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写完1978年，刨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一 柳传志记错了

那年柳34岁。他在给王安的《25年》序言中写道：
“记得1978年前后，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我查遍了1978年《人民日报》，从现在查阅的结果看，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当年的人民日报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那是11月的27日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北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二 邓小平关心煤球

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时代》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配图）这家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的标题是：《新中国的梦想家》（Visionary of a New China ）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另一个细节：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三 全国高考语文第一题

这一年恢复高考，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
（1）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这就是中国高考的第一题。

四 他们考上了大学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1987年自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六年后创办四通公司，后来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份”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二十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跟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广州的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无线电班的教室里济济一堂，学生们都用好奇的眼光大量彼此，他们中间年纪最大的已经40岁，名叫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最小的有两个18岁的，一个是刚刚到海南五指山下乡就参加高考的黄宏生，还有一个是从惠州考上来的李东生，他们的同学后来回忆说，“陈伟荣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学校里没有少照顾他的学弟们，黄宏生是穿著露出大脚拇指的解放鞋走进教室的，他是班长，在四年时间他几乎全部泡在了图书馆，李东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性格很内向，平时不太爱和其他同学玩，特别是见到女生还会脸红，因此一些女同学毕业时还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还有什么名角进了大学？很想知道。）

五 杨小凯回家

在湖南长沙，坐了十年监狱的杨曦光回家了。他是在1968年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当年，21岁的他因为写了洋洋万言的《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极左的文革领导人康生三次点名，判刑十年。出狱之后，杨曦光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直到两年后，经他四处上告奔波，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他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他才恢复了“政治的清白”。此后，他用乳名“杨小凯”再考社科院研究生，并终成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也因为写了《中国往何处去》的主儿牟其中要等到1979年12月31日才能出狱。他没有去考大学，却办起了一个销售部。今天，杨小凯见他的上帝去了，牟其中又被关进了监狱。

六 140年的机器

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原钢30万吨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50年代之前的，其中竟有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气式轧钢机还在使用。那位记者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七 10天签了一半合同

6月22日，邓小平找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
领导人的这种急迫心态，一层层地很快感染到了各级经济干部那里。中国第一次引进外资的热潮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突然掀起。彭敏在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中披露，1978年，全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
我这样写出来，会不会以后就没有人买我的书了？

霍英东看裸女壁画

1979年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后来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指北京新机场落成时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赞歌》，作者为画家袁运生），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袁庚的蛇口要小了

中国百年企业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李亲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时无二，李鸿章曾得意地对人言:“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据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民国及新中国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复当日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长叫袁庚。
袁庚向中央打报告，想在香港边上搞个工业区。1月31日，他在中南海当面向李先念汇报。袁庚提出要一块地，“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希望国家能给我一块地方。”李先念用笔在地图上一画，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了进去，说：“袁庚，这个都给你。”袁庚吓了一跳，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于是，李先念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勾，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14公里。蛇口的地要小了，袁庚后悔了一辈子。

“傻子”给马克思出难题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10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的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的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的出了名，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搂子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
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偷渡客振兴珠三角

这一年，写出了《日本第一》的美国人傅高义跑到了广东，他发现，一大批的小工厂正在这里悄悄地、大面积地兴起，他们的创办人竟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
“很显然，广州的省政府与它下属的县级政府在对待偷渡客的问题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傅高义评述说。这一年，广东省的报纸上充斥着打击偷渡客的各类新闻，12月，省政府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对偷渡未遂者的处罚相当严厉，而同时，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地方官员则开始欢迎早年的偷渡客回乡办工厂。特别是在东莞、中山等县，大量的“三来一补”项目都是当年的逃港者回来办的。一位东莞干部对前来采访的傅高义说，“十年前我的主要职责就是纺织偷渡和拘扣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与那些留下来的老实农民不一样。”

牟其中出狱了

1979年12月31日，方脸瘦高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被释放出狱，四年前他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长文而被打成反革命，据说最初已经内定为死刑，后来案子一拖再拖才没有真的判下来。这年下半年，四川开始清理文革的冤假错案，牟其中等人被宣布无罪释放。他没有回到县玻璃厂继续当他的烧炉工人，而是在出狱一个月后，向人借了300元钱，成立了一个“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这时候，他已经是将近40岁的人了，19岁那年，他曾经填过一阕《虞美人》，词曰：“九人踏雾入山来，重登太白岩。一层断瓦一层草，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 垣颓柱斜庙已败，何须再徘徊。愿去瑶池取玉柱，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
好一个“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写得如此好词的牟某人终非池中物，他的一腔少年意气在政治理想上空掷二十载，现在却要一股脑儿地宣泄到商业大海中了。

今天先理出来这一些了。一切恍如隔世。

年度企业人物：乔厂长

1979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年,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

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7月期的《人民文学》，这是一个平白无奇，却暗含玄意的小说名，它似乎预兆着某一种开始，某一股新力量的出现，某一个新时代的赫然登场。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乔厂长的故事好象来自于生活本身。有一家重型电机厂已经有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了，一个叫乔光朴的人打破沉寂毛遂自荐，他还当众立下了军令状：“不完成国家计划请求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个军令状现在听起来很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在当时却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惩罚。

在现实生活中，当年的乔厂长是首钢的周冠五，此人命运与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企业家一样，起则传奇，中而辉煌，晚年落寞。当年，这些都是后话。

李岚清发明“合资”

在中国改革史上，有很多经济名词是新创的，如“经济特区”，就是中国发明，其他国家只有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也是无中生有，再就是“合资”，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回忆说，合资这个名词是1989年前后一个美国商人向他提出的，他用的英文是“Joint Venture”。

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文，按照字面的翻译，我不懂是什么意思。Joint Venture就是共担风险。但是，当时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够共担风险呢？于是，我写了一个报告给上面，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上简单地画了个圈，意思是看到了，但是态度是没有的，只有邓小平批了几个字，“我看合资也可以谈嘛。”

李岚清是对着电视台说这些话的，我没法做进一步的核实。不过，邓公在改革初年的作用简直如同“神人”倒是真的。彼时思潮一派混乱，举国独醒大概就邓公一人而已。

袁宝华答记者问

说到思潮混乱，前日又查到一个材料很有趣。

事实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很多政府高层官员仍然对中央的态度不甚明了，后来担任过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回忆说，1978年12月初，他和政治家邓力群、经济学家马洪到日本访问，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袁先生，中国允许不允许外国去投资建厂？”他左问邓力群，闭眼不答，右盼马洪，紧嘴摇头。最后他硬着头皮说，“记者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第二日，转机回京，全会召开了。

皮尔·卡丹的固执

3月，法国的皮尔·卡丹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级服装大师，他率领十二个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宫饭店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

我找到一张当年美联社记者拍到的照片：皮尔·卡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的左前方一个拎着皱巴巴皮袋的老年农民转头好奇地张望这个长相奇异的洋人，他的帽子和对襟棉袄与皮尔·卡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后台更衣处，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细心的中国人扯了一块大篷布，把房间一分为二，原因是模特有男有女，表演服装又贴身，男女混杂，诸多不便。但皮尔·卡丹却固执地要把篷布撤掉，“我们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我的模特形体。对不起，请把篷布拿掉，这是工作。” 中方的接待人员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听从了大师的意见，但这个细节做为“纪律”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1979年的【回答】

这一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京诗人北岛的这首诗歌《回答》，它用一种近乎绝然、发泄的口吻喊出了一代人对陈旧体制的反抗。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偶像死了”，一个清新的、也即将混乱不堪的时代到来了。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周冠五的鹰

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首钢成为中国第一号改革试点企业，它的当家人周冠五显赫一时。

周冠五，出身军人，早年由贵溪军分区的一个副参谋长转而筹建首钢，在年近60之际却赶上一场宏大的变革。他仪表堂堂，声音宏亮，爱梳一个光亮的大背头，个性坚毅张扬，好做惊人事。有一年，首钢厂庆要在厂大门口塑一只钢鹰――这是当年中国企业的一个共同爱好，在厂门口塑一只展翅飞翔的鹰，这个爱好将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冠五问，“北京市目前塑的鹰最大个的是多少？”答，“两米。”又问，“全国呢？”答，“六米”。冠五说，“那好吧，我们来个十二米的。”这个十二米的超级大鹰一直蹲在首钢的东大门。

从一件事情就可以看透一个人。那只张扬的大鹰似乎预示了他的主人的命运：起于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

今天就写这三个了。

1978年的任正非

邓小平当上政协主席后，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

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学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的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他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十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2万元创办一家叫做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同行们深感头痛。

1978年的王石

王石的自传《道路与梦想》将在12月出版，我抄到一段他写自己1978的文字。那年他是一个27岁文学青年，正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深圳的建筑工地竹棚里。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品商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启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消毒库是为返程的空车匹检疫清洗的工程。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于1977年我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时，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工资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公里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经常几个工程项目同时展开，1978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

工作之余，我总会捧着一本书，在晚饭后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节假日则去上英语课。一次周末，广州友谊剧院听音乐会：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先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还跑到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先生送我一柄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刘先生会成为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上市之后的大股东之一。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今天抄这一点了。“是大英雄，莫问出路”。

周末出去度假，下周再接着干吧。理论上讲，这活不是人干的。

“你还想不想吃黑龙江玉米？”

先说一个春节的故事。在春节前后的一天，在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列火车拉着从黑龙江运来的20吨玉米，停靠在广安火车站的站台前，有人就在车皮上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几个毛笔大字：“打倒邓小平！”不多时，就有人在大字下批注：“你还想不想吃黑龙江玉米？”

3000万元办特区

深圳特区的面积有327·5平方公里，中央却只给了3000万元的贷款。开发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这个想法，在当时国内可谓“大逆不道”：共产党的国土怎么可以出租给资本家？当时一位叫骆锦星的房地产局干部翻遍马列原著，终于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骆锦星查到这段话后一阵狂喜，当晚就奔去敲市委书记张勋甫的家门。据说，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

不要忘记陈春先

2004年，陈春先去世。即便是中关村的人，也没有几个还记得他的名字了。

1980年10月，核聚变专家、46岁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从美国考察回来。他拜访了著名的硅谷，走在那条房屋低矮、丛木葱绿的狭长地带，他突然萌生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激情。陈春先是当时国内最有前途的新生代科学家，在1978年，中科院评聘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教授级研究员，一共只有十人，陈春先与后来成为“时代偶像”的数学家陈景润一起在榜。而此次的硅谷之旅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回国后，他向上级写报告提出中国应该建设自己的“硅谷”，他的脑子里还已经有了“中国硅谷”的具体地点，那就是中科院、北京大学等聚集所在的“中关村”。12月，陈春先向北京科协借了200元，带着14个科研人员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办起了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先进技术服务部”。陈春先办企业不在行，他创办的华夏硅谷集团几番起伏，与日后崛起的联想、四通、方正等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人以为，他当年若一直在实验室工作，将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我抄到陈春先晚年的一段话：“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人活着总要做点事，做了这件，也许就要放弃那一件。我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陈春先是一个倔犟的四川成都人。我很想在这里纪念他。

邓小平发明“特区”

1980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就是深圳特区的开办。“特区”，这个经济名词是中国人的一个新发明。据说，它的发明人也是邓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商讨开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一日会后，邓、习在中南海院里散步，两人闲聊起当年在陕甘宁边区闹革命的陈年旧事，邓突然停住了脚步说，“深圳，就叫特区吧！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深圳的第一个合同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签订于1980年的1月1日。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那个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话的骆锦星。据骆日后回忆，当时的谈判对话是这样的――刘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骆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 刘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 骆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 刘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骆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 刘说：“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这样的对话果然已经是在谈生意了。

上海不要可口可乐

上一年底，第一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往北京，发货方是香港五丰行。在经过了试探性的销售之后，美国方面进而提出向中粮公司赠送一条每分钟生产300瓶可口可乐的瓶装线。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是，最初，中粮很希望第一条生产线设在上海正广和汽水厂，这是一家创办于1864年的老牌工厂，谁知道可口可乐公司的提议却遭到了上海方面坚决而强烈的抵制。有关报刊发表文章和群众来信（我还没有找到这些文章原件，应该很有趣。），指责中粮此举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可口可乐就是引进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打击民族工业。中粮公司只好转而退居北京丰台。现在，全中国人均喝可乐最多的正是上海人。

谁是“潘晓”

5月，发行量超过两百万册的《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为“普通女工潘晓”的长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大约一年后，人们才知道潘晓是纺织女工黄晓菊和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合名。黄晓菊只有初中文凭，在写出那封轰动一时的“潘晓来信”后，她从纺织厂调进了出版社，随后又凭借自学考进一家科研所。但是，当科研所发现黄晓菊竟是潘晓后，便解聘了她。此时，曾是潘晓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离婚。黄晓菊无奈之下，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批服装摊主。80年代后期，她又南下独闯深圳淘金，后来成了拥有五家店铺的小老板。而潘祎是一个身高1米9的大男孩，因潘晓出名后，他办了退学手续，开始四处流浪，他住过火车站候车室、自制窝棚、大楼过道、立交桥底，在流浪乞讨两年后，他得到一份装卸工工作，每天扛上百个100多公斤的大包，栖身在仓库。1984年，潘祎拿了货场的一块焊锡，被以“盗窃罪”判处3年半徒刑。出狱后，潘祎生活无着，四处跳槽，一度还在一家人才网站当过“职业咨询栏目的主持。

理了三年企业史，没有发现一个快乐的人。不知道为什么。

写作企业史，常常在技术问题上徘徊，譬如，在年度叙述中会断断续续，一些关键的人物在此时出现，然后就会潜伏若干年，接着又冒了出来，读者当然会因此大扔砖头。今日苦恼此间，突然恍然司马公当年写史记，为什么会不以断代的方式来写，而以人物横向切入－－－这个老同志原来在讨巧。

为了弥补这种人物命运的断续，我想在年度叙述之外，增加“企业史人物”的板块。于是先写了下面这个。

【企业史人物：】南国开放赖“任项”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颇有一些地方大员领风气之先，锐意改革无畏进取。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上，有安徽万里和四川赵紫阳，当时有“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间歌谣。而在对外开放上，则有广东任仲夷和福建项南。

任仲夷、项南均是在花甲之后才被委以地方要任的，他们的前后任期均不过五年，却在粤闽两地烙下最深刻的印记。

任仲夷66岁从辽宁调职到广东省任第一书记，不久即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据记载，“私营经济”一词便是任仲夷第一个提出的，他到广东后发现，当地的个体户已相当多，雇工上百人的都有，他便要求广东社科界着手研究“这算不算剥削”，当时一个叫郑炎潮的研究室即把自己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寄给任仲夷，任很兴奋，认为论文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批示说：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为它正名，就叫“私营经济”，让它发展壮大。任仲夷办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给袁庚等人很大的政府权限，任之自由成长，甚至他还支持袁庚等人在特区大胆探索政改，推行领导干部直选、舆论监督首长等，深圳特区甚至一度仿照西方“三权分立”体制，没有设人大和政协，代之以“立法委员会”和“政务咨询委员会”。有官员批评说“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某省一位官员在参观完深圳后回家伏床痛哭，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紧缩空气浓烈的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编写了一份《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并附上了一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任仲夷当时如履薄冰，他日后坦承，“若非邓公支持，我早就过不了关”。

项南经历与任相似。他出身于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坐牢，叔叔被杀，中共元老习仲勋赞誉是“满门忠烈”。他早年追随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1958年就被打成“反革命”，直到二十一年后的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才批准撤销《关于项南错误的决议》及原处分的决定。1981年，受胡举荐，他南下主政福建。据说他坐火车赴任，只随带一位秘书，以至于接驾的福建干部无所适从。项南到福建，大行变革之道，先是全面推广“包产到户”，解放农村生产力，继而向邓小平建言，扩大厦门特区范围，他还承担责任，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兴建厦门国际机场。他是最早看到乡镇企业战略意义的高层官员，并公开宣称，“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1983年，他更是积极鼓动国有企业厂长呼吁放权，一手策划了福建厂长的“松绑公开信”。他为政亲民，去贫困山区调查，十多日连日奔波竟“形同丐民”。1981年到任不久，《福建日报》公布了两个经济犯罪案件，他专门起草了一个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本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此文一出，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注意到了，称福建出了一个“清新的官员”。

任项风格，对华南经济的复苏和开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后世有“任、项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动粤、闽发展”的公论。而令人扼腕的是，两人结局却均不太妙。

任仲夷在广东干了五年，年年风雨飘摇，他多次向中央写检讨书，在胡耀邦等人庇护下才勉强过关，1985年，他退居二线。当日，他对老朋友、曾任毛泽东秘书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说：“我总算是平安着陆。”

项南却没能“平安着陆”。1986年，受他一力扶持的闽南晋江地区爆发“假药案”，受此波及，他被中央罢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经济事件受免职处分的封疆大员。项南对这一处分始终不肯认错，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他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胡耀邦晚年与人谈及项南时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

项南晚年寡言少语，默然度日，未为平生冤屈做任何抗辩。而任仲夷则继续他犀利的作风。2004年，91岁的他接受《南风窗》专访，在《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一文中他坦言邓公局限：“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又说：“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

1997年11月，项南去世。有人为他写传记，书名曰，《敬畏人民》。

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一时并称的“任项”，全数凋零。

这样写下去，真不知道好不好。

“不准贩卖工业品”

连续两年的财政巨额赤字，让中央政府决定宏观调控，目标对准的是刚刚从农村里冒出来的民营工厂和工商户们。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先是在7日发文《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继而，在30日，国务院又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这两个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并都被要求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进行刊登报道。

这两个文件因其荒诞而弥足珍贵。

禹作敏的“人民战争”

在天津大邱庄，正把一家冷轧带钢厂办得红红火火的禹作敏也遭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他的钢厂摆明了是在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而生产出来的钢则又扰乱了钢材的计划市场，是运动第一个要打击的。很快，县里派下来了调查组。清查组成员对禹作敏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十分具备语言天赋的他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在他的带头下，大邱庄村民对清查组的态度可想而知，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还有小伙子也来“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清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乡里去。

禹作敏的强硬成全了大邱庄，最终也害了他自己。

这四个青年人是谁？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通知全国各省区首脑必须全部到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会议期间，有人散发一封由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其言辞凿凿，句句都向改革派飞去。

我找的材料到此嘎然而止，谁知道这四个青年人是谁？

《帮帮中国，帮帮邓小平》

1981年的中国改革突然停滞，让全世界的人担心不已。《经济学人》登了一篇题为《帮帮中国，帮帮邓小平》的观察稿，文内称：“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最尴尬的事情莫过于张口求援。对于中国，这还要冒着政治风险。上周，中国抛弃了三十年的自给自足，首次向联合国申请了7亿美元的救灾援助。河北省遭受了2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湖北面临的则是37年来最厉害的洪涝。2000万人口缺少食品和衣物。而这些危机还有可能加强反对邓小平改革的声音·····邓小平转向西方：不要闭上你们的眼睛。”

透过这些观察，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1981年中国的紧张脉搏。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个刚刚苏醒的东方巨人，猜测它会不会在稍遇挫折后便又昏睡过去。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中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他是高龄的历史学家，他应该看到了历史的某种必然性，否则他不会这样写。

将近三十年来，中国企业史最大的戏剧性之一，便是发生在其间的每一次意外都比预先的规划更符合发展的逻辑。

企业史上的“意外事件”
――《中国企业史》札记之一

从来没有一段历史，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着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们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

梳理近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我们便可以发现，正有那么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让中国经济和企业呈现出如此独特而缤纷的现状：

意外之一：6000亿美元计划意外落空

如果我们把1978年视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元年，那么，在当时决策者的规划中，中国企业该走一条怎样的扩张道路呢？

在当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提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一百零八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与此相关的，国务院拟定了一个企业发展规划，其主题是引进6000亿美元的外资在中国建设120个巨型工业企业。这无疑是一个雄心万丈的规划，它表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决定用国家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提升中国的公司规模和能力。这个计划被披露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撼。在下半年，中国向美国、欧洲和日本派出庞大的代表团，与各国政府和企业家广泛接触，所到之处，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副总理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马上可以签字；北威州则表示100亿美元也问题不大。这些资讯都刺激着中国领导人对引进持积极态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扩大对外引进的思想。

但是，政客的热情一旦落到具体的商业项目上却未必能丝丝入扣。一个例子是，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能够来考察中国市场。结果，丰田、奔驰表示婉拒，其他公司表示了兴趣但没有行动，通用派出以董事长墨菲为代表的谈判团，但投资动议最终被董事会否决，只有德国大众动了真格，当然它后来因此赚到盆满钵满。到1979年，中国的这个超级计划就偃旗息鼓，《经济学人》的评论是，“中国全面取消了这个计划，因为中国不仅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而且也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才和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而《时代》周刊则直截了当地认为，“由于中国政府缺乏付款能力，所以庞大的引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我们打开了国门，资本却未必会纷涌而入。”6000亿美元的现代化计划搁浅，对当时的决策者――特别是改革派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意外，中国不得不选择更切实际的经济和企业发展模式。

意外之二：特区试验意外成功。

1979年1月，当副局级干部、建设部下属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到北京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设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时，中央高层大概没有人太把它当成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这个动议没有在国务会议上进行讨论，也没有被列入“试点”或改革典型，有一个细节能证明当时的试验性：当袁庚提出要给一块工业用地时，李先念顺手用笔在地图上画了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说：“袁庚，这个都给你。”袁庚吓了一跳，最后只敢要了2·14平方公里。蛇口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纯属试验性质，一年多后深圳特区设立，中央也只给了4000万元的贷款，其余都要广东省自己“找食”。其受重视和被扶持的程度，与后来的上海浦东开发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就是这个无心插下的柳树却意外地张枝发芽，深圳靠土地出让和优惠的政策，迅速形成资本“凹地效应”，袁庚等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理念更成为中国改革的风标。1984年，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充分肯定深圳经验，自此特区模式及做法渐渐成为中国改革的主流经验。1992年，在三年治理整顿后，邓小平再次南巡深圳，在那里吹响了加快改革的动员号。

特区的意外成功，在南中国打开了一扇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它一直是中国继续开放和改革的示范生。

意外之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为了防止从土地中释放出来的农民大规模进城，早在1979年，中央就提出了鼓励社队企业发展的战略，标志性的文件是7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在这个颇具改革气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央层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对萌芽于农村的乡镇企业的角色与作用的定位。在《规定》的第二章《发展方针》中明确写明，社队企业的产业方向和产品方向是“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而其成长的半径则被限定在农村市场，社队企业“不得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因而，当经过将近两年的发展，社队企业突然蓬勃成长，并开始在某些领域与笼子内的国营企业争夺市场和原材料的时候，规定中的这些限定条款便被启动了。

1982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先是在7日发文《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继而，在30日，国务院又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这两个文件口气严厉，措施细密，体现出决策层当时的某种战略判断。

但是，乡镇企业的蔓延之势还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到80年代中期，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不但跟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更是抢人才、抢技术，抢的不亦乐乎。尤其意外的是，这些企业诱发了饮料食品和家用电器业的发展，直接引爆了国内消费市场的繁荣，打响了民族工业的第一次振兴战。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7年，邓小平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中国的企业变革，常常让人有“东边放炮西边响”的感慨：列入国家级重点扶持的试点单位基本上都是超大型国营企业，但是改革成效最好往往倒是计划外的“杂牌军”；重工业一直是最受政策倾斜的领域，但是以饮料食品和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轻工业却发展最为迅猛；国营企业一直是改革的重点方向，但是民营公司却是成长最快的一股力量。

意外之四：日韩财团模式的意外中断

1995年前后，以家电业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企业群体崛起，一个象征性的数据是，在三年前，全国百家商场的家电销售排行榜上，几乎都是跨国品牌的天下，而到1996年，国内品牌一举收复失地，海尔、科龙、TCL、长虹、联想等公司构成了一道很鲜亮的品牌长城，民族工业的信心在此时接近爆棚。于是，如何让这些公司迅速地进入世界500强，成了一个看上去迫在眉睫的话题。

在这场热烈而高调的讨论中，日韩模式成为最受追捧的方向。“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际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势力的巨型公司”，这几乎在当时的经济决策界成为共识。在这个战略目标下，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展开调研，决定赋予若干大公司以更大的资本权力，包括允许这些公司设立有融资功能的财务公司等等，在这些地方省份，做强做大也成了公司变革的主旋律，在广东，一些中小型的家电公司被并入科龙，在杭州，四家电器公司被强行合并成金松集团。
正当这种“归大堆”的企业模式眼看将如火如荼之际，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让这场变革嘎然而止。

在金融风暴中，日韩财团企业遭遇重创，在一年前还被中国乃至全球视为高速成长典范的大宇集团轰然崩塌，传奇创始人金宇中潜逃海外。对此的反思，让中国公司在财团式成长的道路上折途而返。一个留在1997年的悬念是，如果金融风暴没有爆发或迟两年爆发，今日的中国公司将呈现一派怎样的气象？

2006年：新的意外可能发生？

我们要去哪里，从来是一个问题。

将近三十年来，中国企业史最大的戏剧性之一，便是发生在其间的每一次意外都比预先的规划更符合发展的逻辑。在2006年之后的岁月，是否还有更大的意外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在日趋全球化的格局中，中国公司的命运仍然让人充满好奇。在宏观层面上，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削弱中国外贸产品的价格优势，却大大增强了中国公司的收购实力，在外贸拉动和内需驱动的选择中，势将有新的变局发生。而在国内产业的重整上，国营公司、跨国公司和民营公司的利益角逐正趋白热化，后者固然有被边缘化的可能，但是，本土企业家们对国情的现实掌握和创业韧性，有没有使他们创造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意外结果？

1987年，80岁的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将这段耐人寻味的判断，与中国企业史上的种种意外事件结合起来思考，也许我们得出的结论会更趋真实。

情人节礼物选不好，还是贴一点企业史碎片吧。这些史料找出来，真正恍若隔世，有人说，中国的改革经验若整理出来，可以得诺贝尔奖，我一直对此不以为然。试想，当今宇内还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的“国情”，其改革的路径对谁会有借鉴的意义？一场没有复制意义的伟大改革，只够让后来者凭吊而已。

600元关300天

1982年的春节，武汉工程师韩庆生是在监狱中渡过的，他入狱的罪名是“技术投机倒把罪”。

前一年，国营一八一厂的韩庆生和另外三个工程师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九峰农机厂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这家农机厂本来已经濒临倒闭，却因为韩庆生们的帮助而起死回生，当年就实现了5万元的利润。农机厂的厂长黄从良很感谢这些工程师，到年底发给四个人每人600元。就是这600元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一八一厂的有关领导知晓此事后当即向公安局告发，韩庆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利用国家技术牟取私利，是为“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用韩庆生的话说，“相当于两块钱坐一天牢。”

可口可乐牌自行车

似乎在起初，中国人并不喜欢那类似咳嗽糖浆的味道。每当周末，可口可乐的职员就举着标有“可口可乐”商标的彩色气球，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5毛钱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北京的一些报刊杂志立刻发表文章，抨击可口可乐。称这种做法“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上面来了指令：可口可乐被严格地限制在外国人圈子中销售，“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

在南方的广州，一些爱好时髦的小青年把铁罐包装上的“可口可乐”商标剪下来，贴在自行车的前把手或后轮护皮上，俨然是一辆“可口可乐牌自行车”。

15万元一盆的君子兰

东北的长春在这一年突然疯魔君子兰。它的价格一涨再涨，倒手赚钱者，大有人在，年初，市面上出现了5万元一盆的君子兰，很快，10万元的也出现了，到9月份，在城里最热闹的红旗街花市上，最贵的一盆叫价竟达15万元！长春市政府作出了《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为一种花草的买卖专门以政府名义作出规定，举国这是第一例，《规定》要求：“卖花要限价，一株成龄君子兰不得超过500元，小苗不得超过5元。同时还规定，除了按交易额征收8%的营业税之外，一次交易额超过5000元以上的，税率要加成，超过万元以上的，还要加倍。”这份规定不但没有起到抑制作用，反倒象是往烈火中浇了一盆油，君子兰价格再被催涨。

梁伯强回家乡

一个叫梁伯强的青年从香港又潜回到了老家――广东省中山县的小榄镇。两年前的一个深夜，18岁的他和三个好朋友从中山小林农场的八一大堤跃入冰冷的海水，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了对岸的澳门。这两年里，他在香港和澳门四处打工，先在码头扛大包的牛仔裤，后在家具工厂描摹山水花鸟和古代仕女，他住在满是偷渡客、娼妓和毒贩的工棚里，整日提心吊胆。听家乡来的人说，现在国内做生意机会多起来了，于是，他把辛苦攒下的三万元港币绑在腰上，又悄悄回到了小榄镇。没有一家国营单位愿意接受他，原来工作过的工厂一度同意接纳他，但条件是要他在全厂职工面前悔过自新，并要挂上“叛国投敌”的牌子，念自己的检讨书。梁伯强有点失望了，他只好去菜市场当菜贩子。

举国通缉“八大王”

八大王是温州柳市的八个经营户。分别是“电器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

这年9月，他们享受到举国通缉的待遇，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其实，这八人从生意规模上看，都可谓微不足道，胡金林、郑元忠算是其中做的最大的，年营业额不过百万元而已，刘大源、程步青等人不过是开了一个螺丝和矿灯门市部，而叶建华、王迈仟、李方平等更无非是帮上述几个人做一点产品目录和二手电器倒卖，这些人之所以会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全国重点打击对象，一是其标本性和群体性，二则是因为温州的缘故。

企业史札记，每月发在方军的《CEO》上，这是第二篇了。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横向整理自己的思路，这些部分应该会以注释或旁注的方式出现在企业史的叙述中，不知道会不会给读者带来一些整体式的阅读体验。

中国企业家的“快乐缺失”，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果中国企业变革的现有逻辑及价值观不被检讨，“快乐英雄”仍然会寻之而不可得。

寻找企业史上的“快乐英雄”

一

梳理近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竟没有发现几个快乐的人。这令人始而好奇，继而怅然。

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知名的企业家是周冠五，1979年，国务院确定了八家国有企业为第一批改革试点单位，由此拉开国企改革的序幕，首钢名列试点企业之首，当年已近60岁的周冠五被推到镁光灯下。在试点开始后的三、四年里，以承包放权为主题的改革成效非常显著，周冠五因而成为一名十分耀眼的改革人物，然而，用他后来的话说，首钢的改革过程，就是不断地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过程。1986年，首钢的上缴利润承包基数一再上升，终于到了企业拒不执行、财政局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帐上资金的地步，周冠五愤而给邓小平写信，才让事态缓和了下来。但是，首钢与北京市及国家各部委之间的矛盾台面化，为他日后的黯然下台就此埋下祸根。1995年，周冠五受其子周北方案牵连，黯然下台。周冠五是不快乐的。

在民营企业家中，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是第一号典型，1983年，步鑫生的改革受中央领导激赏，举国所有省市党报同一日在头版刊发他的长篇事迹报道，成为风头一时无二的“夏伯阳式”的改革英雄，此后二十年间，再无企业家受到过如此“待遇”。步鑫生的工厂日日参观人流不断，他的头脑也日渐发热，在地方政府的耸动下，他贸然上了一条西装生产线，却无法打开销路，几年后，工厂就陷入困境，步鑫生几经挣扎，终于被迫离职。他后来境遇坎坷，一度看病无钱要人接济。步鑫生是不快乐的。

在整个八十年代，改革人物辈出，却大多显赫于先而黯然于后，试图跨地区组建造纸集团的马胜利如是，发明了“满负荷工作法”的张兴让如是，第一个在中关村开办科技公司的陈春先如是，因雇工问题而倍受关注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如是。连当年以开风气之先的勇气领导特区经济的袁庚、任仲夷、项南等官员也莫不如是，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搞特区，数度检讨、饱受批评，到离休之日，他给好友打电话说，“我终于平安着陆了。”侥幸之态跃然而出。显然，他们是不快乐的。

二

进入90年代，一群起身于草莽的企业家集体亮相，他们或白手起家，或把一些濒临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妙手回春。这是一个性格鲜明、极富创新精神的群体，他们有的极富想象力，如南德的牟其中用罐头换飞机，成为首个“中国首富”，有的是营销上的天才，如三株的吴氏父子，三年打造一个保健品帝国，如娃哈哈的宗庆后，在城镇和农村市场把跨国品牌打得满地找牙，有的精于管理，如海尔的张瑞敏，把一家小工厂做成多元化的家电大公司，有的则善于捕抓机遇，如联想的柳传志，由代理销售起家，竟成就一个庞大的计算机公司，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来描写这些企业家，他们是勇敢的，是睿智的，是愤怒的，是豪放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是快乐的。

张瑞敏曾用八个字描写自己的生存之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既展现出他在经营战略上的谨慎之态，却也正是他内心的某种真实折射。若干年前，广东乐百氏集团的创始人何伯权曾对记者自嘲说，“企业家过的是一种非人的生活”，其所谓“非人”，有工作紧张、无生活乐趣的意思，却也颇有无以言表的难言之隐。

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名的企业家几乎没有一个“荣退”的案例，无论是长虹的倪润峰、三九的赵新先、科龙的潘宁还是红塔的储时健等等，其命运轨迹竟大多是“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2004年12月31日，台湾宏碁创始人施振荣宣布正式退休，台北为此组织了一场600人参加的“退休感恩晚会”，这一新闻在国内企业界溅起无限感慨，“江湖谁人能荣退”，中国公司三十载，成就多少英雄豪杰，但一句老话“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却宿命般地如影随形在企业家们的身后，每每如期应验，次次令人唏嘘。

三

于是，我们开始被这样的问题缠绕：

一个焦虑躁动的、愤愤不平的、惴惴不安的企业家群体能够打造了一个繁荣而向上的商业时代吗？

中国企业家的不快乐，是与生俱来的吗？是东方式的吗？或者说，是什么让这些中国改革的最大获益群体快乐不起来？

这似乎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庞杂的问题，它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商业本质。如果要稍做解读，涉及下述三个方面：

―― 市场法制化程度的低下，造成企业家创业的灰色特征。十余年前，我去浙江温州调研，彼时创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后来下海经商的陈定模曾冲口对我说：“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言辞或有偏颇，却直射出中国变革的某些特质，那就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往往落后于经济的发展，使得那些先驱者和试验者被迫游走在法制的灰色地带，最终成为他们身后无法摆脱的“原罪”。试想，一群时刻会遭遇质疑的群体，如何快乐得起来？

―― 政府的“无限参与”导致市场竞争的失衡和不充分。政府部门在资源、政策上的强势表现以及亲自下场竞争，是最具特色的中国国情，过去二十多年中，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在被垄断情形下次第开放的，在这过程中，国有资本既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又是市场的竞争者，这直接造成市场环境的浑浊。与此同时，产权清晰化改革的一直在非常不确定的氛围中曲折地进行，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在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寻租中寻找成长的缝隙，而那些在完全竞争环境中拼杀出来的国有企业当家人则为了自身及其经营团队的利益被迫“曲线自赎”，这中间的种种微妙博弈，构成了当今中国商业最生动而暧昧的风景。当寻租成为一种本能和成长的必要手段时，经营者的心态就可能被扭曲，快乐自然成为一个不现实的奢侈。

―― 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和积累的不均衡，造成普遍的“仇富心态”。改革的成果以多么丰富多采的方式渐渐地聚集到了少数人的手中，这是现在及未来的人们都十分好奇、却还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的真相，不过，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企业家群体既是商业进步的创造者、旧体制的破坏者，也是财富积累的主要分享者之一，于是乎，在一个人人渴望致富、却又对先富者充满莫名仇视的社会中，他们最容易成为遭到攻击和质疑的一群。在此种氛围中，快乐从何而来？

上述的推理将直接演绎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企业家的“快乐缺失”，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如果中国企业变革的现有逻辑及价值观不被检讨，“快乐英雄”仍然会寻之而不可得。事实上，唯有随着法制化程度的提升、行业竞争的充分性以及全社会财富分配的均衡，企业家的“快乐指数”才可能逐渐提升。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在当今的某些行业，如互联网产业中，由于市场的充分公开及全球化特征，使得中国企业的成长与财富的积累较为透明，公众对这一领域的致富者较少仇视，那些IT英雄的笑容也较为由衷和自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快乐与忧伤，不过正如两千三百年前柏拉图在爱琴海畔说过的：“让全民快乐是一切制度的根本。”此话由远而近，让人回味再三。快乐无觅，英雄何趣。一部中国企业史，我们最终期待的，无非是一张彻底灿烂、发自内心的快乐笑容。（完）

刘永行的腿是怎么瘸的

四川新津县的刘家四兄弟下乡办起了育种场。刘永言卖掉了家里惟一的一块手表，刘永行卖掉了自行车，四兄弟一共凑了1000多元钱，陈育新把自己家的房子改作了孵化室，他和妻子搬到了临近一个幼儿园的小单间里。一个充满传奇和曲折的家族创业史就这样简陋地开始了。他们是全中国第一个大规模养鹌鹑的人。刘永行每天背着鹌鹑蛋去新津附近的县镇兜售，因为每天走的路很多，使得他幼小时受过伤的左腿旧伤重发，最终落下了微瘸的后遗症。很快，他们在鹌鹑养殖上赚到了钱。到年底，刘家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彩电，让四乡邻里羡慕不已。


王石贩卖玉米发财了

一日，无所事事的公务员王石在蛇口街头闲逛，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那是刚刚进来办饲料厂的泰国正大集团的玉米储藏仓。这些玉米产出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经香港再转运到深圳。王石愣愣地闯进了正大的饲料厂，找到一个管事的问，“你们为什么不直接从东北进玉米，而要从香港转呢？”回答是，“我们也想呀。但是，中国的运输要指标，我们是一家外国公司，根本不知道该找谁要车皮，这件事我们解决不了。”

王石一拍胸脯，“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有问题，我拉来的玉米你们要吗？”王石敢说这句话的资格是：他的父亲曾经当过柳州铁路局局长。到年底，他赚了300万元。


什么是“倒爷”

如果你把这时的王石叫做倒爷，大概不算冤枉。广东学者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曾经描写过一个“倒卖”的实例：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


你还记得步鑫生吗？

11月15日，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一早去上班，他打开报纸，突然满脸通红，眼皮乱跳――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他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篇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长篇通讯当日登在了所有中国党报的头版。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步鑫生成为当年度最耀眼的企业英雄。美联社记者的报道是：“他的工人威胁要杀他，他的妻子由于过度担忧终于病倒而住进精神病院。但是，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先生，顶住了来自"左"的势力的压力，成为共产党中国改革浪潮中的一名佼佼者。这位52岁的裁缝的儿子，在昨天会见西方记者时，讲述了他同"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战斗的经过。”


你还记得王安吗？

1949年，王安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片“存储磁芯”，在1984年的《福布斯》杂志的富人排行榜上，他的个人财富达到20亿美元，为全球第五富翁及华人首富。很多年后，比尔·盖茨说，“如果王安能完成他的第二次战略转折的话，世界上可能没有今日的微软公司，我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成了一位数学家，或一位律师”。王安是第一个全球意义上的华人企业家，他不相信华尔街和美国公司制度，他认为搞个人电脑是“闻所未闻的荒唐事”。


推销员的时代

5月，中国最好的话剧团北京人艺将阿瑟·米勒创作于1949年的《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在中国上演的外国戏剧。由英若诚扮演的主人公威利·洛曼每天都要带着两只特大号的样品箱开车去四处推销。他已经50多岁，筋疲力尽，仍为贷款所迫，不能休息。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所面对的，是失业、压力，一败涂地的人生。最终，洛曼在落寞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商业的幽灵开始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不过，那时的人们还无法真正体味到威利·洛曼式的悲凉。

对跨国公司的持续倾斜和迷恋，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公司成长的公平性？其负面效应是否已经到需要警醒和反思的时刻了？

外资在中国的“花样年华”

一

从1978年到1983年中期，中国到底吸引了多少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

这如果是一道智力测试题，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回答得出正确的答案。1983年6月的《经济学人》透露，“自1979年以来，中国官方批准了105家合资企业，引进外资约2亿美元。去年，只有不到10项新交易签署，大多数合资企业都停留在小规模项目上，对现代化进程没有太大帮助。

五年半时间，引进区区2亿美元的资金，这对于开放之初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让人失望的。一个隐藏着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的初年，邓小平曾经尝试用“巨额国际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他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在1978年的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急切地说：“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在他的督促下，中国提出了庞大的10年计划，计划引进5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美国学者费正清日后评论说：“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

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对外资的渴求与跨国公司的相对冷漠形成了一个有趣的、迄今已经不太被人提及的对照。也是在1978年，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能够来考察中国市场。很快，反馈回来了：繁忙的丰田公司以正在和台湾洽商30万汽车项目婉拒，傲慢的奔驰公司说不可能转让技术，通用派出了访问团，不过投资方案却遭董事会否决，最后只有大众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它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尝到甜头的汽车公司。即便是那些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从一开始便将这里当成了产业梯级转移的下游市场，耐克公司――刚刚进入中国时被翻译成“乃基”――开设在广州的第一家工厂有两条生产线，分别是从台湾和韩国拆装过来的，到1985年底，中国引进了105条彩电生产线，其中四分之三是“二手线”。

对外资的渴望，还直接催生了深圳特区的创建，在全面引进外资无望后，邓小平希望在靠近香港的地方开一个“引资窗口”。但是在1984年前后，香港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博士却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初袁庚等人提出的四个深圳发展目标，到1983年都已经渐渐偏离：“产品以出口为主”，进口大于出口4·84亿美元；“引进以先进技术为主”，但引进的主要是香港、日本的被淘汰不用的设备；“投资以外资为主”，实际上外资只占投资的30％，而且绝大部分是港资；“结构以工业为主”，当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为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多的多。


二

这种外资迟疑的状况直到1985年之后，才稍稍得到了改观，那一年，中国出台了新的法规，给予中外合资公司以超国民的待遇，它主要表现为税收上的极大优惠和设立执行特别政策的开发区，到1992年前后，随着中国消费市场的全面苏醒，外资的引进才进入井喷时期，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吸入国之一。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一，在改革的启动期，国际资本的贡献率非常有限；二，中国以超国民的政策代价才真正诱发了外资潮的到来。

第二次外资潮的出现，与国有企业的改制有关，在1992年之后，以产权清晰化为特征的国企变革在各地以各种方式开展，在这其间，外国公司成为了催化变革的外部因素，一些地方和企业不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让国有资产，以期获得“合资企业”的身份，从而摆脱体制上的羁绊，这种做法被称为是“化钱披洋衣”，它“解放”了大量的国企，也让无数境外公司获得了超额的改革利益。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在《改革时代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中警告说，中国患上了“外资依赖症”，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上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这个论断基本上是成立的，不过“依赖症”的说法似乎没有“幻想症”来得更准确，从1992年以来，外资一直被当成是改革势力冲破旧体制的一个“外来力量”。

幻想之一：用市场换技术。从家电、汽车和IT业的现状看，尽管我们以极其优惠的政策引进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它们也极大地激活了各个专业市场，但是，中国公司在核心技术上始终没有获得收益，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产品组装基地，这一幻想在战略思想上直接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政府放弃了产业技术的引导职能和责任；第二，导致了本土企业的普遍的核心技术空心化；

幻想之二：用资本换机制。这种思潮的经典之作是印尼黄氏家族的中策集团在1993年前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优质国有资产，各地政府和国有企业家予以了热烈的配合，从日后的效果看，这些企业最终都成了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猎物”。在这一改革逻辑之下，因消费市场的扩大而积累起来的国有财富被某些利益集团以改革和开放的名义转移到了私人的名下。

幻想之三：国际资本代表成熟、民主的商业精神。这种幻想让很多商业利益的诉求平白涂上了一层玫瑰色，使得中国的商业思想丧失了自我诊断和审视的能力。


三

中国公司的三十年成长史，一个很独有的特征是，同样的金钱在这里是有“身份”的，它被政策性地区分成了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三种，不同身份的金钱会遇到不同的待遇和机会。中国改革的很多隐秘和诡异处便潜藏在这样的人为区隔中。在这其间，国际资本以外来者的角色，成为了各种势力博弈和寻租的最佳合作伙伴。资本的天生的逐利性，使得很多跨国公司似乎更喜欢在一种半透明的环境内牟取利益，这也造成中国商业环境的灰色状态一直没有被认真地进行改善――在三种资本势力中，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显然没有这种需求，而如履薄冰的民间资本则身背“原罪”而几乎没有、或不敢有所话语。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花样年华”似乎仍在继续中。

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进入WTO，一些垄断性行业将次第开放，在这一大背景下，国际资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巨大的机遇期，它们在这些厚利行业的开放中，仍然获得了优先进入的“隐性权利”，近年来，在银行、电信服务、保险、能源、传媒等领域的开放中，国际公司比民营公司得到了明显的优待和进入机会。而此次的理由，则从“体制改革”的需要变成了“专业能力”的需要。而与此相关的一种新的观点正在成为流行，那就是：即便通过灰色和不公平的方式把改革的成果和机会转移给了跨国资本，那也是符合发展的逻辑的，因为，它们最终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秩序进步的一个由外而内的国际力量。

这是一个可以期望的结果吗？我无法回答。不过从公平性的角度来说，它非常的可疑。



【发在《经济观察报》CEO专栏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