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的日本学中国与近代的中国学日本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

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

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先生学生与学生先生

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 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

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形下开始的。

三、求真求易与一手二手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 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

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四、看得见的数量与看不见的影响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 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因为在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 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五、旧的不去与新的在来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六、日语外来语分为以下几类:

[一]修饰词+被修饰词

(1) 形容词+名词

例:人权、金库、特权、哲学、表象、美学、背景、化石、战线、环境、艺术、医学、入场券、下水道、公证人、分类表、低能儿

(2) 副词+动词

例:互惠、独占、交流、高压、特许、否定、肯定、表决、欢送、仲裁、妄想、见习、假释、假死、假设

[二]同义词复例:

解放、供给、说明、方法、共同、主义、阶级、公开、共和、希望、法律、活动、命令、知识、综合、说教、教授、解剖、斗争

[三]动词+宾语

例:断交、脱党、动员、失踪、投票、休战、作战、投资、投机、抗议、规范、动议、处刑

[四]由上述单词组成的复合词

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治外法权、土木工程、工艺美术、自然科学、自然淘汰、攻守同盟、防空演习、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动脉硬化、神经衰弱、财团法人、国际公法、最后通牒、经济恐慌

其他还有:

[动词]

服从、复习、支持、分配、克服、支配、配给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

哲学、心理学、论理学、民族学、经济学、财政学、物理学、卫生学、解剖学、病理学、下水工学、土木工学、河川工学、电气通信学、建筑学、机械学、簿记、冶金、园艺、和声学、工艺美术

[结尾词]

(1) 化:一元化、多元化、一般化、自动化、现代化等 (2) 式:流动式、简易式、方程式、日本式、新式等
(3) 炎:肺炎、胃炎、关节炎、气管炎、皮肤炎等 (4) 力:生产力、原动力、想像力、劳动力、记忆力等(5) 性: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周期性、习惯性等 (6) 的: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绝对的、公开的等(7) 界:文学界、艺术界、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等 (8) 型:新型、大型、流线型、标准型、经验型等 (9) 感:美感、好感、优越感、敏感、读后感等 (10) 点:重点、要点、焦点、观点、出发点、盲点等 (11) 观:主观、客观、悲观、乐观、人生观、世界观、宏观、微观等 (12) 线:直线、曲线、抛物线、生命线、战线、警戒线等 (13) 率:效率、生产率、增长率、利率、频率等 (14) 法:辨证法、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方法、宪法、民法、刑法等 (15) 度:进度、深度、广度、强度、力度等 (16) 品:作品、食品、艺术品、成品、展品、废品、纪念品等 (17) 者:作者、读者、译者、劳动者、缔造者、先进工作者等 (18) 作用:同化作用、异化作用、光合作用、心理作用、副作用等 (19) 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国际问题等 (20) 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新时代、旧时代等 (21)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国际社会等 (22) 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浪慢主义、现实主义、帝国主义、排外主义等 (23) 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等

　　清末民初人华的新词语，大都由日本传来，时称“日制汉字词”或“日本新名词”。

　　清民之际，大量“日本新名词”进人中国，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以降，清朝朝野决心师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遂有留学日本和广译东书的热潮出现。而日本在幕末、明治的半个世纪中己经系统译介了西方各学科的代表著作，并于译介过程中拟订了大批对应西学概念的汉字词，其中有些是对中国古典词(如革命、共和、政治、社会等)加以放大、缩小、引申，以翻译西学概念；有些是运用汉字造词法另造新词(如哲学、美学、科学、宗教等)，以翻译西学概念。经十余年乃至数十年的筛选、使用，这些词汇已经定型，并在日译西方著作和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包括教科书)中稳固地占据了位置而恰在此际，渴求西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纷至东瀛，那些汉字占六七成的日译西书和日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就成为刚刚跨出国门的中国学子学习西方最方便的文本，而活跃于这些文本中的“日本新名词”，实为西学概念的汉字表述，很快就被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留日学生和梁启超这样的文豪所接受，他们或在翻译日籍(包括日译西书和日人撰写的西学论著)时将“日本新名词”传输到中国。或在自己的行文走笔间运用自如，如梁启超流亡日本十余年间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诸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便大量采借“日本新名词”。随着汉译日籍和“好以日本语句入文”的“启超体”文章的广泛流传，“日本新名词”遂在中国不胫而走。在其时的新人物言谈、作文里，“机关”、“社会”、“运动”、“自由”等新词迭出，教科书乃至考试题中也屡现“中心点”、“势力圈”、“所得税”之类的日本术语，有人作格律诗，也频用共和、代表、平权、团体、归纳、无机等“日本译书之语句”。

　　面对外来新词的滔滔涌人，清民之际的话语世界出现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国人使用“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的新名词(1911年刊行《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凡例)，因其反映了新知识、新思想，故“人人乐用”，显示出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些“由日本贩人之新名词”与其所负荷的西学内容一起，正在威胁着中日传统的话语系统，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必然引起许多中国学人的反感和抵制，虽然这些学人往往自己也“乐用”新名词。如桐城派古文的后期代表作家林纾在翻译西洋小说时采用新名词不少(如普通，程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反动之力、活泼之精神等)，但他1918年为《古文辞类纂》作序时，批评 “报馆文字”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以为“不韵”。他把新名词分作两类，一类在中国古典里有出处，如“进步”出自《陆象山文集》，“顽固”出自《南史》，“请愿”出自《汉书》，日才人以之对译西洋概念，中国人可以接受；另一类无出处，则为“刺目之字”，应予排斥。章太炎也有类似观点。

　　张之洞是“游学东洋”、“广译东书”的有力倡导者，因而可以视作“日本新名词”大举人华的始作俑者，他本人所撰《劝学篇》中，就有“牧师”、“刚巴度”(英文买办的音译)、“上下议院”、“自由党”"、“代数”、“对数”、“化学”等名词，但以文辞古雅著称的张之洞又对新名词深怀抵触情绪。据江庸《趋庭随笔》载，张晚年任体仕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决计利用职权抵制日本名词在中国泛滥。该《随笔》对张氏情状有一传神描述：“凡奏疏公犊有用新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日：“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该《随笔》还写道，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的章程，张以“检定”一词来自日本，想更换而不得，犹豫再三，该章程终被搁置。同类故事还见于其附属笔记小说，如张之洞见部属文书中有“取缔”、“报告”一类日本名词，心生反感，奋笔批示：此类新名词“尤可痛恨”。部属复文，反唇相讥日：“名词”也是日本名词，更可痛恨。这很可能是时人杜撰的故事，部属大概不敢如此顶撞“中堂大人”。但这类故事表现的张氏既厌恶新名词，又对新名词嫌而难弃的窘态，却是历史真实的写照。

　　不仅林纾、张之洞对新词语持二律背反态度，连那位使用日本名词最力的梁启超，在正面讨论外来语问题时，也多次质疑自日本输人的名词。如他在1899年所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对日本以“经济”作社会物质生产、理财、节俭义用，表示异义，而主张代以“资生”。他在1902年所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对日本名词“金融”也有疑问。他同年所撰《释革》更详考“革命”一词的古典义，对译英文、法文相关词的引申义，主张以“变革”取代“革命”，以准确反映社会变革的内蕴。

　　当中国人抗拒西方话语霸权的努力走向极端时，又往往与深团固拒的文化保守主义交织在一起。这在前述林纾、张之洞的言行中已有所流露，而一位留日本学生彭文祖于1915年所撰《盲人瞎马新名词》一书，将此种文化态展示得淋漓尽致。该书署名“将来小律师”，由此推测彭氏在日本学法律。彭氏对于清末民初新名词泛滥全国，连小学生也竟用新名词大为忧虑，称那些日制汉字词“拉杂不伦，不成体统”，以为这些新词入华是“灭国灭族”之事，他攻击那些套用新名词的人“恬不知耻”。彭氏具体批评支那、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义务、卫生等59个“新名词”，将其斥为“不伦不类”，认为中国人袭用此类新词是“瞎眼盲从”，力主改新还旧，如认为应废止来自日本的“取缔”，代以中国旧词“禁止”、“管束”。然而，彭氏所评击的“新名词”除“支那”等少数几个属于应当排除的，大多数新词已融人中国语汇系统，如目的、权利、义务、法人、卫生、引渡、取缔、手续、场合等被中国人视同己出，日用而不知其为外来词，中华文化也并未因此而消融、崩坍。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证明了彭文祖之类的担心是杞人居忧天。

　　精通西洋语文但思想保宋的辜鸿铭也是外来新名词的激烈批评者。冯友兰记述辜氏在北京大学1919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讲：“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己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三松堂自序》)其实，辜氏对新词“改良”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改良”是一个动补结构词，前面的“改”是动词，后面的“良”是对前面动词的补充，指出“改”的方向。“改良”从语法上讲并无错误，也易于理解，辜氏的漫骂只能表明他对新词的抵触和反感，并不能阻止新词语的使用流行。

　　一些学人对译名取分析态度，对语文的健康发展有积极贡献。如胡以鲁撰《论译名》(载《庸报》第26、27期合刊)，既不一概排斥日本新名词，又主张对这些新名词作具体分析，认为那些 “不合吾国语法者”不宜袭用。朱自清则主张，采用日本名词应与同字译名加以比较，然后经自己思考，择善而从(《译名》，载《新中国》1919年1卷第7期)。

　　对新词语作历史考析，从而引出科学结论的，首推王国维。他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从文化史的纵深度论述新词语产生的必然性。他说：“周秦之言语，至推译佛典时代，而苦其不足”，于是有晋、唐时大量印度佛教术语输入，大大丰富了中国语汇；时至现代，“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于是有今之新学语的涌进。王氏概括道：“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添新语不可。。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駸駸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997年版，第386、387页)这是对包括日制汉字词在内的新学语在中国的传播给予的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肯定。



（bbsriver 节选自《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一文，有删节。全文见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eature/394377.htm）

“自由”似乎不是一个日本名词，据说这是严复翻译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的 On Liberty 时（即严复译的《己群界权说》），将 "liberty" 一词以柳宗元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中的“自由”二字翻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