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新娘犯什幺法

  信上说，网上读了我悼念何凡先生的文字，思绪起伏，惊觉送走那班列车之后，月台上的脸真的都是陌生的脸了，连跟何凡同龄的朱老先生去年夏天也走了：「我还赶到槟城去参加丧礼，望老房子大厅上摆的灵柩，白烛摇影，白底绣蓝花的桌围围起他九十三个寒暑的悲欢离合，没有深沉的哀伤，只见深沉的肃静。他们说他是在睡梦中走的，好人好报。」
    快递邮件短短两天就从新加坡寄到我家。信封附了一张荣宝斋的旧花笺，朱老先生小楷抄的是韦庄人人尽说江南好的词，字字有骨有肉，漂亮不输溥心畬。叶公子信上说这是朱老中年的精品，他手头藏了五六张，送一张给我纪念台大十一宿舍的那几个假期。
    　叶公子那时期跟我的中学同学小沉同住台大十一宿舍走廊尽头的房间，每年寒假暑假，我都从台南赶到台北跟他们一起玩。我就在那个时期认识朱老先生。他是叶公子父亲的老朋友，在星马经商，常回台湾谈生意。假期碰到他来我们最开心，天天跟他去吃大菜，上北投温泉浴，进俱乐部跳舞，还到过一两家白先勇小说的大公馆去闻一闻中国近代史那股木樨花和檀香扇的幽气。
    朱老先生人缘好，朋友多，祖籍苏州，抗日时期离开马来亚回国从军，四九年跟一大批流亡学生跑到台湾转回侨居地。每次走过台北车站，他总是指左边一幢破旧的老房子说十多年前住过那等签证回马来亚。我过了好多好多年才知道那幢四层高的老房子叫「七洋行」，原是国民政府查封的地下钱庄，后来拨出来收容大陆来台的流亡学生。我前一阵子还读到台湾报纸上几段「七洋行」的忆往文章，说是三楼住男生，四楼住女生，都打地铺，睡得满满的，走路不小心会踩到被褥。三餐到教育厅的食堂去吃饭，一律素食，墙上贴的标语说「鸡鸭鱼肉坏肚肠，青菜豆腐最营养」。当年住过「七洋行」的不少人后来都抖起来了，有的当将军，有的做了中央大官，有的成了大富翁，难怪朱老先生在台北那幺吃得开。
    　那张诗笺写到「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字体似乎更俏更有劲。听叶公子说，朱老的国画画得很棒，跟过吴湖帆，可惜我没见过。我只记得他说过他认识吴湖帆的外甥朱梅，收集了不少朱梅的人物画。一九六三年我们快毕业的那个寒假，他带了一件朱梅的艳画小册页到台湾送人，淡彩烘染勾勒，服饰布景精绝，一个个或慵或媚的仕女都画出了骨子的骚，我们全看了！
    一晃四十年，我在书画市场上见过不少朱梅的作品，仕女图不是斗方扇页就立轴横披，从来遇不到朱老那件撩人的小册页。听说，文革时期，朱梅画过一幅农村嫁娶图，新嫁娘画得娇嫩过头，立刻给揪出来批判，说那新娘子年纪太轻了，不符合结婚条例，要朱梅负上违反婚姻法的罪责！经此一吓，画家封笔了，我们的春天从此褪色。

老人们望乡的日子

    我那时候年少浅薄，弄不明白裘伯伯家那四五十幅吴昌硕的字画有甚幺稀罕。跟宋伯伯搭公共汽车在信义路下了车，我们走了好长一段弯弯曲曲的巷巷弄弄才走到裘家那幢叫槿园的日式老房子。裘伯伯像个老顽童，盘双腿蜷在沙发椅子左右前后摇摇荡荡说个不停：「我喜欢吃，喜欢字画！」他说。「跟吴昌硕一样，」宋伯伯补上一句。那天是元宵节，我们在槿园吃了好多饺子。
    他们说，吴昌硕八十岁之后像个小孩，最爱人家请客吃饭，吃多了又发烧又打噎。家人不让他多吃，把帖子都藏起来，他总是翻箱倒笼找出来叫人带他去赴宴，不然会坐在地上撒赖。裘伯伯说他的身子比吴昌硕棒，连吃十八顿大菜都没事：「动笔操刀可就比他差十万八千里了！」我那时真弄不懂吴昌硕的字好在哪；我只知道何绍基那样的圆体书法挂在墙上才好看。吴昌硕那些画我倒蛮喜欢，红花墨叶的荷塘景色尤其潇洒。裘伯伯指画菊花大大称赞，我嫌它俗气；宋伯伯偏爱水仙，我也觉得吴昌硕的水仙会动。
    　在台湾读书那几年，宋伯伯是我的监护人。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一辈子独身，在南洋做生意发了大财，晚年桑梓情浓却又回不去闽北老家，只好回台湾隔海望乡。我一九六○年一到台北，宋伯伯就死死盯住我，分发学校之前常到板桥临时宿舍来看我，待我发配到台南，他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也规定我每星期回信报告学业进程。寒假暑假通常都不让我留在台南玩野了心，宁愿我在台北多住，好让他三天两头抓我跟他出去吃饭喝茶拜见长辈长见识。
    宋伯伯说裘伯伯是党国元老，学问大好，家藏又富，正好让我去陶冶胸襟。他带我到槿园去过好多次，我也听惯了这两位长辈谈文说艺，倾诉乡情。我始终只听出他们说的尽是些古书的话，从来听不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见解。我那时想，宋伯伯是个憨厚的好人，做诗跟做人一样过份规矩；裘伯伯嘻嘻哈哈绵藏针，做官合适，做学问还比不上裘妈妈做的饺子考究。
    　过了好多年，我偶然读到陈寂园的《寂园说印》影印本，说他把家藏一批田黄和寿山青田名石拿去请吴昌硕篆刻，久无音息，几次催问也没有结果，名石全遭吴昌硕吞没。我那时也在搜罗印石，也看懂了吴昌硕技艺精绝，心失望得很。后来读到郑逸梅写吴昌硕，说吴昌硕在安徽生病又逢洪水泛滥，夫人扶他出险，家中图书字画印石都带不走，全丢了，陈寂园那批名石也付诸洪流。吴昌硕写长信解释道歉，寂园不信，诉诸笔墨，累了昌老名声。
    又过了好多年，吴昌老这位清末民初大名家的作品十分抢手，我不禁常常想起裘伯伯槿园的珍藏，也常常想起裘伯伯那一口带乡音的普通话。有一天，我的朋友在美国拍卖会高价买到一幅吴昌硕的水仙立轴，左下方钤的一方藏章竟是「槿园偶藏」，说是藏主后人放出来的。我忽然格外惦念槿园，觉得裘伯伯的眼力其实跟裘妈妈做的饺子一样好。

峇厘丛林——夏之梦
   
    东印度群岛是西方殖民者扬帆追寻的艳香天地，是世界最大的马来群岛，在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中间，包罗了新几内亚、婆罗洲、苏门答腊、西里伯斯、爪哇、吕宋和棉兰老岛。二十世纪初叶，欧洲画家迷恋的East Indies是魔神和女神的万花之国，是高庚的大溪地幻灭之后的一座新天堂。一九○五年出世的意大利画家Romualdo Locatelli三十年代带妻子先到雅加达和万隆，然后绕去旅居峇厘岛。一九三八年二次大战的烽火蔓延，他们逃难逃到菲律宾，一大批油画就在日军轰炸马尼拉期间全部烧毁了。
    去年十月，香港佳士得拍卖东南亚的画作有一幅罗格泰利的峇厘油画《少女像》，估价九十万到一百四十万港币，不知道最后落槌价是多少。上个星期，我的万隆老同学麦克带一幅罗格泰利的《夏之梦》经过香港到东京去：「卖了，卖给一位日本画商，一百一十二万港币，听说会转卖到欧洲去，由他去吧！」麦克说。
    　摊开来的整张报纸那幺大，那幅油画保存得非常好，用上好光油上过光，轻轻修复了几处脱色的地方，油彩色泽鲜活得像新作。传说，这幅画五十年代曾经留在南洋着名油画家李曼峰家，六十年代转入麦克父亲的藏品中，老先生分家产分给了麦克，供养了二十几年，终于忍不住升值的诱惑放出去准备换新房子。我记得他们家客厅当年还挂徐悲鸿的油画和彩墨画。麦克说他父亲去世前卖掉两幅油画，徐悲鸿的奔马和书法还在他哥哥家。
    《夏之梦》的峇厘丛林洋溢热带花草树木的茏气息，远山有点云雾，有点淡霞，半裸的少妇婷婷靠在一株木兰树边，微微侧脸在乌亮的发髻上簪上一朵雪白的鸡蛋花。拍卖会那幅《少女像》的少女稚气而欢愉，手拿一朵鸡蛋花轻轻搭在裸露的胸口，赭透白；《夏之梦》的少妇忧郁的眼神流泻无言的深情，古铜色的那身玲珑荡放的是一丝愧疚的欲念。凝视这样空灵而峥嵘的色相，高庚的《两个塔希提女人》顿时显得滥情而寒伧了。
    　像Cedric Belfrage那本《Away from It All》抄录的峇厘俚句，我和麦克几个万隆同学一九五八年暑假一踏上那个原始之岛，眼中的一草一木立刻孕育颤栗的绮念："Oh nobleb reasts of Bali/Erect and proud you stand"。一簇接一簇的小村庄都染上绿色，树荫下是墨绿，艳阳下是青绿。高温的小路上见不到路人，几家农舍静静撑开席子做的窗户，隐隐然散发淋漓的情欲和潺湲的高潮，只剩门外几只鸡、几头牛清清闲闲消磨温饱的午后。
    敻古的风光供养百年的丰腴。客栈附近一座石头砌成的院落，罗格泰利彩笔下几个半裸的女人披浓浓的长发跪在石板上收拾满地的花叶。微风中，我们闻到一阵阵椰油拌紫丁香的气味。山坡下是一队筑路工人油亮的身影：「在女神的怀抱铺沥青，那是不可宽恕的冒渎！」穿狩猎衫的美国游客说，满腮的花胡子他像极了海明威。

克林顿那樽回忆录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送女儿到加州上学，顺道去旧金山看两个老同学。绮媚的初秋，世故的山城，旅途上正在读James Baldwin的《Go Tell Iton the Mountain》，历史沧桑之思顿时贯满心头，我的感觉格外杂沓。那天中午坐在旅馆餐厅跟一位美国教书先生喝咖啡，他说他正在读Brian Aldiss的《Life in the West》，写一个普罗文化专家的故事。
    我回香港买了那本小说匆匆翻了翻，笔调沉郁，理念獭祭，印象不深，反而记住了教书先生的演绎：专家是长得蛮帅的中年人，婚姻快破了，祖传的大宅院保不住了，名望往下跌；碰上美国经济萧条，他却始终在逆流中寄希望于将来，全心推动普罗艺术，立志提升社会品味。「世界解体之际，我们周围其实不断在呈现科技的神奇效应，宣示希望，宣示哲理的重生和美学的复苏，满满滋养明天丰盛的人生！」教书先生说。「我妙想天开，觉得美国要有这样一位总统就好了！」他瞇眼睛凝望窗外一丛蔷薇说。
    　我依稀记得小说的主围绕意大利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发展，追求生活质素的崇高课题处处贬低了现实政治的层次和内涵。我依稀记得克林顿做完一任总统昂然连任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教书先生的祈愿。上星期看到美国报上访问克林顿谈回忆录的片段，看到他的夫人希拉莉成了最受崇拜的美国女人，旧金山那股杂沓的沧桑感觉忽然飘回心头。
    克林顿说，人生苦短，能活过五十岁的人都幸运，都应该坐下来写自己这辈子的故事，就算只为自己、为孩子、为家人写，都值得：「回想一下活过的日子，认命了；再想想你希望怎幺度过余生。这点很重要。」他说。权势浮云，繁华流水，踏破长长一段有爱有恨的富贵之途，宗教信仰孕育出来的这样一缕禅思，确实可以让他静静冷对世情，把起伏的心事细细埋在花园阴暗的墙角，等待四季风雨慢慢养出青苔封住尴尬的脱氧核糖核酸。
    　我不相信他的回忆录会是一部生命的信史："I wanted it to be an authentic book"。挺帅气的中年步上邋遢的仕途，克林顿从搬进白宫的第一夜就注定要在自恋的幻象中统领那个超级大国：异性在那幕幻象编织无尽的爱与恨，同性在那幕幻象买卖无告的敬与，总统自己终于也在镜花水月中亵玩自己的威望与欲望。
    幸亏运气永远在他的口袋，连美利坚的国运都在他的襟花上绽放，忘却一名逃兵的诚信，忘却那枝湿濡的雪茄，忘却女人裙子上那滩秽：美国历史没有因为那朵最尊贵的「红字」而脸红。克林顿说杜鲁门的回忆录写得拘谨生硬，所以不畅销，反而别人给他做的口述历史卖得红火，因为真！我总觉得他天生的狡黠只会把他的回忆录包装成上流社会晚餐桌上昂贵的红酒：Go tell it at the dinner table。

活出漂亮的孤独
       
    那天写白桦跟熊秉明在巴黎吃海牙买的大闸蟹，我原想问问白桦那些阳澄湖毛蟹的子孙卖相和味道地不地道。旅居英伦几十寒暑的龙先生当年最爱抱怨外国食物样样比不上老中国的好。有一回，我跟他在英国广播电台的食堂吃牛扒，刀起叉落之际，他忽然有点伤感，绉起眉头喃喃说：「这他妈的牛扒咱们中国人吃多了要出事的，连配种的精液都要变质，臊了！」我差点喷出嘴的土豆。龙先生娶了个英国太太，又是电台中文科的语文总监，一边西化到家，一边还能靠方块字谋生，东成西就，实在不必担忧种子变臊的基因之劫了。英伦另一位前辈水建彤先生倒潇洒，永远养陈西滢凌叔华那一辈人的鸿儒气派，温温文文老得很有亭台楼阁的英姿。「活在英国要活出孤独才活得漂亮！」他说。那天，我正跟他在录音室准备录一个英国文学节目，讲J.B.Priestley的喜剧，水先生花白的头发在光影中跟他脸上的绉纹一样深沉，像诗。
    　那句话我越老越明白。去年写出《Samuel Pepys: The Unequalled Self》的ClaireTomalin跟写悬疑小说《Spies》的丈夫Michael Frayn是英国享大名的文史夫妻。老太太整天埋头在家的书报堆中看书着书；老先生在住宅近布置了一间工作室，天天躲写作。早上，他们通常都一起在厨房吃早餐：老先生总是默默读报，老太太总是戴耳机听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听说晚饭也是这样打发的。老太太写的那部佩皮斯评传年初得了书籍奖，老先生的小说入了围而落选：「这样最好，」他说，「我成了受呵护的弱者了！」英国人内向，最懂得营造孤独也最懂得尊重孤独。这头的学问玄得像阁楼上堆满记忆的贮藏室，看惯四代同堂悲喜剧的东方人很难意会。法国哲学家沙特跟西蒙德宝娃半生同道不同住的感情生活，我认识的英国朋友都羡慕，恋爱中的中国人一口咬定沙特是阳萎而德宝娃是石女！这个模式的个人主义可以造就一个民族辉煌的文化景观，却不利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抱负。英国首相贝理雅跟美国联袂攻打伊拉克，好多英国人不很自在；法国没有参战，听说法国媒体于是不断给自己开脱，说是今后世界会出现两种文化模式，一种是美国带头的船坚炮利型的「硬文化」，一种是法国宣示的以人道与博爱为诉求的「软文化」。那是非常切合法国人性格的狡辩。
    　在英国住了那幺些年，我发现老一辈的旅英中国知识分子都陷入了文化的沉淀状态：摆在眼前的只是一盘琐碎的棋局，赢了是意外，输了是注定；真正棋逢对手的那盘棋这辈子不会开赛。那是东方智能给西方文化熏陶成边缘知识之后升华出来的自我解构。我起初很惋惜这样的现象，后来跟他们交往深了，慢慢发现在那盘琐碎的棋局，我尊敬的这几位前辈都在挪动几步棋子的过程中消受了偶然和慨然的喜悦：龙先生在牛扒的血色中看到雪红炒肉丝；水先生在Priestley的对白追忆老舍。那是「软文化」一次喟然的胜利。

革命与非革命的恋情
       
    利奥诺拉寄一张Rosa Luxemburg的黑白照片给我，一九○○年春天签名送给朋友的。「去年夏天在柏林一丬旧书店捡到，」她的短简说。「想起八十年代我们读过的那本《Comradeand Lover》，想起她的事业和恋情，想起她的死，我不能让她的倩影躺在那箱发霉的书堆没人理。」那本书是罗莎的情信集。为社会主义运动奔波一辈子的波兰马克思信徒，她一八九○年在苏黎士大学认识同学Leo Jogiches，一起创立波兰马克思工人党，在壮烈的事业和壮烈的爱情挣扎了几十年，一九一九四十九岁那年在柏林遇害，两个月后，她的情人也遭政敌暗杀了。
    Beloved,my one and only treasure，她在巴黎写的情信这样开笔：「我不想做事。头很痛，街上吵闹得厉害，房间可怕极了。我受不了。我想回到你身边…」每一封信都那样热，热到三十六岁在柏林跟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分住一间公寓，她冷不防堕进澎湃的欲海，给老情人的信渐渐短了，只写公事不写私情。替她整理遗稿的学者说，她一生深爱的始终是第一个踩进她生命的那个老同志。
    　我记得琴翁生前也向我借过《同志与情人》去看，还书的时候附了一篇〈记歌者琴雪芳〉的剪报给我：「中西恋情固然不同，革命与非革命的恋情尤其不同！」他说。作者是兰客，内容跟最近所读陈定山《春申旧闻》的〈马金凤与琴雪芳〉很像。定公这部绝版书是沉登恩读了我写〈亭子间的旧名士〉之后寄来送我的。
    琴雪芳原名马金凤，天生贞静，长得又美，当年跟阮玲玉一样大受男女学生崇拜。她在上海大世界干坤大剧场演戏，斗方名士刘史超十六岁的儿子刘野驴天天去捧场，越捧越迷，父亲气死了，揍了他一顿。金凤知道了，买些苏州糖果去慰问，去了几次刘家门房都挡驾。不久，野驴祖父病，宅中开吊，金凤扮做吊客混进刘宅，一把抱住野驴，一面抚他身上的棒伤一面饮泣，感动了站在一旁的刘史超，准许他们来往。
    俏姑娘刘家去得多了，终于轮到金凤她母亲马大嫂干涉他们相好。金凤于是送了一面镜子给野驴，镜子背面嵌自己的小影，叫野驴按约好的日子带镜子到绣云天游乐场，用镜子对日光把日影射进她一个手帕姐妹家的室，她一见光影就跑去绣云天跟野驴谈心。没多久，马大嫂查出他们这样幽会，狠狠打得金凤通身青紫，决定把她送到北平从师学艺。陈定山说，金凤早得了肺病，从来不让野驴亲她，分别前夕，两人含泪相吻，「不知道要怎幺好」。
    金凤到了京城改名琴雪芳，不久大红了。野驴从此无心向学，给民立中学开除了，肺病一天比一天重，天天怀那面小镜子思念金凤，喝酒浇愁。等到金凤回上海，两人只见到一面，野驴把镜子还给金凤闭上眼睛死了。金凤强忍悲痛守身不嫁，跟妹妹琴秋芳相依为命，陪好朋友陆小曼唱唱戏，三十多岁就离开了人间去找她的刘野驴了。

反战思维的星火
       
    我一眼认出是他，Gabriel Garcia Marquez说。一九五七年巴黎春天的早晨，海明威和妻子走过Boulevard St. Michel走向卢森堡花园。穿的是旧旧的牛仔裤，彩色格子呢布衬衫，戴一顶棒球员帽子。跟他最不相衬的是那副金属框架眼镜，又小又圆，透出一丝不够老气的爷爷威严。那年他五十九了，高高壮壮的，走在街上几乎过份抢眼，却又看不出他最想显示的那股粗犷的阳刚气，臀部到底太狭窄，粗粗厚厚的伐木胶鞋撑两条偏瘦的腿。
    　战云低低沉沉。侯赛因狡黠的野心跟小布殊缝满补丁的褪色天道展开一场漫长的捉迷藏游戏：巴格达干寒的风沙吹出老百姓眼球的红丝，遥遥反射出西方世界反战的怒目。长途电话，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小陈告诉我两件事：第一、他确实帮过Ken Nichols O'Keefe的Universal Kinship Society；第二、他读遍海明威的作品，正在搜集资料研究海明威的反战思想。「真高兴你打电话给我，」他说，「上次去香港是五年多以前的事了！」
    小陈和我在万隆读过同一家学校。他世代富裕，五十岁之后迁居荷兰当起寓公，慈善事业做了不少，对绿色和平运动和反战组织特别热心。我最近看到不少奥基夫普世同胞会的反战消息，又听说奥基夫这位九一年打过波斯湾战争的美国退役海军早已经侨居荷兰了，我忽然想起小陈，想起他也许可以给香港的报纸写点特稿说说欧洲反战组织近况。「中文都生疏了，」他说，「别逼我献丑！」
    我说我这几天常常想到一个问题：一九九九年成立的普世同胞会光靠理念去阻止人类自我毁灭的努力显然难成正果，他们要靠怎幺样的实际行动才能为世界和平贡献涓滴之功德？小陈说，在强权统治的各个政治架构，一切理念的抗争本来就不足以挽回和平；宗教信仰最大的功用也许是保伦理观念的完整不堕，反战运动最起码的作用则是给昏迷的良知打点滴，阻止更多的血肉毁于一接一的权力游戏。「我不完全同意普世同胞会在网页上揭示的所有理念，」他说。「我们几个朋友用心重读海明威的战争小说乃至《老人与海》那样的警世经典，探索的正是他那套教化的途径。奇怪得很，马奎思写他看到海明威的那篇散文给了我如星如火的启示」。
    　马奎思说：那天，走过那几堆旧书摊走在那群巴黎大学的学生丛中，海明威精神旺盛，完全看不出他只剩了四年命。剎那之间，马奎思很想问他肯不肯接受他这个小记者的采访，也想穿过马路到他跟前向他致敬，回心一想觉得太冒昧了。他的英语只有初级程度，更不知道海明威会不会说几句斗牛士的西班牙话。最后，他把双手窝起来围嘴巴像森林的泰山那样向对面的海明威大喊一声："Maaaeeestro!"满街的大学生显然只有他像个大师，海明威于是马上向马奎思招一招手高声喊道："Adiooos,amigo!"

发现DNA五十年了
     
    五十年前的今天是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那年那天，二十五岁的James Watson和三十七岁的Francis
    Crick发现了揭示生命奥秘的双螺旋链，不仅掀开了生物学崭新的一页，也跨出了医学上很大的一步。认识脱氧核糖核酸，认识DNA，等于掌握基因治疗的知识，掌握基因指纹鉴定，掌握复制绵羊的途径，掌握干细胞的研究工作，掌握基因庄稼的制造工程，掌握人类进化过程以及以基因为本的医药。认识DNA也促进科学家解开整套人类染色体组的密码，洞察人类跟老鼠不一样的遗传型板。
    接着，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这两位年轻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宣布研究成果，报纸杂志的报道并不显眼。一九六二年，Maurice
    Wilkins因为改善了X射透视DNA的技术，跟沃森和克里克一起夺得那一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那时候，颁奖给他们的一位科学家还跟新闻记者说，双螺旋链的发现还看不出会有即时的实际用途。整整经过了半个世纪，经过了不断的跟进和不断的发掘，这项重大发现才慢慢奠定出壮的基石，步步造就科研工作。
    　我到现在还觉得照片那座DNA分子结构模型很漂亮：两条螺旋状的糖磷酸长链互相缠绕，中间用有机基连结起来，像扭整齐了的藤蔓。忘了是一九七○还是一九七一年，我在香港美国新闻处负责编校沃森一九六八年写的《双螺旋链》（The
    Double Helix）中译本。译者是我的前辈同事张同先生，他现在该八十几了，还天天在《信报》上用阿五的笔名供应《啡话》，又画又写，谈中说英。
    整本书分章描述发现DNA的经过，也写了好多参与这项工作的人，行文浅白，故事不少，好看极了。张先生是翻译科学小品的高手，我逐句核对，长了许多见识，还一时兴起，给每一个章节拟了一个很轻灵的题目。那本书一出版，我大概迷上了沃森的文笔，找人替我弄来一本他一九六五年写的关于基因分子生物学的书，读来读去竟读不出味道来：原来那是一本最普及的现代生物学教科书！去了英国之后第一次到剑桥去玩，我还先到Cavendish实验室去兜个圈，为的也是看看沃森和克里克工作过的地方。
    　当年，这个实验室用X射穿透蛋白质晶体照相研究蛋白质分子的结构，二十三岁的美国小伙子沃森赶去观摩，一住三年，学会了X射衍射技术，跟克里克这位英国生物物理学家一起研究DNA。听说，他们最后是在生病的草花叶上发现蛋白质衣壳的结构，初步找到了生命的谜底，翌年春天终于验出DNA的基本成分。
    今年七十五岁了。年轻沃森那一头鸟巢型乱发现在都秃得只剩些银丝了，心那股疑团倒跟八十七岁的克里克一样永远不老：「我们想知道生命是怎幺来的？」。一个剑桥朋友九十年代对我说：「DNA的奥秘普通人都不懂，沃森那本《双螺旋链》倒是人读人懂的好书！」可惜我翻遍书堆也找不到我编的那本中译本：三十多年前的旧梦了。

父亲加女儿等于回忆

        Veronica：你在圣诞卡片上祝我的佳节假期充满甜美的回忆，我看了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很喜欢圣诞节；不知道为什幺。今年你不在身边；第一次不在我身边过圣诞节。我对自己说：“不要紧，这样她才会长大。这样她才会长大！”不再读狄更斯的圣诞故事给你听了；不再跟你站在伦敦家里南窗前看平安夜的雪景了；不再教你怎幺生壁炉里的火了；半夜里不再偷偷把给你的礼物放进红袜子里了；不再喂你吃妈妈烤炉里烤出来的火鸡了；再也看不到你拖着弟弟到圣诞树下去数一包包的礼物了。你长大了；弟弟也长大了。你不在身边；弟弟还在身边；再过一两年，弟弟也该到你那里去念书了，到时家里会更静。你们的圣诞节会越来越热闹；我们的圣诞节会越来越寂寞。一直到有那幺一天，你们都带着你们各人的孩子们回来过圣诞节，我们的圣诞节才会又热闹起来。可是那种热闹毕竟是不同了。据说人生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快乐是人想象出来的：
        “Heap on more wood -The wind is chill；
        But let it whistle as it will，
        We'll keep our Christmas merry still．
记得Sir Walter Scott的这几句诗吗？不但是圣诞节，一年到头都应该这样。外头真冷；我是越来越怕冷了，只好多躲在家里。可是我还是怀念伦敦的雪。今年下了雪没有？你几次来信都忘了提，只顾告诉我们你计划怎幺跟你的朋友过圣诞。真是！我当然知道我自己是“At Christmas I no moredesire a rose”，而你正是渴望一朵玫瑰的年龄。那天看到你收到男朋友送你的玫瑰，你的脸是那幺亮，你笑得那幺开心，我心中一惊，好久好久才想起你小时候在妈妈怀里的那张脸！我知道你终于开始要在忧伤中想象快乐的滋味了。我不知道你心中的爱情是什幺滋味，大概也差不多是那种滋味吧。你不会告诉我；我也不会问你。不论是成是败，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爱情是最特别的、最动人的；这是好的，也是对的；不然谁会有勇气跟一个陌生人分享一张床，而且一睡就好多年？谁都希望自己收到的圣诞礼物比别人多。你还要过好多好多个圣诞节，还要收到好多好多礼物。你慢慢等吧！其实，世界上的人天天、时时、刻刻都在等礼物，只是有的人等不到。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只顾等玫瑰花！天下礼物好多种，你永远猜不到你会收到哪一种。这是人生的乐趣，也是人生的烦恼，谁都避不了。那个可怜的Gaorge crossmith说了一句名言一传传到现在：“I am a poor man，but I would gladly give ten shillings to find out who sent me the insulting Christmas card I received this mormin-g．”你懂吗？看到你在谈恋爱，我心里又担忧又高兴。道理是说不通的。我没有理由担忧，也没有理由高兴。你是我的女儿，可是我到底不是你。我凭什幺为人家送你的一朵玫瑰花而担忧。而高兴？文学害人不浅；没有文学渲染，玫瑰花根本不会那幺可爱，也不会那幺可怕。幸好你念的是政治、是历史，不然我更睡不着了！人活着就离不开政治；人一开始学会穿衣服遮羞之后，恋爱就离不开政治手腕。政治是管理别人的艺术或科学。爱情离得开“管理”吗？说一对男女相处得幸福，意思是说这两个人很懂得互相“管理”的艺术。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说龌龊大概也有龌龊的时候吧。“我爱你”三个字听听好听，想深一层就不那幺简单了。不是没你冷水；想通了这一点道理，你会比较容易快乐。我也是不快乐了好久才悟出这个道理的；现在当然无所谓快乐或不快乐了，总之是舒服多了就是。文学教你怎幺说“我爱你”；政治教你怎幺解释“我爱你”；历史则教你从别人对另一个别人说的“我爱你”之中学会什幺时候不说“我爱你”。你放心，“甜美的回忆”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Dad的字

刘绍铭的烟雨平生
　　
初识刘绍铭是六七十年代之交，我正在编校汤新楣翻译的海明威《战地春梦》。这部小说比《老人与海》好看得多。《老人与海》是文学教授怂恿文艺青年随身显耀的名著；《战地春梦》才是爱看书的人不舍得不看的一部好小说。当年我们那所出版社也出过《老人与海》中译本，译者是响当当的张爱玲。那该是她一边写小说一边写剧本的时期，拿海明威调剂笔墨她是乐意的。刘绍铭后来给出版社翻译Bernard Mala mud和SaulBellow的小说也都很好看，可惜小说里好象没有《战地春梦》那幺多喝酒的插曲；印象中杜松子酒和苦艾酒是美国大兵最爱喝的酒。当时戴天和金铨都说绍铭能喝，我猜想他是属于有教养的学者酒客，绝不牛饮。后来交往熟了，我果然看到他晚饭前“唇饮”的那杯杜松子配苦艾的马提尼鸡尾酒简直是学术和艺术的一场厮磨：蒙着薄霜的夜光杯浮起柠檬黄的满月，荡漾的是英格兰树林的冷香和他笔下索菲亚·罗兰故乡的野趣。
　　野趣是刘绍铭教授常常不忍心舍弃的红尘风情：“女人老了一样可爱。”他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大小文士’他日上天堂时求见柳如是，这位一代名姬会以什幺面目见人。她是自缢而死的”！刘公书里这句话天上的陈寅恪读了必然又是一番神伤。陈教授可以宽怀的是刘教授心里丝毫没有轻薄柳大姐的绮念；刘教授不但会因为柳大姐的艳名而乖乖翻读陈教授的《柳如是别传》，心灵深处还要拜服陈寅恪这位老前辈的stoicism的风范。天地图书刚出版的刘教授自选集《烟雨平生》处处见得到这样严肃的俏皮文风。学术不死，靠的正是刘教授这样的热肠鸿儒在学术殿堂的后园里死命保住那片繁花杂草！我这三十多年来于是老爱称呼他为“刘公”：年轻时他是个小老头，年老了他还是个小老头，外不圆，内恒方，碰到讨厌的人他整顿饭一声不哼，遇到赏心知己他整个人年轻十年。他的文章老了不显老，我起初错以为是他一生避掉线装书的祸害，后来才体悟出那是他的西学造诣赐给了他的文章无尽的养颜汤：Youwillbesotickled！
　　经过了那段吃马铃薯的苦日子，刘绍铭这才撑起了绝不流俗的临风气度，我看文章找的向来是这样的排场：“今天人人都说原子笔方便，我独爱用钢笔，不离不弃，持之有年。也是对世俗生命一种报复，也算是不完美的人生中一种求全的固执”。到了读书教书和写作把他带到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他终于可以在最清雅的书房咀嚼小镇酒商的广告词：Life is too short for bad wines！我喜欢读《烟雨平生》里写中国闻人在美国的生活。刘绍铭写这一类小品下笔仁厚得很有意思，不会像唐德刚那样说胡适流浪美利坚的日子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读完绍铭书中写的张爱玲，我忽然非常怀念把张爱玲从鸳蝴荒园里救出来的夏志清。中国文人学者在美国学术界讨生活真不容易，难为刘绍铭烟雨归来一蓑无恙。
　　

董浩云的文化生活
       
    收到两本南京民国档案杂志社出版的《民国档案》二○○二年第三和第四期，读了第三期的＜董浩云1948-1949年日记＞和第四期的＜董浩云年表＞。一九四八年董浩云三十六岁，三月乘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前往美国洽议美国船舶，途经香港、马尼拉、夏威夷；六月再从纽约乘伊丽莎白皇后号豪华邮轮游英国；十二月举家迁居香港。一九四九年董浩云三十七岁，年中开始往还日本与台湾之间，为船业请愿代表索取军差旧欠。刊出的这两年日记大半纪录客途见闻琐事，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整理，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会欣博士编注。
    我一两年前就听董建平说她在努力搜集董浩云生平资料，想为董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编印一套具有文献价值的船王一生事迹。她寻访过散居世界各地的董浩云生前友朋，搜集了不少他们与董浩云交往的材料，工序既浩且繁，好几次看到她又慨叹又高兴的神情。董建平人文素养深厚，跟董浩云的性格似乎很接近，听说一度跟她父亲到处跑，等于秘书了。
    　我对董浩云的船王霸业没有多大兴趣，早年听过好多文化界前辈谈起跟他深交的往事，对他后半辈子的文化生活倒有点好奇。读了他这两年的日记，确实也觉得他的青衿性情盖过了他的长袖排场，一九四八年背忆记录的四首病中绝句旧作虽然算不得好诗，每一条日记的文字却始终流露出他那一代人的旧学修养，远远不是董建华、董建平可以沾边的境界。
    也许那两年都在仆仆的风尘中渡过，日记看不到看书看报的纪录，电影倒是看得蛮多的：《Secretinthe Heart》、《NoLeave,NoLove》、《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Cloak & Dagger》、《Angelsin 10th Avenue》、《Snow Bound》、《Womanin White》、《Bride GoesWild》、《Three Darling Daughters》二十部片子都看了。他看完《A Songto Remember》爱上主题歌，说是「感人至深」。在荷兰看名画，最喜欢是Rembrandt的《Night Watch》。
    　写日记很难避免感性的抒发，董浩云很节制，一些细腻的际遇都淡淡点一下而已：「旅途遇一法女Emmy Aquilina，原籍埃及。一路谈笑风生，亦艳事也」；「晨七时，Fletcher来室，相聚甚欢。落花固有情，奈流水无意也。馈赠食品，嘱即行」。毕竟是旧派人，他在许多赏心的乐事一直守拘谨的分寸：「初次尝男女同浴滋味，大庭广众下，颇有窘意」。
    我年前得了一幅张大千一九五二年的《归牧图》，上款写给「管北仁兄法家正之」，一直查不出「管北」是谁。董浩云日记居然提到「管北」，郑博士的注文说管北姓杨，活到一九七七年，江苏人，之江大学毕业，历任几家轮船公司高职，也做过上海市参议员，一九四八年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后来去了台湾。光这几句话，我的收获可大了。

灯亮着，巴金没走
       
常在《信报》上读毛尖的上海通信。十几天前她和她丈夫来了，《万象》主编陆灏也来了，我们在林行止伉俪家里吃晚饭，在中环吃下午茶。年轻的一代，洒脱里透着一丝代沟的拘谨，十足初夏午后的艳阳，说什幺我也不忍心让他们过份迁就我内心里那份冬夜的宁帖。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感觉：我这代算巴金那一代人的子侄辈，毛尖陆灏那代是巴金的孙子辈了，文学原是这样嬗变转型的。
    今天是巴金九十九岁生日，毛尖前两天在专栏说，上海报上捧着血红的信心帮巴老度过一百岁，"看了徒然叫人倒抽一口凉气"。全身已经插满管子，护士要不停为他的皮肤补充水份免得身体碎裂。这时，他主编的《收获》杂志邀来各门各派的掌门人给他贺寿，"文坛小教堂们将燃起九十九支蜡烛向大教堂致敬"。"但是，有没有谁问问巴老他喜欢这些吗？"毛尖说。
    还记得他九十五岁那年几次含泪说："我已经九十五岁了，今后不能再写作了，就不要用好药了！"到了九十六岁生日，新华社的特稿说，巴金还静静躺在医院病床上，肺部严重感染，几度命危，有十多天不能进水，护士用海绵沾些水擦擦他的嘴唇。每天打吊针，血管硬化了，针打多了血管就破裂，他总是强忍着，没有哼叫过一声。
    八十年代就得了帕金森症，每天傍晚都让人把病床摇高看电视新闻；清早起来喃喃背诵唐诗宋词，为了锻炼记忆；握笔写一个字要费好几分钟，却坚持校完二十六卷本的《全集》和《译文集》。病人的世界跟没有病的人的世界完全不同。想起维特根斯坦这句话，想起读他的小说长大，有点不忍心他这样长寿。
  更不忍心的是新华社引述他的话，强调把心交给读者是他七十多年创作生涯的生命线："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自己有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生存下去，是读者宽容的结果。"但愿那只是老一辈人的谦辞。毕竟不是做报纸做杂志，文学的创作过程不必心怀读者；销量的多寡更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标准。巴金给谷韦题字写过这样两句话："写作不是为了自己，写作也是为了自己"。上一句是应酬；下一句才是至真至理。
    像毛尖家阳台上看到的徐家汇大教堂，我心中看到的大教堂是巴金写了八年的《随想录》。1978年开始在《大公报》陆续发表，说是当做遗嘱来写，写成竟是一戳圆浑的句号，风雨中擎起的丰碑："作者顶着诬蔑、谣言和伤病，毅然向种种丑恶、虚伪宣战"，黄裳先生说，而"际炯作为编者，在那些随时袭来的干扰中坚持顶住，终于保护了作品完整面世，为中国文坛留下划时代的巨制，是功不可没的"。际炯是潘际炯先生，我尊敬的老前辈，前两年下世了。确是冬夜的宁帖：墨花点笔，暮云依依，案头那盏灯还亮着。

悼玻璃垫上的何凡
     
    他们把林海音跟何凡台北家的客厅誉为「台湾文坛的一半」。在那个客厅，在他们夫妇俩去过的每一处地方，说话的总是林海音，沉默的总是何凡。前年林海音一走，我挂念的是何凡坐在寂静的客厅坚持那份沉默：无言的记忆伴飘渺的等待，从老北平灰蒙的风沙中走到老台北缠绵的雨；从《北平日报》他写专栏的玻璃垫上返照出城南那串骆驼队晃出来的旧事。一年悄悄过去，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睡梦中静静走去寻找他的林海音了。
    《玻璃垫上》那个专栏从一九四五年写到一九八四年歇笔。一九六○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天天清晨站在学生宿舍走廊的布告板上读《联合报》那个小方块。在我们心中，他是永远的何凡，像他的专栏那样长青；在他面前，那是本名叫承楹的夏先生了，跟我们见到林海音叫林先生那样顺口。有一天在夏家客厅比较安静的一角，我告诉夏先生说，夏承楹这个名字十足旧时月光下的古老庭院那幺轩昂，更显得何凡那个笔名跟《玻璃垫上》那个栏名非常现代，非常普罗。「我们在北平的房子真是老气横秋！」夏先生说。
    　父亲夏仁虎是袁世凯政府国务院秘书长、财政部次长，是刚健透秀逸的大词家；而夏先生读的竟是外语系，又是运动健将，一九五三年去了台湾之后编过《文星》，创办《国语日报》，翻译史坦贝克、福克纳和美国着名专栏作家包可华的书。亮轩说夏先生的专栏是「民生百科全书」，他的各科知识真的渊博得不得了。可是，知识的传递终究不是他的专栏长生不老的唯一元素；每一篇《玻璃垫上》沁出来的那股对人对事的真心关怀才是关键。
    那是老总统的国民政府心悸、耳鸣、腰酸、梦遗的年代，整个台湾陷入了极度神经衰弱的盗汗症状中，社会上一个小小的喷嚏马上可以并发政治层面的严重肺炎，夏先生只好运用他青年时代全国花式溜冰亚军的技巧写他的专栏，天天在薄冰上溜出针砭时弊的花月痕，给岛上卑微的生灵逗出无尽的温暖，慢慢找回安身立命之所在。因为这样，我的老同学殷允芃才会认定夏先生靠他的专栏成了台湾最早提出「生活品质」和「现代化」概念的先知。
    　带我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的夏先生走了，那不仅仅是九十三岁的长辈钻进了他那个世代的最后一班列车，也是我这一代人开始意识到月台上的脸都是陌生的脸的时候。晚风拂柳，笛声悠远，台湾政治寓意上春风桃李的四代宫阙空遗一杯冷酒，省籍隔阂牵动的也只能是江湖夜雨十年灯的轻叹了。浮躁的政客老早把智能与幽默扔进淡水河了，这一刻，夏先生深受包可华启的文采更是我们渴望的清泉。有一年，政府通过了「立委当三年便可任律师」的议案，夏先生在专栏用北京俗谚挖苦说：「戏园的母猪也会打拍子」！一转眼，今日政治舞台的台上台下，竟然堆满了那幺多乱打拍子的母猪了。

到美国过个圣诞节
     
    六七十年代是台湾年轻人争到美国读书谋事的年代，八九十年代轮到大陆年轻人奔向这个寻梦园。好久没有北京那对年轻夫妇的消息了，昨天终于收到圣诞贺片，画的是圣诞老人带一大袋子礼物坐在雪橇上迷了路：「也许我刚才不该向左转。」他说。拉雪橇的一只驯鹿说：「我们为什幺不停下来问路？」圣诞老人幺喝道：「住嘴！我清楚懂得我们该怎幺走！」几只驯鹿低头悄悄抱怨说：「懂，懂，老头什幺都懂…其实一个钟头前我们早就经过这座城镇了！」翻开贺片，内页大字写「别忘了，圣诞老人是个大男人。圣诞快乐」：“Remember,Santaisa MAN.Merry Christmas”。
    男的是理科博士，在香港、澳洲几家大学都教过书。女的跟他到处跑，怕孩子奔波，留在大陆老家留了好久。男的回国等美国的工作签证等了五个月，现在终于拿到了，可以带孩子到加州SantaBarbara大团圆了。女的在贺片上说，听一位做房地产的史悌芬说，白先勇也住在圣巴巴拉，没见过；这位史悌芬辞去香港的生物学教授职位到美国做房地产，全为了他的一位女学生，现在是他妻子了。她说她还是觉得澳洲好：「来了几十年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样样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以前还不知道人的眼晴是有选择的，不想看的东西就看不见，那东西就不存在了。大家都不知道就不算无知」。她说她很想念北京，连中国的流行歌曲都越做越好了；中央电视台四台的主持人也越来越聪明年轻了。
    　我羡慕他们年轻，高兴他们没有迷恋美国，庆幸他们还有乡愁，尤其在圣诞这节日。记忆毕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Jennifer Lopez最怀念的儿时圣诞礼物是姑妈送给她的一本旧照片拼贴簿；Catherine Zeta-Jones忘不了九岁圣诞收到的四轮溜冰鞋；Patricia Heaton后悔那五六岁的小不点儿圣诞节早上用圆珠笔在洋娃娃脸上画胡子。在共产中国长大的年轻夫妇虽然没有童年圣诞的记忆，却已经到了美国，趁一年一度的圣诞气氛给他们的小孩塑造烛光火鸡的记忆。那是告别马列主义的小派对，也是意识形态的自助餐，一生人经历一下也好：Remember, Santaisnota Communist。
    我这一代人到底是淡出的一代，像白先勇圣巴巴拉的老宅院那样寂静，谁都不忍心去惊动那满园的秋香。这个月上旬他来香港，原想让我带他到半岛酒店喝一杯下午茶找一找张爱玲的影子，后来因为港大的演讲拖长而错过了，只好改在晚饭桌上旧，我们几个老总统时代的老台湾派一起指点半壁江山、细数孤臣泪痕。
    我们这些度过了几十个圣诞节的人早忘了圣诞老人的胡子有多长，只记得于右任老生先的美髯宣示的是党国的多少沧桑。七十年代伦敦一个飘小雪的圣诞前夕，一位银行老职员跟我搭同一班火车回家。我问他假期怎幺过？他说：「圣诞假期是赖在床上睡懒觉的好日子，千万不要随俗，不要庆祝，不要错过耶稣一年送一次的这个大礼物！」

部长的灯芯绒裤子
     
    　我不喜欢那个普林斯顿博士生。三十几年前的一次饭局，忘了是电影界前辈易文先生还是《香港时报》当东道主，大半个晚上大家听他滔滔显耀普林斯顿文武双辉的传统。我记不得他说了些甚幺。上个月读英国军事历史学家Sir John Keegan写美国国防部长Donald Rumsfeld，我才依稀记起那个姓阎的博士生：圆圆的头方方的身体短短的四肢，一根根眉毛都向上竖起来，鼻翼左右撑开，几乎跟嘴巴一样宽，满口微带东北腔的国语，每句话都镶上一两个英文单字，十个有三四个用得并不贴切。我更不想听他说的话了。
    其实，普林斯顿确然是美国常春藤名牌大学中军事渊源最深的大学。美国南方门阀送子弟出去读书首选是普林斯顿，读了一阵子为的只是把子弟接回去打南北战争。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好多普林斯顿出身的美国年轻人都去当志愿军。阎先生说他住的老宿舍窗框上镶许多铜星勋章。「哪个战役赢来的勋章？」有人问。他答不出来。史学家约翰爵士的长文倒提到第一次大战派去欧洲的美国志愿军喜欢把铜星勋章镶在窗棂上。
    　我实在不喜欢阎先生：不是军人而坐得像军人那幺笔直；不是军官而留了两撇老鼠毛那幺幼的胡子；不是老兵而爱说些真的老兵的烽火怨仇。幸好老牌艳星白光忽然从隔壁厢房走进来打招呼，满座一亮，阎先生瞪大眼球掉了。「整个晚上听你们在说打仗，我还以为老兵徐速在说《星星月亮太阳》呢！」白小姐说。
    「老兵」是今年七十岁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他跟约翰爵士一九五○年代在牛津大学认识，小名叫Rummy，普林斯顿送去的Rhodesscholar，相貌举止完全美国化的美国人，满脑子国际主义思想，像艾森豪：「艾森豪时代的美国人多半是这样，」爵士说，「跟我那代的牛津人很像。」年纪比他们大一点的一代人打赢了第二次大战；他们那一代是卷在冷战年代的人。冷战时期的美国人、欧洲人和英联邦国家的人心态思想都一样：「我们都反共，以自己的国家为荣，彼此却又很合得来。」结果大家成了好朋友。
    　现在回想起来，阎先生最像老一辈普林斯顿人的是反共：死硬的反动派，几乎认定自己是挥军反攻大陆的上尉。「你去过金门马祖吗？」我问他。他愣了一下说：「没有。」我记得他那天穿全套铁灰色西装，打了一条银白色领带，不像约翰爵士笔下那个普林斯顿毕业的国防部长。
    爵士到五角大楼去跟拉姆斯菲尔德旧那天是星期六。部长穿一条灯芯绒裤子，套一件花呢上装，十足欧美老派人的装束，配上那副免框眼镜，活像一位机灵而踏实的大学教授。「不要拍我这条老灯芯绒裤子，」他恳求摄影师说，礼貌而坚决，整个人的背景和性情瞬间都流露了出来：普大毕业生的当仁不让、行政总裁的铁石心肠、军人的果断胆识，眼神闪快发生的一场战争的星星、月亮和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