宴请朋友和从臣，饮万钱一斗的美酒，大家尽情欢乐谈笑，现在我们的主人为什么说没有钱，舍不得打酒呢?应该立刻就去打取美酒,来请大家喝个痛快。这一段四韵八句就是“请君为我侧耳听”的一曲歌，是诗中的歌。“钟鼎”是“钟鸣鼎食”的简用，“玉帛”是富贵人的服御。这四个字就代代富贵人的奢侈享受。诗人说，这些都不足贵重，只要有酒就成了。“主人”是讽刺他自己，也可以说是自嘲。上文说过“千金散尽还复来”，可见现在正是“少钱”的时候。钱少，也不要紧，酒总得要喝，于是引出了最后一段三句：好吧，现在手头虽然没有钱，家里还有一匹五花骏马，还有一件价值千金的狐裘，立刻叫儿子拿出去换取美酒，和你们喝个痛快，把千秋万古以来的愁绪一起销解掉。
　　
　　 李白的诗，以饮酒、游仙、美女为题材的最多，后代的文学批评家常以此为李白的缺点。例如王安石就说：“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言妇人与酒耳。”所谓其识污下，就是世界观庸俗。这种批评，虽则也有人为李白辩护，但在李白的诗歌里，高尚、深刻的世界观确是没有表现。他只是一个才气过人的诗人，能摆脱传统创作流利奔放的诗篇。至于对人生的态度，他和当时一般文人并没有多大不同。早期的生活，就是饮酒作诗，到处旅游。后来跑到长安，认识了贺知章。贺知章极欣赏他的诗，把他推荐给玄宗。于是玄宗留他在宫里做一名翰林供奉。“翰林供奉”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当明皇和杨贵妃赏花饮酒作乐的时候，找他来做几首新诗谱入歌曲。这就是翰林供奉的职务。它并不是一个官。然而李白做了翰林供奉却骄傲得很。他有好些诗自画他当时的得意情况：“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东武吟》)又云：“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这是说王公宰相都来和他交朋友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是说当时和他饮宴的都是王公贵人。“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是说从前瞧不起我的人，现在都来巴结我了。此外，他还有不少诗句，夸耀他的得意时候。大约正是这种骄傲自大态度，得罪了不少人，使玄宗左右那些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对他不能容忍，在玄宗面前挑拨了几句，他就被放逐出宫廷。他自己说当时是“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可见他自己也早就觉察到已经处于骑虎之势，正在无法脱身，而被龙尾巴一掉，便从天上摔下来了。此后，他又恢复了饮酒浪漫的生活，把自己装成一个飘飘然有仙风道骨的高人逸士，不时在诗里讽刺一下政治，好象朝廷不重用他，就失去了天下大治的机会。《盐铁论》里有一段大夫讥笑文学的话：“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议论传诵，窃商赐之辞；刺讥言治，过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万乘。及授之政，昏乱不治。”这些话都切中文人之弊。他们平时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心卑卿相”，人人自以为是伊、吕、管、晏。及至给他一个官做，也未见得能尽其职守。唐代进士初入仕途，往往从县尉做起，可是诗人中也没有出类拔萃的好县尉，而他们常在诗中发牢骚，嫌位卑官小，屈辱了他这样的人才。这种孤芳自赏的高傲情绪，从屈原以来，早就在我国文学中形成一个传统，而李白的表现，特别发扬了这个传统。我以为我们学习古典文学，对历代作家这一种世界观的过度的表现，可以不必重视，更不宜依据他们的自我表扬，而肯定他们真是一个被压制的人才。李白的诗，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在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情况，正和雨果在法国，拜伦在英国一样。游仙、饮酒、美人，是他的浪漫主义形式；嵚崎、历落①、狂妄、傲岸，是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但是他对政治社会的认识，还是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因此，我以为李白的诗，还不能说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就以饮酒为例，李白的饮酒和陶渊明的饮酒，显然不同。陶渊明的饮酒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劳作之后，饮几杯酒，以养性全神。他的饮酒的态度是：“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八)李白的态度是：“人生得意须尽欢。”陶渊明说人家“有酒不肯饮”是因为“但顾世间名”(《饮酒》之四)，而李白却说：“惟有饮者留其名。”陶渊明为逃名而自隐于酒，李白则为争名而“一饮三百杯”。由此可知，陶渊明的饮酒，对人世社会好象是消极的，但他的人格却是积极的。李白则相反，他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而其人格却是消极的。我觉得李白的饮酒诗，只能比之为古代波斯诗人莪玛·哈耶谟和哈菲兹②，而不能和陶渊明相提并论。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两句诗曾引起过一些封建卫道者的批评，以为李白过于狂妄，难道连先圣先贤如孔子、孟子者，都是默默无闻，只有酒鬼留名于后世吗?编《唐文粹》的姚铉就把“圣贤”改为“贤达”，代李白纠正了失言。这种批评，其实是多馀的，读文艺作品不能如此认真，如此老实。这两句诗，仅是艺术上的夸张手法，不必看成思想的真实。宋代人讲究诗的各种炼句方法，把这种格式的诗句称为“尊题格”。在一个对比中，为了强调甲方而大大地压低乙方，这叫作“强此弱彼”的句法。也就是“尊题”的意思。李白为了夸大饮者，而贬低了圣贤的后世之名。白居易的《琵琶行》云：“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为了夸张商妇弹琵琶的美妙，就说得江州地方没有中听的音乐，有的只是很难听的山歌与村笛。韩愈的《石鼓歌》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为了夸大石鼓诗的典雅，甚至责怪孔子编《诗经》为什么不把这首诗收进去。还说，《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两部分的诗都是很“褊迫”而无曲折的。甚至还说孔子是一个“陋儒”。又为了夸大石鼓文的书法，而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庸俗的：“羲之俗书逞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以上二例，也都是尊题手法，在唐诗中是常见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
　　
　　
　　
　　① 李白自己说：“仆嵚崎历落可笑人也。”见其《上安州李长史书》。
　　
　　② 莪玛·哈耶谟的《鲁拜集》，有郭沫若译本。哈菲兹也是古代波斯(伊朗)诗人。
　　
　　

　　
　　 33 李白：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①，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慄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裳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兮魄动，恍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②。
　　 这是一首描写梦游天姥山的诗，杂用四、五、六、七言句，句法错落有致。转韵至十二次之多。或两句一韵，或三句一韵，或四句一韵，或五句一韵。韵法亦变化多端，或逐句抒韵，或隔句押韵。这是李白的典型作品。因为全诗以七言句为主，故一般选本都编入七言古诗或七言歌行类。
　　 诗题据《河岳英灵集》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近代版本都已省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前者说明是“别东鲁诸公”，可知是在离开齐鲁，正要南游淮泗的时期所作。当时听到有人夸赞越中(今浙东)天姥山风景之奇，因而中心向往，居然梦到天姥山去游览了一番，醒来就写出了这首诗，并且把它作为向东鲁几位朋友的告别辞。诗的内容是“梦游天姥山”，诗的作用是“留别”。要了解这首诗，必须把它的内容和作用联系起来：为什么作者要把一首记梦诗作为告别辞?这首诗与告别朋友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关系?
　　 因为韵法与思想程序有参差，这首诗不宜按韵法来分段。现在我们按思想程序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开头四韵十句，这是全诗的引言。第二段从“湖月照我影”到“失向来之烟霞”共五韵二十八句。这是全诗的主体，描写整个梦境，直到梦醒。以下是第三段，二韵七句，叙述梦游之后的感想，总结了这个梦，作为向东鲁朋友告别的话。
　　 李白在好几首诗中，向往于蓬莱仙界，希望炼成金丹，吞服之后，飘然成仙，跨鹤骑鹿，远离人世，邀游于神仙洞府。但在这首诗中，一开头就否定了瀛洲仙岛的存在。他说：航海客人谈到瀛洲仙岛，都说是在渺茫的烟波之中，实在是难以找得到的地方。可是，越人谈起天姥山，尽管它是隐现于云霓明灭之中，却是有可能看见的。这四句是全诗的引言，说明作此诗的最初动机。“瀛洲”只是用来作为陪衬，但却无意中说出了作者对炼丹修仙的真正认识。“信难求”这个“信”字用得十分坚决，根本否定了海外仙山的存在，也从而否定了求仙的可能性。然则，李白的一切游仙诗，可知都不是出于他的本心。连同其他一切歌咏酒和女人的诗，都是他的浪漫主义的外衣。杜甫怀念李白的诗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已把李白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了。他是“佯狂”，假装疯疯颠颠。他这种伪装行为，在杜甫看来，是很可哀怜的。因为杜甫知道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下面更明白说出“世人皆欲杀”，这也不是一般的夸张写法。可以想见，当时一定有许多人憎恶或妒忌李白，或者是李白得罪了不少人，而杜甫呢，他是李白的朋友，他对李白的行为即使不很赞同，但对李白的天才却是佩服的，所以他说“吾意独怜才”。
　　 第三韵四句是概括越人所说天姥山的高峻。它高过五岳，掩蔽赤城。赤城是天台山的别名。天台山已经很高了，对着天姥山，却好象向东南倾倒的样子。四万八千丈，当然是艺术夸张，珠穆朗玛峰也只有八千八百四十多公尺高，因为听了越人的宣传，我就想去看看。谁知当夜就在梦中飞渡镜湖(在今绍兴)，再东南行，到达了天姥山。“吴越”在此句中，用的是复词偏义，主要是“梦越”，为了凑成一句七言诗，加了一个“吴”字。
　　 第二段，全诗的主体，描写梦游天姥山的所见所遇。文辞光怪离奇，显然是继承了楚辞的艺术传统。作者告诉我们：他飞过镜湖，到了剡溪(今嵊县)，看到了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游宿过的地方。湖泊里有渌波荡漾，山林中有猿啼清哀。他也仿效谢灵运，脚下趿着为游山而特制的木屐，登上了高山③。从此一路过去，到了天姥山。走在半峰上，就看到海中日出，又听到天鸡的啼声。经过了许多崎岖曲折的山路之后，正在迷途之间，天色忽已暝暮。这时听到的是象熊咆龙吟的瀑布之声，看到的是雨云和烟水。这种深山幽谷中的夜景，别说旅客为之惊心动魄，就是林木和峰峦，也要觉得战慄。这时候，忽然又遇到了奇迹，崖壁上的石门开了。其中别有一个天地，别有一群人物。他看到许多霓裳风马的“云之君”和鸾凤驾车、虎豹奏乐的“仙之人”，不觉吓了一跳，蓦然醒来，只看到自己的枕席；而刚才所见的一切云山景物都消失了。
　　 “云之君”是神，“仙之人”是仙人，合起来就是神仙。李白爱好修道求仙，为什么遇到这许多神仙，非但并不高兴，反而惊慌起来呢?这一惊慌，使他的游兴大受打击，在惊醒之后，便勾引起深深的感慨，甚至长叹起来。于是接下去产生了第三段。
　　 就全篇诗意来看，第三段才是真正的主体，因为作者把主题思想放在这一段里。但是在这第三段的七句中，我们可以找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意思是说：人世间一切快乐的事都象做了一个美梦，一下子象水一般流失了。这是一种消极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态度是虚无主义的。另一个概念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一个不为权贵所屈的诗人，从趋炎附势的社会中脱逃出来以后的誓言，它反映一种积极的世界观，一种反抗精神。这两种思想显然是不同路，甚至是相反的，然而作者却把它们写在一起。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到底那一个是作者的主题呢?
　　 当然，从来没有一个读者只看见作者这一个思想而无视于另一个思想。但在二者的轻重之间，或说因果之间，看法稍有不同，就可能从这首诗得到不同的体会。作《唐诗解》的唐汝询是偏重于前一种思想的。他说：
　　 将之天姥，托言梦游以见世事皆虚幻也。……于是魂魄动而惊起，乃叹曰：“此枕席间岂复有向来之烟霞哉?”乃知世间行乐，亦如此梦耳。古来万事，亦岂有在者乎?皆如流水之不返矣。我今别君而去，未知何时可还。且放白鹿于山间，归而乘之以遍访名山，安能屈身权贵，使不得豁我之襟怀乎?
　　 这样讲法，就意味着作者基于他的消极的世界观而不屑阿附权贵，因为这也是一种虚幻的事情。诗中所谓“世间行乐亦如此”，这个“此”字，就应当体会为上面二句所表现的梦境空虚。
　　 作《诗比兴笺》的陈沆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偏重在后一种思想：
　　 此篇即屈子《远游》之旨，亦即太白《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之旨也。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题曰“留别”，盖寄去国离都之思，非徒酬赠握手之什。
　　 这样讲法，情况就不同了。它意味着作者基于他的积极的世界观，揭发和控诉了明皇宫中充满着忌才害贤的小人，使他来不及有所作为，就被排挤出来。他回忆在宫廷中的生活，简直象个恶梦，至今心有馀悸。于是“世间行乐亦如此”这一句就应当了解为指宫廷中的快乐生活，也象恶梦一样，只会使人心悸。作者有了这样的觉悟，于是就鄙弃一切，对“古来万事”都有空虚之感。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为了维护自己的心灵，宁可从此骑鹿游山，决不再低眉折腰去讨好权贵们了。
　　 我同意陈沆的讲法。把第二段诗句仔细体会一下，可知作者所要表达的不是梦境的虚幻，而是梦境的可怕。游天姥山是一个可怕的梦；在皇帝宫中做翰林供奉，也是一个可怕的梦。如果说作者主题是描写梦境的虚幻，那又与“摧眉”句有什么关系?依照唐汝询的讲法，这第二段的创作方法是单纯的赋，依照陈沆的讲法，却是“赋而比也”。
　　 陈沆引用李白另一首诗《梁甫吟》来作旁证，确实也看得出这两首诗的描写方法及意境都有相似之处。李白有许多留别诗，屡次流露出他被放逐的愤慨。把这些诗联系起来看，更可以肯定游天姥山是游皇宫的比喻。有一首《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的五言古诗，就紧接编在《梦游天姥山》之后。曹与鲁是邻境。前诗留别东鲁诸公，后诗留别曹南群官，可知是作于同一时期。这首诗开头说自己早年修道求仙，后来碰上运气，供奉内廷。有过一些建议，很少被采用，只得辞官回家。下文说：“仙宫两无从，人间久摧藏。”这是明白地说学道做官都失败了，只落得在民间没落和流浪。《梦游天姥山》开头二句是说求仙“无从”，其次二句是说进宫或有希望。此下描写天姥山景色一大段实质是描写宫廷。结论是宫廷里也“无从”存身。“仙宫两无从”这一句可以说就是《梦游天姥山》的主题。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
　　
　　①“千岩万转”疑为“万壑”之误，李白《送王屋山人》诗云：“遥闻会稽美，且度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蝾镜湖里。”可证。但各本皆作“万转”，不敢妄改。
　　②此句《河岳英灵集》怍“暂乐酒色凋朱颜” 。
　　③ 谢灵运游山，把他的木履改装了一下，上山时去其前齿，下山时去其后齿，当时称为谢公屐。
　　

　　
　　 34 李白：五言律诗三首
　　
　　 现在选讲李白的三首五言律诗，代表他的律诗的几个方面。李白的诗，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以乐府歌行为主。其次是古体，其次是绝句。五、七言律诗止能挂在最后。在五、七律之间，七律更是既少且弱。《金陵凤皇台》一首，恐怕要算是最杰出的了。第一首，我们选：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典型的唐律。李白诗才奔放，适宜于纵横错落的歌行句法。碰上律诗，就象野马被羁，只好俯首就范。这首诗是他的谨严之作，风格已逼近杜甫了。
　　 诗是为送别友人而作，开头二句就写明送别之地。北郭东城，不宜死讲，总在城外山水之间。看到这种修辞方法，不必提出疑问：到底是在东城呢，还是在北郭?反正你可以体会作东北郊，也就差不多。如果作者说北郭南城，或西郊东野，那就该研究一下了。
　　 第三句紧接上文，点明题目，底下即承以“孤蓬万里征”一句，说明这位朋友是孤身漂泊，远适异乡。可见主客双方，都不以此别为乐事。萧士赟注此句云：“孤蓬，草也。无根而随风飘转者。自喻客游也。”(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他说此句是作者自喻客游，大误!被他这样一讲，这首诗变成“别友人”而不是“送友人”了。这一联诗句，从思想内容来讲，是一个概念，或说二句一意：我们在此地分别之后，你就象蓬草似的飘零到远方去了。上句与下句连属，都不能独自成为一个概念。但从句子形式来讲，它们是很工稳的一对。词性结构，毫不参差。它们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样，也是一副流水对。不过，“一为”对“万里”，也有人认为不够工整。“为”是虚字，“里”是实字。凡词性不同的对仗，例如以状词对名词，象“云雨”对“长短”之类，又如这一联的以虚字对实字之类，晚唐以后的诗人都尽量避免。宋人称为这是犯了“偏枯”之病。但在初、盛唐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不以为是诗病。
　　 “浮云”、“落日”一联是即景抒情。友人此去，成为万里孤蓬，他的心情，岂非宛如眼前的浮云；送行的老朋友，对此落日斜阳，更有好景不长、分离在即之感。唐汝询在《唐诗解》中引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为此二句作注释，很容易迷惑读者。因为“浮云蔽日”与“浮云落日”这两个成语，诗人使用时大有分别，决不可混而为一。此诗“浮云”与“落日”分开用，便无“浮云蔽日”之意。“浮云游子意”也不是“游子不顾返”的意思，这里的“落日”，如果要注明来历，似乎可以引用陈后主的诗“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自君之出矣六首》之四)较为适当。李白有许多送别诗，常用“落日”暗示离别之情。例如《送裴大泽诗》：“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又《灞陵行送别》：“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又《送杜秀之入京》诗：“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烟。”又《送族弟錞》诗：“望极落日尽，秋深瞑猿悲。”皆明用“落日”。此外还有《送张舍人》诗：“白日行欲暮，沧波杳难期。”《送吴五之琅琊》诗：“日色促归人，连歌倒芳樽。”《送裴十八归嵩山》：“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都是写到落日的。这是因为唐人送别必有饮宴，主客分手，必在日落之时。看了以上这些同样的诗句，可以肯定这是即景抒情的句子。
　　 结尾一联写友人既已挥手上路。送行者情绪很忧郁。但作者不直说出来，而用“萧萧班马鸣”来表达。班马是离群之马，送行者的马与友人的马，也早就是好朋友。一朝分别，马也不免悲嘶。马尚如此，更何况人!清人顾小谢《唐律消夏录》在此句下批释道：“尚闻马嘶，荡一句。”他的意思是说：友人既别，行行渐远，已望不见，然而还听到马嘶之声。故以此句为荡开一笔的写法。这样讲固然也通，但作者用“班马”一词的意义却透豁不出来。所以我还宁可用我的讲法，认为这是深入一句，而不是荡开一句。
　　 第二首，我们选取：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牛渚是一座山名，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山北突出在长江中，称为牛渚矶，是江船停泊的地方。“怀古”是诗的内容类别，在“咏怀”与“咏史”之间。方虚谷云：“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己。”(《瀛奎律髓》)讲得似乎太简单，但大致如此。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但历史事实或历史遗迹如果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只是用作比喻，那就是咏怀诗了。怀古诗不知起始于何人，《文选》里有“咏史”、有“咏怀”，而无“怀古”，大约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
　　 李白停船在牛渚矶下，想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古事。东晋时代，有一个出身孤贫的青年袁宏，能做诗。他有五首咏史诗，是得意之作。他的职业是为大地主或公家运送租米。有一天夜里，他的米船停在牛渚矶下。他闲着就吟诵自己的咏史诗。这时，镇守牛渚的是镇西将军谢尚，当时的大贵族、大诗人。他恰巧带着部下泛船巡江。听到袁宏的吟诗声，便派人查问是谁。知道了是袁宏，便请他上自己的大船，和他投机地谈了通宵。此后就请他在自己幕府中担任参军。从此袁宏的名气大了，官至东阳太守。
　　 李白在牛渚停船，想起了袁宏和谢尚的故事，便写出了这首诗。诗很浅显，只要知道这个故事，便能懂得。开头两句是叙述：地点是在西江上的牛渚。时间是夜里。风景是“青天无片云”。这样就点明了诗题“夜泊牛渚”。南朝的京都是建业(今南京)。从建业到现在的九江，这一段长江，当时称为西江。第三、四句说自己在船上赏月，因而想起了谢将军。这就交代了诗题的“怀古”。为什么说是“空忆”呢?因为光是怀念，也无用处。这个“空”字的意义在下面二句。我也能象袁宏那样的高声吟诗，而象谢尚那样的人却听不到。这五、六句是全诗的主题思想。所谓“怀古”，其实是慨叹当今没有赏识他的人，没有提拔他的人。于是，只得待到明天，在纷纷落叶中，挂帆开船而去。
　　 这首诗是李白的著名作品。写得极自然、清净。修辞全用白描手法，一点不渲染、夸张，和他的乐府歌行对读，好象是两个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他既采用律诗形式，便无法施展其豪迈奔放的才华。但这首诗和第一首诗不同，他的不受拘束的性格，还是表现在这首诗里。我曾讲过孟浩然的《洛下送奚三还扬州》，那是一首全篇无对句的五言律诗。我提出来作为五言古诗发展为五言律诗的轨迹。现在李白此诗也是同一类型。音节、平仄，全是律诗，可是没有一联对句。
　　可以设想，李白大概愿意接受音节和平仄粘缀的规律，而不愿意接受对偶的规律。所以这首诗仍然表现了他的不羁的性格。杨升庵说这种诗是平仄稳贴的古诗，这是依据句法来给它归类。但是，从来选诗者都没有把它选入古诗类中，可知大家都承认它是律诗。
　　 李白有《宫中行乐词》八首，现在我选讲其第二首：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宫中行乐词》是乐府旧题，这一组诗原来也编在“乐府”类中，但它们的形式完全是五言律诗，所以和其他二首律诗放在一处讲。
　　 李白以布衣身份被玄宗召见后，就被留下为“翰林待诏”。翰林是学士办公的屋子。待诏是职称，还不是官名，意思是还在等待正式任命。他的职务是撰写宫中随时需要的文件，但不是正式的诏令文件。玄宗很欣赏李白的诗才，每当他和杨贵妃赏花饮酒，常常命李白撰作歌词，使乐工谱为新曲，现在李白诗集中有《清平调词》三首和这《宫中行乐词》八首，都是在宫中奉诏而作。
　　 孟棨的《本事诗》中记载了《宫中行乐词》的故事，今节录于此：
　　 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三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侍扶掖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立寺】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从这段记载，可知《宫中行乐词》原有十首，今李白诗集中止有八首。“柳色黄金嫩”原是第一首，今本诗集中却编在第二首。采用五言律诗形式，乃是玄宗故意考验李白的。李白总算没有考个不及格，十首诗还写得相当可观。不过，孟棨的《本事诗》止能看作小说家言，未必都是记实。关于这八首诗的故事，也未可尽信。
　　 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游乐宴会服务的作品，风格还继承着南朝宫体，使用华丽浓艳的字句，描写宫中奢侈享乐的生活，最后以颂扬作结束。这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没有自己的本色文字。止要能配合曲子，使歌妓唱出一支新歌，博得皇帝贵妃高兴，就是成功。
　　这首诗第一联写时季：是柳色嫩黄，梨花如雪的时候。第二联写地点：是养畜着翡翠和鸳鸯的玉楼金殿。第三联写行乐：精选的妓女，随着皇后的车子。她们都从闺房里出来献歌。第四联用问答句法颂杨贵妃：宫中谁是第一美人呢?是在昭阳宫中的赵飞燕。这首诗对仗极工稳，声调平仄；字字合律。除了重复一个“金”字之外，可以说是标准的五言律诗。但是内容却十分空虚，几乎没有主题思想。一切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奉诏、应制、应令、应教、省试，以至于明清二代的试帖诗，全都是这样一种徒有华丽的衣饰而无血肉灵魂的伪文学。萧士贇解这几首诗，以为有讽谏的意义。“玉搂金殿”一联是讽刺玄宗不延请贤人君子，而使女子小人居住在那里。这种解释，岂不可笑?
　　 李白把杨贵妃比之为赵飞燕，自以为恭维得很恰当。在《清平调词》第二首中，也用同样的比喻：“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因得立为皇后。她在宫中做了不少争宠的坏事，甚至谋杀太子。当时朝野称之为“祸水”。李白以赵飞燕比拟杨贵妃，止是比喻其美貌和得宠，却没有想到高力士在贵妃面前挑拨离间，说李白贱视贵妃，有诽谤之意。因此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玄宗几次要给李白授官，都为贵妃阻挠，终于只得把李白“赐金放还”。这就是李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失败史。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
　　
　　

　　
　　 35 杜甫：哀江头
　　
　　 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诗人。他们的诗，数量既多，又有独特的风格。李白树立了浪漫主义风格，杜甫树立了现实主义风格。在文学史上，他们是齐名的大诗人。但是，在当时，杜甫的声望却没有李白高。李白于开元末年到长安，得到贺知章的吹嘘，玉真公主的提拔，玄宗皇帝的赏识，很快就供奉翰林，成为煊赫一时的宫廷诗人，每一篇新诗，都传诵天下。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他于开元二十三年进士落第后，漫游伊、洛、齐、赵，至天宝五年才回到长安。这时，李白已失宠于玄宗，被放出官廷，开始其漫游生活。杜甫在长安六七年，默默无闻。后来，由于进呈《三大礼赋》、《封西岳赋》，歌颂了玄宗皇帝的几次大典礼，才得授官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明年就发生安禄山之乱，从此在兵慌马乱中过了三年狼狈生活，此后便回到成都。
　　他的诗篇，主要是记录安史之乱一段时期的个人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朝野的现实。在安史之乱以前，他的诗作不多，或者是留存不多。在开元、天宝年间，人们只知道李白，而不知道杜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至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年)间二十四位著名诗人的诗二百三十四首，其中有李白的诗十三首，而没有杜甫的诗。可知在开元、天宝年间，杜甫虽身在长安、洛阳，他的诗还没有得名。回到成都以后，诗越写越好，但是因为远离了文艺中心的长安，也还是不很著名。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收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年)至大历末年(公元七七九年)二十六位著名诗人的诗一百三十二首，也还是没有杜甫。由此可知杜甫与李白在当时并非齐名。一直要到元稹作杜甫的墓志铭，才极力推崇杜甫，以为非李白所能及。韩愈作诗，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之句，从此以后，论诗者才以李、杜并称。元稹的扬杜抑李，使后代的文学批评家提出了“李、杜优劣论”的问题，对于 李、杜二人诗篇的谁优谁劣，历代以来，有过不少论辩。
　　 李、杜二人都写了大量诗篇，李有诗一千首，杜甫诗一千四百首。选诗的人，常感到从他们二人的诗集中要选几首代表作，很不容易。元代的杨士弘编选《唐音》，干脆不收李白、杜甫和韩愈的诗。他的理由是“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故不及录”。这是掩饰之词。王维、白居易、李贺等人的全集，并未亡失，为什么都有选录呢?其真正的理由，首先是宋元时人以李、杜、韩为唐诗中杰出的三大家。他们地位高了，不可与其他诗人平列。另外一个理由是感到不容易选，故索性不选。
　　 我现在选讲唐诗，对李、杜二家，同样也感到难于选材。不过我不是在编唐诗选集，不一定要选他们最好的诗。止因为他们的风格表现在各体诗中，为了全面欣赏，不能不多讲几首，因此作了硬性规定，每人精简到十首。
　　 讲杜甫的诗。从《哀江头》开始：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堕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汙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肊，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天宝十五载六月九日，潼关失守，安禄山军队逼近长安。十二日，玄宗下诏亲征，事实上是仓皇逃难。此时杜甫在鄜州。七月初，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改元至德，历史上称为肃宗。杜甫听到消息，就奔向灵武。可是在中途被安禄山军队截获，送回长安。在长安住到明年四月，才得脱身，到凤翔去谒见肃宗。被拘在长安的时候，杜甫看安禄山占领下的京都，一片荒芜杂乱的景象。许多贵族子弟，求生无计，困苦万状。他写下了《哀王孙》、《哀江头》等诗篇。
　　 《哀江头》是至德二载春天，杜甫经过曲江时有感而作。曲江在长安城东南，是一个大池，故又名曲江池。据说这里是汉武帝开辟的一个风景区，当时称为宜春下苑。池中种满了荷花，隋文帝改名为芙蓉苑。唐玄宗也喜欢这里的景致，开元年间，曾大加修治，周围造起了离宫别馆，种上几万株杨柳花木。池中除荷花外，还有菱芡蒲苇。玄宗常和贵妃来此游览。长安人民也以此为游乐之处。每年正月晦日，三月上巳，九月重阳这三大节日，游人最盛。现在曲江遗址已在西安城外，只剩一块洼地。
　　 这首诗的结构也象一般的乐府歌行一样，四句一转。开头四句用哭字韵。“少陵野老”是杜甫给自己题的别号。他又自称“少陵布衣”。因为他家住在长安城东南的少陵。“吞声哭”就是古文所谓“饮泣”，不敢出声的哭。“潜行”是偷偷地走过去，不敢公然在大路上走。“江曲”即“江头”，是弯曲的岸边。他独自一人，偷偷地到曲江去看了一下，只见江边的宫殿，如紫云楼、彩霞亭、芙蓉苑、杏园等，千门万户，都已锁上。江头依旧生长着细柳新蒲，可是它们已失去了主人，不知为谁而绿了。看了这样荒凉败落的景象，回忆过去的繁华热闹，这位少陵野老不禁暗暗地哭了。
　　 以下四句转色字韵。回忆不久以前皇帝还同贵妃一起到南苑来游览，使苑中万物都大有光辉。“昭阳殿里第一人”是赵飞燕，杜甫也和李白一样，借来指杨贵妃。她和皇帝同坐在一辆车里，侍候在皇帝身旁。“霓旌”即彩旗。皇帝出来，前后有彩旗簇拥，故以霓旌代表皇帝的车驾。“南苑”即“芙蓉苑”，因为在曲江池的南头。
　　 以下又是四句，仍用原韵。诗意说：御驾前护从的才人带着弓箭，骑着以黄铜为勒具的白马。她们回身仰天向云端里发射一箭，就射下了一只双飞的鸟。这四句诗，向来都解释为回忆玄宗与贵妃行乐的事。“忆昔”以下八句，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以为都是“追忆昔时之盛”。许多选本都采用“一笑”而不用“一箭”，以为这是指贵妃看到才人射鸟，破颜一笑。这是描写贵妃得宠的娇态。
　　 对于这样讲法，我很怀疑。总觉得下文“明眸皓齿”一句接不上。我以为“忆昔”这二字止管到第四句“同辇随君侍君侧”，这是作者回忆到玄宗与贵妃同游曲江的盛况。“辇前才人带弓箭”以下四句，仍用原韵，改用象征手法，暗指贵妃之死。“辇”字是盛衰生死的转折点。前一个“辇”字是与君王“同辇”，后一个“辇”字是“辇前才人”。才人是宫中正五品的妃嫔，共有九名，她们是皇后的侍从，不是武官，向来不带弓箭。而作者却说她们带了弓箭。翻身、向天、仰射，接连用三个形容射箭姿态的词语，有何必要?我以为是作者暗示“犯上”的意思。尤其明显的是“双飞”，岂不是指玄宗与贵妃同辇逃难?一箭射下了其中之一，岂不是象征了贵妃之死?止有这样理解，才能与下句钩连。
　　 以下四句，仍用原韵，写贵妃死后的情况。明眸皓齿的美人如今在那里呢?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血汙游魂了。这二句也是问答句法。贵妃之死，正史上的记载是缢死的。既不是被杀，也不是中箭。此句用“血汙”字样，不过夸张其死状之惨，不必根据杜甫此诗，为贵妃之死造成疑案。但是，以贵妃的身份，当时执行缢杀的人，决不会是军将，故作者安排了带弓箭的才人。射箭是虚构，才人可能是实情。以下二句写贵妃死后，玄宗入蜀的情况。一群人随渭水而东流，一群人深入剑阁。“去住彼此”这一句，向来有几种解释：朱熹以为“去”是指从剑阁入蜀的玄宗，“住”是指杜甫自己。唐汝询说：“所幸惟清渭之流，能遁剑阁，然而去住消息，彼此无闻矣。”(《唐诗解》)这是讲错了上句，而没有明释下句。吴昌祺说：“清渭二句，言父子相隔也。”(《删订唐诗解》)这是以为“去”指玄宗，“住”指肃宗。杨伦注曰：“清渭，贵妃缢处；剑阁，明皇入蜀所经。‘彼此无消息’，即《长恨歌》所谓‘一别音客两渺茫’也。”(《杜诗镜铨》)这是把“去”指玄宗，“住”指贵妃了。以上四种解释，朱熹、吴昌祺所释，几乎没有人赞同；杨伦所释，本于唐汝询，大概获得多数读者的同意，一般都是这样讲法。但我还觉得有些讲不通，因为贵妃已死，怎么还能说“彼此无消息”呢?这和“一别音容两渺茫”的意义是不同的。“彼此”是两个人。“两渺茫”的“两”字是指“音”和“容”。意思是既不能听到她的声音，又不能见到她的容貌，所以说“两渺茫”，并不是两个人彼此都感到渺茫。因此，我以为杜甫在此句中用“去住”、“彼此”，必然另外有意义。考《唐书·玄宗纪》说：当时杀死杨国忠、缢死杨贵妃之后，随从玄宗出奔的将士、官吏、宫女都口出怨言，不愿从行。玄宗无可奈何，止得说：“去住任卿。”①于是走散了许多人。玄宗到成都时，止剩军将官吏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这就是杜甫用“去住”二字的根据。因此，我以为“去”指散伙的人，“住”指留下来护卫玄宗入蜀的人。从此，去者如渭水之东流，住者深入剑阁，彼此都不相干了。
　　最后四句，仍用原韵。大意说：人因为有情，所以看到曲江衰败的景况，不免要下泪；可是江水江花，却是无情之物，永远如此，没有兴衰成败。于是作者在悲怆之中，转身回家。此时已在黄昏时分，安禄山部下那些骑兵在城里乱闯，扬起了满城尘沙，使他提心吊胆，以致迷失了方向。本想到城南去，却望城北走了。
　　 这最后一句，也有不同的文本。句尾三字，有的作“忘南北”，有的作“往城北”，同样都表现迷路之意。但历来注释者有不同的讲法。有的说杜甫家住城南，故“欲往城南”。因为肃宗即位于灵武，而灵武在长安之北。杜甫渴想到灵武去，故“望城北”。近人陈寅恪说：“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者多不得其解，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谓向为望’为释。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元白诗笺证稿》)
　　 这两种讲法，都以“望”为看望。或者说杜甫要看望灵武，或者说他要看望宫阙。使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走回家去看望城北，为什么不干脆到城北去看呢?再说，此时的宫阙，已被安禄山所占有，杜甫既“不忘君国”，似乎也不会恋念这个伪政权所在的宫阙。
　　把“望”字讲作“向”字，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出的。他说：他看到的杜甫诗集，此句作“欲往城南忘城北”。但王安石有两首集句诗，都引用杜甫这一句，都是“望城北”。当时有人以为王安石写错了，也有人以为王安石妄改。陆游以为传抄本偶有不同，其意则原是一样。北方人以“望”为“向”。“望城北”就是“向城北”。亦就是遑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
　　 这些不同的讲法，都由于没有找出杜甫用字的来历，把一个比喻句误认为实写的叙事句了。朱鹤龄引用曹植《吁嗟篇》的两句作注：“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见《杜诗详注》)这才掘出了杜甫用“南北”二字的依据。可知它与家住城南没有关系，与灵武或宫阙也没有关系。只是说在“胡骑满城”的情况下，惶恐迷路而已。不过朱鹤龄这个注，还没有找到根源。徐斡《中论·慎所从篇》云：“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这才是杜甫诗的原始出处。“欲往城南”分明就是“欲南”的演绎。徐斡和曹植同时。徐斡卒时，曹丕还没有受禅，他的《中论》早已流传于世。曹植此诗，大约作于黄初年间，可知他是引伸徐斡此句作诗的。此外，杜甫自己也有两句同样意义的诗：“过客径须愁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二)这就可以用曹植的“谓东而反西”来作注了。又，《贤首楞伽经》是六朝人译的佛经，其中有句云：“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惑南为北。”这是印度哲人与中国学者同样用迷失方向来比喻一个人在学术上走错了路。
　　 这首诗并不很艰深，也没有隐晦的辞句。一千多年来，读杜诗者都认为是好诗。有人喜欢将此诗和《丽人行》一起读。《丽人行》写杨贵妃的黄金时代，这首诗是写她的悲剧性下场。借贵妃的盛衰来反映玄宗后期政治从腐败走向崩溃。杜甫的大部分诗篇都是当时政治和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北宋初期，文艺批评家已肯定他的诗是“诗史”，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历史。这个称号，已经写进《新唐书》的《杜甫传》，成为定评了。
　　 但是，我讲这首传诵已久的浅显的诗，还能提出几处与前人不同的解释。这就说明，我们对古代诗歌的了解，并非简单的事。作者的本意，怎样才能体会到正确，从而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回答的，我顺便在这里讲一个孟轲的故事：孟子的学生咸丘蒙，有一天，问老师道：“《诗经》里有四句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说全国都是舜统治的土地；全国人民都是舜的臣子。那么，难道舜的父亲瞽叟也是舜的臣民吗?”孟子回答道：“这几句诗不能这样理解。整首诗的主题是有人抱怨劳逸不均。既然人人都是舜的臣民，为什么我特别劳苦呢?”接着，孟子说：“讲诗的人不能以文害辞，更不能以辞害意。必须以意逆志，才有所得。”这是说：讲诗不要死讲一个字，以致误解了一个词语。不要死讲一个词语，以致误解了诗意。必须用你的意志去迎合作者的意志。再接下去，孟子又举了一个例说：“《诗经》里还有一首诗。描写周朝时旱灾严重，人民死了不少。诗人说：‘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如果照字句死讲，‘靡有孑遗’就是没有一个活下来。那么，事实难道真是这样吗?”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成为理解或欣赏诗歌的一个方法，也成为文学批评的术语。对于古人的诗作，不可拘泥于字面，要揣摩作者的本意。不过孟子和咸丘蒙所谈的是怎样对待文学上的夸张手法。我们还可以找一个例子来说明。杜甫写过一首《古柏行》，描写一株古柏树。诗句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朝一位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批评这两句诗不对。他用数学观念来理解这两句诗，就说这株古柏太细长了。但杜甫的本意不过形容树之高大，他不会运用数学的准确性。我们用“以意逆志”的方法读这两句诗，知道这是夸张手法，也决不会给这株树推算体积比例。
　　 对于一首诗的主题思想，我们也只有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求解。不过，作者的志有时隐而不显，读者的意又是各不相同，于是一首诗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讲法。从阮籍的《咏怀》到陈子昂的《感遇》，有过许多人作笺注，都是以各人的意去逆作者的志。到底谁的解释接触到作者的本意，这也无法判断，读者只能挑选一个比较讲得有理的，就此满足了。
　　 可是，以意逆志也不能完全从主观出发。必须先尽可能地明确这个作品的写作时期，作者的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把这个作品纳入一个比较近似的环境里，然后用自已的意去探索作者的志。例如《蜀道难》这首诗，自从萧士贇说是为玄宗幸蜀而作，以后几乎成为定论。许多笺注家都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作品，讲得似乎很能阐发作者的主题思想。可是，一看到《河岳英灵集》中已收入这首诗，证明了李白这首诗是在安禄山叛乱以前所作，才知道萧士贇的解释是逆错了作者的志。由此可知，主观主义的以意逆志也是很危险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① 要走的就走，愿意留下的就留下，随你们的便。
　　

　　
　　 36 杜甫：新安吏
　　
　　
　　
　　 安禄山之乱，使唐玄宗李隆基的外强中乾的政权迅速崩溃，暴露出官吏的腐败，将士的懦怯，军队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斗志，社会秩序的紊乱，人民的贫困。杜甫在这几年中，漂泊于长安、洛阳之间，把所见所闻所感，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有许多组诗，如“二哀”(《哀江头》，《哀王孙》)，“二悲”(《悲陈陶》、《悲青坂》)，“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是著名的作品。现在从“三吏”中选讲一首。许多选本都选取《石壕吏》，最近又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我就不选了。改选《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是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冬，安庆绪退保相州(今河南安阳)，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步骑二十万人围攻相州。自冬至春，未能破城。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从魏州(今河北大名)引兵来支援安庆绪，与官军战于安阳河北。九节度的军队大败南奔，安庆绪、史思明几乎重又占领洛阳。幸而郭子仪率领他的朔方军拆断河阳桥，才阻止了安史军队南下。这一战之后，官军散亡，兵员亟待补充。于是朝廷下令征兵。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过新安，看到征兵的情况，写了这首诗。
　　
　　 第一段八句，二句一意。诗说：有旅客在去新安的路上走过，听到人声喧哗，原来是吏役在村里点名征兵。旅客便问那些新安县里派来的吏役：新安是个小县，人口不多，连年战争，还会有成丁的青年可以入伍吗?吏人回答说：昨夜已有兵府文书下达，规定点选中男入伍了。旅客说：啊，中男还是短小的青年，怎么能让他们去守卫东都啊?
　　
　　 唐代的兵士，隶属于折衝府。每一个应服兵役的青年，都应在成丁后入伍，为本府卫士，到六十岁方能退伍。“府帖”就是折衝府颁发的文书。玄宗天宝二年，规定二十三岁为成丁，满十八岁为中男。新安县的二十三岁以上男子，都已征发去从军，有的死亡，有的伤残，有的逃散了。所以现在要征发其次的中男，即满十八岁的青年。旅客以为这些青年还没有成长，不能担负守卫王城的任务。洛阳是东都，故称为王城。“借问”的“借”字是一个礼貌词，等于“请问”，现在口语中还用“借光”，亦是礼貌词。
　　
　　 第二段也是八句，描写旅客所见到的那些应征的中男。肥胖的青年大概家境还不坏，他们都有母亲来送行。瘦弱的青年大多来自贫户，他们都孤零零的，无人陪送。时候已到黄昏，河水东流而去，青山下还有送行者的哭声。旅客看到如此景象，觉得只好对那些哭泣的人安慰一番。他说：把你们的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了眼睛，徒然伤了身体。天地终是一个无情的东西啊!这里，白水、青山二句是比喻写法。前一句指应征的中男向东出发了，后一句指留在那里的送行者。我们如果联系《哀江头》中的那句“清渭东流剑阁深”，便可以看出杜甫惯用这样的比喻，并且还可以引“白水暮东流”一句以证明“清渭东流”确是指那些散伙的百官宫女。
　　
　　 “天地终无情”一句，作《杜臆》的王嗣奭以为“天地”指朝廷，不便正面怨朝廷役使未成丁的青年，故以“天地”代替。作《读杜心解》的浦起龙既同意王说，又说：“然相州之败，实亦天地尚未悔祸也。”这两个讲法，我以为都可讨论。试看这首诗的后段，杜甫并没有谴责朝廷征用中男的意思，对于这次战事，他还肯定是“王师顺”，那么，在这里讲作指斥朝廷无情，就显得不可能了。我以为这“天地”二字是实用，而且是复词偏义用法。作者止是说“天道无情”，在无可解释而又要安慰人民的时候，止得归之于天意。这是定命论的观点，在古代作家作品中是常见的。浦起龙虽然也以为天地是实指，但他说这“无情”是由于“天地尚未悔祸”，却是迂儒之见了。
　　
　　 接下去十二句为一段。开头四句提一提相州之败的军事形势。官军进攻相州，本来希望一二天之内就能平定，岂知把敌人的形势估计错了，以致打了败仗，兵士一营一营地溃散了。“星散营”，杨伦注曰：“谓军散各归其营也。”(《杜诗镜铨》)这个注解恐怕不对。战败的军队，一般总是逃散，决不会“各归其营”。这三个字应理解作“散营”再加一个副词“星”。如何散法?如星一样地分散。散的是什么?是营的编制。一伙一伙的溃散，称为散伙。一队一队地溃散，称为散队。一营一营地溃散，称为散营。“日夕”在此句中应当讲同“旦夕"，而不必讲作“日日夜夜”。当时郭子仪统率大军二十万围攻相州，满以为旦夕之间可以攻下。所以下句说“岂意”。如果讲作“日日夜夜”地望其平定，那么“贼难料”就不是意外之事了。
　　
　　 接下去八句，给被征入伍的中男说明他们将如何去服兵役，从而予以安慰。伙食就在旧营垒附近供应，训练也在东都近郊。要他们做的工作是掘城壕，也不会深到见水。牧马也是比较轻的任务。这是说，不要他们去远征，而是就在当地保卫东都。粮食不缺，工作不烦重。接着说：况且这一场战争是名正言顺的正义战争，参加的是讨伐叛徒的王师。主将对于兵士，显然是很关心抚养的。你们送行的家属不用哭得很伤心，仆射对兵士仁爱得象父兄一样。仆射，指郭子仪，当时的官衔是左仆射。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复杂的。前半篇诗，对于点选中男，作者感到的是同情和怜悯。但这种怜悯的情绪，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对战争的思想。因为他不能反对这场战争。于是转到下半篇，就以颂扬郭子仪、安慰送行的家属作结束。“天地终无情”说明前半篇的主题思想；“仆射如父兄”说明后半篇的主题思想。这两个主题思想是矛盾的。但杜甫把它们并合起来，成为全诗的一个主题，表达了他当时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
　　
　　 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分析这首诗云：“此诗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恻隐动其君上，后以恩谊劝其丁男，义行于仁之中，此岂寻常家数。”他以为杜甫此诗，前半篇是表现了诗人的仁，他要以这种恻隐之心感动皇帝。后半篇是表现诗人的义，他要以从军卫国的责任去鼓励兵士。这就不是平常的创作方法了。
　　
　　 如果用这一讲法，这首诗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作品。前半篇对中男的怜悯成为虚伪的同情，其目的是劝诱他们去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卖命。所谓“义行于仁之中”，这句话的意味就是用假惺惺的仁来实现阴险的义，这就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了。
　　
　　 许多人用浦起龙的观点解释这首诗，自以为抬高了杜甫，称颂这首诗“措词得体”，继承了《诗经·国风》的传统，其实是贬低了杜甫。我们在前半篇中，实在看不出杜甫有把点中男入伍的惨状去感动皇帝的意思。近来有人说这一段诗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谴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谴责的意味。我以为杜甫当时只是抒述自己爱莫能助的感情，不得已而只好喊出一声“天地终无情”。我在讲高适的《燕歌行》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唐代诗人对战争的态度，各有不同。对战争本身，他们都是反对的，对于每一次战争，他们的态度就有区别。拥护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因此，在从军、出塞的题材中，主题思想常常会出现矛盾。高适的《燕歌行》和杜甫这一首《新安吏》是同样的例子。
　　
　　 所以，我宁可说这首诗反映了杜甫的矛盾心理，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他并不是为了“温柔敦厚”而组织成一首“义行于仁之中”的麻醉人民的诗。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
　　
　　

　　
　　 37 杜甫：无家别
　　
　　 “三别”与“三吏”都是三篇一组的新乐府诗。它们是姊妹篇，都是记录乾元二年春杜甫从洛阳回华州时路上的所见所闻。“三别”是记兵灾后人民生活困苦之状。第一篇《新婚别》，写一个女人，结婚后第二天，便送丈夫应征入伍的景象。第二篇《垂老别》，写一个子孙均已战死的老人，生活无依，只好投杖出门去从军的景象。第三篇《无家别》写一个战败归家的农民，正要在荒寂无人的乡里中，重新种田过活，却还是被县吏召去服本地的徭役。情况各各不同，一律反映了唐代府兵制度对人民的迫害。
　　
　　 这里，我们研读《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此诗第一段六句。用一个战败归家的农民的自述，描写天宝十五载以后，陕、洛一带人民的田园庐舍都已毁灭，只剩一望无际的蓬蒿藜藿。我的乡里原有一百多家，因为避乱，各自东西逃难，至今活着的人既无消息，死者已化为尘泥。
　　
　　 第二段也是八句。接着说：我因为相州战败，脱身归来，寻找旧时的道路。走了好久，才找到自家的巷子，可是已经空空洞洞，没有人迹了。这时，太阳也灰白无光，天气非常凄惨。所见到的只有狐狸，竖起尾巴对我凶恶地嗥叫。再访问一下四邻，只见到一二老寡妇。“贱子”是自称的谦词，女曰“贱妾”，男曰“贱子”，汉魏乐府民歌中已有了的。
　　
　　 第三段四句。叙述自己回到荒芜的家乡之后，好比鸟雀留恋住惯了的树枝，不愿到别处去栖宿，因此，对于这样穷苦的老家，也不欲辞去。气候正是春天，就独自负着锄头去垦地，傍晚还得在菜地里浇水。
　　
　　 以下十四句为第四段。县吏知道我回家了，就来命我去参加军事训练。虽然这是在本地服役，不比远征，可是反正家里已没有人需要告别了，如果服役就在近地，也只是个光身。如果要我到远处去，终于也不过流落在异乡。家乡既已毁灭精光，无论要我到什么地方去，从理论上说起来，都是一样的。“内顾”本意是“向屋里看”，“携”字作“分离”解。向屋里看，也没有人可以分别。意思是说：我已经是个没有妻室的鳏夫，随处都可安身。还有一件悲痛的事，是长病的母亲，躺了五年，终于死亡。生了我这个儿子，不能得到我的养生送死，这是我终身辛酸痛哭的事。“两酸嘶”指妻去母亡两件事。最后说，人生到了无家可别的境地，还凭什么来做老百姓呢?这是说：无家之人，只是一个流民而已。“蒸黎”是将“蒸民”与“黎民”二词合用，是“人民”的代词。“蒸”字误，应当是“烝”字。“蒸藜”另有典故。与此不相干。此处是“黎”字，不是“藜”字。
　　
　　 此诗一韵到底，每二句一韵，不转韵，也不用排句、对句。这是五言古诗的正规格式。这些韵脚，今天也同属于上平声八齐韵，可知这些韵脚的读音从唐代以来没有改变。
　　
　　 明代诗人李于鳞说：作五言古诗要象说话一样。杜甫此诗，和他的许多五言古诗，都可为例证。这些诗都是直接继承了汉代的《古诗十九首》的传统，语言文字，全是平铺直叙，写景、抒情、叙事，随着思想感情的过程，一路倾吐出来，使读者仿佛在听那个农民的喃喃诉苦，这就容易感动人了。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说：“五言古诗，以简质浑厚为正宗。”又说：“古诗贵浑厚，乐府尚铺张。凡譬喻多方，形容尽致之作，皆乐府遗派也，混入古诗者谬。”杜甫此诗，从诗题看，应该是乐府诗，但他写得正是简质浑厚，不作乐府的铺张，不作比兴，所以在风格上，也是五言古诗的正格。
　　
　　 此诗止有“宿鸟恋本枝”一句是比，此外全不用比，也不用兴，甚至也说不上是赋体，因为一点没有夸张采饰。这是一种超于赋比兴以外的诗体。我以为唐宋以后，还应当加一个诗创作手法的名目，称之为“叙”。象这首诗，从其内容来看，简直是一篇记叙文，杜甫以后，止有韩愈能作这样的诗。宋代诗人如梅尧臣、苏东坡，也有过这一风格的诗，此后便渐渐地成为一种没有诚挚感情的道学诗、伦理诗了。
　　
　　 从《哀江头》到《无家别》，我选讲了杜甫的五首乐府诗。它们的题目都是作者依据其题材内容创造的。在古代乐府中，未曾有过。杜甫自己也没有用同一题目再作一篇。而以三字制题，又遵照着古乐府题的传统。这是杜甫在乐府诗方面的艺术特征。李白用乐府古题来写新事物，杜甫则创造了乐府新题。比较起来，李白还是个保守派。
　　
　　 杜甫的诗，要到中唐以后，才发生影响。他这种乐府诗，要等到白居易和元稹等出来继承和发扬，才确定为一种新的诗体。白居易给它们定了一个名称，叫作“新乐府”。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38 杜甫：悲陈陶 悲青坂
　　
　　 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七月，皇太子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元为至德。九月，左相韦见素，文部尚书房琯，门下侍郎崔涣等奉玄宗逊位诏书、皇帝册书及传国玺等自蜀郡至灵武完成禅让大典。十月，房琯自请为兵马大元帅，收复两京。肃宗同意了，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元帅，分兵为南、北、中三军。杨希文、刘贵哲、李光进各将一军，共五万人。南军自宜寿进攻，中军自武功进攻，北军自奉天进攻。房琯自督中军为前锋。十月辛丑，中军、北军与安禄山部将安守忠的部队在陈陶斜遭遇。房琯是个空有理论的书生，他效法古代战术，采用车战，被敌军放火焚烧，又受骑兵冲突，人马大乱，不战而溃。杨希文，刘贵哲投降敌军。房琯狼狈逃回。本想暂时坚守壁垒，却被监军使宦官邢延恩敦促反攻。于是房琯又督率南军，与安守忠军战于青坂，再吃了一次大败仗。两次战役，死伤了四万馀人，残馀者不过几千人。
　　
　　 这时杜甫沦陷在长安城中，听到这一消息，便写了《悲陈陶》、《悲青坂》两首诗。次年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到达风翔，谒见肃宗，拜左拾遗。此时房琯正因兵败待罪。杜甫和房琯是老朋友，便上疏营救房琯。肃宗大怒，诏令三司推问。幸有宰相张镐救援，才得无事。八月，放杜甫还鄜州省视家族。十月，随从肃宗还都。次年，乾元元年六月，改官华州司功参军。这就是因为上疏救房琯，而被排挤出京朝了。
　　
　　 两首诗所叙述的是同一件事实。陈陶、青坂虽是两个地方，所悲者同样是房琯被安禄山军队打败。我们且看诗人如何把同一件事分写为二篇：
　　
　　 悲 陈 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此诗说：在十月里，从十个郡县中征发来的兵士，他们的血都流作陈陶池河中的水了。清天旷野中，没有听到战斗的声音，而四万义勇军在同一天内死亡。这是写房琯的军队不战而溃。杜甫在长安城内看见安禄山部队得胜回来，箭头上都沾满了人血，他们仍然象出征时一样，唱着胡歌，在酒店里酗酒。这两句写长安城中安禄山军队猖獗的情况。长安城里的人民呢?他们只有回面向北哭泣，日日夜夜地再盼望官军到来。这里“仍唱”和“更望”两个词语用得意义非常深刻，是杜甫炼字精工的例子。“仍唱”表现胡人从占领长安以来，每天都是歌唱饮酒。“更望”表现人民已经望过一次，官军虽然来到，却是不争气，没有能够解救人民。人民只得日夜地再盼望下去。
　　
　　 “十郡良家子”，注释者都引用《汉书·赵充国传》里的“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这一句。其实不相干。杜甫所谓“十郡”与汉代的“六郡”不同。它是指长安四周的十个郡：扶风、冯翊、咸宁、华阴、新平等十郡，即所谓畿辅郡，不是汉代郡国的郡。隋代行政区域称郡、县，唐高祖建国后，改郡为州。玄宗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又改州为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又改郡为州，以后相沿不改。唐三百年间，止有玄宗天宝年间才有郡的名称。杜甫所谓“十郡”正是当时的行政区域名，而不是用汉代“六郡”的典故。“良家子”是汉代征召禁卫兵的人选标准。止有“良家”子弟，才能入选充当禁卫军。什么才是“良家”呢?首先是人民，不是奴隶。人民之中，还要排除巫、医、百工的子弟。事实上，止有士(文士、武士)和农两个阶级的子弟才算是“良家子”。唐代用府兵制，已不用这个标准。杜甫用这个名词，止是代替“兵士”而已。
　　
　　 “孟冬”是十月。一年四季，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称为孟。正月为孟春，四月为孟夏，七月为孟秋。第二个月为仲，第三个月为季。杜甫作诗，常常喜欢标明年月，这也是他创造的诗史笔法，以前未曾有过。《早秋苦热》诗云：“七月六日苦炎热。”《送李校书》诗云：“乾元三年春，万姓始安宅。”《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上韦左相》诗云：“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时玄宗在位已四十二年。“四十春”是举其整数。《草堂即事》诗云：“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此此诗作于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是年九月，取消上元年号，并以十一月为岁首。十一月为子月，故称“建子月”。这句诗不用年号，又称“建子月”，一望而知是上元二年十一月所作。
　　
　　 “群胡归来血洗箭”此句从来没有注释，却很不易了解。箭已射中官军，故箭镞上有血。但这枝箭不会仍在群胡手中。我不了解古代战争情况，不知是否在战斗结束后，还要收回这些已发射出去的箭。
　　
　　 悲 青 坂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
　　
　　 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
　　
　　 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此诗说：我军驻扎在武功县东门外的青坂。天气严寒，兵士都在太白山的泉窟中饮马。这是说官军占据了太白山高地坚守着。可是黄头的奚兵每天向西推进，只有几个骑兵，居然敢弯弓射箭向我军冲击。这时，山上是雪，河中有冰，旷野里一片萧瑟气象。青的是报警的烽烟，白的是战死兵士的枯骨。杜甫在长安城中，听到这个消息，心中非常激动，他想：怎么能托人带个信给我军，嘱咐他们暂时忍耐一下，等到明年再来反攻，千万不要急躁。奚是东胡的一种。有一个名为室韦的部落，以黄布裹头，故称为“黄头奚”。
　　
　　 此诗中“数骑”和“敢”字都是经过锻炼的字眼。止用三个字就表现了安禄山叛军的强壮和官军的怯弱。“青是烽烟白人骨”这一句，本来应该说“青是烽烟，白是人骨”。缩成七言句只好省略一个“是”字。《同谷歌》有一句“前飞【】鹅后鹙鶬”，本来是“前飞【】鹅，后飞鹙鶬”。省略了一个“飞”字。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一句“秦有李斯汉蔡邕”，省略了一个“有”字。这种句法，仅见于七言古诗，五言诗中绝对不可能有。七言律诗中也少见。
　　
　　 “青是烽烟白人骨”止是一个描写句，“白人骨”还属于夸张手法，不能死讲。阵亡士兵的尸体暴露在荒野里，至少要几个月才剩一堆白骨。杜甫此句，只表现“尸横遍野”的情景。他有一首《释闷》诗，其中有一联道：“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也是写战后的原野，它和“青是烽烟白人骨”是同一意境的两种写法。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房琯兵败这一个历史事件，杜甫怎样分作两首诗来叙述。我们先把两首诗的第二联和第三联比较一下。《悲陈陶》的第二联写官军士气怯弱，无战斗力。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群胡”的飞扬跋扈。《悲青坂》的第二联写安禄山部队的强悍，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官军死亡之惨。这一对比，可以理解杜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同一事件的艺术手法，第四联都是写被困在长安城内的人民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陈陶斜一败之后，长安城中的人民在痛哭之馀，还希望官军马上再来反攻。可是在青坂再败之后，人民知道敌我兵力相差甚远，止得放弃“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念头，而设想托人带信给官军，希望他们好好整顿兵力，待明年再来反攻。这两首诗的结尾句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对一再成败的官军的思想感情的合于逻辑的转变。
　　
　　 但是，《杜诗镜铨》引用了邵子湘的评语云：“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之所以为诗史也。”这个评语，反映出邵子湘认为两个结句有矛盾，因此他把《悲陈陶》的结句说是人民的感情如此；把《悲青坂》的结句说是军事形势有这样的需要。他以为这样讲可以解释矛盾。其实是似是而非。要知道，“军机如此”，也同样是长安城中人民听到青坂之败以后的认识和感情。杜甫写的正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转变，根本不能以为两首诗的结句有矛盾。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中的字是：上面一个 “加”， 下面一个 “鸟”
　　

　　
　　 39 杜甫：七言律诗二首
　　
　　 七言律诗虽然兴起于初唐，定型于沈宋，但诗人致力于这种诗体者，还不很多。一般人也不重视七言律诗。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所选录的是至德元载(公元七五七年)至大历末年(公元七七九年)这二十多年间的诗，他的自叙说：“选者三十六人，诗总一百三十二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他所选的主要是五言诗，偶有几首七言诗，都编排在各人的五言诗之后，作为附选。这就反映出，直到中唐初期，五言诗仍然是正统，七言诗只是附庸。在律诗中间，五言律的地位也高于七言律。
　　
　　 律诗的“律”是初唐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诗人们对声调、音节、对偶的逐渐深入研究，律也从宽疏发展到细密。杜甫回到四川以后，作了大量的五、七言律诗。他从丰富的实践中，掌握了律诗的种种条件和变化。他自己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这个“细”字就是细密的意思。他自许晚年的诗，音律极为细密。他又曾写一首诗夸奖他的小儿子宗武，有一联道：“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宗武生日》)这是说宗武近来作诗，已经懂得律法。为了锻炼律法细密的诗句，就得摊开满床的书去找诗料。杜甫给律诗开辟了新的境界。他的律诗里出现了许多新颖的字法和句法，使唐代的律诗，无论在字句结构和思想感情的表现两方面，都达到高度的发展。尽管高仲武当时还不很重视七言诗，但在中唐后期，杜甫的七言律诗已起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选两首杜甫的七言律诗，都是在大历元、二年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时所作。同时他还写了《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极有名的七言律诗。但这些都是组诗，最好作为一个整体来欣赏。如果抽取一二首来讲，只是窥豹一斑，不能见到杜甫对同一题目的各种变化处理。现在选讲的两首，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评价，未必是杜甫的代表作。我之所以选这两首，企图从一些浅显易懂的作品中找一个“诗律细”的典型。因为诗的内容浅显易懂，可以不必多作字句的解释，而偏重于谈谈律诗的律。
　　
　　 返 照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
　　
　　 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
　　
　　 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
　　
　　 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
　　
　　 这首诗第一联是把一个景色分两句写。楚王宫北，正是黄昏时候；自帝城西，还可见下过雨的痕迹。楚王宫和白帝城。都是夔州的古迹，诗人用来代表夔州。两句诗止是说夔州雨后斜阳的时候。第二联说斜阳返照到江水上，好象山壁都翻倒在江中，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云遮蔽了树林，使山下的村庄都看不见了。第三联写自己年迈病肺，止有高枕而卧，况且身在这遥远的边塞，感伤时事的心情，也只好早早闭门，意思是说：没有观赏晚景的心情。夔州是川东的门户，故称绝塞。“愁时”和“肺病”作对，应讲作“哀时”，哀伤时世，不能讲作忧愁的时候。最后一联说：夔州时局不稳，即将有豺虎作乱，这个地方不可久留，一心想回北方去而未能成行。
　　
　　 “豺虎乱”是用王粲的《七哀》诗句“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杜甫有《夔府书怀四十韵》长诗一首，其中叙述了当时夔州人民的困苦和军人的跋扈。到大历三年，果然不出诗人所料，发生了杨子琳杀死夔州别驾张忠，据城夺权的乱事。末句意义比较隐晦，旧注以为此句“言在此屡遭寇乱，旅魂已将惊散也”(见《杜诗洋注》)。这是臆解，没有扣上原句字面。“未招魂”不能讲作“旅魂惊散”。而且，“南方”二字也没有着落。“实”字是杜甫的特殊字法，有几处用得出人意外。《秋兴》第二首有一句“听猿实下三声泪”，和这里的“实有未招魂”，从来都是含胡读过，没有人讲出作者本意。
　　
　　 我以为，要理解这两个“实”字，都必须揣摩作者的思想基础。屈原被放逐在江南，形容憔悴。他的学生宋玉写了一篇《招魂》以振作他老师的精神。其中有一句“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杜甫想到了这一句，用来比喻自己，所以说南方确实还有一个未招归的旅魂，用以表达自己想回北方去的意志。读杜甫此句，如果不联想到宋玉的《招魂》，就无法体会这个“实”字的来历。杜甫还有一首《归梦》诗云：“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可以作为此句的笺证。吴昌祺释此句云：“南方非久居之地，何无人招我魂而去此土也。”(《删订唐诗解》)沈德潜注云：“己之惊魂，不能招之北归。”(《唐诗别裁》)这两个注都是仅仅阐发诗意，而没有联系《楚辞·招魂》，因而没有接触到“实有”二字的作用。
　　
　　 《水经注》在描写长江巫峡风景的一段中记录了两句渔民的歌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杜甫思想上涌现这个歌谣，所以说：听了巫峡的猿啼，真要掉下眼泪。“三声泪”是摘用原句中三个字。其实“三声”是猿啼三声，“泪”是行人旅客听了猿啼而下泪。如果杜甫思想上没有这两句歌谣为依据，“三声泪”本来不能成为一个词语。杜甫诗集中已注明了这首渔民歌谣，故读者容易了解这个“实”字。但是，除了《唐诗解》以外，都没有注出《招魂》二句，故“南方”与“实有”都使人不易了解。
　　
　　 登 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的结构和《返照》一样，第一联也是用两句来概括眼前风景：渚清沙白，风急天高；猿啼悲哀，飞鸟回翔。第二联分别描写两种印象最深的事物：无穷的落叶和不尽的长江。这两句虽然是登高即景，但也是化用了屈原《九歌》的两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不过把洞庭改为长江。登高是九月九日重阳节日的民俗，故登高所见都是秋景；第三联才点明题目：远离家乡的人，常常在客中感到悲秋的情绪，一生多病的人今天又独自登高台，度佳节。按照思想逻辑来体会，这两句的次序应当倒过来。因“百年多病独登台”而感慨到“万里悲秋常作客”。这种情况，律诗中常见，因为要凑平仄与韵脚的方便。“万里悲秋常作客”这一句的思想逻辑是“万里作客常悲秋”。杜甫作此联，肯定是先有下句而后凑配上句的。因为下句是与散文句法相同的自然句子，上句却是构思之后琢磨出来的句子。做律诗的对句，艺术手法的过程大概如此。先抓住一个思想概念，定下一个自然平整的句子。然后找一句作对，这就要用功夫了。在觅取对句的过程中，也需要把先得的句子改动几个字或词语，使平仄或词性对得更工稳贴切。“万里”止是用来代替一个“远”字。“百年”，杜甫常常用来代替“一生”。此处如果用“一生多病”也可以和“万里悲秋”作对，但诗人选用“百年”，就比“一生”好得多。因为他把一个实词改用虚词，就是把逻辑思维改为形象思维。
　　
　　 第四联以倾吐自己忧郁的情怀作结束，完成了登高悲秋的主题。“艰难”是指乱离的时世。在这困苦艰难的时世中，愈觉得怨恨自己的满头白发。“潦倒”是指自已的遭遇。在流浪不定的生活中又因病肺而停止了饮酒。
　　
　　 杜甫的晚年生活，真是穷愁潦倒。这一时期的诗，都是哀音满纸，使读者悱恻无欢。但是他从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夏季，离成都东游，在渝州(重庆)、忠州(忠县)、夔州住了一个时期，又南下到沅、湘而最后死在耒阳，这六七年间写的诗却最多。大概无聊之极，止有天天吟诗，才能稍稍发泄他的忧郁悲愤的情绪。这时他的诗律愈细，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精妙，真可以说是“穷而后工”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首诗的全篇结构，或者说篇法。第一首诗的前三联都是对句，尾联不对。第二首则四联都是对句。律诗的要求，本来只要中间两联是对句，首尾两联不需要对偶。但是，从初唐以来，有些诗人却喜欢增加对句。前三联是对句而尾联不对的，已见于王维、常建的诗。首联不对而后三联全对的，已见于杨炯的《从军行》。但这一形式的七律，后人作的极少。四联八句全对的，恐怕创始于杜甫。沈德潜评《登高》云：“八句皆对，起二句对举之中，仍复用韵，格奇而变。”(《唐诗别裁》)这个评语，止有一半没错。八句皆对，是杜甫的“奇变”，而首联起句用韵，并不是始于杜甫。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联“城阙辅三秦，风烟隔五津”早已是既对而又用韵了。
　　
　　 不论是律诗或古诗，最后几句总得点明主题思想。律诗尾联如果用对句，必须有很高明的艺术手法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登高》的尾联，好象仍然和第三联平列，叙述自己的老病情绪，而不象全诗主题思想的结束语。它不如《返照》的尾联，不作对句，而意旨明白。沈德潜也有一个评语云：“结句意尽语竭，不必曲为之讳。”(《杜诗偶评》)意思是说：此诗最后二句没有结束上文，表达新的意旨。勉强凑上一联，实际是话已说完。这是一个缺点，不必硬要替作者辩护。这个评语，我以为是正确的。杜甫的五律及七律，八句全对的很多，其尾联对句，往往迷失了主题思想。七律中止有《宿府》一首的尾联云：“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可以说是既对偶，又明白，又雄健的结句。
　　
　　 两首诗的第一句第七字，都用平声字，都是韵。但两首诗的声调不同。“风急天高”句是仄起平收；“楚王宫北”句是平起平收。所谓起，是指第二个字；所谓收，是指末尾一字。一首律诗的第一句第二字，决定了第四、六字的平仄，也决定了全诗各句的平仄。现在把这两首诗每句第二、四、六字的平仄对照如下：
　　
　　 返 照 登 高
　　
　　[句一] 王(平) 北(仄) 黄(平) 急(仄) 高(平) 啸(仄)
　　
　　[句二] 帝(仄) 西(平) 雨(仄) 清(平) 白(仄) 飞(平)
　　
　　[句三] 照(仄) 江(平) 石(仄) 边(平) 木(仄) 萧(平)
　　
　　[句四] 云(平) 树(仄) 山(平) 尽(仄) 江(平) 滚(仄)
　　
　　[句五] 年(平) 病(仄) 高(平) 里(仄) 秋(平) 作(仄)
　　
　　[句六] 塞(仄) 时(平) 闭(仄) 年(平) 病(仄) 登(平)
　　
　　[句七] 可(仄) 留(平) 虎(仄) 难(平) 恨(仄) 霜(平)
　　
　　[句八] 方(平) 有(仄) 招(平) 倒(仄) 停(平) 酒(仄)
　　
　　 这两首诗的平仄粘缀完全符合规律，没有一字失粘。每一首诗第二句的平仄与第一句对，第三句的平仄与第二句同。第四句的平仄与第三句对，第五句的平仄与第四句同。第六句的平仄与第五句对。第七句的平仄与第六句同。第八句的平仄与第七句对，与第一句同。这是五、七言律诗调声的正格。但是这两首诗由于第一句的平仄彼此不同，故全诗的平仄完全相反。
　　
　　 我们再从句法的观点来分析这两首诗。我曾讲过，律诗的第一联和第四联可以合起来成为一首绝句。这个方法，却不能用于这两首诗。因为这两首诗都以前二联写景，后二联抒情。前二联之间没有起承的关系，后二联之间也没有转合的关系。《登高》的首尾二联，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因而无法截下来合成一首绝句。《返照》的尾联可以相当于绝句的第三、四句，可是它的首联却没有思想的发展，使尾联接不上去，因此也不能合成绝句。
　　
　　 一般的律诗，艺术中心在中间二联，思想中心在首尾二联。中间二联要求对偶工稳，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或一联虚写，一联实写，切不可四句平行。首尾二联要通过中间二联，完成一个思想概念的起讫。杜甫《登高》一首却以前二联写景，后二联抒情。艺术中心强了，思想中心便削弱了。故吴昌祺评云：“太白过散，少陵过整，故此诗起太实，结亦滞。”他指出了杜甫此诗的缺点在过于求整，以致起结二联失之呆板。这个“滞”字就是沈德潜所谓“气竭意尽”。由此诗可见杜甫的过于追求“诗律细”，有时亦会损害思想内容的表现。许多人读此诗，只觉得它声调响亮，对仗工整，气韵雄健，而不注意它思想内容的不明确、不完整。杨伦竭力赞美此诗，评云：“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这样高的评价。必不为吴昌祺、沈德潜等深于诗道者所赞同。至于《返照》一首，由前四句的写景，兴起后四句的抒情。尾联不作对句，仍用散句说明自已衰老厌乱、无家可归的情怀，使读者感到辞旨通畅，气韵苍老沉郁，不失为七律的杰作。
　　
　　 以上讲的句法是句与篇的关系。现在再讲一讲每一句的结构。这也称为“句法”，唐人称为“句格”。两首诗共十六句，全是上四下三的句法。但上四与下三结构各不相同。这里先看每句的上四字，可以分出下列五个类型：
　　
　　 (型一)风急／天高 渚清／沙白｝一对词组
　　
　　 衰年／肺病 绝塞／愁时 ｝
　　
　　 (型二)无边落木 不尽长江 ｝状词+名词组
　　
　　 万里悲秋 百年多病｝
　　
　　 (型三)艰难苦恨 潦倒新停 ｝有动词
　　
　　 南方实有 不可久留｝
　　
　　 (型四)返照入江｝ 主谓语全
　　
　　 归云拥树｝
　　
　　 (型五)楚王宫——北｝3字+l字结构，读作2+2，
　　
　　 白帝城——西｝
　　
　　 每句下三字的结构只有二种类型：
　　
　　(型一)猿啸——哀 飞鸟——回｝ 音节与词性结构统一
　　
　　 萧萧——下 滚滚——来｝
　　
　　 繁霜——鬓 浊酒——杯｝
　　
　　 豺虎——乱 未招——魂｝
　　
　　 过雨——痕｝
　　
　　 (型二) 常——作客 独——登台｝此三字或连读或读作2+1
　　
　　 正——黄昏｝
　　
　　 翻——石壁 失——山村｝
　　
　　 惟——高枕 早——闭门｝
　　
　　 《返照》首联的“正黄昏”与“过雨痕”实在不成对偶，故诵读时必须互相迁就读成“正黄——昏”或“过——雨痕”。
　　
　　 七言律诗的句法结构，大概不外乎此。上四字必须是2+2格式。第二字与第三字必须分得开。象“楚王宫北”与“白帝城西”这种结构，读时也只能是“楚王／宫北”、“白帝／城西”。如果把“凤凰”、“松柏”、“琵琶”、“萧条”、“骨肉”等分不开的连绵词作为诗句中的第二、三字或第四、五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40杜甫：吴体七言律诗二首
　　
　　 愁
　　
　　 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
　　
　　 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
　　
　　 十年戎马暗南国，异域宾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疲病虎纵横。
　　
　　 暮 归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
　　
　　 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
　　
　　 南渡桂水缺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鞞。
　　
　　 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
　　
　　 杜甫在夔州的时候，极其讲究诗律，写出了不少调高律细的诗篇，同时又想突破律的束缚，尝试一种新的诗体。有一天，他写了一篇非古非律，亦古亦律的七言诗：题目是《愁》，题下自己注道：“强戏为吴体。”接着，他又陆续写了十七八首这样的诗，于是唐诗中开始多了一种“吴体诗”。“强”是勉强，“戏为”是写着玩儿。可知是在无聊的时候，勉强做着玩的，它不是正式的律诗。
　　
　　 但是，什么叫作“吴体”呢?杜甫自己没有说明，大概当时是人人知道的，而后世却无人能解释。宋朝人改称“拗字诗”，或称“拗体”。清人桂馥说：“吴体即吴均体。”(见《札补》)吴均是梁朝诗人，他的五言诗已讲究平仄，但还不象唐代律诗那样讲究粘缀，所以他的诗还是古诗。吴均诗文，风格轻丽，当时有许多人摹仿他，称为吴均体。这个名词在文学史上代表的是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并不是指诗体。故桂馥的话，不能信从。否则，杜甫为什么不注明“吴均体”而要简称“吴体”呢?
　　
　　 从两汉到魏晋，我国的文化中心一向在中州，文化人的语言及吟诵诗文，都用中原音。吴越方言，被视为鄙野。吴越人到洛阳，被称为伧父。东晋以后，文化中心随政治而移到江南，吴越方言语音，成为北方来的士大夫争相学习的时髦语言。江南民间的歌谣也成为流行的吴声歌曲。从隋朝到唐初，政治和文化中心回到中州，吴语又恢复了它的乡土语言的地位。安禄山之乱，江南没有兵灾，中州人士过江避难者很多，吴语吴声又时髦起来。颜真卿、韦应物、白居易、元稹，都曾在吴越做官，同时吴越诗人如皎然，顾况、张志和、严维、戴叔伦、张籍等又以他们的吴语吴音影响了北方诗人。在中唐诗人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吴音、吴吟、吴歌．越吟、越调等词语。可以推测，用吴音吟诗，其音节腔调，一定不同于中州。杜甫大约得风气之先，首先依照吴吟作诗，成为这种拗体的七律。按中州音吟诵这些诗，平仄是拗的；但用吴音来吟诵，也许并不拗。因此，杜甫戏作十多首，命名为吴体，这个名词从此确定。直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都作过吴体诗。
　　
　　 现在先把这两首诗的大意解释一下。第一首《愁》是看到眼前景物而抒写他的愁怀：江边的丛草每天在生长起来，都在唤起我的愁绪。巫峡中泠泠流水，也毫无人情，惹得不能开怀。白鹭在盘旋的水涡中洗浴，你们有些什么愉快的心情呢?一株孤独的树正在开花，也只有你自己高兴。这四句是描写一个心绪不好的人，看了一切景物，都烦恼得甚至发出咒诅。“世情”是唐宋人俗语，即“世故人情”。“非世情”或作“不世情”，即不通世故人情。在这句诗里，可以讲作“不讨好我”。“底”字也是唐宋俗语，用法同“何”字，是个疑问词，即现代语的“什么”。“分明”二字与杜甫在别处的用法有些不同，意义较为含胡。大约强调的是“自”字。现在释为“自己高兴”，还是揣测，恐怕似是而非。
　　
　　 下四句从写景转到抒情。十年来兵荒马乱，使南方成为黑暗的地区，我这个异乡来的旅客，衰老在夔州孤城中，很想回长安去，可不知渭水秦山，这一辈子还能再见不。因为人已老病，而路上仍然是豺虎纵横。
　　
　　 这首诗意义很明显，没有曲折隐晦之处。前四句虽然写景，但与《登高》、《返照》二诗的前四句不同。作者已在写景之中表现了自己的“愁”，不是客观的写景了。每一句的艺术手法都表现在下三字。“暗”字也是杜甫的独特用字法。末句“虎纵横”是指上文的“十年戎马”。《杜诗镜铨》引张璁说：“虎纵横，谓暴敛也。时京兆用第五琦十亩税一法，民多流亡。”浦江清《杜甫诗选》亦用此说作注，以为末句是“借喻苛政”。这是从诗外去找解释。大约脑子里先有一句“苛政猛于虎”，看到杜甫的“虎纵横”就附会到苛政上去。于是再从唐史中寻找当时有什么苛政。于是找到了第五琦的新税法。不知杜甫诗中屡次以豺虎比兵灾。此处的“虎纵横”显然是照应上文的“十年戎马”，杜甫怎么会忽然丢开上文而无端扯到第五琦的苛政呢?毛大可论读《西厢记》的方法说：“词有词例。不稔词例，虽引经据史，都无是处。”我说：读诗也是这样。诗也有诗例，不从诗中去求解，而向诗外去引经据史，决不能正确地解得这首诗。
　　
　　 第二首《暮归》，篇法与前一首同。前四句写暮归的景色：白鹤都已栖止在被浓霜冻黄的绿梧桐上。城头已有打更击柝的声音，还有乌鸦的啼声。寄寓在此地的客人回进家门时，月光已亮了，不知谁家妇女还在捣洗白练，风传来悲悽的砧杵声。“黄”字是动词。“柝”，现代称为“梆子”。天色晚了，城上守卫兵要打梆子警夜。唐诗中写夜景，常有捣练、捣衣、砧杵之类的词语。大约当时民间妇女都在晚上洗衣服，木杵捶打衣服的声音，表现了民生困难，故诗人听了有悲哀之感。
　　
　　 下半首四句也同样转入抒情。要想渡桂水而南行，可没有船；要想北归长安，路上还多兵戎。都是去不得。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事事不称心，明天还只得拄着手杖出去看云。这最后一句是描写他旅居夔州时生活的寂寞无聊。只好每天拄杖看云。浦起龙说；“结语见去志。”(《读杜心解》)此评也不确。应该说第三联见去志，结句所表现的并不是去志，而是寂寞无聊。
　　
　　 现在，我们且看看吴体七律和正体七律的不同处。宋人称吴体为拗体，其实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并不一样。拗体有两种；一种是一首诗中只有一、两句平仄不合律，成为拗句。这种拗句往往由下面一句或一联挽救过来，故全诗还是正格律诗。另一种是每句都拗，不合律诗调声法度，读起来恰象古诗。所谓吴体，是指这一种拗体。
　　
　　 在该用平声字的地方，用了仄声字。反之，在该用仄声字的地方，却用了平声字，使诗句读起来拗口，这便是拗字的意义。在上一篇里，我讲过，一首律诗的第一句第二字，决定了全诗的平仄粘缀格式，现在即以《愁》这首诗为例，第一句第二字“草”是仄声字，那么第四、六字必须是平、仄声字。我们依正体律诗的调声规律列为甲表。再按杜甫此诗的实际平仄列为乙表，就可以看出此诗的声调如何拗法：
　　
　　 甲 乙
　　
　　(句一) 仄 平 仄 仄 仄 平
　　
　　(句二)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句三)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句四) 仄 平 仄 仄 仄 平
　　
　　(句五)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句六) 平 仄 平 仄 仄 平
　　
　　(句七) 平 仄 平 仄 平 仄
　　
　　(句八)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乙表中与甲表不合的字，都是拗处。
　　
　　 一首诗中，偶尔有一、二处平仄不合律谓之失粘。失粘之病，有时是作者平时读字音不准，弄错了平仄。也有些是故意的，这就称为拗句。《愁》这首诗全是拗句，这就是吴体。这种拗法，只有在七言诗中出现，它们是律诗的形貌与古诗的声调的混血儿。
　　
　　 此外，还有一种拗句，在五、七言诗中部有。那是每句拗在倒数第三字，即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例如，杜甫的《大云寺》诗句：
　　
　　 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
　　
　　 仄平仄仄仄 平仄平平平
　　
　　 这一联上句第三字必须用平声字，现在用了仄声的“殿”字。使全句有三个连用的仄声字，声调便急促而僵硬。下句第三字本来必须用仄声字，现在却用了平声的“金”字。这是因为上句既拗了一字，此处不得不再拗一字，使这二句不会影响到下面一联的声调，避免一路拗下去。所以这个“金”字的用法是为了补救上句的“殿”字。这就称为“拗救”。
　　
　　 又如杜甫《咏怀古迹》之二：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上句第五字必须用平声字，或第六字用平声字，声调方能谐和。现在连用三个仄声字，就成为拗句。人们也许会问，律诗的平仄既然一、三、五不拘，为什么五言诗的第三字和七言诗的第五字还要斤斤较量。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应当先请注意五言句的上二下三结构，七言诗的上四下三结构。上面二字或四字是一个音段，下面三字又是一个音段。前一个音段，五言诗止有二字，可以随意用平仄。七言诗则有四字，应当使第二字和第四字平仄粘缀。下一个音段，五言和七言都是三个字，只要不连用三个平声或仄声字就没错了。“一洒泪”三字皆仄声，此句的音调就显得僵硬。必须把“一”字改用平声，使其成为平仄仄的句格,才可与下句仄平平和谐。如果“一”字不能改，可以把“洒”字改用平声，成为仄平仄的句格，也可以补救。不过句子还是嫌硬。
　　
　　 诗有两个“腰”。在每一句中，五言的第三字，七言的第五字，是一句的腰。腰的平仄失粘，就是犯了“蜂腰”之病。“蜂腰”是调声八病之一，以蜂腰来比喻一句诗中两个音段中间的细弱。在整首诗中，绝句的第三句，律诗的第三及第五句，都是腰。这两处腰的平仄不合声律，就称为“折腰体”。这是诗的一种体式，不算诗病。
　　
　　 《中兴间气集》有一首崔峒的诗，题目是《清江曲内一绝》，题下注曰：“折腰体。”这是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地方。可知在天宝至大历年间，诗人们已注意到律诗的这一种变化，给它定了名称。崔峒的诗是：
　　
　　 八月长江去浪平，片帆一道带风轻。
　　
　　 极目不分天水色，南山南是岳阳城。
　　
　　 此诗第二句第二、四、六字是平仄平句格，第三句的第二、四、六字本来应当重复这一句格。可是现在却用了仄平仄，这就好比折了腰，使第四句的句格也不合律了。七言律诗的第三句应当和第二句平仄同，第五句应当和第四句平仄同，第七句应当和第六句平仄同。如果不是这样，也是折腰体了。折腰是律诗的变体，杜甫诗中折腰之例很多。但在七言律诗中，一般只许折腰一次。何义门以为崔峒此诗之所以称为折腰，“似指第四句第三字，非不用粘之谓。”按，此诗第四句第三字“南”，并无问题，不知何氏此言是什么意思。但他不知折腰是第三句的问题，却出人意外。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41 杜甫：五言律诗二首
　　
　　 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诗一千四百馀首，大半是五言诗。五言诗中又大半是律诗。晚年所作五言律诗，气格高古，律法严密；声调响亮，情感沉郁。诗中所反映的虽然是穷愁潦倒的个人生活遭遇，但也对政治动乱，民生凋敝的殷忧，也同时有充分的表达。可见他的世界观还是积极的，不象后来的孟郊、贾岛那样，写的诗仅是失意文人的哀鸣。
　　
　　 这里选讲他的两首五言律诗，都是旅居夔州时所作。这两首未必是他最好的作品，但也常常有人提及。不过，对于杜甫的诗，要问那几首是最好的，恐怕从来没有一致的挑选。
　　
　　 这两首诗都是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首联都是对句，尾联都是散句。篇法和以前讲过的四首七律相同。两首诗所用的韵也恰好相同。
　　
　　 第一首《旅夜书怀》，前四句写“旅夜”，后四句写“书怀”。在细草微风的江岸边，孤独的夜里，停泊着桅杆很高的江船。天上的星星在四空中闪着光，显得原野很旷大；月亮照在江面上，好象是从大江流水中涌现出来。“垂”是自上而下，“涌”是自下而上。用这两个字分别写天和水，是极费苦心，锻炼出来的。宋朝人论诗，把诗句中突出的、不平凡的字，称为“诗眼”。好比人的眼，有眼才见精神。这里的“垂”与“涌”，也就是句中之眼。
　　
　　 下四句转到写自己的情怀：我的名望并不是因文章写得好而为人们所知道；我的官职应该说是因为年老多病而罢休的。“名岂文章著”，用的是问句式。“文章”是指诗。唐人把诗和散文一起称为文章。一般人以为杜甫在当时就以诗著名。其实不是。他出名的时候，人家还不很欣赏他的诗。他是以上疏救房琯而著名的。因为当时房琯以兵败得罪，无人敢替他申辩，杜甫不顾自身危险，毅然决然向肃宗上疏。他这一行动，震惊了满朝官员，一时朝野传言，使他出名了。至于罢官，按照制度，年至七十，才算老病，到了退休年龄。但杜甫是因为救房琯得罪，从左拾遗降为华州司功参军。又因关中饥荒，弃官而去，流浪到蜀中。他的罢官，还没有到老病退休的年龄。这两句诗讲的是同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他一生的牢骚，一辈子的思想矛盾。现在用两个反语，很有含蓄地发泄他的牢骚。一个“岂”字，一个“应”字，都是诗眼。最后一联点明主题思想：我现在象个什么呢?象一只在辽阔的天地间飘飘荡荡的沙鸥。这就写出了旅夜的情怀。这一联也是问答句，上句问，下句答。
　　
　　 第二首《登岳阳楼》的主题也是书怀。前四句也是写景，但第一联与前一首的第一联不同。前一首的第一、二联是平列的，无起承之别。这一首的第一联以叙述语气起始，第二联是承。过去听人家讲过洞庭湖，今天亲自上岳阳楼，看到这个著名的湖泊。在这个大潮之东，是吴国的地域；南方是楚国的地域。在浩瀚的湖面上，天地好象日夜地在浮动。“水”是“湖”的代用词，因为此处不能用平声字。“坼”是土地分裂，此处借作“区分”字用。
　　
　　 下四句也和前一首诗同样，转到自身。在离乱的时世，亲戚朋友的消息，一个字也得不到。既老且病，所有的止有一条漂泊异乡的船。想回北方去，可是关山以北，还有战事，无法回去。每天靠着楼窗，止有流泪而已。
　　
　　 这两首诗的思想内容，并没有什么突出。杜甫在这时期所写的诗，多半表达这种情绪。用艺术观点来看，这两首诗可以说是写得极自然、极工稳，是律诗的典型作品。每一首诗的前三联，词语、词性的对法都是正对。如“细草”对“危樯”，“微风”对“独夜”，“岸”对“舟”，“星垂”对“月涌”，“平野”，对“大江”，“阔”对“流”。这种对偶，是律诗的正格，故称为正对。也称为“正名对”，又称为“的名对”。“阔”是状词，“流”是动词，在今天我们以为词性不同，但在古人的观念中，它们都是虚字，可以成对。
　　
　　 词性完全对稳的联语，容易拘束思想的表达，成为两个平行的呆板对句。因此有时也可以不必遵守正对的规律。改用词性不同而结构相同的词语作对偶。例如杜甫的“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子规》)。此联“两边”与“终日”，一个是抽象概念，一个是具体概念，不能算是正对。又，“不知云雨散，虚费短长吟”。“云雨”是两个名物词的结合，“短长”是两个状词的结合，也不是正对。这种形式的对偶，唐人称为异类对，宋人称为偏对。偏对当然不如正对，但它可以使联语流利、灵活，故作者很多，不以为病。
　　
　　 “山木”与“子规”，字面不成对偶，只是以鸟对树。又如《山寺》诗：“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是以鸟对兽。又《遣愁》诗：“江通神女馆，地隔望乡台”，是以馆名对台名。这些名词的字面都不成对。律诗中这种对偶也很多。唐人称为事对，意思是对事物不对字面。宋人称为散对，许多人不屑用，以为对法太宽。
　　
　　 另外有一种字面对，词性也对，而意义不对的。如杜甫的“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此联对偶都不是正格。以“登临”对“风物”是偏对。以“侍郎”对“游子”，字面、词性都对，但“游子”是旅客，“侍郎”即是官名，此处用来代表一个官为侍郎的朋友。又杜牧诗云：“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商山富水驿》)以“白日”对“朱云”，字面及词性都对，但朱云是人名，意义与“白日”不对。这种对偶，称为假对，亦名假借对。
　　
　　 还有一种借同音字作对偶的。例如杜甫的“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一”与“思”是不成对偶的，但“思归客”可以读成“四归客”，那就成对了。又孟浩然诗：“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裴司士见访》)以“杨”字对“鸡”字，是取“羊”字的谐音。又杜甫诗：“枸杞因吾有，鸡牺奈尔何。”(《恶树》)是以“枸杞”读成“狗杞”，就可与“鸡栖”成对了。这种对法，唐人名为声对。宋人也列入假借对。
　　
　　 此外，还有一种对法。其对偶在一句之中。如杜甫诗：“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 《涪城县香积寺宫阁》)“小院”与“回廓”成对，“浴凫”与“飞鹭”成对，而“小院”与“浴凫”却不成对。又李嘉祐诗：“孤云独鸟川光暮，万里千山海气秋。”(《同皇甫冉登重玄阁》)“孤云独鸟”与“万里千山”各自成对，而上下联却不成对。这种对法，称为当句对，《沧浪诗话》称为就句对。李商隐有一首诗，题曰：《当句有对》。每一句都用当句对，而中间两联又是上下句对稳的：
　　
　　 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江宫盘。
　　
　　 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乾。
　　
　　 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
　　
　　 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
　　
　　 这首诗虽然作者自以为每句中有对偶，其实只有游蜂、舞蝶，孤凤，离鸾二组可以成对。此外平阳、上兰，秦楼、汉宫和紫府、碧落三组平仄都没有对上。池光，花光，日气，露气，三星，三山，这三组有一字相同，都不是对偶。
　　
　　 与当句对相反，还有一种隔句对。它不是上下二句相对，而是以第三句对第一句，第四句对第二句。例如古诗：“始见西南楼，纤纤如玉钩；来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又，“昨夜越溪难，含悲赴上兰；今朝逾岭易，巧笑入长安。”又杜甫《哭郑广文、苏少监》：“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榖贵殁潜夫。”又韩愈《送李员外分司东都》：“去年秋露下，羁旅逐东征；今岁春光动，驱驰别上京。”这种对句，大多用于诗的开头，而且必有双重意思。如第一例咏月是“始见”和“来映”。第二例是“昨夜”和“今朝”。第三例第一、二句是哭郑广文，第三四句是哭苏少监。第四例是“去年”和“今岁’。宋人把这种对法称为扇对，如一柄扇子的左右对称。
　　
　　 律诗的对偶，还须注意词语的声韵。最好是双声字对双声字，叠韵字对叠韵字，互相对偶也可以。连绵词必须与连绵词作对。重字必须用重字为对。例如杜甫的《湘夫人祠》：“晚泊登汀树，微馨借渚萍。”此联“登”、“借”两个动词本来可以随意选用，但杜甫在“汀树”前用“登”字；在“渚萍”前用“借”字，使“登汀”、“借渚”都获得双声效果，这也是他“诗律细”的一例。
　　
　　 盛唐是五、七言律诗的形式与规律完成的时期。中唐是继续发展的时期。诗律愈严，变化也愈多。当时有一位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我国学道、学文①，回国后写了一部介绍我国诗学理论的书《文镜秘府论》。其中有《论对》一卷，记录了二十九种对法。除正对、偏对、声对等几种之外，大多流于琐碎苛细，并不为诗家所注意。宋人诗话中也常常讨论到各种对偶方法，但作者总以正对为主，其他对法，只可偶一为之。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
　　
　　
　　
　　①弘法大师(公元七七四——八三五年)，法名空海，遍照金刚是他的灌顶名号。他于贞元二十年(公元八O四年)来中国，回国后，著书多种，介绍中国佛学及文化。《文镜秘府论》钞集了当时我国许多论诗法的著怍，其中有些书早已亡佚。《文镜秘府论》有一九七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印本。
　　
　　

　　
　　 42 盛唐诗馀话
　　
　　
　　
　　 以上讲盛唐诗二十九篇，作者十七人，李白、杜甫占了一半。以后世的观点来评价盛唐诗，李白、杜甫有特殊的重要性，讲盛唐诗以李、杜为主，是当然的。但如果依据当时诗坛的现实情况，则王维、李白，诗名不相上下，杜甫的声望，远不及他们。我们现在评论杜甫诗，都认为他的《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等诗是他的杰作，但宋朝人论诗，大多推崇他入蜀之后，在成都、云安、夔州这一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在夔州所作许多律诗，为黄庭坚所激赏。这是因为宋元时代的诗人，论诗、作诗，都以律诗为主，他们把杜甫奉为唐律之祖。他们所崇拜的是杜甫的诗律。宋人诗话中讨论的，多半是杜甫的句法、字法，对于他在天宝离乱时期所作许多乐府歌行，即使讲到，也还是从其艺术手法去评论，而极少注意它们反映社会现实的高度思想性。因此，宋人选杜甫诗，都取他的《秋兴》、《咏怀古迹》之类的作品。
　　
　　 但是，在唐代，情况还更不如。《河岳英灵集》不选杜甫诗，还可以说是他早期的作品尚未知名。《中兴间气集》也不选杜甫的诗，似乎连他晚年的律诗也还没有引人注意。五六十年之后，元稹竭力赞扬杜甫，以为非李白所及。韩愈也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的诗句，这时杜甫的声望才得与李白并列。但是晚唐初期诗人姚合编选《极玄集》，还是不选杜诗。唐末诗人韦庄编选《又玄集》，虽然选了杜甫七首诗，只是五律五首，七律二首。又过了二三十年，后蜀诗人韦縠编选《才调集》，其序言中明明说：“因阅李、杜集，元、白诗，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可是他所选的一千首诗中，只有李白诗二十八首，杜甫诗还是一篇都没有。可知他虽然看过杜甫诗集，竟以为无“奥妙”可供“采摭”。一个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在生存时默默无闻，在身后一百多年，虽有文坛巨子为他表扬，仍然是无人赏识。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仅此一例。
　　
　　 盛唐诗在唐诗中的成就，我们可以从其承先与启后两个方面来看。承先的收获有二点值得注意：
　　
　　 (一)律诗的规范确定了初唐沈、宋的五言律诗,还没有完全脱离古诗的音调与风格，平仄粘缀或词句对偶，还不够细密。王维、孟浩然的五言律诗中，还有许多句格音调，留有古诗痕迹。但在杜甫的五言律诗中，这种痕迹几乎都不见了。至于七言律诗，盛唐诗人所作还不多。我们如果从岑参、高适的七言律诗读到杜甫的七言律诗，便可以发现对偶愈来愈工稳，声调愈来愈嘹亮。不过，绝句的第三句，律诗的第五句，盛唐诗人还不考究其平仄应当与上句重复，因此，盛唐七律仍以折腰体为多。中唐诗人才注意到这一音律问题，然后才以折腰为病。
　　
　　 (二)乐府诗有所发展。初唐诗人作乐府诗，还是沿用乐府旧题，题材内容也还受古乐府的拘束。多数作品，止能说是拟古。盛唐诗人大作乐府诗。岑参、高适的边塞乐府，李白的游仙、饮酒、抒怀、述志乐府，杜甫的记述天宝离乱的乐府，都用新题目、新题材，为汉魏以来的乐府诗开拓了一大片新的园地。
　　
　　 启后的影响可以指出以下几项：(一)七言诗的地位渐高，中唐以后，不再以五言为诗的主要形式。(二)初唐诗的面貌是艳丽秾缛，还有齐梁体馀风。盛唐诗开始变为秀丽清新。初唐诗的贵族性、宫廷体，在盛唐作品中，已逐渐消失。这是由于初唐诗人，大多数是朝廷大臣，或豪贵子弟。盛唐诗人多数是官位不高的进士。还有一些是象孟浩然那样的潦倒文人。诗人的成份，从封建贵族、官僚地主下降到普通知识分子。这种变化，影响到中唐，诗的面貌风格，愈加清淡朴素。(三)长篇歌行和律诗的出现。李白的长篇歌行和杜甫的一百韵排律，都是前古所未有。中唐以后，这两种诗体大有发展，使卖弄才学的诗人，多了一种武器。(四)开始了摘句论诗的风气。古人论诗，都论全篇的思想内容。锺嵘作《诗品》，开始举出某一诗人的精警诗句，加以评论。这一风气，到盛唐而大为发展。由于律诗兴起，中间二联是精华所在，诗人都用力于这二联。对偶要工，诗意要新。杜甫在许多诗里，都表现过他重视句法。《答岑参》诗云：“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寄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自述》诗云：“为人性癖耽佳句。”要求句法佳妙，也是他“诗律细”的一个方面，虽然他所谓佳句，未必全指律诗的中二联。此外，《河岳英灵集》在介绍每一位诗人的风格时，也常常举出其一二名句。称王维的诗是“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称高适则云：“至如《燕歌行》等，甚有奇句。”又举出薛据的《古兴》诗中数句，誉之为“旷代之佳句”。这一切都反映着当时诗家特别重视句法。影响到晚唐，成为一种不好的倾向。许多诗人先刻意苦吟，作得中二联，然后配上首尾，变成为只有佳句而不成佳篇的、没有真实情感的诗。他们只是为作诗而作诗了。
　　
　　 以上仅是举出一些显著的现象。此外，在题材、风格、气氛各方面，盛唐诗也都有其特征，不过不能划断年月来讲。明代的王世懋在他的《艺圃撷馀》中有过一段论唐诗的话：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四诗之有变风、变雅，便是《离骚》远祖。子美七律之有拗体，其犹变风、变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极是盛衰之介。然钱起、王维，实相唱酬，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其间逗漏，实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隐隐钱、刘、卢、李间矣。至于大历十才子，其间岂无盛唐之句?盖声气犹未相隔也。学者固当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唐，中唐人无一语入晚唐，则亦固哉其言诗矣。
　　
　　 南宋中期，有一群所谓江湖诗人，专学做晚唐诗。他们的影响，直到明代初期。于是有李于鳞等人出来提倡初、盛唐诗，以改革诗风。他们的理论犯了机械地划分初、盛、中、晚的错误，硬把某甲的诗说是晚唐，某乙的诗说是盛唐。但又无法一篇一篇地说明其特征。王世懋这一段议论就是针对这一派理论而说的。我以为他讲得很透彻，故全文抄录在这里。
　　
　　 他的意见是：“唐诗固然有初、盛、中、晚的时代区别。一般说来，其声调、风骨，确有不同。但在初唐诗中，也会有几首诗已逗(透)入盛唐的，盛唐也会有些已逗入中唐的，这就是变化的开始。正如《诗经》中有些篇章已经可以看出《离骚》的迹象。杜甫的拗体律诗，已经是中、晚唐硬句的先兆。总的说来，盛唐到中唐是唐诗的分水蛉。大历以后，唐诗便趋于衰落了。但是从个别诗人的情况来看，又不能截然区分。王维和钱起是朋友，彼此都互有唱和。只因钱起辈分略晚，到大历间才成为著名诗人，故王维算是盛唐诗人，钱起却被列为中唐诗人。杜甫虽然列入盛唐，可是他集中的诗，半数以上都作于大历元年至四年。又如王维的“明到衡山与洞庭”(《送杨少府贬郴州》)这首七律，岑参的“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磻溪梦里山”(《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这一联诗句，都已经有些大历诗人的风格了。至于大历诗人的作品，也可能有些盛唐的风格。总之，时代虽然不妨划分，当时的文风，并未彼此隔断，所以，学诗的人，一方面固然应该严格区分时代风格，另一方面也不能说：盛唐诗人句句是盛唐，中唐诗人句句是中唐。如果这样论诗，就未免太固执了。
　　
　　 王世懋这一段话是为某些人在文学史上机械地划分时代和流派而言。它不但适用于对唐诗的分期，也适用于讲别种文学作品的发展史。所以我既抄录了他的原文，又做了译解。不过，王世懋以为唐诗由盛而中，是盛衰之界。这仍然是沿袭了宋元以来对“盛唐”这个名词的误解。所谓“盛唐”，应当首先理解为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所谓“中唐”，也应当首先理解为唐代史的中期。唐诗的时期是依历史时期来区分的，但“盛唐诗”并不表示唐诗的全盛时期，“中唐诗”也不是盛唐诗的衰落现象。甚至，我还以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反而应当属于中唐。
　　
　　 现在，我们姑且采用分流派的方法以总结盛唐诗。王、孟、高、岑是第一派。他们是初唐诗的正统继承者。在初唐诗的基础上，有提高，有深入，有变化，有发展。李白是独树一帜的一派。他的创作过程，无论是在文学形式，创作方法及诗人气质各个方面，都是从古典主义进入了浪漫主义。第三派是杜甫。他选择了一条与李白相反的创作道路。他以王、孟、高、岑为基础，而排除了他们的纤巧、温雅和文弱，创造出许多苍老、雄健、沉郁、古淡的篇章词句。盛唐前期是李白诗“飞扬跋扈”的时代①，它们反映着玄宗李隆基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上升的气象。盛唐后期是杜甫“暮年诗赋动江关”的时代②，他的诗反映着李唐王朝由盛入衰的社会现实。王、孟、高、岑是盛唐诗的主流，中唐诗人是他们的继承人。李、杜诗是盛唐诗的新变，尽管他们是一代大家，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影响。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
　　
　　
　　
　　①“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是杜甫《赠李白》的诗句。
　　
　　②“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是杜甫《咏怀古迹》的诗句，也是他自己的比喻。
　　
　　

　　
　　 43 张志和：渔歌五首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篛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
　　
　　 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
　　
　　 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
　　
　　
　　
　　 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蓴羹亦共餐。
　　
　　 枫叶落，荻花乾。醉宿渔舟不觉寒。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
　　
　　 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
　　
　　
　　
　　 我们讲过李颀的《渔父歌》，也提到过高适有《渔父歌》，岑参有《渔父》，储光羲有《渔父词》，同样都是描写渔人生活的，作者都是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诗人。这里再讲《渔歌》五首，作者张志和，时代稍后，他从仕宦而至退隐。都在肃宗、代宗两朝，应当属于最早的中唐诗人。《唐诗品汇》把他列入盛唐，恐怕不很适当。
　　
　　 张志和的传记资料不多，生平情况也不很能知其详。但知道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他是颜公座上客。颜公又亲自看见他的死，还替他作了墓碑文，就是现存《颜鲁公文集》中的《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此外还有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也有关于张志和的记录，因为他又是著名的画家。《太平广记》卷二十七引用了一篇《续仙传》，也记录了张志和升仙的情况，后世遂相传以为张志和是一位得道成仙的异人。以上这些资料，都是唐代人的记载，尤其是颜真卿的那篇墓碑铭，应当是最可信的史料。此后，则有《新唐书》的《张志和传》，宋人计敏夫的《唐诗纪事》，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其中亦有关于张志和生平的记载，就都是第二手资料了。
　　
　　 综合诸家记载，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张志和，本名龟龄，东阳金华人。父名游朝，清真好道，著有《南华象罔说》十卷、《冲虚白马非白证》八卷。这两部书都没有留传于后世，看来是一位道家兼名家的学者。志和的母亲姓留，梦见枫树生在肚子上，因而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张龟龄。龟龄十六岁，入长安，为太学生。不久，以明经擢第，大约是在天宝年中。安禄山乱后，龟龄献策于肃宗，深蒙器重，令其为翰林待诏，授官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又命他改名志和，字曰子同。不久，降官为南浦尉。此后又获得恩准量移。志和不愿赴任，辞官回家。遭逢亲丧，从此不再从政，泛舟垂钓，漫游于三山五湖之间，自称烟波钓徒。
　　
　　 以上这一段传记，在关节处都没有交代清楚。他向肃宗献策，获得肃宗器重，是什么策?肃宗为什么要他改名?为什么不久就降官?降官一定是由于得罪了朝廷，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得罪?量移是唐代政治制度，对贬谪官员的初步宽赦，意思是酌量转移一个较高的官职，或转移到一个较近的地方。可是，当时张志和量移到什么地方去任官，又没有说明。因此，张志和从入仕到归隐，这期间一切重要情况，现在都无法知道。
　　
　　 张志和曾著述一部书，名曰《玄真子》，凡十二卷，三万字。由于这个书名，便又自称为玄真子。此外还写了一都研究《周易》的书，名曰《太易》，凡十五卷，二百六十五卦。这两部著作，现在也失传了。现在所有的一部《玄真子》，恐怕是后人託名的伪书。
　　
　　 大历七年九月，颜真卿从抚州刺史调任湖州刺史。大历十三年初，离湖州入朝，升任刑部尚书。在五年的湖州任期中，吴越一带的文士诗人，都在颜真卿幕中，或有来往，著名的诗僧皎然和张志和也成为颜真卿的门客。张志和在这几年中的生活，我们可以从颜真卿的墓碑文和皎然的诗中见到。最突出的是张志和的画。颜真卿的碑文说：“玄真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大历九年秋八月，汎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以缣帐请画，须臾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者如堵，轰然愕眙。”皎然诗集中有一诗一文，都是描写张志和作画的神情的。一首诗是《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其诗有云：“手援毫，足蹈节，披缣洒墨称丽绝。石文乱点急管催，云态徐挥慢歌发。乐纵酒酣狂更好，攒峰若雨纵横扫。尺波澶漫意无涯，片岭崚嶒势将倒。”又一首文是《乌程李明府水堂观玄真子置酒张乐、丛笔乱挥、画武城赞》。其句云：“玄真跌宕，笔狂神王。楚奏【金訇】铿，吴声浏亮。舒缣雪似，颁彩霞状。点不误挥，毫无虚放。蔼蔼武城，披图可望。”从这里都可以想见张志和作山水画时豪放的姿态。他喜欢在音乐、歌舞、宴饮的环境中作画，他的画是与乐舞同一节奏的。李明府是乌程县令李晤。
　　
　　 颜真卿的碑文中还提到他曾为张志和重造一条新的渔船。此事亦有皎然的诗可以参证。诗题曰：《奉和颜鲁公真卿落玄真子舴艋舟歌》。诗云：“沧浪子后玄真子，冥冥钓隐江之汜。刻木新成舴艋舟，诸侯落舟自兹始。得道身不系，无机舟亦闲。从水远逝兮任风还，朝五湖兮夕三山。停纶乍入芙蓉浦，击洑时过明月湾。”可知当时颜公为张志和造成新船，还为此举行了落至典礼。落，就是落至，也就是现代所谓“下水典礼”。舴艋舟是小船，形容它象昆虫蚱蜢一样。
　　
　　 颜真卿的碑文虽然详细地叙述了张志和的生平，但关于张志和的死，却说得非常含糊。此文最后只说：“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寘怀，寄诸他山之石。”铭文结句云：“辅明主，斯若人。岂烟波，终此身。”这里所谓“忽焉去我”、“烟波终身”，都是隐隐约约的叙述张志和的最后。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使后世读者无从了解。幸而《续仙传》留下了一段记录：“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这样一说，就明白了。原来张志和采用了道家水解的方法，在吴江平望结束他的生命。在世俗人的观念里，他是象屈原一样的自沉于水；而在道家的术语里，这是用水解的方法上升成仙。颜真卿不是道家思想者，不说张志和浮水升仙，只好说是“忽焉去我”，“烟波终身”。
　　
　　 《渔歌》五首，是张志和的作品。颜真卿碑文里虽然没有记录，但别的文献中却都提到了。《历代名画记》说：张志和“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逸思。”《续仙传》说：“颜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西塞山前’云云。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尚。”又《唐朝名画录》也说：“鲁公宦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依据这些记载，可知颜真卿、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张志和，每人都做过五首《渔歌》，而张志和还为这五首《渔歌》画成卷轴。
　　
　　 《渔歌》唱和二十五首和《渔歌图》五轴，在当时一定曾经广泛传抄或临摹。但《渔歌图》已不见于宋代的记载，而其影响则极为久远，宋、元、明代有许多画家画过渔歌图。《渔歌》的失传，年代更早。文宗时宰相李德裕有一篇《玄真子渔歌记》，他说：“德裕顷在内廷，伏睹宪宗皇帝写真访求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余世与玄真子有旧，早闻其名，又感明主赏异爱才，见思如此。每梦想遗迹，今乃获之，如遇良宝。”原来唐宪宗皇帝李纯在位时，仰慕张志和，要访求其所作《渔歌》，可是始终没有见到。于是画了一幅张志和的像，并题了字，记录了他的遗憾。李德裕在宫中见到宪宗留下的这幅画像和题记，对先帝的爱才思贤，非常感动。因为他家与张志和家有旧交，就注意访觅，才获得张志和《渔歌》五首的全文。他把这五首《渔歌》录存在他的文集《会昌一品集》中，并附了这篇题记。我们现在还能见到《渔歌》五首，应当归功于李德裕。从大历末年到宪宗元和末年，不过四十年。以皇帝之力，还无法得见《渔歌》，可知当时这些诗已无人知道了。
　　
　　 张志和《渔歌》五首的内容，与李颀、岑参、储光羲诸家所作，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歌咏逍遥自在的渔人生活。但在文学形式方面，张志和却采用了三言七言混合的长短句法。他将一首七言绝句的第三句改为两个三言句，而且在第二个三言句尾协了韵。这样，这首诗的音节就离开绝句较远了。到了唐末五代时，有和凝、欧阳炯、李珣等人，也作同样形式的渔歌，被选入《花间集》，改题为“渔父”，正式被定为曲子词了。到宋代，又被改名为“渔歌子”，与《教坊记》所载曲名“渔歌子”相混。从此“渔歌子”成为一个词牌名，而张志和这五首《渔父》也被视为唐词了。
　　
　　 张志和这五首《渔歌》描写他到过的各处江湖胜景。第一首写西塞山前的渔人生活。这是湖北的西塞山。陆放翁《入蜀记》云：“大冶县道士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词所云者。”韦应物有《西塞山》诗云：“势从千里来，直入江中断。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刘禹锡有一首著名的《西塞山怀古》诗，怀的是‘王濬楼船下益州”的故事。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云；“中妇桑村挑莱去，小儿沙市买蓑归。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可知唐代诗人所歌咏的西塞山，都是在湖北大冶县境内突出在长江中的一个石矶。但明清以来，许多人注释张志和此诗，常引用《西吴记》的一条：“湖州磁湖镇道士矶，即张志和所云‘西塞山前’也。”由于张志和的渔钓生活，见于文献的，都是在休官归家之后。而且选本所录张志和的《渔歌》，一般都不是五首全部选取。因此，编《词林纪事》的张泳川，竭力申辩这个西塞山是在湖州。他甚至说张志和“踪迹未尝入楚”。可知他非但没有见到《渔歌》五首全文，连张志和的传记资料也没有看过。张志和曾降官为南浦县尉，南浦县就是现在四川省的万县。如果说张志和生平踪迹未尝入楚，他怎么能去做巴东的南浦县尉呢?而且《渔歌》第五首中所提到的青草湖与巴陵，难道也在湖州吗?
　　
　　 《渔歌》第二首写的是严子陵的钓台，这是富春江上的渔人古迹。“长江白浪”，应该是泛指富春江。第三首写的是霅溪湾里的渔人生活，这就在湖州了。第四首是写松江上捕蟹的渔人。松江就是吴江。“菰饭蓴羹”是用晋代松江人张翰的典故。张翰在洛阳，因秋风起而怀念家乡的菰米饭、蓴菜和鲈鱼。菰，就是茭白。菰米是菱白的籽。古代茭白结籽，可以做饭，现在退化了，不再有菰米饭。
　　
　　 这五首《渔歌》的次序，看来在李德裕所得的抄本上，已经错乱了。我以为第五首应当是第二首。这两首是张志和回忆做南浦县尉时的渔钓生活。以下三首，是他归隐后从金华泛舟东下的情况。
　　
　　 《渔歌》有颜真卿、陆鸿渐等四人的和作共二十首，李德裕的《玄真子渔歌记》中没有讲到，看来他当时仅得到张志和的原作五首，而没有得到和作。北宋初期，出现了一本词选集，书名《金奁集》，题云：“温庭筠飞卿撰。”这是《花间集》以后的又一部唐五代词的选集，虽然题作温飞卿撰，其实温飞卿的词只有六十二首，其馀都是韦庄、欧阳炯、张泌等人的词，多数已见于《花间集》。显然，这是一部投机牟利的出版物，东抄西袭，托名于温飞卿的。但是在这部词集的卷尾，却有张志和的《渔父》十五首。其中没有一首是附见于李德裕文集中的。据清末词家曹元忠、朱孝臧的研究，认为这十五首词本该题作“和张志和渔父”，历代传钞，被不学无术的人删去了一个“和”字，于是误传为张志和的作品。又因全书题作“温飞卿撰”，又好像这十五首是温飞卿和张志和的作品。
　　
　　 《宝庆会稽续志》中有宋高宗赵构作的十五首《和渔父词》，有小序云：“绍兴元年七月十日，余至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赐辛永宗。”原来高宗在会稽看到黄庭坚写的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一时高兴，和韵作了十五首，写了一本给辛永宗。后人就从辛永宗家藏的高宗手迹抄录下来，编入《会稽续志》。宋高宗的十五首《和渔父词》的用韵次第，完全和《金奁集》中所有十五首一样，由此可知黄庭坚所写的，也正是这十五首。既然黄庭坚也以为这十五首《渔父》词的作者是张志和，而《金奁集》这部书的出现也正在黄庭坚的时代，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十五首词早已迷失了作者的姓名，在北宋初期已误认为张志和的作品。《金奁集》的编者，也以为这是张志和所作，或者以为是温飞卿的和作。这样看来，决不可能是《金奁集》的传钞本被妄人删去了一个“和”字。
　　
　　 南宋中期，有一位藏书家陈振孙，收集张志和的《渔歌》及其有关文献，编成一部《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他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记录道：“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余尝得其一时唱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由此文可知在南宋中期，张志和的五首《渔歌》，只有第一首广泛地流传着，其馀四首，几乎无人得见。陈振孙收集到的“一时唱和诸贤之辞”，想必就是颜真卿、陆鸿渐等四人之词二十首。但陈振孙没有列举人名及篇数，我们就无法肯定。陈振孙还收集到柳宗元和南卓的和作，那么也应当有十首。《金奁集》中的十五首，到底是那三家的和作呢?现在也无法知道。颜真卿、柳宗元的诗集中都没有《渔歌》和作，陆鸿渐、南卓等人，都没有诗文集留传至今。总计和者六人，应当有三十首，而现在只有失去了主名的十五首，还不能不感谢《金奁集》编者。
　　
　　 《渔歌》在《金奁集》中已改名《渔父》，并注明属黄钟宫，可见它已成为词调名。但苏东坡还无法唱张志和的词，他于是加几个字，用《浣溪沙》的曲调来唱。其小序云：“玄真子《渔父》词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词云：
　　
　　 西塞山边白鹭飞。
　　
　　 散花洲外片帆微。
　　
　　 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庇一身青篛笠。
　　
　　 相随到处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补入
　　
　　

　
　　 44 李冶：寄校书七兄
　　
　　 年轻时读唐宋名家诗，遇到好处，不觉拍案叫绝。与同学朋友们谈起，也常常有人表示同感。我一向以为既然大家都同样地欣赏这首诗，对于这首诗的了解一定也是彼此一样。当时还没有用详细分析的方法来讲解唐宋诗的出版物，有的止有注明典故的选本。编者批注了某一首诗好，我也以为好，就以为编者对这首诗的了解和我契合了。
　　
　　 近年来，在单行选本或期刊上看到许多唐诗的分析讲解，才常常发现许多人对诗的理解和我不一样，尽管对某一首诗，我们双方都以为好，可是好的理由却很不相同。
　　
　　 李冶，字季兰，是开元、天宝至大历年间的一位风流放诞的女道士、女诗人。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选了她六首诗，还有一段评论云：
　　
　　 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兰则不然也。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尝与诸贤集乌程开元寺，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乌欣有託。”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仿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馀。不以迟暮，亦一俊妪也。
　　
　　 高仲武在这一段短短的介绍中告诉我们，李季兰的形态性格象个男子，而诗意却很放荡，无所顾忌。接着高仲武记录了她和刘长卿的一次对答，是一个当时传为雅谑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实质却十分不雅，因此，有些刻本的《中兴间气集》中没有这一段。接下去，高仲武摘出了她的一联最著名的诗句，从而给她下了定评。
　　
　　 刘长卿、李季兰这一番对话，恐怕已有些人看不懂，不知为什么“举座大笑”。我只得用来译成一段白话文的《笑林广记》。原来刘长卿生的“阴重之疾”，中医称为“疝气，俗名小肠气。病象是肠子下垂，使肾囊胀大。这是中年男子的病。患者经常要用布兜托起肾囊，才可以减少痛楚。李季兰知道刘长卿有这种病，所以吟了一句陶渊明的诗：“山气日夕佳。”(《饮酒诗二十首》之五)这山气是借作疝气的谐音，意思是问刘的疝气病近来好些没有。刘长卿立刻也用一句陶渊明的诗来回答；“众鸟欣有託。”(《读山海经诗十三首》之一)这个“託”字借作“托”字，而这个“鸟”字就是黑旋风李逵常用的“鸟”字了。
　　
　　 这个故事反映了唐代诗人的浪漫精神。男女之间，谈笑谐谑，毫无顾忌。李季兰的风流放诞，也从这个故事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她的诗，现在只存十六首，但是没有一首不是好诗。最为人传诵的就是高仲武摘句的一首：
　　
　　 寄校书七兄
　　
　　 无事乌程县，差池岁月馀。
　　
　　 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
　　
　　 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
　　
　　 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
　　
　　 讲解这首诗，应当先说明情况。题目所谓“校书七兄”，是作者的兄长，排行第七，官为校书郎。作者耽搁的家乡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已一年多了，遥念她的七兄，因而寄一封信去问候。这位七兄，大约出使在外，因此作者叮嘱他，在行旅之时，不要忘记给她来一封信。
　　
　　 唐代诗人作送别怀人的诗，大多是一开头就用一句说自己，一句说对方。或者用一联说自己，一联说对方。这首诗第一联是作者自述：住在乌程县里，虽然没有什么事，却已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差池就是参差，《诗经·邶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但唐代人用参差或差池，往往作“几乎”或“差不多”解。后代人不了解唐人用词语的习惯，就把这句改为“蹉跎岁月馀”。从《唐诗品汇》到《唐诗别裁》都已改作“蹉跎”，现在依古本《中兴间气集》改正了①。
　　
　　 第二联“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这是问询校书七兄的话。古人藏书之处，多种芸草，书页中也往往夹着晒干的芸草，因为芸草能辟蠹鱼。校书郎是在宫中藏书处工作的，故称之为芸阁吏。这三个字，就代替了一个“你”字。这一联的意义，只是说“不知道你近来寂寞到怎样”?
　　
　　 第三联果然是特异的佳句。一句说船，一句说车。这船又是使者的船，车也是使者的车。何以见得一定是使者的船?因为“远水浮仙棹”是暗用汉代博望侯张骞奉使乘槎探索河源的故事。至于使者的车，那么“使车”这个词语早见于《左传》，不妨直接用上。但是，为什么要说“寒星伴使车”，而不说“明月伴使车”呢?这里又是暗用了一个关于使者的典故。根据汉人的传说，天上有一种使星，地上皇帝派使者到什么地方去，天上的使星就向那个地方移动。《后汉书·李郃传》记了这样的故事。据说汉和帝分别派遣许多使者到各州县去微服察访。汉中小吏李郃懂得天文，他望见有二座使星在向益州移动，因而他就预知朝廷派使者来了。由于这个典故，后世的文学修词，就把使者称为“星使”。现在，李季兰又把“星使”二字拆开，描写使者的车在地上行进，天上的使星也伴着同行。这一联二句，从文字表面看，都是写景。描写校书七兄出使在外，乘船坐车的旅况。无论什么人都知道这二句写得好，不必注出典故，大家都能同意是“五言之佳境”。但对于能知道这一联中所使用的典故的读者，这一联之所以为好，体会就更深一层了。
　　
　　 刘宋时诗人鲍昭，旅行过大雷口(在今安徽省望江县)，把沿途所见山水风景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妹妹鲍令晖。这是一篇著名的散文，收在《文选》中，题作《登大雷岸与妹书》。李季兰运用这个故事，写了这首诗的结句。文字表面是说：你如果经过大雷岸，不要忘了写几行信给我。但是，读者应当了解，她的校书七兄，并不真的会经过大雷岸。这两句诗，实在只有下句的作用，即希望他有信来。上句的作用，止是表明她和校书七兄的关系是兄妹。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解释此句云：“倘出使而理棹驱车，因得经大雷之泽，幸无忘裁书寄我。”这样讲便把上一句讲死了。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给他纠正，加了一个眉批道：“此借鲍书以见为兄妹，非真过大雷也。”但是吴昌祺另外又加了一个眉批道：“诗极清丽，但不知校书果为其兄否，亦千秋之玷也。”吴昌祺能了解李季兰运用典故的方法，但又怀疑校书七兄未必真是她的兄长，甚至怀疑这位校书七兄是她的情人，因而认为李季兰作此诗是一个永久的污点。这就反映了吴昌祺的道学气，他评论唐诗，在艺术性方面，常常表现得比唐汝询高明，但对于唐诗思想内容的解说，却有不少封建气、道学气乃至迂儒气。他既知道李季兰此诗用大雷岸的典故，目的是为了点明兄妹关系，为什么还要怀疑他们到底是否兄妹呢?李季兰作诗寄情人，何必一定要讳言是兄妹?唐代的女道士、女校书，有点象是日本的艺妓。她们的生活，主要是在筵席上给主客侍酒，歌舞弹唱，以娱嘉宾。有文才的，便也参加诗酒唱和。李季兰那样的风流放诞，也还是公开的，并不下流淫滥。她也有寄情人的诗，如送阎伯钧赴剡县诗，结句也不过说：“归来重相访，莫学阮郎迷。”这又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而必须假装是兄妹呢?
　　
　　 李季兰这首诗之所以能获得极高的评价，因为它是一首完整无瑕的标准唐律。论文字，明白易解，雅俗共赏；论音韵，声调格律，毫无缺点；论结构，第一联说自己，第二联说七兄，第三联又说七兄，第四联归结到自己。凡是赠别怀人的诗，唐代诗人通用这种结构，而李季兰这一首可以作为合格的代表。
　　
　　 第三联、第四联的运用典故，更显出李季兰诗才之高。第三联是暗用典故，从文字上，看不出其中隐藏着典故。这种例子在唐诗中很多，有许多注释家常常忽视失注。但不要紧，一般读者还是能了解诗意的。第四联是虚用典故，大雷岸与诗意毫无关系，但如果不用这个地名，则诗题中的一个兄字就没有着落。作者既然虚用，读者就切忌实讲。
　　
　　 近来看到一篇对此诗的分析鉴赏，作者概括此诗内容云：“可知此人其时当在自乌程赴任所，沿江而上的途中。”这样说来，第一联也成为校书七兄的事。他沿江而上，去赴任所，就与奉使无关。第三联用星使的典故就落空了。作者指定这位校书七兄也要经过大雷岸，并且要他摹仿鲍昭，寄一个信给他的妹妹。于是这首诗的结句便坐实了。一首圆活隐秀的好诗，如此赏鉴，所得到的恐怕止有禅家所谓“乾矢橛”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
　　
　　
　　
　　①其实“蹉跎”与“差池”是古今字。“差”字加了一个“足”旁，“池”字换成“足”旁。“也”与“它”是同一个字的异体写法。
　　

　　
　　 45 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
　　
　　
　　
　　 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少时读书嵩山中，后移家鄱阳(今江西)。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进士及第。至德中，自监察御史出为转运使判官。为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告犯赃罪，系姑苏狱久之。贬为潘州南巴(今广东茂名县东)尉。因有人为之辩白，量移睦州司马。官终于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故其诗文集名为《刘随州集》。
　　
　　 刘长卿进士及第，比王维仅迟了三年，他应当属于盛唐诗人。但他的诗名著闻于上元、宝应年以后，因此文学史上把他列为中唐诗人。其实在中唐诗人中，他是前辈了。他的诗也属于王、孟一派。五言诗最著名，也最为自负，曾自以为“五言长城”。这是无人能超越的意思。
　　
　　 现在选讲他的三首五言诗：两首五言四韵律诗，一首五言十韵律诗，即元明时人所谓排律。
　　
　　 馀干旅舍
　　
　　 摇落暮天迥，青枫霜叶稀。
　　
　　 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
　　
　　 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
　　
　　 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
　　
　　 馀干是江西省的一个县。他住在馀干旅馆中作此诗。起联说明时候是暮秋傍晚。天空非常幽远，秋风摇落，青枫树上经霜的树叶已很稀少。第二联写眼前景色。水滨的孤城已闭了城门，孤独的鸟正在背人飞去。孤城、独鸟，从写景中透露自己的孤独。第三联仍是写景。此时，渡头已升起了明月，旅舍旁边渔家的人，还在捕鱼，没有归来。尾联点出主题：在这秋暮孤独的情景中，怀乡之情正要达到极度；然而非但没有什么东西来安慰此心，反而听到不知什么地方有捣洗衣服的砧杵声，使我的乡心更加沉重。这一联结句写得非常凝炼。我们必须补充许多话，才能解释清楚。而这些补充的话，都是从“正欲”二字中体会得来的。
　　
　　 这首诗似乎很平淡，可是音调和修辞都很工稳，为当对传诵之作。我们看张籍的一首诗，即可知受刘长卿的影响：
　　
　　 宿江上馆
　　
　　 楚泽南渡口，夜深来客稀。
　　
　　 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
　　
　　 旅望今已远，此行殊未归。
　　
　　 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
　　
　　 这首诗是次刘长卿韵而作，但题下未标明“次韵”。全诗的用意，修词、结构，简直逐句摹仿刘长卿，我们不能不说张籍偷窃了刘长卿的诗。同时也可以想到皎然《诗式》有三偷之说。皎然以为偷语、偷意，罪无可逭；偷势则不妨任其漏网。张籍此诗，三偷具全，可为盛名之玷。而宋元以来，竟无人议及。大约此一窃案，还是我首先发觉。
　　
　　 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
　　
　　 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穆陵关在今湖北省麻城县北。渔阳即今河北省的蓟县。桑乾水即今之永定河。蓟县在永定河北。这首诗大约作于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安禄山从渔阳起兵，攻入关中。败退后渔阳人民都离乡背井地逃难，现在回老家去。刘长卿在穆陵关北遇到一个回渔阳去的人，便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不是赠行送别的诗，故没有送行的语气。这个人也不是刘长卿的朋友，故没有表达与此人有交情的语气。它只是描写一个乱后回家的人的观感。
　　
　　 第一联用直叙法点明题目。在穆陵关路上，碰到你单身匹马回渔阳去。第二联上句照应第一联上句。这里是古代楚国，现在惟有青苍的山还是古物。你去的地方是古代幽州之地，淡白无光的太阳也很寒冷。第三联写从穆陵关到幽州，一路上的城池都已因屡次战争而残破了。耆老大户，不知还有几家留存。尾联上句结束第三联的二句，下句结束题意。到处都是蓬蒿野草，你这个乱后归乡的人，恐怕只得擦着眼泪一路看去。
　　
　　 以上刘长卿五言律行旅诗二首，中间二联全是平列的写景。诗的内容，未免贫弱。当时还不以为病，中、晚唐以后，诗人渐渐考究到律诗中二联的情景虚实。到宋人作律诗，便以这种句法为一种缺点了。
　　
　　 负谴后登于越亭作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
　　
　　 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
　　
　　 生涯投岭徼，世业陷胡尘。
　　
　　 江入千峰暮，花连百越春。
　　
　　 秦台怜白首，楚水怨青萍。
　　
　　 草色迷征路，莺声傍逐臣。
　　
　　 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
　　
　　 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
　　
　　 牢落机心尽，空怜鸥鸟亲。
　　
　　 这首诗是刘长卿得罪降官以后，游于越亭，有些感伤，乃作此诗。于越亭是馀干城外一处名胜。刘长卿另有一诗，题云：《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还有一首《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于越亭赠郑校书》。这三首诗可能是同时所作。从此可以揣测，他得到贬官的处分以后，就回到鄱阳，旅居于馀干。此时朝中有人为他辨冤，才得恩许量移。量移是唐宋二代的政治名词。意思是酌量移至较近处。这是对谪降官的从轻处置。刘长卿降为南巴尉，到南巴后不久，即奉勅到苏州去重新推问他的罪案。问题弄清楚后，量移为睦州司马。
　　
　　 诗的第一、二联点明题目，兼写自己如落日中的独归之鸟，在此地孤舟旅泊，不知要到怎样一个荒远的地方去。以下四联，一联抒情，一联写景。最后四联，正面吐露自己的感伤。篇法极为整齐。
　　
　　 登上亭子，看见柳条新绿，正是春二三月的时候。亭在山上，远望天南，是自己即将赴任的南巴，不免忧愁至极。看到在落日中孤飞的归林之鸟，不禁想起我这个孤舟南去的人，将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今后的生活，即将投身岭外；回顾老家的产业，此刻还沦陷在胡虏的战尘中。接下去说：江水流入千山万山的暮色中，花一路盛开，与南越的春色相连。如今对镜自照，可怜已有星星白发；感怀遭遇，却象屈原一样，无罪被放，行吟泽畔，怨青萍白芷之香消叶萎。再遥望南方，草色青青，将迷失我的旅路；听听树上莺啼宛转，却不是对一个有闲情逸志的人在歌唱，而是在一个被放逐的小臣身旁歌唱。因而它们的啼声，只能使人悲哀。到此为止，一共四联八句，都是上联抒情，下联写景。写景也不用纯客观手法，每句都有一二字表达作者的心情。
　　
　　 律诗的中间二联，一般作者都用一联写景，一联抒情的方法，这就是宋元诗家所谓虚实相生法。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但南宋时，有一个诗人周伯弼，编了一部《三体唐诗》，选录七绝、七律、五律三种诗体的唐诗，以发挥他的虚实论。对于绝句，他分为虚起实接和实起虚接两种格式。对于五、七言律诗，他分为四虚、四实、前虚后实、前实后虚四种格式。所谓四虚、四实，指的是律诗的中间二联四句。他以为一首律诗，以四实为上，四虚为中，虚实各半为下。这部书是针对当时江湖诗人的空虚浮滑而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到后世则颇有异议。刘长卿的《馀干旅舍》，就是符合于他的四实论的。他认为这种创作方法，是唐律之上品，但近代诗家却以虚实各半为上。
　　
　　 在四句中间分虚实，专为四韵八句的律诗而言。作长篇律诗就不适用了。长篇律诗，唐人以韵数标题。八韵、十韵，十二韵、二十韵、四十韵。甚至百韵以上。高棅编《唐诗品汇》，给这一类的长篇律诗题了一个总名，称为排律。以便于分类。这个名称，至今沿用。排律仍然要注意四句一绝的规格，无论写景或抒情，都必须以四句为一个段落。排律四句，等于四韵律诗的一联二句。试看杜甫的排律，无论转韵或转意，总是四句一转，没有二句一转的。刘长卿此诗是排律，却以二句为一个段落。一联实，一联虚，而且还重迭一次，这种句法，也是极少见的。
　　
　　 最后四联八句，叙述负谴后的感伤，照应题目的前半。他的被贬谪，是由于被人诬告。被人诬告，是由于得罪了贵人。他说：在人世间，我自以为是个众醉独醒的人，谁知却反而被人诽笑；我凭直道做人，却不能容身于官僚群中。因而得罪，受尽风霜之苫。幸而还能保全生命，不能不感谢天地的仁慈。现在，对此青山，不禁下泪，感念身世，正如大海中一条无路可走的鱼。平时待人接物，用尽心机，结果还是一个不谐于世的失败者，只有鸥鸟对我还有些亲近的感情。这里的“机心”二字，不是贬义字面，不过是说平时小心翼翼地接待人物。另有一首《送路少府》诗的结句云：“谁念沧洲吏，忘机鸥鸟前。”又韩翃有一句“机尽独亲沙上鸟”(《寄雍丘窦明府》)诗意皆同。
　　
　　 这首诗字句都很明显，容易了解。惟有“天地仁”是比喻用法，指的是皇帝的仁心。“秦台怜白首”一句，因“秦台”词语的意义不定，故有不同的理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讲这两句诗云：“昔尝以御史居秦台，尚悲登庸之晚；今以逐臣趋楚泽，能不采萍而怨乎?”这是把“秦台”讲作朝廷的御史台。“登庸”即登用，这个名词，出于《尚书》。官做到宰相执政，才可称为登庸。刘长卿做过监察御史，是谏议官，非执政官。谏议官的公署称为台，分东台、西台。执政官的公署称为省。在宣政殿东廊的是门下省，西廊的是中书省。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在中书省。唐汝询以为刘长卿作监察御史时年岁已老，故诗云：秦台悲白首。”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也在此句下注云：“长卿曾为御史。”他们都以“秦台”为御史的代词。唐、吴二人都是我的同乡先贤，都是明朝人，但不知谁早些。到了清初，又有一位同乡吴昌祺，作《删订唐诗解》。他对唐氏的讲法有怀疑，在书眉上批了一句：“秦台句疑文房必有老亲。唐解参。”他把“秦台”解作长安，把“白首”解作指老亲。他以为此句是作者悲念在长安的老亲。但他还不敢肯定自己的讲法，故在前面加一个“疑”字，而在后面再表示不推翻唐氏的讲法，可以备参考。“台”字可以指朝廷所在之地。曹魏以邺郡为京都，当时称为邺台。北宋以汴梁(今开封)为京都，当时称为汴台。唐都长安，在秦中，故可以称为“秦台”。
　　
　　 以上两种解释，都有可疑之处。刘长卿作监察御史，估计不会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他至多不会过四十岁，似乎还不会“悲白首”。再说，全诗都是抒写目前的情绪，中间忽然插一句回想做监察御史时“悲登庸之晚”，从思想过程上推考，也是不很可能的。同样，全诗对老家的忆念，只用“世业陷胡尘”一句。如果还怀念到老亲，一定会把“老亲”和“世业”并为一联，而决不会隔了一段写景，忽然又想起了老亲。这里“秦台”，“楚泽”二句，显然是叙述自身的事，可知“白首”必然是指自已，而不是指老亲。
　　
　　 关键还是在于“秦台”二字，到底应当作何解释?刘长卿另有一首诗，是在至德三年(公元七五八年)摄海盐县令时《寄上浙西节度使李侍郎中丞行营》的诗。也是一首五言长律。李侍郎大约是提拔刘长卿的人。全诗上半叙述安史之乱，后半叙述自己的遭遇，其中有一段云：
　　
　　 昔忝登龙首，能伤困骥鸣。
　　
　　 艰难悲伏剑，提握喜悬衡。
　　
　　 巴曲谁堪听，秦台自有情。
　　
　　 遂令辞短褐，仍欲请长缨。
　　
　　 久客田园废，初官印绶轻。
　　
　　 榛芜上国路，苔藓北山楹。
　　
　　 大意说：成进士后，仍然是一个困骥，没有得志。后来幸喜得到你的提拔。我的那些下里巴人的诗歌，无人赏识，只有你对我很有感情。因此，你使我得以释褐入仕。可是，刚才做官，却逢到安禄山作乱，于是去请缨参军。离家多年，只做了一个江南小官。遥望长安，已是一路榛芜，自己的家屋，也已长满了苔藓。
　　
　　 这一节诗中，也用“秦台”，显然是指浙西节度使李中丞的。中丞即御史中丞，正是台官。根据这一用法，似乎可以肯定“秦台怜白首”这一句是说朝廷中有执法御史哀怜我年老。但是杜甫有一首诗，题目是《赠裴南部》，题下自注云：“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这是一首五言六韵律诗，其中有二句道：“粱狱书因上，秦台镜欲临。”显然也是与官吏下狱之事有关。此处的“秦台”之下加了一个“镜”字，当然是指铜镜了。铜镜创始于秦代，散文学中常称秦镜。古人用铜镜都放在一个镜架上，称为镜台。故“秦台镜”也可以说就是秦镜。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猜测。梁昭明太子萧统有一篇《锦带书》。其中有一句云：“萍叶飘风，影乱秦台之镜。”这里的“秦台”，绝无御史台的含义。“秦台之镜”，干脆就是一个“镜”字的繁文。但是，诗文中用“秦镜”，通常也比喻“明察秋毫”的意思。杜甫诗“秦台镜欲临”，并不是说有一面镜子要来临，而是说御史台中派一位公正清明的官员来审问案情了。这样讲，可见杜甫是把御史台和镜台两个意义混合用了。这又和萧统的“秦台之镜”取义不同。刘长卿诗中的两个“秦台”，一个是指御史台(“秦台自有情”)，一个是指镜台，也就是镜子。“秦台怜白首”，应解作对镜自照，可怜已是头发白了。刘长卿有一首《峡石遇雨》诗，其中二句云：“方寸抱秦镜，声名传楚材。”也以秦楚为对偶。上句意思是说自己心地清白；方寸是心的代词。另有一首《赴南巴书情寄友人》诗，有句云：“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这二句又见于《罪所留系寄张十四》。可见这一诗意，刘长卿曾屡次写到。“秦台怜白首”就是“愁容镜亦怜”。
　　
　　 对于刘长卿这首诗，历代的好评都集中在“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一联。因为上文既叙述了负谴后的冤屈情绪，又自己说明了得罪是由于“独醒”和“直道”，但在饱历风霜之苦的时候，还感激宽仁的“天地”，保全了他的生命。“天地”显然是指皇帝，“天地仁”实即“君恩”的代用词。他虽然因冤狱而受风霜之苦，还不敢抱怨皇帝，可以说是很忠诚的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论刘长卿，就举出他这两句诗，评云：“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方虚谷在《瀛奎律髓》中说这两句是全诗中“尤佳”者。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评云：“语意温厚。”又说：“诗多凄怆之旨，毕竟心灵冲逸，归宿安闲，怨悱不乱，小雅之伦矣。”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此二句云：“归美君恩，风人之旨。”这些论点，都是根据于儒家的诗教理论，读古典诗歌，不可不熟悉“诗教”的意义。
　　
　　 孔子曾说过：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这是孔子论六经的教育作用。到一个地方，看到这地方人民的思想行为的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们受了那一部经典的教育影响。但这种教育作用，也有缺点，如果人们能避免这种缺点，那才是真正接受了这部经典著作的影响。一部《诗经》，是六经中的文学书。“诗教”就是文学教育。这个地方的人民性格温柔敦厚，就可知他们受到良好的诗教。但温柔敦厚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愚。因为一味温柔敦厚的人，容易成为不辨是非的老好人，这就是愚笨了。既温柔敦厚而又并不愚笨，这就可知他们是深于诗教了。
　　
　　 为什么《诗经》这部书能教育人民，使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温柔敦厚呢?因为《国风》里的诗都是“好色而不淫”。《小雅》里的诗都是“怨悱而不乱”。《国风》是各地人民的抒情诗。其中有歌咏男女爱情的，但没有淫诗。《小雅》是士大夫作的讽谕诗，有指摘政治得失废兴的诗，但并不流于暴乱。不淫不乱，就是温柔敦厚的基本条件。男女关系，可“自由恋爱，但不许越礼私奔。越礼就是淫。对于政治，可以诉怨，可以诽议，但矛头只能对准宰相大臣以下的官吏，不能对准皇帝。对准了皇帝，就是鼓动造反，就是乱。儒家把淫与乱作为两个极限，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法与政权。所以把温柔敦厚作为文艺的教育目标。一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温柔敦厚这个标准的，就受到赞扬。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许多人对刘长卿这两句诗的评价，都是继承了这个传统而肯定它们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态度。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所能写出来的最进步的文学作品，仅仅是暴露政治、社会的黑暗面的作品。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之类，要求他们写鼓动革命的作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诗教的压力十分强大。倒是在民间文学中，有时还出现过一些大胆的歌谣或小说。但是，象《水浒传》那样的公然叫出“替天行道”的革命口号，明目张胆地要夺取政权的，也还是不多。而且，即使是《水浒传》，最后还得把宋江写成一个接受招安的投降派，可见小说的作者还不能不顾到诗教的压力。
　　
　　 孔子虽然以温柔敦厚为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但他并不反对革命。他知道无原则的温柔敦厚会导致愚忠愚孝，所以他立即提出一个“愚”字。对暴君苛政也温柔敦厚，驯如绵羊的人民，他认为是愚民。孟子说：“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知儒家并不以诗教来反对革命。革命非但不违背诗教，反而是“深于诗”者。这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的儒家观点，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家，就绝口不提孔子的这个“愚”字。从此以后，温柔敦厚的诗教遂成为对付革命思想的麻醉剂。
　　
　　 刘长卿是被诬为贪污而降官的。事情弄清楚之后，仍得起用。他写诗感谢“天地仁”，也在情理之中。他和皇帝没有矛盾，怨悱的对象不是皇帝，本来不会得“乱”，而明清以来这些诗评家都用温柔敦厚来阐发他这两句诗，我以为全不适合，全是废话。
　　
　　 刘长卿诗的风格，近于韦应物，仍是王、孟一派。语文功夫显清淡、工稳，篇章结构是自然流利。但是思想内容，却与韦应物不同。第一是诗意没有韦应物的丰富多变。高仲武评刘长卿云：“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这是指出他常常把同一个观念，重复地用在诗中，而在结句中尤多。刘长卿有诗九卷，三百多首，果然有许多诗意近似的句子。诗的结句，也往往意境相同。不过他的这一缺点，我以为并不是由于“思锐才窄”，而是恰恰相反，由于诗思不能多方变化，与其说是“思锐”，还不如说是“思俭”。不过说他“十首已上，语意稍同”，未免夸张，刘长卿的诗恩还不至于如此贫乏。
　　
　　 不过，对于这一情况，我们也应当看到，人的思想活动，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人的意识，也各人都有一个区域，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方法和区域会得固定下来。作诗太多的诗人，往往会有许多雷同或类似的辞句，这就表明他不能超越自己的意识区域，也不能改变他自己的思想方法。高仲武偶然从刘长卿的诗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但这个情况并非单独存在于刘长卿的诗中。如果仔细阅读每一位诗人的全部作品，同样的情况肯定也可以发现，差别仅在于多些或少些。陆放翁的诗有一万多首，我曾摘出他许多重复的诗句，全句相同的就有几十句，意同而文字稍有改换者有一百多处。在一万多首诗中，有这些情况，似乎不能说放翁“思锐才窄”或“思俭”。因此，我以为语意稍同，不能算是刘长卿诗的缺点。
　　
　　 刘长卿与韦应物诗的思想内容，其第二点不同之处是二人性格不同的表现。韦应物自从改任文官之后，表现在诗里的是一个闲静淡泊的人。他的世界观比较消极。刘长卿是一个刚正不阿，负责任事的人。他的世界观非常积极。他的政治生活，屡经蹉跌，但他始终明辨是非，直道而行。被诬蔑，被降谪，虽然不免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但他并不后悔，并不变节。他的传记资料很简单，生平不甚可知。高仲武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可见他是个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上司的人。现有的传记资料中，只说他任转运使判官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上司鄂岳观察使吴仲孺。吴仲孺诬告他贪赃二十万贯，因而贬谪为南巴尉。吴仲孺是郭子仪的女婿，是个极有权势的人，这就可知刘长卿的刚了。这件事大约是第二次迁谪。其第一次迁谪的情况，无可查考。刘长卿诗中，充分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的政治和权贵的“怨悱”，颇有自比于屈原的情绪，这也是韦应物诗中所没有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