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东京人


　　by 新井一二三

　　万象vol.8 No.1，2006.4 p39-59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址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时对儿媳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把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十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坠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O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主张恢复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关系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是全体社会及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外国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是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许多人都说，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九六O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东京室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全有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旧水路上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九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师，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即确保东京湾刮来的海风经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的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上升。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到工程师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境是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之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过，他小时候（一九四O左右）曾经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干脆把旧货推下河中去。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政府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准。同时国内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学运达到高潮，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长发，穿喇叭裤和高跟靴，弹吉他唱反战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进自卫队基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的三岛头部相片。周围的大人包括父亲和学校老师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好，结果保持沉默了。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长大以后开始看各种评论才开始理解其所以然。总之，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美国化肤浅风气看不顺，非得纠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类的极右派政治思想在七O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会上基本认为三岛之死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如果不就是与众不同的性爱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公开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场面使他兴奋。（二OO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书》里探讨：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者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结论还是否定的。）

　　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来樱花国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后座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定了某公司休养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酷热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球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模糊地记得我和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个同学因父亲工作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至极的。在博览会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半生记。我从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上台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学们去上野动物园隔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推出售大熊猫花样的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兰兰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货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了卫生纸卷可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去抢购，没半天真的卖光了。当时六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起以前贵多了。莫名其妙的卫生纸卷事件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段时间饭桌的情境特豪华起来，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详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账。父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有失去窝。当年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的。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培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让他放弃了升学的念头。

　　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和老师同学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以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是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部的公司职工了，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厢情愿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有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戚朋友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区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很快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是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当中，女生只有七十多人，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我选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中，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十年代初期，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以后，只有少数人在学习汉语的。作为惟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门课，一开始就特别喜欢。

　　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士著名的音韵学者滕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来当客座教授。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滕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按扣子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钟情，一点儿也不夸张。滕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

很好的贴子,了解一下日本人.

在万象上读的时候就很喜欢这篇文章

有小津电影的感觉。一个时代。

其实日本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和中国的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有很多相似之处，看了有种熟悉的感觉。

我松了一口气,刚看了小林次郎的文章正堵得慌,看了这篇,我看到了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一点影子,我们中国一定会超过他们的,一定的!!

我和楼上xd一个感受！！

很好的一片文章~
我们的社会也在同样的变革中...

　　我知道做中国人有做中国人的困难，做俄罗斯人有做俄罗斯人的问题，做南非黑人有做南非黑人的苦处。但我还是不得不告诉您，做日本人也不容易。您可以相信我，我有差不多三十年做“日本人”的经验。

　　没错，现在的日本经济发达，政治相当稳定，社会治安也不错。不过，做日本人仍然很辛苦，我指的不是日本人的房子狭小、工作压力大，而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日本人。

　　且不谈小时候，上大学开始学外语，跟各国朋友接触以后，我真正体会到这一点：“没人喜欢我们。”我接触的第一个外国是中国，我的“做日本人难”的经验也是在神州大陆开始的。头一次去北京是一九九二年夏天，正好是教科书问题在亚洲各国做头条新闻的时候。虽然有些小伙子要跟我这个外国姑娘交朋友，可是到入夜在阜城门内的胡同里，有几次老百姓往我们日本鬼子的头上扔废纸弹。

　　一九八四到八六年在中国留学时，曾有一次在东北的夜车上，几十个旅客把我围住责备地说：“我朋友的爸爸给你们日本人打死。”“你来这里要怀旧的吧!”等等。抗战结束时，我的父母刚刚上小学，我自己是战后约二十年才出生的。去中国会有理由学历史，但没有理由“怀旧”。我当场跟他们讲这道理。可是，他们讲的是作为中国人的感情问题，并非对我这普通人物的个人经历感兴趣。所以，我怎么样讲道理都根本不可能说服他们。那天晚上是我这辈子最长的一夜。

　　这几年我生活在加拿大，有时参加中国朋友举办的晚会。过去一年有两次在晚会上有人当着面跟我说“不喜欢日本人”。一位是电影导演，另一位是新闻记者，两人都算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认识我，所以他们所不喜欢的“日本人”大概不可能是我个人，而是整个日本民族。有趣的是，他们俩后来开始喜欢我，而说“你不像日本人”，“我忘了你是日本人”。作为日本人，不像日本人才讨人喜欢当然不是滋味。

　　麻烦我的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的文化界人士。上个周末我到多伦多唐人街的一家美容院去剪头发，两个从香港来的理发师拿着剪刀，给我上了一堂“九一八以后日本怎样凌辱我们祖国”的课。我的广东话虽然差得要命，仍然知道了他们“唔中意我等日本人”(他们不喜欢我们日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对很多“不喜欢日本人”的中国朋友来讲，我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接触的日本人，哪怕从小看过上百次的抗战电影，有些人根本没见过日本人。我承认五十年前侵略中国是日本耻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又是日本官僚愚蠢的表现。但我自己并不是天皇的女儿，也不是首相的爱人，能负得起什么责任呢?不喜欢日本人的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人。我一位加拿大朋友的爸爸从来不肯买日本制造的汽车、照相机、电器用品，因为不想帮助“敌人的经济”。

　　因为日本的大男子主义传统闻名于世，而我又是个日本女人，不少洋朋友很同情地跟我说：“日本女人的生活应该很惨吧?”其含义不外是：“你也跟我一样对日本男人有意见的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有位教授研究西方人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成见。他说，西方人对日本女人有“柔和、顺从、性感”等等美好的幻想(误解)，而认为“身矮、难看的日本男人，配不上他们的女人”。

　　在国际舞台上，过去几年美国舆论对日本一直持批判态度，主要由于贸易问题。最近，新任职的法国女总理也对日本“经济侵略”的威胁批评得毫不客气。作为第一个非白种经济强国的日本跟西方先进国家发生矛盾，除了经济竞争以外，也有不同文化、种族间的摩擦。包括中国的亚洲国家不喜欢日本人，有历史因素；西方各国讨厌日本人，有经济、文化、种族因素。那么，日本人自己不喜欢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连日本人都不喜欢日本人。

　　有位日本朋友曾对我讲，加拿大人在欧洲碰到另一个加拿大人，一定会很高兴地聊起天来。在多伦多的中美洲人见到同胞时也是如此，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或亲戚似的。然而，日本人在异邦碰到另一个日本人，一定要尽量回避，甚至希望别人把自己当作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被发现是个“讨厌的日本人”。

　　前些时候，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叫《停止做日本人的办法》。这本由旅澳日本学者写的书，主要内容是论述澳日两国的文化比较。不过，出版商之所以采用这一书名，反映了不少日本人觉得做日本人不好玩，如果可以停止的话，愿意停止止做日本人。

　　如今的日本已成了国际大国，日本护照、日币在世界各国很管用、受重视。那么，日本人究竟还有什么理由这么自卑？

　　首先，恐怕是所有的非西方国家进行近代化建设时经历的“传统和发展”相互矛盾的问题。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看到中国鸦片战争的悲剧，为了避免陷入殖民地化的局面，拼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制度、思想。不过，作为“迟到的列强”，日本“富国强兵”的国策失败于广岛、长崎的废墟里。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之快，虽然使人感叹，但如今的日本人还不明白：怎么做才被国际社会接受。在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路上丢掉了传统文化的日本人，把自己看作马不是马、人不是人的怪胎，因此讨厌自己。

　　其次，今天的日本好比从小被人说“你长得特别难看”的孩子一样。自己本来有些缺点，但加上了太多外来的批评以后，连健康的自尊感都很难保持。

　　今年（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的日本《现代》月刊有一篇名政治家宫泽喜一的访问稿。其中，宫泽讲到日本不再做军事大国。有趣的是他的两个理由：第一，在日本实行征兵制不可能，舒服惯了的日本年轻人，不肯去打仗为国捐躯。第二，今天的军事大国非得拥有核武器不可，而拥有核武器的目的，不外是利用实力平衡来防止战争，因此同时需要准备使用核武器，也绝对不应该使用核武器。“但是，”宫泽接着说，“日本没有能力管理这种微妙复杂的状况；一旦拥有核武器，日本要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去防止战争)，要么会破坏整个世界。非常非常危险。”

　　宫泽说得很坦率，也恐怕很准确。但是，连像他那样的政治家都不能相信自己国家的判断能力(他并不反对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谁还愿意相信他们呢?

　　所以，我告诉您，做日本人难。

如今在日本，最受欢迎的咸菜是韩国辣白菜，日本式的各种腌菜反而越来越没有市场。

我小时候，东京的家庭主妇一般都自己做传统咸菜。最常见的是夏天的“糠渍”（nukazuke）和冬天的腌白菜。尤其是糠渍，家家都做，于是成为家庭主妇的代名词。

一个女人结婚以后为生活操劳显得憔悴，别人会说，“她有糠渍味儿了”；相反，婚后仍保持姿色的女人，会被称赞为“一点也没有糠渍味儿”。这都是糠渍有独特臭味的缘故。

实际上，有臭味的是“糠床”(nukadoko)。米糠跟盐水和在一起，长期保存在酱缸里，拿掉盖子时，一股臭气直冲鼻窦。

臭得像垃圾堆的糠床，就是糠渍的故乡。把黄瓜、茄子，萝卜、芜菁等放在里面腌过半天，结果又脆又鲜，实在好吃。怪不得当年的东京人，从小孩到老人，都一天至少吃两次糠渍。不过，一家老小每天吃两次糠渍，意味着主妇每天要打开两次酱缸，把胳膊深深地埋在发出臭气的灰色泥土般糠床里，先拿出来已腌过的黄瓜之类，接着使劲搅拌灰色泥土，好让糠床“呼吸”，最后把下一顿饭要吃的各种蔬菜埋进去，用手掌弄平糠床表面。整个过程大概需要10分钟，完毕后，打开自来水用肥皂拚命洗手。但是，糠床的臭味是很难洗掉的。所以过去的日本女人，多少都有糠渍味儿。

有趣的是，小孩和男人均捏着鼻子避开的糠床，却有很多家庭主妇当作宝贝儿。糠渍是主妇的成绩表，而好吃的糠渍一定来自保养得好的糠床。经常搅拌让它呼吸是必须的，否则会变酸。为了给它补营养，有人放海带、黄豆等，也有人放辣椒、姜等，要增添辣味；一些人则放生锈的钉子，为了使茄子的蓝色更深。

只要照顾得周到，糠床不会变坏，反而越老越好。有些母亲把自己保养了多年的糠床分给将嫁出去的女儿。这样，女儿结婚以后，仍然可以吃跟娘家一样的糠渍。

我在多伦多认识的一对日本夫妻在加拿大各地总共住了十几年。由于先生工作的关系，每几年换一次地方。从温哥华到多伦多，又到魁北克，每次搬家时，太太总是抱着小型酱缸上飞机，里面就是糠床。

“我绝不敢托运，这糠床太宝贵了，是我刚到加拿大时，母亲老远从日本带来的。后来我每天一定搅拌，因为有它，连长期的旅行都不愿意去。几年前母亲去世了，这糠床现在成了她的遗物，我更加珍惜。”

这些年，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改变很大，动手做咸菜的人已经很少了。过去几年，我回老家都吃不到糠渍；好像母亲放弃了她曾经每天搅拌、我也有几次捏着鼻子、闭着眼睛放过胳膊的那糠床。

有时我想起小时候的夏天，每天在家里吃糠渍的日子。虽然外面有卖做好的糠渍，价钱跟欧洲进口的巧克力一样贵，我却总觉得不对头。如果想自己做的话，其实也有现成的糠床卖。但我始终没有信心。

最近，我看了日本明治时代的文豪夏目漱石的外孙女半藤末利子的散文集，就叫《夏目家的糠渍》。今人吃惊的是，她家还有漱石时代遗留下来的糠床，至少有100年的历史。

半藤写道：原来是外祖母嫁给漱石时从娘家带来的，后来她长女（即半藤的母亲）夏目笔子继承，战争时期避难到乡下也没扔，最后送给了半藤。

夏目家的百年糠床不仅历史长，而且成分特别复杂。米糠、盐、辣椒、黄豆、海带等不在话下，半藤也加每晚的剩菜。“炒菜、烧鱼渗出来的汁液；剩下来的汤；多余的咖哩饭等，统统倒进糠床。”

这种样子过了100年的糠床，到底处在什么状态，发着什么味儿，光想像就够可怕。但是，据半藤说，腌出来的糠渍非常好吃。有一次电视节目《食在文学》摄制组来她家访问，主持人吃了一口腌芜菁说：

“喔，好吃，不愧是给文豪吃的！”。幸亏他没看到百年糠床的保养过程，更没闻到它的气味。

日本上班族每天為了午飯花的錢，大概是五、六百日圓（約合台幣一百七十塊）。想花更多錢享受口福，容易極了，有的是高級餐廳，處處推出了一千五、兩千塊錢的套餐。想更節約的話，選擇則沒那麼多：要嘛去麥當勞買漢堡，或者去便利商店買飯糰或便當。當然，從家裡帶便當來是最省錢的，只是除非家裡有全職主婦的母親或太太，普通人的早上只有喝著咖啡匆匆吞下吐司的時間。

很多大公司具備員工餐廳，雖然環境氣氛往往不是第一流，但是花三、四百日圓就吃得到像樣的東西，讓中小公司的職員羨慕至極。在日本，公司規模之大小就這樣反映在員工福利上，也就是每天能攝取的營養水平上。政府機關的員工餐廳，有些也挺大挺好的。比如說，東京都政廳三十二樓的職員餐廳座位多達大約一千，由兩家食品公司分別經營，互相競爭的結果，越來越為物美價廉。在那兒，一碗拉麵賣三百一十日圓，一份咖哩飯則三百六十日圓，套餐五百日圓，最高級的壽司也才五百六十日圓。價錢是外面的一半而已，跟各所大學的學生餐廳差不多。雖說是自助餐廳，但從三十二樓高空看的東京風景滿不錯，而且是對外開放的，只要買餐券誰都能進去用餐。果然附近公司的不少職員，一到中午就紛紛到都政廳大樓吃飯去。東京都政廳位於新宿西口，就在很多台灣遊客下榻的華盛頓飯店、世紀凱悅飯店、京王廣場飯店的隔壁。若有機會，去看看日本上班族吃飯的模樣也會滿有趣。

自己公司沒有員工餐廳，附近也沒有可利用的機關餐廳的話，那非得到街上的餐館去不可了。東京等日本大城市食肆滿多，可是中午的一個小時內能吃完一頓飯的地方，其實並不很多。若要吃法國套餐的話，從湯開始，到主菜，然後到甜品咖啡，起碼需要七十五分鐘。

對日本男生來說，首屈一指的午餐去處就是拉麵店了。戰前叫做支那麵，後來叫做中華麵，過去三十年則叫做拉麵的這種食品，隨著時代而變化。一九六○年代曾流行上面放了大量高麗菜的「湯麵」；一九七○年代的札幌奧運會以後則流行粗麵加味噌湯以及玉米粒和奶油塊的「北海道拉麵」；一九八○年代初是麵條和湯水分開的「沾麵」之天下，然後流行了「博多」「東京荻窪」「喜多方」「佐野」等各地的風味拉麵；到了一九九○年代，「和歌山」「德島」等小地方來的拉麵刺激人們的懷舊情緒；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後，很多名店紛紛被大公司收買，各地出現了連鎖經營的分號，幾乎每家都集中於拉麵，菜單上只有醬油、鹽味、味噌三種味道的拉麵，而不再推銷鍋貼、燒賣等點心，更看不到炒菜了。

不少人一到週末就去遠處新開的拉麵店嘗嘗看，可是工作日嘛，一般得在辦公室附近吃飯了。從中午到下午一點是日本拉麵店最忙的時候，因為上班族的午餐時間集中在這段時間。拉開玻璃門進去先投幣買票，等有座位空出來便坐下遞交餐券，兩分鐘後，工作人員把大碗拉麵放在顧客面前，並用手勢表示：請隨意加辣油、胡椒、蒜泥吃。現在的日本拉麵店，很多只有櫃台而沒有桌子，工作人員也只有年輕男生而沒有女生。至於顧客，其他時候會有一些女生被男伴帶來，但在午餐時間是清一色的男生。偶爾有女生開門，就被強烈的蒜頭味和眾男生散發的體臭襲擊，大都會匆匆關門退卻的。

退卻了以後，她去哪兒？大概是附近的麵包店。現在很多都附設著「eat-in corner」，買了麵包和飲料後，可以坐下來當場吃。有月牙包、三明治、披薩，也有奶油湯、洋蔥湯，還賣優格、布丁等甜品，來吃頓便飯實在很方便。麵包店的顧客跟拉麵店正相反，乃清一色的女生。若有男性的話，大概就是陪太太出來的老先生了。

今天的日本職場，女性占的比率越來越高，工作上的男女差別越來越少，但是一到外邊單獨吃午餐，男女的去處截然分開，飲食內容也根本不同！

回顧四十年的前半生，最大的轉機是生育孩子。之前的三十多年，我一直不知道怎樣做大人才行。學校畢業了，離開父母家了，有工作了，經濟上獨立了。但是，自我意識上，我還是個超齡小孩，不成熟得很。

然後，有一天，身邊出現了個完全無力的嬰兒。之前的九個月，他都在我肚子裡，一天比一天大，而且逐漸開始活動。但是，我的所作所為，還是很像超齡小孩，任性得可以。

我根本沒想到，照顧小娃娃那麼辛苦。我曾經做過新聞記者；每天早上七點鐘上班，深夜十二點下班，有時連續六個星期都沒有放假。但是，照顧小娃娃更加辛苦；一天二十四個小時，連一分鐘不能休息的。剛出生的嬰兒，睡一會兒就馬上醒來哭。結果，每天每天，我都得餵他十多次，也要換十多次尿布，導致了嚴重的睡眠不足。

雖然很辛苦，但是照顧小娃娃帶來的滿足感也非常大。一來，嬰兒成長的速度特別快。出生時三千一百克的體重，一個月以後，竟到了四千五百克。也就是說，增加幅度達百分之四十五！

二來，我跟他的關係是全面的。之前，我和任何人的關係都很片面。朋友、同事、家人，他們只知道我生活的一部分而已。連一起生活的丈夫，都有各自工作、活動的時間，睡著以後更是各做各的夢去了。然而，小娃娃可不同；他跟我是整天整夜都在一起，睡著時候也不分開的。也就是說，他知道我生活的全部。那種全面的關係，我平生第一次體驗到。

因為小時候母親對我的評價很低，我一向心中擔心：可能我這個人本質很差，朋友們一看到真面目，說不定就不喜歡我了。未料，跟小娃娃之間發生的全面關係，幫我消去了多年來的擔憂。我整天整夜都跟他在一起，不停地餵他，抱他，照顧他。即使別人不知道，他知道我是個十足的好母親了。連日徹夜的辛苦勞動證明了：我並沒有不可告人的惡劣本質，連自己都不知道的醜陋真面目。

後來，我在一本書裡看到：跟無力的嬰兒在一起，人性善良的部分自然給引導出來。可以說，那就是我的親身經驗。

有趣的是，三年半以後生育第二個孩子，讓我從相反的角度看自己了。當初，我被自己的善心所驚喜，也覺得很驕傲。生了老二，卻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局限。面對無助的嬰兒，做慈母容易得很。然而，面對調皮的幼兒站在自己和嬰兒之間，做全方位慈母很不容易。不過，這也好，因為過分自卑不健康，過分自傲亦是病態的。一方面有善心，另一方面認識到善心的局限，好像是比較成熟的狀態吧？

現代人都以為，人越自由越幸福。然而，養育孩子是例外。

照顧小娃娃是一天二十四個小時，一週七天的職務。母親的自由嚴重受限制。可是，新生兒的母親絕不是全世界最不幸的人。雖然很疲倦，但是很可能，她是心甘情願，甚至特別幸福的。

三十六歲生老大以前，我是一直為自己過日子的。換句話說：使自己幸福，是生活中最大的目的。然而，小娃娃改變了一切。我選擇自己把他帶大，於是，照顧他從此成了我使自己幸福的方法。

話是這麼說，母親也是人，是血肉之軀，當然有自己的欲望。比如說，我哄小娃娃睡覺，等他睡了，想跟朋友講電話。然而，小娃娃特別敏感；我一離開他，他就開始哭。那是一種惡性循環：我越要他睡，他越不睡。

有一天，我忽然悟到了。好吧，放棄自己的欲望了。除了絕對不可以放棄的欲望（對我來說，閱讀寫作算是頭一號）以外，我都主動放棄，主動妥協。換句話說：我接受現實了。

從前，在北美洲生活的時候，常有人勸我「接受(accept)現實」。但是，我一直搞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結果總是慌得很。誰料到，一旦接受，一旦放棄，感覺就非常自由了。

我的生活態度變得更積極。例如：電話可以不講；如果有事情非告訴朋友不可的話，寄電子郵件好了。而郵件的文案呢，躺在小娃娃身邊都可以擬好的。母親安閒在身邊，他反而不久就睡了。

愛是勇氣。勇敢地放棄自己欲望的結果，說不定能得到更大的自由。

愛也是食物。結婚，生孩子以後，我得每天自己燒飯了。當初，缺少經驗，能力不高，真不知如何面對一天三頓飯才是。然而，有志者事竟成。我看食譜研究各種菜餚的做法。有時成功，有時失敗，逐漸成功的頻率高了。人的原料是食物。尤其，養育幼兒時，這句話絕對有道理。於是，我不讓他們吃快餐。能夠自家製造的東西，儘量自己做，如：義大利薄餅、生日蛋糕。何況漢堡包、炸雞塊！

現代人普遍重視社會活動；相比之下，家庭生活給輕視了。但是，由我看來，那是大錯特錯。家中住在甚麼環境裡，用甚麼，吃甚麼，聽甚麼音樂，才決定一個人的生活質量。而大人對於小孩的最大優勢，是自己能選擇並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

為了樹立自己的價值觀念以及生活方式，我認為，每一個年輕人都最好離開父母而獨立生活一段時間，然後才結婚生子。正如很少有人為自己每天燒大菜一樣，人生很多活動是有了家庭以後才能真正參與享受的。自由受限制，但是會有大幾倍的好報應。

海角七號》教我哭了至少七次，而且開始的三次在還沒看電影之前。最初是在網路上看愛情篇預告片的時候。在1945年底的碼頭上，全身白衣裳的女生拚命尋找著同路人。那個男人卻在甲板上躲藏。畫面轉換，輪船已在航行，看起來像大海上的孤島（如台灣）。男人用日語旁白道：「友子，你還呆站在那兒等我嗎？」跟著出現大字幕：「六十年前寄不出的七封情書」。看到那兒，我已在嚎啕了。

過去二十多年跟許多台灣朋友的來往中，我都注意到，他們似乎下意識地在我這個日本人身上要尋找什麼。1950、60年代出生的台灣本省人好像在成長的過程中，心裡產生了一道共同的謎，猶如單身媽媽帶的孩子自然會有的疑問：我父母為何離了婚？父親在哪裡做什麼？他們看我的眼光有點像我是他們離了婚的父親跟另一個女人生的孩子。那預告片讓我預知到他們終於找到了謎底。


新台灣人形象

匆匆找台北電影節的頒獎場面看，我禁不住第二次哭起來了。魏德聖長的樣子，跟之前台灣電影界的大師們，如侯孝賢、楊德昌，真不一樣。可以說是一副標準本省人模樣吧？矮個子、小眼睛、大鼻子，卻顯得那麼地瀟灑、帥氣、自在。1969年出生在台南，工業中專畢業等經歷也跟科班出身或者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大師們不同。基層出身的本省人在過去的台灣，無不像後殖民理論家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所說的the Subaltern，不可能擁有表象自己之途徑。如今魏德聖上台致謝詞，清楚地表示，台灣本省人的subaltern時代過去了。頒獎的侯孝賢也特有氣度，很誠懇地說：「我一直期待這樣的台灣電影，已經等了很久很久。」以那一句話簡直把台灣電影界的領導地位禪讓給本省人了。你們都太棒了！

還嗚咽著找日本方面的資料，發現有幕張海洋電影節記者招待會的紀錄。看著，我的視界又開始模糊了。魏導被問來日感想時說：「能夠在千繪的家鄉上映作品，我最感到高興。」使田中熱淚盈眶。跟著，他也向在場的田中父母說：「在台灣，我們會好好照顧您們千金。請放心。」教她再也忍不住嚎啕了。可見小個子魏德聖真是個大人物。以往在日台文化交流中，日方常霸占男性角色，台灣方面則扮演女性角色。如今帶《海》片來日本獲得了電影節大獎的魏德聖，卻泰然自若地表現出來了既很男性又很父性的新台灣人形象。多麼厲害！

魏德聖究竟是什麼人？進行著調查，我忽然發覺：台灣媒體都不把他稱為本省人。部落格上也很少有用省籍來討論《海》片的。問問台灣朋友，人家也說：「最近很少說外省人、本省人了。只有結婚的時候，還會被提起來成為父母反對的理由。」這果然是1990年代開始的政治環境變化所致。如今外省人不再用「本省人」這個subaltern式名詞稱呼社會上的多數人，本省人自己則更不會用了。也應該如此，「本省人」跟日治時期的「本島人」相應，隱藏著奪取真名的目的。今天他們已恢復了真名，光明正大地自稱為台灣人。在部落格上有一個台灣人當討論《海》片之際，為了慷慨地表示並不意圖排除外省人，特地註明：「眷村文化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從前「眷村」居民跟貴族一般驕傲，把外面的本省人叫做「老百姓」。由今天的台灣人說來，眷村卻好比是大陸難民收容所。時代真變了。


了結歷史的亡靈

最後，我終於有了機會從頭到尾看《海》片，驚訝地發覺，原來這是一部搞笑片！不過，我馬上想通了，就因為採取了人人都會喜歡的通俗商業片形式，票房才能超過所有華語影片的紀錄。看著看著，我對21世紀台灣社會的真面目大開眼界。影片裡的台語台詞和國語一樣多，而且每個台灣人角色都會講這兩種語言，有些人另外還講客家話、原住民語言、日語。顯而易見，經過了殖民、後殖民時期的苦難，如今各族群和藹共處的多語言、多文化社會已經在台灣島上健全地運作了。

年輕友子的形象，可以說夠真。包括老情書的敘述，影片裡的日語都相當自然，跟台灣新電影時期的作品相比略高一等。至於1945年別離的情人之故事，導演好像故意描寫得跟夢想一般模糊。「海角七番地」這個地址，只有「七番地」三個字是日文，「海角」則百分之百是中文了。天涯海角的涵義，對懂中文的人來說再清楚不過：無邊無際的大海遠處，彩虹端兒達海面，或許有此岸和彼岸相鄰接的地方，於是對片名特別容易認同。但是對日本人「海角」兩個字不會引起任何想像，連這個詞兒的日語念法該如何都沒人搞得清楚。還有，裝著老情書的包裹，一看就不是從日本寄來的，郵票也不是日本的。敢負三千萬新台幣借債，請來日本演員、名歌手的魏導，若要用真正從日本寄到台灣舊地址來的包裹，應該不難吧？那他為什麼故意製造虛幻包裹寄到虛幻地址來呢？茂伯看著收信人的名字歪著頭自問道：「她沒有比我大幾歲的，我為什麼不記得有此人呢？」似乎為我們提供線索。

我愈看愈明白《海》片根本不是台日苦戀故事，也不是台灣某評論員所說那樣表現出「被殖民欲望」的作品。日本早已從台灣現實退場了，現在要了結的是有關苦戀的傳說，或者說歷史的亡靈。還藏在衣櫃裡的時候，老信件也許仍保留著舊情，可是一旦拿出來在南台灣的豔陽下看，馬上變成一堆廢紙都說不定。就像在日本童話《浦島太郎》裡，主人翁一打開海底龍宮的乙姬奉送的寶盒，冒出來的白煙頓時使他變成白頭老人一樣。《海》片猶如乙姬的禮物，其實是告別信，也並不發自日本，而發自台灣的。電影接近末尾，老情書裡的一句話又觸動了我：「在眾人熟睡的甲板上，我反覆低喃，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

後來看台灣部落格上的評論，我發現了許多許多「終於」，如：終於看到了跟好萊塢片一樣好看的台灣電影；終於有了台灣導演比國際電影節審判團還重視本地觀眾；終於出現了一部電影真正反映台灣現實等等。那麼多台灣人衷心支持《海》片讓我深受感動（而又流淚）。當史碧娃克提問「Can the Subaltern Speak？」時，她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不能說話就是被壓迫族群的特徵。現在，台灣人有了屬於自己的導演，終於能夠說話了，而且說得那麼動人。

當第二次看《海》片的時候，我已經相當冷靜，甚至心裡稍微害怕：對它一時火熱的感情是否已經退燒了？但那果然是杞人憂天。冷靜地鑒賞該片，我的評價竟比第一次還高了。主要是登場人物的塑造非常精采。一個個鄉下小人物，導演描繪得都特別可愛。把他們的弱點、黑暗面特寫大寫，還表現出善良的本質來，應是魏導深愛同胞的緣故。尤其阿嘉，客觀看來是個十足的流氓。然而，到了最後，沒有一個觀眾會不喜歡阿嘉。一個原因是他在愛情方面不膽怯，敢抱住友子說：「留下來，或者我跟你走。」一點也不像六十年前那懦弱的男教師。另一個原因是他替大家唱出自己的歌兒來了。恆春樂隊七零八落的成員裡，本來沒有一個是英雄、明星的材料，但是六個成員加上友子的七個人，綜合起來倒會發揮很大的力量。影片裡代表期待和希望的彩虹，能夠連接相隔很遠的兩個地方、兩個時代，於是會起和解的作用。當他們最後上舞台，以恆春海灘的夕陽為背景，演出阿嘉創作的歌曲，實在好看、好聽極了。〈無樂不作〉挺不錯，〈國境之南〉則更棒：「當陽光再次回到那飄著雨的國境之南，你會不會把你曾帶走的愛，在告別前用微笑全歸還？」陽光已回到了國境之南，愛也全歸還了，並不由懦弱的殖民者，而由台灣人自己。（我還能不哭嗎？）


未唱完的野玫瑰

唱完自己的歌兒，當聽眾拍手叫好要求重演時，他們開始演奏〈野玫瑰〉。這場面的涵義特別深奧了。曲子是茂伯帶頭彈起的。他是在主要人物中唯一經歷過日本統治的人，始終最愛用日語唱這首歌。是否小時候學會的歌兒到了晚年都很難忘記？還是旋律歌詞之美永遠感動他？無論如何，過去六十多年，他用日語唱這首歌，肯定被別人冷嘲熱諷過很多次了。其實，在影片裡之前幾次出現過他彈著月琴唱這首歌的場面，給觀眾留下的印象也不外是：陳舊、跟時代脫節。然而，在大家面前承認過對友子之愛，並精采地唱出了自己的歌曲之後，代表台灣年輕一代的阿嘉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給茂伯，即台灣本土的老一輩，唱他們多年來一直忘不了、卻不被社會接受的歌兒。茂伯開始彈前奏後，其他人陸續加入。最後阿嘉也勇敢地承擔歷史給他的使命。

聽到他們演奏的〈野玫瑰〉，中孝介也上舞台，開始用日語陪唱。他在影片裡的角色跟現實中一樣是「日本著名歌手」。這人選也耐人尋味。他出身於奄美大島，琉球大學畢業後，至今生活在奄美。他特殊的發聲是當地傳統的歌唱法。對2006年的第一張單曲CD《各自遠颺》，華人地區的反應比日本更加強烈，於是他第一張專輯《觸動心弦》在兩岸三地同一天領先發行，在日本則第二年才問世了他的第一張專輯（日文版《花間道》）。在日本看來，中孝介代表南方，甚至國境之南，但是在台灣，他卻代表北方。正如男教師的一封信寫道：「你是南方豔陽下成長的學生，我是從飄雪的北方渡海越洋來的教師。」

中日雙語的〈野玫瑰〉重複地只唱第一段而已，也沒什麼不自然，很多人只曉得天真無邪的第一段。不過，歌德寫的歌詞到了第二段，卻變得特別悽慘：男孩要折斷野玫瑰，花兒則說那我就刺你，為了不讓你忘記我，也不讓我被傷害。阿嘉唱的中文歌詞和中孝介唱的日文歌詞都留在無罪的第一段。恐怕只有茂伯（當然也包括魏導）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沒唱的部分才反映出老一輩台灣人心中的滋味。

跟著在畫面上再次出現1945年的碼頭場面，和那女孩六十多年後收到老情書時候的背影。旁白是男教師的女兒寫的信件：「友子?，很抱歉讓你等了這麼久。」果然那懦弱的男人到死為止都沒勇氣面對自己曾傷害過的純真少女。由他女兒寄出的信件，經台灣年輕一代傳遞，才到了收信人手裡的。銀幕上，我們看不見已上了年紀的她讀了老情書以後的表情，更聽不到她的聲音，恰如六十多年前在碼頭上，她只能拚命地用眼神表達心情，卻始終無法開口說話。她被男教師拋棄，一個人提著笨重的皮箱回到家鄉，一定遭到了周圍人的譴責和輕蔑。關於她後來過的日子，唯一的線索是明珠對友子的臭罵：「日本人哪裡懂愛情？」

電影的最後一個場面跟開頭一樣是1945年耶誕節的基隆碼頭，全身穿著白衣裳的台灣友子拚命尋找情人。天氣都多雲，象徵著她的命運。故事剛結束時的背景音樂是充滿悲情的鋼琴曲。然而，一秒鐘以後，銀幕上出現人員表，背景音樂馬上換成歡樂的女歌聲，而且在畫面一角還看得見被陽光照亮的南台灣，美麗極了。所以，當觀眾站起來離開戲院之際，最後留下的印象是正面的。雖然有過痛苦的歷史，而且許多創傷永遠無法治好，但是現在的台灣是這麼可愛的地方。我又一次深受感動而流淚（第七次了吧？）。

笑中帶淚的《海》片所起的勵志作用看來特別大。我注意到10月底，世界股市大動亂的時候，有份台灣週刊的專題竟然是「生活在台灣驕傲10理由」。對我來說，它起的療傷效果也非常大；看一部電影哭這麼多次，經驗如此徹底的感情凈化，畢竟都是平生第一次。

      我13岁那年，为了准备考试，除了上课以外，很多时间都在图书馆里温习。尤其放了假，每天一大早就到图书馆门口排队，以便获得里头较安静的座位。

      有一个男同学叫P，每天也一定来图书馆。有时侯，我早晨起得晚，差一点就没赶上9点钟图书馆开门的时间。每逢此时A都帮我占个座位。我们邻座学习到中午，就一起出去吃拉面当午餐，跟着有做功课到下午5点钟。图书馆关门时一起出来，说声“明天见”，便各走各的路回家。我们之间，显然相互有好感。

      有一天，P没有来图书馆。整整一天，我心里好像有了个空洞。他怎么了？有事出去了？还是生病了？我感到很不安。

        第二天，我在图书馆见到P。他并没有说前一天为什么没有来，我也没有问他。我门照样坐在一起学习，到了中午一起吃饭，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不过，我的感觉从此就不一样了。

        当初我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他说话，心跳得很快；找不到他时，心中不安得很；远处发现的他，简直像有了光晕一般，在我眼里异常灿烂。这一切，都是从来没有过的。恋爱？

        忽然想到这两个字，我大为狼狈。之前，我也喜欢过一些男同学，但是这一次，却好比得了病，自己无法控制得了。

        我不由得去图书馆找有关恋爱的书，我找了十几本包含“恋”或“爱”字的书，统统带到角落的小桌子上，开始，慢慢翻阅。我逐渐冷静下来了，如果我对A的感情是恋爱，那该怎么办？

        看过书，人不一定变得更聪明，更漂亮。看了20本关于恋爱的书，最后我还是失恋。原来，没有来图书馆那天，P是跟一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的。

        13岁那年，在图书馆，我没有得到P的爱情，却得到了永远的朋友。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魯迅在《藤野先生》的開頭寫。那是他赴仙台讀醫之前，在東京弘文學院住校念書時期的感慨。

弘文學院（後改名為宏文學院）是一九○二年四月，嘉納治五郎為中國留學生開辦的私立補習學校。魯迅同月初由南京經過上海抵達東京，乃該校第一屆學生共五十六名，其中寄宿生二十二名之一。學生年齡從十七到三十四不同，平均為二十五，虛歲二十二的周樹人算較年輕。

校址位於牛區（現新宿區）西五軒町三十四番地，離今日飯田橋火車、地鐵站，一直沿著神田川往西北拐彎兒走大約一千一百米，在西江戶川橋南邊的河岸上。這一帶，如今在河上修了礙眼的高速公路，周圍很多印刷廠、出版社倉庫和高層公寓等密集；當年還是相當偏僻的郊區，附近江戶川清流為東京名勝之一，夏天更通過宿舍窗戶能看到水面上優雅飛舞的螢火蟲。
剛到日本的日子裡，二十出頭的青年周樹人最常走的一條路，大概是：由學校先看著溪流走到飯田橋，然後拐左繼續沿著神田川往東，左邊看到中國式庭院後樂園（受明朱舜水的影響，建設於十七世紀初），右邊看到飯田町火車站，到了水道橋就過河而上河南駿河台坡道，馬上在左邊懸崖上看見清國留學生會館。總距離兩千三百米，走路需要半個多鐘頭。一九○二年三月底，也就是他抵達東京的前幾天，以清公使蔡鈞為總長，以留學生監督錢恂為副長，剛剛成立的留學生會館，由一棟洋房和兩棟日本房子加上院子而組成，看當時的照片挺有氣派的。

嘉納治五郎（一八六○﹣一九三八）的名字，在今天的日本，主要作為現代柔道的創始人被記住。他從小聰明卻個矮虛弱，因而對武術特別有興趣。到東京上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期間，他找幾位師傅練過傳統柔術，並深入研究了如何利用對方的體重與力氣，以致小個子都能夠把大漢背起來拋出去，換句話說是「柔能制剛」。同時，他也整理出規範化的指導方法。畢業以後，嘉納一方面開家塾照顧親戚朋友的孩子們，也創立弘文館傳授英語，另一方面為普及現代柔道而設立講道館。如今做奧運會項目的柔道，就是他創始的。

他在教育界，前後擔任學習院副校長，第五高等學校校長等重要職務。一八九三年，任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師）校長以後，總共當了二十六年的校長。東京高師培養全國的中學教員，其校長則負責全日本的中級教育。甲午戰爭剛結束後的一八九六年，當頭一批中國公費留學生十三名來到東京之際，外交部長兼教育部長西園寺公望把他們的教育委托給嘉納治五郎；從此他擔當中國留學生上高等專門學校之前的補習教育了。

嘉納在水道橋南邊神田三崎町租間房子，叫高師英文系教授本田增次郎照顧留學生，乃師生一起生活學習的私塾形式。九九年，為了接受湖廣總督張之洞派遣來的留學生，在南神保町另開的亦樂學院又是小規模的私塾，日文學者三矢重松當了教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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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即魯迅作為兩江總督劉坤一派遣的南洋官費生來日本的前一年，北京警務學堂派來二十六名旗籍學生。由於留學生日趨增加，嘉納決定在稍微偏僻的西五軒町租近一萬平方米的宅地，正式開辦私立學校弘文學院，而且在校園內設了校長的住房。這時，講道館會員已多達六千五百名，在他家塾和高師念書的學生也很多，嘉納還是決定住在弘文學院裡，可見他重視中國留學生的程度。

弘文學院的課程，時間最多的是日文，其次便是體操，另外有地理歷史、數學、理科、圖畫、英語等。嘉納治五郎當校長的學校，果然也傳授柔道。魯迅入學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年三月，在弘文校園內開設了講道館牛分道場；成立後第一本名單收錄的三十三名成員裡，就有周樹人親自簽的名字。

看北岡教授的書，魯迅說「東京也無非是這樣」表示憂鬱與失望，果真有原因。《藤野先生》開頭寫：「中國留學生會館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鬥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范愛農》的開頭又寫：「在東京，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這些記述原來都有典故。

魯迅到弘文學院以後兩個多月就發生的「二六事件」，乃該報一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號到二十四日號，分三天刊出了題為「妖魔出沒的清國留學生會館」之「社會瑣事」報道。文章說：廣東省出身的留學生湯某帶日本籍賣淫婦到會館，派出夥計去外面叫西餐、啤酒、水果等給送來，然後雙雙關在房間裡，男彈風琴女唱歌，腐敗墮落至極等等；好叫人想起魯迅所寫的「咚咚咚」。

當第一篇文章登出來之際，會館幹事和湯某本人馬上根據新聞條例要求《二六新聞》取消該則報道了。然而，報館方面舉具體事實來做反駁，堅決拒絕取消要求。看起來，恐怕本來就不是瞎編的，不過文章語氣對中國留學生明顯很不友好，甚至讓人懷疑出於惡意。全體留學生六月二十八日召開臨時大會，為了保護會館名譽，決定除名湯某，同時剝奪學籍而叫他離日了。畢竟，會館規則不允許留學生在食堂舉行宴會以外的場合喝酒。這一次的臨時大會是自從同年三月三十日開館以後第一次開的大會。可想像，留學生們平時在日本社會的不友好眼光裡過著日子，還要處理這種事件，心中會是何種滋味。

「二六事件」之前，亦發生過「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案件。馮自由等共十人發起，由章太炎撰寫宣言文，計劃於明崇禎帝殉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的農曆三月十九日在上野精養軒西餐廳（今天仍在不忍池邊營業）舉行反清紀念會。然而，清公使事先得知他們的計劃，要求日本官方加以取締。四月二十六日，發起人已由警方得到了禁止的通知，但是不解詳情的留學生們還是按照原定計劃紛紛到來上野公園，結果被多名警察拆散。

本來報名要參加集會的留學生多達數百名，相當於當時留日學生的大部分；加上，發起人馮自由等就讀的東京大同學校位於跟弘文學院幾乎鄰接的東五軒町。魯迅雖然剛到東京不久，但是對事件的始末該熟悉。二十多年後在《藤野先生》第一段，他寫：「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文中描述正符合一九○二年「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事件發生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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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嘉納治五郎代表日本教育界往中國出發，直到十月十七日，在北京、上海、武昌、長沙、南京等地考察了中國的教育情況並跟有關官員交換了意見。回日本後，在弘文學院第一次舉行的畢業典禮上，他為湖南省速成師範班畢業生所致的詞，引起了旁聽生楊度的強烈反應。嘉納同意改天在自己家跟楊度繼續談話。

嘉納治五郎在日本教育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當校長的東京高師和做顧問的神戶灘中學均以自由開明的校風聞名；當時剛考察回來，對中國社會的狀況也應比誰都理解。然而，作為官方人物，他始終未能擺脫時代的局限。具體來說，嘉納從不質疑滿族統治全中國，而且不贊成學生們提倡的激進改革，結果嚴重地傷害漢族留學生的民族感情，導致楊度批判弘文學院「進行奴隸教育」。

總而言之，漢族青年周樹人在晚清時期的東京，心情不快活是容易理解的。不僅是他，很多留學生對學校當局頗感不滿。一九○三年三月在弘文學院發生的散學事件，周樹人也有參與。他就在那一段時間裡剪掉辮子。事後送給了同學許壽裳的照片後面寫著著名的「自題肖像」：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那是他到東京整整一年以後的心情。可見，給日本的環境激發了民族意識。不久，他開始在《浙江潮》雜志上發表科學小說的翻譯等。過一年，畢業於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轉去仙台讀醫。好友許壽裳則繼續在嘉納門下讀東京高師。愛國青年周樹人在仙台待了一年半以後退學而重回東京時，已堅定決心全力投入文藝運動了。

弘文學院的歷史並不長，才七年而已。一九○五年，清政府終於廢止科舉，留日中國學生人數以一萬人創了最高記錄。然而，同一年，日本文部省發布的留學生取締規則引起多數人的不滿，竟導致二千名同時回國。從此留日學生大幅度減少，加上中國也開了許多新式學堂，停止派出速成留學生；弘文學院的歷史使命逐漸到了頭，○九年，跟魯迅離日同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正式停辦了。嘉納校長一家人也搬出住了七年的弘文學院。這夏天，他被選為亞洲第一名的奧運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