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西关大少
   
    暮色，晚春的落花凝成一出无声无色的默片，没有剧本，不必排练，祇凭一个飞姿，整座抱恙的愁城顿时激起一串凄美的惊梦。高楼上，悠扬的笙歌还在袅袅诉说殖民时代的离绪，满帘水映照的却已经是开埠以来最揪心的一场瘟疫。残云过处，那个坠楼人满怀的悲欢都疲累了，轻轻飘散在一块汝窑瓷枕上，像广州南越王墓的那一块，顾不得胭脂的深浅，顾不得别姬的寥落。毕竟是后现代最后一个西关大少，张国荣注定要在薄纱绣帐的一床幽香中永生，留襟上的酒痕，留不老的绿鬓，留一身六朝沧桑的金粉。

    依旧江山，无边云树，戏看不到的是他盘膝坐在厚厚的地毡上，暖暖捧白雪仙的双手，轻声低唱一阕啼血的粤曲。这一刻，两代人满心是荔枝树上的月色和茉莉花间的倩影，恍恍惚惚一起走回耀华街的花岗石旧路，走进一幢西关大屋的正间，悄悄寻回西壁上居廉画的那对淡彩清供。穿出厅堂穿过天井一地的瓜子皮，清唱辄止，满庭是月季的香气。

    　不是说他的歌艺曲艺演艺都攀上了传统的颠：比他先走一步的罗文胸襟肯定涵养更丰厚的故国云。不是说他的旧学旧闻旧情都接得上前辈的香火：一个十里洋场成长的半唐蕃，说甚幺也沾不到海棠树下太多的清弦雅韵。不是说他拥的是万贯家业，挥一挥手就可以在荔湾区堆砌出满园林的旧家风情：旧家多的是红线女眼梢都懒得扫一扫的俗物。张国荣古典的五官配上玲珑的忧郁，造就的是庸碌红尘中久违的精致：柔美的围巾裹微烧的娇宠，矜贵的酒杯摇落千载的幽怨。他的举止恒常宣示的更是随旧时代散的纳、攀枝、赏荔的闲适，纵然他未必经历过那样的岁月。

    荔湾大少茶楼多的是歌坊，二三十年代的富绅巨商和骚人墨客乃至稚嫩的大学生都沉醉在那的粤曲声中：名画家邓芬和名词家谭乔尚用宋词和《西厢》曲句写成《梦觉红楼》给徐柳仙演唱；一代硕儒叶恭绰自撰的粤曲三首莺莺燕燕都传诵。可惜当今的电影始终看不到前代名士恃才玩世的这一幕，失落的观众只能从张国荣的眼神扑捉几许褪色的孤愤。张爱玲《第一炉香》。

    　老广州人爱说「西关小姐，东山少爷」：西关一带富商巨贾家多的是粉嫩的小姐，东山仕宦人家少不了的也是倜傥的少爷，标志的尽是清末民初那股流金的贵族文化。文化的贵族最容易滑成斗富的霸族：古今中外精致的贵族文化都靠颓废的元素支撑，华丽于是透沧桑。红遍东西的武打巨星财大气俗，沾的是东山的霸道；漂漂亮亮的贵气明星也不少，少的是那一点颓废的清气。张国荣心存粉黛的灵感、胸怀孽子的孤愤，恰是艺人养命的sensitivity。小思说他捧白先勇的《树犹如此》躲在角落一口气读完；董建平说他喜欢水墨画，最后一次在她的画廊买了雕塑家费明杰的《桂花》系列：西关大屋的桂树还剩几株？

朱生豪夫人宋清如
       
     
    　问宋清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是不是爱情的力量？宋清如说：「有一部分。我们结婚了，他的心也定了。其它原因也有：一、詹文浒对他的鼓励；二、他想赚钱结婚；三、他对莎剧的笃嗜。」有人准备写一本《宋清如传奇》，她听了说：「写什幺？值得吗？」因为朱生豪吧。她答得简洁：「他译莎，我烧饭。」

    幼年进常熟私塾启蒙，三十年代读之江文理学院中文系，宋清如说郁达夫当时教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她觉得郁老师诚恳，不虚伪。问她郁老师长得怎幺样？答说：「极难看。」一张一九二○年拍的照片宋清如倒显得极清纯，极漂亮。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三日范笑我去看她，有客人请她在《朱生豪传》那本书签名，她写日期只写「七月」不写十三号：「生豪说十三是外国迷信，不吉利！还是写十二号吧。」她这个人似乎极乖，很听朱生豪的话。

    　我们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梁实秋译的莎翁全集好象还没有出齐，两个学年的莎士比亚课都靠朱生豪的译本纾困，赵默老师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梁实秋的《全集》译本出齐我在伦敦，暑假回来捧了一套回去，断断续续对原文读过不少册，老觉得梁译学究气重，跟得蛮紧；朱译文艺腔浓，容易投入。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用功，眼看上一辈人默默伏案做了那幺吃重的学问，暗地总是担心自己接不上这一线薪火，一边谋稻谋粱，一边一分一毫的耕耘。

    在剑桥读理科的世侄中英文底子都厚，读书破万卷，这阵子放寒假回来，忽然问我梁实秋与朱生豪的莎翁译本哪个好？我翻出浙江嘉兴范笑我刚寄给我的《笑我贩书》给他看。书上六十七页有一段说，梁实秋在＜莎士比亚与性＞一文嫌朱生豪的译本删削不少：「他所删的部分连同其它较为费解的所在，据我约略估计，每剧在二百行以上，我觉得很可惜」。而《朱生豪书信集》说，译《威尼斯商人》期间，「我一路译一路参看梁实秋的译文，本意是贪懒，结果反而受累」。

    　翻译很难完美，也无止境。朱生豪梁实秋今日要是再校各自的译本，一定又修改得满纸朱红。认真做翻译的人都逃不过这个诱惑。二位先生既然忐忐忑忑细细斟酌过对方的译本，可见朱译梁译都不是等闲之辈的烂译，都值得好学的人互补互读。莎翁文字多云谲，多波诡，不知难倒多少英国硕儒，梁实秋朱生豪的孜孜译笔偶有误译，难道就该万死！梁先生「可惜」之叹与朱先生「受累」之说都非瞽言，那背后尽是心血堆起来的识见。

    范笑我经营的秀州书店我最想去看看。一九九八年宋清如逝世一周年，他们曾经引用我的一段旧作纪念她。我推介的是宋清如为朱生豪莎剧译文集四七年版写的＜译者介绍＞。那套旧版书我找不到了，心中惦的倒是她填的几句词：「落尽千红啼杜宇。楼外鹦哥，犹作当年语」

星期五，商界老前辈约我跟他吃午饭聊天。他喜欢中环那家吃西餐的海派老字号，早年跟安子介先生一众大名大姓的人物天天在那吃午餐，各坐各的固定餐，餐后喝啡咖的时候偶然转子聊两句，经济政治民生三五句话递一个眼色彼此心照，仰头一笑而别。我正是在安先生的餐桌上认识这位前辈，记得那天座上还有纺织月刊的宋凯沙先生。

    老前辈这十来年退隐山居，绝闹市，非到闷得慌了才约人出来一会，说是让朋友晓得老朽还在红尘边缘。这天，他喝完清汤忽然挂上一脸严肃对我说：「中环剥落了，真的！」听到这样一句断语，我的理解是老人家怀旧情切，眼前种种横看竖看都不是记忆中的当年繁华。他不同意，说是他这句话绝不带丝毫浪漫色彩，而是一句事实的陈述：经济下沉，买卖萧疏，租金尽管下调，好多商行还是搬离中环搬到更便宜的区域甚至工厂大厦去。这是客观环境上的变迁。更飘渺的蜕变是老前辈那一代人退下去了，下一代的接棒人教育背景和价值观念已然跟上一代不同，不幸又遇上回归以来的不景气，精神面貌显然加倍的不复旧观了。「李国宝说那个管保安的女高官跟他不是一个class，说的也许正是这种微妙的疏离，也是Karl Marx说的一种alienation。」老前辈说。「中环已经没有了我们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glitteringprizes！」他的眼睛泛起薄薄一层朝露，彷佛晚夏晨光中的一池残荷。

    　李国宝是老前辈跟新一代之间的中间一代人，心还回荡传统商人和社会活动家的一些守则；管保安的那个女高官倒是站在仙人掌上踮起脚后跟在采星星采月亮的回归新人类，满心是侍妆丫鬟细细琐琐的计量。至于新一代的中环人，我认识的也不少，恒常担忧他们在经济低迷的氛围不自觉的变成只会看人脸色的门房。看老前辈使刀叉慢慢吃磁盘上那块鲑鱼，我想起安先生当年称赞他一生低调沉实的作风，说他是最地道的圣约翰大学高材生。

    那样的教养毕竟属于非常遥远的金粉世代了，跟我刚来香港的六十年代穿梭在中环的港大精英一样耀眼。老前辈虽是商人，人文修养很深厚，英文极好不说，八十年代一度发愤细读《胡适文存》，给我抄了一句胡先生一九四六年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辞，说他读了很感动。胡适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国家的贡献，实甚微末，虽然做了几年的驻美大使，但是没有替国家借过一文钱，买过一枝枪，甚感惭愧。」

    老前辈这次见面还在说，胡先生那番话是最自负的谦辞。「做官做得像他那样实在够委屈的了，」他说。「香港那个管钱的高官前些天跑出来亮相，市民还在讥讽他是垃圾虫，我倒觉得多余了。那幺大的官做了那幺不体面的事而不必下台，旁人再去理会反而损了自己的体面！」我说，台湾小说家黄春明在宜兰乡下堤防上看到一种爬藤类的乳白色的花，很漂亮，问了好几个乡下人才问出那花的名字叫「垃圾花」！老前辈听了仰头大笑而别。

台湾文建会提出一份〈审查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草案〉，建议包括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群等文化资产主管权利由中央政府一把抓，地方政府不必置喙。行政院原定前两天开会讨论这份草案，二月十日要卸任的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长龙应台原本已经致电行政院政务委员陈其南，说好她会在会上完整说明台北市府的看法，讲述地方第一线执行机关所遭遇的挫折与经验，希望修正草案更加完备。

    不料，就在他们通电话后的几个小时，行政院宣布委员出席人数不足，会议临时取消，延到春节过后才举行。龙应台大为愤懑，立刻招待记者说，二十六位列席会议的人，一半是行政院的人，就算院外学者不能来，院内单位一定会派人来，这样重要的会议，怎幺可以在临开会前的十几小时说取消就取消？龙应台怀疑中央故意拖延会期拖到她卸任，好让文建会所提的修法版本可以顺利通过。她骂中央一把抓，严重剥夺地方权利，草案中尤其处处流露出中央集权、国家至上的痕：「这是一个什幺样的中央政府？」她喝问。

    龙应台刚从德国休假回台，一回来就发了火。她去德国之前本来说好会先来香港玩两天，可惜签证递得晚，拿不到。我昨天看了台湾报纸跟她通电话，原想跟她聊开心事让她消消气，没想到她心情大好，笑得很大声，像跟人吵架吵赢了的小学生那幺兴奋。这样的性情中人，怎幺说也不该跑去当什幺鬼官，连"stateintellectual"的身份她做起来也不会自在。

    早听说俄罗斯历来都有不少「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些不当官而又属于政府智囊的人物，遇事进一步退两步小骂大帮忙的有识之士。西方论者老觉得这种人怪怪的；我前两天看到美国报上写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曾侄孙女儿TatyanaTalstaya，说这位旅美多年的散文大家苏联解体后回莫斯科写小说、做电视节目，有些俄国人觉得她是典型的"stateintellectual""apeculiarlyRussianconceptmeaninganunofficialmemberofthegovernmentteam"。她公开支持普京的政权，说普京不断在团结国人，不像叶利钦那个酒鬼那幺不讲道义责任，样样事情抓不紧。可是，她始终认为当今的俄国统治者其实从来就没掌过太大的实权，亮不出老百姓想看到的魄力：「坐第一把交椅的人徒有权力的光环而没有实际的权力」，她说。

    托尔斯塔亚说她一回到俄罗斯就觉得整个气氛教人泄气（disappointing）、可怕（frightening）、烦死了（irritating）。俄罗斯其实也跟台湾、香港一样：一个延续苏维埃的狂躁症，一个难除民进党的草根气，一个照搬共和国的浮夸风，都需要一段长时间的自疗过程：「热脸偎上冷屁股，犯不！」胡适当年八分像「国家知识分子」，给蒋介石写长信、当驻美大使受尽闲气、做《自由中国》杂志跟政府之间的桥梁，样样努力换来的是统治者客气而冷淡的反应。今天当政的人连这点客气恐怕都没有，龙应台还去帮甚幺闲凑甚幺趣！

盖茨在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提出十一项人生忠告，台湾《苹果日报》卜大中的社评引用这些忠告与应届毕业生共勉。十一项忠告我偏爱四项：第二、这个世界并不在乎你的自尊，只在乎你的成绩，有了成绩再去强调你的感受不迟。第七、你的父母变成这样无趣是因为他们忙付你的开销、洗你的衣服、听你吹嘘你有多了不起。所以，在你拯救给你父母那代人破坏的热带雨林之前，先整理一下你的房间吧。第九、人生没有寒暑假，没有哪个雇主有兴趣帮你寻找自我：请用自己的时间去找吧。第十、电视上演的不是真实人生：真实人生中每个人都要离开咖啡馆去上班。

    这几项人生忠告简明而实际，像我这样尝遍江湖况味的资深市民看了只恨盖茨不早三、五十年说，害我抱感受抱自我在心灵咖啡馆白泡了那幺多年！当然，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听到这些忠告也会埋怨盖茨在泼我冷水：我不相信人生是不公平的；我不相信三十出头的我当不了百万年薪的副总裁；我讨厌我的老板那幺不讲理；我不觉得我应该在快餐店打工，我甚至觉得像我这样了不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憋满肚子的委屈去打工。老天爷爱开玩笑，整我整到我活过半百了才让我观赏一出警世的名剧：董建华一生没有给他父亲以外的人打过工，坐上香港第一把交椅之后他不但学不会不亢不卑的应付他的北京老板，他也学不会不偏不倚的领导他的香港公仆，他的才能于是不三不四，他的班子不伦不类，他的政府不上不下。「你现在该明白了吧！」老天爷抿嘴对我说。

    　难怪卜大中引用了盖茨的十一项忠告还不放心，还要劝台湾的毕业生不要相信政客们说的话，不要看太多电视新闻和电视连续剧，说这些都「会误导你错误认知真实世界」。他还叮咛毕业生不要相信杂志上介绍的名人成功故事，尤其是财富名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靠政商勾结、投机倒把、打听内线等见不得人的方式发财的」。在香港，黑门财阀之外，我倒不太担心卜大中担心的那些政客，香港政坛中人还够不上当政客的料子：英国人教出来的那一群不脱书生本色，憨直得有点拙；老早爱国和忽然爱国的那一帮只配当当破落大户的门房，朝朝暮暮都在政治更年期的浮躁中又啼又笑，做做帮凶还嫌碍事呢！

    香港的毕业生看看电视新闻电视连续剧不见得就会拖低文化品味：英国美国一些电视高眉节目看多了很闷。最最容易「误导你错误认知真实世界」的倒是假正经的老报纸，天天一大笔一大笔的抹出彩虹，彩虹尽头却是一堆堆的烂泥巴，不是《纽约时报》用剩的彩色油墨！导演李安说他厌倦了做好人厌倦了温情，很想来点破格的："I was looking for a flaw, because I was sick of being nice, doing the same kind of movies with the same warmheartedness, the same sweetness."他找的是人生的真彩虹、进步的力量，是新的territory，新的innocence，新的terror。

九十四岁的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前几天在北京辞世。沈从文名气太大，沈张姻缘长期笼罩在沈先生文学与考古的强光之中，沈夫人曾祖父做过两广总督、父亲在苏州热心办学的那些大事业反而显得遥远了。她是张家四姐妹的老三。老大元和的生平我不清楚；老二允和前年写过一本关于苏州张家旧事的书；老四充和是书法家、词家，也画画，又是昆曲名角，夫婿是耶鲁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教授傅汉思（Hans
    Frankel），专研诗词和中国历史，着译等身。
    张家四姐妹我知道多些的是四妹张充和。两年前，陈学文在杭州文物市场买到一幅胡适写给充和、汉思的一首元曲，在《传记文学》上发表〈胡适情诗手迹新发现〉。张充和和傅汉思看了回应说那幅字是赝品，真迹她送给了上海的黄裳先生。于是，这件事惹起不少学者文人的议论，报刊上热闹了好一阵。张充和一九八七年把真迹送给黄裳，黄先生后来又匀给潘亦孚，潘亦孚前两年又拿去跟许礼平换书画，去年许先生在我苦缠之下割爱转让给我，十一月二十五日做了《小风景》的插图，现在挂在我书房。
    　我向来深信翰墨聚散讲缘份。得了胡适这幅字，我先是遇到张充和的一些零散诗文，觉得她的文笔确是上乘；不久，陆灏又送给我一张张充和写给施蛰存先生的词笺，小楷清越疏朗，娴雅中遮不住的是那份含蓄的豪气，长短句尤其推敲周全，玲珑标致。近来，我闲时都在细读《沈尹默蜀中墨》，那又是张充和所藏老师的墨宝集，书首她写的那篇〈从洗砚说起〉固然好看，书尾〈仕女图始末〉说的是她一九四四年画的一幅画失而复得的经过，读毕我倒深悔自己一九九一年错过了在苏州拍卖会上竞买这件文献的机会。
    张家四姐妹是当代中国大家闺秀的典范，境遇也许各异，吉凶祸福中流露的却始终是书香门第贞静的教养。四妹充和长住美国，日子安逸，成就甚大；三姐兆和大半辈子陪沉从文在风雨中担惊受怕，真难为了她。我没读过张充和的《三姐夫沉二哥》，只在童元方教授的文章看到几句沉二哥早岁轶事，很有趣。童教授说，张兆和十八岁进上海中国公学修读文史，校长是胡适，沈从文教新文学。一九三○年，沈从文写了好多「独白情书」给张兆和，兆和不理，沈从文饱受煎熬，向胡适辞职，胡适劝他静待她读完书再说。三二年兆和毕业，三三年他们果然在北平结婚，新房四壁萧然，全靠梁思成和林徽因送的两床锦缎百子图罩单烘托出一点喜气！
    我没见过沈从文。写沈从文写得最生动的是黄永玉先生。我的朋友李辉写老年的沈从文伉俪也写得好。他说他有一次到沉家去，张兆和扶沈先生在一米宽的水泥地上散步，说是每天要走五个来回。沈先生才走了两趟就问够不够，走了三趟硬说是第四趟了：「别骗人，刚刚三次。」张兆和说。第五趟，沈先生没走完先嘘了一口长气径自往座位上走：「唉，完了吧？」张兆和抱怨他偷工减料，两老一起大笑。

　立法会的议事大堂端坐一大群人：文武百官的脸是一张张没有结局的故事；乌合议员的神情流露的是没有了红娘的张生和莺莺；高高供上高座的公卿贵人和屏风后面走出来的女眷，十足一幅幅封建大宅的横匾，标举礼教，标举五伦，标举桃园结义的赤胆忠魂。蓦然回首，老建筑华穆的一砖一梁依稀飘浮伊利沙白二世皇冠宝石上几许淡远的余辉，祇是无言的肃静已经婉示不出观点的距离，滔滔的呓语也焕发不了警世的恒言。

    辕马阑珊，意兴微茫，沉重的跫音刚刚传出来，全场应声起立，目送他圆浑的身影走上讲坛发表第二任特区政府的第一份施政报告。董先生脸上岁月的脚印烘托苍茫的威严，隐隐然沁春水未兴和柳丝未长的憾意。我没有想到他第一任的五年会是那样悠长的春秋：守护神长期放假，华盖星天天出勤。我也没有想到他第二任的任期会来得那幺快：烟水池台风景还如故，荒村客路不见斜阳渡。坐在电视机前看开场的十分钟，彷佛劫后还乡的归人看到村口老榕树下喃喃细数蚂蚁搬家的老村长，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流光真的不等人。一盅龙井的寒暄，人世间的几番风雨匆匆过去。看电视的时候纽约飞来的刘大任也在，我们转了话题谈起六十年代在香港认识的张复礼，顿时撩起一阵沧桑之思。那年月张先生在《读者文摘》中文版做事，我的职业飘飘摇摇，多亏他一次又一次替我搭门道、找生计，看我在乱木孤岛上追逐卑微的温饱。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清晨乘搭同一架公共汽车开进闹市，黄昏偶然一起走在冷清的山坡路上回家。

    过了好多年，张复礼到美国进了联合国跟刘大任做同事，期间大任一度派去肯尼亚，张复礼一度派去瑞士。大任说，有一年，张复礼放假去了一趟大陆，回美国的时候送大任一颗种子，说是稀珍品种的桂树。大任是园艺家，悉心培植，果然长出幼苗长成一株婷婷的秀木，可惜不是桂树，是不长橘子的橘子树：张复礼受骗了。

    我们还谈起六十年代台湾出来的邱刚健，带我参观清水湾邵氏片场的编剧。大任那时在熊式一办的学院教书，住在太子道咖啡屋楼上。有一回，邱刚健去找大任，摸错楼层按错门铃，心一急摸不准该用国语还是英语应对。门开了，眼前竟是一位大美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大名鼎鼎的夏梦！好多好多年之后，夏梦投资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编剧正是邱刚健。

    　那是灰灰蒙蒙的老香港，董先生的父亲董浩云扬帆驶进碧涛深梦的年代，谋生虽难而人心奋发。一瞬间，爷爷奶奶不知去了哪儿了，大叔大妈的头发也白了，院子的花儿谢了又开了，「日子过得真快呀」，北京连续剧《小井胡同》朱桦唱的主题曲甜得很：「树上的知了醒啦又睡啦。打开门窗吧，天儿，我估摸不会再下雨啦！」…

我只记得一九六四年我在台南过完最后一个暑假，文星出版的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听说已经查禁。九月到台北衡阳路文星书店兜个圈，殷先生的书好象都不见了。那年月政治气氛绷得紧紧的，话题一扯到国民党特务的黑风孽海，声音都要压得低低的，一边说还一边斜眼珠子左扫右扫，生怕附近突然蹦出一名党工抓人。我们学校有个钢琴弹得很棒的大师兄大四那年无端失，校园的悄悄话都说他是匪谍。殷海光是台湾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启蒙导师，他的文章他的译着是我们冒充时髦冒充西化冒充饱学的道具，只求懂得读却不完全读得懂：《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光看书名已经够忧郁了，加上嘴边吊罗素、海耶克、卡尔巴帕那样的学术名牌，追追清汤挂面的女生肯定多三分把握，连殷先生的弟子何秀煌写的那本《零与一之间》也够吓唬人的。

    流光似水，八十年代何教授来了香港中大，我和他从编者与作者的交往熟稔成朋友，我先是惊叹他的钢笔字写得漂亮，慢慢又觉得他的诗文比记忆中朦朦胧胧的《零与一之间》更清明更浩淼：我大概有点资格当上殷海光的徒孙了。

    　是朋友的公子从美国大学来信谈起殷海光我才又想起那段青涩的岁月。在年轻人心，像我这样的老朽都是再版近代史的民国人了，总该随口说得出政权南渡前后的风风云云。这样的错觉，等于在我头顶上描了一圈光环，也等于勾起我生得太晚的遗憾。我还在木头宿舍挑灯温习《三民主义》的时候，殷先生已经在台中涵碧楼指蒋介石大「伟大领袖」。我还在图书馆为特洛伊的海伦发白日梦的时候，殷先生已经写出耀眼的名句：「给我金权、军权与警权，即便我是世界上最坏的坏蛋，我也有本领造作出看起来好象世界上的人都全体一致拥护我的伟大场面」。一九六二、六三年间，我和几个台大的朋友几次走过新生南路一条小巷探望殷海光的住所，红砖墙的枫树迎风摇曳，我们终究看不到殷家养的那头叫「领袖」的狗。

    　到了一九六九年初秋，殷海光五十岁胃癌去世。这位湖北人西南联大毕业后进清华哲学研究所，抗战时期从军，到印度学军车驾驶技术。胜利后给陶希圣拉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四八年在《中央日报》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第一次惹怒蒋介石。四九年跟报社退到台湾，再写社论逃台军政人员是政治垃圾，受国民党围攻，转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同年跟胡适、雷震创办《自由中国》，靠一枝不畏强权的大笔建立起杂志的声望也断送了个人的生路。

    六六年美国学人费正清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支持中共，台北政府发动台湾学人联署批驳声明，殷先生拒绝签名，台大跟他达成「课表照排，终止上课」的协议，从此形同软禁，海耶克到台湾也不准殷海光去见他一面！殷先生那所故居还在，台湾立委陈文茜写信建议台北市长把这所老房子定为古迹。我告诉朋友的公子说，论文既然想写殷海光，他放假不妨先到台北凭吊一下。

到了台北。先是在旅馆房间的《新闻周刊》上读到俄罗斯作家Victor Erofeyev写的那篇＜The Waron Books＞：俄罗斯作家重拾旧日苏联梦魇。一个史太林时代共青团似的青年人组织走上街头公然清除「不良」文学。青年团背后是普京政府支持，说是团有十万团员，穿印上普京总统肖像的白色圆领汗衫，到处对付依洛费耶夫和Victor Pelevin和Vladimir Sorokin的作品。他们赶走依洛费耶夫新书发布会上的读者；他们把毕利文的新书一包包退回他家门口；他们在剧院门口搭起大型马桶把索洛京的新书拋进马桶。

    依洛费耶夫说，屠克夫的《父与子》有一句话可以总结当年俄国传统文学的命运：「人是好的，环境是坏的」；俄罗斯新文学却赤裸裸证明了坏环境是俄罗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我捧一杯奶茶站在玻璃窗前俯瞰窗外一条幽静的深巷，彷佛听得到远古的那串卖花声。有人敲门：出版社的朋友进来，把我要的几本书摊在小桌子上，絮絮叨叨细数台湾出版业的气色。我给他倒一杯奶茶，萦绕心中的依然是依洛费耶夫的遭遇。「一九六三年搞得林海音先生辞去《联副》主编职务的那首诗你还记得吗？」我问他。「诗题叫＜故事＞。作者叫风迟。诗，记不得了。」他一脸迷茫。

    我只记得诗的第一句：「从前有一个愚昧的船长」，漂流到一座小小的岛屿，迷恋岛上的美女久久忘了回家，台北总统府认定那是在影射蒋老总统愚昧无知。总统府打电话给王惕吾，王惕吾打电话给林海音，林海音立刻辞职。「我也做不下去，辞职了，或者说应邀辞职了！」赶去台北之家赴下一个约会之前在旅馆门口碰见一位旧朋友丢下这样一句丧气话。是选市长选市议员的前夕，一辆辆拉票花车的扩音器发出最后的呼唤：乡音博取乡情，厚颜博取厚禄，台北市洋溢一片新爱旧恨包装出来的政党政治。

    「制度到底民主了，」司机老张说。「陈水扁太辜负了民心，马英九稳坐台北这半壁江山，可惜国民党的连战未必镇得住优势！」说的是闽南国语，念叨的竟是蒙外省人影子的国民党：「蒋经国错让李登辉攀上权力架构的顶层，朝朝暮暮一声一声敲响国民党的丧钟！」他说。

    暮色，台北之家在历史的树影中亮起怀旧的华灯。朋友坐在二楼贵宾厅的长窗前一任思绪越飘越远：明天，马英九当选的是市长的职衔、担负的是总统候选人的重任，台湾进入了另一轮音乐椅子的民主游戏，台北市政只是马先生西装前袋露出小半截的袋巾。「可是，」朋友说，「我开始怀疑民主制度到底是在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政党、一个人的福祉运作？」我说有个叫Rosmalen的人也在怀疑现代医学昌明得太厉害，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探出一两种毛病；因此，制度越民主，暴露出来的人性中的不民主的一面肯定越多，那还是比没有这套制度去暴露和制衡要强得多了。我们步出这幢雪白的老房子，中山北路人车喧哗：台北市要吃安眠药。

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正好在一九九一年年初的农历春节开战，报社的同事纷纷中断过年的喜庆酬酢赶回报馆应战。我们揿亮电灯开动电讯机准备大年初二出报纸。那时候计算机没现在普遍：现在报馆电讯组静悄悄只听到计算机键盘窸窸窣窣的打字声音，像情人的絮语；那时候电讯组各通讯社的机器有的比较先进，不那幺吵，有的是老爷装备，又是咳嗽又是叹息又是谩，还要不停吐出几里长的面条，整天让人担心老爷子随时断气。可是，国际大新闻一来，这些声音倒恒常是最亲切的声音，听起来有安全感。国际大新闻一来，中文通讯社的信息发挥不了太大的威力。台湾中央社时强时弱；中国新华社受政治教条束缚，发放新闻要盯最高当局的指挥棒操作，基调既定，消息的实际价值相应萎缩了。到了这回的第二次波斯湾战争，率先对外报道第一响炮声的通讯社听说是远在六千五百公里外的北京新华社了。香港时间三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三分，新华社亮出一条简单的快讯：「巴格达发生爆炸声」。

    　台湾中央社另有说法。他们说他们的记者当时正好在考彭斯号神盾级导弹巡洋舰上看到战斧巡航导弹射出去，十时二十五分抢先报道开战的消息了。路透社说，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NBC自夸在香港时间上午十时三十二分首先报道美军进攻伊拉克的消息；当时还留守巴格达的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虽然不断直播伊拉克市面情况，最后也要等到上午十时三十六分才证实伊拉克遇袭的消息。两三分钟乃至一两分钟的先后差距一般人不觉得重要，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却很敏感。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这次是赢了一两分钟还是输了一两分钟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摆脱了封闭的新闻操作加入抢新闻的正轨去，完全不受中国政府赞不赞成美国开战的政治立场所左右。他们这次还派了记者胡晓明到美国的小鹰号战舰随军采访新闻。

    　争取新闻是媒体的责任。像波斯湾战争这样的大新闻，媒体能派记者到战地采访当然理想，西方通讯社和电视台的战讯毕竟还是消息的最大来源。碰到这样的时刻，新闻做得越详尽的中文媒体往往越受反战的人的谴责，一棒子定性为主战，像我这样的「报纸佬」几十年来看得多了，新华社千万不必担心吃力不讨好。前两天，我们报馆的同事跟新华社开罗分社首席记者邵杰先生通过电话。据邵先生说，伊拉克政府严格控制传媒工作，记者采访必须先经当地新闻部官员审批发证，外国通讯社也只能聘用当地人当助手当翻译而不能聘他们当记者，中国政府跟伊拉克政府关系好，新华社于是获准聘用一位伊拉克籍的贾迈勒当记者。这次，西方通讯社记者纷纷撤离巴格达之后，贾迈勒还可以留下来为新华社报道战况。这是非常可贵的机缘，难怪新华社前两天还发稿嘉奖打响头炮的贾迈勒。中文媒体其实都该留意贾迈勒和胡晓明他们发回来的稿子。

星期天下午在中环到湾仔的海边领略这幅世界着名的海景。碧波粼粼，天星渡轮载历史的辛酸一遍遍重复历史的任务；蔚蓝的天空中，高高低低不停盘旋的是几只黑黑的飞禽：「每次来都发现这的天空处处是老鹰！」这两天在香港渡周末的龙应台说。她想知道有没有人写过香港的老鹰。我们几个人都不清楚。「人都快活不下去了，还管它老鹰不老鹰！」憋了一肚子气的人说。

    难得这样一个灿烂的星期天，费点菩萨心肠说说高兴的话题行不行？有人说。那人一脸冰霜训斥道：「什幺菩萨心肠！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佛家八苦之中这五苦人人注定，苦到极端也要受。那后三苦是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是客观束缚下的大苦：天天在传播媒体上碰到怨憎的人和嫌忌的事的那份苦；求不到负资产的脱困之路的那份苦；恶法笼罩下盛放色受想行识人生容器随时遭受莫须有罪名折磨的那份苦！小子你醒醒，别再叫我挖什幺菩萨心肠去给人消遣！」

    　我说我去年才在一本书上看到英国一位观鸟专家说，英国经济一好，民生康泰，不仅花花草草长得旺丽，连飞禽走兽都会多起来，说是人类生活决定宇宙生态的盛衰：「香港抬头见老鹰，也许是抬头见喜之吉兆」。肯定是鹰吗？有人问。刚巧有一只急速冲向海面再振翅高飞：「吃鱼！」龙应台说。

    到了晚上，我好奇打电话问一位通天晓。他说他在英国郊野常常见到这种逆风飞翔的鹰，多在初秋时节，飞得笃定而帅气，英国人说那是欧洲的猛禽，是kestrel，中国叫红隼。翌日，同事给我一些资料，证实那些老鹰也叫麻鹰，爱吃死鱼和腐肉，两年前有一千两百只，台湾摄影师梁皆得还来过香港拍麻鹰纪录片。麻鹰原来还是基隆市的市鸟。

    　昨天，我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一段消息：罗马过去只有十只老鹰，现在起码有两百只了。专家说罗马的海鸥也多起来，不是以前的十一、二只，现在起码有四百只了。狐狸和小猎鹰都回来了；一九二七年才发现的椋鸟，目前罗马有两百万只了。动物学家Bruno Cignini说，罗马这座历史古城近年成了千禽万兽的王国：二十六种哺乳动物，一百一十种飞禽，十五种爬虫动物，全来了。他说，过去二十年，野生动物深深爱上罗马，爱上古城温暖的冬天，爱上那些古迹残垣，爱上游客和罗马人掉了遍地的吃剩的食物。他还说，罗马周围那圈绿带公园多，台伯河又成了飞禽走兽的高速公路，直奔罗马，既来了珍禽珍兽，也来了乌鸦和老鼠：「罗马不是一日造成的，连千禽百兽都出了力。」

    看完这段消息听到陈日君说香港有八病：缺乏尊重、忽视有需要的社群、盲目、欠缺爱心、不公义、短视、对人漠不关心、剥削。我在想，千禽百兽到底只学会善用罗马，香港该不会弄到最后只剩禽兽不见人了。

陈之藩先生说，杨振宁二十年前闲谈中告诉他说：「雕刻人像要雕得比本人的尺寸大；完全照本人的原尺寸，不但不会生动，反而会显得小了。熊秉明要为我雕一个像，把我们从几岁开始就在一块儿的感情全雕进去。」我依稀记得杨振宁八十年代也跟我提起过熊秉明是他的老朋友，从小一起长大；那时候我编的刊物选登了熊先生的几款雕塑，杨先生很推崇熊先生的艺术造诣。

    我对雕塑始终停留在很传统的观赏水平，过份抽象的造型我没法领会。人像雕塑看得不少，雅典、巴黎博物馆那些伟大的精品我看了敬畏；这辈子去过的名城大都公园大街上看到的名人雕像我感动的也不少。我没有想过的是杨振宁那套人像雕塑尺寸的理论。前几天我跟一位早年在巴黎认识熊秉明的香港留学生谈起杨振宁说的那番话，他说他在熊家见过几尊人像雕塑，不大，也没发表过，却动人极了：「杨振宁的观察应该是对的。」他说。「我担心的是一些活的人还没资格给雕成雕像，竟赶先把本人的原尺寸自我放大好几倍！」

    　这阵子大家都在议论董建华在立法会大动肝火的事，老留学生认定那是董先生身边极左土共煽风点火搞出来的风景，董先生政治敏感度向来不高，一脚踩上一滩烂泥巴溅得全身脏兮兮了。我不认同这个推论。我也不敢低估董建华的政治敏感度。我隐隐看到的是今日香港已然存在了两个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初期毛泽东写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江青、关锋一伙都咬定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刘少奇、邓小平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毛泽东认定资产阶级反动派硬要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硬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何其毒也」！

    香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围绕董建华的一些极左土共的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求变商人和港英遗孤和负资产业主和民主信徒的司令部。董建华这次在立法会上燃起了怒火，正是他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也是特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他随手翻看的小纸片，更是「《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毛主席说。我不同意老留学生说董建华「赶先把本人的原尺寸自我放大好几倍」，我预见到的只是董先生其实企盼百年之后万紫千红的香港公园会竖起一尊他巍巍的雕像，铜座上刻书法并不那幺像样的四个字：「与时并进」。

    　熊秉明去年辞世了，他没有雕出杨振宁的雕像。陈之藩说，听了杨先生那番话，他想起旧金山那尊小得出奇的孙中山雕像，想起费城的富兰克林雕像，想起霍桑在家乡塞伦的雕像，想起巴黎那尊罗丹雕的巴尔札克，想起华尔腾湖边的梭罗铜像。之藩先生发现杨振宁这位专讲精确的大科学家的雕像理论完全正确：董建华的雕像也应该雕得比他本人大，小了显得肤浅。

　　　听说，张艺谋新片《英雄》是商业上最有野心最有诚意的华语电影，三千万美元投资，向国际影坛进军的当红影星主演，精良的全套制作配备，可以跻身好莱坞大片之中而脸上不带菜色；《时代周刊》说它肩负亚洲电影的希望；谭盾说它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卫视周刊》一篇影评为了这些向影片鞠躬，然后竖起中指。

　　　竖起中指，为的是《英雄》在历史观上空前倒退，没有勇气表现暴政虐杀无辜的鲜血和尸体，还为秦始皇出尔反尔找出了堂皇的理由：秦始皇以心中无剑劝诫李连杰不杀之后，为免破坏律法、不利于一统天下，一挥手万箭射毙了刚走出宫门的李连杰。影评说，陈凯歌在《刺秦》质疑历史巨轮前进中所谓「必然」带来的可耻的鲜血；张艺谋的《英雄》却继续「天下」的陈辞滥调，片尾字幕说明秦始皇终于一统天下，人民安定，只字不提焚书坑儒的臭事。

　　张艺谋继承的是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肯定。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称赞秦始皇是了不起的法家，当场驳斥林彪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责难：
　　秦始皇算什幺？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

　　　　接着，五九年三月，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之际也提到要替秦始皇翻案了；他在六一年《读＜随园诗话＞札记》说：「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七三年七月，毛泽东还不甘心，跟王洪文、张春桥又谈起郭沫若不仅尊孔，而且反法，跟国民党跟林彪一样大秦始皇。那年八月，毛泽东写诗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郭沫若只得赋诗再次表明心迹：「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到了九月，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张艺谋亮出《英雄》等待无数观众竞折腰的时候，饰演残剑的梁朝伟接受外文杂志访问，表明认同电影的信息，颂赞秦皇的伟业，说是十x年前的某个期间他不参加示威，因为觉得中国政府做得对，维持安定，大家都好！言论惹出风波之后，梁朝伟对记者说他是演员，不谈政治，谈的只是片中角色的意见，不希望观众把这些误会带进戏院看这部戏。

　　不谙政治、不谈政治的不是「演员」，是「明星」。说历史观，梁朝伟这个明星的水平肯定够不上在大陆成长的张艺谋导演那幺深刻，比起当年「学界四大无耻」之首的郭沫若更差得远了。说穿了还是张曼玉好玩，进到宏伟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觉得「中国好伟大」！那才是「视觉的盛宴」。

照片拍出她苍老的容颜亮起一双远眺的眼神，为怀抱的瘦成一堆骨头的东非索马里儿童向世人传递诚挚的企盼和揪心的叮咛："If wear emeant to 'love thy neighboras thy self',then surely we should love the world's children as our own"。那是一九九二年。翌年一九九三年她六十四岁，结肠癌到了末期，一月二十日在瑞士家中辞世。凭经书爱人如爱己的精义，凭联合国国际儿童救济基金宣示的大使精神，她给全世界的苦难儿童遗留下无尽的关爱。伤逝绵远，她的两个儿子禀承母亲的爱心成立夏萍儿童基金援救贫病儿童，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千千万万活在炼狱中的儿童。

那是水银灯熄灭之后点亮的另一盏长明灯。今年，从影四十年演了二十七部电影的夏萍去世整整十年，五月号的《Town&Country》编出二十页专辑纪念她，几十帧黑白照片纪录的是五、六十年代永远的夏萍永远美好的记忆。在人类典雅的风度已经住进养老院养老的年代，在纯朴的情爱已经靠在安乐椅上退休的年代，在体面的教养已经供奉在历史博物馆玻璃柜的年代，银幕上的夏萍提醒健忘的世人找回丢在抽屉的一句诺言、夹在旧信堆中的几片深情、藏在阳台上花盆下的儿时真诚。那正是我读中学、读大学的年代，她主演的电影始终是高洁的艺术品，连片名也常像记忆中教堂的钟声那样宁帖，任何一种中文译名都成了不可饶恕的Roman Holiday,Funny Face,Love in the Afternoon,The Nun's Story,Breakfast at Tif fany's, Charade,My Fair Lady。在我这个老影迷的心中，她的名字AudreyHepburn译成赫本是摧花；粤语发音的夏萍倒是一次愉快的工巧。

　 大陆网上前几天有人埋怨我「唯一不好的是喜爱在文章穿插英文」，说那是钱钟书说的吃了肉留一点在牙缝不拿牙签剔去，目的是想告诉别人他吃了一顿肉！其实是我功夫浅，本领小，老担心有些英文句子的情调译成中文会杀风景，会肉麻，会间接搞坏整篇中文文章的气韵，我只好把意思拌进自己文字再引出原文，尽量不露馅。翻译翻得别扭远远不是留一点肉在牙缝那幺碍眼：那是西餐桌上挥舞筷子乱夹别人磁盘的肉，钱先生看了一定更恶心！夏萍一生高贵优雅，她儿子记得有一次英国皇太后跟夏萍寒暄之后小小声喃喃自语说："Sheisoneofus."这句话也庄也谐，不容易直译出分寸，似乎也不便模仿慈禧太后的口吻说：「这妮子端的是咱宫的人！」

　 戏戏外确实沾过不少宫的金粉。夏萍一九二九年五月四日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母亲是荷兰女男爵，父亲是英裔爱尔兰商人，她的外祖父还当过荷兰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总督。她会说法国话和意大利话，荷兰语、德语也跟英语一样流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荷兰受尽忧患和饥饿和贫血的折磨，侥幸给她换来一生清瘦的风姿，在五、六十年代肉弹梦露和曼斯菲尔激起影坛波澜的时候，夏萍七分秀雅的仙气果然给美学铸下了另一套新结论，缀金枝，缀玉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