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红兵闯进吴家抄家。过了好多年，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回忆说：他挤到吴旁边，看他慈眉善目，不像个坏蛋，起了同情心，但马上又想到吴反对毛主席，赶紧板起面孔问道：你为什幺反对毛主席？吴急忙摇摇低垂的头，连连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学生们的唾沫从他光秃的前额滑下来：「我觉得他很可怜」，那人说。

    　春节假期，老彭来电话说刚从安徽回来，带了两件吴湖帆的画和几页吴的信札，藏主急想出让，问我要不要看看。我匆匆赶到上环会老彭。吴湖帆那两件是山水扇页，三十年代的应酬笔墨，有点黯淡，肯定不是梅景书屋流出来的精品。吴信札只剩第二页到第六页，第一页不见了，不知道是写给谁的。内容唆唆说些《水经注》的考据疑点，写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信笺上，跟上海潘亦孚所藏吴写给赵万里的信一样。我说，信上谈的要是《海瑞罢官》就好；要是写给闻一多的也好。老彭说他也这幺想。

    一九七四年冬天，我在伦敦构思我的论文题目，常常想起《三家村》，想起《海瑞罢官》，想起吴和邓拓。我在伦大亚非学院图书馆翻遍这一路材料，又到别的图书馆去查阅，零零碎碎记了不少笔记，事后也没有用过，现在都找不回来了。那时期，剑桥有个朋友刚写完闻一多的论文，给我说了许多闻一多一九四六年在昆明遭国民党杀害的故事，也说了一些吴奉中共指示拉闻一多加入民盟的情节，害我难过了好几天。我记得那年圣诞节，我还默写得出《红烛》和《死水》，儿时情景都回来了，更觉得闻一多和吴早该留在学院着书立说，树己树人。

    吃了政治迷幻药的文人智力商数会下降得很厉害。闻一多死了，吴给这位老师兼同事的同志写的悼文说：「在你作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在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候，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谈了三四个钟头之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我的感觉正好相反：闻先生的新诗是长明不灭的薪火；闻先生深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以独到的理念给中国远古神话、金文甲骨乃至考据校勘之学开拓出崭然的景观；闻先生要等到读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才给蒋介石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那反而是他最可悲的政治幼稚病了。

    　我在北京的朋友雷颐说，闻一多思想向左转受了三个人影响：留美同学罗隆基和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还有吴。罗隆基五七年划为大右派，六五年寂然病逝；华岗五五年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入狱，七二年瘐死狱中；六九年三月，先是吴的妻子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到了十月，吴给打得胸积淤血死在北京狱中，终年六十岁。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精神分裂，拖到七六年秋天自尽。

去年年初传出消息说，他当圣公会布里斯本大主教期间漠视神职人员性侵犯儿童的问题，包庇五十年代性侵犯十四岁女童的牧师；他发表四千五百字声明阐述性侵犯是不可饶恕的行为。今年四月，一位中年妇人控告他六十年代强奸她，他否认；妇人自杀，法院撤销控诉，他宣布他是清白的。国会议员说，这位代表英女皇的澳洲总督霍林沃思的行为并不构成任何应予免职的罪行。可是，六十八岁的霍林沃思前几天辞职了。辞职声明说，他官拜总督深感荣幸，年来对他的种种指控虽属错误而且悖理，全国舆情显然还会争议不休，督辕威严刚正的体统势必受损受贬。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愿意尸位误国，决定辞职不干：
    "Despite the misplaced and unwarranted allegations made against me as
    governor general, it is clear that continuing public controversy has the
    potential to undermine and diminish my capacity to uphold the importance,
    dignity and integrity of this high office that I have been privileged and
    proud to occupy."
    霍林沃思遭受的各项指控结果尽管都入不了罪，他的总督地位所象征的尊严和诚信确然成了公众话题，他代表英国女皇的整套功能于是也不可能照常运作。那是现代开明社会必须正视和遵循的古老原则和精神，即使在政治上高唱与时并进的年代，霍林沃思这样的识见这样的勇气，反映的也是固有而不是现今的价值观念。我是在这位澳洲总督闹出新闻之后才稍微留意他的过去和现在。他说他三岁那年坐在汽车看到街边有个跟他一般大的小女孩在哭，他很想叫车子停一停让他跑过去看看那小女孩出了甚幺事：「那是我记忆中第一股关爱的感觉，」他说。他也许真的包庇过那个侵犯十四岁女童的牧师；他也许真的对一个漂亮的女子动过邪念；他过去几十年尽心尽力照顾穷困不幸的人也许真的是为了自己早年的行为在赎罪；可是，他这次辞职的一念之勇，展示的却是一个凡人明辨是非和顾全大局的常识。
    我读了龙应台刚传真给我的一篇新作《当权力在手》。那是三年前她没当官的时候写不出来的好文章，更是今时今日旁观香港政局之际我读来有点悲凉的好文章：「任何一点点一丝丝因为公器而得来的用在与公器无关的事情上，都是一种公器的私用与滥用。博物馆馆长不能开古董店，公私分明，利益回避，是权力行使的前提」，她说。有一次，一家名牌运动鞋厂捐出八千双跑鞋给他们台北文化局的活动，鞋厂经理要她带孩子到他们店去买鞋，给她打对折。她十三岁的孩子正巧从德国飞来，她于是带他去买鞋。孩子虽然喜欢名牌鞋，却说：「不过妈妈，你要知道喔，你去买就是腐败！」龙应台大吃一惊。孩子淡淡的说，经理半价优待是因为你和他们合作，那是由政府衍生出来的优惠：别忘了，德国民社党主席吉斯正是利用公务坐飞机累积的附赠里程去度私人假期而下台的！孩子说。

　新竹人小胡子在江浙一带经商，偶然来香港住两天，常说近年家中光景不比从前，大陆的小买卖也阴晴不定，过去收进来的字画都忍痛转手，快卖光了。前几天他带几幅陈定山的山水和书法给我看，说是替朋友拿到上海去变卖，还说那位朋友的先人跟陈家有旧，早年靠定公牵线，收了不少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吴湖帆、溥心畬四五十年代画的精品：「光这批货就够他老先生买田买地买风月了！」小胡子说。「可怜我这朋友走背运，生意失败，家业都赔光了，这几年靠一些货尾帮补开销，凄凄怆怆的。」

    陈定山的字和画我学生时代在张作梅老先生的诗社看过一些。字带点黄山谷的影子，彩墨画萧疏难掩放浪的帅气，正是张大千所说「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小胡子带来的这几幅也许是晚年之作，山水繁复绵密，行书也分明自家风貌了。

    　一月十三日《小风景》栏登了一幅五三年张大千画给陈定山的浅绛山水，很多人都想知道陈定山是谁，我给问得多了，心中倒真有些隔世之思。我写过定公的妹妹陈小翠文革时期自杀的悲剧，写过定公的父亲陈蝶仙的一幅诗笺，记忆中没有写过陈定山。

    四十岁之前叫陈小蝶，老上海有名的江南才子，父亲写旧小说、做牙粉、做化妆品发，一家不愁衣食，跟十里洋场的名士名媛过诗酒风流的日子。四十岁之后改字定山，与父亲合作写出十来部小说，自己也出过十多部文集。他跟徐志摩是好朋友，后来跟陆小曼和翁端午也很有交往。喜欢藏扇，一出手买下明清人扇面两百帧，一派纨作风。陈定山也有生意头脑，在家乡杭州开蝶来饭店，请电影红星胡蝶和徐来剪彩开张，取她们两人的名字与饭店店名巧合也。我读画史始终记不清中国画历代发展脉络，定公十三个字点醒了我：「画盛于宋，精于元，大于明，工于清」。

    　我在张作梅老先生台北家的门口匆匆见过一位长者，张作老说是陈定山；小胡子倒是在淡江文理学院旁听过他的课。那都是一九四八年定公南来香港和台湾之后的事了。他在中兴大学、静宜女子文理学院也教过书，期间出版过几种画论画史和诗集文集。内地《万象》杂志这两期连载陈巨来＜十大狂人事＞，写陈定山的一节很不客气，说他在香港当过杜月笙秘书，「写了无耻的杜氏自传一厚册」；又说他在台湾写文章乱说吴湖帆穷困得没法生活，回苏州在路上摆香摊了：「他这种用心，骗稿费事小，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罪不容杀也。台湾解放后，此人无所逃此罪责矣」，陈巨来说。

    老上海的旧名士大多带一股酸溜溜的倾轧之气，画画的、卖文的、唱戏的都分门分派，技艺也许比得上黄浦江那样壮了，心胸却往往困在阴阴的亭子间。陈定山人好不好我不清楚；陈巨来搬出辱国的政治罪状对付他，就算不是无耻也近乎无行了。幸好陈定山一九八九年九十四岁辞世：他不敢活到解放台湾的那一天。

匆匆六十。 牛老车旧,夜寝无梦,晨起无欲,初觉境界洁净,简直智者,其实不然。阅世一深,满心密圈,时虚时实,百般狡狯,距离智能还远得很,哪宁静得了！《维摩诘经》上说,维摩这位古印度菩萨虔诚修行,得圣果成就,能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 乍看十分完美,深看却见矫情。有一次,他在家诈病,为的只想惊动佛陀派文殊师利菩萨前去慰问,趁机对谈,互斗机锋,高论佛法,让众人听了赞赏他,崇敬他。

    世间多的是这样浮华的心思,宗教信仰盼的也许是在这无涯的苦海上点亮几叶灯船,驱散几分怯懦。我家那幅张大千的《归牧图》画一头老牛涉水过河,牧童趴在牛背上静静守着一只拴在树枝上的小鸟,此岸芦苇萧萧,彼岸荒荒寒寒数株老树幽竹。 题的是黄山谷《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一：“翰墨场中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摩；近人积水无鸥鹭,时有归牛浮鼻过”。

  画是一九五二壬辰年春天客居香港之作。张大千那阵子萍踪飘泊,侨居大吉岭之后盘桓香港、台湾和日本,那年深秋终于卖掉几幅古画,举家迁居阿根廷,心绪似乎也不宁静。题识里说,他前一年偶得山谷写刘宾客《伏波神祠长卷》,后来又得苏东坡《石恪画维摩颂》精品,“读山谷此诗,自庆墨缘不浅,因写归牧图,遂并识之”。

    张大千那时才五十四岁,书画已然圣果成就,做人再四海些也不伤大雅。 我现在比他那时要老六岁,修行不勤,处相住相,对境生境,胡洪侠居然还替河北教育和花山文艺编出这套《散文类编》贺我花甲,我竟也答应,确实又是浮华的心思。近人的积水无鸥无鹭不必说,惹事的文字被删被杀更是造化；剩下的是默默浮鼻而过的归牛,那境界反倒洁净得多了。

小学毕业典礼全班合唱的《毕业歌》这辈子永远忘不了。聂耳的曲，田汉的词，一九三四年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歌，唱到朴陋而飘摇的五十年代还唱出了满堂的泪光。如泣如梦的故国山河经历了一代接一代的劫难，长衫围巾的庭院子弟消受一场接一场的风雨，一九四九年仓皇南迁的政权和幡然升起的红旗带来了陌生的迷惘，我们稚嫩的心灵感染的是上一代人的爱国情怀：向左转的自命前进，向右转的自甘反动。可是，「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唱到田汉笔下这样的歌词，现实政治的取向马上溶化在激荡的节拍和动人的辞句，滚滚注入各自的信念，强化各自的诠释，起起伏伏复制飞扬而背道的情操。听说，到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田汉冤死在北京三○一医院病房的时候，广播还在播放他的这首歌，抑抑扬扬欢送千万狂热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

    　十二月中旬辗转听到罗杰斯早已经不在人间的消息。一个美国的研究生，研究戏剧，研究田汉，八十年代初来香港玩，美国新闻处的老同事介绍他来看我，为他正在写的论文跟我闲聊了两三次，我还推荐他去请教赵聪先生。那之后的一两年他偶然来信，我也从翁灵文先生那借过一些田汉的资料影印了寄给他。

    我记得我们谈得最起劲的是「四条汉子」的悬案。一九三四年十月底，夏衍约鲁迅到内山书店见面，准备和周扬、阳翰笙一起报左联的近况，路上碰到田汉，拉他一道去。鲁迅向来不喜欢田汉，会面不欢而散，回去写文章说：「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到了那，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就这样，三十二年后的文革一来，「四条汉子」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词，也成了置田汉于死地的滔天大罪。「我始终不明白这是什幺逻辑？ΘΘΘΘΘΘ鲁迅一篇ΘΘΘΘΘΘ杂文就可杀掉一九三二年就入党的老田汉！」罗杰斯说。

    　这是共产党的逻辑。跟郭沫若一起在日本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填词人，写《陈圆圆》、《丽人行》、《文成公主》、《谢瑶环》的着名戏剧家，田汉结过四次婚，四九年之前在浪漫主义的爱情与革命洪流中浮沉，四九年之后带满腔的江湖义气为他相信的党构思古典戏曲的改革前景，一连给周扬写了十封信，吓得周扬告诉朋友说：「快让田老大打住！」终于，田汉给北京戍区逮捕，归「田汉专案组」监管、批斗、毒打，糖尿病、肾病、心脏病并发死了。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罗杰斯没有听过这首动听的《毕业歌》，那天，我轻轻在钢琴琴键上带他回到几十年前的苦难的中国，山川摇影，生灵憧憧，年轻的梦都布满了绉纹。

牛津大学出版社建议我把七月一日游行归来写的〈没有大写的history〉缀成这本新书的〈代序〉，我同意了。他们于是又把我原先写的序文节录在新书的封套内页，说是正好描画出这本书的风情，我看了清样也觉得挺好的。刘心武六、七年前写的那篇〈楼前白玉兰〉我到现在还喜欢。我不认识刘心武，听说他性情有点古怪，索居北京郊区，跟外界不太往来。那该是很不一般的生活，难怪我常常留意到他笔下沁淡淡的东篱风味。

    那楼，说的是北京一所宾馆；那白玉兰是宾馆院子的三株树。一位学人到宾馆开学术会议，碰到做生意发财的中学同学大秦在那头包了个套房做办公室。套房的窗正对那盛开的玉兰树，学人说大秦福气，有那幺标致的玉兰花陪。大秦似乎从来没注意到院子的树，还以为学人说的是他窗户上挂的「招财进宝」挂件，一味夸说是香港买的镀金真货。学人心发堵。催他上楼开会的人说住这宾馆的个个是大，问他那位同学是不是也非常有钱。学人回头看了看那三株白玉兰说：「不，他其实很穷很穷」。

    早已经不是镀金之地，也不是招财的大乐园，这样的香港只能说是有这样的好了：踏踏实实，从头做起，也许还可以有一点点喘气的时刻呵护石屎森林零星几株玉兰树，等她含苞，等她盛开，等她雕谢，等她下季的容颜。林行止的专栏说，前天新任命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对于解决财赤、解决通缩、解决失业的一大串难题看来只像堕入五里雾中，只会说说必须正视必须审慎必须量入为出力求平衡，尽是一些非常空泛的废话：「他认为『未来几个月会与社会各阶层对话，了解他们的期望及需要』，经历『六年浩劫』的港人的期望和需要还需要财长去了解吗？」

    我跟唐英年只有数面之缘，对他的新任命不会失望也没有期望。到底是海派豪门中人，紫光阁的灯明灯灭和大观园的窸窣裙带他从小看长大，光说穿梭在董家班子和港英遗孤的月亮门内外，他的逢源能力应该问题不大；要看的是当今荣国府宁国府风大雨大，一波波的焦大万一全坐到石狮子台阶上扒灰小叔子，府这位公子端得了几碗汤面出来周旋？我比较看好的倒是唐英年的相貌带几分玉兰花的清贵之气，眉宇之间却又隐隐流露出大秦那股大的阴横，他的运道兴许要比一字排开的香港栋梁强一截。

    我当然不会像那位学人那样瞧不起大秦只认得招财进宝的挂件不认得院子盛开的玉兰花，虽然我始终觉得学人那幅读书人的精神面貌迂腐滑稽之外的确也高远得可爱。那是我这一代人的心态。吴霭仪看了我这本新书《小风景》来信说，她办事处的同事笑她老喜欢优美的东西带一点点的shabby：「《小风景》绝不shabby，我却爱不释手，大抵不是自己文章之故。封面的大红鲜绿极妙，一股泼辣给清秀添了骨气」。说穿了，我们谁不在指望那股添了骨气的清秀？

几经转折，去年五月下旬我终于拿到徐悲鸿那两幅小画，孙多慈这个久仰的名字于是常常萦绕脑际。我的老师苏雪林说她一九三六年到黄山避暑认识孙多慈：「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那该是孙小姐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快毕业的一年了。就在那之前的一九三四年秋天，她还和艺术系同学一起跟徐悲鸿到天目山写生作画，漫山银杏、核桃、山渣、茱萸的缤纷中，她发现几株相思红豆，选了最大最红最晶莹的一颗，轻轻采下来送给敬爱的徐悲鸿老师，庄庄重重放在老师的手心上，纯稚的脸颊顿时泛起一片绯红。

    到了一九四九年，苏雪林从大陆来香港，在真理学会做事，隔壁思豪饭店三天两头举行书画展，一九五○年孙多慈从台湾来香港也在那展画。五十多幅国画，二三十幅油画水彩，十几幅素描，还有一些书法，苏老师说画展引来大批观众，作品很快卖光，绝色的画家加上老师徐悲鸿锻造出来的技艺，轰动是应该的。

    　我那两幅徐悲鸿的画小得可爱，画给孙多慈的是寿桃，题了「慈弟清玩」；画给李家应的是水鸭，上款「应弟存玩」，都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春日之作。旧报纸上说，那一年，徐悲鸿跟蒋碧微闹离婚，到香港、广州办画展后去了长沙，碰到这两个女学生，请她们在一家湖南馆子吃饭。饭桌上的筷子特别长，徐悲鸿挟起一筷子好菜伸到孙多慈嘴边，孙多慈只好一口吃了：「此乃湖南长筷之妙用也！」徐老师说。那两幅小画也许正是那几天给她们画的。

    徐悲鸿和孙多慈的师生恋情是中国现代艺坛上旖旎的绯色流言，尽管没有开花结果，毕竟是当年骚人雅士常常渲染的茶余佳话和笔底艳闻。徐悲鸿前后两位夫人蒋碧微和廖静文的回忆录也少不了孙多慈的倩影，只是落笔处淡得似梦似幻，几次蓦然回首，却又见不到那人袅娜步出月亮门。难得王映霞的自传多了那幺一章＜我为孙多慈与许绍棣作媒＞，间接给我这两幅小画又补了几笔背景。

    　王映霞说，一九三八年她和郁达夫带家人从丽水到汉口去，同行的正是李家应。火车上闲谈中，李家应忽然要王映霞给她的同学孙多慈介绍个适当的人。王映霞不相信大学生还要人家作媒：「孙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朋友幺？」李家应回答说：「怎幺说呢？我们的老师徐悲鸿在追求她。」李家应反对他们相好，说徐悲鸿有了妻子，又是留法的，孙多慈不懂法语，两个人在一起问题会越弄越多。

    王映霞最后给孙多慈介绍的是教育家许绍棣，两年前丧妻，有三个女儿。他们交往了两年终于结婚，生了尔羊和方两个男孩，一家人一九四七年出了国才转到台湾去。孙多慈一直在台北师范大学当教授，一九七五年六十三岁去世，许绍棣默默守挂满四壁的孙多慈画作，死后跟孙多慈的骨灰合葬在阳明山：离开采撷相思红豆的天目山那是好远好远了。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认识林太乙，我一直称呼她为黎太太，不是黎太，不是林先生。她蛮喜欢这样的称呼：典型传统中国女性，跟黎明先生一起渡过五十多年的康宁生活，退休了住在美国维州的水晶城，黎太太常常跟黎先生手牵手在住家附近散步。她今年年初来信说刚回过一趟故乡，在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堂跟妹妹林相如拍了好些彩色照片。照片纪念堂又新又干净，看不到一株老树，听说有三十多亩地，耗资一百六十万人民币。阔别七十一年的故园，黎太太终于重温了乡梓之情，高兴得不得了。

    我只去过台北阳明山上的林语堂图书纪念馆，那是老先生晚年故居，绿荫如梦，繁花如画，午后秋阳一位老园丁在浇花；事隔多年，我到前几天才在台湾报上认出那是在故居管园艺的老王。老王说林太乙对他这「老管家」很好，常给他红包，去年穿她最喜欢的红色套装来了，黎先生细心搀扶。老王还说他这几天老觉得怪怪的，好象有人在他耳边问：「老王还在吗？」

    老王还在，黎太太可以放心走好：「二○○三年七月五日，太乙姐罹患胰脏癌静静地走了」。读韩秀这封信，我这两天也常常想起一些零碎的往事：十六七岁读完林语堂的《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发愤读赛珍珠的小说；六十年代在香港读完林太乙的《The Lilacs Overgrow》发现黎家就在我家附近一幢又高又新的大楼；一九六九年秋天我们见了几次面，黎太太约我替她主编的《读者文摘》中文版做些翻译；八十年代初我从英国回香港我们又有了一些交往，她给过我一本台北刚出版的《金盘街》；该是一九八七年年尾了，我在中文大学做事，黎太太有一天忽然约我吃饭要我接任她退休后《文摘》总编辑的空缺。记得那天黎先生也在，我强烈感觉到这两位前辈是在提拔我，不是在劝我试试应征一份职务。

    《文摘》中文版是黎太太一手创造的宝贝千金，那年已经二十三岁了，最艰难的养育过程过去了，纽约总社几乎完全放手让她全权统领这份高销量的月刊。黎太太的继任人于是只等黎太太的一句话总社才放心。一个月的洽谈，她陪我过了一关又一关的考试，直到我正式上任她还在编辑部扶持了我好几个星期。那是我打工生涯最奇妙的一段经历。

    我在林太乙手种的大树下享受了短暂的荫，连她顺手替我润色的英文字句我还受用到现在。说英文好，黎太太的英文到了随心所欲的化境，那也是她的中文越老越清新的基石。读她的《林语堂传》，我读到的是林太乙的一生；读她的《林家次女》我算是真正读了林语堂的传记。我走进她全套作品饱赏时空的蒙太奇风景：偶尔瞥见白话文学的游廊，偶尔远眺中西文化的吊桥，最终看到的是深深庭院绵而温润的教养。黎太太搁笔了，我跟韩秀一样抱憾：用笔写信的前辈已经不多，从此又少了林太乙。这是深沉的伤逝，文化的，时代的。

张者问杨绛：你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完全可以离开大陆，为什么留下来了？杨绛说：「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张者问：为什么不出国呢？杨绛说：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去外国做二等公民我们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奢望。张者问：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杨绛说：「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


不奇怪。我想我是可以理解杨先生这番话的。一九五○年我在南洋读小学二年级，学校来了几个一九四九年跟过国民党退到台湾去的军人，他们满身是抗日战争的弹痕，满脸是西山苍茫的落日，蒋介石三个字成了他们伤口上的盐巴：他们不愿意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留在台湾，跟钱钟书和杨绛一样。杨先生说她和钱先生不愿意来香港也不奇怪。香港那年代真的是个商业码头，光靠一幢香港大学撑不起岛上的文化景观。幸好钱先生的本家钱穆先生那样的文化人还是来了不少，菜油点灯，办学办报，几经寒暑燃亮了传承的薪火，货起货卸的码头终于添了一角月落乌啼淡墨中的霜天渔火。那该也凑合算是杨先生心想的文化了。


政客的爱国口号跟老百姓的爱国心不一样，杨先生说得对极了：我们爱的是中国的文化。一九四九年到现在，香港这个商业码头早已经不是只顾招财进宝的浅薄之都了，偏偏还有中央来的人指令香港人一心向钱看，不要乱动，免得动乱，免得像文革时期那样整天上街游行，「批这个、斗那个」。那是过虑了。香港这六年来统治不灵，商机尽失，生财无路，老百姓和平集会和平游行表达一下他们爱香港的一点诉求，说什么也不能等同文化大革命：批斗是最高指示的批斗，动乱是伟大主席动的乱，怨谁？


做了官得了便宜别再卖乖，中国老百姓其实大都像杨绛先生那么温顺了。张者问杨先生，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杨先生说：「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这才是人话。张者这篇访谈我是在《深圳商报》上看到的，文末说明「摘自《东方》杂志」。我刚读完杨先生的《我们仨》，看了这篇访谈心更不舒服。杨先生九十岁了，最近在忙什么？「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她说。她心上并不舒坦，却不能不往舒坦想：杨绛先生写的每一本书都给我这样的感觉。她写得真好，比钱钟书先生还要好。

　　 悼念蔡思果先生
　　
　　 董桥
　　
　　 笔名「思果」终于抢走了真名的风采，认识他的人彷佛全忘了他叫蔡濯堂，只记得他是蔡思果，是蔡先生。六十年代认识他，我说「濯堂」二字飘烟雨江南古老宅院的几丝秋意，亦庄亦严，雅秀极了；他喃喃说好是好，稍嫌封建，比不得「语堂」空灵：「你不喜欢思果这名字吗？」蔡先生愕然一问。我说十分喜欢，又带禅意又好听！蔡先生释然一笑。一辈子那样认真做人，一辈子那样认真做事，难怪思果始终在乎人家怎幺看他这个人和他做的事情，连他自己起的笔名也上心。蔡先生爱说他没有上过正规学堂受过正规教育，一生靠自修，我半信半疑：他的中文和英文实在好，比名门高徒还要好。初识那年他是《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跟汤新楣、张复礼鼎足扛起林太乙挂头牌的这本杂志，那是中文《文摘》珠玑字字的年代，香港台湾年轻一代读书界深受沐恩。蔡先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布道似的传布文字的品德，《文摘》退休一度在中大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做访问研究员，跟乔志高、宋淇、余光中、陈之藩消受沙田的清风明月。
　　
　　　 上星期知道八十六岁的蔡思果六月八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病逝，岁月是梦，往事是，我追忆《文摘》之前我其实早就见过他了，似乎是在张国兴先生请客的席上，似乎是在铜锣湾亚洲出版社的书铺，我刚读完他一九五六年的第一本散文集《私念》，满脑子是书中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大家Charles Lamb的影子，蔡先生说蓝姆那篇〈Superannuated Man〉害他跟上司闹翻，「一气走出了我服务达十六年之久的举世闻名的银行」！读了思果我才用心读蓝姆，客居英伦那些年还苦苦集藏各版本的《Essays of Elia》，E.V.Lucas厚厚两册蓝姆传也花了大钱买回家死啃。五四以来笔下亮得出晋末清谈逸兴的中国作家都爱过蓝姆，通读蓝姆，模仿蓝姆，周作人练出夜静山空的道行，蔡思果渲染月出鸟惊的本事，两人输的是蓝姆说理之酣畅，赢的是蓝姆陌生之禅机。思果盛赞吴稚晖小品更像蓝姆，我说不像，〈臭毛厕与洋八股〉跟〈A Dissertation upon Roast Pig〉，一篇是水面上的油花，一篇是水底下的卵石，襟怀云泥。
　　
　　　 我做翻译的那些年案头长年供奉韩迪厚和思果的翻译论着，「当」字「被」字「地」字时刻视为禁忌，深恐错手一用，两位前辈鼻孔朝天嗤笑一声：「这是人话吗？」一九六九、七○给《文摘》翻译的文章一登出来我也总是逐字逐句核对一遍：那到底是思果他们修饰过的文句！我这一代人没什幺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跟蔡先生那一代人离得近，学会苦读中英文，赚得下半辈子谋生的颜面。《私念》几次慨叹Lamb、Lucas、Belloc、Chesterton那一辈名家都给人忘记了；我想，连那位跟蔡先生论过学的早年港大教授英国名诗人Edmund Blunden知道的人也不多了。思果先生如今一走，中西文化古旧的后花园又少了一块「使流水说出话来」的「石子」，寥落自是难免。我找出那年他给我写的一幅行草，卷轴掉出他收到我父亲一幅字的谢函：「老伯法书收到。笔力苍劲，结构谨严，弟自南来叹为仅见！时人竞欲以书名世而根基浅薄，以视老伯功力之深，不当愧死耶」。这样的书札，古董也。
　　
　　

张佛千——袖手观棋，低眉阅世


联璧大师张佛千先生七月二十六日在台北心肺衰竭辞世，享寿九十七岁。十几二十年前我拜读他的大手笔，他也看了我的小文章，承他鼓励，书札往还，偶通电话，渐渐熟了。老先生开岁八十那年来信说，他「老而未衰，吾志犹在，吾舌犹在，吾手犹在」，没有感伤，只有慷慨，写了楹联说「看海桑生，观棋柯烂；落花春在，藏剑龙吟」，好大的气魄！

毕竟是披过军装的秋水襟怀，经历百年风云，消受阶前雨声，佛老老得像一部青史那么绵亘。他是安徽庐江人，胡宗南将军主持西北军政又抗日又剿共的时期他是西安办事处主任，跟周恩来、林彪打过交道；一九四八年跟随孙立人将军到台湾训练新军，在凤山任少将新闻处长，发行《精忠报》，孙将军无端卷进美国「弃蒋保台」冤案，他一度赋闲，成舍我找他去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新闻文学，再去当台湾省主席吴国桢、黄杰的机要秘书。我在台南求学那时期佛老兼在铭传学院教书，晚近在淡江和文化大学也开过课。

我前两天找出佛老一些旧信，开始以「兄」称我的一封信上说，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常常去看吴稚老写字，对年龄比他小两倍的人也称「兄」，受者惶恐，稚老笑说：「兄是泛称，等于洋人的mister，与年龄无关」。佛老接又决定仿效古法，学古人在书画上题上款遇单名都加个「之」字，称我「桥之」。我说这个「之」是虚字作助动词，上头的单名应为动词或改作动词，比如「适之」，比如「让之」，「桥」字不是动词，恐怕「之」不起来。佛老回信说：「古无此例，正好创用」！

这一创用，老先生童心大动，竟为「桥之」写成一联：「有桥愈幽，桥南桥北；无之不达，之东之西」。我一看大惊，赶紧声明我读书从来不求甚解，像吃火锅，随手一夹往汤涮一涮囫囵下肚，博什么学！老先生不加理会，请了董开章先生写了寄来送我。那是我享有的第一对「九万里堂」对联。翌年，佛老说他终于给我缀出了嵌上姓名的新联，梁实秋先生看了称妙，当下替我写在洒金宣纸上：「董遇三余学乃博，桥松千尺龙其飞」。那是两位八旬老人对我的期许，不足示人，不敢乱挂。

一晃一九九七年了，我在《传记文学》上追读佛老的〈我追随胡宗南〉，写得真亮堂。上个星期拜读高茂辰给佛老做的悼文，说起佛老一生追随的多属败降冷门，以致一辈子只以名士闻：「但此只是从做官发财角度来论人，」他说，「或谓您志不得伸，但视中国整个之大环境，能符立功立德之绳者又有几人？」我恰巧也这样庆幸张佛千仕途失意，文林得意，不然两岸三地今日这样一处庙小水浅的地方，剩下的岂不尽是一窝窝的猢狲和王八！

听说佛老去年生日那天还在席上说，「最近我过关了，不死了，还要陪你们玩下去，玩到一百二十岁！」豪壮的气概不减他给龙应台《野火集》写的对子：「放火只是开了头，下海就应干到底」。我当然知道他正在干到底的是以文化救世，摆出来的尽管一味袖手观棋，低眉阅世，心底抱持的却是顾炎武说的「士大夫忧天下不忧国家」。他说天下者，文化也！

舍不得扔掉鲁迅
       

    新一期《文学世纪》登了一篇黄宗英的〈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黄宗英是四十年代在上海演《甜姐儿》出名的影坛红星，也是作家，丈夫是著名演员赵丹，赵丹下世后她跟大翻译家冯亦代结婚，塑造了一段晚年的温馨佳话。冯老先生的译着我在亚非学院图书馆读得最多，黄宗英目下该是跟他住在北京不在上海了，甜姐儿从年轻端秀清甜到年老。前些日子我家大事粉刷，连好几天翻木柜搬书架，陈谷子烂芝麻不断出土，一包包旧剪报老照片竟然抖出几张黄宗英泛黄的剧照，是八十年代在旧书店搜寄给英国戏迷朋友的剩余材料，戏名都对不上了。夹在鲁迅几本线装诗稿的牛皮纸袋，头装的是〈榆下景〉的魏红六十年代影印给我的鲁迅几封信札，说是她门大学的林老师珍藏的，墨色都淡了。我从来不喜欢鲁迅的杂文；他那手毛笔小楷倒是好的；偶然写写条幅也很可观赏，字字是圆通的文人字，磨掉了周作人笔端的嶙峋和执，横看竖看都不像毛泽东说得那幺革命：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果然，黄宗英那篇重要文章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的七月七日晚上，在上海的毛泽东忽然召见一些艺文界的人茶，她和赵丹都去了。主席一见到罗稷南立刻兴致勃勃问他近况怎幺样？罗稷南说：「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他会怎幺样？」空气当场凝固了：反右的节骨眼上向主席提出艺文界私底下悄悄嘀咕的问题，难怪黄宗英手心冒汗。「鲁迅幺……」毛泽东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答道：「要幺被关在牢继续写他的，要幺一句话也不说。」黄宗英说主席那是不发脾气的脾气，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她肚的娃娃险些蹦出来，反而罗稷南和赵丹只交换了一下眼神。罗稷南原名陈小航，北大哲学系毕业，翻译过《马克思传》、《双城记》和高尔基、爱伦堡的书，当过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完成了不少反蒋抗日的赤色任务，跟毛泽东是旧交。罗稷南一九六五年暑假把毛泽东这番话告诉他的学生贺圣谟，贺圣谟一九九六年又把话告诉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周海婴把这件事补进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黄宗英看了问过律师才把她当年在场的「孤证」写出来。
    我十五六岁读完鲁迅所有的杂文和小说，二十五岁读完他的日记：我实在不喜欢鲁迅。前几年大陆网上出现过一些我亵渎鲁迅的文字，我看了更不喜欢鲁迅。读了黄宗英的孤证，我忽然舍不得扔掉魏红给我的那些影印墨了：毛泽东批死鲁迅要坐牢，我偏偏留鲁迅。

莫尔夫人看书知趣
   
    收到英伦退休书商莫尔夫人的圣诞贺片，空白处写了密密麻麻两页信，说的尽是乡居读书生活。七十年代认识她是孀居的四十出头蓝袜子，在伦敦西南区开一丬旧书店，满身富泰，慈蔼得要命，博学得要命，什幺书都读过似的。九二年结业，搬了好几箱好书到乡间养老，跟一位在外交部做过事的老妪相依为命。我去看过她，还跟她买了一本Brian Moore《TheDoctor's Wife》的签名本。
    莫尔夫人信上问我记不记得Henry Green那本《Party Going》，说是她近来重读，笔触细腻，逗得她直想哭。我不记得那本书，只记得格林这个富家子弟写的那本《活》（Living）。那是写他家族工厂的工人生活，说他们一心顾家而又自由自在，像他们养在鸽房的那群鸽子。鸽子在整部小说飞来飞去。我在我的老笔记簿找到几页「战争文学」的条目，头《Party Going》书名下面只写一句话：「老妪在车站月台上看到一只鸽子死了，用报纸细心把牠包起来」。我的读书笔记一向紊乱，只为写稿的时候拿来补一补记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我读英文书读得最用功的十几二十年。先是进了香港的美国新闻处编译美国书，上头说：「你没住过美国，赶紧追读美国书报，免得误了前程！」我憋了一肚子怨气夜夜恶补，边读边，边边学，学出半个脑子的美式文化。后来放洋蹲在伦敦，处处情致一新，彷佛掉进文化深渊，陌生、刺激而亲切。学院正规重头书的魅力经不起三两年温存就淡了，反而那些杂书恒常是路边的闲花异草，每次走过忍不住要驻足瞧上几眼。
    英国人天生内向，一辈子拿书做幌子：说的话尽是书中珠玉，不说话的时候也会装看书避免寒暄，日子一久，腹中难免饱藏万言，人也眼空一切了。我不甘心自我矮化半截，铁了心肠钻进仇家眼皮底下的字行间看个究竟。好胜如此，险中求得一知加半解，倒也划算。匆匆八十年代了，我回香港主编那本高眉月刊，自觉书生编给书生看的读物最怕迂腐，最怕孔夫子情意结清炖义和团头巾气，取胜之道在于洋为中用，西湖边上多找苏姗桑塔来聊天。我于是不敢一日不洋化，翻遍西书西报化解心国学内伤的瘀血。
    都说学外文难，我也觉得实在难。这十几二十年尽量摆脱文字法规的枷锁，一心只求弄懂文字传递的信息，不去深究句法、文采，果然舒服。学外文不一定是为了让自己学会用外文表达自己，那是下一步的境界。学外文先是让自己读懂外文，那样才能享受本文（text）的乐趣：「看书是为了消受知的快乐，不是为了上进。」莫尔夫人说。「那等于结婚是为了两个人在一起快乐，不是为了生孩子。」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兹前几天才说，有了孩子就不得不追求比较像样的营生，多包袱，要迁就（"I would have to live better,and tod o that,I would have made commitment sand concessions"）。

梁实秋——老姜辣些
     
    　星期五深夜打电话给我的沉先生说，读了〈朱生豪夫人宋清如〉，同意我说朱生豪译的莎剧带文艺腔，梁实秋带学究气，却都值得好学的人互补互读：「可是，」沉先生说，「我女儿大二了，近来也在读莎剧，懒得查字典，她到底该拿梁译还是朱译对读才好？」这个疑问不是沉先生一个人的疑问，这两个星期，前前后后四五个人都这样问过我。朱生豪一九一二年出生，一九四四年去世，只三十二岁。他三三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三五年开始译莎剧，十一年译出三十一部，毅力如铁，功夫如钢，应该脱帽致敬。梁实秋长寿，一九八七年八十四岁谢世，过目的西方莎剧论着和工具典籍比朱生豪多得多，用功岁月一长，人生阅历一深，对莎翁笔墨所掌所握一定也比年轻的朱生豪牢靠，姜老了才辣。这是朱生豪可怜可惜的地方，也是梁实秋可喜可庆的际遇。
    　我生得晚，无缘拜识魄力那样大的朱生豪；听说他当年译莎之余还在出版社做事、还写专栏：天下真有不睡觉的高人！我认识晚年的梁先生，一路踏遍他笔耕的纵横阡陌，从《雅舍小品》、《读书札记》、《秋室杂文》、《槐园梦忆》的亲炙，最后竟领略了鱼雁往还的清芬，我深切体会到他洗炼的学问和老辣的笔锋。
    学问靠的是死命的追求；学问到手，乃成佳偶，笔锋正是嫁妆了，随漂漂亮亮的新娘子进门偕老。这条漫长的门路靠的毕竟是自己去张罗，名校的学风和名师的点拨虽然管事，结局是龙是虫倒是自家的造化了。杭州之江大学也许真是一座杰灵的学府，英文风气怎幺鼎盛却也鼎盛不过全班洋师生的洋学堂，朱生豪肯定靠的是自己单薄的身子扛起砖头那幺重的莎翁全集，跟他每次考试拿多少分没有半点狗屁关系。梁实秋是台湾师大英语系和英语教研所主任，是文学院院长，是国立编译馆馆长，谈起学校和公家制度的各考试考核关卡，他说他肯定吃鸭蛋。
    　沉先生的女儿终于在读莎士比亚了，我听了高兴。「朱生豪才情焕发的译本是中国翻译事业的里程碑，宋清如把原稿都送给嘉兴图书馆了，」我说，「你女儿要对照，还是先用梁实秋的译本吧。」沉先生的国语带轻微的江浙腔，说是跟鲁迅同乡，绍兴人。我说朱生豪遗札中有一段话挖苦鲁迅。「此话当真？」他很好奇。
    朱生豪确实说过鲁迅的读者远不如阮玲玉的观众那幺广入社会各阶层，鲁迅的死于是不如阮玲玉的死有意义。他说鲁迅着作未必是不朽的classic：杂文绝少保留的价值，《阿Q正传》只是satire，说不上是小说。沉先生听了一愣，担心共产党要鞭朱生豪的尸。「董先生，」他挂线前说：「我们其实早见过面，在沉苇窗先生的《大成》办公室！」该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他一说，我隐约记起上海画家吴湖帆，记起那天沉苇老拿出几幅他的精品给我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