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6孟浩然：五言律诗三首
　　
　　 临洞庭赠张丞相
　　
　　 八月潮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岁暮归南山
　　
　　 北阀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人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孟浩然，襄阳(今湖北襄樊)人，生于载初元年(公元六八九年)，卒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O年)，比王维年长十岁。王维官运亨通，做了安禄山的伪官，还能获得赦免，继续在朝。孟浩然一辈子没有成进士，更没有一官半职。早年隐居家乡鹿门山，苦吟，有诗名。四十岁才到长安，结识了许多达官名士，诗名大噪，遂与王维并称。但二人穷达不同，孟浩然始终是个襄阳布衣。
　　
　　 王、孟齐名，由于他们的诗格很相近，都以请淡闲逸为主。在他们的影响下，有储光羲，刘慎虚、王湾、常建等后起之秀，都以同样的诗格形成为开元、天宝时期五言诗的特征。
　　
　　 孟浩然死后五年，王士源搜集他的遗诗编成四卷，序文中说，共二百十八首。这本诗集传到现在，却有二百五十七首，恐怕已被后世人加入一些可疑的诗篇了。今本孟浩然诗集中有五言律诗一百二十四首，五言古诗六十二首，可知他平生作诗以五律为主。因此，我们也选讲他的五言律诗。
　　
　　 第一首开头一联直叙八月中的洞庭湖，水涨湖平。涵虚是涵泳于虚空；混太清，是混合于天空。虚与空，都是指天而言。涵虚，实在就是混太清，句意只是说水天一色。第二联描写此时湖上的景色。水气从湖面上蒸发出来，波浪冲激着岳阳城。云梦泽是洞庭湖的古名。这一联是孟浩然的名句，十个字表现了洞庭湖的空阔浩瀚。历代诗人歌咏洞庭湖，都没有能创造更好的句子。第三、四联忽然转了方向，说自己想渡过湖，而没有船可用，在圣明的时代，徒然闲住着，觉得很可耻。因此，坐在湖边看人家钓色，空有羡慕鱼儿上钩的心情。
　　
　　 这首诗在许多选本中，题目都是《临洞庭》，这样就无从了解下半首诗的意义。《初白庵诗评》云：“后半首全无魄力，第六句尤不着题。”也由于他没有见到全题。此诗的原来题目是《临洞庭赠张丞相》。张丞相是张九龄，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从尚书右丞相降官为荆州都督府长史。孟浩然集中有好些陪张丞相游荆州名胜的诗，此诗即其中之一。上半首是写洞庭湖，下半首却是赠张丞相的话。第五句的“济”字是一个关键性的字。济字的本义是渡河越水，引伸而有工作或事业成功的用法。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表面上仍是在说洞庭湖。隐藏的意义却是说：我要获得一官半职，可是没有人帮助我。他希望得到张九龄的荐举、提拔，好比给他一条船，使他能渡过大湖。他看见张九龄提拔过许多人，犹如钓上了许多鱼，他的心情就是羡幕这些鱼的被钓上去。
　　
　　 孟浩然一生不得志，后世称赞他是一位敝屣功名富贵的隐士。其实他也很希望成进士，由吏部选派一个官职给他。只是他胸怀高洁，不屑作不择手段的钻营。没有机会，也不介意。宁可游山玩水，饮酒赋诗。要说他绝对不求名利，恐怕未必。他和官位较高的人，一起游玩宴饮，诗的末尾常常流露出一些要求荐举之意，例如《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末句云：“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与白明府辨江》末句云：“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姚开府山池》末句云：“今日龙门下，谁知文举才。”即使在描写农民生活的诗中，结尾还说：“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杨雄，一荐甘泉赋。”这些诗句，还比较含蓄，因为“明府”只不过一个县令，官还不大。赠张丞相的诗，就把求荐之情表现得很急切了。不过，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孟浩然不配称为隐士。他还是隐士。唐代知识分子由进士及第而从政，叫做入仕。落第回家，终生不得官职，叫做归隐。唐代所谓隐士，仅仅意味着此人没有功名，不象宋以后的隐士，根本不参加考试，不求功名，甚至韬光养晦，甘心使自己默默无闻，老死无人知道。
　　
　　 写景而兼赠人的诗，一种是赠别，为送人远行而作诗。以写景开始，结尾寓送行之意。另一种便是求荐，动机本来是写景，但借题发挥,转到求荐的意思。如何转法?这就要作者的艺术手法了。孟浩然此诗的第五句，是转得很高明的。
　　
　　 初唐时期的诗人。多半是高官、贵族、豪富，他们没有乞怜求荐的需要，所以当时还没有以求荐结束的写景诗。盛唐以后，诗人多半是寒士，总盼望有一位达官贵人提挈一下，于是求荐的诗就多起来。连杜甫、韩愈这样的大诗人，也曾作过这样的诗。
　　
　　 第二首《与诸子登蚬山》，是游岘山而作的诗。“诸子”是“诸君子”的省略，意思是“几个朋友”，不可解作“几个儿子”。岘山在襄阳城外汉水上，是一处与羊祜有关的古迹。我们必须先了解羊祜的故事，才能了解这首诗。
　　
　　 羊祜是晋朝人，做褰阳太守的时候，常到岘山上与同僚饮酒游玩。一天，他感慨地对朋友们说：“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山；自古以来，有过许多贤人名士在这里游玩，可是这些人都默默无闻地消灭了，真使人悲伤。如果我死了之后，魂魄也将留恋这个山呢。”后来，羊祜果然死在襄阳，百姓追悼他，在岘山上为他立了一块碑。来读这块碑文的人，都欷歔感慨，不觉下泪。因此，人们就把这块碑称为堕泪碑。
　　
　　 孟浩然这首诗的前四旬，就是概括羊祜的话。"人事”，人物及其事迹，是有新陈代谢的。一代的人去了，一代的人接上了。这就成为古今。山水今天依然是一个名胜，却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游玩。第三联写眼前所见景色：冬季水落，鱼梁中水浅了，在山上看，云梦泽因水浅而觉得深了。这个“深”字，不是说水深，而是形容从山顶到湖面的距离深远。这里用“梦泽”，只是表示江水、湖水，并不实指洞庭湖。在唐代，襄阳已看不到洞庭湖了。鱼粱是在江水中竖竹积石，做成一道堰，用以捕鱼。利用这道堰，作为一个渡口，就称为鱼粱渡。孟浩然的《夜归鹿门歌》有句云：“鱼梁渡头争渡喧。”即指此处。这两句诗写的是一种萧条荒落的情调，用来陪衬上下文。接下去说：羊祜的碑至今还在，使我读了碑文，也为之感伤得掉泪。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当然是感生命之短促，精神状态很空虚、消沉，大约是诗人在极不得意的时候所作。陈子昂有一首古诗，和孟浩然这首诗是同一种情调：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第三首《岁暮归南山》，是因为在长安没有出路，到了年底，回终南山去住一时，乃作此诗。北阙是皇宫的北门。汉代的制度，人民要向皇帝有建议或申诉，可以把文件送到皇宫北门去，那里有人收纳。“休”字在唐诗里有两种用法：(一)不要，等于莫字或勿字；(二)罢休，停止。这里是用第二义，意思是说：不用再向北阙去上书了，还是回到终南山简陋的屋子里去居住一时。归字是倒装用，本该作“归南山敝庐”。第二联说：上书无效，可见是自己才学不够，为贤明的皇帝所弃；自身又多病，连老朋友都很少来往。第三联写迟暮之感，头上渐生白发，正在催我入老境。“青阳”即“青春”，这里是泛指时序，已逼近年终了。因此有满怀愁绪，不能入睡，只看着空虚的夜窗上，照着松林间的月光。
　　
　　 关于这首诗，《唐才子传》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天，王维在宫中办公，私下把孟浩然请进去闲谈。忽然玄宗皇帝来了，二人大惊，孟浩然赶紧躲在橱下。王维不敢隐瞒，只好直言请罪。皇帝听说是孟浩然，就说：“这位诗人，我已听人讲起过，还没有见到。”当下就叫孟浩然出来，并问他：“带了新诗来没有?”盂浩然回说没有。皇帝就要他念几首新作品，孟浩然就念了《北阙休上书》这一首。皇帝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自己不要做官，怎么诬蔑我，说我弃你呢?”于是命他仍回终南山去。
　　
　　 《唐诗纪事》里也有这个故事，稍稍不同。由于丞相张说的推荐，玄宗皇帝召见孟浩然。孟浩然念了这首诗，因而忤旨放归。当时皇帝还说，“你为什么不念‘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呢?”这个故事，显然是后世人编造出来的。洞庭湖一诗求荐之情非常诚恳，容易得人同情；所以编造故事的人断定这个张丞相是张说，并且确实举荐了孟浩然。《归南山》一诗既消沈，而且有怨愤之情，把自己的穷途潦倒归咎于“明主”，做皇帝的当然听不进去。这个故事虽非事实，但可以从此知道，这两首诗，由于表现方法的不同，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编《唐诗别裁》的沈德潜在这首诗下批道：“时不诵《临洞庭》而诵《归南山》，命实为之，浩然亦有不能自主者耶?”可知沈德潜只看到《唐才子传》的记载，而没有见到《唐诗纪事》。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增记】
　　
　　 今日偶阅《临洞庭》诗诸家旧注，发现有对此诗理解大不同者，增记于此，以备参考。
　　
　　 唐汝询《唐诗解》在末句下注引《汉书·董仲舒传》云：“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样一注，把“羡鱼”二字的意义弄复杂了。他又把“欲济无舟楫”讲作孟浩然欲求仕而自知无才。因此，他解此诗道：“此临湖而兴求仕之思，复量其才而不欲进也。……见钓者得鱼，不无欣慕意，然结网未遑，则亦徒然兴羡耳。盖襄阳本不欲仕，乃临湖而有此叹，岂抱道之情，犹未战胜耶?”
　　
　　 唐汝询首先肯定孟浩然不是要求仕的人，而此诗明显地有羡慕别人得仕之情，因而说他好象还不能安贫抱道，思想上未能战胜利禄的引诱。
　　
　　 这样讲，已经弄错了孟浩然的思想情况。可是还有一个著《而庵说唐诗》的徐增出来把唐汝询大骂一通，而且是站在比唐汝询更不理解这首诗的立场上批斥唐汝询的。现在先看徐而庵对“欲济无舟楫”一句的注释：“‘无舟楫’，言无用我为舟楫者。《书经》云：‘若济巨川，用汝为舟楫。’ ”孟浩然这句诗并没有用典故。“舟楫”二字亦不必有根据。“要过湖，可惜没有船。”这句话，谁都能说，不必一定要读过《书经》。可是现在引用《书经》此句，就把“舟楫”与“用汝”连结起来，把孟浩然此句讲作“要过湖，没有人用我作船”，怎么能讲得通?
　　
　　 接下去，徐而庵说：“垂钓者，喻出仕之人也。垂钓则可得鱼，然不如网之稳。徒有羡鱼之情，见出仕者不能大有所济，亦犹垂钓者之未必得鱼，徒羡鱼耳。此句当在垂钓者身上说。唐仲言谓浩然‘抱道之情，犹未战胜’，真无目人语。襄阳本不欲仕，何羡鱼之有哉?看诗须细细循作者之思路，方有所得。若泛然论去，所谓有意无意之间，不必求甚解，于诗究为门外汉而己。”
　　
　　 这位而庵先生一口咬定孟浩然是不要做官的人，也没有通读《孟浩然诗集》，不知道孟浩然有过许多求仕、求汲引的诗句，因此，根据他的注解，此诗后半首的意义便成为：“这个世界，没有人用我为船，因此就无人济世。在这个圣明之世，我却贫贱闲居，深感羞耻。我看那些已做了官的人(垂钓者)，也未必能有所作为。因为钓鱼终不如下网，所得的成果不大。”
　　
　　 唐汝询是从小就双目失明的人。徐而庵评他的注解为“真无目人语”，可谓刻毒。而他自己讲这首诗，比唐汝询更为不通，又何尝不是“瞎说”?唐、徐二家都不知道此诗题下还有“上张丞相”四字。也都没有从孟浩然全部诗集中去“细循作者之思路”仅仅就这四句诗中去穿凿典故，曲解诗意。至少，对这首诗的理解，我看他们二位都不免是“门外汉”。
　　
　　 一九八O年七月十一日增记
　　

　
　　
　　1 7 孟浩然：五言律诗又三首
　　
　　 洞庭湖寄阎九
　　
　　 洞庭秋正阔，余欲泛归船。
　　
　　 莫辨荆吴地，唯馀水共天。
　　
　　 渺弥江树没，合沓海湖连。
　　
　　 迟尔为舟楫，相将济巨川。
　　
　　 都下送辛大之鄂
　　
　　 南国辛居士，言归旧竹林。
　　
　　 未逢调鼎用，徒有济川心。
　　
　　 余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
　　
　　 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
　　
　　 洛下送奚三还扬州
　　
　　 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
　　
　　 羡君从此去，朝夕见乡中。
　　
　　 余亦离家久，南归恨不同。
　　
　　 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
　　
　　 孟浩然专作五言诗，现在所有的《孟浩然诗集》中，共收诗二百五十七首，五言诗占了二百二十首。五言四韵的律诗又占了五言诗中的大半。开元时期五言律诗的各种篇法、句法、调声、对偶的形式，都可以从孟浩然诗中见到。这里又选了三首孟浩然的诗，它们不是名作，从来也没有选录，宋元以来的诗话里，也没有人提到过。我现在选取这三首诗，目的是想讲一讲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律，用它们来作例子。
　　
　　 这三首诗都容易了解，不过我们还是先约略解释一下。第一首是以洞庭湖为题，寄给一个朋友阎九的。阎是姓，九是排行。中国知识分子，大约从春秋时代以来，每人都有一个名，一个字。名是正式公文书上用的，长辈叫小辈，可以称他的名，平辈之问，就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他的字。例如王维，同时友好都叫他摩诘，而不能叫他王维。但是，唐代人连字都不常用，一般熟人都以排行相称呼。排行是从祖父算起的，阎九不是他父亲的第九个儿子，而是他祖父的笫九个孙子。例如祖父有三个儿子，不管那一个儿子，首先生的孙子就是老大。以后第二，第三排下去，诗人高适的排行是第三十五，所以李颀的诗题有《答高三十五留别》。这种诗题在唐人诗集中常见，后世读者往往不知这高三十五是谁。史学家岑仲勉费过一番功夫，把《全唐诗》中用行辈称呼的人名大都考查出来，写了一本《唐人行第录》，对研究唐诗的人，很有帮助。
　　
　　 此诗大意是说：洞庭湖到了秋天水涨，很阔大了，我也想乘船回襄阳去。接着就用二联描写湖水之空阔，只见水天一片，分不清那儿是楚，那儿是吴。这地区是古代是楚接境，向来称为吴头楚尾。江水和树木都隐没在空虚渺茫之中，湖与海好象也合并为一了，这一句的意义是说湖广大得象海了。最后二句说：等你来做我的船，大家一起渡过这个大湖。这一联的意义和赠张丞相诗一样，用一个双关的“济”字，用舟楫作比喻，就从写景转入为抒情。大约作者希望等阎九回来，给他做一个介绍人，向达官贵人推荐一下。末句说“相将济巨川”，可知是双方有利的事。
　　
　　 第二首是在长安送辛大回鄂州去的诗。前四句叙述辛大，后四句叙述自己。南方的辛居士，要回家乡去了。他空有“济川”之心，而没有发挥“调鼎”之用。信佛教而不出家的称为居士。“济川”，在这里也是求官的比喻。“调鼎”本来是宰相的职责，这里用来比喻做官。这两句诗，写得很堂皇，说穿了，只是说；他想求个一官半职，可是竟没有到手。有人把“济川心”讲做“救世济民的心”，未免抬得太高了。
　　
　　 后半首说自己也是一个“忘机者”，家园也在汉水边上，因为听说你要回家去，所以从远地寄这首诗给你，以表慰问之情。“忘机者”是忘却了一切求名求利、勾心斗角的机心的人。这是高尚的比喻，事实上是指那些在功名道路上的失败者。《诗经·邶风》有一首诗，题名《式微》。有一个黎国的诸侯，失去了政权，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做了这首诗，劝他回去。“式微”的意义是很微贱。亡国之君，流落在外，是微贱之至的人。孟浩然说这首诗是“式微吟”，是鼓励辛大回家乡的意思。这个辛大，想必也是一位落第进士，和孟浩然一样的失意人物。所以这首送别诗，没有惜别之意，而表达了自己的式微之感，从而抒写了自己的乡愁。古典文学中用“式微”一词，相当于现在的“没落”。“式馓吟”就是“没落之歌”。
　　
　　 第三首是在洛阳送奚三回扬州的诗。主题、结构，和送辛大的诗完全一样。前四句说扬州是茫茫无涯的水乡，乘船回去都要依仗顺风。我羡慕你从此路回去，不久就可以见到家乡。“朝夕”即“旦夕”，亦即不久”。下四句说自己也离家已久，恨不能同你一起回南。将来如果你有书信来，我们也许可以在江上会晤。这意思是说：那时我也可能回家了。
　　
　　 三首都是送人的诗，第一首是寄赠友人，第二、三首是送别友人。第一首诗还有挣扎着求仕进之意，第二、三首则流露了灰心绝望的没落情绪。孟浩然诗的主题思想，大多如此。许多不得志的唐代诗人，他们的投赠诗也大多如此。史传说孟浩然“文不为仕，行不为饰，游不为利”，恐怕是美化得过分了。
　　
　　 在讲王绩的《野望》诗时，我曾说五、七言律诗的中间二联必须是对句，但这里三首孟浩然的诗就不符合这条规律。上一篇讲过的《与诸子登蚬山》也不符合这条规律。第一首是颔联不对的例子。第二首是颈联不对的例子。第三首是中二联全不对的例子。《与诸子登蚬山》是第一联对而第二联不对的例子。这种对法，宋代人称为“移柱”。一联好比一条柱子，第一、二联移换了柱子，以致第一联反而是对句，第二联反而不作对句。
　　
　　 这些诗的平仄，音节，无疑都是五言律诗，决不是五言古诗。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孟浩然的五言诗，当时是“天下称其尽美”的。他作诗，决不会破体失格，也决不是没有能力作对句。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答案很简单：这是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式。是从五言古诗发展到五言律诗的道路上留下来的轨迹。平仄、音节已经固定了律诗的规格，对偶的规格还没有固定，因而还可以有全不对或一联不对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五言律诗，在李白、杜甫及其他同时诗人的诗中，常可以见到，然而在中唐以后，除非偶尔有人摹仿，一般地说是绝迹了。
　　
　　 《岘傭说诗》的作者施鸿保说：“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他以为这种形式是五言律诗的最高艺术手法，是入于“化境”，初学作诗的人应当先讲究对仗，从能作对句上升到不作对句。这个理论，我颇有怀疑，为什么中、晚唐诗人都不想追求这个“化境”呢?
　　
　　奇怪的是，盛唐诗人作七言律诗，绝没有不对的联句，移柱的方法倒是有的。这或者是因为七言律诗不作对句，就近似歌行，不如索性作歌行体了。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
　　

　
　　 18 高适：燕歌行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韵一)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韵二)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韵三)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韵四)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韵五)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黄何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韵六)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韵七)
　　
　　 这首诗的作者高适，字达夫，渤海郡蓨(今河北景县)人。少时家道贫寒，流浪在中原一带。年过五十，才学做诗。进步很快，数年之间，便已成名。他曾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任书记，因而熟悉边塞生活，写了许多边塞诗。肃宗时，官至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和杜甫有交情，杜甫有几首诗为他而作。唐代诗人，官至节镇的，只有高适一人。他的诗与岑参齐名，称为“高岑”。
　　
　　 《燕歌行》是高适的著名诗作，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选取的，近年来也有过许多注释本。但是，这首诗文字虽易懂，解释却颇不容易，因为有三个问题，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作者的自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但在《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中却是“开元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张公出塞而还者”。这个张公，是张守珪。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官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开元二十一年，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以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根据这个政历，开元二十六年称“御史大夫张公”是对的，而开元十六年张守珪还没有兼御史衔，称“御史张公”是错了。由此看来，原文似乎应当是“开元二十六年”。但《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末年(公元七五六年)，收录的都是开元、天宝年间流传众口的著名诗篇。《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编集的，所根据的都是唐人写本。这两部书都较为可信，而它们同样作“开元十六年”，似乎原本确实如此。因此，我以为，可能高适作此诗及诗序时，是在二十一年以后，二十六年以前，则称“御史张公”也不错，而“开元十六年”则是他追记的年份。
　　
　　 无论是开元十六年或二十六年，这个年份只是那个曾经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回来的年份。回到什么地方?诗序中没有说明。我们知道这时期高适还流浪于梁宋之间(今开封地区)，正在学做诗。这位幕客做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看。于是高适“感征戍之事”，也和作了一首。这位幕客不知是谁，他的《燕歌行》内容也不详，可能是叙述或歌颂张守珪的功绩的。高适这首和作里，有没有引用原作中的事实?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因此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作者对于这些“征戍之事”的“感”，到底是什么态度?肯定呢，还是否定?歌颂呢，还是讽刺?我看过一些笺释，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似乎都没有说明白。
　　
　　 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结构，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还是概括了许多“征戍之事”?这些地名，是记实呢，还是借用?所提到的人物，是一个人呢，还是许多人?如果是一个人，是特写张守珪呢，还是另有别人?“汉将”是谁?“男儿”是谁?“身当恩遇”是谁?“死节”又是谁?这些辞句，都有些捉摸不定，因而笺释者就意见纷纭。
　　
　　 以上三个问题是有联带关系的，不能一个一个地分别解决。《旧唐书·张守珪传》有一段记载，极可注意：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蕃死，河西汹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
　　
　　 这一段历史，可以启发我们两件事：(一)开元十六年，有一个张守珪的幕客从瓜州回来。他曾作了一首《燕歌行》，叙述或歌颂张守珪这一次的军功。高适读了，印象很深。过了几年，就采取这个题材，也作了一首。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转官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的地名都是在幽州国防线上了。(二)诗中最有关系的两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多数注释者都以为讽刺主将荒淫，耽于酒色，而不恤士兵的生命。但是从这两句的上下文看来，分明不是作者对张守珪的讽刺。这个谜，向来没有人解通，只有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曾引用这一段史传，认为这两句与瓜州的“空城计”有关，但是，他又说：“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这样，他虽然注意到张守珪在瓜州以空城退敌这一史实，还是不敢确定这两句诗是歌颂，还是讽刺。这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诗序原本是“开元十六年”。
　　
　　 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是张守珪功名极盛时期，瓜州之胜，虽然是一时侥幸，但也可见其胆略。当时必然众口喧传，非但幕客以之入诗，而且历史传记里也写了进去，可知高适作此诗，决不是有讽刺之意。
　　
　　 《燕歌行》是乐府古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解释这个曲调的内容是“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高适所感的“征戍之事”，这也是其中之一。既然用此题作诗，就应该符合这个曲调的内容要求。所以，“铁衣远戍”以下四句，就离开了张守珪故事，而表现《燕歌行》的本意了。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对突厥、回纥、吐蕃，连年有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当时的诗人，一般是不反对的，因为是卫国战争。对于参加这些战争的将士，又常常歌颂他们为民族英雄，认为他们是为国死节，不是为了贪功受赏。“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句就表现了这个观点。但对于战争本身，他们是反对的，或说憎厌的，因为“沙场征战苦”，驱使无数人民去“暴骨无全躯”。因此，归根结底，最好还是有一位象李牧那样的将军，驻守边塞，以守备为本，既不让敌人侵入，又不至于发生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高适这首诗的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显然就是那个幕客原作的题材内容，否则，为什么说是“和”呢?其后半篇十二句是表现了他对“征戍之事”的复杂的，或说矛盾的“感”，同时，也是为了符合题目。“杀气三时作阵云”一联是描写边塞上随时都有战争。“三时”是春、夏、秋，见《左传》。春、夏、秋是耕桑的季节，古人作战一定选择冬季，可以不妨碍生产，而且容易征召兵士。“阵云”是某一种状态的云，据说出现了这种云，就预兆着会发生战争，因为这种云是“杀气蒸腾而成”。现在说春、夏，秋三时都有阵云，可知终年都有战事。
　　
　　 这首诗一共用了七个韵，每韵成为一首绝句。第二、四、七韵是平韵绝句，其馀都是仄韵绝句。每一首绝句都押三个韵脚。第四韵“大漠穷秋塞草腓”，这个“腓”字有许多本子都作“衰”字，肯定是错的，因为“腓”字是韵。第六韵“边庭飘颻那可度”，这个“度”字与下句的“有”、“斗”二字现在读起来好象不押韵，但在唐代可能是押韵的，“度”应当读如“豆”，如果不是古音，准是方言韵。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乐府诗，但从句法、韵法和平仄粘缀的角度看来，却是七首绝句的缀合。(“君不见”的“君”字可以说是衬字。)每一首绝句表达一个完整的观念，绝不与上下文联系，这种结构是极少见的。
　　
　　 从来评选唐诗的人，似乎都把这首诗评价得过高了。其实，主题思想的不一贯，句法结构的支离散漫，仍然都是缺点，在高适的创作过程中，这首诗还是他的早期作品，不能作为他的代表作。高、岑虽然齐名，论七言古体的边塞诗，毕竟高不如岑。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19 岑参：七言歌行二首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韵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韵二)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韵三)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韵四)
　　
　　 中军置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韵五)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韵六)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韵七)
　　
　　 岑参，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天宝三载(公元七四四年)进士及第。安禄山叛乱，攻占长安的时候，岑参年在四十左右。代宗时，官至嘉州刺史。为西川节度使杜鸿渐所器重，奏请以岑参为从事。杜鸿渐罢官后，岑参就终老于蜀中。天宝末年，封常清为安西节度使，岑参在其幕府中，因而熟悉西域情况，写了许多描写边塞的歌行体诗，与高适齐名。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是岑参名作之一。他的同事武判官要离职回家，节度使置酒送行，其时正在大雪天，岑参在酒席上作此诗送行。全诗以描写边地雪景开始，转到送行的意思。论这首诗的作用，也是一首赠别诗。
　　
　　 此诗前十句都是《白雪歌》。西北塞外，八月就下雪了。好象一夜之间，吹来了春风，使千万树梨花都开放了。这是描写雪之白。下面四句形容雪之寒：将军的弓都拉不开，都护的铁甲也穿不上身。唐代有北庭大都护，是西北边防的统帅。“瀚海阑干百丈冰”这一句却有问题，已有人指出过。“瀚海”就是沙漠，没有水，不会结成百丈坚冰。大约作者用错了名词，指的是蒲类海之类的大湖泊了。
　　
　　 下面八句就转到送行的事。判官东归，节度使为他送行。中军是中军之将，这里用来代替主将，即指节度使封常清。宴会上有音乐歌舞，以“胡琴琵琶与羌笛”一句来表达。宴会到傍晚，辕门口大雪纷飞，红旗在风中也因冻结而不能翻展。轮台是县名，北庭大都护驻守的地方。在轮台东门送行，这时天山下的大路已为积雪所封，行人转过一个弯，就看不见了，只留着雪上的马蹄迹，供我怀念。
　　
　　 这首诗不能说有什么突出的好处。武判官大约不是作者的亲密朋友，送行的话并没有深刻的情感。全诗只不过词句通俗流利，集中一个主题，从各方面刻画塞外雪景。在开元、天宝年间，这是一种新题材、新形式的诗歌，一时风行，成为一个新的流派。
　　
　　 《白雪歌》相传是黄帝时的琴曲。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歌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可知当时能唱此曲的人很少。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太常寺乐官取帝所作雪诗，依旧传琴曲制谱，成《白雪歌》曲进呈。岑参此诗歌咏边塞雪景，即以《白雪歌》为题，是借用乐府歌曲名，不是自创题目。下文《送武判官归》才是诗题。
　　
　　 现在，我们再读一首岑参的歌行：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
　　
　　 雪海边，
　　
　　 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
　　
　　 金山西见烟尘飞，
　　
　　 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
　　
　　 半夜军行戈相拔，
　　
　　 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
　　
　　 五花连钱旋作冰，
　　
　　 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
　　
　　 料知短兵不敢接，
　　
　　 车师西门伫献捷。
　　
　　 这一首也是许多选本都选取的名作，走马川不见于地理书，大约在轮台附近。在走马川送封常清出师西征，因此做一首描写走马川的诗，带便写进了送行之意。题目没有说明送谁出师西征，但岑参另外有一首《轮台歌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可知这一首也是送封常清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把这首诗也题为《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虽然大概不错，但总是没有根据的随意添改。
　　
　　 川，本义是河流。沿着河流两岸的平原，称为“川原”，也简称为川。“行”是歌行的行，不是行走的行。《走马川行》是这首诗的正题，是歌曲名；《奉送出师西征》是副题，是诗题。
　　
　　 这首诗的第一句，各个版本均有不同。《唐诗纪事》作“君不见走马沧海边”，显然漏掉一个川字。《唐音》、《全唐诗》、《唐诗别裁》都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显然多了一个行字。这首诗是每三句一韵，如果依照上面两种句法，则第一韵少了一句。现在我们把它写作：
　　
　　 君不见走马川，
　　
　　 雪海边，
　　
　　 平沙莽莽黄入天。
　　
　　句法韵法就与全诗统一了。“川”字也是韵，而且是起韵，下面“边”、“天”二字是跟着“川”字协韵的。沧海的“沧”字肯定是错的，现在定作雪海。岑参《轮台歌》有一句“四边伐鼓雪海涌”，可以为证。
　　
　　 《白雪歌》描写的是雪，这首诗描写的是风。“轮台九月"三句描写沙漠里的大风,设想和造句，极为雄健。下面三句就转到副题上去，“汉家大将西出师”尤其是一个关健性诗句。金山不知现在是什么山，注释者都引用《嘉庆一统志》，说是“在陕西永昌卫城北”。这样，反而在轮台之东，而且是内地了。《轮台歌》一开头就说“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这两首诗写的是同一件事，可知金山必在轮台之西。烟尘是烽火的烟尘，是敌人入侵的警报。
　　
　　 “将军金甲”三句写军容之盛，但仍然联系着风。不过“风头如刀面如割”这一句却大有语病。从语法的角度看，既然头面对举，那么这一句的散文结构，就应该是“风头如刀，风面如割”。但作者的意思似乎是。风头如刀，吹在人面上犹如被割裂了一样”。那么，这句诗实在是不合语法了。(问题在这个“头”字用得不好.)
　　
　　 “马毛带雪”三句，都写寒冷，前二句写奔驰的战马，汗气从身上的积雪下蒸发出来，随即凝结为冰。“五花”、“连钱”是马毛的纹饰，此处用来作马鬣的代用词。第三句联系到自己，在幕府中起草文书，砚水也结冰了。
　　
　　 最后三句是颂扬封常清的，也是奉送出征的礼貌语。敌人听到你的大军出动，一定恐慌万分。估计他们决不敢和我军短兵相接，肯定会投降的。那时我们当在车师西门迎接你凯旋归来。车师是古代匈奴部旗名，也是他们居住的地名，在今新疆吐鲁香奇台一带。从地形来看，应在轮台东北。如果封常清从轮台向西出师，则敌人不可能在其东北。因此，这里所谓车师，或者是用一个历史名词，以代替轮台，反正这一带都是汉代匈奴的车师前后王庭所在地。
　　
　　 岑参在西域多年，写了不少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每一首里都有些精警的句子，为后世所传诵。但观其全篇，往往还有美中不足之处。例如叙述凌乱，重复字多。此诗第五韵上二句写马，第三句忽然写到“幕中草檄”，便毫不相干。也许作者想到的是“据鞍草檄”的典故，故尔有此一句。如果是这样，则“幕中”二字便用得不适当，不如就用“据鞍草檄”，就与马联系上了。
　　
　　 第三韵中两个“西”字也没有重复的必要。《轮台歌》第一段云：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接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这八句诗中，“西”字三见，“轮台”三见，“头”字二句中再见。“旄”字二见，都是语病，善于琢磨的作者，都能避免，而岑参却不免粗疏。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一首诗中，绝对不许重复一个字。例如此诗第一、二句的“轮台”是故意要重复的，但第六句的“轮台北”就应当考虑了。
　　
　　 《白雪歌》的用韵方法很不整齐。第三韵与第七韵是四句一韵，其馀都是二句一韵。在一般情况下，一韵表示完成了一个思想概念。全诗用韵的方法，要求匀称，此诗第七韵四句是一个不可断绝的概念，所以应该是四句，况且又在篇未。如果上文都是二句一韵，此处忽然改为四句一韵，可以使读者有从容结束之感。但第三韵的四句却很不适当。分明是两个概念，应当仍用二句一韵，以取上下文的统一。
　　
　　 《走马川行》的韵法就整齐了。三句一韵，每句尾都协韵，每三句表达一个概念(只有第五韵不合格)，使人读起来就觉得音节流利，意义明白。这种韵法，起源于秦始皇的《峄山刻石》。那是三句一韵的四言诗，现在把这种韵法用于七言歌行，不知是不是岑参的创造。
　　
　　 韵与音节有关。五、七言歌行的韵法，最普通的是全篇一致，四句一韵，仄声韵与平声韵互用。这样，诗的音节是和缓的。如果二句一韵，音节就较为急促。也有逐句协韵，一韵到底，绝不转韵的，其音节就最为急促。为了调剂音节，可以改变韵法。在四句一韵中插入二句一韵，或在二句一韵中插入四句一韵。但是要求在变化中有规律，不能忽此忽彼，漫无次序。
　　
　　 韵法约束了思想概念。二句一韵，必须把一个概念约束在二句之中。如果不可能，则改用四句韵。象《走马川行》那样的三句一韵，毕竟很少使用。这种技巧，文学批评家常常称之为“剪裁”。做衣服要把衣料剪裁得合身，做诗也要把诗意剪裁得配韵。或者说，韵要配合思想概念。
　　
　　 以上所讲韵法，只是普通的、一般的规律，到了李白，由于他才气大，敢于突破常规，他的歌行常有独创的韵法。为了配合他自己的韵法，甚至还敢于改变句法，有时把散文句法也用到诗歌里来了。这种例外情况，每一位大诗人都有某些独创，不独李白一人为然。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
　　

　
　　20 早朝大明宫唱和诗四首
　　
　　
　　
　　 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贾 至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王维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官之作
　　
　　 鸡声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皇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岑参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杜 甫
　　
　　 这里有四首七律唱和诗，是宋元以来许多谈诗的人喜欢评论的。唐肃宗至德二载九月，广平王李傲率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兵二十万人收复长安，平定了安禄山父子之乱。十月丁卯，肃宗还京，入居大明宫。三年二月丁末，大赦天下，改元乾元。此时李唐政权，方才转危为安，朝廷一切制度礼仪，正在恢复。中书舍人贾至在上朝之后，写了一首诗，描写皇帝复辟后宫廷中早朝的气象，并把这首诗给他的两省同僚看。两省是门下省和中书省，在大明宫宣政殿左右，是宰相的办公厅。中书省有政事堂，是宰相和大臣会议政事的地方。当时，杜甫官为左拾遗，属门下省。岑参官为右补阙，属中书省。王维本来是给事中，做了安禄山的伪官，此时刚才获得赦免，降为太子中允。他们都是诗人。贾至是中书舍人，是他们的上司，因而每人都做一首诗来奉和。当时和诗的一定不止他们三人，不过我们现在只能见到这三首。贾至首先作诗，称为原唱，王、岑、杜三人的诗是和作，合起来称为唱和诗。
　　
　　 官位较高的诗人，有资格每天进宫中朝见皇帝。他们对于宫廷中那些威严而又华贵的礼仪，印象极深，往往有诗记录。唐宋诗人作这一类诗的不少。方虚谷编《瀛奎律髓》，给这一种诗取了一个分类目，名为“朝省诗”。
　　
　　 朝省诗和应制诗同样都是宫廷文学。字句要求富丽，对仗要求精工，思想内容要有感恩颂德之意。创作方法纯然是赋，不能用有言外之意的比兴。这种诗，在初、盛唐时期尤其多，诗人们往往用这种作品表示其写作翰苑文章的才学。我们研究唐诗，也应该了解一下，虽然现在它们已没有用处。
　　
　　 贾至的诗第一联是描写一个“早”字。进宫去朝见皇帝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还得用蜡烛。到了宫城里，才是黎明。“天”代表皇帝，朝见皇帝称为“朝天”。“紫陌”是紫红泥铺的路。第二联写大明宫的景色：千株嫩柳挂在宫门外，飞来飞去的黄莺绕着宫殿鸣啭。“建章”是汉高祖造的宫殿，规模宏大，传说有千门万户，后代诗人就用来代表宫殿。第三联写百官上殿朝见的情况：穿着朝服的官员肃静无声，走上白玉的阶陛，只听得身上悬挂的剑和佩带物的声音。衣冠端正的身上，沾染着两旁香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第四联就是感恩效忠的话了。我们大家都在凤池中享受皇帝的恩泽，应该天天写文章侍候皇上。凤池是凤凰池的简称，代表中书省的官署。此诗末一句，《唐诗纪事》作“终朝默默侍君王”，错得可笑。
　　
　　 王维的和作是紧紧扣住贾至原唱柏。第一联也写“早”：戴红头巾的卫士在宫门外传呼天亮了，宫里专管皇帝衣服的女官才把翠云裘送来伺候皇帝视朝①。汉朝时，卫士在宫门外学作鸡鸣以报晓，称为鸡人。翠云裘见于宋玉的赋，用来指御衣。晓筹是铜壶中报晓的筹子。第二联写朝见情况：宫殿的门都开了，各国官员都来朝拜皇帝。九天是最高的天，阊阖是天门。这一句实际上是宫殿开门的倒装句法。衣冠代表人物，冕旒是皇帝的朝冠,此处用作皇帝的代词。第三联写朝见时的景色：太阳光才照临到殿前的承露盘，薰炉中的香烟要飘浮到皇帝的衣服上去。汉武帝曾铸铜为仙人，掌上托着一个承接露水的铜盘，放在宫殿前。此处用来指宫殿前陈列的装饰物。皇帝的衣服绣有龙纹，称为龙衮，亦可称衮龙。第四联讲到自己的职司：朝罢之后，回到中书省，就应当为皇帝办事，起草各种诏书。“五色诏”是用典故，石季龙的诏书是用五色纸写的，故曰五色诏。此处只是用来作“诏”字的修饰语，其实唐代的诏书是用黄麻纸写的。
　　
　　 岑参的诗，前三联的内容也是同样的。第一联说：鸡鸣的时候，路上还有黎明的寒气，在这暮春时节，黄莺在皇城里鸣啭不已。从这一句看，可知这些诗都是在乾元元年三月里作的。第二联说：晓钟一响，宫中的千门万户都开了，白玉阶两旁，警卫的仪仗队簇拥着许多官员。“万”、“千”二字，都是多的意思，金阙指宫廷。上一句就是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第三联也是写“早”：花迎接这些剑佩铿锵的官员，正是星星刚才隐落的时候，柳条吹拂着旌旗，还带着露水。第四联就和贾至的原作不同了。他说：只有这位凤凰池上的人，能做这样一首好诗，正如《阳春》、《白雪》的曲子一样，使大家都难于奉和。这一联就是恭维贾至了。
　　
　　 杜甫的和诗用一半篇幅来写早朝，另一半篇幅来恭维贾至。第一联说：五更时候，铜壶滴漏的声音，催出了晓箭。这一句只是说：天亮了。古代无钟表，以铜壶滴水计时。每一个时辰有一支竹筹，或称箭，从水壶中升起。所以说“漏声催晓箭”。下面的对句是说：皇宫里的春风使桃花都红了。“九重”是最高的地方，指皇宫。人醉则脸红，桃花红了，就象是醉了。天上的人是仙人，地上的人是凡人，皇帝既称天子，皇宫就是天庭。皇宫里的人物就可以用仙字来形容，“仙仗”、“仙桃”是同样的用法。第二联写宫中日暖风微，画着龙蛇的旌旗在微微飘动，宫墙殿角上有燕雀在高飞。第三联说贾至朝见以后，满袖带着香烟回到中书省，提起笔来写成了一首象珠玉般的好诗。第四联的含意，必须先了解几个有关的典故，方能明白。原来贾至的父亲贾曾在开元初年也做过中书舍人，玄宗皇帝在先天元年即位的时候，玉册文便是贾曾作的。后来玄宗避难入蜀，传位于肃宗，这个传位玉册文是贾至作的，所以他们父子是“世掌丝纶”，两代都职掌皇家的文书。“丝纶”，代表皇帝的话，见于《礼记》。刘宋诗人谢凤的儿子谢超宗，诗文学问都好。有一天，皇帝对谢庄说：“超宗很有些凤毛。”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意思是说：谢超宗的才学，得到他父亲的遗传。后世文人就用“凤毛”来代表能继承家学的儿子。杜甫把这些典故组织在第四联中：要知道世掌丝纶的美事，但看现在凤凰池上有了凤毛。这两句对贾至的恭维，比岑参的两句更贴切了。
　　
　　 这四首诗是研究唐诗的好资料。同一题材，同一形式，出于同时四位著名诗人之手，后世人就有兴趣给他们评比甲乙，象上官婉儿评比沈、宋二诗一样。
　　
　　 现在我先抄录明清人的四诗优劣论，看看前人有过多少意见：
　　
　　 岑作精工整密，字字天成。颈联绚烂鲜明，早朝意宛然在目．独颔联虽绝壮丽。而气势迫促，遂致全篇音节微乖。王起语意偏。不若岑之大体。结语思窘，不若岑之自然，颈联甚活，终未若岑之骈切。独颔联高华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后映带宽舒，遂令全首改色，称最当时。但服色太多，为病不小。而岑之重两“春”字，及“曙光”、“晓钟”之再见，不无微【】。信七律全璧之难。
　　
　　 以上是明代胡元瑞的话，见《少室山房笔丛》。他把王维、岑参二诗作比较，以为王维的起、结和颈联都不如岑作，但颔联却好到使“全首改色”，成为四诗之最。至于缺点，则王诗中“绎帻”、“尚衣”、“翠云裘”、“衣冠”、“冕旒”、“衮龙”，尽管作用不同，总觉得衣服方面的词汇太多。岑诗则“曙光”和“晓钟”亦不免重复。
　　
　　 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富贵题出语自关福相，于此可占诸人终身穷达，又不当以诗论者。
　　
　　 这一段是明代胡震亨的话，见《唐音戊签》。他排定了考案：王维冠军，岑参亚军，杜甫殿末。理由是杜甫此诗最为寒伧，富贵庄严的气象不足。接下去讲到有福相的人说话自然有富贵气，不能说富贵话的人，必定是穷途潦倒汉。因此，从诗看人，可以预测杜甫一辈子不会显达。这是他的定命论观点，我们不必重视，也无暇在此批判。他既以“富贵语”为衡量这四首诗的标准，可知他把王维列为第一，是因为王诗的富贵气象胜于岑诗。
　　
　　 岑王矫矫不相下，舍人则雁行，少陵当退舍。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当以一诗议优劣也。
　　
　　 这是明末唐汝询的意见，见《唐诗解》。在岑、王之间，他不能定甲乙，贾至则挂名第三，杜甫考得了背榜。但又赶快申明这仅是四首诗的高下，并不是四人全部诗作的定评。
　　
　　 岑诗用意周密，格律精严，当为第一。贾亦不能胜杜．
　　
　　 这是吴昌祺的一段眉批，写在唐汝询的评语上边，见《删订唐诗解》。他定的考案是：岑参、王维，杜甫，贾至。
　　
　　 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起二句"早”字,三四句大明宫早朝。五六正写朝时，收和诗匀称。原唱及摩诘、子美，无以过之。
　　
　　 这是清人方东树的意见，见《昭昧詹言》。他以岑参诗为第一，理由是全诗章法匀称。其他三诗，他没有排名次。
　　
　　 和贾至舍人早朝诗究以岑参为第一：“花迎剑佩、柳拂旌旗”，何等华贵自然。摩诘“九天阊阖”一联失之廓落。少陵“九重春色醇仙桃”更不妥矣。诗有一日短长，虽大手笔不免也。
　　
　　 这是晚清施鸿保的意见，见《岘傭说诗》。他的最后二句，意思与唐汝询同，表示并不因此诗而否定杜甫的伟大。其实他们这些话是多馀的，他们为什么不反过来说，他们并不以为岑参的诗都是第一呢?
　　
　　 早朝唱和诗右丞正大，嘉州明秀，有鲁卫之目。贾作平平。杜作无朝之正位，不存可也。
　　
　　 这是沈德潜的评价，见《唐诗别裁》。他以为王、岑之间，旗鼓相当，不易分高下。贾至诗虽平平，还可列入第三。杜甫诗只做“早”字，没有把“朝”字放在正位上，就使主题落空，因此他根本不选这首诗。
　　
　　 以上选录了明清二代七家的评语，只是现在手头所有的资料。宋元人诗话中也有过个别论议，但似乎还没有人作综合评比。单就这七家的论定来看，杜甫不及格是肯定的了。岑得三票，王得二票，弃权二票。看形势，岑诗的冠军地位，较王诗为稳。
　　
　　 从全诗的结构、章法、句法来看，我以为这样的定案是公允的。但从部分诗句的评论来看，还可以有所商榷。胡元瑞说王维诗“结语思窘，不若岑之自然”。这是牵涉到诗的结尾方法的问题。贾至诗是首唱，可以不谈，岑参、杜甫二诗的结尾都是针对原作，谀颂贾至的。因为贾至是中书舍人，是长官。王维诗的结尾，虽然用贾至原意，却并不对贾至一人而言，只是泛说两省僚友退朝之后，就得回到省中去办公。这是因为王维的官位是太子中允，和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阶。他的资格也比贾至老，因此他不作恭维贾至的话。岑参官右补阙，是从七品官；杜甫官左拾遗，是从八品官，他们当然应该恭维一下长官。从恭维的辞藻来比较，杜甫的结联实在高于岑参。胡元瑞说王维思路窘弱，恐怕没有考核一下当时王维的身分。
　　
　　 贾至的原作，虽然工稳，但没有一联警句，比起来真是平平。其馀三诗，各有一联被推为名句。王维是“九天阊阖”一联，岑参是“花迎剑佩”一联，杜甫是“旌旗日暖”一联。王维这一联，胡元瑞以为“高华博大，冠冕和平，使全诗为之生色"，而施鸿保却说是“失之廓落”。这两家的评价，相去甚远。“廓落”就是空泛，大约岘傭以为这一联是抽象的描写。他把“九天阊阖”误解为天庭，把“万国衣冠”误解为全世界的人，于是便觉得诗意不切“朝”字，流于空泛了。其实王维此联的重点在“万国衣冠”一句。当时有契丹、吐蕃、回纥、南蛮许多国家和部落的军队来协助平定安禄山之乱，每天都有各国的可汗、君主、或将帅参与朝会。王维写的正是当时现实的盛况，而这正是贾、岑、杜三诗所没有表现的。因为有了下一句，才配了上一句来形容宫殿之高大。所以胡元瑞感到这一联所描写的朝会气象和其馀三首诗不同。它非但不是“廓落”，而正是写出了当时朝会的一个特征。
　　
　　 岑参的一联，也有过不同的看法。唐汝询解释道：“花柳芬菲，星沉露滴，早朝之景丽矣。”吴山民在《唐诗评【】》中也批评这二句“花星无涉，柳露相粘”。可知他们都以为二句之中写了四景，每句的上四字与下三字不相干。这是没有足够的体会。吴昌祺就指出：“花迎二句，或谓为两截语，非也。盖言迎于星落之时，拂于露湛之际耳。”这就把作者的句法讲明白了，怎么能说“花星无涉”呢?至于“柳露相粘”，是说这一句中犯了用双声字之病。一句诗中，忌用双声字，这是关于调合四声的八病之一。在盛唐时候，诗人还不重视这种声病，我们可以存而不论。
　　
　　 杜甫的“旌旗日暖”一联，是苏东坡极口称赞的。但这一联的下句与上句不很相称。因为用了“燕雀”二字便不够富丽。封建时代的宫廷文学，对花鸟之类，也有选择。讲到花，总得用牡丹、芍药、桃李之类。讲到鸟，总得用凤凰、鹦鹉之类。“雀”是田野里的小鸟，放在宫里，就显得寒伧。杜甫这一句本该用“莺燕”，就没有问题，可是这里只许用两个仄声字，老杜也只好配上一个“雀”字了。
　　
　　
　　
　　①皇帝在正殿接受群臣朝见．称为“视朝”。
　　
　　
　　
　　 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
　　

　　21 王湾：五言律诗二首
　　
　　 江 南 意
　　
　　 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
　　
　　 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河岳英灵集》
　　
　　 次北固山下作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国秀集》
　　
　　 现在选讲一首王湾的诗。这首诗，从唐代传流下来，一开始就有两个文本。除了中二联只差一字外，起结二联，完全不同，连题目也不同。这是研究唐诗的人都感到兴趣的。
　　
　　 王湾，洛阳人，不知其字。《唐诗纪事》说他登先天进士，开元初为荥阳主簿。以后被马怀素选请去校正秘阁群书，最后的官职是洛阳尉。《唐才子传》说他是开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进士，比先天迟了十年。天宝年间，国子生芮挺章编选了一部同时代人的诗集，叫做《国秀集》。此书一共选录了诗二百二十篇，王湾这首诗也在内，题作《次北固山下作》。过了十年，丹阳进士殷璠也编了一部当代诗选，题名为《河岳英灵集》。此书一共选诗二百三十四首，都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名作，王湾这首诗也被选进了，但题目却是《江南意》。同时的书，选的又是同时代的作品，两个本子文字如此不同，这是极为少见的。后世人选录这首诗，有人用芮本，有人用殷本，对于这首诗的体会和解释，也就不同。
　　
　　 幸而中间二联只差一个字。颔联写长江水涨风静之景，芮本作“两岸阔”，殷本作“两岸失”，这就有人评比过。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说：“两岸失，言潮平而不见两岸也。别本作两岸阔。少味。”可是，我却觉得用“阔”字好得多。潮与岸平，则感觉到两岸开阔。若“两岸失”，则潮水泛滥成灾了。如果从“平”字去体会，我以为“阔”字是作者的改定本。
　　
　　 颈联是盛唐名句。王湾的诗名，全靠这一联，垂于不朽①。海上已涌出一轮红日，这边还是残夜；江上已有春意，而旧年还未过完。这是说江南春早。两个动词“生”和“入”都用得灵活。“生”字还比较平常，“入’字却非经过苦心锻炼不能想到。他用的是倒叙句法。不说腊月里已有春意(可能这一年立春在腊月)，而说春意进入了旧年。殷瑶说这两句是“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又说：张说作宰相的时候，曾亲手写了这首诗，贴在政事堂中，教人学习。
　　
　　 这两个文本，不但题目不同，连起结二联也绝然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是被别人改了诗题，很可能是原作者一诗二用。初稿也许是“江南意”，写北方人初到江南所见的景色。起联作正面叙述：南方有很多新的意思，趁大清早就开船东下。接下去两联就描写江水，海日和早春。在北方人看来，这些都是新意。这个“意”字，现在文言里似乎已没有这样用法，但在口语里却还存在。我们看到好风景或新鲜事物，常常说：“有意思”，就是这个“意”字的注解。最后一联说：向来我看过各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只有这里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偏”字，在现代语文中已没有这样用法，但在唐代却是一个普通状词。岑参的《敦煌太守后庭歌》结句云：“此中乐事亦已偏”，又孟郊《边城吟》云：“西城近日天，倍禀气候偏”，都是同样的用法。“偏”字本来有不正、欹侧的意义，大约唐人引伸而有独特，别致的意义。
　　
　　 “次北固山下”，即在北固山下宿夜。“次”字作停顿解。无论驻马、泊舟、停车，都可以用“次”字。这个诗题的意义是停船在北固山下过夜，待明天一早开船。北固山在镇江。如果把《江南意》的中间二联用于这个诗题，起结二联就必须改作。于是，作者把起联改为“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以点明题目。结联改作“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以旅客怀乡的情绪作结束。
　　
　　 芮挺章的《国秀集》先出，他得到是题为《次北固山下作》的文本，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迟出，他得到的是《江南意》文本。但是我以为芮挺章得到的是改定本，殷璠所得却是初稿本。因此，我以为“潮平两岸失”是初稿，而“两岸阔”是作者自己的改定本。
　　
　　 方回编的《瀛奎律髓》选了这首诗的《次北固山下》文本，在评语中说：“《江南意》似不如此篇之浑全。”周伯弼的《三体唐诗》亦用此本。《唐诗纪事》、《唐才子传》都采录了《江南意》文本。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录用了《次北固山下作》文本，但是他把“两岸阔”改回来，仍作“两岸失”。可见他以为从全体看，这首诗以《次北固》本为佳，但在“阔”与‘失”之间，他坚持以为“失”字有味，硬是改乱了二本的真面目。
　　
　　 顾小谢的《唐律消夏录》选用了《江南意》文本。他有一段很好的评解，今全录于此
　　
　　 第三、四句潮平岸失，风正帆悬，寻常之景。第五、六句因海天空阔，见日出恁早，故日生残夜。江树青葱，觉春来亦恁早，故曰入旧年。句法虽佳，意亦浅近。妙在是北人初到江南，处处从生眼看出新意，所以中间两联．便成奇景妙语。后人将此题改作《次北固山下作》，起结全换，是何见解，可叹可叹。
　　
　　 这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它说明了诗与题目的密切关系。中间二联写的本来是寻常景色，诗意亦是浅近的。在《次北固山下》这个题目之下，这两联便显不出妙处。用《江南意》为题，而且第一句就点明“南国多新意”，于是这两联便突出了。它使读者感到是典型的江南气象，是初到江南的北方人生活经验中的新意。由此可见，读古代文学作品，连题目都应当注意，看看作品本文与题目是否呼应?题目能否慨括本文全篇?孟浩然的《临洞庭》一诗，岂不是也因为被删去了“赠张丞相”四字而使读者感到结尾几句不着题吗?
　　
　　 至于顾小谢认为《次北固山下》是后人改换的题目和诗句，这是不可能的。后人窜改古人诗，从来没有这样大幅度的改。而且这两个文本，见于同时代人所编的书，相去不过十多年，要改也只能是同时代人所改，决不可能是后人所改。所以我估计这是王湾自己的改本。
　　
　　
　　
　　 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
　　
　　
　　
　　 ①谭友夏在〈唐诗归〉中评此联云：“不朽。”
　　

　　
　　 22 边塞绝句四首
　　
　　 凉 州 词
　　 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
　　 凉 州 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
　　 出 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来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
　　 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岑参
　　 初、盛唐时期，东北，西北，西南各处国防线上常有战事，唐朝政府不得不派大军守卫边境。统率这些国防军的节度使都是著名的将帅，他们需要带一批文人去掌管文书事务。文人进入节度使幕府，有希望由于长官的举荐而获得一官半职。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许多著名诗人都被收罗在边防节度使的幕下。这些诗人熟悉了边塞风物和将士的生活、情绪，用各种形式的诗歌来歌咏、表现它们，于是唐诗中大量出现了这一类的新题材。我们把这一类诗歌称为边塞诗。我们己讲过了高适、岑参的三首七言歌行形式的边塞诗，现在再选讲四首七言绝句形式的边塞诗。
　　 第一、二首都题作《凉州词》。“凉州”是当时新流行的曲调。据说有一位龟兹国王爱好音乐，他在大山中听风声水声，和他的乐师们一起谱成许多歌曲，在西域风行一时。唐朝的陇右节度使郭知运搜集到这些曲谱,进献给玄宗，玄宗就交给教坊翻成中国曲谱，并配上新的中国歌词。就以歌曲产生的地名为曲调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十多个曲调。诗人们热烈欢迎这些新鲜的歌曲，大家都为它们作词，因此许多人的诗集里都有以“凉州词”、“伊州词”或“甘州词”为题的诗歌，它们是唐代新的乐府曲名，不是诗题。
　　 王翰的《凉州词》写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在临阵以前，僚属给他欢送出征。葡萄酒是凉州名产，夜光杯是最好的白玉酒杯，也是凉州名物。用这一句来概括宴席的丰盛。将军还想多喝几杯，可是军士们已骑上马，不便口头催促，只是拨响着琵琶。将军一听，就知道伙伴们在催促他了。但将军此时已喝得醉醺醺的。他是贪杯酗酒吗?不是。他是贪生怕死吗?也不是。他说：我醉倒在战场上，你们也别笑我。你们看，从古以来，上阵作战的人有几个活着回来的?这就表现了将军抱着必死之心，喝饱老酒，上马杀敌的豪壮气概。施鸿保评这二句道：“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他的体会没有错，我们应当把这二句看作幽默话。
　　 第二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就用另外一种边塞风光来谱词了。他先写塞上边城，在高山之间露出一片城墙。山下的黄河好象从白云中流出来。他把这个国防重镇的地理形势勾勒出来了。于是在这里听到有人在吹笛子，所吹的曲调恰是“折杨柳”。这是西北一带的横吹曲。从南北朝以来，人民有一种折杨柳枝送别的风俗，因而“折杨柳”的曲子又成为离别时奏的乐曲。现在听到又有人在吹这个曲子，体会到吹笛人一定有怀乡怨别之情。于是，诗人说：玉门关外，只有黄沙白草，春风都吹不到，哪里有杨柳可折。你吹笛的人，也不要怨杨柳了吧。结合前面二句，就可以感觉到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说玉门关外如此荒芜寒冷，身居其地，怀乡恨别之情，极其深刻。“何须怨”不是真的劝他不要怨，而是说怨也无用，这是更深刻的反话。羌笛是西羌人做的笛子，吹笛子的人还是守卫边塞的大唐战士，不能理解为羌人在吹笛子。李白有一首《春夜洛阳闻笛》诗，其二句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可以为解释王之涣此诗的参考。近来有人注释此诗，知道“折杨柳’是曲名，却没有注明这个曲子的意义，因而对全诗的主题思想就无所知了。
　　 这首诗最早见于《国秀集》。第一、二句云：“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直上白云间。”次序与今本不同。其次是《集异记》所引，第一句作“黄沙远上白云间”。后来在许多宋人书中，都作“黄沙直上白云间”①。“黄河”与“黄沙”，“远上”与“直上”，孰是孰非，引起了后人的推敲。
　　 许多人主张应以“黄沙”为是，“黄河”为误。理由是凉州城外没有黄河。我以为“河”与“沙”是传写之误，今天已无法确定到底原本是什么。论句法气势，则应当以“黄河远上”为较好。李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就是同一意境，这都是当时诗人对黄河上游的印象。至于说凉州不在黄河边上，因而肯定了“黄沙”，这也有问题。因为“凉州词”是谱唱《凉州曲》的歌词，其内容本来不限定要描写凉州城。王之涣此诗只是写一个边塞上的戍城，“孤城”是泛用，并非专指凉州。再说，凉州也不在万仞山中，如果认为此诗是描写凉州的，那么连这第二句也得否定了。
　　 王昌龄一首题为《出塞》，即出关。在唐诗中，一般用以表示出征，而“入塞”则表示凯旋归来。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先从字面排列讲：看看天上的明月，还是秦朝时候的明月；看看雄壮的关城，也还是汉朝时候的国防建筑。第二句接着说：在这个从古到今景色不变的关塞中，出关万里去参加远征的人都没有回来。于是，诗人不免有些厌恶这种战争。他想，为什么要很远的走出国境去征伐胡人呢?如果有一位象李广一样的飞将军，能坚守边防，不让胡人的骑兵越过阴山来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使许多兵士免于死亡吗?显然，这是一首反对侵略战争的诗，写得很含蓄，用“但使”、“不教”两个词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一句曾引起过许多争议。王世贞以为是“可解不可解”(《全唐诗说》)的诗句。吴昌祺以为这地方在秦朝还是明月照着的荒野，到汉朝便已有关城了。这都是从字面排列的呆讲，把“秦时明月”和“汉时关”分为不相干的两部分。其实，诗人用“秦汉”二字是活用，也是形象用法。意义只是说：这里天上的月色，和地上的关城，都仍然和秦汉时代一样。但他不能把诗句写成“秦汉明月秦汉关”，这不成为诗，于是他改作“秦时明月汉时关”。无论是“秦”是“汉”，这两个字都代表一个抽象的概念；“古”，并不是要把明月和关分属于两个朝代，而是把“秦汉”二字分在二处作状词。这种诗句的修辞方法，称为“互文同义”。卢纶有一首《送张郎中还蜀歌》，起句是“秦家御史汉家郎”。张郎中是御史兼郎中，都是秦汉以来古官名，诗人亦用互文式的修辞来造句。这可以说是唐人句法，宋以后就不见这样的句子了。
　　 第三句的“龙城”与“飞将”，注释家也有许多意见。龙城是汉代匈奴的都城，大将军卫青征伐匈奴，直捣龙城。但匈奴是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都城。所谓都城，只是指匈奴各个部落首领所在地，或者说军事主力所在。飞将军是汉代将军李广，他驻防边疆，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形容他用兵神速。这里是两个典故的合用，“龙城飞将”只是说能打败敌人的名将，并不实指某处某人。有些注释者太拘泥于历史事实，考证出龙城应当是卢龙塞，飞将应该是卫青而不是李广，因为李广与龙城无关。这样讲诗，真是“固哉”!试参看唐诗中用这两个名词的，都是活用，不可死讲。杨炯《从军行》云：“铁骑绕龙城。”卢照邻《战城南》云：“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沈佺期《杂诗》云：“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虞世南《从军行》云：“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这几位诗人都在王之涣以前。如果要把他们诗中的“龙城”确定在某一地方，那么一会儿在雁门，一会儿在涂山。后来温飞卿有诗云：“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这个龙城，又在榆关外了。岂不是也很难解释?“飞将”也是唐诗人常用的语词，只是猛将、勇将的意思，不必牵扯到卫青或李广，更不必和上下句中的地名联系考索。贺朝诗云：“天子金坛拜飞将，单子玉塞振佳兵。”杜甫《秦州杂诗》云：“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都和王之涣同样用法。
　　 最后一首岑参的诗。用另外一种手法来表现他旅居边塞的寂寞。“故园东望”即“东望故园”，因为调声关系，把它们倒装了。东望故乡，路程遥远，被怀念家乡的情绪所激动，两个袖口抖索地擦不干眼泪。恰巧路上遇到一个回京城击的使者，就想托他带一封家信回去。可是随身没有纸笔，无法写信，只好托他带个口信回家，说自己身体健康，平安无恙。这首诗是平平直直的叙述，没有寓意，全用赋的手法。因为所叙的事实深刻地表现了边塞征人的怀乡情绪，尽管是质朴的素描，也仍然很能感动人。
　　 关于王昌龄、王之涣这两首诗，唐人小说中记录了一个故事：有一天，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同在旗亭上游春饮酒。恰有几个歌妓在侍候贵人，唱歌劝酒。他们三人便约好，听这些妓女唱什么人的诗最多，借此评定三人中谁最有名。第一个妓女唱了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第二个妓女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第三个妓女唱的是“奉帚平明金殿开”，又是王昌龄的诗。于是王之涣指着一个最美的妓女说：“如果这个姑娘唱的不是我的诗，我就一辈子不做诗了。”后来，轮到这个妓女唱，果然唱的是王之涣的“黄沙远上白云问”。接着，她又唱了两支歌，也都是王之涣的诗。这个故事见于薛用弱的《集异记》，它说明二王、高、岑诸人，在当时同样著名，不易分别甲乙，而小说的作者是以王之涣为第一的。
　　 这些绝句，直到后世，还有人评比。明代的李于鳞，以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为唐人绝句第一。王世贞以王翰的“蒲桃美酒夜光杯”为第一。清代的王渔洋以王维的“渭城朝雨挹轻尘”，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王昌龄的“奉帚平明金殿开”，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为唐人七绝最佳作品，而且说：从此以后，直到唐末，也没有人能超过这四首。施鸿保也举出“秦时明月”、“黄河远上”二诗为唐人边塞名作：“意态雄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可知这几首诗之为唐代七绝最高作品，已是众口一辞的定评了。
　　
　　 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
　　【增记】
　　 唐时玉门关外没有杨柳，故王之涣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想到王之涣这两句诗，就命令各地官员在天山南路大道两旁种了几十万株扬柳。当时称为左公柳。左宗棠幕下诗人、将军都作诗歌颂。
　　邓廷桢诗云：
　　 羽林壮士唱刀环，齐裹貂褕振旅还。
　　 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过玉门关。
　　又杨昌浚诗云：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近来从清人笔记中见到这两首诗，我以为可作唐诗佳话，故附录于此。
　　
　　 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记
　　
　　① 《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诗纪事》均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全唐诗》亦用此句。
　　

　
　　 23 五言绝句四首
　　
　　
　　
　　 相 思 子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王 维
　　
　　 登鹳鹊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
　　
　　 春 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一金昌绪
　　
　　 哥 舒 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失名
　　
　　 现在选讲四首五言绝句。律诗与古诗的关系，在五言绝句这一形式中显示得最为密切。因此，现在打算趁这个机会来看看从古诗演化为律诗的历程。
　　
　　 先请读一下这四首古体五言诗：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
　　
　　 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汉诗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
　　
　　 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晋)子夜歌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北朝)折杨柳枝歌
　　
　　 客游经岁月，羁旅故情多。
　　
　　 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
　　
　　 ——庾信：《和侃法师三绝》
　　
　　 第一首是汉代的五言诗，不讲究平仄粘缀，第一、二、四句尾是韵，用的是仄声韵。这一形式的诗，在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里，给题上了“古绝句”的名目。第二首是晋代的民歌，也不讲究平仄粘缀，第二、四句尾是韵，用了平声韵。第三句第五字仍用平声字，但不协韵。第三首是北朝的民歌，也没有讲究平仄粘缀。笫一、二、四句尾是仄声韵，第三句末也是仄声字，但不是韵。第四首是北周诗人庾信的诗，平仄粘缀，完全符合唐人律诗。第二、四句尾是平声韵，第一、三句尾都用仄声字。诗题已称为“绝”。庾信另外有一首五言诗，题目就是“绝句”。由此可见，五言绝句不是唐代诗人的创造，而是已完成于南北朝末期。不过，在那时候，象庾信这样平仄和谐、完全符合唐律的五言绝句还是不多，不论是民歌或文人作品，仍以前三首的古诗形式为主。
　　
　　 在唐代律诗形式完成以后，五律、七律、七绝，这三种诗体都已摆脱了古诗传统。独有五绝还保持着古诗传统。唐代诗人作五言绝句，兼用平韵和仄韵。用仄韵的几乎仍是古诗形式，连平仄都无须粘缀，试举孟浩然的一首《春晓》为例：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首诗，尽管选诗的人把它列入近体诗的五言绝句，其实与古诗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五言绝句中，古诗和律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它们的界线并不清楚。
　　
　　 现在要讲的四首唐人五绝，都用平声韵，平仄粘缀合律，这是五言绝句的正格。作五言绝句，一般都依照这种形式。五绝只有二十个字，比七绝还少八个字，更容不下复杂的内容。因此，我们对五绝的题材内容，不能有奢望。只要它能使人获得清新的感觉，在短小的形式中有回味，这就够了。希腊古代有一种诗铭(Epigram)，也是小诗，希腊人比之为蜜蜂的刺。虽然小，却能刺痛人。这个比喻，也可以用于我们的五言绝句。
　　
　　 这四首诗，文字都浅显，表现方法都是正面叙述，一读就懂，不必逐句解释。唐宋以来的文学评论家，对于诗，也要求符合“起承转合”的逻辑性，象散文一样。他甚至规定了律诗的第一联必须是起，以下三联，必须分别为承、转、合各一联。对于一首绝句，则第一句至第四句，必须依次序为起、承、转、合。这样论诗，未免太机械，有些诗人不很理睬这一要求。但是，尽管起承转合的句法可以移易，逻辑上的三段论法，每一首诗总是不可违背的。这四首诗的起承转合表现得很清楚，可以用来说明一首诗的逻辑性。
　　
　　 第一首和第三首，都是起承转合各一句。“红豆生南国”，“打起黄莺儿”，概念都不完全，必须有下面一句。才完成一个概念。所以，“春来发几枝”和“莫教枝上啼”是承接上句以完成一个概念的。第三句都是转句。没有这一句，那么第四句就和第一、二句找不到关系，也就是这首诗上下无从结合。第二首“白日依山尽”二句是平列的对句，没有起和承的关系，只能说这二句都是起。第三句仍然是转。可见这首诗只有起、转、合，而没有承。第四首以“北斗七星高”一句起兴，而第二句“哥舒夜带刀”不能说是承接句，因为它和第一句没有关系，我们只能说二句都是起句。这样看来，所谓起承转合的规律，在于活用，而许多绝句，可以没有承句。
　　
　　 第一首王维的《相思子》，这是生长在南方的植物，结出鲜红的象豆一般的子，俗名红豆。民间传说以为身上佩带这种红豆，能永远怀念关心的人。王维用这个传说写了这首诗，送给到南方去的朋友。
　　
　　 这首诗，刘须溪校本《王右丞集》中没有收。《唐诗纪事》说：安禄山之乱，著名的宫廷歌人李龟年流落在湖南。在湘中采访使的酒席上，他唱了两个歌，都是梨园里作谱的王维的诗。其中之一就是“红豆生南国”。李龟年唱的第二句是“秋来发几技”，第三句是“赠君多采撷”。《唐诗别裁》选入了这首诗，第三句作“劝君休采撷”。《全唐诗》所载此诗，注明了各本异文，而第二句却采用了“秋来发故枝”。这样一首小诗，第二句和第三句有许多异文，使读者感到困难，不知原本到底如何。甚至连这首诗是否王维所作，也可怀疑。
　　
　　 “春”和“秋”的问题，我以为应作“秋”字。红豆子结于秋天。“发几枝”是说结出几枝红豆，不是说红豆树的枝叶。因此，“发故枝”肯定也是错的，因为如果指枝叶而言，则“故枝”早该在春天就萌发了。“劝”与“赠”的问题，显然“赠”字是错的，因为使这个句子不通了。“劝”与“愿”没有大区别，都可以用。“多采撷”与“休采撷"的距离却远了。因为“此物最相思”，所以劝朋友多采些，就是希望他别后时常相念。这就是汉代人临别时常用的“长毋相忘”的意思。如果劝他不要采，那就是希望他不要相念，免得损了健康。这也就是李陵答苏武的信中所说“勿以为念，努力自爱的意思。两个字义虽然相反，诗意却都可以讲得通。而用“休”字则诗意似乎更深一层。
　　
　　 现代青年看到“相思”二字，想到的只是男欢女爱。看到“情人”二字，想到的只是男女情侣。用这一观念去读古代文学作品，容易想入非非。古代作家用这些语词，有庄重的用法，用于朋友；有侧艳的用法，用于男女私情；还有比兴的用法，表面上是说男女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用以比喻君臣、朋友的关系。这些都要根据作品的涵义作具体的区别。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鲍明远诗：“廻轩驻轻盖，留酌待情人。”都是指朋友的。费昶诗：“窥红对镜敛双眉，含愁拭泪坐相思。”晋《子夜歌》：“情人刘碧玉，来嫁汝南王。”都是指男女之爱的。张九龄诗：“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就是比兴的用法了。王维这首诗是一般的给朋友的赠别诗。近来有人解释这首诗，先把红豆说成是爱情的象征，于是肯定诗中的“君”字是指一个女子所恋爱的青年。这样讲诗，我看是走错门路了。
　　
　　 第二首王之涣的《登鹳鹊楼》。这个楼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在唐代是河中郡的城楼，以高敞宏伟著名。唐诗人登此搂作诗者不少，除王之涣这一首之外，现在我们还可以读到畅诸、李益、吴融等人的作品。王之涣登此楼，一眼看去，太阳正靠着中条山背后沉下去，黄河正在滔滔滚滚地奔向大海。这样，已是用尽了目力，再也不能眺望得更远了。于是他说：如果要看到千里之外，非得再上一层楼不可。二十个字，诗意不过如此，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著名?因为他把登楼望远这一件平常的生活经验，用形象思维的方法表达了一个真理。前二句写登楼所见，是赋。赋可以夸张，在鹳鹊楼上，望不到黄河入海，离中条山也很远。这一夸张，离现实太远。后二句是比。俗话说：“站得高，望得远。”成语说：“高瞻远瞩。”这是从逻辑思维中得到的概念，放不进诗里去。诗人用比喻来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便耐人思索，不是干巴巴的直说道理了。现在，这两句诗已成为经常被引用的成语，适用于各种类似的情况，因而使此诗成为名作。
　　
　　 这首诗最初见于《国秀集》，题为《登楼》，作者是朱斌。锺惺的《唐诗归》选录此诗，也以为是朱斌的诗。但在其他选本和《全唐诗》中，都以为是王之涣的诗。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记载， 于《翰林盛事》：“朱佐日，吴郡人。两登制科，三为御史。天后尝吟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是谁作。李峤曰：‘御史朱佐日诗也。”《翰林盛事》是唐人笔记，记翰苑文人的故事。不知何人所作，现在此书已失传。这一段文字被引用在宋人朱长文所著《吴郡志》中。朱佐日，可能就是朱斌。由此看来，如果《翰林盛事》的记载可靠，那么，武则天已读到过此诗，恐怕其作者可能是朱佐日，而不是王之涣。再说，《国秀集》是一部可信的诗选集。编者与王之涣同时，他决不会把王之涣的诗改署朱斌的名字。又《国秀集》的诗题是《登楼》，不是《登鹳鹊楼》。从“黄河入海流”一句看来，我以为这首诗可能是登近海的楼台而作，因为这一句用在鹳鹊楼，实在太不适当了。
　　
　　 第三首“打起黄莺儿”，此诗先见于《唐诗纪事》，题目是《舂怨》，作者是金昌绪，馀杭人。“打起”作“打却”，“啼时”作“几回”。有注云：“顾陶取此诗为《唐类诗>。”顾陶是唐末人，编过一部《唐诗类选》，现在只存残卷。由这个注可知此诗从《唐诗类选》中选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也收有此诗，题目是《伊州歌》，作者是盖嘉运。注曰：“开元中，盖嘉运为西凉节度使，进此诗。”盖嘉运和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一样，都是迎合玄宗皇帝的意志，在西域搜集新的歌曲。伊州曲是盖嘉运进呈的。但他进呈的是曲谱，不是歌词。注称“进此诗”，这就错了。诗题《春怨》，恐怕是顾陶所改定。开元，天宝年间，《凉州》、《伊州》、《甘州》等歌曲盛极一时，许多诗人配合这些新曲调作歌词，大多用五、七言绝句形式。这首诗题作《伊州歌》，可能是原题，象王翰、王之涣的《凉州词》一样。
　　
　　 这首诗用一个妇女的口气来反映一种社会现实。她吩咐侍女赶掉树上的黄莺，不让它们鸣嗓。因为黄莺不停地鸣叫，会惊醒她的梦，因而不能在梦中到辽西去会晤她的从军远征的丈夫。辽西是和契丹作战的地方。当时契丹屡次入侵，唐朝徵发了许多人民去作战，军事连年不解，使无数夫妻长期离别。诗人作此诗，反映了人民的厌战情绪。“辽西”是此诗的关键，当时人读了这首诗，立刻就体会到作者的意志，因为这正是人人都怕去的地方。
　　
　　 崔颢有一首诗，题目就是《辽西》。诗意是把远戍辽西的士兵的苦况，向安居乐业的洛阳人报导。李白诗有“相思不相见，托梦辽城东”，也是说士兵的妻子不能见到丈夫，只能在梦中到辽城去会面。由此可知，此诗的主题，反映着当时的一种社会现实。后世人见了“辽西”二字，不会触目惊心，联想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因此就把这首诗看成仅仅是描写闺情的诗。作《唐诗合解》的王尧衢解释此诗云：“梦既惊断，辽西便到不得，连梦见良人也不能矣，写闺情至此，真使柔肠欲断。”近来有一个注释本，在“辽西”下注道：“辽西是她所思念的人的居住地。”这都是光从文字表面来理解，什么“闺情”、“春怨”，“居住地”，注解了一大堆文字，都没有指出诗的涵义。
　　
　　 第四首是西北一带的民歌。开元、天宝年间，吐蕃不时入侵。安西节度使哥舒翰骁勇善战，大败吐蕃主力部队于石堡城。占领之后，把石堡城修筑坚固，成为唐朝的国防要塞，从此吐蕃就不敢侵入青海。当地人民就编了这首歌谣来赞扬他。李白有一首诗，题目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有句云：
　　
　　 君不能，学哥舒，
　　
　　 横行青海夜带刀，
　　
　　 西屠石堡取紫袍。
　　
　　大约正是这首民歌流行的时候写的。这首歌谣第一句“北斗七星高”是用北斗星来起兴，同时也用来比喻哥舒翰。在全诗中的意义，可以说是“兴而比也”。天上有北斗星，使夜行人辨认方向，不至迷路。地上有哥舒翰，他通宵带刀警备，使人民高枕无忧。第三、四句就说：自从哥舒翰驻守在这里以后，吐蕃人不敢侵入临洮郡来牧马了。临洮是当时的郡名，在今甘肃临潭县。诗说“过临洮”，恐怕应当理解为过洮河。意思是说吐蕃人涉过洮水，到临洮郡草原上来放牧。“窥牧”是一个语词，用作“马”的状词。外族人欺侮我们边防不严，胆敢侵入我们的领土上牧马，这叫做“窥牧”，“窥”有“偷”的意思。这两句诗，就是用了贾谊《过秦论》的一句；“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同时，杜甫也有诗道：“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过临洮。”
　　
　　 “窥牧”这个名词，似乎许多人都不知道。吴昌祺批道：“牧马加窥字，甚其词也。”这个批语，可谓奇特。他以为加一个“窥”字，就加强了“牧马”的语气。但“窥牧马”到底是什么马，他实在没有明白。近年来有许多唐诗注释本，对这一句的注释，几乎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不了解“窥牧”的意义，而把“窥”字作为动词讲。有一本的解释云：“如今敌人只能远远地窥伺而不敢越过临洮。”又说“牧马，指敌军的马队”。这个注解，使人愈看愈糊涂。既然“窥”是个动词，作窥伺解，而窥伺的又是敌人，那么，“窥牧马”应当是敌人窥伺我们的牧马了。可是又说；“牧马是指敌军的马队。”那么，敌军为什么窥伺他们自己的马队呢?由此可知，注者非但不知道“窥牧”这个名词，连什么东西不敢过临洮也没有理解清楚。
　　
　　 这首诗原来是洮州一带的民歌。《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五引温庭筠的《乾【月巽】子》所载《西鄙人歌》云：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吐蕃总杀却，更筑两重壕。
　　
　　这是当时的原本，可见我们现在所读的，已是经过文人加工的改本。大概古书上所记载的民歌，都有文人修改的成分。“总杀却”即“统统杀掉”。第四句大约说哥舒翰在石堡城外掘了两道城壕，以加强防御工事。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
　　
　　

　
　　 24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
　　
　　
　　
　　 常建，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及第，但他的官运比王昌龄更差。《唐才子传》说他“大历中，授盱眙尉。仕履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有肥遯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于当时。”他的生平，可知者只有这一段记载。但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高才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可见在天宝末年，常建已为县尉，可能就是《唐才子传》所谓盱眙尉。大约安禄山乱后，就失去官职，寄情琴酒，隐居作诗，这是他的晚年生活。
　　
　　 常建与王昌龄、储光羲、孟浩然、王之涣，都是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也同样都是潦倒不得意的诗人。他的诗现在只存五十多首，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他的著名作品，几乎各个选本都选入的。破山寺在今江苏省常熟县虞山上，遗址犹存，因常建此诗而成为古迹。此诗可能是常建任盱眙尉时所作，因为在他的诗集里，这首诗之后就有《泊舟盱眙》一首，也是五言律诗，可能是同时所作。
　　
　　 这首诗只是从正面描写一所冷落岑寂的山中古寺，没有寓意，因而只是赋体，没有比兴。自从南朝的鲍照、谢灵运创始了山水诗以来，直到唐代，诗的领域里形成了山水风景诗一派，甚至影响到艺术领域里，从王维起产生了山水画派。
　　
　　 这一派山水诗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同。陶渊明作田园诗是表现了他的人格的。他对农民，对田园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同情，有欣羡，也有怜悯。而鲍、谢诸人的山水诗大多是客观的描绘，不反映与人民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现实。甚至可以说，这些诗没有主题思想。诗人在写作时，注意的只是如何用精美的词句来刻划自然风景。尽管诗的结尾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慨，但从全诗的写作态度来看，却并不是重点，不过借此来做结束而已。因此，这一派的诗，往往只有好的句子，少有好的全篇。鲍、谢等人所作，都是五言古体诗，描写的句子较多，但也不能句句都突出地好。锺嵘《诗品》称谢灵运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称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称谢眺的诗“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这些都是指出他们的优点是有美善的章句。所以谢灵运的诗最为人传诵的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眺的名句是“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类。在全篇中虽是警句，而全篇却并不都好。刘彦和总论宋齐间的诗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所竞也。”(见《文心雕龙·明诗》)也说这些山水诗的创作倾向在于刻意雕琢新奇的对句。初、盛唐诗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传统，几乎每人都有些描写山水风景的诗，不过已不用古诗体的五言，而改用律诗体的五言了。五言古诗篇幅较长，可以“俪采百字之偶”，五律则工夫都得放在中间二联二十个字上。随着诗人们的争奇斗胜，五言律诗在唐诗中成为艺术标准最高的一种诗体。
　　
　　 山水诗既以创造秀句为工，这一风气在文学批评上导致了一种极不好的倾向。即评论诗篇，不谈思想内容，不谈全篇的完整统一，而只摘取其一二“奇章秀句”。《世说新语》记录了一件谢安石的秩事：他问子弟们：《诗经》里那一句最好?他的儿子回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句最好。谢安石说：我以为“纡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一句最好，因为有雅人深致。这是摘句论诗的开始。其后锺蝾作《诗品》，常常举出各个诗人的秀句。到唐代，殷璠作《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他们评论当时诗人．都举出其传诵一时的名句。宋元以后，许多人作诗话，经常举出某诗人的一二联诗句，致其赞赏，绝不论及全篇的思想内容，似乎诗的好坏，关系全在有无佳妙的联句。这样的文学批评，就犯了纯艺术观点的错误。
　　
　　 对于诗人自己的用力于锻炼句子，我们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大诗人也讲究做精警的句子。杜甫就说他自己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他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还说李白的诗很多佳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寄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又答岑参诗云：“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这些特别强调“佳句”的资料，反映出盛唐时期诗人极重视锻炼句法，而这所谓“佳句”，往往是律诗中的二联。有人说做诗不宜苦思，苦思则丧失自然风韵。但诗僧皎然却在他的《诗式》中说：“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这一段话，大可注意。皎然以为：作诗取境，必须经过苦思，方能炼得奇句。但在全诗完成以后，要使这个奇句，并不显得突出，好象是随便写来，不见苦思的痕迹，这才是高手。由此可见，他是要求奇句与全篇面貌一致的。锻炼奇句，不是作诗的目的，而是作好诗的手段。所以，象杜甫那样的耽于创造惊人的佳句，我们应当肯定的。
　　
　　 中、晚唐诗人渐渐无视句与篇的关系。他们作律诗，往往先有中间二联，然后配上头尾。他们并不是先有一种思想感情，而后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先有佳句，然后配上合适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虚伪的文学。尽管象贾岛那样“二句三年得”，而不能使人“一吟双泪流”，也就等于纸扎花果，徒费精神，无补实用。这样的追求佳句，就不足为法了。
　　
　　 我们每读一首诗，第一总得研求它的主题思想。纯用赋体的叙事或写景小诗，就以它的诗意为主题。如果是一首用比兴方法写的诗，尤其应当研求它所寄托的意义，即所谓言外之意。其次才赏鉴它的章法、句法，乃至用字的艺术手法。宋元以后的诗话，很多的是摘句论诗，所以很少有高明的见解。
　　
　　 现在，我们回头来解释常建这首诗。第一联是很好的流水对，初读时不觉得它是对句。“初日”照应上句的“清晨”，“高林”照应下文的“竹径”和“花木”。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平列的，用几个具体形象来表现古寺的幽静。第一联不必对，作者却做了对句；第二联必须对，作者却不对。这种形式，称为移柱对，又名偷春对，是律诗的变格，一般都出现在五言律诗中，七言律诗中如此者极少见。第三联说清晓的山光使鸟雀都感到喜悦，澄沏的池塘使人心也同样空虚。“山光、潭影”都是描写一个“清晨，初日”。在朝阳临照之处，亮的地方是光，暗的地方是影。“悦”与“空”都是动词。“山光悦鸟性"这一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虽然说一、三、五不拘，但连用三个仄声字，毕竟音节太硬。因此，下句就不能连用三个平声字。作者用“潭影空人心”，这个“空”字不能作平声读，才可以挽救上句“悦”字的拗口。从前有许多人不了解，以为作者用的是平声的“空”字，引起过一些辩论。沈德潜说；“空字平声，此入古句法。”吴昌祺也说：“空字只作平声读，自佳。”他们都以为这是古诗句法，不知其他七句都是律诗音节，怎么可以在此插入一句古诗?
　　
　　 沈德潜解释这一联云：“鸟性之悦，悦以山光；人心之空，空因潭水。此倒装句法。”他只知道“悦”和“空”都是状词，因此他把“悦鸟性”解作“鸟性悦”，把“空人心”解作“人心空”，所以说这两句是倒装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空”字在诗律上必须读作仄声，那么它肯定是一个作动词用的字。“空人心”，意为使人心地空虚。王昌龄诗云：“萧条郡城闭，旅舍空寒烟。”也是应读去声的。同样，“悦”字也是一个动词。
　　
　　 第四联结尾。大意说：这个地方除了寺里钟磬声音之外，一切都是寂静的。“此”字用在这里，可以省去下面的名词。不论此事、此物、此地、此时、此人，都可以单用一个“此”字，反正看上文总可明白。“寂”字是全诗的中心，因为整首诗写的只是一种寂静气分。“但馀钟磬音”的“馀”字，一般都讲作“剩馀”。“但馀”就是“只剩”。但锺伯敬却强调这个“馀”字，解作 “多馀”。他说：这里一切都是非常寂静，只有寺里的钟磬音是多馀的。我以为这样讲法，没有摸清作者的思路。作者并不以为寺里的钟磬音是破坏寂静境界的多馀之物，反之，他以为寺里的钟磬音加强了此地的寂静。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亦即此意。
　　
　　 诗就这样讲过，诗意也就这样表白无遗。你如果问，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没有主题。否则，作者为什么写它出来呢?但这首诗是纯客观的描写，对读者既没有任何教育意义，也没有什么启发。甚至一点不用夸张手法，说它的创作方法是赋，也似乎说不上。这首诗只是冷冷地勾勒几笔，描绘出一个山中古寺的幽寂境界。这就算是它的主题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盛唐诗人，都有这样的诗。历代评论家对这些诗都非常赞赏，说它们清秀、古淡、闲雅、朴素。“竹径通幽处”一联，更是欧阳修十分欣赏的，他自己说，竭力摹仿，也写不出这样好的句子。
　　
　　这一派的诗，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许多诗人把精神浪费在雕琢字句，铸造两副精工的对联。艺术成就可能不坏，而全篇意义空虚，终于只是一种消极的文学。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
　　
　　

　
　　 25 王昌龄：七言绝句四首
　　
　　 长信秋词(三首之一)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闺 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寄穆侍御出幽州
　　
　　 一从恩谴度潇湘，塞北江南万里长。
　　
　　 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
　　
　　 七言绝句的唐律声调，完成于初、盛者之际，作者愈多。加以西域歌曲大量输入，需要新的歌词以配乐，诗人们都利用绝句的形式。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绝句盛行，尤以七言绝句为主。
　　
　　 七言绝句一共只有二十八字，声韵、章法、句法的错综变化，题材的多样，诗人艺术手法的各有特色，使这二十八字能组织成种种不同图案的万华镜。在盛唐诗人中，王昌龄特别是作七言绝句的高手，他的七言绝句传到今天的也是最多。我们现在再选讲他四首七绝。关于从军，边塞的绝句，已经讲过一首，这里不再选了。现在选取的是其他两种题材的作品。
　　
　　 王昌龄，字少伯，京兆(今西安)人。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官秘书郎。二十二年，中宏词科，调汜水尉，迁江宁丞。史传中说他因为“晚节不护细行”，贬龙标尉。安禄山之乱，他回到家乡，不知因何事，为县令闾丘晓所杀害。所谓“晚节不护细行”，竟无从查考，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做江宁县丞的时候，大约是他作诗的全盛时期，因此当时人称他为王江宁。他最后的官职是龙标尉，故后世人称他为王龙标。
　　
　　 这里所选四首绝句，前二首属于宫词、闺怨一类，后二首属于朋友投赠一类。加上从军边塞诗，就是他全部七绝的题材了。
　　
　　 宫词是写宫中妃嫔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她们对君王的怨情，或者是失宠了，或者是求宠而不得，或者是悲叹青春虚度。闺怨是写一般民间妇女的情怀，或者失宠于丈夫，或者怀念离别已久的丈夫。二者实在是同样的题材，不过作宫词就需要多用些华丽的辞藻，而且往往是借古喻今，不能明白地直说是当今皇宫中时事情。这一类闺情诗，虽然《诗经》中已开始出现，但在晋宋之间，民歌流行以后，助长了它的波澜。《乐府诗集》中有许多晋代的民间情歌，如《子夜歌》、《读曲歌》，也都是五言四句。到了梁陈时代，文人用这种题材来描写贵族妇女的生活和爱情，就成为宫体诗。唐代诗人继承这一传统，但采用比兴方法，将失宠或不得宠的妇女的怨情，隐喻自己不得志的遭遇。于是使这类诗具有新的意义，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
　　
　　 《长信秋词》共有五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五首诗的题材是汉成帝两个妃子的故事。成帝先宠爱上班婕妤。不久又宠爱了赵飞燕。班婕妤失宠后，自请到长信宫去侍候太后，这样才得避免赵飞燕的妒害。班婕妤是史学家班固的祖姑，也有文才。她留下了一篇自叙性的赋，其中有句云；“奉供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供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就是叙述她退居东宫，为太后执酒扫之役，甘心从此终老。王昌龄运用这个历史故事，作《长信秋词》，描写班婕妤在长信宫中秋天里的思想感情。
　　
　　 第一句说：天色黎明，殿门开了，她捧了扫帚进去打扫。第二句说：暂且拿一把团扇在殿前徘徊休息。将，作持字解。为什么这里忽然用到团扇?因为秋风一起，团扇被人抛弃了，恰好象征妇女的失宠。班婕妤在殿前徘徊，是和团扇在一起，一个是失宠的人，一个是失宠的物，所以诗人说“共徘徊”。昭阳是赵飞燕居住的华丽的宫殿。班婕妤看到从昭阳宫那边飞来的乌鸦，背上还带着太阳光，而自己身上却照不到，因而感叹自己的容颜反而不及乌鸦。太阳，在文学上常是君王的象征，太阳光，是君王恩宠的象征。这样一说明，这两句的形象思维就清楚了。从散文的语法观点来看，“犹带"的主语，应当是“玉颜”，但这是讲不通的。从诗意的分析来看，主语应当是“寒鸦”。这是诗与散文语法结构不同之处。
　　
　　 第二首较为简单，用正面描写的赋体。一个不知忧愁的青年妇女，在春天里打扮得齐齐整整，上楼去眺望。忽然看到路边杨柳已经抽青，才后悔不该让丈夫离家远去，追求封侯做大官。凝妆即严妆、盛妆。翠楼、朱楼、红楼都是指妇女所居，诗人可以随便用，但青楼却专指妓女所居了。觅封侯是从军的代用词。只有从军杀敌，建立军功，才能得封侯之赏。所以这一句等于说“侮教夫婿去从军”。这首诗有两个曲折。第一个曲折是第三句与第四句的关系。为什么她看到陌头柳色，就后悔不该让丈夫远行。不动脑筋，就不能了解。不能体会封建时代妇女的思想感情，也不能了解。原来柳色青青，表示春意浓厚，这时孤独的妇女，为春意所感动，迫切需要爱人在身边。觅封侯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孤独无伴却是当前忍受不了的生活。她这时才觉悟到：牺牲青春的爱情，去追求无把握的富贵，完全是错误了。第二个曲折是前二句和后二句的关系。这里，关键全在“忽见”二字。虽然在春天，她原先并没有什么感伤，照样打扮齐整，高高兴兴地上楼去望远景。这是她“忽见”以前的情况。“忽见”以后，情况大变。从“不知愁”剧变而为悔恨了。四句诗刻划了一个出征军人妻子的心理过程。用散文写，二十八字肯定不够。这就是王昌龄所作七绝的凝炼的特色。
　　
　　 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评解此诗时指出了一个问题：“伤离者莫甚于从军，故唐人闺怨，大抵皆征妇之辞也。”我们看唐代诗人的闺怨诗，果然大多描写军人的妻子。这是为什么呢?伤离为什么莫甚于从军呢?这里就必须联系到唐代的兵役制度。原来唐代采用府兵制。府兵就是分别隶属于各个军府的常备兵。这种兵士的服役期极长。最初的规定是二十一岁入伍，年满六十退役。武则天时改为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退役。一个青年如果被征召入伍，他的妻子就差不多做一辈子寡妇。因此，兵士的妻子特别有伤离怨别之情。这就是唐人闺怨诗的社会背景。
　　
　　 第三首是在芙蓉楼上送朋友辛渐回洛阳去而作。芙蓉楼在今江苏省镇江市，是当时的北门城楼，面临长江，大约船码头就在城下。这个楼最近已修饰一新，一定是王昌龄此诗的影响。全诗大意说自己从寒雨中乘江船来到吴地，已是夜晚了。可是第二天清早却要在这里，孤独的楚山下，送人远行。镇江是吴地，也曾经属于楚。上句用吴，下句用楚，没有关系，总之这两个字都代表“此地”。送客时要托他带个口信去给洛阳亲友。如果在洛阳的亲友问起我的情况，请你告诉他们，我的心正象玉壶里的一片冰一样。这是一句隐语，也是一种比喻。向来注解者都引鲍照的诗句“清如玉壶冰”，以为这是王昌龄诗意的来源，以为作者借用来比喻自己对于做官已经冷淡得很。玉壶是比喻自己的清高，冰是比喻自己宦情之冷。
　　
　　 我们如果查考一下当时诗人用“冰壶”二字的含义，恐怕对王昌龄这句诗，就不能这样解释。开元初，姚崇做宰相时，曾写了一篇《冰壶赋》以告诫官吏。赋前有一段小序，文曰：
　　
　　 冰壶者，清洁之至也。君子对之，不忘乎清。夫洞沏无瑕，澄空见底，当官明白者，有类是乎?是故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
　　
　　赋的最后有铭，铭文的最后几句云：
　　
　　 嗟尔在位，禄厚官尊。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竟之门，冰壶是对，炯戒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这里说得很明白，他要求官吏廉洁奉公，象冰壶一样的内清外润。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澄清吏治的指导文件，为官吏和士大夫所熟读，而且连考试也以此为题目。王维有一首诗，题日《赋得玉壶冰》，注曰：“京兆府试，时年十九。” 《文苑英华》有失名作《玉壶冰赋》，题下注云：“以坚白贞虚，作人之则为韵。”又陶翰、崔损各有一篇《冰壶赋》，题下注云：“以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为韵。”这三篇赋显然都是考试时做的限韵的律赋。同时诗人王季友也有《玉壶冰试诗》，其结句云：“正值求珪瓒，提携共饮冰。”卢纶亦有一首题作《清如玉壶冰》的诗，有句云：“玉壶冰始结，循吏政初成。”韦应物有一首《寄洪州幕府卢二十一侍郎》诗，其句云：“文苑台中妙，冰壶幕下清。”李白有一首诗，赠其侄临漳县令李聿，也说：“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赵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这许多诗赋，都是响应姚崇的《冰壶赋》而作，玉壶冰的意义是比喻为官廉洁清正。王昌龄此诗，应该也是寓同样的意思，请辛渐回去告诉洛阳亲友，说自己做官，一定守冰壶之戒。沈德潜代表了明清许多选家，给此诗批道：“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唐诗别裁》)我以为全都错了。王昌龄不是一个“不牵于宦情”的人。
　　
　　 第四首是作者在龙标寄给一位姓穆的朋友，此人官为侍御史，正要到幽州(今河北省地区)去。诗意说：自从我蒙恩降官，度过潇湘二水，来到龙标，我在江南，你却到塞北去了。我们相隔万里，可是，你不要说，你不容易从蓟门寄信来，要知道在秋天里从北方飞来的大雁也飞得到衡阳呢。这两句是希望他多写信来。封建时代的官吏，因有罪而被降职，还得感激皇帝，说是受到恩惠，定罪从宽。“恩谴”二字就是降谪的礼貌语。
　　
　　 王昌龄这四首绝句，每一首都符合“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第一句当然都是起句，又称为发句。这一句要起得不平凡，不闲空，还要能够控制全诗的主题思想。有些著名的诗，起句非常突然，好象桂林的山，拔地而起，一句就抓住了全篇。例如鲍照的《登黄鹤楼》起句云：“木落江渡寒”，谢朓的《赠西府同僚》起句云：“大江流日夜”，吴均的《春咏》起句云：“春从何处来”，王维《观猎》的“风劲角弓鸣”，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都是以起句雄健著名的。第二句是继承第一句的思路而作补充或发展的。到这里，必须完成一个概念，而全诗的主题思想还没有透露出来。第三句应当转一个方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然后用第四句来完成这个概念，从而说明了第三、四句与第一、二句的关系，这一句称为结句，或曰落句。一首诗，能否使读者感到有馀味，就要看结句的艺术手法。起句和结句是固定的，承句并不固定。也许第一、二句都是起句而没有承句。第三句转也是固定的，它是全诗的关键句子，读到这里，就看出诗人的用意来了。学习古代诗歌，应当注意绝句的第三句，看作者用什么方法表现全诗的主题。
　　
　　 现在引用《岘傭说诗》两条，可供参考：
　　
　　 七绝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点，则神韵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尽矣。
　　
　　 若一、二句用意，三、四句全作推宕或指点，又易空滑。故第三句是转舵处。求之古人，虽不尽合，然法莫善于此也。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26 李颀：渔父歌
　　
　　 白头何老人，蓑笠蔽其身。
　　
　　 避世常(不)仕，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寓宿湍(与)濑，行歌秋复春。
　　
　　 持竿湘岸竹，爇火芦洲薪。
　　
　　 绿水(饭)香稻，青荷(包)紫鳞。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用渔父为文学题材，来源也很古了。传说中有太公姜尚，八十岁还在磻溪钓鱼，被周文王请去做军师，打倒了商朝纣王的腐败政权，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从此，文学上用磻溪渔父的典故，就代表了怀抱文武全才的隐士。庄周写了一篇散文《渔父》，借一个渔人和孔子的对话，批判了儒家讲礼乐的虚伪性。屈原跟着也写了一篇小品文《渔父》，通过他自己和一个渔人的对话，表现了自己的洁身自好，不受污辱的品德，而渔父却嘲笑他自鸣孤高，不能与世浮沉。于是，在文学上，渔父又代表了一种浪迹烟波，自食其力，不问世务的人格。陶渊明写了一篇诗序《桃花源记》，叙述一个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发现了一处与乱世隔绝的太平社会。于是文学上的渔父，又添了一个新的意义，他成为发现理想社会的探险者。盛唐诗人储光羲、高适、岑参、李颀，都有《渔父词》，其主题思想大概都继承了这些传统。中唐诗人有张志和，也写过五首《渔父词》，创造了新的形式，后来成为词的始祖。此外，还有不少歌咏渔人生活的诗歌，以后有机会时还将讲到。
　　
　　 现在选了李颀的这一首《渔父歌》，借此了解一下初、盛唐五言古诗演变到五言排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这首诗的声调和句法都在五言古诗和律诗之间，既不同于六朝的五古，又还不是唐代的律诗，题目用“歌”字。而诗体又不是歌行。从形式上看来，这首诗可以说是一个“四不象”。
　　
　　 现在先讲全诗大意。前四句叙述一个白发老人，也不知他是谁．身上披蓑戴笠，远避人间，在清澈的江水边钓鱼。下四句开始描写这个渔父的生活情况：他常常在明亮的沙滩边洗脚，在寂静的月光下垂钓。他住宿的地方无非是浅水沙滩，一年四季只是唱歌消遣。再下面四句继续是描写句。他手里的钓竿是湘江岸上的竹枝，他在船中生火做饭，用的是芦塘里取来的芦柴。他用江中清水煮饭，用青荷叶包裹钓得的鱼。最后四句是结束：这个渔人在这样的生活中悠然自乐，因为他所要的是保全自己天真的品性，因而对那些自以为“众醉独醒”的人，如屈原那样，徘徊于水边，有许多悲哀、苦闷之感，倒觉得很可笑。全诗的主题思想，都在这最后四句。而这最后四句，也正是屈原《渔父》的缩影。
　　
　　 这首诗的形式，可以说是加了一倍的五言律诗。每四句只抵得律诗的一联。我们不妨把它删减一半，诗意并无损失：
　　
　　 白头何老人，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这样就成为一首五言律诗。由此可知，所谓排律，就是把五言律诗扩大一倍、二倍、三倍……除了起结之外，中间都是对句。主题思想复杂或丰富的，这些对句还可以有许多变化、转折，主题思想简单的，就只是堆砌许多同样的描写句。这首诗的中间八句，就是其例子。杜甫的五言排律之所以好，就因为他的诗意层出不穷，富于变化转折，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概念上。
　　
　　 但李颀这首诗还不能称为排律，因为它的声调还不合律体，差不多每一联都有失粘的字。我已把它们用()号标出来，如果改换了这些字的平仄，它就成为排律了。另外一方面，这首诗又因为已经有了调声的倾向，一联之中，粘缀处多于失粘处，声调还是近于律诗，而不能说它是古诗。
　　
　　 这种四不象的五言诗，正是从古诗发展到律诗的过渡形式。齐粱以前，古诗不讲究平仄谐和，齐粱以后，开始注意到平仄谐和。但规律还不严，就象李颀这首诗。盛唐以后，声律严密了，不容许一联中有失粘的字，象李颀这样的诗就很少出现。关于对偶，谢灵运以前的古诗，绝大多数不用对句，谢灵运开始用对句，但还不成规格。而且不讲究平仄粘缀，还是古诗的对句，不是律诗的对句。李颀这首诗中间八句是律诗的对句，然而是失粘的。这种对句，以后也不再有了，总结起来说，这首诗代表着古诗、律诗界限未清时期的形式。盛唐以后，做古诗就不管平仄谐和，也不作对句；做律诗就严守格律，不许有一字失粘，于是古诗和律诗的界限清楚了。
　　
　　 李颀，不传其字，东川人(四川东部)，从幼小时即住在颍阳(今河南许昌)。《唐才子传》说他是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全唐诗小传》说他是开元十三年进士，官新乡尉。二说相差十年，未知孰是。从他的诗集中，可知他和王维、高适、綦毋潜、王昌龄都是好友，这几位诗人都是开元十年前后的进士。看来李颀和他们是同辈，大约以开元十三年举进士为近是。
　　
　　 李颀的诗，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并评云：“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他不以律诗见胜。与李颀同时的高适也有《渔父歌》，是七言歌行；岑参有一首《渔父》，是五七言歌行；储光羲有一首《渔父词》，完全和李颀此诗一样，也是一首四不象的五言诗。可知这个题材，当时正在流行。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

　
　　27 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国秀集》选录李颀诗四首：五律二首、七绝二首。《河岳英灵集》选十四首：五言古诗七首，七言歌行五首、五律一首、七绝一首。编者殷璠称“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国秀集》所选是他早年的诗，其时尚未以歌行著名。后来多作歌行，又耽于学道，诗格因而一变。如《谒张果老先生》、《送王道士还山》等，都是语参玄理的诗。歌行诗除《渔父歌》之外，还有一首也常被选录：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向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
　　
　　 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阴沉飞雪白。
　　
　　 先拂商缠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槭槭。
　　
　　 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
　　
　　 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
　　
　　 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
　　
　　 乌珠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
　　
　　 幽阴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进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长安城连东掖垣，凤皇池对青琐门。
　　
　　 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诗并不高明，“董夫子”以下七韵十四句都是形容琴声，每句都是孤立的。中间插入五言二句，非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破坏了七言歌行的气韵。我选这首诗，主要是为了解释诗题。因为好久以来，由于无人了解题意，就随便把题目改动。题目改错，作者的本意不明白，讲这首诗也就不很清楚了。
　　
　　 董大是董庭兰，当时著名的琴师。房给事是给事中房琯。李颀作此诗，是把董庭兰推荐给房琯。房琯为给事中，在天宝五年正月，可知此诗作于天宝年间。大约董庭兰就由于李颀的推荐，做了房琯的门客。肃宗时，房琯为宰相，常常招集琴客，大开筵宴，听董庭兰弹琴。这时董庭兰已成为房琯门下的红人。朝廷官员，要见房琯，往往走董庭兰的路子。董庭兰又倚势招纳贿赂，连累房琯，为御史弹劾。至德二年五月，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董庭兰亦得罪而死。
　　
　　 《胡笳十八拍》是琴曲。相传东汉末年，蔡邕的女儿蔡琰，又称蔡文姬，因董卓之乱，流落在匈奴。她听到匈奴人吹胡笳的声音，谱入琴絃，刨造了表现胡笳声的琴曲，名曰《胡笳十八拍》。建安十二年，曹操派人去匈奴赎回文姬，嫁给董祀，《胡笳十八拍》遂流传于中国，成为最早受胡乐影响的中国琴曲。
　　
　　 李颁这首诗的题目，在《河岳英灵集》中是：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懂得这个琴曲的人，当然看得懂这个诗题。
　　
　　 《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但《文苑英华》是北宋早年编定的书，这首诗却题为：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
　　
　　此后，明代的《唐诗纪》、清代的《全唐诗》，都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
　　
　　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和清人选的《唐诗三百首》都作：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
　　
　　最近出版的《唐诗选》也选入此诗，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文苑英华》的编者最为干脆，他们把不懂的字一概删掉。《唐诗纪》以下的编者都不了解“语弄”二字，有人以为应当连读，有人以为应当分属上下文。或者以为题中有误钞入的衍文，或者以为有钞写颠倒之字。于是各就己意改定，题尾都改成“弄房给事”。“语”字属上文，于是改成“寄语”。但是，“弄”是戏弄、调谑之意，此诗中实在看不出有戏弄房给事的话。于是把“弄”字移在前，成为“胡笳弄”。
　　
　　 一九五九年，因为讨论郭沫若的《蔡文姬》，牵连到李颀这首诗，对这个诗题，也引起了一番辩论。有人把诗题读作“声兼语”，声是指琴曲而言，语是指唱词而言。他以为董庭兰是
　　
　　 一边弹琴，一边唱歌词的。这个讲法，被许多人否定了，因为诗中看不出有描写歌唱的句子。也有人以为诗题应读作“声兼语弄”，但没有找到“语弄”的释义。只得暂时存疑。后来，这些问题停止了讨论，这个诗题至今没有弄明白。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理解了。现在我们应当把这个诗题标点清楚：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声兼语弄”是一句，用来形容董庭兰的琴声。“寄房给事”是这首诗的作用，用这首诗来推荐董庭兰，寓意都在最后四句中。“声兼语弄”是说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语”的声音，又有“弄”的声音。什么是“语”呢?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
　　
　　 不解胡人语，空留楚客心。(刘长卿：《听杜别驾弹胡琴》)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白居易：《琵琶行》)
　　
　　 这里四个“语”宇，都是形容琵琶声的。白居易索性将琵琶声说成“琵琶语”了。原来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是琴曲的名称，例如“梅花三弄”，至今还有曲谱。“声兼语弄”是形容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也就是说，他的琴声中充分表达了胡笳的声音。戎昱有一首《听杜山人弹胡笳歌》。杜山人是董庭兰的学生。戎昱描写他的琴声之美妙，都用蔡文姬在匈奴的生活情况为比拟，虽然不用“胡”字，可知他亦以为琴声表现了胡地风光。李颀这首诗中也有“断绝胡儿恋母声”一句，亦比之为胡语。尤其可证。
　　
　　 本文目的，仅在解释诗题，为唐诗学者解决一个问题。诗容易懂，而且已有许多注释，故不再拾人牙慧。我说这首诗的作用是向房琯推荐董庭兰，以前也没有人说过，这是我从最后一句体会出来的。“高才”即指房琯。“乌珠”，今本多误作“乌孙”，“逻娑”即今西藏的拉萨。
　　
　　
　　
　　 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
　　
　　
　　
　　

　　
　　 28 黄鹤楼与凤皇台
　　
　　
　　
　　 黄 鹤 楼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馀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
　　
　　 登金陵凤皇台
　　
　　 凤皇台上凤皇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 白
　　
　　 现在选了两首极著名的七言律诗。作者崔颢和李白是同时人。崔颢登武昌黄鹤楼，题了一首诗,写景抒情，当时被认为是杰作。据说李白也上黄鹤楼游览，看见崔颢的诗，就不敢题诗，只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李白到南京，游凤凰台，才做了一首诗，显然是有意和崔颢竞赛。从此之后，历代欣赏唐诗的人，都喜欢把这两首诗来评比。议论纷纷，各有看法。现在我们也来欣赏这两首诗，把前人各种评论介绍一下，然后谈谈我的意见。
　　
　　 崔颢，不知其字。汴州(今开封)人。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登进士第，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五四年)卒。《河岳英灵集》说：“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鲍照、江淹，须有惭色。”崔颢的诗，现在只存数十首，并没有浮艳轻薄之作，可能已删除了少年之作。《唐诗纪事》说他“有文无行”，似乎他的品德很坏，但到底如何“无行”却不见于唐宋人记载。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才有具体的记载，说他“行履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原来只是爱赌钱、喝酒、好色而已。说他“行履稍劣”也还公平，说他“有文无行”恐怕太重了。
　　
　　 黄鹤楼在武昌长江边，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解放后建长江大桥，这座楼已拆除，预备换一个地方重建。因此拆除下来的建筑材料都编号保存，听说近来已在重建。
　　
　　 崔颢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第一句“昔人已乘白云去”，近代的版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唐代三个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宋代的《唐诗纪事》、《三体唐诗》，元代的选集《唐音》，都是“白云”，而元代另一个选集《唐诗鼓吹》却开始改为“黄鹤”了。从此以后。从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直到清代的《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都是“黄鹤”了。由此看来，似乎在金元之间，有人把“白云”改作“黄鹋”，使它和下句的关系扣紧些。但是晚唐的选本《又玄集》在诗题下加了一个注：“黄鹤乃人名也。”这个注非常奇怪，好象已知道有人改作“黄鹤”，因此注明黄鹤是人名，以证其误。这样看来，又仿佛唐代末年已经有改作“黄鹤”的写本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又玄集》，是从日本传回来。一九五九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刻本影印，未必是原本式样。这个注可能是后人所加，而不是此书编者韦庄的原注。《唐诗解》的著者唐汝询在此句下注道：“黄鹤，诸本多作白云，非。”他所谓诸本，是他所见同时代流行的版本。他没有查考一下唐宋旧本，不知道当时的诸本，都作“白云”。他武断地肯定了黄鹤，使以后清代诸家都跟着他错了。此外，“春草萋萋”，唐宋许多选本均同，只有《国秀集》作“春草青青”。从《唐诗鼓吹》开始，所有的版本都改作“芳草萋萋”了。可见这个字也是金元时代人所改。现在我们根据唐宋旧本抄录。
　　
　　 黄鹤楼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记载。《齐谐志》说：黄鹤楼在黄鹤山上。仙人王子安乘黄鹤过此山，因此山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一座楼，即名为黄鹤楼。《述异记》说：荀环爱好道家修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望见空中有仙人乘鹤而下。仙人和他一同饮酒，饮毕即骑鹤腾空而去。唐代的《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山上休息①。总之，都是道家的仙话。有仙人骑黄鹤，在此山上出现，然后把山名叫做黄鹤山。有了黄鹤山，然后有黄鹤楼。或者是先有山名，然后有传说。为了附会传说，才造起一座黄鹤楼。中国的名胜古迹，大多如此。但黄鹤是人名,却毫无根据，这个注是胡说。
　　
　　 自从唐汝询否定了“白云”之后，还有人在讨论“白云”与“黄鹤”的是非。于是金圣叹出来助阵，在《选批唐才子诗》中，极力为“黄鹤”辩护。他说：
　　
　　 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刚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至于四之忽陪白云，正妙于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若起手未写黄鹤，先已写一白云，则是黄鹤、白云，两两对峙。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不足是当一噱已。
　　
　　 金圣叹这一段辩解，真可当读者一噱。他煞费苦心地辩论此句应为“黄鹤”而不是“白云”，但是对于一个关键问题，他只好似是而非地躲闪过去。我们以为崔颢此诗原作，必是“白云”。一则有唐宋诸选本为证，二则此诗第一、二联都以“白云”、“黄鹤”对举。没有第一句的“白云”，第四句的“白云”从何而来?金圣叹也看出这一破绽，觉得无以自解，就说：好就好在“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这是故弄玄虚的话。这四句诗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按字面解释，没有抽象的隐喻，根本不是“有意无意，有谓无谓”的句法。所以我们说他讲到这里，便躲躲闪闪地把话支吾开去了。“昔人已乘白云去”，是说古人已乘云仙去，接着说今天此地只剩下黄鹤楼这个古迹。第三、四句又反过来说：黄鹤既己一去不返，楼上也不再见到黄鹤，所能见到的只是悠悠白云，虽然事隔千年，白云却依然如故。四句之中，用了两个“去”字，两个“空”字，完全是“有意”的、“有谓”的。总的意思，只是说：仙人与黄鹤，早已去了；山上的楼台和天上的白云却依然存在。“空”字有徒然的意思，在这千年之中，没有人再乘白云去登仙，所以说这些白云是徒然地悠悠飘浮着。金圣叹又以为“白云”与“黄鹤”不能对峙，因为黄鹤是楼名，而白云没有出典。这个观点也非常奇怪。第一，律诗的对偶，只要求字面成对，并不要求典故必须与典故成对。按照圣叹的观念，则李商隐诗“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二首》之二)牵牛是星名，驻马又是什么?岂非也不能对吗?第二，如果一定要以典故对典故，那么，此句中的“白云”，正是用了西王母赠穆天子诗中的“白云”②的典故，圣叹不会不知道。第三，在这首诗中，“白云”和“黄鹤”不是对峙，而是双举。唐人七言律诗中，常见运用这一手法。这四句诗，如果依照作者的思维逻辑来排列，应该写成：
　　
　　 昔人已乘白云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馀黄鹤楼。
　　
　　原诗第一句的“白云”和第三句的“黄鹤”是虚用，实质上代替了一个“仙”字。第二句的“黄鹤”和第四句的“白云”是实用，表示眼前的景物。经过这样一分析，谁都可以承认原作应该是“乘白云去”，而金圣叹却说：“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岂有千载白云耶?”这话已近于无赖。依照他的观念，昔人既己乘白云而去，今天的黄鹤楼头就不该再有白云了。文学语言有虚用实用之别，圣叹似乎没有了解。
　　
　　 元稹有一首《过襄阳楼》诗，以“楼”与“水”双举，今附见于此，作为参考：
　　
　　 襄阳楼下树阴成，荷叶如钱水面平。
　　
　　 拂水柳花千万点，隔楼莺舌两三声。
　　
　　 有时水畔看云立，每日楼前信马行。
　　
　　 早晚暂教王粲上，庾公应待月华明。
　　
　　 此诗接连三联都用“楼”与“水”，而彼此都没有呼应作用，手法还不如崔颢严密。而金圣叹却大为称赞，评云：“一时奇兴既发，妙笔又能相赴。”由此可见圣叹评诗，全靠一时发其“奇兴”，说到那里是那里，心中本无原则。他的《选批唐才子诗》，尽管有不少极好的解释，但前后自相矛盾处也很多。
　　
　　 这四句诗虽是七律的一半，但是用双举手法一气呵成，并无起承的关系。况且第三，四句又不作对偶，论其格式，还是律诗音调的古诗。下面第五、六句才转成律诗，用一联来描写黄鹤楼上所见景色：远望晴朗的大江对岸，汉阳的树木历历可见。江中则鹦鹉洲上春草萋萋，更是看得清楚。可是，一会儿已到傍晚，再想眺望得远些，看看家乡在何处，这时江上已笼罩着烟雾，看不清了，叫人好不愁恼。这样就结束了全诗。
　　
　　 方回(字虚谷)说：“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瀛奎律髓》)李东阳(字宾之)说：“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此篇律间涉古，要自不厌。”(《怀麓堂诗话》)吴昌祺说：“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删订唐诗解》)以上三家，都注意于诗体。前四句不对，平仄也不很粘缀，是古诗形式。后四句忽然变成律诗。这种诗体，在盛唐时期，还是常见的，正是律诗尚未定型的时期的作品，并不是作者的特点。“气势雄大”，成为“千秋绝唱”，其实与诗体无关。这首诗之所以好，只是流利自然，主题思想表现得明白，没有矫作的痕迹。在唐诗中，它不是深刻的作品，但容易为大众所欣赏，因而成为名作。
　　
　　 李白的诗，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风格，所以他登上黄鹤楼，看到壁上诗牌上崔颢这首诗，感到自己不易超过，就不敢动笔。但是他还写了一首《鹦鹉洲》，其实可以说是《黄鹤楼》的改名，却写得不好，后世也没有人注意。大概他自己也有些丧气，心中不平，跑到南京，游凤凰台，再刻意做了一首，才够得上和崔颢竞赛的资格。
　　
　　 凤凰台在南京西南凤凰山上。据说刘宋元嘉年间曾有凤凰栖止在山上，后来就以凤凰为山名。李白在唐明皇宫中侍候了一阵皇帝和贵妃，被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说了许多背话，皇帝对他开始有点冷淡。他就自己告退，到齐、鲁、吴、越去旅游。在一个月夜，和友人崔宗之同上凤凰台。最初的感想和崔颢一样：曾经有过凤凰的台，现在已不见风凰，只剩一座空台，台下的江流还在滔滔东流。第二联的感想是崔颢所没有的，他想起：金陵是东吴，东晋两朝的国都，如今吴大帝宫中的花草早已埋在荒山上小路边，晋朝的那些衣冠人物也都成为累累古墓了。“花草”是妃嫔、美人的代词，“衣冠”是贵族人物的代词。这一联使这首诗有了怀古的意味，如果顺着这一思路写下去，势必成为一首怀古诗了。幸而作者立即掉转头来，看着眼前风景：城北长江边的三山，被云雾遮掩了一半；从句容来的一道水，被白鹭洲中分为二，一支流绕城外，一支流入城内，就成为秦淮河。不说山被云遮了半截，而说是半个山落在天外。一则是为了要和下句“白鹭”作对，二则是埋伏一个“云”字，留待下文点明。“二水中分白鹭洲”，其实是白鹭洲把一水中分为二，经过艺术处理，锻炼成这样一联。这一联相当于崔颢的“晴川，春草”一联。最后一联结尾，就和崔颢不同了。李白说：总是由于浮云遮掩了太阳，所以无法望到长安，真叫人好不愁恼。
　　
　　 崔颢因“日暮”而望不到“乡关”，他的愁是旅客游子的多愁。李白因“浮云蔽日”而望不到长安，他的愁属于那一类型?这里就需要先明白“浮云”、“太阳”和"长安”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上的比喻意义。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二句，这是“浮云蔽日”被诗人用作比喻的开始。《陆贾新语》有一句“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蔽日月”。这是把浮云比为奸邪之臣，把日月比为贤能之臣。此外，太阳又是帝王的象征。《诗经》里就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就是人民把太阳来代表君王的。因此，“浮云蔽日”有时也用以比喻奸臣蒙蔽皇帝。《世说新语》里记了一个故事：晋明帝司马绍小时，他父亲元帝司马睿问他“还是长安近呢，还是太阳近?”这位皇太子回说：“太阳近。”皇帝问是什么理由。他说：“现在我抬眼只见太阳，不见长安。”原来他的所谓太阳，指的是皇帝，他的父亲。从这个故事开始，“日”与“长安”又发生了关系。李白这两句诗，是以这些传统比喻为基础的。“浮云蔽日”是指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蒙蔽明皇。“长安不见”是用以表示自己不能留在皇城。这样讲明白了，我们就可知李白的愁是放臣逐客的愁，是屈原式的政治性的愁。
　　
　　 这两首诗，在文学批评家中间引起了优劣论。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搂》为第一。”(《沧浪诗话》)刘克庄说：“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后村诗话》”)方回说：“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瀛奎律髓》)这是宋元人的意见。顾璘评《黄鹤楼》诗曰：“一气浑成，太白所以见屈。”(《唐音》)王世懋以为李白不及崔颢。他的理由是：二诗虽然同用“使人愁”，但崔颢用得恰当，李白用得不恰当。因为崔颢本来不愁，看到江上烟渡，才感到乡愁。这个“使”字是起作用的。李白是失宠之臣，肚子里早已装满愁绪，并非因登凤凰台才开始感到愁，他这个“使”字是用得不符合思想情绪的现实的。(见《蓺圃撷馀》)徐献忠评曰：“崔颢风格奇俊，大有佳篇。太白虽极推《黄鹤楼》，未足列于上驷。”(《唐音癸签》引)这都是明代人的意见。吴昌祺批李白诗道：“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后村以为崔颢敌手，愚哉。一结自佳，后人毁誉，皆多事也。”(《删订唐诗解》)这意思是说李诗起句不及崔诗，故没有与崔诗“比肩”的资格。但又暗暗地针对王世懋说，结句是好。金圣叹对李白此诗，大肆冷嘲。他说：“然则先生当日，定宜割爱，竟让崔家独步。何必如后世细琐文人，必欲沾沾不舍，而甘于出此哉。”这是干脆说李白当时应该藏拙，不必作此诗出丑。沈德潜评崔诗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这一评语是恭维得很高的。他又评李白诗云：“从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谓摹仿司勋，恐属未然。”这是为李白辩解，说他不是摹仿崔颢，而是偶然相似。以上是清代人的意见。此外肯定还有许多评论，不想再费时间去收集了。
　　
　　 大概《黄鹤楼》胜于《凤凰台》，这是众口一辞的定评。《凤凰台》能否媲美《黄鹤楼》，这是议论有出入的。到金圣叹，就把《凤凰台》一笔批倒了。现在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作出评比。我以为，崔诗开头四句，实在是重复的。这四句的意境，李白只用两句就说尽了。这是李胜崔的地方。可是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却说：
　　
　　 人传此诗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盖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今先生岂欲避其形迹，乃将“去”、“空”缩入一句。既是两句缩入一句，势必句上别添闲句，因而起云：“凤凰台上凤凰游”，此于诗家赋、比、兴三者，竟属何体哉?
　　
　　 吴昌祺也跟着说：“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可见他们都认为李白此诗起句疲弱，不及崔作之有气势。其实他们是以两句比两句，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崔作第三、四句的内容，李诗已概括在第一、二句中，而李诗的第三、四句，已转深一层，从历史的陈迹上去兴起感慨了。方虚谷说：“此诗以《凤凰台》为名，而咏凤凰台不过起语两句，已尽之矣。”方氏此说有可取处，不过他没有说得透彻。他肯定李诗只用两句便说尽了崔诗四句的内容，故第一句并不是金圣叹所说的闲句。诗家用赋比兴各种表现手法，不能从每一句中去找。李诗前四句是赋体，本来很清楚。“凤凰台上凤凰游”虽然是一句，还只有半个概念，圣叹要问它属于何体，简直可笑。请问《诗经》第一篇第一句“关关雎鸠”属于何体，恐怕圣叹也答不上来。方虚谷的评语是指出李白用两句概括了凤凰台的历史和现状，而崔颢却用了四句。但是他把话说错了，使人得到一个印象，仿佛下面六句就与风凰台无关了。一个“不过”，一个‘已尽”，都是语病。这个语病，又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顺便讲一讲。
　　
　　 诗人作诗，一般都是先有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往往是偶然获得的，可以说是一刹那间涌现的“灵感”。这个主题思想经过仔细组织，用适当的形象和辞藻写成为诗，然后给它安上一个题目。题目可以说明作品的主题，例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也可以不透露主题，例如《登金陵凤凰台》；更简单些，例如《黄鹤楼》。不透露主题的诗题，对诗的内容没有约束。在“黄鹤楼”这样的诗题下，可以用赋的手法描写黄鹤楼,也可以用比兴的手法借黄鹤楼来感今、怀古、抒情或叙事。方虚谷说李白用起语两句咏尽了凤凰台，这是他把这首诗看成咏物诗似的，两句既已咏尽，以下六句岂非多馀。崔颢的四句，李白的两句，都只是全诗的起句，还没有接触到主题。句“尽”或“不尽”，都没有关系，甚至“咏”或“不咏”，也没有关系。作者，尤其是读者，都不该拘泥于诗题。苏东坡说过：“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就是对这种情况而言。例如做一首咏梅花的诗，如果每句都写梅花，绝不说到别处去，这就可知作者不是一位诗人。所以我说，李白以两句概括了凤凰台，在艺术手法上是比崔颢简练，但不能说是咏尽了凤凰台。
　　
　　 崔颢诗一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馀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睛川春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李诗则平列两联，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风景依然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好阐发了起句的意境。
　　
　　 最后二句，二诗同以感慨结束，且同用“使人愁”。二人之愁绪不同，我们已分析过。崔颢是为一身一己的归宿而愁，李白是为奸臣当道，贤者不得见用而愁。可见崔颢登楼望远之际，情绪远不如李白之积极。再说，这两句与上文的联系，也是崔不如李。试问“晴川历历，春草萋萋”与“乡关何处是”有何交代?这里的思想过程，好象缺了一节。李白诗的“三山二水"两句，既承上，又启下，作用何等微妙!如果讲作眼前风景依然，这是承上的讲法；如果讲作山被霎遮，水为洲分，那就是启下的讲法。从云遮山而想到云遮日，更引起长安不见之愁，思想过程，岂非表达得很合逻辑?而上下联的关系，也显得很密切了。萧士贇注曰：“此诗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乎?抑亦自伤谗废，望帝乡而不见，乃触景而生愁乎?太白之意，亦可哀也。”这解释也完全中肯。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三山二水”两句实在是很重要的转折关健。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然而李白有摹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决不是象沈德潜所说的“偶然相似”，我们只能评之为“青出于蓝”。方虚谷以为这两首诗“未易甲乙”，刘后村以李诗为崔诗的“敌手”，都不失为持平之论。金圣叹、吴昌祺不从全诗看，只拈取起句以定高下，从而过分贬低了李白，这就未免有些偏见。
　　
　　
　　
　　 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① 此条见《唐诗鼓吹》郝天挺注中所引
　　
　　② 西王母赠别穆天子诗云：“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见《穆无子传》)亦以白云起兴，希望穆天子能再来。
　　
　　
　　

　
　　 29 李白：古风三首
　　
　　 古风第十四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
　　
　　 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衷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从王维以下，我们已选讲了十多位盛唐诗人的各体诗。这些诗人及其作品，都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们合起来，还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的唐诗。没有李白和杜甫，盛唐诗和初唐诗还没有显著的区别。李白和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盛唐诗风格的创造者，并不是他们遗留给我们的诗多至千馀首，而是由于他们的诗在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方法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在过去许多诗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道路、新的境界。在天宝至大历这二十年间，他们的诗是新诗。李白才气奔放，提起笔来就用各种形象思维来表达他的豪迈、忧郁、苦闷，愤慨的情绪，而以游仙和饮酒作为他的外衣。他不甘心于搜索枯肠，句斟字酌，因此他的诗虽然极流利，却比较粗疏。他又不肯为律诗所束缚，随时都任情高唱，唱出来就是诗句。有许多句子在别人是以为只能用在散文里的，而他却大胆地组织在诗里。
　　
　　 杜甫和李白恰恰相反。杜甫的性格沉静稳重，他的诗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他刻意创造杰出的句法、章法，要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非但严守格律，而且还使格律有所发展。他晚年的诗作，句法变化愈多，用他自负的话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在题材方面，他比李白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社会的现象和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从性格到创作风格，完全不相同。我们用外国文学的术语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诗人。
　　
　　 李白的诗，五言多于七言，古诗和歌行多于律诗。而他的传诵千载的诗篇，大多是歌行。这是由于他的艺术创造，在歌行体最为突出，易于惊动世人耳目。他的古诗，在形式上并没有创造，表现手法比较浅显、直露，因此不惹人注意。其实他的古诗倒是继承了陶渊明的一脉真传，以古淡取胜。一般人读古诗，往往有一种脾气，遇到艰涩难懂的诗，尽管心里不懂，口头却偏要赞赏，恭维这位诗人写得深刻；遇到明白易晓的诗，便有点不屑一顾，以为作者幼稚。再加上青年人大多喜欢辞藻浓丽的诗，不喜欢清淡朴素的诗。团此，从陶渊明到李白这一派五言古体诗，非中年以上的人不能欣赏。
　　
　　 现在选讲三首李白的《古风》。这个“风”字是“风雅颂”的“风”，用以代表一种反映人民思想和生活的诗。李白写了五十九首五言古诗，总称之为《古风》，古体的风诗。他的第一首诗就有自叙的意味，大意说：《大雅》一类的诗，久已没有人作了。《国风》一类的诗，也因为战国乱世，几乎埋没在荒烟蔓草之中。到了秦代，诗人只有哀怨之歌，而没有中正和平的诗。汉朝则杨雄、司马相如等人创作了许多淫靡的赋，使文风佚荡。魏晋以后，诗体日益绮丽，更不足珍贵。到我们大唐，古道复兴，政治文教以清真为贵，出了许多诗人才子，各有新的作品，象秋空中万点明星。我也有志于此，想用诗歌来垂名于千秋。这篇叙诗，可以说是他对“古风”的解释。
　　
　　 《古风》五十九首是陈子昂、张九龄《感遇》诗以后的又一组汉魏古体诗，其内容也有咏史、咏怀、感事等各方面。但是李白喜欢以餐霞炼丹、修真入道这一类道家思想和辞藻组织在诗里，因此他有些诗又很象晋代郭璞的《游仙》诗。他又经常喜欢歌咏饮酒，这些诗又很象陶渊明的《饮洒》诗，读李白的诗，必须了解游仙与饮酒是他的艺术外衣，切不可认为是他的主题思想。清代陈沆在他的《诗比兴笺》中有一段论李白诗的话：
　　
　　 诗有必笺而后明者，嗣宗《咏怀》、子昂《感遇》是也。有必选之而始善者，太自《古风》是也。夫才役乎情者，其色耀而不淫,气帅乎志者，其声肆而不荡。不浮，故感得深焉；不荡，故趣得永焉。世诵李诗,唯取迈逸，才耀则情竭，气懔则志流。指事浅而易窥，摅肊径以伤尽。致使性情之比兴，尽掩于游仙之陈词，实末学之少别裁，非独武库之有利钝也。
　　
　　 这是对《古风》五十九首说的，我以为也适用于李白的全部诗作。陈沆以为李白的《古风》不浮不荡，有深刻的感情,无穷的意趣。而一般人读李白诗，却喜爱他那些豪雄放逸的作品，殊不知这些作品，虽然才气焜耀，可是感情和思想都比较肤浅，而且没有含蓄，反而使比兴的意义，都被游仙的陈词滥调所掩盖了。这不单是由于李白的武器(诗作)本身有好环，也由于读者没有鉴别能力。
　　
　　 陈沆这一段语，我以为评论得极为深刻。他说李白的诗“必选之而始善”，我也完全同意。李白的诗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是挟泥沙以俱下。我们决不要以泥沙来代表李白。
　　
　　 现在我选了三首《古风》，都是比较平正，接近陈子昂的风格。第十四首也是以边塞为题材，更可以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参读。这首诗开头八句概括了新近被胡人入侵，遭到破坏后的边城景状。诗意说：那地方从古以来都是遍地风沙，景色萧条。每到秋天，树叶脱落以后,登高一望，就见得到戎虏嚣张。大沙漠中我方所有的碉堡戍所，都已空空无人，连完整的墙也不留一堵。草莽之中，到处都是古来战死兵士的残骸。接下去四句是一个转折点。是谁在我们边疆上大肆暴虐呢?这是用发问句法。下面一句就是答语：是那些耀武扬威的匈奴人干下的勾当。匈奴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天帝所宠爱的儿子。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来，文学上即以“天骄”代表匈奴，或其他强悍的少数民族。王维《观猎》诗云“居延城外猎天骄”，是同样用法。“毒”是一个动词，“毒威武”的意思就是“大大的炫耀了他们的威武”。这两句，在诗的修辞上称为问答格。上句问，下句答。陶渊明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之五)也就是用了问答句的格式。“我圣皇”是指玄宗皇帝，他闻报胡人入侵，勃然大怒，立即派遣军队去征讨。李白对这次战争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他用一个“劳”字表明了他的立场。以下六句，就描写皇帝驱使人民出关作战的情况。“阳和”是春天的气象，现在却一下子变为杀气，因为征兵骚动了全国。征募到三十六万兵士，人人都泪下如雨，不得不茹苦含悲去服兵役，还怎么能顾得到经营自己的田园呢?最后四句是诗的结束，说明了主题思想：如果不看见这些从军青年的苦况，岂能知道边疆生活的艰难?由于今天没有李牧那样能保卫国防的名将，以致边塞上的人民被豺虎般的胡人所伤害。这四句诗应当和陈子昂的《感遇》诗第三首的结尾四句参看，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它们就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风第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是一首讽喻时事的诗。前四句先描写一下富有多金的“中贵”，即权势煊赫的宦官。他们所住的都是甲级大宅院。“连云”是形容房屋高耸入云。他们出来的时候，大车成长列，尘土飞扬，虽在正午，也使道路阴暗。“阡陌”是道路的代词，不必讲做“田间小路”。宦官是在皇宫里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他们本来没有政治地位，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阔气呢?因为他们会迎合皇帝的爱好。玄宗皇帝有一个时候，喜欢斗鸡。宦官们就向民间去搜索能斗的鸡，以此得到皇帝的赏赐。以下四句，就说：路上碰到斗鸡的人，他们都是冠带巍峨，气派非常显赫，鼻孔里出气也上冲虹霓。路上行人遇到他们，都战战兢兢，非常害怕。唐人小说中有一篇陈鸿作的《东城父老传》，记载了一个宦官贾昌，因为能斗鸡，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的首领。“五百小儿”是宫中训练的五百名斗鸡队员。贾昌声势显赫，玄宗天天赏赐他金帛，当时人民称他为“神鸡童”。李白这首诗，就是为贾昌这类人物写的。最后二句说：现在没有象许由那样高尚的人，谁知道当今皇帝象尧一样好呢，还是象跖一样坏。古史相传，许由是尧帝时的人。尧要把帝位传给许由，许由听了，赶紧到河边去洗耳朵，表示不要听这些污秽的话。唐尧总算是个好皇帝了，可是许由还不以为好。今天没有许由这样的人物，皇帝的好坏更没有人知道了。
　　
　　 徐祯卿说：“此篇讥时贵也。”(郭云鹏重刊《李太白文集》引)我看此诗的讽刺对象还不是“时贵”，而是直接指向玄宗皇帝李隆基的。李隆基在位四十三年，他的政治设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李白从他的荒淫腐败的行为，看穿了他残虐人民的盗跖面目，因此有这两句诗。《古风》第四十六首有句曰：“斗鸡金宫里，蹴踘瑶池边。”也是讽刺玄宗斗鸡踢球的生活的。
　　
　　 古风第五十六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
　　
　　 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
　　
　　 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
　　
　　 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南越商人采得了明珠，象海天明月一样光辉。贩珠商人从南方把明珠带到京都，价值之高轰动都城。可是当他把这颗明珠献给皇帝的时候，皇帝却按剑而有怒色，以为它是假货。贩珠人看到皇帝不识宝物，只好怀珠长叹。而这时候，那些冒充明珠的鱼目珠，却纷纷来讥笑他，使他愈感到心中愤闷。
　　
　　 这首诗的寓意很明显。李白自比为南海明珠，而玄宗皇帝不能认识，因此没有留用他。玄宗左右那些坏人，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都是冒充珍珠的鱼目，却对他讥笑不已。这首诗显然是李白被放出长安以后所作。《古风》第三十六首以卞和向楚王献玉为比喻，与此诗同一个主题，可以参看。
　　
　　 以上选讲了三首李白的《古风》，都是陈沆所谓“指事浅而易窥”的作品。既不披游仙的外衣，也不作曲折隐约的比喻，它们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欣赏，这是李白诗的大众化倾向。但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些文学修养较深的人，他的诗又常常被认为浅俗。元稹曾经对李、杜二人的诗作过比较，他以为李白的“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可以比得上杜甫，但在“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这方面，则李白远不如杜甫(见《工部员外郎杜甫墓系铭》)。“属对律切”，是指律诗的对偶功夫。李白作律诗不多，他似乎不屑费工夫去做对句，这一点确是不如杜甫，至于说杜甫能“脱弃凡近”，分明是说李白的诗浅俗了。苏轼也说：“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东坡题跋·书学太白诗》)这个“易”字，也是平凡浅显之意。历代以来，有许多人作过李杜比较论。有人扬李而抑杜，有人尊杜而贬李。种种议论，尽管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出发，但本质却反映了一个诗歌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学习或欣赏李白的诗,在参看各方面评论的时候，必须体会到这一意义。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30 李白：蜀道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韵一)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韵二)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拊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韵三)
　　
　　 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韵四)
　　
　　 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蝾而崔嵬，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韵五)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的作品，以乐府和歌行最为著名，他的豪迈狂放的风格，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淋漓痛快。乐府和歌行，在诗的形式上，原无分别，如果以乐府曲调为题目，就属于乐府诗，如果自己制造题目，不谱入任何曲调，就属于歌行体诗。“蜀道难”是魏晋时代早就有的歌曲，它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歌咏蜀道的艰难，行旅之辛苦。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所描写也是蜀道的艰险，所以它属于乐府诗。
　　
　　 李白此诗极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首诗，对于这一疑问，历来就有好几种解说。
　　
　　 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录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所著《本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拜访他。看到他的状貌姿态，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著作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请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录，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候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
　　
　　 《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肃宗的最后一年，即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及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情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二人间的关系未必坏到如此。因此，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
　　
　　 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贇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
　　
　　 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不足据”。他认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
　　
　　 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探讨。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贇的讲法似乎最合情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分析得很详细。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都没有注意：丹阳进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与他同时代的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共二百三十四首。他在自序中说明这些诗起于甲寅，即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终于癸巳，即天宝十三载。他选了李白的诗十三首，其中就有《蜀道准》。这是一个无可推翻的证据，证明《蜀道难》作于安史之乱以前。那么，它显然不是讽谕明皇幸蜀的诗了。如果《摭言》、《本事诗》的记载可信，则此诗的创作年代还可以提早到开元末年。为此，我们不取以上那些讲法，而把此诗定为李白赠入蜀友人的诗。
　　
　　 初唐以来，乐府歌行的形式，一般都是七言古体诗，但李白却创造了新的形式。他善于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各种句法混合运用，成为一种不同于魏晋的新型的杂言体。甚至，他有时还大胆地在诗里运用散文句法。这是远远地继承着楚辞和汉代乐府歌辞的传统，而加以推陈出新的。就象这首《蜀道难》，七言句不到一半，其馀大半是不拘一格的杂言句。读他的诗，要跟着作者的豪放的感情和参差的句法，一气贯注，而以它的韵脚为段落。长篇的诗，不论歌行或排律，换韵的地方一般总是思想内容分段的地方。读诗的人应当懂得这个窍门。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现在再提一提。这首诗，我就用依韵分段，以一韵为一句的方法来写定。
　　
　　 第一段以“天”字起韵，连押五韵。“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分二行写，实在只是一句。全诗一开头就用三字惊叹词“噫吁戏”。屈原用过“已矣哉!”汉乐府歌辞有“妃呼豨”、“伊那何”，都是三字惊叹词。此后也许在民间歌曲里一向存在着，但在魏、晋、南北朝诗人的作品中却不再出现。不过“噫吁戏”是“噫”字下再加一个“吁戏”。所以不能说是三字惊叹词，应当标点作“噫!吁戏!”“吁戏”就是“於戏”，而“於戏”是“呜呼”的古代写法。《宋景文笔记》云：“蜀人见物惊异，輙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难》，因用之。”可知“噫吁戏”是“噫嘻”的衍声词。胡元任又引苏东坡的文章来作证。东坡《后赤壁赋》云：“呜呼噫嘻，我知之矣。”又《洞庭春色赋》云：“呜呼噫嘻，我言夸矣。”也就是李白的“噫吁戏”。李白把“噫嘻”衍为三字，苏东坡更衍为四字，都用了蜀郡方言。
　　
　　 诗的创作方法，完全用赋体。全诗都是夸张地描绘蜀道的危险，行旅的艰苦。第一句先提纲总述：由于山路既高且危，所以蜀道之难比上登青天还难。以下四句，从蜀国古代史讲起。据杨雄所作《蜀王本纪》：上古时蜀国之王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等，其时人民椎髻哤言，没有文化。从蚕丛到开明，共三万四千年。李白节取了两位蜀王的名字，说蜀国的开国史多么悠远。“茫然”是悠久不可知的意思，和现在的用法稍有不同。杨雄说蜀国古史三万四千年，已经是夸大了；李白又加上一万四千年，说是四万八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和三秦人行旅往来。太白山，或称太乙峰，是秦岭的主峰，峨眉是蜀中大山。这两句说：从太白到峨眉，只有一条狭窄而危险的小路。因此，秦蜀之间一向无人来往。
　　
　　 《蜀王本纪》又记载了一个关于蜀道的神话。据说秦惠王的时候，蜀王部下有五个大力士，称为“五丁力士”。他们力能移山。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就命五丁力士移山开路，迎娶美女。有一天，看见有一条大蛇进入山洞，五丁力士一齐去拉蛇。忽然山岭崩塌，压死了五丁力士。秦国的五个美女都奔上山去，化为石人。这个神话，反映着古代有许多劳动人民，凿山开路，牺牲了不少人，终于打开了秦蜀通道。李白运用这个神话的母题①，写了第五韵二句：“地崩山摧壮士死”，也可以说是指五丁力士，也可以说是指成千累万为开山辟路而牺牲的劳动人民。他们死了，然后从秦入蜀才有山路和栈道连接起来。第一段诗到此为止，用四韵八句叙述了蜀道的起源。
　　
　　 第二段共用九个韵，描写天梯石栈的蜀道。“六龙回日”也是一个神话故事，据说太阳之神羲和驾着六条龙每天早晨从扶桑西驰，直到若木。左思《蜀都赋》有两句描写蜀中的高山：“羲和假道于峻坂，阳乌廻翼乎高标。"羲和和阳乌都是太阳的代词。文意是说：太阳也得向高山借路。而最高的山还使太阳回飞避开。“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这一句就是说：上面有连太阳都过不去的高峰。“高标”是高举、高耸之意，但作名词用，因而可以解作高峰。萧士贇注引《图经》云：高标是山名。这是后代人误读李白诗，或有意附会，硬把一座山名为高标。原诗以“高标”和“回川”对举，可知决不是专名。
　　
　　 这两句诗有一个不同的文本。《河岳英灵集》、《极玄集》这两个唐人的选本、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人写本，还有北宋初的《唐文粹》，这两句却不是“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而是“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逆折冲波之流川”。从对偶来看，后者较为工整，若论句子的气魄，则前者更为壮健。可能后者是当时流传的初稿，而前者是作者的最后改定本。故当时的选本作“横河断海”，而李阳冰编定的集本作“六龙回日”。现在我们根据集本抄录。
　　
　　 以下一大段又形容蜀山之高且险。黄鹤都飞不过，猿猴也怕攀缘之苦。青泥岭，在陕西略阳县，是由秦入蜀的必经之路。这条山路百步九曲，在山岩上纡回盘绕，行旅极为艰苦。参和井都是二十八宿之一。蜀地属于参宿的分野，秦地属于井宿的分野。在高险的山路上，从秦入蜀，就好似仰面朝天，屏住呼吸，摸着星辰前进。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旅程中，行人都手按着胸膛，为此而长叹。这个“坐”字，不是坐立的坐，应该讲作“因此”。
　　
　　 以上是第二段的前半，四韵八句，一气贯注，渲染了蜀道之难。下面忽然接一句“问君西游何当还”，这就透露了赠行的主题。作者不象作一般送行诗那样，讲些临别的话，而在描写蜀道艰难中间，插入一句“你什么时侯才能回来呀?”由此反映了来去都不容易。这一句本身也成为蜀道难的描写部分了。
　　
　　 “畏途巉岩”以下四韵七句，仍然紧接着上文四韵写下去，不过改变了描写的对象。现在不写山高路险，而写山中的禽鸟了。诗人说：这许多不可攀登的峥嵘的山岩，真是旅人怕走的道路(畏途)。在这一路上，你能见到的只是古树上悲鸣的鸟，雌的跟着雄的在幽林中飞绕。还有蜀地著名的子规鸟，常在月下悲鸣。据说古代有一个蜀王，名叫杜宇，号为望帝。他因亡国而死，死后化为子规鸟，每天夜里在山中悲鸣，好象哭泣一样。这一句诗的读法，一向有不同的意见。近年来出版的选注本，都断句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成为七字一句，三字一句。我以为这样读法是错的，应该是两个五字句。古书没有标点，也不断句，很难知道古人把这句诗如何读法。但吴昌祺的《删订唐诗解》、钱良择的《唐音审体》，都是清初刻本，都是圈断了句子的。他们把这一句定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我以为这样断句较为适当。它是两个五言句，不是七、三句法。理由是：“愁空山”三字不成句。歌行中的三字句，常常是两句连用，很少单独用的。这在李白诗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只因为“子规啼月”、“蟪蛄啼月”在唐诗中往往可见，所以许多人不敢把“夜月”二字和“啼”字分开，于是读成了上七下三的句法。至于“夜月愁空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空山之中，明月之下，使行人为之忧愁。李白有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绝句也用同样的意境：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过夜郎西。
　　
　　以这首诗的第一句和第三句为证据，可知李白写的是两个五言句，而不是上七下三的句法。作《而庵说唐诗》的徐增把此句十字连为一句读，而解释道：“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並无有人迹。空山古木间，日之所见者，但是悲鸟雌雄威群而飞；夜之所闻，但是子规月下啼血最苦。”历来讲唐诗者，这段讲解最为突出。他躲躲闪闪地讲了一通，我们竟看不出他怎样分析这个十字句法。
　　
　　 以下还有一韵二句，是第二段的结束语。先重复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接着说：使人听了这些情况，会惊骇得变了脸色。“凋朱颜”在这里只能讲作因惊骇而“色变”的意思，虽然在别处应当讲作“衰老”。
　　
　　 第二段以下，韵法与章法似乎有点参差。现在我依韵法来写，分为三段。但如果从思想内容的结构来看，实在只能说是两段。从“连峰去天不盈尺”到“胡为乎来哉”是一段，即全诗的第三段。从“剑阁峥嵘而崔嵬”到末句是又一段，即全诗的第四段，第三段前四句仍是描写蜀道山水之险，但作者分用两个韵。“尺”、“壁”一韵，只有二句，接下去立刻就换韵，使读者到此，有气氛短促之感。在长篇歌行中忽然插入这样的短韵句法，一般都认为是缺点。尽管李白才气大，自由用韵，不受拘束，但这两句韵既急促，思想又不成段落，在讲究诗法的人看来，终不是可取的。
　　
　　 这一段前二句形容高山绝壁上有倒挂的枯松，下二句形容山泉奔瀑，冲击崖石的猛势，如万壑雷声。最后结束一句“其险也如此”。这个“如此”，并不单指上面二句，而是总结“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以下的一切描写。在山水形势方面的蜀道之险，到此结束。此下就又接一个问句：你这个远路客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呢?这又是出人意外的句子。如果从蜀中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我们这地方，路不好走，你何必来呢?如果站在送行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如此危险的旅途，你有什么必要到那里去呢?
　　
　　 接下去转入第四段，忽然讲到蜀地的军事形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于固守，难于攻入。象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亲信可靠的人去镇守，就非常危险了。这几句诗完全用晋代张载的《剑阁铭》中四句：“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李白描写蜀道之难行，联系到蜀地形势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已越出了乐府旧题“蜀道难”的范围。巴蜀物产富饶，对三秦的经济供应，甚为重要。所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句就说蜀地“城阙辅三秦”，也是指出了这一点。李白作乐府诗，虽然都用旧题，却常常注入有现实意义的新意。这一段诗反映了初唐以来，蜀地因所守非亲，屡次引起吐蕃、南蛮的入侵，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使三秦震动。
　　
　　 这一段诗，在李白是顺便提到，作为描写蜀道难的一部分。但却使后世读者误认为全诗的主题所在。有人以为此诗讽刺章仇兼琼，有人以为讽刺严武，有人以为讽刺一般恃险割据的官吏，都是为这一段诗所迷惑，而得出这些结论。但是，这几句诗，确是破坏了全诗的统一性，写在赠友人入蜀的诗中，实在使人有主题两歧之感。明代的李于鳞，曾评李白的歌行诗云：“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以长语，英雄欺人耳。”(《艺苑卮言》卷四引)对于这一段诗，我也认为是“强弩之末”的“长语”(多馀的话)。
　　
　　 现在我们把全诗的骨干句子集中起来：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问君西游何时还?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就是《蜀道难》的全部思想内容。其他许多句子，尽管写得光怪陆离，神豪气壮，其实都是这些骨干句子的装饰品。读李白这一派豪放的乐府歌行，不可为一大堆描写的句子所迷乱，应当先找出全诗的骨架子。这个读法，我称之为剥皮抽筋法。
　　
　　 李白的乐府诗，其句法、章法都是直接继承楚辞和汉乐府的。他用的都是乐府旧题，诗的内容也大多依照传统的题意。从这三方面看，他的乐府诗，对齐梁以来的乐府诗来说，确是复古。但是，他有针对现实的主题，他的辞藻表现着充沛的时代精神，诗的形式也大胆地摆脱了一切古典的束缚。从这三方面看，他的乐府诗是新创的唐诗。他给古老的乐府诗注入了新的生命，影响了以后许多诗人，使乐府诗也成为唐诗的一个重要传统。
　　
　　 历来对李白乐府诗的评论，我以为胡震亨的一段话讲得最好，现在抄录在这里，以代结语：
　　
　　 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水旨。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迹。今人但谓李白天才，不知其留意乐府，自有如许功力在，非草草任笔性悬合者，不可不为拈出。(《唐音癸签》卷九)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
　　
　　【增记】
　　
　　 近日又阅唐写本诗选残卷，李白《蜀道难》诗写本文句与今世传本大有异同，有可以校正今本之误者，亦有抄写者的笔误，不可信从的。惟“子规”一句，唐写本作“又闻子规啼月愁空山”，乃是二、七句法，与上文“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句式相同。“然后”，“又闻”都是衬字，下面各带一个七言句，我以为这个句式比较好，它与上下句和谐，读起来流畅。但是，这一句在《河岳英灵集》中已作“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还在敦煌写本以前，亦不可能定为后人删去“夜”字。因此，李白此句原本如何，已无从考定，我只能依今本字句，读作五言二句。
　　
　　 又，唐人写本没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二句。我也以为较好。因为上文没有描写锦城之乐，这里就不应该忽然提到锦城之乐。这二句如果用作全诗的结语，倒也还可以，但下面明明还有一句重复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全诗以这一句领起，底下两大段，都以这一句作结束。可知李白作此诗，章法很整齐。唯有这“锦城”一句，又是多馀话中的多馀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
　　
　　
　　
　　① 母题:是英语Motif的译名。用在文学上，即是主题。用在民俗学上，指神话、传说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