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文化名人提个醒

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文化名人提个醒
——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
胡子暄
余秋雨先生阁下：
读了7月22日《南方周末》上整整两版的《余秋雨有话说》以及你“质询媒体”的七问，我不能不为你颠倒黑白的勇气和厚颜无耻的谎言感到深深的震惊。二十九年前先父临终时的一幕又再次涌上我的脑海，使我强忍悲愤提起笔来给你写这封信。主要谈以下两点：
第一点，你在“质询一”中责问批评者说：

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此外，你在《余秋雨有话说》里还公然宣称：

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这两段话，听起来气壮如牛，威势十足，其实是耍了个自作聪明的花招。根据当年写作组一些老人在报上的揭露，“石一歌”只是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一个外围组织，发表文章都是用这个集体的笔名。现在时隔二十多年，不看原稿，当然无法举证哪一篇、哪一句是你余秋雨写的。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自己的主要问题不在“石一歌”，而是发生在1973年5月14日被朱永嘉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以后。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10月，你先后在“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四篇篡改历史、无限上纲、乱打棍子、血口喷人的大批判文章，署名都是用的“余秋雨”。这里，为了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阁下提个醒，我根据当年先父遗留下来的旧杂志，把它们一一开列在下面：

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1月出版）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

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1月出版）发表《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8期《学习与批判》（8月出版）发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10期《学习与批判》（10月出版）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

面对这些无可否认的“历史文献”，请问阁下，你还敢不敢让人举出大作中的一篇或一句，然后把你全年的薪金奖励给他们？我想你即使脸皮再厚、胆子再大、钞票再多，也是不敢再出来拍胸悬赏的，只能三缄其口，彻底沉默。
第二点，你在《借我一生》和《余秋雨有话说》中还宣称：

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
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余秋雨伤害过什么人，那我就服了，我向他赔罪和道歉……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对于以上这些话，一般的读者也许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驳斥你，但我却有这个资格和条件。你说你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完全是谎言。当然，你并没有拿着刀子去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但你在当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赶写出来的几篇歪批胡适的黑文，确确实实伤害到了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精神备受摧残，过早地含恨离开了人世。这悲惨的一幕，对于你这个早已步入“大康”生活极乐境界的“文化名人”来说，是不会也没有兴趣去顾及并写入你的“记忆文学”的，但它却像恶梦一样永远留在了我和孩子们的心中。现在，每当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你那一脸伪善做作的媚笑、指摘嘲弄青年歌手的模样，听着你那添油加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痛说家史”的腔调，都会举起手来直指荧屏，不约而同地高喊一声：“又是这个余秋雨！”
下面，我就来揭开这段历史的隐秘，让普天之下的读者都来看一看：你这个信誓旦旦、说的比唱的好听的“谦谦君子”，究竟有没有批判和伤害过别人？
我的父亲胡念柏，祖籍安徽绩溪，上个世纪初出生于上海。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他与家乡断绝了联系。30年代初，他告别祖母去北京求学，学的是理工科，但业余爱好文学。后来经过通信，与仰慕已久的胡适先生有了联系。在一次见面时，胡适先生问起先父的家世，发现两家还有一点远亲的关系，便与先父认了同宗。先父小他一辈，从此两人以叔侄相称。先父在京期间，无论学业或生活，都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先父学成后回上海工作，在一家大企业担任工程师，仍与胡适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年，胡适先生来上海看望祖母，特地将一套《胡适文存》赠送给先父，还亲笔题辞：“念柏贤侄惠存　愚叔胡适”。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胡适先生仓促离京赴宁，第二年又去了美国。他的次子思杜却留在了北京。
1951和1954年，全国两次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政治空气十分严峻，使先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虽然通过学习，他从政治上认识到了胡适先生的错误，但从思想上仍然难以割断和叔祖的情缘。此后他对外人绝口不再谈起胡适先生，只是埋头工作，以求得心灵的安宁。
1957年，思杜叔叔在北京被划为右派，自杀身亡。先父得到消息，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幸亏单位里不知道他跟胡适先生的这层关系，加上平时工作勤奋，人缘也不错，总算逃过了“反右”一劫。
厄运的真正降临是在“文革”初期。先父刚刚退休。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几位文化学术界人士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颇有同感。其中有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先生是先父的朋友，先父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同他交流了自己的看法。李俊老很快回信，信中涉及对这篇文章发表背景的猜测，也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随着形势的发展，李俊老在报上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批判。造反派搜去了朋友给他的有关信件。先父的信被转到了单位。从此他也被责令每天去单位集中学习，反复检讨，在造反派那里挂上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表错误言论”的号。夏秋之交，全国范围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扫四旧”风暴。一天，单位里的造反派，带着一帮红卫兵闯到我家，把书架上的线装古籍和解放前出版的封面黄旧的书刊一扫而空。有个大学红卫兵发现了那套《胡适文存》和扉页上的题辞，立即责问先父：“胡适是你什么人？”在这帮人的追逼下，先父只好据实回答：“跟我同籍，有点远亲关系。我年轻时在北京读书，和他见过面，所以以叔侄相称，但解放后从未通信和来往。”
那个红卫兵说：“胡适是个反动文人，早已批倒批臭。你解放后没有和他来往，却保存着他送给你的书，说明你们思想上一脉相承，臭味相投，难怪你会攻击姚文元同志。”
当天，先父被押回单位，断断续续地批斗了近一个月。所幸胡适先生早已于1962年去世，“文革”期间不过是只“死老虎”。中央两报一刊基本上不再提到他。先父的单位又不属文化学术系统，许多职工根本不知道胡适为何人，因此风潮一过，他便被释放回家，不再引起造反派的兴趣，总算在家里过了六、七年比较平静的生活。由于受到这次冲击，他变得沉默寡言，烟抽得越来越厉害，心脏也经常发病。
1973年11月，他在刚出版的第3期《学习与批判》上看到了一篇署名“秋雨”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买回来细细阅读，越读越感到气愤。我下班回家，他就把这本杂志递给我说：“这个‘秋雨’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这样乱扣帽子、无限上纲？他说你叔祖胡适‘尊孔’，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打孔家店’的口号，就是你叔祖提出来的。他骂你叔祖是‘反动的买办文人’，甚至是‘卖国贼’、‘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看了一下文章说：“‘秋雨’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大概是个笔名吧！‘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好像连汪精卫、蒋介石也没有批过，现在怎么突然又把叔祖拉出来批判了。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内幕。”我劝慰先父不要去多想，我说：“反正叔祖已经去世多年，他生前没有攻击过毛主席，也不会活过来反对‘文化大革命’。再上纲上线也牵扯不到我们的头上。”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上又发表了署名“余秋雨”的《胡适传（五四前后）》。这篇文章长达16000多字，先父连夜读完后对我说：“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了。说你叔祖‘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全盘否定他在‘五四’期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特别是说他1904年到上海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这些话其实都是你叔祖在《四十自述》中对自己年轻时一段短暂的荒唐生活所作的反省。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却能这样自责和忏悔，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余秋雨还要把它拿出来丑化和糟蹋，实在太没有人性了。”
这两篇连续批判胡适先生的文章，对先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惶惑不安之中度过了半年。冬至那天，终于因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出院。
1975年上半年，总算太平无事。天气转暖以后，先父的身体得到进一步恢复，精神和情绪也好得多了。大概在8月末，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评《水浒》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是：“《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记得先父看了以后对我说：“毛主席确实高明，他对《水浒》的评论与众不同，别开生面。宋江后来接受朝廷招安去打方腊。方腊平定以后，梁山好汉也死得差不多了。宋江自己也被毒死。结局是个悲剧。你叔祖生前也写过《〈水浒传〉考证》，好像还有个《后考》。可惜这部《胡适文存》被抄走了。否则我倒想再看一看。”
先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情相当平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悬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正在悄悄降落，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一个月后，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第10期《学习与批判》，顺手一翻，赫然入目的是一篇署名“余秋雨”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估计有五、六千字，也无心细看，立即买回来交给先父。
唉，现在想起来我真感到后悔。我本来不该把这本杂志买回来给他看的，因为他那衰弱的心脏，已经承受不起过度的刺激，而且愈到迟暮之年愈加化解不开对叔祖追忆思念的情结。记得当时我还没有走出他的房间，转眼一瞥，只见他上身猛地一颤，骂了一声：“胡说！简直岂有此理！”我上前一看，知道触怒他的是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我怕他气出病来，就夺过他手里的杂志，劝他早点休息。先父说：“没关系，你让我看！毛主席过去批过你叔祖，但也没有这样骂他嘛！我倒要看看这个姓余的还能骂出什么话来！”我给先父沏了一杯热茶，陪他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回自己房里去了，但一直没敢入睡。大约到了子夜时分，忽然听到隔壁一声巨响，马上急步赶去，只见先父蜷着身子倒在地上，手边是那本摊开的《学习与批判》。我去邻居家打电话叫救护车，和妻子一起将先父送往医院抢救。谁知没进医院大门，他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后来，我翻看《学习与批判》上的那篇文章，发现先父在几段话的下面用笔划上了横线：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也许今天一些年轻的读者会不太相信：“难道这几句话就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他的神经也太脆弱了！”也许你秋雨阁下更会站出来振振有辞地反驳：“我那篇文章批的是早已去世的胡适，没有点其他任何活人的名字。胡念柏我不但不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他自己心脏病发作死了，与我有什么相干？”然而，凡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了解“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惯用手法的过来人，都会对他们以笔杀人的伎俩有着深切的感受。
其实，你这篇居心叵测的大批判黑文所伤害的，又岂止先父这样一个区区的平民百姓。其锋芒所向，表面看来对着早已作古的胡适，实际上是别有所指。谁都知道，“四人帮”一伙都是政治野心家。他们从来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借历史人物来影射现实，是他们创造的“影射史学”、“影射文学”最根本的特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彪集团覆灭以后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批到后来就变成了“批周公”。只是由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和深得民心，才使“四人帮”的阴谋没有得逞。1975年秋冬之交的批《水浒》和“投降派”宋江，其性质也是如此。这在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有着详尽的记述和分析。
197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同志被任命为党中央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立即着手对铁路、农业、军队和科技等各个系统进行全面整顿。经过半年多时间，全国的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毛主席对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是肯定和满意的。但在政治上，他又绝不容许有人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是抓住毛主席的这种“文革”情结，千方百计地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和身患绝症而又全力支持他的周总理。这一年中，“四人帮”先后制造了“批经验主义”、批电影《创业》《海霞》等事件，频频发难，但都没能掀起大浪。
8月14日，毛主席因眼病手术后不便看书，让北大中文系教师卢荻为他读《水浒》。毛主席一边听，一边随意地谈了一些自己的评论。卢荻把记录整理成文。姚文元得知后，当天就写信给毛主席请求发表，同时经过精心策划，先后在《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水浒》、批“投降主义”的文章。《人民日报》那篇的三个小标题是：一、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二、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三、一套投降主义哲学。毛毛在她的书中指出：“但凡明眼人，一看这些触目惊心的小标题，便可知道该文蛊惑人心的用意。《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由‘四人帮’一手制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运动。”
北京的信号弹发出以后，上海的“四人帮”御用写作组立即闻风而动。阁下作为朱永嘉的“一号种子选手”，受命于战斗的关键时刻，果然不负厚望，在9月中就写成了一篇6000字的长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发表在10月出版的《学习与批判》上。这篇黑文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其他许多人都是围绕着宋江大做文章，而阁下因对胡适深有研究，就创造性把他拉出来跟宋江捆在一起，作为古今两个“投降派”的代表人物狠批痛打，真可谓一帜独树，心裁别出。但也正因为如此，我那不幸的先父，便交上了华盖运，精神备受刺激，当夜就含恨去世。我想，你这种违背事实、无限上纲的恶骂，对于当时侨居海外的胡适后人，也是一种人格的侮辱和伤害。就做人的道德而言，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
除了伤及无辜以外，这场所谓“批判投降派”的运动，还对当时政治形势的逆转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据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记载，小平同志和周总理都曾严辞斥责过“四人帮”的这种倒行逆施：
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周总理说：

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最明显的是，9月20日，周总理在最后一次施行大手术进入病房以前，用他生命的全部力量，大声地喊：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以上这些实录性的话语，都从政治上对“四人帮”精心策划的所谓“批判投降派”的运动定了性。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最近，我从阁下的《借我一生》和回答记者的访谈中，发现你又在玩弄一个新的花招：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反对“批邓”的先知和英雄。你一再声称当时离开写作组是为了“抵制批邓”，说什么“刚刚听到批邓风声便立即离开上海到浙江山间，虽说养病，却是借口”，又说自己没有写过一篇批邓的文章。那么请问阁下：你这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究竟是批邓还是保邓？你在文章最后写道：“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胡适那个时代的中国，有什么“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不明明是指现实中的“文化大革命”？所谓“胡适之流”，这阻挡“文化大革命”的“之流”，在“四人帮”眼里，不就是指正在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吗？你说自己是在1975年冬天才离开上海去“浙江山间”养病的。根据文献记载，“批判投降派”的运动，从8月下旬已经开始。而你这篇长达6000字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写成于9月中，发表在10月的《学习与批判》上。这就充分表明，你是撑着病体、争分夺秒、冲向火线，打出了这发重磅炮弹以后才抽身离开的，哪里谈得上什么“拒绝”和“抵制”！而且据你的密友胡锡涛透露，关于养病的地点，写作组头头王知常原来给你安排在北京的《红旗》招待所，更加贴近战斗前线。胡起先已经同意，后因故改变初衷，你才不得已返回浙江。至于说你的文章中没有点邓小平的名，那是由于时机未到，而不是什么“抵制”和“拒绝”。众所周知，你发表这篇黑文时，小平同志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当然不能点名。到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加大了“批邓”力度，也只是用了“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影射，仍然没有公开点名。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小平同志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报上才开始点名批判。所以阁下想用没有点名来抵赖你那篇黑文批邓和影射、攻击周总理的罪恶用心，完全是徒劳的。
今天，我在这封信里用详尽的事实，分析了你这篇《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在当年“批邓”高潮中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并不是要跟你算历史的旧账。事情完全是由你自己引起的。如果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各种媒体，用自述、答记者问、反驳批评者、发表回忆文章、创作记忆文学等方式，企图颠倒黑白，篡改历史，推翻组织上通过清查和复查对你“文革”中表现所作出的结论，把自己刻意美化成一个受尽苦难而又圣洁无瑕的完人，那么，谁会对你家族的兴衰荣辱和你个人过去的美丑好恶引起那么大的兴趣和关注呢？什么“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你的话也说得太不像样了！完全是在混淆是非、自欺欺人。所以我要以一个被批判、被伤害过的家属的身份，出来揭穿你的谎言，给你这位走红暴富以后变得目空一切的“文化名人”提个醒。先父的不幸去世，你确实没有法律的责任，我不能也不想归罪于你。但他的突然发病暴卒，又毫无疑问是你那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引起的。就凭这一点，难道你不应该感到内疚？不需要以人类的道德和良知作一点起码的反省？希望我的质问和我在信中提供的全部事实，能够引起你的追悔和深思。
祝
你心态平静，不再扯谎骗人

胡子暄　
二OO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