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好久啊...反正语文作业.....贴在这里了






中国与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的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诺贝尔奖包括金质奖章、证书和奖金支票。
今年，这项被世界瞩目的权威国际大奖产生了，诺贝尔奖由欧美科学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眼睁睁看着物理奖、化学奖被他国科学家捧走，虽然文学奖推迟揭晓，与中国作家仍然无缘，却是笃定的。别人丰收，我们连年“欠产”，再阿Q的国度，心里也会酸溜溜的，何况是极要面子的中国？所以，诺贝尔开奖之日，也就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为什么欧美成了诺贝尔奖的得奖大户？诺贝尔奖离中国究竟有多远？

中国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能力吗？
毫无疑问，中国有这个实力，我们来看看历年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

1.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出生于上海，1946年他负笈海外，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5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在该校任天文学副研究员。
20世纪50年代，李政道与杨振宁同在普林斯顿高能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其间他与杨振宁教授合作，于1956年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并共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他年仅31岁。

2.      丁肇中荣获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丁肇中先生在科学研究中发现构成物质的第四种基本粒子，荣获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丁肇中先生说：“中国其它科学技术领域的现状我不能说很了解，但起码有一点，我认为，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是世界一流的，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其水平在世界上都是先进的。

3.      1986年10月15日，美籍华人李远哲获诺贝尔化学奖。1936年，李远哲出生在台湾地区新竹县，1974年加入美国籍。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李远哲获奖，是由于他对交叉分子束方法的研究，对了解化学物相互反应的基本原理，作出了重要突破，为化学动力学开辟了新领域。分子束是一门新学问，近二十年来才试验成功。

4.      朱棣文，1948年出生在美国圣路易，1997年以雷射致冷捕捉原子技术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平时在实验室里操作仪器、测量数据，公余之时仍然埋首各种研究书籍……”这是一般人对物理科学家刻板的印象。不过，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华裔科学家朱棣文，闲暇最喜欢下厨做菜，手艺精良的他，不论中西料理，都让亲友赞不绝口；而这位“诺贝尔级”厨师，更从亲自动手做菜，悟出做学问的道理。

5.      崔琦——诺贝尔奖物理奖得主（1999年），曾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的崔琦使香港地区人感到光荣及骄傲，是他的辛勤学习精神才使他获得今天的成就

我们还可以发现，外国人都对中国科学是有信心的：
      诺贝尔奖评委清华开讲：清华学生40年内会得诺奖2006-03-24 00:34:00　
昨天，4位来自瑞典的诺贝尔奖评选团成员来到清华大学，为大学生详细披露了诺奖评选的整个过程。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评审委员肯定地说，“清华学生在今后40年内会得诺奖。

显然，我们有能力，可是暂时还没有把能力发挥到一定的高度。下面我将从两个比较热点的问题来解析这个问题。




教育制度与诺贝尔奖
科技的基础是什么？是教育，没有合理的教育政策，是不可能培育出优秀的人才的。很多人说中国之所以至还没能得到诺贝尔奖，就是因为教育制度导致中国人缺乏创新能力。甚至说如果取消“压抑”创新精神的高考制度，中华民族离诺贝尔奖就很近了。在最近几年诺贝尔奖公布之后，总有一些人将中国没有诺贝尔奖归罪于高考，可见这一观点已流传得相当广泛了。似乎高考成了中国缺失诺贝尔奖的罪魁祸首。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将中国人未在本土获得诺贝尔奖归咎于高考固然简单省事，但解决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不要以为只要废止了高考制度，诺贝尔奖自然可以降临中国。中国未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其深层次原因或根本原因并非高考制度作祟。高考至多只是次要原因，而且高考对人才选拔和民族振兴是利大于弊，最终实际上是对获得诺贝尔奖起推动作用。

  在统一考试制度之下，求异思维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高考将优秀人才选拔出来，输送到高水平的大学进行高等教育，为他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提供了途径，这是科研创新的必要条件。中国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原有的研究水平较低、基础太差，长期以来，中国在多数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情况下，企望能做出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性成果是不现实的。这就像希望在中国落后的乡村产生出全国领先水平的物理和化学科研成果、在科研条件和水平落后的单位产生中科院院士一样。没有处于学科前沿和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很难做出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此外，1976年以前各种政治运动、不够合理的科研体制、缺乏学术传承等因素对高水平创新成果的影响也比高考来得更大。而且，看看近年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者的研究经历，可以发现多数人的主要贡献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出的。而70年代末以前我们的科学家能有多少精力集中在研究上？当时中国的科学水平比世界前沿落后多少？

  中国内地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科学发展水平。只要中国经济和科学水平不断提升，假以时日，量变终将引起质变。在2005年诺贝尔奖公布之后，对于美国科学家经常被诺贝尔奖青睐的原因，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官员曾对新华社记者解释说：“美国的科研政策是不断造就新的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原因。宽松的研究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的学术氛围和勇于接受挑战的科研态度是创造诺贝尔奖得主的沃土。近年来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对科研方面增加了投资，这是正确的。”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应该能够看到来自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

  存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不见得就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众所周知，日本的升学考试竞争激烈，素有“考试地狱”之称，但近年来日本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在类似于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的。日本存在着大量辅导补习的私塾，完全以应试教育为目的，每年杂志上还公布全国各名牌高中考上各主要大学的人数，各高中具体考上哪所大学的人数一目了然，等于进行高考升学率的排行。日本民间有个说法，叫“四上五落”，意思是说，一个高中生如果准备考名牌大学，晚上睡四个小时的，才能考上；睡五个小时的，就要落第。你可以想象竞争多么激烈。为什么从“考试地狱”中煎熬出来的日本人却能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在类似大陆高考体制下从台湾走到美国的学者却获得过诺贝尔奖？

  “文革”期间废止高考，或实行推荐制，青少年学子不再有“应试教育”的羁绊，但他们是否就比高考制度下的学生更有创造力或动手能力呢？（这里又涉及到中国人骨子里的丑陋本性）。如果将中国大陆1977至1997年的教育都归结为“应试教育”的话，我可以大胆预言：将来中国大陆培养的第一个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可能就是在所谓“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考上大学者。没有公平合理的升学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没有高考制度，中国人离诺贝尔奖也许还更遥远。




我们再来看一看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是怎么说的：

“建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办得很成功。”

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网上批评意见甚多。杨振宁昨天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对大学的评价，主要可以从它对社会的贡献、本科生的教育、研究与研究生的教育三个方面来考察分析。他说，50多年来，中国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对中国的贡献无与伦比。他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国家需求不同有关系。他说，由于中国的学生做的习题远比美国学生多，因此，中国学生的基础远较美国学生扎实。“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教过大一的学生，我觉得中国的大一学生的注意力更集中，更努力学习。”

“为了快速脱贫，现行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最有效的”

杨振宁将创新分成了四种类型。他指出，创新有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4种。杨振宁感慨地说，中国大地上还有几亿农民，因此，像美国比尔•盖茨和日本任天堂式的创新是中国所需要的。事实证明，盖茨式的创新为美国和全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任天堂式的创新，是日本50多年来成功推动经济发展背后的创新。很显然，日本以往的经验是成功的，而这得益于其国内注重训导和纪律的教育哲学。这对中国有很大启发，因为中国的教育哲学也是注重训导和纪律。

杨振宁说，中国的教育注重训导，美国的教育注重启发。中国的教育哲学能够使大多数的学生成长、增加他们的自信心，这些类型的毕业生正是目前中国社会急需的大量建设现代化的人才，但缺点是中国容纳不下怪才，中国应该是在保持优点的同时，引进美国对优秀学生培养的优势。

杨振宁以著名华人科学家李远哲的例子说，李远哲在从美国回到中国台湾后，曾经想过仿美国教育体系对台湾教育体系进行全盘改造，结果完全失败。杨振宁为此提出一个结论：为了快速脱贫，现行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最有效的。今天应该不要急于施行高等教育改革，全盘西化是不行的。但他认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果达到1万美元时，这个结论可以修改。




总之，所谓“中国缺少诺贝尔奖是因为有落后的教育制度”，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我们不能轻言废止目前的教育制度，尽管它确实有很多弊端。


中国得“诺贝尔奖”有什么有利条件
中国科学家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甚至可追溯到建国前。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有20世纪20年代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30年代赵忠尧的正负电子湮灭早期实验、40年代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铀核三分裂的发现、1965年人工第一次合成了胰岛素结晶。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才优势。在国外，几乎所有著名的研究室里都有华人，甚至一些在国内我都看不上的学生，到了国外，不知怎么就成了人才了。

中国有人才，这当然是第一要素。杨振宁认为，要说优势，我认为就是中国具有得这个大奖的人才条件。杨振宁切身感受到，在西方教书的人接收了很多中国学生，大家都认为中国学生质量最好，可以说中国教育工作已成功地供应了大量科技人才。 （再次说明前面的教育制度的问题）

要想在科技方面大大发展，中国这样的人才是不成问题的。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政府对教育非常重视，中国的年轻人非常勤奋。杨振宁认为，过去，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是经济落后，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本土离诺贝尔奖已不是遥遥无期，而仅一步之遥。

哪些领域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

“中国人将来可能首先在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和平奖上取得突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访华代表团成员贝蒂尔•弗雷德霍尔姆，做客清华论坛接受学生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

弗雷德霍尔姆是诺贝尔生理和医学评选委员会委员、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兼生理及药理学院院长、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对于他的观点，此次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访华代表团团长、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安德斯•佛勒斯特罗姆教授持不同意见。佛勒斯特罗姆访华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人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个领域应该在医学和生理学科。此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曾表示，他相信十年内会有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不过昨天，弗雷德霍尔姆也没有把话说死，说完“中国人将来可能首先在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和平奖上取得突破”后，他有些停顿然后补充：“在科学类奖项上也可能会有突破”，而且中国女科学家也可能获奖。


再看看其他科技方面：

中国在高能物理、生物科技等领域具有问鼎“诺奖”的水平。丁肇中说，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是世界一流的，中国高能研究无论理论还是实验，其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

此外，高能所专家与意大利合作在深岩洞寻找暗物质的研究也备受国际瞩目。一旦他们的研究能领先美、日完成，则必获“诺奖”。

在生物科技方面，中国人类基因组工程负责人杨焕明博士不止一次说过，基因研究不光拼技术，还拼资源，而中国的生物资源丰富。在这片资源的沃土上，随时可能结出生物科技的奇葩。

中科院动物所从事的克隆大熊猫胚胎实验一直令外国科技同行羡慕不已，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实验材料。在中国，由于生物资源丰富，中国科学家可以做许多外国科学家想做但没有条件做的研究。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有望形成中国生物科技的异军突起。


在最近10年至20年，我相信一大批研究成果会出来，但是切忌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授予诺贝尔奖的成果要有10年以上的时间来得到科学界的验证，有时甚至时间会更长。

举例说，美国科学家麦克林托克早在1951年便提出了“移动的控制基因学说”即转座基因的概念，可是这一违背经典遗传学的超前发现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人甚至称她是“疯”了。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细菌、酵母、果蝇中陆续发现转座基因的报道之后，人们才想起麦克林托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对玉米中的转座基因有过透彻的研究和报道。至此，麦克林托克曾被看作是天方夜谭式的“异端”思想才逐渐得到确认和接受。她本人也终于在30多年后的198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此，一项研究发现在20年、30年或更长的时间以后获得诺贝尔奖也是有可能的。

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对诺贝尔奖有了更多的关注，在中国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不断支持下，在国际顶尖的学术杂志，如《自然》、《科学》和《细胞》等上面发表文章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这表明中国的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在生命科学的某些研究领域，如基因研究等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回顾50年来所授予的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与基因研究有关的，因此，现在中国科学家有非常好的机会去争取获得诺贝尔奖。

前面几页的资料可以完全说明中国的实力，但是目前学界环境呢？？
下面进入重点：学术腐败









希望在这新旧体制转换的混乱之际，学校还能保持道德学术的圣洁，成为一块不被污染的、能培育出中国的脊梁的净土。
----陶世龙

















中国的学术腐败

腐败可以分为很多种，行政腐败、司法腐败、金融腐败、学术腐败等等。现实中，人们比较关注的是前三种，而学术腐败由于离群众生活较远，还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所谓学术方面的腐败，是在学术研究中的不正之风，比如：人情论文、金钱论文，甚至色情论文；比如：挪用、私分研究基金；比如：剽窃、强占他人成果等等。这些看起来好像只是学术领域的事情，与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并非如此。学术腐败扼杀的是民族的创造性，侵蚀的是民族发展的活力。



中国高校学术腐败到底达到什么地步？借用宋丹丹在春晚小品中的名言形容：那是“相当”令人担忧！

高校是传授知识、产生思想的地方，教授也曾是令人景仰的对象。宋儒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应该也是今天文人的责任所在。如果高校中学术造假层出不穷，教授剽窃前赴后继，年轻人将以何为师，以何为标准？

但有些文人对自己名节的随意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数年以降，中国学界不断爆出各种丑闻，从前年招博不公的“甘德怀事件”到不久前的“周长城抄袭事件”，从更早的“王铭铭抄袭事件”、“张汝伦抄袭事件”到去年“许传玺院士丑闻”，直到刚发生的某教授涉嫌抄袭事件……学界可谓鲍鱼之肆，其臭已久！

令人不解者有二，一则学界何以爆发如此多的丑闻，而且名牌大学更是重灾区；二则鲜见当事者主动认错，亦未见当事者所在学术机构有何致歉社会、学界之意。

此中原委，若要深究，确乎有深宏远大之问题存在，不得不令人三思。

当前学界之怪现状

当代学界，任何一个有基本判断力的学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在上述种种已被曝光的学术丑闻背后，隐含着更大更深——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更丑的背景。多年来，中国学界创造力贫乏，但表面上却作品倍增。那些抄袭剽窃之作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劣质学术作品中，恰恰未必是最劣质的。因此，我们在质疑学术违规者学术品格的同时，尤不可忽略虽未剽窃实则极端低劣的学术场域及其形成环境。

劣质学术的表面原因在于学界、学人的急功近利，一些学术机构为了学术大跃进，给学人下达各种量化的学术指标，而一些学人也为了自身的利益，尽快“脱贫致富”、提高在学界的地位，而走上重量轻质的劣质学术之路。前述学术丑闻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君不见，多少人在数年间便著作等身，这身是怎么等的？除了一般非违规性的粗制滥造之外，不外下述几招：

1.      抄袭同行

　　抄袭港台同行，在上世纪80年代尤其普遍。那时可谓国门虚掩，人们眼界尚窄，能够抄袭港台已属难能，而且那一代学者确实也因为抄袭港台给国内学界输入了最初的新鲜血液，对他们不能过于苛求。

　　到90年代以后，国门开得大一些了，学界接触的港台作品也已经比较普及，出版界对于港台学术作品已经逐步地可以自由出版，于是继续抄袭港台显然既不安全，也缺少市场，于是不少人将抄袭的目光投向国外，因为抄袭国外作品被抓获的可能性要小很多，虽有东窗事发的，例如王铭铭抄袭案、张汝伦抄袭案就是典型，但可设想，抄袭国外同行的事件，可能还有不少藏于冰山之下。
　　至于抄袭国内同行的情况当然是屡有揭发，不必细表。

2.      一篇拆多篇

　　正规的学术论文一般不应该一稿多投、一文多发，多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同一篇论文应该只算发表过一次。但是某些学界中人为了追求论文数量，将自己的一篇作品拆成多篇、改头换面地发表，以此作为多篇作品的学术成果上报，这种情况与期刊知情的前提下依然发表以及非行业性一稿多发是不同的。这种情况隐瞒貌似多篇、实为一篇的实际情况，是明显的欺诈行为，目的是为了骗取学术利益。

3.      教授侵占学生成果 师生相互利用

　　由于学术期刊的行政垄断性质，学术界发表论文也逐渐变得官气十足，发表腐败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一些在学界混迹时间长、积累了良好人脉的教授、博导，学术期刊也愿意发表他们的论文，但往往因为忙于非学术事务，无暇研究问题、撰写论文，而他们指导的学生因为希望尽快出道，掌握学术资源，也就比较努力；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发表论文的地方，因此师生之间可谓“互补”，于是我们就见到无数“合作”联署的论文，教授、博导署名在前，学生署名在后，而真正的操刀者却是学生。需要提及的是，有些教授与学生联署的论文并非学生心甘情愿，而是迫于师生关系不得已为之，这些学生不应过分受到谴责。

　　教授们无暇写论文却依然能够证明他们有“学术追求”和学术能力，而学生也可以尽早走出埋头苦干、不见天日的境地，这样可算一举两得，“一鸡多吃”。虽然一些论文确实是合作作品，但是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那些真正的合作作品反被牵连，导致学界不信任，那些严谨的学者也就不敢再与人合写论文，以免被怀疑侵占他人学术成果。

　　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侵占学生成果的教授们往往难以了解学生写作论文的真实情况。他们本应该清楚，那些急功近利的学生往往在学术上的品格与他们的人格是一致的，这些学生即使不是所有人都靠着东抄西凑炮制论文，但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靠着抄袭写论文的。那些署名第一作者的教授，就必须承担第一作者之责任，即使学生让他吃了个哑巴亏，那也是活该。

　　对于教授们来说，最惨的是下面这种情况下的合著抄袭。

　　近年来不少高校把大学办成“养鸡场”，在对教师们提出发表论文数量要求的同时，也将此“定期生蛋”制度延伸到博士生，甚至硕士生，莫名其妙地规定博、硕生在校期间必须发表论文若干篇，不然就不给学位，这种霸王硬上弓的制度也是造成抄袭、虚假合著、买版面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某些教授心肠好，为了帮助学生脱困而不顾原则，主观上并无侵占学生成果的企图，但署上自己名字的学生论文就能发表，一旦学生的论文有抄袭，而且学生保持沉默的话，这些教授就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教授们为帮学生而如此违背原则署名的情况依然在事实上构成侵占学生成果，因此学生澄清可能还起反作用：人们会认为这位教授不但侵占学生成果还将责任推卸给弱者——学生必然是受同情的。

4.      找枪手代写专著、论文

　　这是学界里最隐蔽也是最恶劣的学术腐败，某些人为了评教授、博导，在学生或者熟人中物色有学术能力的人代写专著和论文，由于他们与代写人之间的关系特殊，例如代写人有事情要求助于他们，或者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地位和能力襄助代写人，这种情况极难被外界所知晓，一些局外的知情人也往往与其中之一者关系甚笃，因此也不可能将此类事情向外界公布。在这种学术索贿中，索贿者往往凭借索贿侵占的学术成果扶摇直上，并且其真实情况往往被知情人带进坟墓。

　　这里要注意的是，那些代写人往往是弱势者，他们往往与索贿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代写人即使不愿意，也会为了诸如顺利毕业之类的事情违心代写，正如《刑法》上常常不处罚行贿人一样，恶劣的在于索贿者。如果没有索贿人，也就不会有违心行贿之人。一般而言，钱也好，学术成果也罢，都是其拥有人一点一滴劳动的成果，谁也不愿意轻易拱手送人。











学界怪现状源于畸形学术机制

学界上述种种怪现象无不导源于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垄断。垄断是学界的万恶之源。

目前以大学和研究所为主体的学术机构，由于垄断导致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下述问题：

1.      财政不能独立

　　公立大学的教学、科研经费主要从政府支出，于是政府对学术机构一言九鼎。政府给各学术机构的经费有一些特定的额度，这些经费对于大部分的学术机构来讲都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学术机构还被等级化，那些名校、名机构获得的经费就多，而被认为水平一般的学术机构获得的经费就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学、学术机构具有支配权，教学、研究机构要按照自己的心愿去从事学术管理，就得绕过教育行政部门设置的很多人为障碍，尤其在学术资源匮乏的时候，教育行政部门的“学术”任务就会成为学术机构获取学术经费的主要手段之一。

　　名校丑闻多也许恰恰就与经费比其他学术机构相对来说更容易获得有关，那些经费少的学术机构反而丑闻少，或许是因为反正没指望，也就少了急功近利的机会。
　　相比之下，一些来自基金会的资助经费还是能够带来严肃一点的学术。因与本文题旨无关，按下不表。

2.      缺乏人事自主权

　　目前学术机构的用人机制，可以算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几个活化石之一了。行政垄断之下的学术机构，常常扭曲地使用学人。
　　上述两项学术管理铁律导致学界无法形成共同体，学术考评的同行主权无法相应形成，学者丧失了学术主权。

　　学术行政化导致学术行政者对待本机构的学术，只在意是否符合主管学术行政部门的硬性要求，而不用过多强调学术水准。于是考评学术水平的高低不是同行评价，而是学术官员的认可；是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而不是发表的论文在本领域有没有知识增量。

　　学者们也因为行政化的学术考评制度而长期从事自己未必愿意从事的学术研究，学术考评直接关系到学者的基本生存，他们的职称、住房待遇、工资收入……一切都与这些考评制度相关。学者们无法在经济上独立，也就无法从事他们所希望从事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学术兴趣就会腐蚀在无数的任务、课题之中，因为这些任务和课题能迅速给他们解决生存难题，提升学术职称。对于许多人而言，高水准的学术论文或者专著固然也能给自己带来学术荣誉，甚至也能够解决生存问题，但与参与课题、完成委派任务相比，显然不如后者速成，久而久之，真正的学术难以建立，而怪状不断的学界却大行其道。
我们对学术腐败太宽容了

“现在国家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自主创新，但我担心严重的学术腐败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对学术腐败太宽容了。”

　　“两会”上，很多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代表委员，都在各种场合痛斥学术腐败和造假，薛禹胜每天都会上网找出这些文章来看。“国外也有学术腐败和造假，可是至少会隐蔽些，因为社会舆论会让他抬不起头。可是在我们国家，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甚至不以为耻了。”他认为，韩国对黄禹锡事件的处理就维护了首尔大学和韩国科学界的公正和威望；而我们的学术造假通常都是“明目张胆”。

　　薛禹胜告诉记者，现在学术腐败和造假在项目评审中多有体现。靠送钱送礼拉拢评审委员、拉拢选票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作为国家电网公司国电（南京）自动化研究院总工程师，薛禹胜是当地不多的几位院士之一，他也经常接到很多评审会的邀请。“有的明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还是要走过场。”如坐针毡的感觉让他决定不能再去了，从此成了“异类”，得罪了不少人。他自己也知道这种消极的做法没什么作用。“严重的学术腐败和造假，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不是几个人的行为能把它改变过来的，我能做的只能是自己不参与。”

　　体育界的“假球”都有那么多人关注、监督，可是学术腐败和造假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薛禹胜认为，学术腐败的后果更严重，更应该被关注，因为这还牵涉到影响下一代人的问题。“现在一个导师往往都带有一个研究梯队，他的学术腐败行为，会给他的学生和助手带来很坏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为我国科技快速发展提供了良机，然而严重的学术腐败和造假行为会导致很多科技人员只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不能踏踏实实工作，把根本不具有创新性的成果都贴上自主创新的标签。当这样的浮躁行为大量充斥于科技界时，“自主创新”可能就会只是一个口号。

　　不采取有效方法加以制止，学术腐败就会蔓延开来。而要根除这一现象，必须靠立法。对于用非法手段追逐名、利的学术腐败行为，只能通过法律来约束；同时还要教育科技人员，培养良好的科学道德。

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千万不要被身边的浮躁所影响。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良好的心态，不要太在意暂时的得失。年轻人的科学发现可能是幼稚的，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很容易就能找到缺点，这时候如果信心不坚定，好的科学成果很可能就被扼杀在摇篮中。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

一般认为，学术腐败现象在中国的大规模出现只有十余年的历史。那么，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杨弘远认为有四条原因：学风与学术道德教育贫乏学术民主空气淡薄、学术道德法治空缺、政策导向有偏误。在2003年一期的《北京评论》上，有一篇文章专门报道了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探讨学术腐败的根源。这些根源是什么呢？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追求名利的风气比较盛行很有关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也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诚信受到了挑战。”中科院院士郑时龄则把抄袭剽窃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学术交流不畅通”。还有人把学术腐败归罪于“体制”及缺少舆论监督。2004年，在全国人大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张恭庆说，学术腐败的原因要从我们体制上去寻找。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则说，政策导向不当助长浮躁风气。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则认为：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是学术腐败的根源。。总而言之，中国的这些院士、这些领袖们几乎一致地把学术腐败的“原罪”归咎于客观原因。

应该说，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能够公开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曾几何时，一些大学校长、人大代表还在媒体上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甚至要把学术腐败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孙自法：科协呼吁改称“学术腐败”为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即使在被全国人民痛斥了一年多之后，这个委员会仍旧不改初衷，在中国科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继续用“不端行为”来替代学术腐败。(孙自法：中国科协披露当前中国学术七大“不端行为”)。在2004年的全国人大上，北京大学校长还这么说：“学术腐败，是指对科研成果的剽窃、抄袭等，在国际上一般叫做“科学界的不端行为。”尽管如此，“学术腐败”这个词汇已经在中国的现代语言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并且被全世界的华人所认同和接受，而对这一现象的记录和分析将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必不可少的篇章。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

但是，与扭捏作态、羞羞答答地承认学术腐败现象的存在相反，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们对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却讳莫如深，绝口不提。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连年下降。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中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 Economic Forum. 200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2003-2004)。而在此期间，台湾的科技竞争力则从1992年的世界第19位猛升为2000年的第10位。

学术界的存在价值不就是在於提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及学术水平吗？对关系到自身存在价值的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学术界为什么能够如此麻木不仁呢？它说明了什么呢？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对这个关键问题绝口不提正说明了它的问题所在。这就是：学术水平的低下是学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学术腐败现象的出现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中国的学术界经过八十年代的人员大流失，即智商较高的学人离开学术界(出国、从政、经商)，“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界面对着如同泰山压顶般的“科教兴国”重任，面对着如同潮水般涌来的金钱，它既感到茫然若失，束手无策，又感到了金钱从毛孔中渗入时的兴奋和激动。最后，它找到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条“捷径”。按道理讲，受到过高等教育、并且留在学术界工作的人，一般都有一定的事业心，也就是想要在学术上干出一些成就。但有限的知识和才能在无限的压力下，使他们素质中最薄弱的一环，也就是道德约束，发生了断裂。而金钱的存在，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既是诱惑，但也同时使它丧失了无所作为的最大借口，那就是“政府的科技投入过低”。这就象一个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却被父母逼迫一定要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一样，除了走邪门歪道之外，再别无选择。

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到底有多低？看一下代表中国学术最高水平的院士就一目了然了。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也就是说，院士是法定的学术权威。可实际上，抛开这些院士的道德水平不提，他们的学术水平之低，完全可以用“难以置信”四个字来概括。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国藩领导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项目，它曾在1998年被两院院士推举为“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首项。可是，这项代表着中国科学最高成就的研究成果，其论文竟然只能发表在一个影响因子只有0.5，也就是相当于“学术垃圾”的刊物上。如果说这个项目本身只能说明洪国藩院士个人的学术水平的话，那么两院院士推选这个“成果”为“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第一名则说明了中国院士的整体水平：他们比洪国藩还要低。另一个能够说明中国院士学术水平的例子出现在2003年。当时，非典瘟疫肆虐中国大地，对病原菌的鉴定成了非典防治的关键。本来，对於搞传染病学的人来说，病原菌的鉴定工作虽然说不上简单容易，但却可以说是已经程序化了。加上研究方法的改进，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并且有过几年工作经验的人都应该能够胜任此类工作。而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领导的科研队伍，却犯下了极为低级的学术错误：他无视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而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结果，他把冠状病毒误认为衣原体，从而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及政府的防治政策引入了歧途。这个被国际同行评价为“违背常识”(“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学术错误，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使非典成为建国以来危害最大的瘟疫。不仅如此，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全世界最丰富的生物材料面前，中国的院士连像样的关于非典的科学论文都没有发表一篇，倒是在国内的新闻媒体上一会儿吹嘘找到了非典克星(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药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一会儿又叫嚷“找到了打开非典病毒大门的‘钥匙’(张瑾：贺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实际上，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的话说就是：“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谢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其实，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并不奇怪。因为从整体上说，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大抵相当于欧美国家三流科学家的程度。这一点，连中国的院士们自己都不得不承认。2001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在谈到“有人认为，中国院士的总体水平恐怕连美国二、三流大学教授的平均水平都达不到”这个问题时说，“很难把不同国家的院士水平进行比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优秀学者。”(张其瑶：许智宏谈中国院士水准问题)。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也说：“国外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院士水平不高，有一定道理，但中国的院士首先要看他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其次才是国际影响。对前者，外国人是无权评论的。”(欧阳斌：中国学术纯度加剧下滑)。不过，这两位院士强调的中国院士的特殊性，很难让人信服。首先，把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与国外院士进行比较有什么难的？难在哪里？科学研究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开发和探讨，是全人类参与的智识竞赛。就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样，哪个国家的运动水平如何，通过奖牌的计算一般就可以立见高低。而在学术界，类似奥林匹克那样的比赛在时刻进行，怎么能说很难比较呢？其次，如果一名院士的标准仅仅是“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那实际就是在承认他对世界科学根本就没有什么贡献。而一名对世界科学没有什么贡献的科学家，又如何能够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呢？那不就是所谓的低水平重复吗？第三，就算这二位院士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为什么伴随着“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国院士人数剧增，中国的整体学术水平反而大幅度下降呢？

实际上，如果按照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话，有人甚至认为美国一流实验室的研究生的水平就要相当于中国的几个院士。(苦口药：一个留美科学家的学生相当于几个中国的新院士？)。2004年，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中科院院士王迅直言不讳地告诉国人，若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标准来衡量，目前复旦大学物理系够得上教授水平的一个也没有，他自己“可能”够得上副教授水平。(任荃、王丹红：中国科技界：直面现实)。中国科技水平的高低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判断。曾获得过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无缆水下机器人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和获得2003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等项目，其技术基础均来自国外。这些成果不仅科学成分极少，即使是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也不是很高。“神州五号”上天反映更多的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是科技实力。这一点，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并不否认。比如，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陈怀瑾说：“从技术和应用上来说，载人和不载人航天并没有本质区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庄逢甘说：“往返技术怎么做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争论很大，中国到底是走英法的路子，还是走俄罗斯的路子？做了大量论证之后确定了载人飞船。”中科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梁思礼说：“神舟飞船可以壮国威，体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的是中国整体的航天技术实力。在单项上，中国和美俄比还有差距。”(吴珊：神舟 你有多少含金量？)。也就是说，神州五号上天的象征意义大於实际意义，政治意义大於科学意义。它的关键技术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是国外的。

除了上面这些，中国学术界的水平还可以从中国的大学反映出来。据认为，中国的顶尖大学，也就是北大和清华，在世界大学中的排名位於200名之外。它们不仅在世界上落后，即使在亚洲也算不上是一流。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这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武书连、吕嘉、郭石林：2004中国一流大学评价揭晓 15所大学入围)。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200所中国一流大学(12÷6％=200)。这就是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另外，根据发表论文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论文引用率，来衡量，2002年中国的物理学在世界上82个国家中居第66位，与新加坡、白俄罗斯、古巴不相上下。排名最高的中国大学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为第551和552位。靠在国内刮起SCI旋风起家的南京大学，其化学论文总数在1992-2002年间排在世界第41位，但如果按平均引用次数来计算，它的排名却一落千丈，居第675位。(缥缈孤鸿：可怜的中国物理！可怜的科大、北大、南大、复旦、清华！)。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正在加速制造学术垃圾。实际上，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目前是在从低下向更低发展。1999年，教育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评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由於每年评选出的论文以百篇为限，因此当选的论文被称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论文能够当选，不仅博士本人能够得到教育部颁发的数十万元科研经费，对其所在学校也是巨大荣誉。什么样的论文能够入选呢？根据评选标准，它们必须“选题为本学科前沿，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在理论或方法上有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材料翔实，推理严密，文字表达准确。”按道理说，中国每年授予数万个博士学位，百里挑一，总应该挑出几个像样的吧？可结果是，清华大学的一篇入选论文被国际学术界一致评为“质量确实很差，在理论上基本是错误的，也没什么应用价值”。(李丽萍：质疑“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一入选作品)。这就是中国科学的未来。很显然，想要依靠水平如此低下的学术界来承担振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重任，无异于赶鸭子上架。鸭子当然上不了架，所以它们只好呱呱乱叫，瞎扑腾。



权力腐败的严重后果在短期内可以预见，而学术腐败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治理权力腐败可以通过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来实现，而学术腐败有其特殊性，一些人搞假学术来欺骗群众和领导，是很容易的，无法通过单纯的监督实现制约。学术是科学技术的摇篮，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因而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方向，正是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在决定性地推动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学术起到的作用如此之大，学术腐败起到的破坏作用就可见一斑了。其危害性之大，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而加强对学术腐败治理方式的探索是当务之急。













说了那么多，之所以中国长久以来未能获得诺贝尔奖是有很多方面的因素的。这些都不是能够在短期能够解决的，中国面对的问题不只是诺贝尔奖，无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看来，弄好建设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学术这些东西，只能给少数中国人鼓鼓劲，那几亿农民连字都饭都吃不饱。我相信，等基础上去了，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15000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