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摩托：天堂的衰落

　　国营的“新几内亚”航空公司几乎是外国人去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唯一途径。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67－300型客机座无虚席，而且什么种族的乘客都能找到，真有点诺亚方舟的意味。“新几内亚”自己办的机上杂志名字就叫“天堂”，第一页就是一篇为该国首都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辩护的文章。原来，3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按照居民生活的舒适程度把世界上130个主要城市排了个队，莫尔斯比港因为犯罪率高而被排在了倒数第一的位置。这篇辩护文章是一个在莫尔斯比港生活了很多年的澳大利亚人写的，他振振有辞地反问到：旅游手册上都说外地游客千万别在莫尔斯比港逛街，可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让你初来乍到就一个人上街闲逛？读到这里我心中一懔：天啊，看来我要去的地方真是世界上最差的城市。

　　飞机在第二天凌晨到达了莫尔斯比港国际机场。出关用了一个多小时，却没看到接机的人。走前我预订了马吉拉旅馆的一个床位，他们答应负责接机。这个旅馆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唯一一家背包族旅馆，每晚要价50基那（1基那约合人民币3元），其余的旅馆每晚至少要130基那，比欧洲都贵。等不到人，我只好换了钱去打公用电话，却发现机场里6个公用电话坏了5个。就这样，我在机场又等了1个多小时才坐上了马吉拉旅馆派来的车。后来我在莫尔斯比港住了2个星期，发现这里真是一个磨练人耐性的好地方，因为办任何事情都需要花比预想的多得多的时间。

　　车子很快开到目的地，两名手拿警棍的保安拉开一座铁门，把我们放了进去。门口有一个2层楼高的了望塔，里面有一个手持美式M16自动步枪的保安时刻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这里24小时都有至少3名保安把守大门，要不是墙上写着的“Magila Motel”，真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监狱。我的房间也很像囚室，里面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柜子以外再没有别的家具了。房间的墙壁居然不到屋顶，留下了1米多的空间，外人可以很轻易地爬进来。从此我决定出门时一定要把相机和钱随身携带，不能便宜了小偷。

　　放下包，立刻出门找吃的，却被前台服务员拦住了：“你想去买东西吗？让我帮你叫辆出租车吧。”“可是，商店离这里只有100米远啊！”我踮起脚尖向铁门外望去，可以看见不远处有几家商铺，门前人来人往。“不行的，这里很不安全，要么我帮你叫车，要么就在旅馆里吃饭吧。”我想起了《天堂》杂志上的文章，只好听从了服务员的话，去旅馆附设的饭馆要了份鸡肉薯条。这个饭馆是露天的，总是坐满了人。可这些人都不在吃饭，而是呆呆地坐在位子上看电视。他们都属于马来人种，肤色棕黑，毛发卷曲。男的大都留着大胡子，女的几乎都涂着红指甲。他们全都身穿体恤衫外加短裤或者长裙，体味熏人。我后来知道，这些人都是旅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住在员工宿舍里，工作之余几乎从不上街，而是坐在这里看电视打发时光。虽然我是那天唯一的食客，可我的鸡肉薯条还是在40多分钟后才做好。两个小小的油炸鸡大腿，外加一堆用油过量的炸薯条，居然要价18基那，这个钱在北京可以去小饭馆点个四菜一汤了。

　　饭菜一进肚，我便体会到了热带气候的厉害。这里常年气温30度以上，空气湿度几乎100％，啥事不做都会出汗，整天打不起精神。我去公共卫生间洗了个冷水澡（旅馆根本没有热水），然后踱进公用厨房。这里有煤气灶和冰箱，但却没有任何做饭的炊具。冰箱里除了几瓶冰镇自来水以外别无它物，冰箱门上贴着一个有趣的通知，上面写到：请大家不要随便拿别人的水，毕竟血浓于水！

　　厨房紧挨着活动室，里面有一台只剩下绿色的海尔牌电视机，旋钮全都不见了，换台必须用小树棍伸进去捅。我试了试，发现居然能收到很多国家的电视台，包括CCTV4和9。巴布亚新几内亚只有一家电视台，可看性很差，所以普通老百姓都会集资安装卫星电视。据我观察，当地人最喜欢看的是一个名叫“百老汇”的电影台，播放的都是不带广告的好莱坞大片，而且全都自带中文字幕！看来这个电视台用的都是中国盗版DVD，也就是说，中美联手为巴国人民提供了娱乐－中国负责硬件，美国负责软件。

　　活动室热闹非凡，进进出出的全是本地人，而且多是住在这里的服务员。他们告诉我，这个马吉拉旅馆几乎完全是为本地顾客服务的，除了旅馆以外还有一个舞厅兼酒吧，在当地很有名气，因为像这样的娱乐场所在莫尔斯比港不超过5个。马吉拉有两个老板，一个是华人，为人和善，唱红脸。另一个是希腊人，是个黑手党，唱白脸。此人不但经常训斥服务员，还总是找借口克扣员工工资。其实这里的服务员收入很低，保安和酒吧女招待算是高的，每小时能挣2基那，清洁工就只有1基那。可他们除了住宿免费，吃饭还要自掏腰包，我亲眼看到一个女招待的晚餐就只有一包饼干。“天快黑了，不想出门买东西吃，怕危险。”她对我解释说。

　　这位女招待的丈夫是个华人，因此对我很热情。她告诉我说，她被抢过很多次，最多的一次丢了1500基那，相当于她2个多月的收入。那天晚上本来轮到她休息，而她家离这里只有10分钟的车程，但是因为害怕强盗，她选择了待在旅馆吃饼干，而不是回家看女儿。

　　“比起我的两个哥哥来，我算是幸运的。他们几年前在波根维尔战死了。”她说的波根维尔是巴国东边的一个海岛，在这里发生的那场战斗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详见附文）。“欢迎你来我们国家玩，可是我要说，我们国家快没救了。”说完，她叹了口气，继续吃她的饼干。据我观察，这里人的日常饮食以淀粉为主，几乎没有绿叶蔬菜，而且严重缺乏蛋白质，因此很多人都是虚胖，营养不良。
夜幕下的马吉拉。

　　夜色来临，蚊子们也开始活动了，这里的蚊子不怕人，虽然我像一只猴子一样不停地乱动乱挠，可还是迅速被虰了3个大包。为了躲蚊子，我来到了带空调的马吉拉酒吧，里面挤满了肥胖的男人和打扮妖冶的妓女，他们在舞池里伴随着恶俗的欧美电子舞曲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把整个屋子弄得臭气熏天。我掏出相机打算拍照，旁边一个小个子男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喂，这里不许拍照。”

　　“我是从中国来的游客，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是这样啊？那么也请给我拍一张。”他站到灯下，摆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我花5.15基那买了瓶当地啤酒，和这个叫艾伦的家伙上了楼。艾伦自称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会计师，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还主动拿出一张政府大楼的出入牌给我看。酒吧楼上的顾客很少，安静了许多。艾伦把我带到一张桌子前，指着一个满脸横肉的老头对我说：“介绍你认识约翰，他是我们国家好几届政府的高级顾问，是我们这里的大人物哦！”这个约翰待人挺和气，知道我来自中国后立刻吩咐女招待给我端来一瓶啤酒，然后又指着身边的女孩对我说：“你看她漂亮吗？喜欢她今晚就归你了。”

　　我赶紧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说到：“别见怪，这是我们这里的风俗，我自己就有5个老婆。”旁边的艾伦也附和着说：“我也有4个老婆，你如果需要女人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先别说女人了，在你们国家我连上街都不敢。”我试图换个话题。约翰一听就怒了：“别相信谣言，那都是西方人造谣，他们不想让他们国家的人民来我国旅游。其实我们这里很安全的，我国人民生活都很幸福。”

　　“一说起西方国家我就来气，”约翰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我最讨厌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他们不但掠夺我们的资源，还对我们政府指手划脚，干涉我国的内政。虽然他们给我们的经济援助很多，但都附加很多条件。既然给我们钱，就应该允许我们自己支配嘛！还是你们中国好，我喜欢中国人。”

　　艾伦和约翰轮番给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爱国主义和反霸权宣传，快把我说晕了。我借口空气不好，离开了他们，来到阳台上透透气。酒吧门前的空地上停了一排车，我发现每辆车进来之前都要接受保安的检查，生怕顾客带枪。远处一个阴暗角落里，我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殴打一个女人，也许是因为两人躲在了车后，竟然没人前去干涉。突然，酒吧门前一阵骚乱，一个明显喝醉了的顾客和保安吵了起来，一个头戴棒球帽的保安二话不说，冲上去朝那个顾客挥拳就打。旁边几个保安也一拥而上，把那个妄图闹事的人打了出去。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打架事件在这里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发生一次。

　　我终于熬不住困意，回房睡觉。躺下才意识到，屋子里充满了烟火的味道，原来旅馆后面有一个焚烧炉，整天都在烧垃圾，味道呛人。我忍了很久终于睡着了，却又在半夜被隔壁房间那张木板床有节奏的振动声吵醒了。一个男人兴奋地大呼小叫，折腾了足有20多分钟。其间我却从来没有听到那个妓女发出的任何声音，像是根本不存在一样。

　　我在“天堂”的第一天，就是在这样吱吱呀呀的催眠曲中结束的。



烟雾中的莫尔斯比港

　　第二天早上，我决定去市中心买飞机票，前台服务员坚决不让我坐小公共，她为我叫了辆出租车，并告诉我说最多不超过15基那。

　　车子很破，司机告诉我，这辆车是他3个月前买的二手车，花了9000基那，现在已经收回成本了，剩下的就是净赚。“现在我每周只干一天，其余的时间在家休息。”他告诉我。“这么说还有其他司机和你共用这辆车喽？”我按照常理问他。“没有，这车就我一个司机。我就是不想干，反正赚的钱也足够我花了。”司机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看来热带的人真会享受生活。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马吉拉旅馆，亲眼看看莫尔斯比港这个传说中的“地狱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原来，这个城市位于一个半岛上，市中心在岛尖，其它地方按照距离市中心的远近被叫做四英里、六英里、八英里……我住的马吉拉旅馆位于六英里，是个贫民窟。进城的道路质量很差，坑坑洼洼的，一路上净是冒着黑色尾气的小公共，空气质量和北京最繁华的大街差不多。更可怕的是，这个城市到处都在烧火，只要有人坐下的地方总能看见一堆火。司机告诉我，巴国没有垃圾回收部门，所有垃圾都是一烧了事。因为这里气候潮湿，任何东西烧起来都是浓烟滚滚的，于是我就一直生活在烟雾里，嗓子一直疼，根本没有享受到热带岛屿应该有的清新空气。

　　到了地方，表上显示的数字是28基那，难怪这个司机3个月就挣回了车钱。市中心其实就是夹在山间的一小块平地，有几幢十几层高的办公大楼和高档旅馆，每幢楼门前都有好几个保安，这让我有了一点安全感。绿色和平组织的办公室就位于市中心不远的一座小山上，门口照例有门卫把守。后来听说许多来自外国的员工和志愿者都没怎么出过门，即使出门也都是坐着防弹车，以至于他们在这里工作了很久却连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后我才知道，他们如此谨慎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去年绿色和平的一个员工就曾在路边遭到过暴徒的枪击，损失了一个睾丸。

　　我站在小山上拿出相机拍照，还没拍几张就冲上来一个穿制服的保安，态度友好地让我出示护照，还掏出数码相机给我拍了张面部大特写。原来，我无意中拍下了美国大使馆所在地的大楼，被他们的监视系统发现了。看来恐怖主义已经让全球的美国人都成了惊弓之鸟。

　　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陪我去买机票，结果得知我还要等一个多星期才能去绿色和平设在热带雨林的营地参观。而明天正好赶上复活节，有4天都没有航班，哪儿也去不了，只好在莫尔斯比港多待几天了。不过我正好可以借机多走走，看看这个南太平洋上最大的城市到底为什么口碑如此之差。
要想了解一个城市，必须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生活一段时间。来这里旅游的外国人大都住在市中心的高级宾馆里，出入都是出租车，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是不行的。我决定乘小公共回家，一来体验生活，二来出租车也实在是坐不起。绿色和平的当地工作人员山姆犹豫了半天，终于决定让我试试。他陪我来到公车站，用当地话嘱咐了买票的小伙子几句，才让我上了车。我双手捂着相机包，紧张地注视着满车的大胡子乘客，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一次什么样的旅程。



小公共

　　小公共，英文叫做PMV，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着传奇般的地位。它出现的历史不长，是本地人经商少有的成功范例。可是所有的外国游客都不会去坐，因为小公共太危险，不但怕被枪，而且怕翻车。确实，我乘坐的这辆日本产小面包车肯定有年头了，挡风玻璃碎成了蜘蛛网状，座椅也脏得完全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车上挤满了人，汗臭味加汽油味熏得我直想吐。幸亏车窗的玻璃都没有了，车子一开起来就可以透透气。

　　我乘坐的4路小公共走了一条和出租车完全不一样的路。车子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我也正好从高处领略了这个城市的全貌。这里地无三尺平，房子都建在山窝里，被地势隔成了一块块居民小区。其实巴国整个国家都是这样，险峻的自然环境把原住民分隔成了一个个原始部落，互相之间往来很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整个新几内亚岛居然有将近800多种语言，占了世界语言总数的三分之一！巴国人的部落观念特别强，他们把说同一种方言的人叫做“老乡”（Wantok），老乡之间好得就像一家人，出门都会相互照应。我亲眼看到很多人坐小公共不买票，这些人就是售票员的老乡。毫不夸张地说，“老乡体系”是理解巴国社会最重要的窍门，这个国家最好的一面和最差的一面都通过这个体系表现了出来。正是因为老乡的照顾，很多来大城市打工的人才不至于饿死。而巴国政府机构的腐败，也正是因为老乡体系带来的裙带关系。很多人都告诉过我，在巴国好好读书是没有用的，因为工作都被老乡们霸占了。

　　我只花了0.7基那，就到达了“四英里”这个地方。这是莫尔斯比港最重要的商业区，很多车都在这里始发。按照山姆的指示，我在这里下车换15路。可一下车我就傻了，原来小公共都是没有站牌的，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等车。满眼望去，周围全是人，可就是没有一个外国人。事实上，我在这里住了2个星期，除了市中心偶尔可以见到几个白人之外，大街上根本见不到一个外国人。 根据巴国旅游部门发布的统计，该国每年有7万外国人进入，但大都是商人和探亲者，真正的旅游者只有15000人。相比之下，国土面积只是巴国4％的斐济群岛每年的游客数量超过50万人，是巴国的33倍。在巴国居住的外国移民也相当少，只有2万多人，占总人口的0.4%，其中大部分是传教士和商人，他们不是在乡村传教就是在郊区的别墅里享福，真正生活在城市里的很少。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居民成分非常单一的国家，很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当地人问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主动要求为我带路，而且没等我同意就指挥我向前走。我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跟在他后面，眼睛紧张地望着四周，心里突突直跳。找到车站，他一句话不说竟自走开了，我都没来得及感谢他。据我后来观察，大街上有很多像他这样的闲人，他们或站或蹲，无所事事地看着行人。15路小公共比4路新多了，起码窗户都是好的，而且车里的收音机也没坏，我上车的时候正在播放流行音乐，男主唱声音极高，好听极了。我忍不住问身边的一个大胡子：“你知道这歌是谁唱的吗？”“小科派克斯（Junior Kopex）！”没想到他脱口而出：“他来自拉保尔（Rabaul），你也喜欢他吗？”“我喜欢这首歌，而且我刚买了去拉保尔的机票，准备去玩几天。”我们俩居然在小公共里聊起天来，音乐真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

　　马吉拉旅馆很快就到了。聊天使我完全放松了警惕，居然决定去旅馆附近的商店转转。这里有4－5家杂货铺，大都是华人开的。这些人都是从福建偷渡过来的，看上去文化程度不高。他们一听我说中国话都非常高兴，主动跟我攀谈起来。一个满嘴牙都坏了的店老板指着周围的当地人大声跟我说：“你一定要当心这些土著，他们会骗你钱的。”我下意识地一摸兜，突然发现我裤子口袋的拉链被拉开了（幸亏那个口袋里没有钱），而我上车前还特意拉了一下的。从此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出门时每隔几秒钟都要检查一下口袋。可是这里的小偷真厉害，后来我的裤子口袋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拉开过3次。

　　这些杂货店里卖的食品价钱高得离谱，一公斤大米2基那，一包方便面1.5基那，一打鸡蛋10基那，一罐花生酱6基那。我仔细一看，发现这些东西全部是进口货，尤其以来自中国的最多。后来我知道，当初澳大利亚殖民的时候没有注意培养本地管理人才，结果巴国独立后政府管理一片混乱，当官的用老乡的名义互相勾结，中饱私囊，很快就欠了世界银行一屁股外债。从此该国任何小企业都拿不到银行贷款了，或者不得不被迫接受很高的利息。这样一来，所有买卖都必须很快挣回投资才行，所以价格才会如此之高。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经营成本太高了。因为治安不好，所有店铺都必须雇佣很多保安。据说因为暴徒抢劫运钞车的次数太多，很多企业都改用直升机去银行存钱了。几年前莫尔斯比港曾发生过一起歹徒劫持直升飞机抢银行的事件，在这个城市已然成为一个传奇，我听过好几个人给我详细描述过那次冒险，细节都不太一样。总之最后5名歹徒都被打死，警察也有多人受伤。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这里的物价和工资，就知道暴力事件肯定无法避免。老百姓根本买不起任何东西，不抢怎么办？我也吃不起这里的高价饭，便买了一大堆方便面和一打鸡蛋，准备靠这个度日。出得门来，我看见一群放学的孩子正在等小公共，便掏出相机为他们拍照。这些可爱的孩子立刻涌上来摆出各种姿势让我拍，突然旁边一个中年妇女说话了：“我是孩子们的老师，我必须警告你，在这里拿出照相机肯定要被抢的。”我赶紧收起相机，快步往旅馆方向走去。正走着，旁边有人冲我喊到：“喂，伙计，有我在，没人敢抢你，我就是马吉拉的保安。”我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个面相凶恶的年轻人，头戴一顶脏兮兮的棒球帽。我认出来了，他就是那天晚上动手打人的那个家伙。我主动伸出手去做了个自我介绍。他握住我的手，粗糙的手掌压得我生疼：“我叫布兰，以后你出门跟我说一声，我来陪你。”

　　从此，我有了一个贴身保镖。



保镖布兰

　　我咨询过马吉拉的服务员，都说我找布兰算是找对人了，因为他在“六英里”一带的人缘极好。不过他上夜班，每天从晚上9点工作到早上7点，因此我只好选择下午出行。第一次跟布兰出门我就领教了他的麻烦，还没走几步他就问我讨了1基那，跑到路边小摊上买槟榔。马来人嚼槟榔比美国人嚼泡泡糖还要普遍，路边的小摊一多半都是卖槟榔的。只见他挑了一个最大的槟榔果，一口咬下去，露出青色的果仁，剥出来放进嘴里嚼，然后拿起一个被叫做“芥末”的树芽，用舌头添湿，沾上点玻璃瓶里装着的石灰，放进嘴里。很快他的嘴就变成了红色，他熟练地一抿嘴，滋出一口血色的口水。这个城市的地上到处都是这样的“血迹”，仿佛这里的人民都在吐血。

　　“槟榔是我的能量。”布兰说：“我不吃饭没关系，但必须嚼槟榔，否则我就犯困。”那天布兰真的没吃饭，因为希腊老板又一次借故没发薪水。我跑去买了一个裹着一条小鱼的玉米饼，分了一半给他。我注意到他连鱼刺都吃下去了，显然是饿坏了。吃完又问我要钱去小摊上买烟，这里的槟榔小贩都兼卖散烟，一根0.5基那。可一包25支装的香烟才卖7基那，布兰却从来都是买散烟抽，因为他一次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们去了著名的格登市场，这是莫尔斯比港最大的农贸市场，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一半人卖菜，另一半人卖槟榔。要说这里是热带气候，种蔬菜应该很容易，可这里卖的菜种类非常少，大部分还都是野生植物的叶子。我认识的蔬菜就只有南瓜叶。于是，我吃了2个礼拜的南瓜叶煮鸡蛋面，维生素纤维素蛋白质倒是一样都不缺。

　　这个集市是我见过的最脏的地方，到处是血红色的槟榔口水，到处是燃烧着的垃圾，闻不到烟雾的地方就只能闻人们的体臭，没有第三种选择。布兰果然是个红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和他打招呼：“我来介绍一个朋友给你，”布兰总是喜欢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这是我的室友，我们一块在监狱里待过N个月。”这个N从3到22不等。“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抢你吗？因为我自己曾经是这里最有名的强盗！”布兰后来向我解释：“我曾经进过两次监狱，最长的一次待了1年零10个月。”真没想到今年才21岁的布兰居然有如此复杂的经历。我又一想，发现在这里做强盗真不错，年轻时抢钱，等大家都怕强盗时就去当保镖，等于自己给自己创造工作机会。

　　在我的要求下，我们去了布兰的家。他家位于六英里附近的一个贫民窟，不过这里不叫贫民窟，而叫“移民区”，就是政府出钱修的简易工棚，里面住的都是农村进城打工的人。由于来自不同部落的人被迫在这里混居，使得“老乡”之间的关系网支离破碎，马来社会原有的威慑力也就不存在了，于是青少年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地犯罪。布兰的家很像四合院，我们去时他姐姐正在洗衣服，见了布兰连招呼都不打。我去布兰的房间参观，里面没有灯，黑洞洞的，墙上挂满了美国歌星的体恤衫，都是帮派说唱和重金属类的。这里的年轻人最喜欢穿的就是这类体恤衫，就像我们当年的喇叭裤一样，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他家附近有一个小卖部，里面除了卖饼干和方便面，就只有本地产的啤酒。布兰“建议”我买了一打，他很快灌下一瓶，然后用手指把酒瓶弹出老远：“我们这里男人喝完酒一定要这样。”说完他又用牙咬开了第二瓶。小店外面聚集了一大群人，大家坐在地上玩“宾果”（Bingo），其实就是在赌钱。我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每次下注都不超过1基那，与其说是赌钱，不如说是在打发时间。有很多小孩子也在玩，显然他们早已无钱上学了。巴国不实行义务教育，很多孩子无钱上学。布兰上过6年小学，能说英文，算是不错的了。

　　我们俩在小店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一个下午，我一边抿酒一边想像着自己成为这里的居民，每天玩玩宾果打发时间。也许某些厌倦了工作，来这里换心情的城市人会觉得这种生活很悠闲，因为孩子们确实都在开心地笑着，可我却一点感觉不到天堂的味道，因为这些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你当初为什么想到去做强盗呢？”我问布兰。“我想买好东西啊！”布兰醉醺醺地回答：“我那个时候可有钱了，天天吃好的穿好的抽好的，你看我这么结实，一身肌肉，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那你为什么又不当强盗了呢？怕再进监狱？”我问。“不是，因为我有工作了。”说完，他把喝光的第11个酒瓶弹出老远，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冲我喊到：“走，我要回去干活了！”

　　从此，我跟着布兰逛了很多地方，还一起去看了场巴国国内的英式橄榄球比赛。这项运动完全来自澳大利亚，不过比澳大利亚本国的联赛粗野多了，运动员完全不讲技术，就知道闷头向前冲。不过这样的比法更能得到崇尚武力的巴国男性的青睐，因此看的人很多。不过这里的球场实在太差了，记分牌完全是个摆设，连计时表都没有。

　　我看不感兴趣，便决定自己先回家。一路上行人都对我很友好，彼此相安无事。从此之后，我的胆子更大了。兴许那个政府顾问说的没错，莫尔斯比港的治安并没有西方国家宣传的那么差，我想。可是，我很快就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天堂里的罪恶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我去找布兰，想让他带我去参观国会大厦。这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建筑，当年建成时英国查尔斯王子亲自来参加的落成典礼。布兰住的宿舍一共12个人，每人除了一张床别无它物。布兰的床脏得完全看不出颜色，汗臭味从门外就能闻到。他躺在床上，勉强挣开双眼，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我大概得了疟疾，一会儿冷一会热。而且昨晚我又跟人打架了，他们5个打我1个，虽然我把4个人打进了医院，可我也受了伤。”说完他伸出左手给我看，小指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血迹斑斑。我还注意到，他的左手食指不知为什么完全变了形。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便坐上小公共直奔“八英里”。这里是巴国政府机关所在地，公路两旁看不到商店，全都是政府大楼。有趣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红绿灯，因为这个城市其他地方的交叉路口都建有中心公园，汽车绕一下就过去了。我下了车，正打算找人问路，一个和我同一站下车的人主动跟我搭话。他40多岁，戴眼镜，文质彬彬的，自我介绍说是软件工程师，叫弗朗西斯。当他知道我一个人打算去参观国会大厦时，立刻警告我说，这里不安全。“我陪你去吧，反正不远。”

　　从车站到国会大厦需要走300米。柏油马路很宽，一边是国会大厦的铁栏杆，里面草绿花红，景色如画。另一边是一大片热带丛林，风吹过树叶哗哗地响。路上没有看到几个行人，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到了门前才发现，国会大厦居然关门了，门口的小岗楼里不知为什么一个门卫也没有，我俩喊了半天也没人出来答话，只好顺着远路往回走。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5－6个少年从树林里冲了出来。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其中一个面相狰狞的家伙就冲到我面前挡住去路，他挥舞着手里那把一尺多长的丛林砍刀，大声喊到：“把包给我！”与此同时，两个家伙从身后抱住我，一个人开始用刀割我的腰包带子，另一个人把手伸进我的裤子口袋。很快，我的腰包带子被割断了，我拉着包不松手，前面那个家伙冲着我的手就是一刀，可当时我的脑子已然完全停止了工作，根本没有感觉到疼，也不记得我是如何松的手。这时，前面有一个人大吼着冲了过来，我依稀记得这是一个刚刚走过去的路人。见有人来，那几个强盗撒腿就跑，很快就钻进树林里不见了。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秒钟，我浑身僵硬，一点也没有想起来去追。走在我身后的弗朗西斯也同时遭抢，他跟那个跑过来帮忙的路人说：“多谢多谢！幸亏他们没开枪，我看见一个家伙手里有一把玛格南左轮手枪。”

　　就在这时，国会大厦的保安出现在了门口，我们跑过去用他们的电话向附近的警察局报案。虽然距离只有2分钟车程，可警察还是在20分钟之后才赶到。他们简单问了两句，就开车出去抓强盗，而且居然没有带上我。我心想，他们怎么会认识强盗呢？果然，半个小时之后警察们空手回来了。我坐上车去警察局登记，路上一个警察对我说：“这些强盗肯定是附近贫民窟里的人，他们整天在国会大厦对面的小树林里躲着，见游客就抢。如果我们见到他们，肯定二话不说就开枪，这些强盗一点用处都没有，都应该去死。”

　　清点下来，我丢失了摄影包，里面有价值2300多美元的音像设备，外加1000美元现金和三张飞机票。幸亏有路人相助，强盗们没来得及掏我左边的口袋，否则钱包和护照就都保不住了。不过事后想来，我只受了点轻伤，没把命搭进去，算是幸运的了。

　　我没有把丢失的机票算在损失里面，因为我觉得强盗们绝对不敢盗用，所以肯定能补回来。事实证明我是多么的天真，这里是天堂，不是人间。

　　第二天本来要飞去拉保尔参观活火山，结果“新几内亚”航空公司就是不让我上飞机，说必须再买一张票。更奇怪的是，那张回国机票居然也不给我补，非让我重新买。为了把这三张票补回来，我连着3天都往城里跑，而且都是一个人坐小公共，除了口袋拉链被拉开几次外，没有出现任何麻烦。
“新几内亚”航空公司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她告诉我说，拉保尔的票虽然已经被注销了，但还是必须等3个月才能退款，因为还是有可能被人盗用。我不理解，就好奇地问她：“假如3个月后我要求退票，你们只需要告诉我说，票被盗用了，我就肯定拿不回这400美元了，对吧？”她笑着回答：“就是这样的。”

　　这个慈祥的老太太真是诚实，可我感觉我又被抢了一次，而且两次抢我的都是同一个人。

　　莫尔斯比港警察总局的里奥警长更是慈祥。为了开一张被抢证明，我在警察局消磨了一个上午。大概是想让我高兴起来，他拼命夸北京好，还说他很喜欢北京人、上海人、台北人、香港人……除了福建人：“我们这里开店的都是福建人，他们都是黑帮，经常杀人放火。不过还好，他们一般都是自己火并，不和本地黑帮打架。”为了消除我对这个城市的恐惧，里奥又千方百计地向我解释说，我只是运气太差，平时这里很安全的，每年平均只发生400起抢劫案而已。可是，当证明开出来后，我发现我的编号是1021/06。

　　被抢也有一点好处，就是马吉拉旅馆的服务员们都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开始跟我掏心窝了。我发现在这里工作的人真是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比如，保安罗宾一个人要养活全家6口人，所以每天靠饼干度日。前台的格蕾丝是个大学生，为了攒学费来打工，却始终未能攒够学费。管理员罗伯特居然是个同性恋，他喜欢日本人，希望被日本殖民：“因为日本人知道怎么管理一个岛国，”他对我说：“而我们自己的政府只知道卖资源换钱搞贪污，还真不如回到殖民时代呢！”

　　当然和他想法不同的人也有，但这里的人有一点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没被抢过，而且都不止一次。有趣的是，他们非常热衷于帮我分析被抢的原因，而且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你是被陷害的！有人怀疑那个电脑工程师弗朗西斯，有人怀疑国会大厦的保安，甚至有人怀疑是布兰从中捣鬼，但我宁愿相信布兰是无辜的，他知道我被抢后，气得直咬牙：“要是我在场，肯定不会出这事。”可我后来分析，布兰的势力范围是“六英里”，我这些天独自出门没出事，就是因为他把我做为朋友介绍给他那些“室友”了。出事的地方在“八英里”，属于一个新建的贫民窟，布兰不熟悉，如果他在场的话，估计得出人命。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和布兰聊天。他又一次详细地问了我抢劫的经过，眼里露出一种奇怪的光芒。“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布兰偷偷跟我说：“你看我的左手食指，有点残疾对吧？这是我自己开枪误伤的。当年我偷得一把玛格南左轮，仗着它抢过无数次，都很容易地得手了。一次我抢运钞车，保安想反抗，我左手抓住他的衣领，一枪打过去，把他打死了，却也伤了自己的手指。后来警察抓住了我，却没有搜到枪，所以我才会以证据不足的原因被放了出来。后来我又去抢运钞车，中了埋伏，不过那次我没开枪，结果只判了一年零10个月，出来后我就洗手不干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再去当强盗？”我问。

　　“我弄不到枪了，不敢去当强盗。”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插在桌子上，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惆怅。

　　愿我被抢的经历没有给他重新出山的勇气。



公共飞车

　　经过一番折腾，我终于在星期六的早上6点坐上了去森林的飞机。这是一架加拿大产的Twin Otter型双螺旋桨飞机，最多能坐17名乘客，飞行高度低，颠簸得很厉害，不过这却是我2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感觉人身安全有了保障。

　　有人说，旅行的目的其实就是发现自己，这话很对。我虽然喜欢探险，渴望体验不同的文化，但其实最离不开的还是文明。 我要去的地方位于新几内亚岛的中部。从飞机上看下去，这里是望不到头的热带原始森林。那些把美定义成百花齐放和麦浪滚滚的人不一定会喜欢这里，因为这片地方除了绿色没别的颜色，而且形状极不规则。其实仔细看就会发现，这里有无数种不同程度的绿色，以及由各种半岛和河流组成的奇妙图案，虽然毫无章法，却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在一条黄土铺成的跑道上降落，一群人已经站在跑道边等着了。这一站上来不少当地人，每个人都携带着椰子竹条等农产品，使机舱变得更像一辆长途汽车。这架飞机其实就是当地人的长途汽车，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路，出门只能飞。据说原来的飞机还要小，每周飞2趟。但去年出了事，机毁人亡，所以改用这架“大”飞机，每周飞一趟。

　　我们这架“公共飞车”在停了4站之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莫雷湖（Lake Murray）。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淡水湖，绿色和平组织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天堂雨林拯救站”，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轮番来这里做义工，其中有三名志愿者来自中国。 因为有人要搭乘同一架飞机飞回首都，我们一行人只好坐在草地上等飞机飞回来。在我们的周围坐了一大圈当地人，大多数是青壮年男性，他们默默地坐了2个多小时，听我们聊天。你可以认为这是当地人好客的表现，可我倒觉得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无聊了，我们的到来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娱乐。

　　从飞机场到营地还需要坐将近一个小时的摩托艇。怪不得富人们都喜欢买游艇，当我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安静的湖面上时，感觉真是美极了。莫雷湖几乎没有被开发，一路上见不到多少人工的痕迹。偶尔能够看见湖边有几幢当地人盖的吊脚楼，孩子们站在楼前的空地上冲我们大喊大叫。他们大都赤身裸体，以爬树和跳水为乐。与其说他们是这里的居民，倒不如说他们就是这片雨林的一部分，和那些野兽、飞鸟没有区别。

　　“莫雷湖水几年前清澈见底，现在已经不那么干净了。”一个当地人对我说：“都是因为上游的那个奥克泰迪矿（见附文），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原来，在我看来就是人间仙境的莫雷湖其实已经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影响，伊甸园并不在这里。

　　绿色和平的营地隐藏得很好，要不是树梢上挂着一面红黑相间的巴国国旗，我几乎就错过了它。这里已经搭起了两座吊脚楼，一座是办公室，从里面伸出许多电线和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相连。另一座是宿舍，底层是食堂兼伙房，志愿者们都睡在二楼，每人都有一个用蚊帐隔出来的小空间。楼板用树皮和竹条铺成，中间有缝，人走在上面整个楼板都会晃动，不小心就会从缝中掉下去。

　　绿色和平的负责人约翰给我们这些新手上的第一课就是怎样使用卫星定位仪，我感觉自己就是凡尔纳小说中的航海家，终于知道了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据说当地人把营地叫做Kewe，不过我宁愿相信这其实是为了方便志愿者而现起的名字。这块地是伸向湖中的半岛，在莫雷湖像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绝大多数都见不到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约翰又教会了我们怎样使用卫星电话和急救箱，这些东西在当地人看来简直就是神迹，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从来没有离开过莫雷湖。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坐不起“公共飞车”（坐一次要1700多基那）。这些人都比我在莫尔斯比港见过的当地人要健壮，不过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马来男人而不觉得有危险。

　　如果你不嫌脏的话，营地里的生活是相当安逸的。当地人用竹子和木头做了很多椅子，可以随时坐下来侃大山。侃腻了可以去划独木舟，不过尽量不要去湖里游泳，因为有鳄鱼。当地人把一片芦苇砍掉，形成了一个“洗澡塘”，想游泳的话可以来这里，虽然水的颜色有点黄，但因为和大湖分开了，鳄鱼游不进来，非常安全。游累了可以喝雨水解渴，志愿者们在房顶上铺了块塑料布，最低处有一个大水缸用来接雨水。在这里基本上不必考虑节水的问题，因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下一场暴雨。饿了呢？有当地人负责做饭，志愿者给他们打打下手。绿色和平运进来大量的米和面，但这并不是当地人的主食，他们吃西米（Sago），也就是从一种棕榈树的树干里刮出来的丝状物，其成分几乎就是纯粹的淀粉，没有任何味道。这种树在天堂雨林里有很多，因此在这里生活肯定是饿不死的。但是蛋白质来源却是当地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以前湖水水质好的时候鱼很多，随便一捞就是十多条，现在能捞出一条就不错了，而且很多鱼种已经灭绝。

　　“所以啊，我到一个村子，首先看的就是孩子的身体情况。哪家孩子身体结实健康，哪家大人就一定是有本事的。”说这话的是当地一个名叫“鲶鱼”的家族的首领，名字叫做赛普•加列瓦（Sep Galeva）。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因为志愿者中间流传着一句名言：跟着赛普有肉吃。原来，这个赛普是鲶鱼家族最好的猎手，每次出行总能逮到猎物，跟他混的人也就有野味吃了。野味意味着蛋白质，这是雨林里最重要的财富。

　　我到达的当天晚上，赛普抓到了一头鹿，并亲自把鹿肉切成小条，放进大锅里煮。火光映着他一身结实的肌肉，显得野性十足，一点不像43岁的中年人。鹿肉煮得很嫩，非常好吃，可是来吃饭的有30多人，每人只能分到一勺。吃完饭，我拉住赛普聊天，惊讶地发现，他曾经当过警察，是鲶鱼家族里唯一“见过世面”的人：

　　“我爸有6个妻子，我妈是最小的那个。”赛普跟我讲述了他的传奇故事：“我出生后不久我爸就去世了，我是被叔叔们带大的。我在村子里的小学校上到6年纪，因为学习好，被送到最近的县城里继续读了4年。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只得回到老家。我叔叔要给我包办婚姻，我不干，就又跑了出来，去县城里打工，攒钱去学机械。后来莫尔斯比港招警察，我去应征，结果就在首都当了15年刑警，并在那里结婚生子。1999年澳大利亚人彻底离开了警察局，整个莫尔斯比港警察的道德水平便立刻直线下降。我看不惯他们贪污腐化，就退休了。退休后我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被强盗抢过，就在你住的六英里车站附近。再后来我听说了家乡的森林遭到伐木公司盗伐的事情，就决定回家组织村民们和公司斗，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赛普告诉我，他曾经找过政府，但很快就发现伐木公司早就把政客们买通了。于是他只好去找律师安妮•卡泽（Anne Kajir），她是巴国有名的环保律师，曾经多次代表当地原住民和外国大公司，以及巴国政府打环保官司，并因此多次遭到流氓骚扰，甚至武力伤害。我在莫尔斯比港采访过她，她是在一个澳大利亚人办的学校接受的教育，因此英文非常流利，而且她讲话很有条理，言谈举止中透出来的干练和勇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近她刚刚获得了环保界一项很重要的大奖－戈德曼环境奖，受邀到美国领奖去了。

　　“就是因为安妮，我才认识了绿色和平组织。”赛普接着说到：“当时我就想，既然自己的政府不站在人民这一边，我就去找非政府组织！因为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救不了天堂雨林的。比如说，我虽然在森林里长大，可我不懂伐木，是绿色和平找来了一帮行家，来这里帮助我们。”说着，赛普指了指另一张桌子，那里有一群人正在煤气灯下开会，讨论第二天的工作。



煤气灯下

　　“明天一早出发去这个营地，争取用3天时间把这块地的地界划完。”绿色和平的山姆指着一张地图对大家说。地图是塑料的，像军事地图一样布满了等高线和箭头。山姆皮肤黝黑，满脸络腮胡子，远看像极了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后来他就有了个新外号，叫做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煤气灯周围是一群马来人，从外表上看和村民们没有任何区别。但赛普告诉我，他们其实都是外来的林业专家，隶属于一个名叫“居民与社区发展基金会”（FPCD）的非政府组织（NGO）。这次绿色和平把他们请来，就是为了帮助当地村民开展“生态林业”（Ecoforestry）的工作。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天堂雨林只剩下40%的地方没有被盗伐过了。”山姆用红笔在地图上标出了非法伐木公司正在活动的区域，莫雷湖看上去就像一个孤岛，被红色的火焰包围了：“埃米利，你明天去安装调试锯木机，争取大后天就开始加工。”“没问题。”埃米利笑眯眯地回了一句。这是一个精瘦的小老头，牙齿掉了好几颗，说话有点漏风。大家开会时他一直坐在角落里削着手里的一根木头，看样子是在做一个烟斗。

　　“我们反对非法盗伐，但并不反对伐木。”山姆见我来了，开始给我上课：“我们提倡的‘生态林业’有两层意思，一是把卖木材得来的钱还给原住民，二是采取有计划的科学砍伐，让这片森林能持续地繁荣下去。”

　　原来，许多国际伐木公司（尤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公司）买通了巴国政府，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对天堂雨林的开采权。为了节约成本，他们采取了毁灭性砍伐，成片成片地破坏原始森林，平均每砍伐一棵木材树就要毁掉17棵无辜的小树，而卖木材所得利润却只有极少的部分返还给了当地居民。绿色和平所要做的就是收回开采权，然后对这片森林进行详细而又科学的调查，标出适合砍伐的树木，训练当地人用手持电锯定向砍树，然后就地加工出口。卖木材得到的钱全部留在社区，用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绿色和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提倡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了。”山姆对我说：“当时是在所罗门群岛，我们出人出钱帮助当地人用环保的方式利用当地的森林资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所罗门群岛相比，巴国有一个独特的优势：根据巴国宪法，97%的巴国土地属于原住民，没有原住民的认可，巴国政府无权和外国伐木公司签订任何协议。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法律上同政府和外国公司进行斗争，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巴国不是民主政府吗？你们为什么不邀请政府官员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呢？这样总比和政府对着干要好的多吧？”我试探着问山姆。

　　“当官的是不会来这里的，”一直在角落里削烟斗的埃米利突然插话了：“他们不喜欢在这样的地方讨论问题，因为煤气灯会刺伤他们的眼睛。”这个毫不起眼的小老头经常会甩出一句妙语，不费吹灰之力就讲明白一个大道理。我猜他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头顶的煤气灯嘶嘶地响着，林业专家和志愿者们一边不断地拍打着讨厌的蚊子，一边热烈地讨论起明天的划界工作。莫雷湖及其周边地区生活着5000多原住民，他们分成了9个部落，邀请绿色和平来这里帮忙的是库尼部落，而赛普所在的鲶鱼家族只是库尼部落中的一支。这些原住民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域，但分界并不明显。所谓划界，就是把隶属于每一个部落的地域标记出来，然后按其特点进行分类，有的适合开展生态旅游，有的适合打猎，有的适合修养生息，有的适合伐木……最后，对于适合伐木的区域再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找出适合被砍伐的树木，标记在图纸上。划界的工作专业性很强，林业专家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对当地人进行培训，而来自各国的志愿者充其量也就是给林业专家们打打下手，帮不上多少忙。

　　“志愿者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宣传‘生态林业’的理念，”约翰插了一句：“我们可以在附近的部落里搞一次宣传活动。” “我不去！”赛普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我已经说了好几年了，没有效果。我坚决不再去浪费口舌了，我要干出点成绩来，用事实说话。”赛普的态度异常地强硬，毫无商量的余地。后来他私下跟我说，周边地区有一个家族的首领被买通了，决定砍伐森林改种橡胶树。那个首领在欧洲受的教育，当地人十分信任他。“语言是没有说服力的，道理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赛普说：“我4年前就开始抗议非法砍伐，提倡‘生态林业’了，可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成绩来，怎么说也没有用。”赛普说的就是2002年的那次设路障的行动，就是那次行动让赛普成为库尼族反抗国际伐木公司的领军人物。



世上本来没有路

　　在热带雨林里，路是一种宝贵的资源。马来西亚的一家伐木公司对此十分清楚。他们和巴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在Kiunga和Aiambak这两个城市之间修建一条195公里长的公路，所需费用以砍伐下来的树替代。路修好了，可原住民们惊讶地发现，有超过10万公顷的森林被破坏了。2002年，赛普率领鲶鱼家族在K-A公路上设置了路障，不许运送木头的卡车通过，之后他通过NGO的律师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这条公路也因此被关闭了。

　　要想参观路障遗址，必须先穿过一大片原始森林。幸好赛普的祖先修了一条羊肠小道，直接通到K-A公路。出发前一天下了一整天暴雨，把这条小路变成了泥汤，走起来沾脚。蚂蟥们躲在泥巴里，等待机会顺着鞋帮爬上小腿，饱餐一顿。我把袜子包在长裤外面，才没有成为蚂蟥们的食堂。可赛普他们就不行了，这些原住民一律打着赤脚，很快他们的脚踝上就都血迹斑斑，就连他们带来的猎狗也都着了道，趾缝间都是红颜色的。不过，我这样做也付出了代价，袜子很快就变得湿漉漉的，脚也磨出了泡。不过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肯定走不过他们。

　　“我和孩子们要去打猎了，要不晚上又没肉吃。”赛普说。我执意要跟他们去，赛普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打猎就必须离开小路，走进浓密的雨林。赛普吆喝了一声，猎狗们立刻钻进树林，去寻找猎物。赛普挥舞着一把丛林砍刀在前面开道，我跟在他身后，几乎跑了起来，可还是赶不上赛普的步伐，他只好经常地停下来等我们。森林里完全见不到太阳，但却极为闷热，很快我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汗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淌。这里到处都能听到鸟鸣，但却看不到一只鸟。蚂蚁倒是随处可见，还有很多漂亮的蝴蝶在森林里飞来飞去。森林里其实没有多少草，脚下的土地被一层厚厚的腐叶覆盖，其间长满了蘑菇和苔藓。它们散发出一种可疑的味道，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瘴气吧。那些参加划界的林业专家和志愿者们每天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走几十公里，这可绝不是闹着玩的。

　　突然，赛普拉住前面的一个志愿者往前跑去，我以为他们遇到了麻烦，立刻跑过去帮忙，却感觉胳膊被藤条上的刺扎了一下。可很快我就意识到那不是刺，而是野蜂，因为我的胳膊和大腿上到处都被刺中了。“赶紧蹲下！”我身后的一个村民奔到我面前，拉住我拼命向回跑。一边跑一边用手拍打沾在我身上的野蜂。有一只居然飞到了我的眼睛上，我本能地闭上眼，结果它在我眼皮上扎了一下，好险！

　　我们拍打了好一阵子，才把野蜂们都赶走。我的身上已经鼓起了一片一片的小包，我数了数，足有30多个。幸好这不是当地最厉害的毒蜂，而是一种黑色的小蜂。赛普曾经被毒蜂蜇过一次，结果肿起一个排球般大小的包！不过我还是感觉到我的双手和双脚迅速地肿了起来，看来是过敏了。

　　离开蜂巢，我们继续在树林中穿行。远处不时传来狗叫声，赛普就会停下脚步，凝神静听，然后招呼手下人向左或者向右冲过去，帮助猎狗围堵猎物。可几次下来都是无功而返，赛普向我们抱歉：“今天运气不好，附近没有野生动物，看来我要往深处走走了，你们还是回到大路上去吧。”我心里明白今天的坏运气完全是因为我们，于是便听从赛普的话，在几个孩子的带领下回到了大路上继续前行。

　　大概走了2个多小时，将近5公里之后，眼前豁然开朗，K-A公路到了。原来这是一条用红土铺成的道路，加上路两旁的缓冲区，大概有40米宽。路周围林木茂密，一点也不像被砍伐过的样子。可是当地人告诉我说，我们看到的树都是后来长出来的，伐木公司经常会深入丛林1公里之多，砍伐优质的树。为了多砍树，他们甚至故意把路修得弯弯曲曲，专门挑树种好的地方过。 “可是他们毕竟修了一条路啊，为什么你们不好好利用一下呢？”我不解地问。

　　“这条路已经不能用了，因为好多桥梁都被水冲坏了，伐木公司不愿意修。”

　　“那政府呢？难倒政府没有义务帮你们修路吗？”我又问。

　　“政府才不会管呢，修路只有靠我们自己。”

　　走累了，大家坐在路边休息。孩子们迅速拿出随身携带的丛林砍刀，砍来一堆柴火，烧了起来。又从树林里找来一些不知名字的果实，放到火上烤。当地人每到一个新地方，必先生起一堆火，一来烧东西吃，二来防蚊子。当他们进城后，很自然地把这个习惯带进了城里，于是我才会看到那个总是笼罩在烟雾中的莫尔斯比港。

　　吃完东西，孩子们敏捷地爬上树，砍下几片棕榈叶子，铺在地上当床，躺上去打个盹。这些10几岁的孩子个个都是玩刀的好手，只要给他一把丛林砍刀，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解决了。我突然想起，抢我的那几个少年使的就是这种丛林砍刀。他们进了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雨林。可他们又没有别的生活技能，只好再一次拿起手中的砍刀，继续靠它为生。 世上本来没有路，可自从有了路，不同文化之间就产生了交流。可是，谁能告诉我，这种交流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呢？



梦中的飞翔

　　当天晚饭吃的是一只食火鸡（Cassowary）。这是一种体积仅次于鸵鸟的走禽，属于濒危动物。但在天堂雨林里这种鸟数量很多，当地人并不觉得吃它们有什么不妥。他们经常抓的动物还有负鼠、野猪和小袋鼠，它们都和北半球常见的动物不太一样。村民们喜欢烤肉吃，为了防止招苍蝇，最后把骨头也放上去烤，味道十分难闻。营地的篝火几乎是24小时都在燃烧，所以我在这里居然也没有享受到原始森林应有的清新空气。

　　有很多鲶鱼家族的人一直跟我们住在营地，其中还有很多孩子。赛普无奈地告诉我，很多当地人很懒，看到营地里有好东西吃，就天天赖在这里不走了。其实所谓的“好东西”就是饼干和鱼罐头，在我们城里人看来，这些东西怎么比得上这里的烤香蕉和鲜鱼呢？可村民们就是喜欢。我参观过鲶鱼家族的村子，除了村民们身上穿的体恤衫以外，村子里几乎见不到任何带有商标的东西。其实这里有个供销社，卖点日常用品。一罐可口可乐要价2.9基那（1基那折合人民币3元），一件体恤衫45基那，一袋方便面是2.3基那，几乎比城里贵一倍。孩子们穿着极不合身的衣服，拖着鼻涕到处乱跑。泥地上随处可见他们用木棍画的画，但因为家长没钱供他们上学，其中有天赋的孩子注定将被埋没。表面上看，这些孩子是快乐的，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分明看到了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渴望。

　　后来我有机会参观了这里的学校。学校里有400多学生，年龄从10岁到18岁不等，可居然只有4个老师，还经常发不出工资来。其实学校一年的预算只有4万基那，可政府只负责8000，其余的都要靠学费，每人每年80-150基那不等。我旁听了一次学校的家长会，谈的多半是关于拖欠学费的问题。最后校长无奈地说：“从今年开始，不交学费的学生就不发课本了。”

　　这是莫雷湖地区唯一的学校，莫雷湖机场就设在附近。很多学生都住在很远的地方，其中一个小男孩居然要划一个星期的船才能从家里赶到学校！每当我想起他独自一人带着干粮，奋力划着独木舟行驶在雨林中的情景，心里都会感到一阵发紧。这孩子是个孤儿，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他养鳄鱼换来的钱支付的。鳄鱼是当地人最重要的现金来源，每头鳄鱼至少要养2年才能卖，每张鳄鱼皮可以卖500基那。

　　山姆代表绿色和平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环保课，向孩子们灌输“生态林业”的理念。可最后山姆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提问。我走到学生中间，随机挑选了10个人，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们长大之后想做什么？”结果有5人说想当飞行员，有4人说想当教师！飞机和教师是这些孩子所能看到的唯一的新鲜东西。工程师、画家、律师、医生……这些职业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把它们做为自己的理想了。事实上，他们当中几乎不可能有人真的当上飞行员，他们只有在梦里才能展翅飞翔。



智者阿麦利

　　参观小型锯木机，是这次旅行的重头戏，因为这是“生态林业”最重要的环节。 锯木机安装在一个小村子里，我去的时候已经调试完毕，正准备锯第一棵树。这台机器有6米长，3米宽，两边是精密的固定装置，中间是一个圆锯，一棵3米多长，直径70厘米左右的原木被固定在中间，等待被分解。

　　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围拢了过来，大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埃米利，这个总是口出妙语的老头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他头戴一顶绒线帽，从头到脚都裹着一层厚厚的绒线衣。 表演开始了。埃米利戴好面罩，发动马达，把圆锯调整到合适的高度，然后扶着锯子从头走到尾，削去了顶层的树皮。然后他把圆锯调成水平，又走回来，削去了侧面的树皮。几个来回之后，原木渐渐变成了方形。再这样走几个来回，原本很不规则的木头就变成了一条条长3米，宽10公分，厚3公分的板条。锯出的木屑很快在埃米利脚下堆成了一座小山。他的衣服被汗水浸湿，浑身上下沾满了木屑。 半个小时后，原木只剩下了一半。

　　“休息一下！”埃米利关闭了马达，坐在木桩上点起了一只卷烟。“这个锯木机是我们租借给当地人的，他们卖了木头就可以偿还了。”埃米利向我介绍说：“原木运输很不方便，价值又不高。如果教会当地人就地进行初加工，就可以卖个好价钱。”

　　据他介绍，原来伐木公司每立方米只给当地人3.5基那，比巴国法定的10基那还要低。可是，如果当地人自己加工的话，每立方米木材至少能卖340美元。如果是质量好的玫瑰木，则更是高达每立方米460美元！“我说的数字都是100％准确的，因为我们都是先找好买家，谈好价钱才开始伐木的。”埃米利特意强调说：“这就是‘生态林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砍伐的每一棵树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买家可以追踪木材的来源，知道所用的家具是来自哪片森林。因为如此得来的木材成本要高一点，所以生态木材在国际市场上要贵一些。但是现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木材公司开始购买我们的生态木了，比如我们刚刚和一家新西兰公司签订了合同，卖出了第一批莫雷湖生态木！”

　　“我来这里就是解决问题的，因为我是专家。”埃米利继续说到：“目前我所要做的就是教会当地人怎样操作锯木机，并提高成材率。我能做到80％的成材率，可一般人只能达到40％，伐木公司更低，只有30％左右，因为他们粗枝大叶，根本不用心。”

　　“看来您真是一个专家，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伐木的呢？”我好奇地问。

　　“1971年。”埃米利说了一个让我吃惊的数字。“那年我17岁，就开始在森林里工作了。当时的伐木公司是澳大利亚人经营的，我就是从一个澳大利亚师傅那里学会了关于木头的一切知识。后来我做为管理人员进入了政府部门，却对无处不在的腐败深感不满。再后来我就加入了FPCD，我所学到的知识终于用在了正道上。”

　　“怪不得您说话总是那么一针见血，原来您以前就是个官儿啊！”我恍然大悟：“巴国像您这样的人有多少？”我好奇地问了一句。

　　“15个，不多不少。”埃米利的回答总是会让我惊讶：“我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现在有7个人在政府机关做事，5个做了顾问，1个从政去了，剩下2个就是我和我的老板，也就是FPCD的领导人。我得感谢FPCD，它教会了我关于环保的知识。我还得感谢绿色和平组织，没有他们的介绍和资助，我们也不会来到这里，世界也不会知道这里的人们还在经历着苦难。”

　　和埃米利谈话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知识丰富，谈吐风趣，就像传说中的智者，隐居深山的高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得了很多道理。“我们计划在2006年卖出200立方米的木材，2007年就要达到500立方米。别看这个数字很小，但是我们能保持这样的产量很多年。伐木公司的产量倒是高，可他们把小树都砍光了，再过几年就没的砍了。”

　　“我有一个疑问，”我突发奇想：“当地人为什么只有砍刀，没有锯子呢？中国很早就发明了锯子，很早就开始加工木材了。”

　　“别说锯子了，原住民根本就没有铁器，像丛林砍刀这样的工具当初都是从欧洲带进来的。”阿麦利告诉我，这里直到18世纪都还属于石器时代，原住民根本不会伐木，因此当时的房子都是用树叶和树枝搭成的。18世纪欧洲探险家带来了砍刀，当地人这才能够砍伐粗一点的大树，并用树干搭建起了吊脚楼。事实上，南美热带雨林里的原始人住的吊脚楼和天堂雨林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外来的产物。可是欧洲人当初没有把锯子带进来，于是原住民们便没有学会怎样加工木材，因此当地人住的房屋就只能是漏风漏雨的吊脚楼，而不是用板材搭建起来的木头房子。“生态林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当地人生产板材，改善当地居民的住房条件。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天堂雨林的居民其实早就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原住民文化了。

　　艰难的告别 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一天晚上，赛普打到一只鹿。他把全村的人都叫来和志愿者们一起联欢。不知是谁搞来几罐啤酒，这可是村民们很少见到的奢侈品。村子里一位长者喝了一罐，结果他围着营地转了一个晚上，嘴里不停地破口大骂，骂年轻人不好好学习，泡在营地里吃白食，偷营地的勺子和茶杯。结果，那天晚上大家就在老人的叫骂声中依依道别，那情景事后想起来真是很有点“后现代”的意味。

　　我注意到那个老人的膝盖上都是伤疤，一问才知，他有关节炎，而当地人流行的治疗办法就是用带火的木头烧。“其实当地人有很多做法都是不对的。”绿色和平的约翰对我说：“比如这里是毒蛇的天堂，全球16种最毒的蛇有15种都能在这里找到。蛇毒是通过淋巴液扩散的，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固定住被咬的肢体，不让肌肉活动。一定不能绑得太紧，否则堵住了血管，那部分肢体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前几天村里有个妇女被蛇咬伤，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她不死也得节肢。”

　　话虽这么说，可是当地人绝对比我们要更加适应这里的生活。比如这里有一种小虱子，专门潜伏在皮肤的阴湿处。当地人从来不穿内裤，也就没事了。我们志愿者总是放不开，于是每个人都被咬得一片红肿，奇痒难忍。来自北大的志愿者王冕只待了不到2个星期就因为对这种小虱子过敏，不得不提早回家。不过另两位志愿者都如鱼得水，仿佛真的来到了天堂。来自香港的大学助教陈晓云平时是很腼腆的一个人，可她在营地里整天唱歌，还生平第一次尝试了嚼槟榔，结果一嚼就喜欢上了这东西，嘴里整天“血淋淋”的。来自北京的律师刘芳则完全变了个人，体态娇小的她在丛林里健步如飞，一点也不在乎被野蜂蜇、蚂蟥咬。她对我说：“我就是想尝试着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看看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天堂雨林用它的原始和艰苦，唤醒了我们体内来自祖先的野性基因。 我们和当地人虽然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但却有着明显的区别。把我们分隔开的不是海洋，也不是雨林，而是文明。有人说这些原住民虽然不识字，但他们比我们更快乐，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起码我是不会拿自己的生活去交换的，因为我可以选择来这里过一段他们的生活，可他们却别无选择。

　　晚饭后，村民们搞来一台发电机，开始为大家播放范丹姆主演的美国武打片。与此同时，约翰在另一边用投影机播放绿色和平拍摄的环保题材的记录片，结果大部分人都被武打片吸引过去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年人和所有的志愿者选择坐在了环保片这边。这个场景太有说服力了，它清楚地表明，当地人就像一张张白纸，等待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涂抹，这个趋势是谁也挡不住的。如果像某些极端环保人士那样，打着反对工业文明的旗号，拒绝用文明来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必然会被好莱坞或者伐木公司所利用，这些商人们是不会真心替原住民着想的，所以他们肯定会被欺负。绿色和平这次没有听之任之，也没有趾高气扬，而是运用自己的技术和资金优势，请来专家，教育引导当地人改变思维方式，帮助当地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一句话，他们是在和那些惟利是图的商人们竞争话语权。 这次“拯救天堂雨林”行动的意义就在这里。

　　绿色和平这次派了那么多中国志愿者来这里帮忙，也是有道理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形象，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天然资源的进口大国。拿木材来说，1998年的长江洪灾让中国政府改变政策，严格限制国内森林的砍伐。但是木材消费却在逐年增长。于是，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二大木材制品消费国，第二大木材制品进口国，世界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国，以及世界最大的工业原木进口国。根据国际热带林木协会的统计，2004年中国一共进口了730万立方米的热带木材，占全世界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超过70％来自亚洲的热带雨林。拿巴布亚新几内亚来说，中国是巴国木材最大的进口国，过去10年里中国从巴国进口的原木增长了26倍，接近150万立方米，占到巴国总出口量的75％以上。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高级木材是通过假冒马来西亚公司的名义进口的。当然，中国进口的木材大部分被做成家具出口到了发达国家，他们才是天堂雨林最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别人，这个责任必须由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来承担。



附文：奥克泰迪矿

　　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来自外国的钞票并不那么好拿，这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最大的奥克泰迪矿（Ok Tedi Min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矿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挖的，最初挖出来的是金矿，在当时是南非之外世界最大的金矿。挖到下面就变成了铜矿。在盘谷纳铜矿于1989年被迫停产之后，奥克泰迪就成了巴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巴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来自这里。由于世界铜价飞速上涨，2005年该矿一共收入33亿基那，比去年增长58％，并使巴国的政府预算自独立以来第一次摆脱了赤字。

　　但是，目前这个矿平均每秒钟就要向奥克泰迪河倾倒110吨的垃圾，迄今为止一共倾倒了9000万吨！这些泥土和酸性石块堵塞了河道，污染了水源，破坏了16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5000名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莫雷湖的水并不直接来自奥克泰迪河，但是仍然受到了间接的影响）。因为这个原因，多年来一直负责经营铜矿的澳大利亚BHP公司于2002年退出，现在该矿主要由当地人经营。但是巴国前环境部长萨萨•奇贝（Sasa Zibe）指责澳大利亚是罪魁祸首：“澳大利亚在巴国独立（1975）前就开始计划挖掘奥克泰迪矿了，自那之后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支持这个矿。这些人应该知道开采铜矿的后果，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道德的。”

　　当然，BHP公司有不同的看法。奥克泰迪矿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金钱和就业机会，目前该矿雇佣了2000名正式职工和2000名合同工，他们投资建设的医院使得该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从建矿前的30岁增加到目前的50多岁，婴儿死亡率从1980年的16％减少到1993年的1.7%，该矿为当地居民发放补偿金，让这些原住民终于有了固定的收入。

　　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补偿金拉大的该地区的贫富差异，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距离奥克泰迪铜矿最近的城市塔布比尔如今已经变成了巴国西部省犯罪率最高的城市，抢劫和强奸是家常便饭。

　　“补偿金并不是好事，”该省的天主教教主吉里斯•科特（Gilles Cote）说：“要知道，这里在1940年的时候还是原始社会呢，他们不知道怎样面对突然到手的金钱，卖淫和酗酒成了这里的主旋律。”就在最近，当地的一个社区要求奥克泰迪铜矿帮助他们修补被风刮坏了的一间校舍的屋顶，可村子里有大量闲散的年轻人拿着补偿金整天游手好闲，没有人愿意帮忙，虽然这只是举手之劳。 在任何一个社会，天上掉馅饼的事如果发生得太快，太突然，都不会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