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萬人如海一身藏

“一個女人有好幾個領域，每個領域我只能拿６０分。”（楊絳語）
楊絳：１９１１年生，原名楊季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劇本有《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說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說》；散文《我們仨》；譯作有《１９３９年以來的英國散文選》、《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斐多》等。一位緘默的老人，可是她並不孤單
萬人如海一身藏
錢鍾書先生已去世兩年了，楊絳先生近況如何？作為他們的讀者有時便會掩卷自問。這種內心發問恐怕不只是我，還有許許多多的人。為此，筆者冒昧撥通了楊絳先生的電話，說想採訪……得到的答復不出預料，楊絳先生婉言謝絕。說：“來日無多，閉門謝客，不接受任何媒體的記者採訪……”放下電話，我雖理解先生的婉拒，但心中猶為不甘。過了一段時間我又撥通了電話，我說：“想以一個普通讀者的身份見見您，就算是關心您的讀者之代表如何？”楊絳先生在電話中沉了一會……未了，說：“好吧！你就算一個小朋友來做客，陪我老人聊聊天吧。”
楊絳先生的確把我當成了她的忘年交。我們無話不談，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後來，在我告別她時，先生送了我一本她剛翻譯出版的《斐多》，在扉頁上稱吾為小友。回到家再翻那書，見那字跡圓潤，工整有力，如硬筆書法一般，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九十高齡的老人之手。
楊絳先生忙什麼事
楊絳先生的氣色不錯，銀髮絲毫不亂，穿著乾淨素雅，臉上還有一層淡淡的紅暈。整個家沒做過多的裝飾，窗明几淨，一塵不染，水泥地在陽光下泛著一種青光，寫字桌上的書籍資料也整齊有序，讓人感覺特別清爽。楊絳先生說：“家裏的一切都保持錢先生在時的舊樣。”然後指著那個大寫字臺說，“錢先生在世時就坐這裏，現在他不在了我坐這裏。”
我問：“錢先生已去兩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麼紀念的？有什麼儀式嗎？”
楊絳回答：“什麼儀式也沒有，他和我都不愛儀式。”
“最近您正忙什麼呢？”我問。
“我不忙什麼了。錢先生去了，女兒錢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掃現場。”
對於楊絳先生的家事我不敢過多觸及，我怕引起老人傷心。我連忙轉移話題，問：“是不是準備以錢先生或者你的名義設立一個文學獎之類的？”
楊絳說：“捐肯定是要捐的，準備捐給公益事業，但不會以錢先生或者我的名義命名，捐就捐了，還留名幹什麼！”
“那麼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麼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歡迎一切外來干擾。”
“你的身體很好，能活到一百歲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這幾年活過來就不容易。我為什麼要翻譯《斐多》呢？這是一本非常難譯的書，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進去，忘了我自己。這本書的第一版一萬本已銷完了，明年就是第二版了。現在我就算是休息過來了，開始做我份內的事。我不想活得長，活著實在很累。”
不願做名人
在錢鍾書先生在世時，他從來不見記者，不上報紙，也不上電視。甚至一些所謂的學術活動也不參加。錢鍾書先生去世後，楊絳先生也如出一轍。他們為什麼拒絕媒體呢？雖然外界對此也有不少說法，楊絳先生甚至還出過一本叫《隱身衣》的書。在書中楊絳曾問錢鍾書：“給你一件仙家法寶，你要什麼？”結果兩人都要隱身衣。隱身于書齋，遨遊於書海，即便出門最好是人家都視而不見，見而不睹，“萬人如海一身藏（蘇軾）”。作為一個記者當我面對楊絳先生時，我不由問起這個問題。楊絳笑笑，說：“不見記者倒不是對媒體有偏見，主要是怕他們寫我們，破壞我們的安靜。”
“你的資訊來源是通過報紙來的多還是電視的多？對網路感興趣嗎？”
“對於網路我就沒有精力和時間去關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時代的文盲（笑）。”
“除了《參考消息》還看什麼報刊？”
“都看看，看些新聞。報刊很重要，不過可以少一些，不需要這麼多。我其實很羡慕做一個記者，假如我做記者，我就做一個像《焦點訪談》那樣的跟蹤記者，或者戰地記者，有一定危險性和挑戰性。但是，我不願做追逐名人的記者，訪什麼名人呀（笑）！”
雖然楊絳先生的這番話讓我赧然，但我還是被她的坦率打動了。我說：“雖然您不想當名人，但您還是早早地出了名，據說比錢先生出名還早。”
楊絳先生笑了，說：“這就證明出名沒什麼價值。”
楊絳對當年輕描談寫地說：“當時我的劇本只是進步劇團用來掩護抗日運動的小戲。因為沒有政治氣味，還賣座。當時我怕出醜，廣告上用了‘季康’兩字的諧音。我家裏的姐姐妹妹嘴懶，總把‘季康’叫成‘絳’，我就用了‘楊絳’這個假名。”
楊絳成了楊季康的筆名，一直用到現在。在這個過程中，楊季康這個名字消失了，楊絳這個名字卻深深地在人們的心中紮下了根。當年，楊絳聲名雀起之時，錢鍾書卻還默默無聞。
一次，他們一起去看電影《弄真成假》，回家後，錢鍾書對楊絳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然後把主要情節告訴了楊絳。楊絳聽罷大為高興，催他快寫。為此楊絳讓錢鍾書把大學的授課時間減少了，為了維持生活，楊絳連女傭也不雇，家裏的雜活自己全兼了。楊絳從小生活在優越的家庭裏，哪里幹過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滿臉油煙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著錢鍾書完成小說，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終於，錢鍾書一鳴驚人，小說《圍城》淩空出世。
女人難
楊絳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學者，同時她也曾經是女兒、妻子、母親，這麼多角色楊絳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斷的角色轉變中她有何感想？
楊絳說：“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沒有做好一個媽媽，妻子做得也不
夠好，女人也做得不夠好。一個女人有好幾個領域，每個領域我只能拿６０分。”
“很多人都覺得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則錢先生在學術上不會有這麼大的成就。”我說。
“那錢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楊絳驕傲地說。我不由笑了，沒想到九十歲的她還反應這麼快。
“那麼作為一個學者你認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學者，這一點我與錢先生和女兒錢瑗不同。錢先生是學者，女兒錢瑗再活下去也是學者，我不是學者。”
據悉，錢鍾書和楊絳的女兒錢瑗去世時將近六十歲了，可是在父母面前，女兒還是女兒，永遠也長不大。楊絳先生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她認為自己只幹了一些本職工作。其實楊絳先生可謂著作等身，有劇本《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說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說》；譯作有《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在九十歲高齡的今天還譯了柏拉圖對話錄之一的《斐多》。
楊絳先生謙虛地說：“總而言之，是一事無成。”
１９３８年，楊絳隨錢鍾書攜帶只有一歲的女兒回國。楊絳說：“回國後因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內地，只有錢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聯大。作為妻子，我應該陪他一起去內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學校長，還兼高三的英文課，作業都改不完，根本沒時間陪孩子玩。作為女兒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卻在國外。我回國後，我母親已經去世了。”
我問：“您的專業好像和教育無關吧，怎麼做了校長了？”
“我開始學的主要是理工科，後來是法律和經濟。”
“從資料上看，您的父親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師，他當時卻反對你學習法律？”
“我學法律主要是想幫助父親，可是父親堅決反對。因為那時候的女律師名聲不好。所以我也沒能幫父親。一個女人的領域太廣了，要做妻子、做母親，還要工作，各個領域很難照顧。我看現在的女人也一樣苦。的確，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虧一點，吃虧就吃虧吧！我是吃虧主義者。”
楊絳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心平氣和地和你交談著，語言簡潔，娓娓動聽，臉上的微笑像一縷和煦的陽光，讓你覺得很溫馨。可是，這樣一個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文革”得比較晚。楊絳和錢鍾書都被“揪出來了”，然後是無休無止地陪鬥。在一次陪鬥中楊絳被剃成了“陰陽頭”，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頂假髮，大暑天戴上，悶熱不堪，也不敢外出，不敢坐公共汽車，上班只好步行。當時在社會上被剃了陰陽頭的，就像過街的老鼠人人都會喊打。“文革”期間楊絳的主要任務是掃廁所，楊絳愛乾淨，把廁所打掃得一塵不染，連水箱的拉鏈都細緻地擦乾淨，而且注意通風，沒有臭氣。這個女廁所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難所”。紅衛兵來了，她就躲入女廁。這一段經歷，楊絳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紀事》中，講得很詳細。
戀清華
“在這一生中您最高興的事是什麼？”我問。
“我說不出來，沒有什麼高興的事，沒有什麼讓我得意的事情。”
“那麼，您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那就太多了，我失去了錢鍾書，失去了錢瑗，現在剩下我一個人，這當然很痛苦。可是，我也撐過來了。”
我問：“在這個世界上您最留戀的是什麼？”
楊絳回答：“我最留戀清華大學。在我的一生中和清華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年輕的時候一心想進清華大學。我的表姐、堂姐都是清華大學保送出國的。我在念中學時跳了一級，趕上那一年清華開始招女生。可是，不到上海來招，我沒法考，只有上東吳大學（蘇州大學前身）。第二年清華到上海招生了，我原先班上的考取了兩個。我當時真後悔，如果我不跳級肯定也能考取，因為我成績比她們好。”
過了一年，楊絳決定考插班生，名也報了，准考證也拿到了，偏偏在臨考試的前幾天她的大弟弟病危。作為姐姐的楊絳為了照顧弟弟哪里還能抽出空去考試。不久，楊絳的弟弟去世，考試的那些天，楊絳卻正為弟弟辦後事。
我問：“您第一次進清華是什麼時候？”
“那是大四的時候，”楊絳說，“我去清華借讀。我的朋友為我辦的手續，我去借讀了半年。這是第一次進清華。然後我決定考清華的研究生。當年考是來不及了，我就找了個自認為輕鬆的活，一邊當小學老師，一邊復習功課。也算是工夫不負有心人，我終於考上了清華的研究生，圓了清華夢。”
考入清華不但圓了楊絳的學業夢，也找到了她的愛情。在清華楊絳認識了大名鼎鼎的錢鍾書，當時錢鍾書正讀大三。楊絳母親為此跟自己的女兒開玩笑說：“阿季腳上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線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
　“在清華我讀了兩年，本來照規矩清華研究生畢業後要送出國留學。可是當時系裏說清華外文系的學生不送。我聽到這話後就決定提前畢業和錢先生一同出國。”
“您的處女作也是在清華念書時發的吧？”
“我當時選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課，大考的時候，我就交了一篇文章，叫《收腳印》
。朱自清先生推薦給《文學季刊》發表了。這算是我的處女作吧！”
“您當年和錢先生回國後好像是在清華任教吧？”
“我們回國後，錢先生去了西南聯大，我當時帶著孩子去了上海。解放以後我和錢先生一起成了清華的教授。當時清華有一個老規矩，夫妻兩個不能同時做正教授，我只有兼任教授。職稱是教授，可是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不能拿教授的工資，按鐘點算，一個鐘頭只拿幾塊錢。”
不久，中國的第一次政治運動開始，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知識份子耳朵嫩，覺得“脫褲子”粗俗，便稱之為“洗澡”，相當於“洗腦筋”。楊絳先生的長篇小說《洗澡》就取材於這個時代。
“當兼職教授很舒服，錢先生他們搞‘三反’整天開會，我就躲著不參加。如果是教授開會我說我是家屬；要是家屬開會我說我是教授。我躲起來可以看很多書，預備功課。所以我寫《洗澡》是具體而為的。”
１９５２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次年錢鍾書和楊絳被調入剛剛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１９５５年北大文學所改隸屬於中國社科院。楊絳和錢鍾書就這樣離開了清華。
“我最留戀的地方是清華，可是我再到清華時，清華完全變了。不久前清華送我一個匾，叫‘壽與校同’。清華是１９１１年成立的，我是１９１１年出生的。”
我愛我的祖國
“你們這一代知識份子，在１９４９年時完全可以離開大陸的，為什麼留下了呢？”
“很奇怪，現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能理解。因為我們愛我們的祖國。當時離開大陸有三個選擇，第一個是去臺灣，第二個是去香港，第三種選擇去國外。我們當然不肯和一個不爭氣的統治者去臺灣；香港是個商業碼頭，我們是文化人，不願去。”
“為什麼不出國呢？”
“我們的國家當時是弱國，受盡強國的欺淩。你們這一代是不知道，當時我們一年就有多少個國恥日。讓我們去外國做二等公民，當然不願意。共產黨來了我們沒有恐懼感，因為我們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們也沒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當時我們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們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國吧。”
“當時外國聘請你們，你們都拒絕了？”
“很多外國人不理解我們，認為愛國是政客的口號。政客的口號和我們老百姓的愛國心是兩回事。我們愛中國的文化，我們是文化人。中國的語言是我們喝奶時喝下去的，我們是怎麼也不肯放棄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以出國為榮，有些家長在孩子上小學、中學時就送出國了，您對這種現象有何評價？”
“出國深造留學我不反對，但如果一個孩子沒有任何文化根基就出國，出國後就變成外國人了，已被異化了。我不贊成很小就把孩子送出國。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不比任何西方文化差。出國留學可以學習人家的技術，但不能丟了文化根基。我十分愛我們的文字，幾千年中國的統一靠的就是漢字。你流浪到廣東去了，聽不懂他們的話，只要用漢字‘告一個地狀’，人家就會向你伸出援助之手，你就可以回家。這就是中國漢字的好處。假如是拼音文字，一個村兩頭的讀音都不一樣，發音隨著時間也變化。中國地域廣大，可能都說同樣的語音嗎？”
“現在臺灣又搞了一套拼音來給漢字注音，你認為這會產生什麼後果？”
“越南和中國以前用同一種文字。越南成了法國殖民地之後，法國人首先滅了他們的文字，改為拼音。我們出國時在船上碰到一個越南人，他痛哭流涕地說本來我們同用一種文字，現在不同了。那個人姓吳，可是拼音一變就成了‘鵝’了，我都不記得是什麼聲音了。我們中國的文字是統一全國的保證，因為文字的統一保存了我國幾千年的文化。無論成吉思汗還是滿清王朝，他們統治中國之後，都被中國文化同化了，這可以看出我們文化的生命力。現在臺灣搞的這一套完全是在搞分裂。漢字現在已有了繁體字和簡體字之分了，如果注音方法再不一樣，那就完了。我們要想統一祖國，統一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愛國之情，可是國內歷來的政治運動讓你們吃了不少苦，現在後悔嗎？”
“沒有什麼後悔的，人活著不一定全是為了享福。現在許多年輕人出國就是為了掙錢享受。活著為什麼？掙錢，然後花錢，花錢又掙錢，活著有什麼意思呢？我們老一代有許多人活著不是為了掙錢，還有一種理想的追求。”
“您已是九十高齡的人了，您是怎麼看待生與死的？您怕死嗎？”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會舒服。不過死完了就沒什麼可怕的了。我覺得有許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後寂寞，怕死後默默無聞，沒人記得了。這個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靜了。”

東坡原詩：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 三首之一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雁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謾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