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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文 Scientific & Humanistic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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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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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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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文章(二)
如果没有猜错,搞创作的人总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传世。传世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无情时日的蹂躏,过了许多日子还有人记得,还有人欣赏,英语说的memorable是也。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而作者往往不在人世,自己不会知道。也有作者在生时知道的,或相当肯定,但相当肯定的也可以烟消云散。做学生时我读过不少算是名家的经济学论著,只40年,这些作者今天很少有人记得了。曾经大名鼎鼎,红极一时,但时日还是无情地淘汰了他们。
学术传世,作者要有一家之言;艺术传世,作者要有独特风格,这些是起码的要求。一般不足够,而何谓一家之言,何谓独特风格,其界定往往不清楚。数之不尽的试创“一家”或“风格”的人,走上哗众取宠的路,能成功地传世的例子甚少。有些人,例如画家高庚,出尽八宝为自己的画作推销,希望传世;但其实此君天赋绝顶,作品绝对超凡,传世上苍注定,只是大力推销可在生时多卖一点。
一般而言,传世的作品要靠作者的真实本领。功力不到家,怎样推销,怎样宣传,在生时或可多赚点收入,但传世一般要讲真功夫,也要讲一点运气。梵高死后,他的弟妇把他的作品慎重地整理收藏。不这样,这位大天才的一般没有签名的画作,不容易传世。整理作品会增加作者的传世机会。这解释了略有看头的经济学者到晚年都喜欢整理自己的学术文章,结集成书。对我来说,整理结集为自己欣赏着重,但实不相瞒,这些日子我用心整理自己的英语文章,传世的希望像糖果那样在脑中跳。
可能发了神经,这几年觉得自己的经济学文章可以传世的机会愈来愈高了。首先是八九年前,巴赛尔提到,说我的英语文章被引用,奇怪地毫无衰竭的迹象,留上了心。近几年发觉数十年前写下的被引用的不跌反升,而一些早就石沉大海的竟然略见天日。跟着是两年多前写好的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综合自己在一门学问上的思维,获得很大的反响。最近高斯为了替我的英语文章结集写序言,读作品后,其评价似乎是说有机会传世。
这些之前我毫不关心自己的英语作品可否传世,只为自己的好奇心动笔,希望亲近的师友赞几句。这几年的势头较可观,本来懒得整理结集也来一次大兴土木了。事前没有想到整理英语文章比整理中文的困难那么多。一言难尽,但我自己要做的那部分7月可完工,高斯的序言如果及时赶到,那么10月左右该结集可面市了。
当年写英语文章我没有传世的意图。后来写中文文章更说不上。但二十多年前上苍派出《信报》的林山木,在他的鼓励下我写成了《卖橘者言》。跟着写《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用足心机——被今天国内的朋友奉为经典了。其他的中文文章得到提携,有读者,而今天数以千计的网页转载,要不传世很困难。是我不理解的先进科技,文章上了网,除非政府出手一般驱之不去,而久不久有读者光顾某陈年旧作,该文可能翻新,跳到前头。
有市价的艺术作品,判断传世的机会是远为容易的。不是造价的真价作品,价够高而又顾客频频的,是相当可靠的传世迹象。捧场客为了维护自己的投资,有倾向继续捧下去。卖出三几件甚至三几十件作品不成,托价或造价往往有反效果,但顾客频频而价格坚挺,或跌后回升的,传世的机会甚大。
写这篇文章,起于两年前重施故技,搞摄影,希望自己的摄影艺术也可以传世。真可怜,自己监督放大,签上名字,配上镜框,劳师动众,只能卖数百元,而搬运往住损坏了,屈指一算,要亏蚀!这可见我的摄影作品不值钱。其他摄影大师的作品也是无价之宝。没有市价的艺术作品,要怎样判断传世的机会呢?或者说,我要怎样做才可以增加自己的摄影作品的传世机会呢?
首先是细算自己的天赋本钱,认为自己于1965年想出来的处理光的技巧,加上今天的科技,搞色彩,自成一家,有可为也。跟着是否决搞展览,要出书。这是因为展览过眼云烟,但出书可以留下来。再跟着是出书要有主题,不斤斤计较每帧作品的高下。这是因为历来张张讲究的摄影集,没有主题的,传世的机会是零。
这样,本来想好了的5本摄影集,增加至8本,最后改为7本完工。这些更改是为了主题的更换,这样处理不对,那样处理不妥,到最后,7个主题算是有一个加得起来的整体了。
会传世吗?很难说。搞摄影要传世,可能是艺术创作中最困难的玩意。把快门按下去,山是山,水是水,你有人有,再美观传世的机会肯定是零。如果整古做怪,把山摄得不像山,水不像水,传世机会也是零。摄影的传世条件,要有毫不做作的独特风格,成功地表达作者的感情,不容易被抄袭。这些加起来有点苛求了。
作品传世有秘诀吗?当然要讲点天赋,要讲努力,要讲拼搏,要讲运情,但这些之外有秘诀吗?应该有,我不懂。只在摄影上刻意地尝试,自己发明的传世秘诀是淘汰了所有传世不成的处理方法。炎黄子孙中搞摄影艺术的何止百万,但到今天作品足以传世的看来不到两个。或然率说,我的秘诀多半不管用,也会遭淘汰。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6-02-19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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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奇遇记
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的编辑与校对工作做得七七八八了。消息传来,高斯 (R. H. Coase)已为这结集写好了“前言”的初稿。本来是要写“导言”的,但他对助手说我的好些文章不容易一下子消化,改为写“前言”。我搞不清楚导言、前言、序言与序词有什么分别——这种古怪学问友侪中可能只有张滔才知道。高斯是我认识的最传统的英国绅士,当然知道,但我不便提问。我的意识是导言长一点,前言短一点,只此而已。94岁的高斯还在细读我昔日的文章,几番与助手研讨,对我来说,无论他为我写什么都是一字千金,感激无限,予愿已足矣!
这结集的正文长达600多页。少写英语文章被朋友骂了数十年,竟然那样洋洋大观,应该气煞巴赛尔(Yoram Barzel)!是《佃农理论》一书之外的可以拿出来表演一下的英语论著。有两篇太短,高斯建议拿开。有两篇发表过的因为包括在一篇没有发表过的长文之内,取后一者而弃前两者。有两篇题材一样,长短不同,都发表过,舍短留长。除此之外,一篇内文重复前文的一部分,删除一节。这样处理,不同文章的思维还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不精简删改,因为看似重复,其实每次重复都加了一点变化,读者按脚注说明的日期分先后,可以跟踪作者的思维发展。除了这些,原文一律保留,就是今天认为应该修改的也保留不改。一篇写于1988年,介绍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学说的,找不到文稿,成为漏网之鱼,沧海遗珠也。最可惜是20多年前替石油公司做顾问时写下的两英寸厚的研究报告,艾智仁(Armen A. Alchian)认为是我的平生代表作,是雇主之物,不能发表。
学问这回事,一个人穷毕生之力,所得甚少。但少少的新意,只要有重量,大可勒碑志之。是的,思想可以比万里长城有更顽固的存在性。我是个讲究说明影响我的思想来源的人,有些朋友说我“感谢”得太过分了。但我总是觉得有少许关联还是大方一点为上。可惜47岁后,文章写好我懒得自己引经据典,只请同事或助手替我填补有关的文章脚注,到后来索性天马行空,连脚注也懒得下了。
这本文章结集的英文名目是《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Steven N. S. Cheung》。中文附题不敢再用“经济解释”,只是《张五常英语论文选》。有个中文附题是因为举世选修经济的中国同学多,赚不赚钱也希望多卖几本。目前的计划,是先在香港出本地版,继而出大陆简体版,以后有机会才杀到西方去。
2000年6月我在香港重印《佃农理论》的英语原作时,在《壹周刊》一连了写了10期(两万多字)的一个题为《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的中文长序,回顾该论著创作时的前前后后的思维。据说这篇长序在网上转载无数次。英文中序无疑是个新发明,但反应实在好。后来华中的张培刚大哥重印他的获奖博士论文,也仿效了我,以中文写一个“来龙去脉”的长序。是的,学术思想的回顾,总有好些夸夸其谈的话要说。高斯、史德拉(G. J. Stigler)、巴赛尔等朋友也如此这般地写下他们的回顾文字。这可见搞思想创作的人珍惜自己的思想,不在珍惜自己的亲生子女之下。
因为《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已经回顾过了,虽是片段,但是自己最有活力的思想时期,今天的结集是没有什么值得再回顾的了。然而,几位同学一致认为,《佃农理论》的原著再版,最成功的地方还是那两万多中文字的《前因后果》。他们认为可读,对他们有启发性。我跟《花千树》的老编叶海旋商讨,他也认为这本英文结集也要来一个滔滔不绝的中文长序。然而,自己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部分,已经在《前因后果》发表过,又再在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作了补充,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套,岂不是老态毕露了?
与叶海旋数番倾谈后,大家同意我以《求学奇遇记》为题,发挥一下。20多年来要求我写求学往事的读者无数。我想,平生所遇无奇不有,可读的文字不难写,只是与这本结集的文章一般没有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说到求学——不限于学经济——不容易想象会有其他学子碰上我那种神奇际遇,就是金庸笔下的神奇小子也比我不过,何况我要说的是事实,不是虚构。
要写这“奇遇”还有另一些原因。其一是我不认为把孩子管教得严或强迫孩子做功课是明智的教导。我认为只要孩子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即可”,父母要让孩子自由发展。不良癖好要管,呆坐终日不成,但任何有创造性的玩意,只要孩子有兴趣,都要鼓励。其二是求学读书失败事小,被老师或朋友看不起事大。我认为一个青年如果看不起自己,万事皆休。想当年,读书考试屡战屡败,但失望中总是有老师或朋友看得起我。这使我在极端的失败中尊重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一旦遇上机会,翻身易如反掌。这样的经历在《奇遇》中会细说。其三最重要。这就是多年的思想发展,我欠师友实在多。趁这个机会以一篇长文感谢教过或影响过我的人,虽然这样做不可能每一个提到,但还是要做的。
我要从我记得的懂事的第一天说起。那是1938年的春天,地点是香港筲箕湾邻近的西湾河的后来被称为澳背龙村的山上,今天不复存在了。当时大约2岁4个月,今天想来历历若前日事。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6-02-19 2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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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哗众取宠 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不少朋友说这几年炎黄子孙开始崇洋媚外,海龟派当道,希望我为文分析、评论一下。何谓“崇洋媚外”不容易下个定义。我是个不崇不媚的人,喜欢凭独立之见来去纵横,但对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的很多方面衷心佩服。爱欣赏,有本领信手拈来占为己有,但不认为自己是个崇洋媚外的人。
佩服、大赞,五体投地,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大师说的我会多加考虑,但对归对,错归错,你是你,我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人是大名家或某国了不起而把错的说为对。我想,崇洋媚外是指那些说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或毫无研究,见人家有联邦制就说中国也要搞联邦制,或明明是不堪入目的鬼妹仔也说得天花乱坠。这样看,这些年中国的青年彷佛有点崇洋媚外了。
两年多前,报道说北京通过了反垄断法,将于该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同学传来通过了的法例,发神经,全部是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搬过来的,包括禁止价格分歧、捆绑销售、零售限价等。细读内容,发觉立例者对美国的反托拉斯案例毫无研究,显然是从不知所谓的本科教科书抄过来。我曾经在美国作过两件庞大的反托拉斯案的顾问,知道有关的法律不知所云,搞得一团糟,受益的主要是律师与经济学者。
更令我感到困扰的,是北京要禁止的市场行为,在国内竞争激烈的市场随处可见。如果法例真的施行,绝大部分的商店会受到起诉,排队候审恐怕要排一百年。立法的人显然不知道国内的市场情况,不懂国情是也。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该法例是起于崇洋媚外,还是起于不懂国情,又或者是二者的合并。当时我迫着写了十篇文章解释反托拉斯。后来该法例一拖再拖,年多后推出的反垄断法是另一回事。真的反垄断是反对国企垄断,我没有异议,但谈何容易哉?
在那次经验中,知情的朋友说,赞成推出反托拉斯的是海龟派,反对的是土鳖派,而前者声势占优,动不动推出西方的经济理论来。朋友,理论有好与坏之分,有对与错之别,加上因为其它法例中西不同,美国与中国的市场行为很不一样,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应该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发展得快,经济增长了不起,我们真的有本领以法例来改进吗?自己对市场研究了四十年,涉及的各方面比我知的任何人多,但衷心说实话,这些年我从国内的市场学得多,不敢言改。
最近央行看来有浮动汇率的意向。格林斯潘认为应该这样,佛利民可能同意。好些年前自己也曾那样建议,但当六年前我开始理解中国独有的货币制度,反复推敲,知道行得通,也适合中国制度的整体,就改变了主意。搞学问是不应该有成见的。
不久前读到《亚洲周刊》发表的郎咸平教授写的、题为《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的文章,其中小标题是《国企改革天怒人怨》、《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资产》、《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等,骂得厉害。不怀疑个别的不良例子存在,但既为教授,郎先生怎可以那样不负责任地一般化呢?细读内文,郎教授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制度架构近于一无所知。难道哗众取宠真的那么值钱吗?
如果今天的中国是郎教授笔下说的,理应民不聊生。或者说,像郎教授说的到处胡作非为,没有半点做得对,但经济增长破了人类纪录,人民的生活与自由不断改进,那就继续胡作非为下去好了。
从来懒得批评自己不认识的人。但郎咸平为了争取注意,公开地小看了中国的文化,污辱了中国人的尊严,禁不住要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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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1 1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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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 实在是深不可测
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已有两年多的日子了。声浪来自一些国会议员,代表着一些压力团体。表面看不难明白,但深入地想则不易理解,因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经济整体有害无益,肯定的。这里分点说说。
(一)最可取的理由,是人民币钩着美元,后者兑人民币无从贬值,而人民币钩着一篮子外币,美元兑人民币贬值也不易,因为其它外币贬值,美元兑人民币会上升。为此两年前我建议人民币转钩一篮子物品,让美元或任何外币兑人民币自由升降。但美国可没有建议人民币转钩任何其它的,只要求人民币升值是间接地要求人民币改变货币制度。
美国的经济大师一般同意,朱老设计的货币制度是好的,也同意我说的经过多年在国际上调整,人民币值达到了贸易的均衡点,兑美元向上调整是对所有外币向上调整,极为不智。
(二)美国的经济专家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一定有帮助,适得其反,增加该逆差的机会不小。熟知史德拉与艾智仁的需求第二定律的会同意,如果今天人民币兑美元只上升百分之十以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上升的机会是十之八九。这是因为进口了中国的廉价货品有时有日,美国本土的制造商早就看风驶,不容易一下子转軚回头。
(三)为了增加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而要求人民币升值,有点道理,但最近在关键的纺织品争议上,中、美已达成协议,为什么还继续要求人民币升值呢?不要说我擦鞋,但这里要赞薄熙来一句:中国与欧盟及美国达成纺织品协议,是此君之功,条件对中国不俗,横看直看是不简单的本领。
(四)这点最重要。美国几年前遇到九一一的不幸,跟着是伊拉克的麻烦,但美国的经济近于奇迹地稳定,通胀率不高,而物业之价大幅上升了。美国的经济学者朋友提出好几种解释,皆不合情理。
我的解释,是这些年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进口美国急升,使那里的家庭日常用品的价格急速下降,一方面压制了通胀,另一方面增加了美国家庭的储蓄空间。再者,中国货进口美国的收入,绝大部分落在美国商人与专利持有者的手上。据说一部中国产出的DVD机,有码必解的,美国零售三十元,中国所得只三几元而已。
不要看中国货进口美国的总值只是美国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不重视,因为价格那么低,不容易占美国国民收入的一个可观的百分比。重要的是美国家庭节省的钱比进口的中国货价高很多。绝不夸张,中国购买一架波音飞机,所付之价不会低于一个不大不小的美国城市所有居民的全年日用品消费。朋友说,不容易在美国见到一般的日用品不是中国制造的。
奇怪没有人提出过中国制造的廉价日用品救救美国经济这个重要观点。不可能错,只是救救美国的同时,也救救中国的劳苦大众。这是史密斯二百多年前划定下来的黄金定律了。你吓我,说要征收惩罚进口税,说人民币偏低是阴谋,要诉之于法;我吓你,只说一句禁止中国货出口美国就足够!何必吓来吓去呢?互相交易图利不是过瘾一点吗?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要求中国货加价。朋友,你有没有要求过任何你光顾的商店对你加价呢?如果有,我这篇文章作废!政治深不可测,可以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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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1 1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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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穷人的生活不是报道说得那么差
二十年前邓小平说要让一小撮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经济发展走市场的路,资金集中会鼓励较大的投资,虽然基本上国家是靠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地建造起来。今天国家是建造起来了,还远为不及,但有看头,个别地区看头了不起。贫富悬殊的情况无可避免地出现。没有像印度等地区来得严重,而我自己的调查,中国穷人的生活不是某些夸张的报道说得那
么差。不管怎样,协助劳苦大众——尤其是协助他们自力更生——是重要的工作。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今天中国以县为经济核心的体制,是我知道的体制中最可取的。沙石仍多,说不通或很有点胡来的困难存在,但撇开沙石,正在冒出来、开始形成的体制实在好。沙石当然要清理,不少细节要修改,但基本上是执到宝,千万不要让不知就里的“专家”左右,把宝物作废物处理。
(二)这制度促成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对扶贫有一种自动机能,作出大贡献。是的,在地区竞争下,有土地但人手不足不容易发展起来,于是大家招兵买马,争取人手,地区政府对居民重视。个别的不良例子是题外话。
这些年,北京上头早就只眼开只眼闭,容许人口自由流动,是经济增长奇速的一个主要原因。最近某些地区开放户籍申请,做得对。两年来广东出现颇为严重的民工荒,一方面起于外地的廉价劳力国家多,工资不易加上去,另一方面是地区争人手,月是故乡明,广东斗不过。厂商竞争加上地区竞争人手,双管齐下,我对中国扶贫的前景有理由看好。(最近联合国说中国贫富悬殊恶化,不可能对,我会另文斥其非。)
(三)经济学说,人穷主要因为知识低。今天,地区政府在竞争压力下提供工艺训练,而较有规模的搞文化、建大学。目前中国的教育与医疗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私非私、公非公,混淆不清,混水摸鱼的行为不少。是的,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北京要慎重地清理现有的混淆情况。我要多作理解才为文分析。
(四)农业用地转作工业用地给予农民的补偿,地区税收的分帐,税收后对个别地区的回补,方法对,但在数字与施行上有不少问题,也不容易处理。好比补偿农地的下限够高——可能太高——但好些地区政府不够钱,有拖冇欠引起纠纷。以五厘年息算,我的估计是这补偿大约是农地所值的五倍。很难说是否过高——这里说“过高”是指对扶贫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转用途政府要作大投资,搞什么通什么平的,地点较差的地区要先蚀头注,希望工业发展后的税收分成得可偿失。我怀疑他们有没有考虑过采用与农民分股权的方法处理。
牵涉到金钱数字,私相授受的行为不难想象,但大致上有了明显的改进。考虑厘定与执行上述三项——补偿、分帐、回补——是扶贫自力更生的一个重点,分析真的要懂一点经济学,或对经济运作要有很好的感受。北京要派出清廉而又能干的顶级人材了。
(五)最重要顾及的是那些天生有缺陷,或后天遇到不幸,那些没有协助不容易生活下去的人。处理这些无法自力更生的弱者,我的建议是由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处理。政府要严格地审核那些假冒为善的,选出及格的不仅鼓励,适当的补贴值得考虑。我相信世界上有衷心地要做点善事的人。让私营或民营处理,义工来得比较容易,而鉴别是否需要协助的真真假假,私人的钱会用得远为慎重,远为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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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2 1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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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总理为人民生活流泪 我心惊胆战
几个月前贝加(G. Becker)发表文章,论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或有保留。我在《信报》以长文回应,行家说行话,大家的看法略为不同。
贝加的要点,是当一个国家搞起经济时,会推出好些傻政策,把经济搞垮了。这观
点似乎是历史规律,而我不同意的地方,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成一家,应该可以避过这无情的规律蹂躏。其后想,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二十四年前贝加反对我对中国的乐观看法,错了,我当然希望他再错一次,但当我衡量今天外地对中国频频施压,见到央行彷佛要拜美国为师,见到温总理为人民的生活流下泪来,不由得心惊胆战。
贝加担心中国会引进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的政策,首要应该是福利经济吧。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没有一个有良知的人会反对帮助那些没有帮助不容易活下去的人。但此助也,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只是一些比另一些更坏罢了。有几个不容易拆解的地方。
(一)长贫难顾。赈济穷人一般会鼓励他们继续穷下去。好比香港的发神经的综援,不工作有钱可收,受援者纵有绝顶良心,发奋自强的意识总会给综援打个折扣。
因为身体有缺陷而又没有亲友帮助的人应该不多吧。持久地帮助这些不幸的人我没有异议,困难是我们不容易知道这些不幸究竟是真还是假!
(二)混水摸鱼。凡是用上公家钱搞福利,压力团体涌现是早晚的事。说得掷地有声的言论不难听到,但如果细察一下,我们不难发觉这些言论出自受益者的口。四十年前在美国加州,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的总收入,比接受福利者的所得高出一倍以上。在香港,我有一个很相熟的朋友(今已故)在社会福利处工作多年,谈起当年搞得比今天小得多的“福利”胡涂帐,频频摇头叹息,最后此友决定提早退休,不干。
(三)易发难收。所有福利制度,推了出去不容易收回来,而且愈搞愈大的机会甚高。香港公屋或廉租屋的经验是个好例子。二战之后与国共之争,大量难民涌进香港。社会的混乱与治安的问题,导致一九四五推出租务管制,跟着是政府供应廉租公屋。原本是暂时性(一年)的租管结果管了几十年,而当时只为给难民有容身之所的公屋,不仅今天还存在,而居屋的发展庞而大之。
曾经拜读过阿康五体投地的香港六十年代的财政司郭伯伟的言论,反对政府扩大资助教育与医疗说得理直气壮,跟着的夏鼎基与彭励治是同一传统,坚守信念不移,我欣赏。问题是教育与医疗这两项福利开了头,约之不束,压之不下,扩张易过借火,今天的支出是天文数字了。
从富人的身上拿取一元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微不足道的不良影响。我不反对。从富人身上拿取十个亿,交到穷人手上去,对富人的产出意图有不轻微的不良影响,我不赞同,但不好意思说出声来。我有胆大声说出来的,是从富人拿取的十个亿,没有一小半交到穷人的手上,不知道穷人是否真的穷,不相信大部分的穷人不能自力更生,而在福利转手的过程中,庞大无比的资源浪费明显如青天白日。杀了我吧,这样扶贫我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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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2 1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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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当务之急是不让人民币升值
说过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自成一家,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纵有沙石,对人民生活的改进了不起,不要胡乱动之,也不要管外人怎样说,要自己继续发展下去。摆明是天才成绩,但历史说世界上没有出现过那样大的天才——这是中国之谜。区区在下有十八般武艺,但没有能力改造世界,只喜欢在旁大声拍掌,或大声疾呼,热闹一下。时来风送滕王
阁,我是王勃,可惜垂垂老矣!
浅说扶贫吧。如果政府从富人或其它渠道拿取一元交给穷人,没有任何其它影响,社会的扶贫成本是一元,穷人的利益是一元,打个平手,我称之为“中性”扶贫。没有理由反对,就是银码相当庞大也不容易反对。如果政府弄得一元,交到穷人之手只得三毫——福利员工与压力团体分剩之数——社会成本一元,穷人利益只三毫。这是“负性”扶贫。负性扶贫的社会成本可以很大。被抽取的人会减少产出意向,以通胀抽取有另一种社会成本,受惠的穷人乐得穷下去,可以工作但不工作,甚至刻意地费心扮穷,皆社会成本也。是的,通过政府使穷人获一元,其社会总成本超越十元不足为奇。这种负性扶贫我们容易反对。
最后一种是“正性”扶贫。这是协助增加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增加劳苦大众的知识与生产力。原则上,社会成本的投资一元,穷人杀出重围会有好几元的回报,也就是社会受益的回报了。显然,正性扶贫是上上之选,中性扶贫可以接受,负性扶贫不可取,但某程度无可避免。扶贫之道,是要争取正性而减少负性。
目前中国扶贫的当务之急,是不让人民币升值,因为这是最广泛最有效的正性扶贫。经济逻辑同样简单:
(一)说过,在国内下了注的外资、有专利的厂商及有钱人,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有好处。这里要加上国内薪酬或收入可观的人。人民币升值,这些人到外地旅游及在国内购买外国货,皆获甜头。这几种人的言论受到重视,影响力不少。但他们的观点短视,因为长远一点看,劳苦大众的生活有改进,消费增加,他们获益会更大——这些将来而又间接的利益他们不会管。我自己眼观六路,人民币升值不会执输行头,但自己归自己,社会归社会,永不混淆,是四十二年前老师艾智仁教的第一课。劳苦大众呢?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到欧洲旅游,外国货不敢奢望也。
(二)人民币升值会削弱劳苦大众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因而减少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一个月前与几位经济学教授倾谈,过半赞成人民币升值,说作过回归统计分析,认为升值百分之二十不会削弱竞争力。他们一家工厂也没有调查过,只搞些废物进去废物出来的回归分析,我问:“你们学的是什么经济学呀?”
(三)人民币升值,工人加薪肯定会缓慢下来。于是,他们在实质收入上的增长,主要是靠国内的物价下降——通缩是也。人民币升值很多,通缩一定会出现,但达到那一点,中国的接单工业会因为国际竞争力的烟消云散而变得溃不成军,工资会相应地下降。
愚见以为,这些年北京搞出经济奇迹,横看直看都比经济学者高明,既然走上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路,知道不足之处,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算了。我只是觉得自己有时旁观者清,这里那里提点一下。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6-02-23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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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对我的经济学有争议 我心中有气
最近黑蛮送我一本他亲自炮制的题为《黄永玉八十》的画册,是巨册,甚重,可以一次过压死五只蟹。编得好,当然是精装,售价人民币七百,好此道者非收藏不可。过了几天才翻阅——那么重,我要找时间坐下来,把画册放在枱上翻。此翻也,是难忘的经历,初看大喜,继而大惊,最后大叫,跟着对坐在身旁的太太说:“如果永玉不是艺术天才,天下
间没有艺术天才这回事。北京当局要好好地处理永玉的画。”
说初看大喜,因为这本将会传世的巨册,第一幅是一九八九年我替永玉拍摄的照片。无端端“与有荣焉”,能不喜哉?继而大惊,因为永玉今天的画作比十六年前我欣赏的高出相当多。最后大叫,因为画册近尾之处的雕塑作品,绝对是大师级,毕加索后期搞雕塑不比永玉高明。
以宣纸作画的名家无数,但论变化,论气势,没有一个比得上黄永玉。变化多得离奇而风格(面目也)一致的艺术家,百年难得一见。永玉显然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人,不甘于寂寞,有创意,喜欢乱来一下。这是毕加索现象了。这种艺术家要付出的代价,是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
比方说,我认为永玉的漫画太多,不是画得不好,也不是不够过瘾,而是从艺术的角度衡量,漫画不够深度,不容易打进历史去。当年读西方艺术史,以漫画见经传的只遇到一个,英国的,较为严谨的艺术史此君不入围。以书法文字补于画上是国画的传统,有协助构图之效。永玉的行书写得好,很懂得分布,但我嫌他有时文字太多,过了头。有时为了创新,永玉的随意之作有些偏于怪,刻意地乱来有些偏于乱。
艺术创作就是这样。在险而不怪的追求中免不了有些作品不容易被观者接受。我想,永玉走这追求的路恐怕走了六十多年了。黑蛮说册子里的作品都是这几年的。得天独厚,八十出头永玉的素描与白描功夫还处于顶峰状态,不可思议!真替他高兴,追求了那么多年他终于达到前无古人之境。
我要特别提出的是永玉画的大画,很大的,气势磅礡,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来。这些作品显然是经过深入的想象与思考才动笔,画得用心。每张题材有别,构图各异,画法不同,有深度而又风格明显。每张都给我震撼良久,虽然看画册怎样也比不上看巨幅原作的本身。我想,如果永玉能把二三十幅这样水平的作品在一个巨厅展出,点缀着些精彩小品与雕塑,光线一流,花一千元在那里呆坐半天是相宜了。
集中一个大画家的杰作于一巨室之内,持久甚至永远地展出,对作者对观众都重要。你说张大千怎样了不起我无从衡量,因为大千的作品卖散了,我见到的精品只是每件看,而就是说明是大千的什么纪念大展,总是不够全面,只展出几天。莫奈的莲塘巨作永久地展于一室,任何人走进去不会走出来而忘记莫奈。我深信,趁永玉的重要代表作还没有卖散的今天,北京当局以巨室,高而大的,永久地保存展出,会比莫奈的莲塘有更大的震憾性。这会是中国之幸,也是世界之幸。
衡量一个作者,作品集中非常重要。梵高死后,如果弟妇没有把他的作品集中保存,我们不会听过这个人。可惜后来梵高不少作品卖散了,而今天还集中的又分藏于两间博物馆中。可幸鬼子佬对艺术作品的处理远比我们认真:梵高所有遗传下来的作品都有着录。若干年前在伦敦巧遇Turner画作大展,很全面的,我看了半天,对太太说:“没有想到Turner那样了不起,的确名不虚传。”
多年以来,外人对我的经济学评价有争议。心中有气,我花了年多时间整理好英语论文结集,最近出版了,自己多次翻阅后,心安理得,定过抬油,知道达到的水平再不会有争议了。摄影可没有那样幸运。黄贵权屡次催促我选出二百精品,花钱精印巨册,但印制与原作相差不少,左试右试也找不到满意的效果。展览呢?原作质量高,但只几天的展出不值得大费心机。作为艺术媒介,摄影是雕虫小技,没有谁会那样傻,为我的摄影原作设立永久的展览厅!黄永玉是另一回事。
以集中作品来衡量一个艺术家,目的是要衡量这艺术家的整体。不这样做我们无法知道一个天才达到的境界。有人赞傅抱石,有人赞林风眠——我也赞——但除了林风眠与朱屺瞻,中国的国画家中我没有机会很全面地在一次的展览中感受到一个大师的斤两。就是不久前参观的大事宣传的吴冠中画展,失望,不是说吴大师的画不好,而是不够全面,展出的精品不多。
要把一个艺术家的多方面的精选作品集中,也要一次过地看,我们才有机会领悟这个人的艺术境界是在哪个层面。每次的吸收不同,重要艺术家我们要欣赏多次。芝加哥某博物馆,奇怪地有相当全面的法国印象派画作的收藏与持久展出。我看过无数次,领悟到该画派的哲理与精神。这是学问,跟着自己的摄影风格就改变了。
不是所有大名的艺术家都可观。浪得虚名的不少。较为全面看,有些我只看一次就觉得花巧庸俗;有些我看来看去也看不懂,大名可能是皇帝的新衣;有些初看不对,但愈看愈妙;也有些初看可取,但经不起多看的蹂躏。
回头说永玉,如果他的作品经不起多看或时日的蹂躏,那么在这里建议北京当局处理他的作品,有一天会见笑天下。这是说,不是要替黑蛮炮制的父亲画册卖广告,而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是的,在近代数之不尽的中国视觉艺术家中,将来有机会打进世界艺术历史的,我的首选是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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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红灯终于亮了
最近美元呈强势,但人民币兑美元却上升,破了八兑一的关口。这显示着人民币不再与一篮子外币挂钩。央行说要放宽人民币浮动的上、下限,这也不对,因为他们不会不知道在人民币期货币值远高于现值的今天,人民币只会“浮”到上限,不会浮到下限去。这些迹象显示,央行是脱离了朱老10多年前划定下来的货币制度,转走美国的fiat money(法定货 币)的路向。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希望自己看错了。
不少朋友说周小川先生要做中国的格林斯潘。最近我读到周先生的言论,以货币调控经济的意图明显。任何人,连我自己在内,见到中国的发展,希望自己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但我只是个老书生,纵有雄才伟略,也只是书生而已。周先生举足轻重,是另一回事。
以一个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货币之锚,稳守,对中国目前的发展非常重要;而在这种制度下,央行对经济整体的调控范围不大。换了像英美那种不易触摸的失业指数、通胀指数等为货币之锚,央行的职责与权力便上升好几倍,要顾及调控经济的整体,不容易,闯大祸的机会不小。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的应对一流,但高明如格老,美国的利息率一轮上,一轮落,轮来轮去,打分是不及格的。
在fiat money制度下,货币问题很复杂,天下第一货币高人佛利民两年前也摇头叹息。既然10多年来中国用上了远为简单而又可靠的货币制度,经济发展出现了人类奇迹,动之愚不可及也。我绝对同意在货币话题上可与佛老平起平坐的蒙代尔对坚守人民币制度与汇率的看法:If it is not broken, don’t fix it!(西谚曰:不破不修)
10月21日我发表了《周小川的职责与格林斯潘不同》,起笔指出周先生说的(可能是他手下的杰作)关于人民币上调2%的弹性分析其实是“逻辑大错”。北京的赵晓为之辩护,拿出鞋油,说周先生“优秀”,人民币升值已见“佳”效云云。我没有说过周先生不优秀,但错得那样离谱的分析是不应该维护的。
提到这件事,因为我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进入了一个“擦鞋”时代。外国人要求人民币升值,手法多种,而最有效的似乎是对中国大赞一番。我担心的是人民币继续升值,擦、擦、擦,颂赞之声会不绝于耳。首先是中国的统计数字喜欢用美元算。人民币升值,国民收入以美元算上升得快,频频报喜。日本仔当年就中了计。跟着是在中国下了注的外资喜上眉梢,再跟着是有专利性的名牌厂商大声叫好。有钱的炎黄子孙也过瘾。这些获利者早晚成为压力团体,擦起鞋来霍霍有声,人民币再要下调则破口大骂矣。这样看,周先生的皮鞋不够多。
可怜那些劳苦大众或那些没有见过飞机的农民,那些要到我称为“接单”或“边际”工厂去赚取月薪数百的人,那些希望学习一下、午餐两片面包、节省点钱寄回家的人。数千年来神州大地就是漠视这些人,视之如粪土。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人是香港人说的“咖喱啡”:“行就行前,企(粤语,指“站”)就企边,死就死先。”人民币升值,他们是主要的受害者,因为升值会削弱他们在国际廉价劳力市场的竞争力。
愚见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为劳苦大众而改,其他皆次要。我反对福利经济,反对劫富济贫,20多年来力竭声嘶,极力主张增加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人民币升值是把这种机会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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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4 1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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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所有国际客机都会在中国制造了
空中巴士(AirBus,国内简称“空客”)据说决定了在中国产出(称总装,应该是final assembly的中译)。四个候选城市是上海、天津、西安与珠海。报道说上海机会最高,珠海最低。非传媒的另一说是珠海机会最高,因为那里有一个世界级机场,生意差,亏蚀重,可以免费提供。较大的飞机造好后不能经水陆运输,要在机场起飞,第一次要在制造厂邻近。此文之题是问:将来是不是所有国际客机都在中国制造了?很有点天方夜谭,但正面的答案不需要很大的想象力。
说总装是制造不会有大争议。中国为外间的飞机制造不少部件(或零件)已有一段日子。空中巴士我没有数据,但波音最近说三分之一的部件产于中国。外资到中国设厂,一般从安装或总装起家,初期部件进口往往占百分之八九十,跟按年下降。我调查过的两家每年下降大约十个百分点。当然,跌到某一点会缓慢下来。科技是外资的,专利是外资的,但制造由安装起,不出十年大部分部件产于中国。空中巴士应该有类同的发展过程吧。
在中国制造客机的确有优厚条件。其一是五年前在广州见朋友新购的外资国产汽车,其质量与外地的高价产出分不开来。记得三十年前一位专家朋友说造飞机与造汽车的工技类同,我当时就怀疑飞机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产出。这是说,技工的供应看来没有问题。其二是中国的工程师供应充足。这是因为在文革期间,大学生除了选修数学及工科,其它都可能招来横祸。不是说世界级的工程大师,而是懂得计数、懂得画公仔的,水平很不错,以美元算,工资大约是印度的一半,是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其三是中国没有工会,不会像波音那样久不久来一次大罢工。其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买家,而一般对未来需求上升的预测,很有点发神经。
空中巴士只准备把今天在德国制造的A320系列搬到中国来“总装”,其它三个系列留在法国。这里重要的,是制造汽车与制造飞机不同。前者同一模型(系列)往往在几个地方产出,但飞机通常是同一模型集中于一个地方制造。据说这是因为需要的特别工具与器械成本高,要一起集中搬迁,而训练员工也要集中才划算。
原则上,飞机搬到中国来产出可以节省很多钱,问题是中国有没有本领造出世界级的质量。因此,A320是重要的试金石,炎黄子孙要打醒精神了。空中巴士盘算过,这模型系列的航空制造技术中国大致上有足够的掌握。只许成,不许败,一试不成恐怕要等多年才再有问津者了。如果成功,不难想象其它系列会跟问津中国。
难题落在波音。他们要不要也跑到中国来“总装”呢?当然会有政治的反对压力,也会有工会及西雅图居民的反对。但如果空中巴士在中国成功产出,抢占国际市场是意中事。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反应迟了三几年效果不堪设想。波音是一家重视管理的机构,斗志旺盛,了不起。小道消息说他们的主要人物也飞到中国来洽商。传媒没有说,应该不对,因为洽商不是秘密。也可能传媒报道了,但我看不到。
造得出世界级的客机,节省成本,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象征上非常重要。曾经何时,大约是十年前吧,外资开始涌进中国设厂,几位朋友嗤之以鼻,说造差了会有生命危险的国际客机,永远不会跑到中国来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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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4 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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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愤青骂我的多 向我提出问题的少
互联网无疑是人类的一个奇怪发明。对我们这些写稿先生,这发明提供了机会,也惹来是非。可不是吗?一篇专栏文章在刊物发表后,传到网上去,不几天扩散到无数网页。不知世界上有多少个中文网站。一位同学说,一年多前我发表的《悼小凯》有一万四千个网页转载。搞不清“站”与“页”之分,但一篇文章于一“处”的点击少是数十,多达数万,逾十万的久不久出现。
自己不用计算机——没有兴趣,也懒得学。网上的言论是同学们提供的。同学说,区区在下的文章的点击率往往列前茅,可喜,但又说,往往给网上青年骂个半死,可悲!无所谓,但要是我没有横眉冷对万夫指之能,说不定早就一命呜呼。不用计算机,一于懒理,是生存之道。有时不懂先进科技是上帝的祝福。
不管不读,但同学说的我有时喜欢“八卦”一下。同学说,有了互联网的发明,要成名易过借火。一个例子,有口皆碑的,是不久前香港某非经济学的教授说整个中国数不出五个真的经济学家,在网上传开了,立刻成名。以数人头算知名度,这位教授只一句就把圣诞权杀下马来。不可思议,也不能理解。知名度高不一定可喜。同学说,今天在国内要成名,法门是骂,骂、骂、骂——骂名人,骂国家。
从国内的网页看,凡骂国家多遭赞同,凡赞国家多遭责骂。这现象使在国内网上喜欢乱骂一通的青年被称为“愤青”——愤怒青年之谓也——也有好事之徒把“愤”字改为另一个谐音字,不雅,这里不便写出来。
香港的网站也有转载区区在下的文章的。同学说,香港网上客的意识与国内的很不一样:没有愤青,英语水平较高,论事较为客观。作为国际城市百多年,这区别不足为怪。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突然想到一个怪现象。那是香港网上的青年喜欢提问,但国内的却近于完全不问。为此我找两位常在网上跑的同学查询,一言惊醒梦中人,这两位大赞我的观察力,说果然如是:香港的网上青年喜欢提问而国内的差不多完全不问。
这是个严重问题。我曾经说过:学而不问非学问也。炎黄子孙的先天智能知名天下,但开放改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算得上是大师的出现,搞思想的远不及弹钢琴的,难道这与喜欢骂、喜欢发表意见、喜欢批评,但不喜欢问的新文化有关乎?我又想到自己在国内的大学讲话不下六十次的经验中,面对的学子一般不是愤青,但到提问时间,他们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究竟要问什么我要他们再问才知道。
无可置疑,与香港的青年相比,国内的青年——尤其是愤青——是不喜欢提出问题的。他们给我的感受,不是高傲,也不是无心向学,而是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之,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们通常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对错分明,不考虑灰色地带,推理逻辑一塌糊涂。
先天有幸,怎会有这样不幸的后天现象呢?想了好一阵,我的解释是愤青不问起于文革与思想教育。文革三十年前玩完了,但其后遗症可以隔代相传。那些霸气十足,有“清算”味道的文革意识,今天国内的青年有之。至于国内还在推行的思想教育,是教答而不教问。有点改进,但当年的思想教育,是要受教而不准问的。
告诉国内的青年一个秘密吧。你要在经济分析的内容上难倒我这个老人家,成功机会是零。但如果你提出一个天真的浅问题,有机会盲拳打死老师傅。当年我就是这样求学,这样杀出重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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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6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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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何价
近日《信报》要出售而买家可能是李泽楷的消息,传媒吵得热闹。不是综合性的大报,销售量没有达到过六位数字,据说今天赚不到钱了,而媒体出售司空惯见,不应该是大新闻。细读字里行间,知道是另一回事:报道的人都站起来,把帽子脱下,向林山木先生与骆友梅女士致意!那是一份很特别的报章,由一对执着于真理、坚定于原则的夫妇经营了三十三年,要退休了,大家于是想知道,转手后的《信报》会是怎样的?是的,国内与香港数以百计的中文报章中,不容易见到像《信报》那样中肯可信。北京重视《信报》,由来已久。
山木、友梅、泽楷、天凡,我都认识,但这宗可能的交易我半点内幕消息也没有。这里要谈的不是《信报》将会以何价成交,而是《信报》值多少钱。我没有答案,但牵涉到的是一个有趣的经济学难题,见猎心喜,就让我这个老手尝试分析吧。
先让我假设今天的《信报》不赚不蚀,打个平手,盈利是零。再让我假设《信报》的买主不会只因为拥有《信报》而过瘾,即是说,假设没有非金钱的收入。在这假设下,如果经营《信报》永远赚不到钱,其价值是零。买的是一个金漆招牌,无钱可赚而又没有非金钱的收入或享受,金漆招牌要来作什么?
问题是《信报》这个金漆招牌不简单。它代表着中肯的报道与知识的传达。不是说其它刊物不中肯,或没知识,但《信报》能成功地把这招牌挂上去。任何文明社会,原则上,这些代表着的很值钱。问题是在中肯报道与知识传达这声望的雨伞下,有没有人可以拿出钱来,施出本领,把《信报》代表着的变成黄金白银呢?如果可以,《信报》应该值多少钱?报道说成交价会在两个亿或多一点,有人说偏高,有人说偏低。朋友,你怎样看。告诉你我的看法吧。
我敢打赌,给任何人五个亿制造一把上述的《信报》雨伞,造不出来。十个亿也多半不成。现在让我假设在香港的众多天才中,能造出《信报》雨伞的,最低成本是六个亿。这样,如果该雨伞真的市场有价,在竞争下《信报》值六个亿。问题是香港的读者不一定懂得珍惜这雨伞保护着的,认为不够娱乐性,又或者他们懂得,但购买了该雨伞的人不知道怎样利用才对。这样,《信报》所值何价只有天晓得了。
香港有没有足够珍惜中肯报道与知识传达的读者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购买这雨伞的人要懂得怎样利用才可以赚回成交价,而原则上,很懂得利用的会有盈余。这个人要有钱,要喜欢做一点有意思的事,也要懂得坚守《信报》划定下来的信念来投资加码。我认识的有钱人不多,但认为李察是个不俗的人选。
《信报》不容易接手。香港的刊物多如天上星,落重本的不少,大家打得头破血流。《信报》的买主如果手痒,要改变形象参与大混战,血本无归姑且不论,何必见笑天下呢?利用《信报》雨伞的人不能手痒,更不能把雨伞撕破,要赚钱只能在这雨伞下加码投资。然而,山木夫妇在雨伞下划定的范围与原则那么紧密,肯花钱当然可以改进,但谈何容易?
也有乐观的一面。有朝一日,如果中国容许外资在国内搞传媒刊物,那么《信报》这把金漆雨伞会价值连城。是的,今天国内的经济刊物多,一般赚钱,其中不少拜《信报》为师,抄抄袭袭,很有点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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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6 2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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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补贴农业 因为这会害了中国农民
少小时曾经在广西的农村捱饥抵饿,对农民的苦况知得清楚,而农作的程序早就耳闻目染。长大后,三十岁,动笔写《佃农理论》,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农业资料知得详尽,其后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两年多前再搞摄影,去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山水话神州》的摄影集,对农民全面颂赞,可能是唯一的以中国农民为主题的艺术摄影书了。
有上述背景,我的心在哪里不言而喻。客观的经济分析呢?也是站在农民那一边。从经济逻辑的角度考虑今天中国整体的发展,只要农民的生活能在市场的运作中大幅地好起来,其它的不用担心。换言之,一日农民的生活没有大改进,中国不可能真的富强起来。有看头的工商业发展出现了,北京的政绩不可抹,但归根究底,主要是农民转到工业与建造业去,落手落脚地把国家建设起来。
国内的青年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报道对中国农民的实况说得不尽不实,误导了热血青年。这几年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进,但众说纷纭,要怎样继续不是简单的学问。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民,但对国民总收入的贡献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一,反映着林毅夫的师傅基尔‧庄逊和我数十年来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国要大量地鼓励农民转到工商业去。
我绝对不相信中国的农民是天生蠢才。上帝说,他们的天生本领与你和我的打个平手。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能达到农民在人口中的百分比与他们在国民总收入的贡献百分比大致相若,就大功告成了!当然,说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是高估了的,因为今天不少农民兼职工业。这兼职重点我们没有数据,不容易有,可能永远没有。不要管这数据吧,因为目前中国的农民人口无疑还是太高了。
协助农民,我们可以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前者不智,后者可取。人多地少,耕地更少,农民的人均耕地不及两中国亩,生活不会有奇迹出现。我反对补贴农业,因为这会鼓励农民留,长远一点看是害了他们,也害了国家。
最近北京推出两项协助农民的措施,处理得当都可取。其一是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于今年一月一日法定废除农业税。其二是早一天公布的,大幅增加农村的教育经费。是不简单的学问,但这两项如果处理得好,会是一个重要的农业革命,处理得差则很头痛。
先谈废除农业税吧。这是废除一九五八年设立的农业税。其实应该说是废除土地耕耘税,因为渔业(鱼、虾、蟹,不管咸淡水)、牧业(牛、羊之类)、畜业(鸡、猪之类)、果业(荔枝、龙眼之类)等,皆不取消抽税。加工的农作物也不免,例如免黄豆不免豆腐,免花生不免花生油。
这些年农业税原本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而年多前起好些地区开始不抽。有些地区按农民户口抽人头税,下降了。这样看,从农民的收入衡量,最近废除农业税对农民的帮助不大。有两点重要。其一,这次是立法废除——取消一九五八定下来的——而立法废除不容易再回头。其二,在此前有农业税例的雨伞下,有些地区政府用种种理由及不同的形式向农民左抽右抽,导致纠纷频频。这次法定废除农业税,清楚了断——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牧业与渔业等的税例保留还会有什么纠纷效果。
余下一个问题。好些工业发展欠佳的地区,其政府立刻投诉,说废除农业税使他们经费无着,听来可信。北京当局不可能没有想到这方面,而他们准备怎样处理我没有资料。
这里要谈的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有趣问题。补贴农业会鼓励农民留于农业,不智——姑勿论像日本与韩国那样大补贴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压下去。这里的问题是:废除农业税,会否鼓励农民留于农业呢?传统的经济分析说会,是浅见;我说不会,而且认为处理得当,废除农业税会鼓励农民离开农业。
正确的分析是这样的。一个没拥有耕地的农工,在农作劳力不减的情况下,竞争局限不变,不会因为废除了农业税而使工资提升。废除农业税的主要效果,是使耕地的租值上升。目前完全没拥有耕地的农工很少,废除农业税使农民的收入上升(上升不多因为原来的税不多),是因为他们拥有的耕地的租值上升了。
这里的要点是如果耕地可以自由租出,租值的增加会鼓励农民弃农转工。这是说,补贴农业不可取,因为要留在农业才可以拿得。废除农业税有别,因为耕地的租值上升,转让或租出,农民转到工业去会多一小点后备的米饭钱。这是经济学。大致上,目前农民承包了的土地是可以租出去的(称转包),有些地区很自由,有些手续略嫌麻烦。北京要尽早清理租赁农地的手续,维护有关合约的履行。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农转工的人数增加,农民的劳力工资会上升。这上升会压制耕地的租值。换言之,废除农业税,可能只协助约束这几年因为农转工的人多而导致的耕地租值下降。不少地方,尤其是南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农民的劳力工资上升得快。空置的耕地在某些地区开始出现,租值的维护要靠耕地自由转让或租赁与农产品的价格上升,而废除农业税会帮一点忙。这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升了,二○○四的升幅比较大,还要再升的。千万不要心急地引进政府托价或补贴农业等政策,得不偿失。
周其仁和我都认为在多种问题下,中国的农业还发展得好,健康的。来来去去还是我三年前提出的老问题:要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容易,但人民的生活改进得那样快,制度上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对得非常对。我又想到一九七九年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经济走对了路向,可以承受得起很多傻政策的蹂躏。
要担心的问题是:政策这里错一点,那里错一点,一点一点错很多的,不良效果不易察觉,但到一旦察觉时,兵败如山倒,因为错点太多而无法挽救。贝加不敢看好中国的前景,是基于其它先进国家的傻经验,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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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来一个农业革命吗
二百年前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历史必读,今天的英文字典有这一词。该革命起于纺织机加进两个新发明,大幅地降低了纺织成本,又因为纺织机为此增大,小家庭放不进去,促成了工厂制。今天中国的工业发展,从震撼性与影响力看,比昔日英国的工业革命大有过之,可说是另一场工业革命,只是将来的历史学者多半不会懂得怎样处理。
今天中国的工业发展也基于两项发明,比纺织机的两项更富想象力。其一是九十年代初期起,中国成功地引进外资科技,主要是靠不知是谁发明的以合资合约代替专利租用合约。后者我曾经花了一个基金不少钱,劳师动众作过几年研究,知道不容易履行。但当两年多前一位同学拿出几份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合资合约,求教于我,我一见大惊,说:“这些是专利租用合约的代替,怎会有人想出这个好主意?”其二也不知是谁发明的,那就是我数次提到的促成地区之间有激烈竞争的制度。上述两项是制度上的发明,了不起,可惜发明者无从考究(多半是迫出来的),说不定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一无所知,跟着今天胡说八道的舆论乱写一通。
只听过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没有听过。难道在工业搞得如火如荼的今天,中国要来一个农业革命,加以协助乎?有可能,但要看北京怎样走下去。先考虑其它两个与中国情况相近的国家吧。一是日本,二是韩国。跟中国一样,这二者皆人口密度高,天然资源平平,但经济曾经发展奇速,使举世瞩目。这两国与目前的中国有别。他们保护农业,大搞农业补贴,拖住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说到资源局限类同,不利,但经济发展奇速,因而可以相提并论,中国不会找到比日本与韩国更适合的例子了。日本曾经红极一时,但一蹶不振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韩国曾经把日本仔吓得要命,但经不起九七金融风暴的蹂躏,之后卷土重来,本领不小,但雄风不再。
今天轮到中国。这个经得起天安门事件的国家,视金融风暴若无睹,迅速的经济发展连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最近听到在农村的处理上北京要仿效韩国。好学唔学乎?不会吧!韩国拜日本为师,有类同的不幸效果。我到过日本几次,说实话,没有一餐吃得饱。印象最深刻是一九八二年,在东京,见到一粒葡萄零售一美元,一只西红柿零售五美元,走火入魔,是保护农业加大补贴的结果。当时我想,以美元算日本的人均收入直线上升,但吃不得饱,代表着什么呢?再过三年,我发表了《日本大势已去!》。
为恐国际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农产品要自供自给,是杞人忧天。世界上没有比农产品有更具竞争性的物品供应。另一方面,强而为之,中国的“自给”形势不是那么差。渔业,不管咸淡水,用上新技术,产量大升。君不见,这些年基围虾与大闸蟹的价格不是跌得不知西东吗?畜业(鸡、猪之类)也有新法,用地不多。果业盛行着成功得很的山头种植,尤其是南中国,加上有海南岛,外地禁止供应也就算了。蔬菜、瓜瓜豆豆之类,炎黄子孙喜欢吃的,用地不多但要劳力密集。价格是升了,但还不算卖得起钱。我重视蔬菜的价格,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可以单看蔬菜价格的稳定变动(与风雨无关的变动),就知道中国农民的收入变动,大约的,很可靠。
长远一点看,牧业产品是要进口的,棉花也要,而最需要的是谷类了。后者,抢着供应的国家多得很。我不懂政治,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不学香港,让商人处理农产品进口。年多前上海两次缺米,我敢跟任何人打赌,商人自由处理进口这短缺不会出现。
在读者反响很大的一连三期的《扶贫何价?》中(见《还敛集》),我指出扶贫有中性、负性与正性之分。负性为祸,正性为善。前者是指社会的扶贫成本高于贫者得到的利益,后者却相反。我们可以用同一角度来衡量协助中国农民的取向。保护或补贴农业肯定是负性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农民得到的利益。罄竹难书,只看日本与韩国的经验就足够。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公布,今后五年中国将会增加农村教育经费二千一百八十二亿,是很大的数字。虽然我历来反对补贴教育,但中国的农村子弟是另一回事了。一般而言,人穷永远是因为知识低。除非主事的众君子胡作非为,补贴农民教育一定是正性的,处理得好,正性的社会效益会很高。这与补贴农业的大负性有天渊之别,一正一负,取舍没有困难吧。再大的农村教育经费我们也不容易反对。
补贴农业教育办得好,办得非常好,中国就真的是来一个农业革命了。不是鼓励农民留于农业,而是知识的增加会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去。美国的农民子弟一般有大学教育,没有几个留于农业,要靠墨西哥的“非法”农工耕耘收成。因为农地的性质与供应量很不相同,中国不会走美国的路。如果中国的原料与农产品从目前的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点一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要算进无可避免的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民(兼职的化作全职算)下降至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大成,而我认为处理得当,这目的不苛求。遍走神州,我的感受是农民兼职工商的很多。若如是,教育经费处理得当,再加二十年就差不多了。
有两个大问题。其一众所周知,政府任何补贴,混水摸鱼或上下其手的行为不容易避免。北京要不是派出几个像薄熙来那样的人马主理,就应该考虑委托私营或民营的慈善机构从事。民营本身出一元,政府补贴一元,五五分账,经费自动提升一倍。如果民营的挂羊头,卖狗肉,上下其手,或像诸葛孔明说的作奸犯科,杀头算了。
其二更头痛,那是教育要怎样教才对。我对一般教育专家的观点绝不苟同。三十年前,有七八位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的学生跑到美国拜我为师,只教几句——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他们就读得出人头地,今天一位享誉国际,其它皆职业专材。这几句话可见于拙作《不是专家谈教育》,更全面的可见于结集《五常谈教育》,曾经传诵一时的。
行行有状元,只是教育状元往往学而无术,假多于真,难以鉴定。这是困难,加上北京到今天还不肯放弃那些令青年脑子僵化的思想教育,我们只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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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求学的启发
求学的启发
天才的定义,是先知先觉。定义说,我不是天才!我的经济思想永远起于外人的感染或提点。后知后觉,本领是“觉”得快,一位高人还没有说完我就想象到没有人到过的地方。老师说不容易教,但喜欢教,朋友则认为是脱缰之马,无可救药,但欣赏我天马行空。
还有两项本领。其一是学得快。两年的微积分课程我曾经在一个星期内自修找到要用的,但用后一个星期就忘记了。学得快,暂时用不着的通常不管,临急抱佛脚,知道可以这样过关,求学时只集中于自己有兴趣的。
其二是年轻时,记忆力奇怪地可以收发自如——要记久可久,记暂可暂。调查研究记文件,知道只要记几个月,可以记数以百计的,研究做好后几天就忘记了。写论文从来不先作密密麻麻的笔记:脑子彷佛录音带,要记得就录下来,要忘记就洗掉。是说年轻时,五十岁后渐渐退化,今天荡然无存了。
一九五九年,还有两个多月二十四岁,进入了洛杉矶加大作本科生,先读商,一个学期后转经济。年岁让同学五年可不是真的让:曾经逃过难,捱饥抵饿,也做过生意,对世界的认识比同学高很多。这根底影响了后来选走实证研究的路。不久前科斯对他的助手说,经济的实证研究没有谁超越张五常。
两年本科读得杂。经济为主,校方规定起码要选四科副修。在历史与数学之间选了历史。老师W.R.Allen说,一个经济学者不知历史是天下奇闻。连经济史、思想史与艺术史,一共修了十科,比正规的本科经济还要多。有兴趣,过目不忘,历史读得比经济还要好,而在图书馆内喜欢选历史书籍解闷,加起来是半个史学家。
一九六一进入了研究院,认真学经济。两项发展对我后来的研究思维有大影响。其一是高级的理论课程愈读愈胡涂:老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老师说来说去听不懂。这使我意识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架构,伟大中有大不足。后来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推翻了该架构,再后来进入了新纪元,以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提供新架构,前后一贯,没有半点勉强接驳的痕迹。
第二项发展可能更重要。这是科学方法论引起的验证问题。曾经吵了十多年的经济科学方法大辩论是老师艾智仁一九五○年的一篇文章搞起来的。更重要是二十世纪的逻辑学大师R.Carnap当年在洛杉矶加大任教,作本科生时修过他的课。经济系的K.Brunner教授也在旁听。可以说,当年在该校的经济研究院,我和几位同学对科学验证的方法知得广泛而深入。
Brunner是了不起的经济学者,是二十世纪货币理论的顶级人物。他处理学问的严谨,对逻辑的要求,是我平生仅见。一九六三的春季他教宏观经济,我在座,学期中途,投资与储蓄相等这个均衡老话题吵了起来。书本的解释,用上ex-ante、ex-post等字眼,无理说不清,同学们给Brunner骂了整个小时。最后教授澄清,看得到的投资与储蓄永远相等,因为是同一回事,但看不到的“意图”投资或储蓄,只在均衡点上相等。我立刻想到“微观”经济的需求与供应那方面去:购买量与销售量看得到,永远相等,因为是同一回事,但需求量与供应量是意图之物,看不见,真实世界不存在,说在均衡点上相等只是逻辑上的概念。
均衡只是一个概念,看不见,真实世界不存在,想到这一点,对自己有很大的冲击。到图书馆考查,知道均衡(equilibrium)是从物理学搬过来的术语。物理的均衡是看得到的,是真现象,但经济学的均衡是空中楼阁,是概念,真实世界不存在。肯定了这一点,我发觉数之不尽的经济文章得个“讲”字,半点解释力也没有。
怎会有那么多人发神经呢?找老师艾智仁诉苦,原来他对经济学的“均衡”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早就想过,大家研讨后,同意所谓“均衡”者,是指有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意,而“不均衡”则是说理论无从验证,没有解释力。后来自己再想几年,得到的结论,是不均衡起于局限条件指定得不够,要达到理论的均衡点,我们要把有关的局限条件加上去,直至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含意——那就是理论逻辑所说的均衡了。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驾车带科斯从温哥华去西雅图,途中他说经济学的“均衡”没有用途,应该取缔。我对他解释了不均衡是指没有可以验证的含意,而均衡是说指定的局限条件足够,推得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大家于是同意,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下,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可以保留。
经济科学的进展令人失望。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学子甚至专家有多少个知道经济的均衡只是概念而非事实呢?前些时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博弈理论,其中提到需求量只是概念,看不见,不是真有其物,据说传到北大的网站,同学们把我骂个半死。难道北大的同学戴上新发明的数码眼镜,可以看到鬼魂乎?他们的老师究竟是教什么的?
后知后觉,当年得到老师Brunner的提点,知道重要,做梦也想着什么看得见什么非事实,然后推到很远很远。理论往往从抽象起笔,但验证却要用可以观察的变量,于是,抽象与验证的转接要靠局限条件的引进,是要可以观察到的局限,其转变要可以量度,一般需要简化,至于怎样选择局限条件,怎样算是有关,怎样算是无关,怎样简化,皆要以理论的约束为依归。
我在何谓“量度”这个话题下过大工夫,对边际变动的处理有广泛的理解,比靠数学的边际分析高出太多了。到后来,怎样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我想得快,局限条件的加加减减熟如流水行云。
一九六九年,在研究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这话题上,执到宝,知道这消散可以通过多种竞争准则,知道只有市价这准则没有租值消散,知道有应该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理论不可能对,再过两年知道消散的租值一定是在局限下最低的。这些加起来帮一个大忙,很大的。从解释现象的角度来衡量理论或假说,通不过上述的租值消散的逻辑,一定错。要知道理论可否解释世事还要加工,但要知道理论的经济内容是否错则易如反掌。惹来非议,因为听人家的理论或假说,往往只听几句就知道是错,忙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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