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也谈鲁迅


读《明报》副刊，见两个名家专栏，楼上楼下，对鲁迅的评价合不起来。楼下马家辉对鲁迅大赞特赞，楼上陶杰则大有保留。英谚云：有道理的人永远是互相同意的。现在有两大君子公开不同意，也就让我来凑凑热闹吧。

「不和」事件的起因，是最近国内的青年在网上选举「文化偶像」，鲁迅一马当先，名列前茅。我认为鲁迅跑出不是爆冷或意外；我也认为若再选一次，我要赌的钱还是买鲁迅。这点与马兄之见应该一样。但我自己不会投鲁迅一票。这点则与马兄大有出入了。

我不同意陶杰之处，是他说鲁迅「文字沙石太多，缺乏文采」。我认为鲁迅的文字很好、很好。可能是品味有别吧。我喜欢魏晋文章，尤其是王羲之那种打电报式的文字。今天的青年可能不知电报为何物，那是按字数收费的通讯，字数愈少愈高明。例如王羲之写「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这就是电报文字了。魏晋时代的纸价奇高，所以文字简洁得可爱。据说鲁迅先生也崇尚魏晋文章，英雄所见略同矣。

我认为鲁迅的散文写得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旧体诗——「梦坠青云齿发寒」——很了不起，也反映出他的确有才华。问题是他很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写什么打油诗来行家。指桑槐是他的看家本领，没有听过狄更斯或海明威等文豪会做这种事。

这是我同意陶杰的主要地方。鲁迅的文字磨斧痕迹太重，看不出有广胸襟，使人读来不舒畅。文字可以喜、怒、哀、乐，甚至放声大哭，但磨斧痕迹是大忌。翻阅洋洋大观的鲁迅全集，可读的文字只是我这一辈少小时读到的散文或小说。但这些只是「全集」的小部分，不少的是谩、讽刺、笔战。据说鲁迅先生到日本学医只学了一年，看到日军杀中国人的记录映片就不再问壶了，回国拿起笔杆，「救救孩子」。有这样伟大使命感的人，怎会有闲情逸致去写那么多冷嘲热讽的无聊文字呢？

陶杰盛赞《阿Q正传》，我又不同意了。阿Q被形容为一个目不识丁的无赖小丑。我不怀疑炎黄子孙有那样的人，但肯定是少数。想当年，中国百分之九十是农民，而在二战逃难期间我见到的众多贫苦农民，没有一个是阿Q。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如是，其刻苦耐劳是我平生仅见。当年我想，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生活下去的人，为什么还要生活下去？我们不容易在地球上找到一个更能捱饥抵饿而又拼命工作的民族。这民族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去甚远。

不要误会，我不是贬低鲁迅。我恨不得自己有他的才华。

我不会投鲁迅作为「文化偶像」一票，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他对西方文化不大了了。莎士比亚的剧本，莫扎特的音乐，塞尚的绘画理论……他似乎没有问津。虽说东是东，西是西，东的可以不管西，但鲁迅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搞文化，东的西的总要管一下。如果说不论时代，在炎黄子孙中选一个「文化偶像」，我会投苏东坡一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是鲁迅的绝句。陶老杰，这不是文采是什么？鲁迅先生的困难不是没有文采，而是没有花开花落的豪情罢了。

贝聿铭与查良镛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看官，以上是明人杨慎写的《临江仙》，有点老土，也有点俗气，但罗贯中把这首词放在《三国演义》之首（一说是清初毛宗冈置于《三国》卷首），可见哲理是英雄所见略同矣。事实上，古往今来持同样观点的骚人雅士甚众。北宋苏东坡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南宋辛稼轩说：「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清代孙髯翁说：「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

我曾经说过，大江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却淘不掉苏东坡。别的不说，苏学士为赤壁写下的一词二赋怎可以被淘掉的？不是说丰功伟绩真的不可能传世，而是说政治、武力、商业等成就多多少少有点空中楼阁，有点不边际，不容易捉摸，所以较为容易地被时间遗忘或被淘汰了。要传世，可以捉摸的成就机会较大。你问我唐太宗有什么大成，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的书法非常好！不是说太宗没有丰功伟绩，而是不够具体，有理说不清。这也是说，如果你要传世，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是找些具体的、可以捉摸的、比较容易界定成就的事项入手。

我提到这些，是因为在报章上读到美国政府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给贝聿铭。我想，贝氏当然受之无愧，但他名留千古，却不需要有任何奖状的支持。建筑物十分具体，立于地上有目共睹，而整个二十世纪的建筑大师中，充其量只有两三位可与贝聿铭相提并论。是的，所有关于近代建筑艺术的书籍，贝氏所占的篇幅自成一家。虽说具体，容易捉摸，但有这样的成就也确实令人拜服了。

还健在的炎黄子孙中，算是二十世纪的，以具体成就而肯定可以名留千古的，我想到两个。一个是贝聿铭，另一个是查良镛。能够把武侠小说写到金庸那个层面是个奇迹。我个人认为老查是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要知诺贝尔的文学奖不限于文艺创作：昔日的邱吉尔、罗素等人获该奖，但作品说不上是文艺。英语literature的含义甚广，而老查在literature上的贡献是没有疑问的。可惜鬼子佬看不懂中文，而武侠小说翻译甚难——就算有天才译得天衣无缝，没有少许中国的历史文化基础，鬼子佬不容易看得懂。很有点不公平，因为其他文化以译作而获文学诺奖的人数不少。

虽然一般地看，衡量准则有点不公平，但我还是认为以具体成就传世，二十世纪炎黄子孙是被西洋鬼子比下去的。以人数的比率而言，我们更是输得面目无光。二十一世纪看来是另一回事了。不是我们的天才突然多了起来，而是五千年来我们要到今天才有比较自由发挥的空间。

君不见，从小或年轻开始到外地求学的华裔学子，以人数比率论成就，一般远高于当地的老外。君也不见，二十一世纪刚开头，音乐就出了一个谭盾，一个郎朗，一个李云迪，一个王之炅，一个黄蒙拉，一个陈佳峰……，都是中国大陆的。

张五常：中国青年要听史德拉的话


一九八二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史德拉（G.J.Stigler）有一门学问独领风骚：整个二十世纪搞经济思想史搞得最好的是他。

有人认为熊彼得（J.Schumpeter）在这门学问上与史氏不相伯仲。我不以为然。熊氏对经济理论的操纵平庸。自己不是理论高人，能真的明白他家的思想不容易，更勿论衡量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重要性了。

一九六八年史德拉告诉我，在经济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人作评论或作回应能赢得些什么。史前辈的教诲，是我从来不评论他家之作或对批评我的作回应的原因。他人的理论要点错了，认为是重要的错，我会指出其漏，补加分析，从而推出新的观点。但我从来没有单为批评而下笔的。他人批评我的文章，我惯于少理。就算有道之士说我是错了，我也不管。文章发表后覆水难收，有不对的地方让他人修改算了。

我提到这些，是因为虽然我曾经盛赞国内的学习气氛与学子的求学意欲，那里有很多青年喜欢以文章或在网上漫骂，很多时凶神恶煞，不可一世，看似文革时期的批斗文章。这种意识或态度对学识的增长有害无利，半点好处也没有。且让我把这种文字分三类来品评一下吧。

第一类是人身攻击的漫骂，很常见，是非常无聊的作为，好此道者不可能在任何造诣上有成就。

第二类也常见。那就是动不动粗言粗语，说某名家错。想想吧，如果真的是名家，会错得那样容易吗？印错了字可能，写漏了一两句可能，说得不够清楚也可能，但真的是分析错了吗？读书的要点是考虑，是衡量，不是找寻作者的对或错，也不是要同意作者。平庸的或没有分量的作品根本不应该读，但有分量而又应读的，一般来说，不会错得那样容易。是初学，还没有登堂入室，不应该以大师自居，动不动就以批评大师为荣。什么痛骂、骂臭某名家，是希望成名吗？还是真的相信名家不及你？

第三类存在，但不常见。比较有分寸，那就是指出某名家的错处。没有什么作为，可以不吵就不吵，除非问题重要，而你自己又有新的、比较可取的分析。举两个例。

例一是一九六二年旁听赫舒拉发（J.Hirshleifer）的第一课，我一看佛利民的需求曲线图表，就知道他的消费者盈余的量度是错了的。赫师要我到黑板证明佛氏之错，我做了，赫师欣赏。但佛氏的错无关重要，我说了就算。后来一位同学去信佛利民，指出我说的错，得到佛氏认错的回信，奔走相告。这位同学后来连博士也拿不到。

例二是戴维德（A.Director）的捆绑销售，以捆绑纸咭来量度电脑的使用密度，从而推出价格分歧的假说。二十多年前戴老问我对这假说的看法，我说量度的看法精彩，但价格分歧之说有问题。他点首同意，但我要二十多年后才写出来，因为当时想不出价格分歧之外的捆绑销售解释。

一九七五年谢世的天才嘉素（R.Kessel），于七三年与我辩论了一段长时日，使我获益良多。嘉素的座右铭：不能以无胜有

（You can not be 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人家有一个论说，你认为错，但你自己什么也没有，怎样也不能胜，少说好了。

张五常：总统的典范


美国前总统朗奴．列根谢世了。被赞誉的话生前滔滔不绝，身后的更如长江大河。他的功绩究竟如何是另一回事，历史自有公论，我不说。在美国历任总统的话题上，我曾经四次与佛利民煮酒论英雄。第一次佛老选出四位他认为是最好的：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列根。第二次他只选三位，淘汰了林肯。第三次淘汰了杰弗逊，只剩华盛顿与列根两位。最后一次，弗老想了良久，淘汰了华盛顿。换言之，佛老认为列根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

佛利民今年九十二，比列根小一岁。在大名鼎鼎的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者中，佛老对美国历史知得最精、最广，而又是个喜欢品评历史人物的人。他给予列根的顶级评价，比我的其他朋友都来得有分量。我没有见过列根，但因为他曾经作过加州的州长，好些朋友认识他。这里试行综合朋友之见，加上自己读到的一些列根琐事，给读者说说吧。

（一）几位朋友一致认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在公众场合表现得更得体、更能对答如流的人。不见得智商超凡，但反应快，态度诚恳，措辞适当。这里有个小缺点：列根的一只耳朵听觉有问题，有时答非所问。

（二）很有幽默感，说笑话的技巧高得不得了，虽然一些与他相熟的朋友说他的「笑话故事」是有限之数，往往与以前说过的重复了。个人认为一个领导人懂得说笑话——尤其是懂得在适当的时机说一些——是重要的本钱，而这方面亚洲的执政者是远远地落后了。

（三）临危不乱。一九八一年，任总统仅十个星期，列根遭枪击，子弹只离心脏一吋，流了全身过半的血，是重伤了。在进入手术室前，他对太太说：「亲爱的，我忘记了躲避！」Iforgottoduck是美国体育文化的一句名言，是一个棒球名将给掷球手掷中身体之后尴尬地说的。列根在命危之际引用这句话，与太太说说笑，可圈可点。在手术室内，医生正要替他套上麻醉药的口罩，他把口罩推开，对医生说：「我希望你是共和党的人。」医生也答得好：「今天这室内全是共和党的。」

有一次，一架被胁持人质的客机在北非起飞后，美国两架战斗机在空中截该客机，要决定是否强迫该客机降落。当时列根正在某大学演讲，随员在台旁听众见不到的地方向他紧急招手。他离开讲台，问随员什么事，说：「做吧。」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演讲。

（四）几位与列根开过会议的经济顾问一致认为，列根是个坚守原则的人。只要不违反他定下来的原则，什么建议他都考虑。佛利民当年是列根的主要谋士之一，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更细心地聆听、问得更详尽的人。

（五）列根是演说高手。作总统之前差不多所有演辞是他自己写的：有手稿为证，曾经出版过一本厚厚的自己写的演辞的书。有感人的一面：助手们选出少许认为应该回覆的市民来信，他喜欢手写回覆，文字幽默、诚恳、关怀备至。是的，一封这样的信，简短的，流传了出去，可以获得很多的民心。时间投资那样小，回报那么高，我奇怪亚洲的领导人不懂得这样做。

朋友，如果你是一国之首，上述的你有哪些可以及格呢？看来都不难做到，只是一般的头头似乎做不出来。要学做总统吗？先学说笑，继而学写字，然后再论其他。

选读物的困难

张五常

作大学生时——尤其是作研究生那段日子——我选读物所花的时间比读的时间还要多。不是选什么武侠小说或诗词之类的——纯为享受而读的那一类——而是选与自己追求学术知识有关的。

人类积聚下来的知识说少不少，但说多也不是那么多。后者是指一门学术，而一门学术之内的专题，其知识真的不是那么多。当然，任何一项专题，有关的书籍及文章数以百计。但其中大部分是人云亦云，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没有什么深度，创意更谈不上。数以百计的读物，低下的可以误导，中庸的读之无益，中上的花时间不一定有所值。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是精品，有启发性，值得读之再三。

我曾经说过，六十年代我读过很多书。然而，绝大部分我只是翻阅，走马看花，一天可翻十多本，看看哪一本之内的哪一章或哪篇文章值得细读。说实话，在一个专题之内，值得细读的通常不出两三件，最多也不过一掌之数。经验所得，是细读一件精品的收益，远比博读百件人云亦云的为高。例如关于利息及其理念，只细读费沙的《利息理论》开头的一百五十六页就足够了。

说细读，是不读则已，一读惊人。细读是一项大投资。时间、精力与排山倒海的投入，没有尝试过的不知其苦处。想当年，读佛利民《价格理论》的第五章，那关于成本与供应曲线的，细读几遍，突然发觉佛氏说商人争取的是「非合约的收入」，大有新意，于是从头细读几遍。之后又发觉佛氏说，垄断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线，若有所悟，又要从头细读几遍。

上述的细读，重点不单是明白内容，而是要找寻作者的推理思维。明白内容而不明白作者怎样想，不是真正的明白。这解释了为什么认真地读书是那样大的投资，也解释了为什么思想平庸之作不堪一读。

迅速地翻阅而选读物，是一种办法，不一定可靠，也不是最可取的。较为可取的是听老师的介绍。问题是平庸的老师往往误导，不可尽信。这解释了为什么作研究生时，一位高人老师盛赞某读物，我立刻跑到图书馆去找寻。

此外我还用上其他两个选读物的办法。其一是收听同学们的评语。不是一两个同学的评语，而是众多同学的认同。有了同学之见，再去问教授，问呀问的，肯定了才读。是大投资，怎可以不左打听、右打听呢？其二，可能最可靠的，是选作者来读。肯定是大师的人物而自己对其学问深感兴趣的，就按这大师的作品的发表先后日期，顺次而读之。差不多这大师的所有作品都读，较精彩的当然读得天翻地覆了。

选读物难，细读更难。没有趣味的读物我读不下去。细读是大投资，没有趣味的要生吞硬吐，不读算了。这解释为什么在自己专业的学术范畴内，好些题材我不懂。另一方面，兴趣所在而读的，我懂得通透。

张五常：筲箕湾的月色


读陶杰写中秋，不胜感慨。他比我年轻那么多，怎可以见过我儿时见到的月亮呢？难道他的想像力真的是那么了不起？

没有听过中秋节是像其他节日那样起自什么典故。嫦娥奔月纯属虚构。我们不是因为嫦娥而亲近月亮，而是因为亲近月亮才发明了嫦娥。只因为爱见月华如水，我们发明了中秋节。

炎黄子孙天生就有诗意长在骨子里。没有月亮，古往今来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好诗人。可不是吗？九百多年前苏学士写《水调歌头》，只开头四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以月亮写尽诗人应有的气质：诗意、文采、想像、深度、感情。我不相信其他民族的诗人有那样潇洒的功力。

西洋鬼子的节日我喜欢圣诞；炎黄子孙的节日我独爱中秋。二者皆安息宁静，虽然前者重于亲友问好，后者重于独自徘徊。

已故的母亲是旧礼教的人，幼小时缠过几天脚。没有读过书，但长得美，思想敏捷，过耳不忘。她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然而，旧礼教还是旧礼教，每逢过年过节，母亲总是搬出传统那一套，墨守成规，永远不变。中秋节晚饭后的赏月小吃，除月饼外，有花生、芋头、菱角、沙田柚。

那时我们的家是在西湾河的山上，赏月是平看蟾华上升，俯视鲤鱼门海面的月影银光。海旁楼宇最高三层，而向右下望筲箕湾的海，渔艇点点灯火明亮，桅杆若隐若现，倒影在水面上弯弯动动的，彷佛海中幽灵。十二岁的哥哥弹得一手好钢琴，免不了给我弹奏贝多芬《月光曲》的第一章。「慢一点吧！我喜欢弹得很慢的。」我老是这样要求。「不可以再慢了，再慢音符就连接不起来。」哥哥老是这样回应。

邻居的孩子拿竹织的、盖染红沙纸的鲤鱼、杨桃之类，内有烛光，在山头上跑来跑去。我却喜欢静坐，听哥哥的《月光曲》，看鲤鱼门上上下下，独自遐思。

后来一九五○年舒巷城给我唱《再会吧，香港》，我才知道自己从小惯见的月色是世间独有。是诗人田汉写的曲词：「那儿有：筲箕湾的月色，扯旗山的斜阳，皇后大道的灯火，香港仔的渔光，浅水湾的碧波荡漾，鲤鱼门的归帆饱张，宋皇台的蔓草芜荒……」俱往矣！

三十八年前太古船坞在西湾河建造了高楼大厦，昔日我家特有的筲箕湾月色也就废了。这是新时代的代价。我要怎样才可以重温故月之情呢？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要不然就是车水马龙，喧声吵耳。报章上读到的若不是杀人、自杀，以电脑高科技色彩印得红红的，就是什么经济不景、通胀通缩，又或者是什么恐怖活动、政权斗争。新时代的代价是否过高了？

如果我是月亮，我会躲在云中不照人间烦事。我会选寂静的旷野，柳下荷塘，清风动草，才悄悄地从云隙中亮相。苏学士昔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清风明月，再不是我们的了！

树大招风



中国在雅典奥运获三十二面金牌，树大招风，在国际上引起震撼。同学传来网上转载的外间报道，冷嘲的多，拍掌的少。大部分是中译，有人怀疑是好事之徒刻意伪作而放到网上去的。我细读内文，不怀疑。这里略说几个例子的内容，附上个人的回应。

（一）《莫斯科时报》说，中国是仿效昔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育制度而把今天的俄罗斯杀下马来的，但其实中国的群众体育基础脆弱，早晚不堪一击。（回应：说中国的体育运动不普及是对的——人烟稠密的国家或地区，普及运动不容易搞起来。另一方面，政府补贴训练体育人材在中国有悠久的日子，只是开放改革后才有今天的成果。更重要是政府不再强迫有天赋的参与训练——天生飞人有选择不赛跑的自由——这与昔日的苏联是不同的。）

（二）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只是女子体育优胜，是一种病态，男子跑不出来就不能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回应：中国女子的奥运成绩远胜男子的是事实，但不是因为中国重女轻男，而是外地重男轻女——尤其是日本。外地的女子远不及男子那样重视体育，中国的女子就胜来比男子容易了。）

（三）德国《明镜周刊》说中国走的是一条歪路，昔日东德的金牌数字就曾经超越美国，而东德是靠强迫、剥夺运动员的选择自由起家的。（回应：强迫体育——除了学校有体育课程——非善策，但今天的中国强迫体育训练不复存在。政府可能见某人有奇佳的天赋而劝导，或利诱，但没有东德昔日的「强迫」。最近伏明霞的电视访问说得清楚。）


（四）美国《时代周刊》说中国的金牌是虚假的繁荣，因为中国人只为金牌而比赛：选非热门的项目，也不像美国那样，愿意以五面游泳金牌换取一面篮球金牌。（回应：葡萄真的是那么酸的吗？难道美国的运动员跑到雅典不是为了争取金牌吗？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远比中国的高，因而对金牌没有中国人那样重视。主要的证据，是虽然说愿意以五面游泳金牌换取一面篮球金牌，但美国的篮球在准决赛就被淘汰了。怎么可能呢？美国的篮球水平天下无敌，相近的也没有。他们拿不到这面金牌，因为高手一般惜身，恐怕受伤而损害收入的前途，不参加。如果由任何稍懂篮球的人替美国选奥运篮球队，此队可以让任何其他国家队二十分而胜来容易。）

（五）英国《泰晤士报》远为客气，说在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中国可能单靠女子就轻易地赢得比整个美国更多的金牌。（回应：不会那样容易吧！如果真的发生，世界大变矣。不可能，但因为这次奥运成绩的鼓舞，多加四年训练，再加主场之利，二○○八的总金牌数量中国应该超越美国。但人口相差那么远，人均体育水平要追近美国遥遥无期。）

（六）《CNN》的英语原文把中国捧到天上去。不可能是伪作，因为那种写体育的夸张过瘾文笔中国人作不出来。内容说中国有钱，人多，要面子，没有的他们可以抄袭得精确，或者出钱买回来；又说北京奥运的新面目将会雄视地球：无论经济、政治，总之要证明中国高得看不见，毫无疑问的。（回应：我今天为中国当年没有赢得二○○○年的奥运主办权感到高兴。悉尼与雅典的奥运都办得非常好。如果北京主办二○○○年的，可能频频出错，见笑天下。多了两届的经验，应该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