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百年祭
谢泳

　　梁思成如果活着，他是一百岁了。最应该纪念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个人吗？
　　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长彭真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1957年梁思成在沈阳和一些教授的谈话，这是关于梁思成罪状的一个通报。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阳的，正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沈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梁思成鼓励他们，还讲了他和彭真争论的情况。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还对记者说：“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　
　　彭真的话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说成是暴君，也许是梁思成太固执，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刺激了他。彭真的故乡在山西侯马，那是梁思成最向往的地方。当年，为了普查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几乎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神情，还有他们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惊喜。梁思成不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惊喜来自山西，而他最大的失望也来自山西，这是偶然还是宿命？
　　1957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真的梁思成也以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来了，他想在这个“春天里”出一口气，因为憋得太久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梁思成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那样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还有几篇，但我们从那里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也许不乏真诚，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诚的，那五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那时，知识分子为了过关，说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话。梁思成本来不是那样容易自毁的人，但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书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五五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着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着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着“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
　　这是向着梁思成而来的，随后就开始批判他的建筑思想，同时，北京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对这个城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着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秀才遇到兵，梁思成离山西很近，而山西离梁思成很远，很远……
　　五二年梁思成妥协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还是这个梁思成，他却要说话了。他在沈阳说了那样的话，他在北京还要说。1957年3月2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　
　　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关于双塔庆寿寺拆毁问题。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工程中，对庆寿寺的拆毁不够慎重，当时有争论，有关方面没有很好考虑就拆掉了。我想应该保留半年到一年，等群众都说不好时再拆不迟。”
　　关于拆毁东直门城楼问题。
　　梁思成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唯一的楠木建筑物。1934年，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利用它为城市服务。”
　　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听起来都很在理，但不能细想。
　　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们就说那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黄包车的工人座谈，让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说保留古建筑要花钱，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大财力，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再说，为飞机场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飞机呢？说决策的人短视，没有文化，好象也不合情理，梁思成这样周游过世界的建筑学家，都嫌西长安街过于宽，而刚进城市的干部就会想到后来的发展？五十年代，谁天天坐轿车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　
　　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注：本文所用材料来源于《内部参考》1955年107期；1957年2094期、2152期（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

几处断想：

一、非常喜欢巴黎的城市布局，很美。市内绝大多数建筑物都是六层的公寓楼，多数建于十九世纪。当然几经翻修，内部的结构已经现代化，但外表还是十九世纪的老样子，连个玻璃门都没有。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望出去，就能看到铁塔、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大教堂、凯旋门、左岸的荣军院金顶和蒙巴纳斯塔楼，其他的建筑物都低伏在地面上。蒙巴纳斯塔楼是巴黎市区内唯一一座高层玻璃幕墙建筑。1970年规划修筑时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这座城市的古色古香得益于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 Eugene Haussmann）在1853-1870年对于巴黎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城市规划改造。由此而奠定了现代巴黎的雏形。现代城市的供水、卫生、下水道、交通网络和众多六层公寓都是在那时打造的。当时这一“近代化”举措遭到了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等人的强烈批评，指责奥斯曼的规划“与历史无情的决裂”、“过于奢侈”。

北京错过了近代化的最好时机。直到1949年，这座城市仍被灰尘与泥土所包裹，近代城市的市政设施几付阙如。在这片凌乱的古城上打造一座现代化城市，几乎是决策者与市民唯一的选择，而且是极为迫切的选择。

时至今日，我也赞成拆除北京的城墙。只有一个理由——交通。这样一座千万人口、二百万辆汽车的大都市，最重要的城市功能区又都集中在城墙的范围之内，只有九个出入口沟通城内城外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扩张一倍，开出18个口子来，对于每日巨大的交通流量也是杯水车薪。

也许只有一个办法是两全其美，梁思成也提议过：放弃北京旧城区，在二环外另建新城。就像今日巴黎城畔的维莱特——紧邻巴黎城区的一个前卫卫星城。但当时的人民政府没有那份财力。


二、汉城的东大门和南大门，是两个购物区，因保留了汉城古城的两座城门而得名。两座城楼如今位于街心，大致相当北京的德胜门城楼和前门楼子那种感觉。但是比德胜门和前门的城楼要低矮得多，灰砖碧瓦，有小巧之美。被一圈绿地围着，像个别具特色的街心花园。城楼虽小，四周却很开阔，因此并不显得逼仄。不像德胜门城楼，紧挨着几乎与城墙平齐的高架桥。


三、这几个月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走海淀区的玲珑路，往远看，路尽头数百米外是一座多重檐宝塔。问了几个同事都不知塔名，更说不上年代。但是走在北京城里，抬头看见路尽头现出一座中式宝塔的剪影时，对这城市的感触顿时平添几分。

去年圣诞节时代朋友接待一位伦敦人，他从上海旅游到北京，我随口问他对两座城市的比较，他答：“Shanghai is more modern, but Beijing is more interesting.”我顿时想起韦庄的词：“游人只合江南老”。


这几年中拉拉杂杂的这些经历，只是修正了我大学时对梁思成的全面赞同和对北京城墙的十分惋惜。历史中的每一幕自有其逻辑，虽然事后看来会呈现出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