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文 2006年11月3日

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现在的图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都心里有点打鼓。

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高码洋的刻意追求。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GDP，这样做隐患无穷。图书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 ——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三分之二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现在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 ——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大工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记得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钟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现在的皇皇巨著，却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微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

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

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人，住在东京大学，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后来在系列随笔“东京读书记”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42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好些年前，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新书”；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后来全都落了空。为什么做不下去？

第一，政府的书号控制，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

第二，书价低则利润小，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才有利可图；

第三，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不擅长细水长流。每年都印，每回印数不多，那必须有长远规划；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明年到底谁当家；

第四，学者也不适应，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

第五，博览广收，时刻准备追求各种新知，以“阅读”而不是“收藏”为购书目标，甚至不惜看过就丢——这样的读者群，还没真正形成。

商业化几乎泯灭了书籍的真正价值，好书越来越少....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