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国学术界的出路何在？
综上所述，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实际是面临三大问题：全面深入的学术腐败；不可思议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骇人听闻的学者个人素质低下。而本文的前半部分还证明，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学者个人素质低下导致学术界的整体学术水平低下，学术界整体水平低下导致学术腐败。那么，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中国的学术界还有救吗？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目前的学术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系统。它既不对政府负责，也不对社会和人民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对自己也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对它们的当权派来说，学术界的学术水平是高还是低，学术腐败是深还是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这些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能够从政府那里连续不断地搞到大钱。这就象是一个重病在身并且染有毒瘾的人，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搞到毒品，能够连续不断地过瘾。所以说，靠学术界自身，它根本就没有救。
不过，社会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应该受到这个社会其它阶层、团体和系统的监督和制约。即使从法理上讲，中国的整个学术界都是政府部门，因此都应该受到政府的管辖。目前政府对学术界的放任，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界的放任，其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出於对文革前二十余年干涉过多的忏悔和矫枉，但更多的可能是对它们的依赖和希望。一旦这个梦幻般的希望破灭，依赖感也就会消失。而中国学术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蚀、破坏，也定会激起天怒人怨。所以说，尽管中国学术界忌病讳医，但最终，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必须接受强迫治疗。
问题是，不论谁来治理目前的中国学术界，他们都面临着举世罕见的疑难病症。不仅疑难，而且它已经到了晚期，进入了垂死的阶段。想要妙手回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笔者试着开出三个治疗方案，分别为下策、中策、和上策。下策针对学术腐败，它的目的就是要割除这个癌肿，使中国的学术界不至于腐烂到灭亡；中策针对学术水平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的学术界能够自食其力，甚至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上策针对学者素质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学术界达到与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相应的水平。
(一) 斩草除根，擒贼檎王：铲除腐败之源——院士制度
在《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一文中，我曾把中国的学术腐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包括三个层面：个人的学术行为腐败；团体的学术权力腐败；整个系统的学术原则腐败。按其发展方向来分析，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个人靠腐败行为攫取了学术权力，然后利用这个权力来保护腐败和扩大腐败，最后腐败现象蔓延到整个学术界。因此，学术权力的腐败是学术腐败的核心，如果想要消除学术腐败，必须拿学术权力来开刀。
什么是学术权力呢？学术权力包括有形的行政权力和无形的影响力。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掌握学术权力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拥有法定“最高学术权威” 头衔的院士们；一种是占据学术界各个部门领导职位的大学校长、科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们。他们运用学术权力的实质就是实行对自己有利的资源再分配，也就是掠夺、瓜分学术和社会资源。(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如果在中国的学术界随便找一个人问问：“在中国的学术界谁的权力最大？”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说是院士。确实，说院士在控制中国的学术界一点儿也不过分。看一看中国科技部的正副部长们，看一看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们，再看一看中国名牌大学的校长们，以及中国学术界的那几个“泰斗”，没有几个人没有院士头衔。即使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衔的院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都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所以说，院士们实际上是集有形和无形权力于一身的。
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于1948年，当时中央研究院仿效欧美各国先例，评选出了中国第一批81名院士。新中国建立后，院士制度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就是中国科学院在1955建立学部，遴选出了233名学部委员。第二次就是在1993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并且建立了中国工程院，从此中国的院士人数开始大幅度窜升，而院士评选也日趋激烈，被媒体喻为“选战”。目前，中国有两院院士一千四百余人。
细心人可能已经注意到，院士人数的爆炸和学术腐败的大规模爆发几乎是前后脚发生的。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学术腐败之源。我这么说的理由如下。
1 中国目前的院士是腐败制度的产物
在《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一文中，我曾指出，从中华民国的院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部委员的转变过程中，发生了四个明显的变化，它们为目前的学术腐败种下了祸根。这四个变化中的第一个就是，“学部委员” 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是经过内部提名、内部评定、最后报请中共中央批准这么几道程序。因此它既不是民主选举，也不是学术评选，而是政治加学术的遴选。学部委员的遴选制度抛弃了中国第一届院士评选时建立的规矩，也不同于西方各国院士选举通例，倒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察举”制度极为相似。
“察举”是汉代设立的挑选官员的制度，一般是由地方官员或士绅向中央政府举荐有道德和才能的人，充当官吏。当时被推荐的人才有孝廉、秀才、贤良、文学、方正等名目。应该说，“察举”制度在建立之初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同时为出身贫寒的士人开辟了一条进入高层社会的门路。但是，慢慢地， “察举”制度趋於腐败，到东汉时，由於宦官、外戚专权，士人的这条晋升门路几乎被完全堵死，当时民谣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察举”的腐败酿成“党锢之祸”，并且间接导致东汉灭亡。
到了魏晋时期，“察举”制度演变成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官员担任的“中正”根据家世、道德和才能这三条标准来臧否众人，将他们分成九种不等的“品”。由於在三条标准中，“家世”的份量越来越重，到西晋时，“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当时诗人左思写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可见当时“察举”的腐败和黑暗。到了隋唐时期，“察举”制度被科举制度取代。
可以说，当年的学部委员遴选制度，实际就是中国一、两千年前“察举”和“九品中正制”在借尸还魂，是腐朽、腐败的封建制度的翻版，只不过政治标准替代了古代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遴选虽然在表面上变成了选举，院士选举的政治标准日渐松弛，但这个标准却有被“家世”标准取代的趋势。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时捷：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实际上，目前的院士选举是半公开的贿选，其腐败程度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察举”和“科举”都要严重。
2 中国的院士制度腐蚀了学术界本身，败坏了学术界的风气
从1948年第一届81名院士到1955年第一届233名学部委员，中国的院士人数增加了近两倍，但在第一届学部委员中，仅有1948年的老院士 46人。也就是说，第一届学部委员中，80%以上在7年前没有资格成为院士。这个数字本身就可以说明，学部委员的学术水平在大幅度地下降。院士人数的另一次大爆炸发生在世纪之交。从1990年到2001年短短的11年间，中国的院士总人数从400人猛增了两倍多，达到1269人。这些院士的水平是那么低，以至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都不敢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他们的学术论文清单，而只是罗列他们的自吹自擂。不能够保持学术上的高标准，实际就是容忍低劣。这是中国院士制度对学术界的最大破坏。
院士制度不仅降低了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标准，而且降低了道德标准。目前，中国院士中靠掠夺手段、靠欺骗手段、靠其它不正当手段获得院士称号的大有人在，有案可稽、并且世人皆知的就有山东大学蒋民华院士，中国科学院洪国藩院士，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贺福初院士。而那些在得到院士称号之后大搞学术腐败的可以说比比皆是。但中国科学院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些“学术不端行为”惩罚处分任何人，反倒替自己的无耻行径百般遮掩，数次派代表团到欧美国家学习“科学道德建设”。这实际上是在承认中国的院士没有科学道德。
中国院士制度在1955年发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学部委员的产生，必须要首先在政治上合乎标准。这就使当选的学部委员成为政治势力的附庸。而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从反右到文革这段时间，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顶戴花翎，就必须以卖身投靠、出卖良心为代价。
早在半个世纪前的大跃进时代，学部委员钱学森就为了迎合“上意”，利用物理学方法证明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当时，尽管这样明目张胆地出卖科学良心的学部委员尚属少数，但绝大多数，也可以说是全部学部委员，却都昧着良心对这个违背科学的行为默不作声。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院士已经不再满足于以这种帮闲的身份来捞取好处或者自保，他们要亲自、主动地参与。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强伯勤为国外的骗子捧场，被聘为骗子所办公司的首席科学顾问。还有的院士昧着良心，哄骗中国人民掏钱购买百无一用的核酸营养品。实际上，在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人们都可以发现腐败院士的身影。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招摇撞骗，不一而足。详见笔者“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系列文章：(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二)：欺世盗名的院士；(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降低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和道德标准，靠出卖学术良心来换取个人好处，并不是院士制度对中国学术界危害的全部。实际上，中国目前学术界官气浓厚，霸气嚣张，匪气十足，无不与院士有关。一些学术水平极低的人在当上院士之后，有了国家授予的“副部长”级别，有了国家认定的“中国最高”权威，於是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学霸。学霸都干些什么呢？巧取豪夺他人研究成果，霸占鲸吞国家科技资源，拐骗敛取社会财富。这些学霸在掠夺科研基金时是这么为自己辩护的：如果我不抢，这些钱也会被其他人抢走浪费掉，所以还不如给我。由于院士成了有权有势的捞钱能手，所以目前在中国社会刮起了院士热潮。如果自己单位没有院士，就花高价请外面的。因此，现在几乎每个院士都在好几个单位挂名兼差，美其名曰“兼职”，实际就是拿干饷，分干股，不劳而获。
对於院士兼职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科学道德委员会主任许智宏院士告诫说，“一个院士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是可能的，一天干两份工作也是可能的，但更多就不好说了”。(李健、张东操：署名剽窃兼职过多让院士和学术以外的东西脱钩)。许院士的话可以这么理解：一个院士领两份薪水还是可以的，再多，我们就有些不好交代了。请问许院士，中国的上千名院士，平均年龄在六十岁以上，他们之中有谁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呢？那些七老八十的院士中，又有几个人每天能够坐满八小时呢？这不就是施蕴渝院士的“405天等於18个月”理论的翻版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三)]。
3 中国的院士制度不同于西方的院士制度
在《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一文中，我曾用这样的话结尾：“中国有句古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也同样：院士不废，学术无望。”一位院士在媒体上反驳说，欧美也有院士制度，人家的学术不是好好的吗？(张静：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
国家科学院院士制度是欧洲在十七世纪起开始逐渐形成的，其目的实际上有两个：一个就是要通过专制政府的承认来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另一个就是要在学术界内部建立一个权威，以促进科学研究的规范化，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在21世纪的今天，院士制度的这两个功能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欧美科学院已经完全转变成了荣誉团体。这是因为，首先，由於科学技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及其巨大，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相当高的，不再需要通过政府的承认这样一个落后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其次，科学研究的规范已经基本形成，各个学科一般都有自己的本国的和国际学会，他们组织定期集会并且发行出版物。再其次，科学的发展，学科的分化，新的学术领域的不断出现，使“学术权威”这个概念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愚昧的。实际上，现代西方学术界目前正处在一个你追我赶、新人辈出、新老交替时刻发生的时期，一个人可能领先一时，但决不会领先永远。因此，在那里，几乎没有人敢於并且乐于象中国院士那样被树立为学术权威。再说，学术权威即使有，那也是在学术界内部自发地产生的，而不是由外界任命的。所以，在西方，称号和荣誉是对一名科学家过去贡献的承认，而不是为他将来的学术地位的确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这就不仅仅是承认他们以前的贡献，而是在确定他们以后的终身学术地位：他们有官衔，有津贴，他们有特权，他们有地位。“在官本位的官场，院士是高官；在钱本位的社会，院士有厚禄；在以知识为本的学术界，院士是法定的权威；而在优胜劣汰的生物界，院士是永远的胜利者。除此之外，许多院士还控制着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权力。”(亦明：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
所以，即使中国的院士真的是一些能够与欧美院士在学术水平上不分高低、在道德水准上不相上下的人，在这样荒谬的制度下，他们也会被惯得成为无赖泼皮，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人本来就是靠无赖的手段当上院士的。实际上，中国院士学术水平之低劣，在世界大国和经济强国之中，是绝无仅有的。把他们确定为“学术最高”，就如同把武大郎的炊饼铺钦定为全国唯一的五星级饭店，这实际就是在告诉世人，你们再好也得比他们少一颗星！真不如干脆明说：不允许你们比他们强。这样的制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耻辱！
4 中国的院士制度遏制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院士制度的建立，其本来目的是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但在中国，这个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在阻碍、遏制中国在这方面的进程。
如上所述，目前的国际学术界正处在一个你追我赶、人人力争上游的时期。人为地确定“最高”，实际上就是在阻止新人的出现，阻挡人们对学术的追求，而把精力放在了对院士这个称号的追逐之上。不仅如此。中国的院士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霸占科研经费，抢夺他人的科技成果，并且一个人占据好几个人的位置。 (李健、张东操：署名剽窃兼职过多让院士和学术以外的东西脱钩)。那个在去年非典期间暴得大名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在2002年的机构调整中，建立了这么三个实验室：朊病毒实验室，腹泻病毒实验室，洪涛院士实验室。而这三个实验室的前身只有一个，就是病毒形态学与腹泻病毒实验室。(徐彬：“疾控中心问责事件”再追踪)。也就是说，多出来一个院士，不仅多出了两个实验室，而且其中之一是连自己都不知道搞什么的“院士”实验室。难怪这些人不仅不能为国家分忧解难，反而为国家添乱。笔者就曾亲眼看到，一个所谓的资深院士，控制着价值数百万元的实验室，而里面却空无一人。就因为他是院士，别人对他敢怒而不敢言。也是这位院士，手里摇晃着几张印着早就被存放到GenBank的基因序列的纸，宣称那是什么科技机密。可见他的那点儿知识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实际上，那些早就丧失了创造能力(其实他们之中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创造能力)的“权威”们，最忌怕的就是被别人瞧不起，怕被别人超过去，於是他们在学术界培植了一个个嫡系，一个个帮派，帮派之间竞争的目标不是谁有了新的学术成果，而是谁得了奖，谁捞到了大钱，谁的弟子当上了院士。那个今年又把非典病毒释放出来的实验室，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腹泻病毒实验室，其主任就是洪涛院士的得意门生。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院士制度还给中国的学术新人树立了这样的榜样：认真干活搞研究的人是笨蛋，而能够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人才是具有领袖才能的“牛人”。
面对社会上对中国院士制度的指责，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寿荣和中国工程院的研究员郗小林曾专门撰文反驳。(张寿荣、郗小林：院士制度不是误区)。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提出了三个论点：1，“院士制度在世界上普遍存在”；2，“院士制度不会‘必然’阻碍创新”；3，“院士制度促进我国工程科技创新”。对於任何了解中国学术界现状并且思维正常的人来说，仅看看这个三个小标题就会哑然失笑。“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制度与中国的半封建、半官僚、半土豪恶霸帮会性质的院士制度是一回事吗？“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与中国的院士是在一个水准之上吗？至於说中国的“院士制度不会‘必然’阻碍创新”，中国的“院士制度促进我国工程科技创新”，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远的不说，就从2003年非典研究说起。当时如果没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洪涛力主衣原体病原说，压制其它不同观点，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科学家怎么会吓得把自己发现的冠状病毒证据藏起来，不敢公诸于世？如果他不是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会围绕着他的错误假说组织联合攻关吗？
其实，类似洪涛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学术界多得数都数不清，只不过洪院士造成的危害太大了，所以才最终暴露了出来。实际上，就在不久前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的院士们终於承认“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中，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浦树柔、戴廉：两院院士：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是中国软肋)。可奇怪的是，这些院士虽然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但这个问题只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他们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深深的担忧”。这看上去似乎是说，这个问题是别人造成的，中国的院士们是局外人，没有任何责任。可事实却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院士制度。
为了替中国的院士制度唱赞歌，张寿荣院士在文章中作为论据一再提及几个老院士的贡献，其中就有钱学森和张光斗。钱学森院士鼓吹“亩产万斤”理论在先，提倡“特异功能”在后，时至日薄西山的今天，仍旧不肯向社会向人民赔礼道歉，不知还在等待什么。而张光斗院士更是枉为学者。如果说钱学森的一生是功过相抵的话，终张光斗一生，是功不抵过。(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把这两个人拿出来为中国的院士制度辩护，可见这个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根据中国工程院网站介绍，张寿荣院士生于1928年，目前是武汉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在一篇述怀性质的文章中，张院士是这么结尾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是钢铁强国。作为长期从事钢铁冶金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必须奋发图强，为建设钢铁强国努力奋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张寿荣：我的人生) 。从这些与政治口号没有什么差别的语言中，我看不出它含有一点一滴的学术气息和科学精神。请问张寿荣院士：在您担任总工程师的武汉钢铁公司，其先进生产技术、先进生产设备中，有多大比例是自主研制的？在全世界，有哪家象武钢这么大的企业用一个年逾古稀、正规教育在半个世纪前完成的老人担任总工程师？曹操在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诗句的时候，只有52岁。对於政治家，那正是黄金年龄。而您呢？不仅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早已杳如黄鹤，事实上您的生理年龄也已接近尾声，您的恋栈不退，到底是为了什么？您声嘶力竭地为中国的院士制度呐喊，又为的是什么？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在为谁而战斗？
总之，中国的院士制度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半个世纪前建立院士制度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但这个制度演变到今天，已经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东西：它是学术腐败的摇篮和温床。“院士不废，学术无望”，不是“个别极端人士”的妄语，而是具有学术良知人们的共识。(顾海兵：院士制度－－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顾海兵：人才问题上的六大误区)。一位“长期在第一线的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在读了我的《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一文后写到：“院士们应该捂心自问：国家给你们那么多待遇，不给国家作贡献已经很羞愧了，若再在有生之年破坏、阻挠中国的学术发展则实在太可耻了，千古罪人啊！”(肖斌：现行的院士制度不废，中国学术无望)。
废除院士制度最彻底的途径就是通过人大立法来解散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工程院，而他们的一些职能，如充当政府的科技顾问，完全可以由各个专业学会或中国科协来承担。但在实际中，废除现有院士制度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要釜底抽薪，要取消他们的副部长级别，取消他们的特殊物质待遇，取消他们在分配科研基金、评定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特权，限制他们的兼职，并且要坚决处理那些欺骗政府和社会、剽窃掠夺他人成果、以及在科学研究中明显不称职的院士。没有了特权，没有了物质利益，没有了这样那样的好处，那些名利之徒就不会对院士头衔趋之若鹜，如蝇逐臭。废除现有院士制度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要扬汤止沸：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公布所有院士及院士候选人的科研成果清单及相关资料，也就是他们的论文和在国际学术界获得的奖励，并且附上发表论文杂志的影响因子、论文的引用次数，等等。互联网这么发达，做到这一点极为容易，而不这么做却一点儿理由也没有，反倒说明院士们心虚。就象当年齐湣王要乐师单独吹笙一样，公布院士的学术成就会使那些南郭先生们自动地逃之夭夭，根本就不用谁去撵他们。
如果这两条计策真的被采纳了，中国的院士制度实际上也就与目前欧美各国的院士制度相同了：院士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荣誉称号，仅此而已。如果真的是那样，这个制度废不废除，还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有人会问，废除了院士制度，学术腐败问题就解决了吗？回答是一个大大的YES！这是因为，院士制度这颗毒瘤如果能够被摘除，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和社会有决心、有能力解决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因此其它问题都会势如破竹般地迎刃而解。反之，不摘除或消灭这颗毒瘤，学术腐败就会象患有癌症的病人一样，病症永远都不会减轻和消失，而只会越来越严重。
(二) 归真返璞、顺天应理、量力而行：让学术界对社会有用
前面说过，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就象是一个靠服用人参汤来维持其纵欲能力的病人一样，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身体虚弱，反而以为自己上炎的虚火是精力旺盛的象征，於是一会儿吵吵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一会儿又嚷嚷进入世界科技强国前十名。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在“作死”。学术界“作死”不仅耗费了大量国家资源，而且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它不仅成了这个社会的废物，而且成了有害物质。如何让这个无用有害的东西能够自食其力，并且对社会做出它本来应有的贡献呢？
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及因果关系。知道了这个过程和关系，也就触摸到了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就让我们来探索一下学术界的发展过程吧。
1 大学的理念：大学是搞教育的地方
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也就是大学，起源于欧洲，至今已经有大约八、九百年的历史，占欧洲文明史的大约三分之一。欧洲最早的大学，如波伦纳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是自发形成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诞生日期。一般认为，波伦纳大学诞生于十一世纪后半叶，巴黎大学则在十二世纪中叶左右具有了雏型。在此之后，英国有了牛津、剑桥大学，德国有了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到十五世纪，西欧大约有80所大学。1636年，英国移民在到达北美洲之后的第六个年头就仿照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建立了哈佛大学。
欧洲的大学起源于行会的职业教育，如律师、牧师、医生，等等。美国的哈佛和耶鲁大学在最初就是以培养牧师为主要目的的。同时，职业教育的基础是所谓的“自由艺术”(liberal arts)，也就是古希腊文化中认为自由人所应该掌握的一些艺术和知识，其具体内容包括“三文”（trivium）和“四数”（quadrivium），合称“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自由艺术”教育至今仍旧是美国本科教育的主流，尽管其内容早就不再是“七艺”了。
目前，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现在，美国有高等院校三千余所，按照所谓的“卡耐基分类”，它们分成博士授予学校、硕士授予学校、学士授予学校、协学士授予学校、专业学校、和部落学校六大类，其中博士授予学校还分成研究型大学和博士类大学。按学生人数来说，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不到五分之一；按学校数量来说，它们只占不到5%。一般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佼佼者都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它们来自德国的柏林大学。
1806年，普鲁士在与法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国土丧失了一半。1807年，在拿破仑军队占领下的柏林，哲学家费希特连续作了十四次《对德意志人民的讲演》。在这些讲演中，费希特告诉自己的人民，教育是法国人留给德意志民族的唯一可以自由运用的东西。他说，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够解放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潜能。他提议通过兴办教育来唤醒民族意识，靠教育来提高民族素质，靠教育来增强国力。在著名教育家洪堡的倡议下，普鲁士于1810年建立了著名的柏林大學(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ät Berlin)，费希特任校长。这所大学在问世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就闻名世界，其声望甚至超过了老牌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目前世界的名牌大学几乎都曾从它那里吸取了办学思想，因此这所大学被称为世界“现代大学之母”。
柏林大学能够一鸣惊人是因为它有两个独到之处：第一，它把自然科学引入了大学课堂，第二，它强调学术自由。在柏林大学成立之前，科学研究主要是科学家的个人行为，尽管有些科学家们组成了一些叫做“科学院”的团体，并且得到欧洲王室的承认，但他们在大学中并没有位置。柏林大学建立后不久就整合了普鲁士科学院，并且鼓励教授从事科学研究，从而使自然科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柏林大学的学术自由，既表现在学校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也表现在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导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发展方向，更表现在教授可以从事教学和科研，创造知识。学术自由保障学者的头脑可以无所顾忌地思考问题，提出新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柏林大学在东德境内，改名洪堡大学。洪堡(Freiherr von Karl Wilhelm Humboldt, 1767-1835)是德国哲学家、教育家。他在1809年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洪堡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要通过教育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全人教育。他认为，初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提高他们的理解力，训练他们的判断力，培养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建立良好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他们对宗教的感情，为他们进行学习作准备。中等教育的目的是进一步开发学生的智力, 使他们学会如何学习。高等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使学生了解各门学科的统一性，其次则要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大学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指导学生从事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大陆当时的教育体制与美英体制不完全相同，德国的中等教育实际上相当于美国大学本科的前两年，所以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应该认为是研究生教育思想。
虽然哈佛大学早在1820年前后就向德国派出留学人员，但美国大学的正式德国化是在南北战争之后。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几乎完全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并且大获成功，洪堡的教育思想在此之后可以说是风靡美国高等教育界。其后果就是，各个大学重视学术研究，重视研究生教育，但是却忽视了本科生的教育。
德国大学模式风行北美大陆，其真实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美国工业革命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德国化是适应时代的潮流。不过，研究生教育的实质是专业教育，而没有坚实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又从何谈起？慢慢地，美国的大学开始了反思。他们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现牛津剑桥培养出来的学生文质彬彬，风度优雅，谈吐不凡，见识过人。而美国的本科生则知识贫乏，修养不足，在社交场合就如同进入瓷器店的野牛一样，粗鄙笨拙。另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东欧犹太人大举移民美国之时，而他们的子女在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中的比重也急剧上升。大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美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如何能够在德国日尔曼文化的强大势力下继续保存下去？
针对上述问题，美国的大学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了向英国教育的回归，其主要表现就是校园建筑的哥特风格，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的话说就是，要把美国大学的盎格鲁印迹刻到石头上。除了建筑，回归英国运动还体现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分别建立了牛津剑桥大学式的住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建立导师制。本科教育英国化，研究生教育德国化，职业教育美国化，这实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建校宗旨，而芝加哥大学也确实被誉为“第一所美国式的大学”。
不过，对抗德国化最为强劲的力量不是来自这些研究型大学，而是那些英国式的学院。美国至今还有六百多所四年制的独立本科学院，也就是所谓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也译为博雅学院或自由艺术学院，均通)。这些学院还保持着美国大学德国化以前的传统，以传授知识为主，不搞创造知识的学术研究。它们之中最优秀的，不论在学术声誉还是教学质量上，与常春藤学校相比毫不逊色，如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大”(Big Three)齐名的“三小”(Little Three)：Amherst College，Williams College，Wesleyan University，以及驰名世界的“七姐妹”女子学院，他们录取本科生录取标准与常春藤学校几乎不分上下。在二十一世纪之前，美国28位拥有学士学位的总统中，有9人毕业于这类学院；11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总统夫人中，7人曾在这类学校读书；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五分之一从这类学校获得学士学位。 1975年，思沃斯茅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两名毕业生(David Baltimore和Howard Temin)同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加上三年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校友(Christian Anfinsen)，这个规模只有千余名学生的学校，校友在三年内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奖牌就超过了斯坦福大学校友在20世纪获得的总和(两枚)。实际
那么，大学的理念到底是什么呢？英国教育家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他的名著《大学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是这么说的：大学是传授全方位知识的地方。如果它的目的是科学发现，它根本就不需要有学生；如果它的目的是培养宗教道德，它也不需要有文学和科学的位置。
谁都明白，教学和科研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社会活动，他们在二百年前偶然地在柏林大学相遇，并且风靡至今。但这并不能够说明这个结合就是绝对的合理。第一，科学研究完全可以在独立于大学的机构完成。第二，从事教学和从事科研需要的是不同的人才。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议员们对加州大学教授注重科研而轻视教学而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如果你们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在学术上的雄心壮志。”这实际上是说，教育孩子是大学教授的本职，而科学研究是他们的副业。
明白了吗？大学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地方，这是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唯一目的，唯一功能。而一流大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材，而不是相反，靠花大价钱招买一流人材。忘记这一点，任何一流大学研究都是荒谬的。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被人讥为“诺贝尔黑洞”，就是因为他的教授队伍先后有大约二十名诺贝尔奖得主，但他培养出的学生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却屈指可数。(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那种“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材”的所谓“大学的逻辑”，实际是忘记了两个大前提：第一，二流或不入流的学者招不来一流的学者；第二，一流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一流的教育家。其实，在中国大学决策者的眼中，那些“一流的学者”不过是些会下SCI“金蛋”的鸡鸭，而根本就不是会哺乳后代的奶牛。所以，真正的“大学的逻辑” 应该是这样的：由一流的教育家招募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自己的教学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的研究促进了教学，从而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实际上，一流学者中，不能作为师表或不愿意为人师表的大有人在。他们尽可以到研究机构去搞自己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挂一个名实不符的教授头衔？那些学而不严却毁人不倦的校长、学者们，对你们来说，最
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曾写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叫《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是个罗锅，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种树。他种的树，高大茂盛，结果又早又多，是长安城内名牌产品。别人问他，你种树的诀窍是什么？他回答说，“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柳宗元为郭橐驼立传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会种树，而是要“以子之道，移之官理”，探讨“养人术”。郭橐驼的“养人术”就是“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其实质就是不要扰民。所以，教育部的官员们如果真的想要一流大学，就不要今天一个工程，明天一个项目地瞎折腾；中国的大学校长和书记们如果真的想要自己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也不要今天“迅跑”、明天“跨越”地瞎忙活。大学不是政治家手中的一粒棋子，大学校长也不是政治家马前的走卒和鹰犬。连这一点都搞不懂，还侈谈什么世界一流！
2 学术研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大致来说，基础科学研究是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也就是所说的“创造知识”，而应用科学研究是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创造财富。应该承认，基础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进化的作用是长远的，巨大的。但是，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全社会的多数人，也就是那些农民和工人，实际上是在生存线附近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拿出巨额资金来搞基础研究，不能说是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著名科学史学者W. C. 丹皮尔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曾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即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上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的时期……记住这个事实也许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说，从古至今，纯学术研究的长足发展都依赖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有才能的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财富积累在先，学术发展在后。因此，想要通过纯学术研究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见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其次，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而科学的热点是一流科学家的角斗场，二流、三流科学家即使拿出全身解数也极少可能争得一席之地。如果承认中国学术界目前学术水平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差距，那么仍旧迫使他们参与这个角逐就极为愚蠢：这就象是要倾全国之力，非要让中国足球队夺得世界冠军一样，他们除了丢人现眼之外，还在浪费中国社会的资源。
第三，基础科学最前沿的研究一般都属於非定向探索，很多重大突破都是随机发生的。这是因为，科学研究首先是科学家的精神活动，它的原动力就是自己的兴趣。而目前中国的所谓基础研究，绝大多数属於所谓的“跟踪”性质，也就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拣人家的残羹剩饭。这本身就决定了这类研究的等级，不外是什么“国内一流”、“填补国内空白”之类的自欺欺人。
第四，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人人可以享用。充分利用这些精神财富来创造物质财富，也就是搞应用研究，搞技术发明，搞知识传播，不论是就中国的国情来说，还是就中国学术界的水平来说，都是恰当的，合适的。所以说，中国的学术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吸收消化已有的知识上，利用这些知识来服务国家、造福社会。具体地讲就是，大学在教学上，要以讲授科学前沿知识为主要内容；在研究上，要以解决社会需要为主要目标。这是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经验，也是国际有识之士对我们的忠告。2002年，针对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的口号，剑桥大学校长布罗厄斯建议说，中国大学应该把自身的资源集中于具有广泛效益、有潜能、有应用性的原创性科学研究。(夏红卫、程瑛：剑桥校长剖析剑桥奇迹)。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学术界都素有象牙塔之称，意思是它们脱离于尘世之外。确实，在美国目前的名校之中，只有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曾经放下架子，敢于与工商企业界为伍。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肯这么做，主要原因就是要摆脱本身发展所处的困境，即资金短缺。社会是发展的，以前人们不以为然的事情，在今天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同样，在今天人们还不习惯的事物，在将来人们可能会认为理所当然。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之初，其它学校对它的实用主义倾向嗤之以鼻。但到了今天，它的成就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学校所无法企及的。六十年代，有八百年历史的英国老牌大学，剑桥大学，终於放下了架子，效仿斯坦福大学建立硅谷的经验，在剑桥周围建立了科学园。所以，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不仅没有降低中国学术界的身份，而是适得其所地提高了自己。
战国时代，齐国大臣田忌与齐王诸公子赛马赌博，屡战屡败，因为田忌的马匹比不上王室的马匹。田忌的幕僚孙膑於是向主人献计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也就是用自己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用自己的上马对齐王的中马，用自己的中马对齐王的下马。结果，田忌以三战两胜一负的成绩赢得千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被某些人称为世界最早运用运筹学的例子。
从田忌赛马的故事中，中国的学术界应该学到点东西。学什么呢？首先就是要实事求是，有自知之明，承认如下事实：中国仍旧是一个穷国，没有本钱玩富人的游戏；中国的学术水平比世界一流至少要差两、三个数量级，没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其次，要量力而行，不要和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硬碰硬，拼傻劲，要选择自己擅长的领域与对方周旋。而应用科学就是这样的领域。一般说来，应用科学的研究开发对人的素质要求比基础科学研究要宽松一些。这是因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关键就是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很多，即使在欧美学术界也是如此。而应用科学的研发则不同，它面对的是已经存在的问题━社会和市场已经把问题提了出来，这就意味着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再需要具备科学家的某些稀有的素质。这么说，并没有贬低应用科学研究的意思，它不过是社会现实，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分工不同。实际上，MIT的师生(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的研发)在面对哈佛大学的师生(主要搞基础科学研究)时，并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所以，中国的科学家也不要对搞应用科学感到不好意思。
古人云，“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战国策-齐策》)。这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架子，摘下自己的假面具，会活得轻松一些、自然一些。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干点儿自食其力的事情，干点儿造福社会的事情，岂不比干那些自己都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的SCI强百倍千倍万倍？如果中国的学术界都在干自己有能力干的事情，他们还用得着去偷、去抢、去骗吗？从古到今，自取其辱都是因为不自量力。两千多年的人都把这个道理搞懂了，21世纪的中国院士、博导们怎么还这么糊涂呢？
3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全新的学术系统
当然，一个社会如果放弃对完美和崇高的追求，它的最终结局就是平庸和堕落。学术界也是这样。如果中国的学术界仅仅满足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满足于利用别人创造的科学知识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它就永远也不会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问题是，靠中国目前的这批学者，在目前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国社会对他们的最大期望只能是不要再继续堕落，不要再进一步腐蚀社会，超过这些的都属於奢望。我们甚至不能够寄期望于现在层出不穷的新科博士，他们的知识、能力、和道德观念完全出胎于目前的学术界。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他们很可能会黑上加黑。
其实，说“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水平低”，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从绝对值来讲，他们的水平确实低，与欧美诸国不能相比，与日本、南韩不能相比，即使与印度、台湾、新加坡、香港相比，也有相形见绌之感。其次，从相对意义上讲，中国的学术界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比实际水平要低。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可以这么比喻：欧美学术界的学术实力和表现水平为十，而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实力为五，表现水平为三。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原因就是逆向淘汰、劣胜优败：学术界被那些不搞学术的学术官僚控制了，他们一心要搞的是轰轰烈烈的舆论声势，搞没完没了的这个工程那个工程，所以这些人的水平成了中国学术界整体水平的代表。而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人，由于干不过那些善于搞弄虚作假的骗子，所以反倒没有了出头之日。
除了那些具有一定科学实力、并且具有一定科学良知的“体制内”学者，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学术宝藏，那就是十几万海外留学大军。尽管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俱在，但总体上说，他们是中国人中最接近西方科学的人力资源。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有回国工作的意愿，但由於中国学术界的逆向淘汰机制，使他们踏不进中国学术界的大门。(亦明：中国学术界的海龟与土鳖之争)。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何让那些真正的学者成为学术界的主导、主流，如何让中国的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正式接轨呢？目前看来，唯一的可行之途就是另建一套全新的学术系统，它既可以容纳那些真心搞学问的中国学者，而且能够对那个腐败的系统施加竞争压力，促使它改革。
大约一年半前，当我首次提出另建一个学术界来对抗学术腐败的主张时，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它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闲云野鹤：评亦明的“把反学术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其实，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另类” 学术系统已经开始出现。以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耶鲁大学教授邓兴旺领衔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就是这个“另类” 学术系统的桥头堡。根据这个研究所的网站介绍，尽管该所“依托北京市政府和国家科技部，并有国家计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8个部委支持”，但它“依法登记成立，具有事业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仅如此，它还宣布：“北京生命所希望在科研体制运行上改变中国现有的、不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不利于中国科学良性发展的模式。”(见该所网站：
http://www.nibs.ac.cn/firstlink/jianjie.asp。虽然据说这个所在成立之初曾与中国的学术界发生种种磨擦(主要是争夺人事权)，并且可以想象这类摩擦只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剧烈，但我祝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则，一往无前：假使万一到了坚持不下去的地步，也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向他们妥协，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除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中国学术界内部，还有零星的“学术特区”。比如，成立于1999年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在美国著名科学家蒲慕明博士的领导下，在短短几年间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宗宝泉、赵如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创新发展纪实之人才篇)。实际上，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成功也正说明中国科学院体制的失败。就象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说明旧的经济体制失败一样。不过，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成功能否延续下去却是一个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蒲慕明博士是这个所能够取得成功的唯一保障。假如蒲先生一旦驾鹤西去，这个特区很可能会被毁于一旦。这就是体制内改革的可悲之处：他们是被利用的对象，因而没有独立的人格。
无论如何，仅仅有一、两个研究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另类”学术系统的中坚应该是一所或几所优秀的大学。这些大学的独特之处就是它的独立性和非牟利性。所谓独立性，就是他们既不是什么局级单位，也不是什么部级大学，而是由一个独立的、唯一使命就是维持这所大学的正常发展的董事会控制，该董事会的成员不得从这所大学获取任何个人利益。所谓非牟利性，是指这所大学以学术和教育为唯一目的，以提供一流的教育为自己的最终发展目标，而不是为了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在这所大学，教授应该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精深的专业知识，他们勇于进取，与人为善，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热爱教育事业，他们讲究诚信，注重职业道德，他们堪称师表。这所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有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有旺盛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他们既敢於干大事，也肯于、善於干好每一件小事。
应该说，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力资源，建立这样一所甚至几所大学都是完全可能的。对政府来说，与其把巨额资金投入到现有大学，试图把他们改造成世界一流大学，莫不如拿这笔钱另起炉灶。实际上，不论国家投入多少钱，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现有大学都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假如教育部把“985”一期工程的数百亿元人民币拿来建立新型大学，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不仅会大大提前，而且数量也会大大增加。
当然，就目前来说，要政府出钱建立独立的学校并不十分现实。其实，这笔钱根本就不用中国政府来拿。据悉，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为了建设汕头大学，先后投资总额已经超过20亿港币。实际上，如果社会效果好，这样的投资会越来越多。不过，从1981年建校到如今，汕头大学办得不能说是成功的。至少，它的学术声望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据汕头大学网站介绍，目前汕大有博士点4个，硕士点39个。而成立年代比他们早不了几年的湘潭大学(1974年恢复建校)，却有博士点9个，硕士点69个。虽然得到这些学位授予点的过程中充满了肮脏的交易(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但它的数量的多少却能够说明一所学校在这个体制内的地位。从这一点来说，汕头大学在中国学术界内“混” 得不是那么滋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陷入了中国学术界的泥潭之中。实际上，汕头大学的“失败” 正说明另建一套学术系统是必要的。而这个系统的关键，就是要独立于现有的体系，摆脱它的干预和控制，免得受其污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任何尝试都会以失败告终。
除了鼓励利用民间资金建立私立大学，中国政府还应该考虑恢复以前的教会大学。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如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都是外国教会主办的大学，也都是当时中国的一流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材，如燕京大学的季羡林、周一良、谢冰心、吴阶平、蒋严永；金陵大学的陶行知、陈祯、王应睐；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等等。这些学校在1952年前后或者被关闭，或者被其他学校兼并。由于这些学校尚有一些校友在世，而他们很可能与创建学校的教会保持联系，因此恢复这些大学，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办学道路。
一般认为，宗教与学术，尤其是科学，格格不入，所以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会比较差。但实际上，美国目前常春藤联盟的八所大学中，有七所是教会建立的。这些大学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与教会脱离了关系，而那些教会并没有为此耿耿于怀。这是因为，教会办学是出于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要谋取回报。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事实是，上面提及的中国教会大学在中华民国时代其宗教内容就已经很少，多数设置文、理、工、医、农等学院。金陵大学早在1928年就撤销了宗教系，宗教课程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宗教仪式也改为自愿参加。所以教会大学实际是由教会出资开办的相当正规的大学，他们都有非常优秀的学术传统和严谨的学风。1947年，胡适在出任北大校长時說：“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沒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转引自：段玉明：另一种国家研究)。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学术水平已经直逼北大清华。其实，从长远来看，宗教对一个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正面作用。就现今来说，宗教并没有排斥科学，科学为什么非要和宗教过不去呢？退一万步说，大学教育也不单纯是科学教育。
总之，另建一套学术系统是必要的，可行的，是对中国有着莫大的好处的。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迎来了空前的学术大繁荣，就是由於当时有百家在争鸣。在半个世纪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出了许多人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力，互相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而目前中国大学之间的勾心斗角，那不叫竞争，而叫窝里斗，因为他们不是在比试谁会更好，而是在比试谁能使对方更差。所以，中国政府应该放宽眼界，敞开胸怀，积极地支持、扶持、甚至资助这个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应该认识到，它是目前中国学术事业的唯一希望。
(三) 以人为本，放眼未来：用新文化培养下一代
前面说过，造成中国学者素质低下的原因是复杂的，多远的。虚伪的文化传统，蛮横的政治权力，愚昧的教育制度，再加上长期的贫困，使这些素质低劣的 “中国学者”的出现显得是那么的合情合理，那么的顺理成章。所以，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如果真的需要知识分子这个“头脑”，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培养新一代 “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一代新人将由世界的先进文化来武装，他们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他们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能力，他们胸怀崇高的道德情操。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不再对权威毕恭毕敬，对权力卑躬屈膝，对金钱疯狂崇拜。什么时候这一代人出现了，并且登上了中国社会的舞台，得救的将不仅是中国的学术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
也许有人会说，那得等多少年啊！它至少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是的。这个目标不大可能在二十年内达到，也可能在一百年内都达不到。但是，只要我们认定了目标，选对了道路，我们就有希望。人类存在的意义不就在於对未来的憧憬吗？再者说，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不肯下苦工夫努力，正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没有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发展，而是趁着进入共和之机，踏踏实实地建立一套新的文化，中国社会目前这些腐朽的东西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所以说，我们在走了近百年的弯路之后，最终还是要绕回去重头走起。
那么，什么是新文化呢？陈独秀在八十多年前曾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新文化的中心内容就是：提倡科学，利用科学方法“研究、说明一切学问”；改革旧道德观，“把家庭的孝弟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重视美育，改良中国人的生活恶习。(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在这篇写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文章中，对宗教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并且公开承认自己以前对宗教的认识是错误的。
实际上，今天的新文化运动也不过是大致如此。所谓新文化，就是综合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再加上由中华文化中剔除了糟粕之后的那些内容组成的文化系统。详细阐述这个系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也不是笔者所能够胜任的。但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要吸取西方文化中服从理性、追求真理、追求完善、永不满足、锲而不舍、兢兢业业的精神。而中华文化中，最大的糟粕就是它的虚伪性。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所列举的那些素质，其核心就是虚伪：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拐弯抹角，言而无信、表面自高自大，内心自卑自鄙，等等。除去了这个虚伪性的中华文化，就会象是一个人摘下了头上的假面具，摆脱了身上的桎梏一样，换来一身轻松。反之，只要这个虚伪性继续存在，中国的文化永远也不会是新的，新文化运动必将以失败为结局。
中国文化的虚伪性最集中地表现在教育制度中。中国目前的教育，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博士教育，实际上就是给受教育者化装，蒙上面具，戴上枷锁，系上镣铐，最终把他们培养成了只能够在中国文化这个大酱缸中起伏翻滚，但却丧失了所有其它能力、甚至正常生活能力的人。在这个制度中，家长分明是在迫害孩子，却要说成是为他们好；老师分明是在图财害命，却要把自己打扮成高尚的园丁；整个教育制度分明是在祸国殃民，但它却成了中国政府仅次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成了中国家庭仅次于购房的最大经济负担，也成了中国与医疗卫生并列的吃人产业。这么愚昧、这么野蛮、这么荒谬的制度，竟然能够在中国能够长盛不衰，并且欣欣向荣，实在是整个人类的奇耻大辱。它是中华民族慢性自杀的毒药，是华夏之邦自我毁灭的刮骨钢刀。
所以，二十一世纪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就是要搞教育革命。要从小学教育入手，一直到大学、到研究生院。改什么呢？当然首先是要改教育目的。儿童上学不是为了升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把书本读破，为了把天下的所有知识都学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一个有利于他们身心正常发育的环境，使他们最终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独立的人”应该有健全的体魄，完美的道德，独立的个性，并且具有以下能力和素养(见普林斯顿大学对本科毕业生提出的要求)：
1．具有清楚地思维、谈吐、写作的能力；
2．具有以批评的方式系统地推理的能力；
3．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5．具有敢于创新及独立工作的能力；
6．具有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7．具有判断什么意谓着彻底理解某种东西的能力；
8．具有辨识重要的东西与琐碎的东西、持久的东西与短暂的东西的能力；
9．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定量、历史、科学、道德、美学）；
10．具有某一领域知识的深度；
11．具有观察不同学科、文化、理念相关之处的能力；
12．具有一生求学不止的能力。
显然，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已经成了教育的主旋律。那种以灌输知识、灌输教条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显得十分愚昧和落后。因此，改革教育内容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教学内容应该以学生的兴趣来设计，而不是以高考大纲为轴心。每个校长、每个教师、每个家长，每个教育官员都应该懂得，既然每个人的相貌都千差万别，那么每个人的心灵也自然各有千秋。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它不仅容忍、而且鼓励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思想的存在，而不是要制造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同一、单调。
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都成为独立的人，是基於以下的信念：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本能，都有追求幸福、自由的愿望，都有各自独特的天赋。在此基础之上，教育的功能就是要为他的生存本能提供必要的武装，也就是知识和能力；将他的愿望纳入符合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也就是建立道德观念；发掘他的天赋，使他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也就是符合个人特性的职业、技能教育。从群体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人人力争上游，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每一个人的独特才能的充分发挥，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有明显不同：每一个中国人，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任何一位家长，都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财产和附属品。家长要干涉学校的教育，不能让学校拿无穷无尽的作业和考试来迫害孩子，拿虚伪的道德说教来腐蚀孩子，拿苛捐杂税来剥削自己。中国的十三亿人口中，如果有百分之一是这样的家长，我们就有一千三百万新文化运动大军，不出二十年，这支大军就会打造出一千三百万个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中国人。他们之中如果有百分之一进入学术界，那就是十三万名新型“中国学者”。这些学者决不会象他们的前辈那样容忍学术界的腐败和平庸。
总之，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在於教育革命，而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被教育者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并且最终把他们培养成独立的人。这一点如果做不到，其它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