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接近尾声的1975年,在被迫停止诗歌创作20年后,诗人穆旦终于选择了重新“在旧信笺、小纸条、日历上进行诗歌创作”。此后一直到去世,穆旦在生命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给我们留下了近30首诗歌。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还在用厚厚的“棉袄”裹着脆弱的灵魂时,穆旦已开始努力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给头脑戴上的枷锁,痛苦地写下了自己历经苦难后的人生思考和感受,非常值得珍视。
关于穆旦晚年的诗歌,现有的研究无论是单篇细读还是整体归纳,强调的关键词一般是:智慧、荒原意识、人性内涵,也有强调其中透露出来的温情。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穆旦晚年诗歌的价值和意义,丰富了我们对这些诗作的理解,但它们的问题在于:这些在晚年诗作中发现的东西往往在前期诗歌中其实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不能算是对晚年诗歌有新的发现,也就难以实现研究突破。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探讨的是:晚年诗歌中是否存在前期诗歌中没有的东西?或者说,读解穆旦晚年诗歌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必须追问:苦难究竟给穆旦的诗带来了什么新的质素?这不仅关系到对穆旦晚年诗歌的理解和评价,更关系到整个穆旦诗歌研究。
一 王佐良在穆旦逝世十年后的1987年曾写过一篇纪念评论文章《穆旦:由来与归宿》,这是国内研究界比较早的对穆旦晚年诗歌有所关注的文章。文中以《冬》为代表对穆旦晚年诗歌作了论述,作者认为“《冬》可以放在他最好的作品之列”。作为穆旦的挚友和新诗研究者,王佐良的感觉是敏锐而准确的,他一下子就抓住了能代表穆旦晚年诗歌整体基调的最优秀之作。《冬》之所以写得非常出色,是因为它完全吻合了穆旦这时候的生命体验:寒冷。翻开穆旦晚年的诗,读者最直接能感受到的,恐怕就是诗行中漫溢着的令人无法回避的寒冷之气,这是前期作品中所没有的。
首先,与“冰”或“冷”相关的字眼在穆旦晚年诗歌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智慧之歌》中有“冰冷而僵硬”、“生活的冷风”;《理智与情感》中有“黑暗而且寒冷”;《城市的街心》中有“冷漠的歌”;《诗》中有“冷而又冷”;《理想》中有“现实底冰窟”;《冥想》中有“冷眼”;《春》中有“寒冷的智慧”、“寒冷的城”;《友谊》中有“冰冻”、“冰冷的石门”;《有别》中有“冷峭”、“内心的冰雪”;《秋》中有“冰雪”、“严冬”;《秋(断章)》中有“阵阵冷风”;《沉没》中有“冰山”;《老年的梦呓》中有“黑暗与寒冷”、“冷冷的智慧”、“霜冻”;《爱情》中有:“冷酷”、“冷风”;《神的变形》中有“人心日渐变冷”;《冬》中有“又冷又昏黄”、“冰冻的小河”、“寒冷,寒冷”、“肃杀”……在晚年不到30首的诗作中,直接使用与寒冷相关的字眼的竟有16首之多,频率如此之高,应该不是一种偶然。
事实上,诗中的寒冷之气不仅仅表现在字词上,更体现在诗的意象和主题之中。落叶飘零的树林、流星般消逝的爱情、没有色彩的荒原、被嘲弄的理想、寒冷的夜空、冰冷的石门、风中的小屋、亘古的荒漠、黑暗的长廊、死寂的原野、冰封的小河、雪花飘飞的冬夜……这些冷色的意象灌注在后期绝大多数诗作中,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这些意象看似只是诗人对外界事物的描摹,其实是诗人内心的外化,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寒冷的。曾有学者指出穆旦晚年诗歌的主题是:“对诱惑的清醒、对自我内部复杂性的挖掘、对人生基本矛盾的揭示以及近于循环式的世界观”,并认为“穆旦的这些诗歌的特点在于以冷静的反思与观照突显复杂与两难”。笔者以为,在“冷静”背后潜藏着的是更深刻的灵魂的“寒冷”,是一颗心灵在长久的苦难浸泡后几乎难以消散的彻骨的悲凉。《冬》第一章原稿每节最后一行均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复沓回环,传达了诗人这种最真切的生命体验。
如果我们了解穆旦的生平,便会理解诗人何以会有这种感受。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在去国留学之后怀着对祖国深沉的爱排除重重阻力毅然回国,然而回国后他却成了“肃反对象”、“历史反革命”,迎接他的是不断地做检查和受管制,特别是到了“文革”,更是遭受了抄家劳改的命运。据子女回忆,“文革”开始时的有一天晚上,穆旦受批斗后回到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结晶《唐璜》译稿。”这个悲怆的细节让人有近乎窒息的心痛,因为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我们的诗人是多么弱小而无助!内心的寒冷感,也许就在那一刻彻底地包围了诗人的灵魂。
寒冷之气是从诗人的骨子里自然渗透出来的,也许诗人自己都未曾意识到,却真实地漫溢在穆旦晚年的大部分诗作中。而且,我们发现这种由内而外的寒冷中没有刺骨的力量,却有逼人的凄凉。生命遭遇的苦难,使这个曾经歌唱过“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诗人的心一再地往里收缩,他再也没力量像20世纪40年代那样在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间去思考、去搏斗、去追问关乎民族和个人的更终极的问题。
二 除了上述的寒冷之气,在穆旦晚年的诗歌中,我们还看到了诗人通透的智慧,那是一种看破红尘的通透。历经苦难,诗人站在他的位置上,说出了他所认识的这个世界的真理,关于理想与诱惑,关于人生与历史,关于自我与世界。
关于理想和诱惑,是诗人晚年思考的一个主要话题。他把理想比作“妖女”,“这个妖女索要自由、安宁、财富,/我们就一把又一把地献出,/丧失的越多,她的歌声越婉转,/终至‘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幸福”(《妖女的歌》);他认为理想是一种幻觉,吸引着人,最终却是“承受猛烈的拍击”的命运(《苍蝇》);迷人的理想,“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智慧之歌》);“理想是个迷宫,按照它的逻辑/你越走越达不到目的地”(《理想》);怀抱着理想,“我冲出黑暗,走上光明的长廊,/而不知长廊的尽头仍是黑暗”,因为我们不幸地“活到了睁开眼睛,/却看见收获的希望竟如此卑贱”(《问》)。这种对理想极其沉痛而又清醒的认识,是诗人用自己一生的痛苦换回的智慧,因为他曾执著于理想,但理想却“带来了一场不意的暴乱,/把我流放到……一片破碎的梦;/从那里我拾起一些寒冷的智慧,/卫护着心又走上了途程”(《春》)。
穆旦晚年诗中还有《春》《夏》《秋》《冬》的“季节诗”,这些在不同季节写下的诗歌,用时序轮换这种节律上的象喻关联表达了诗人人生求索的体验和对历史的感知。《春》回顾了自己早年的狂热以及被这种狂热嘲弄的命运,而今“我的老年也已筑起寒冷的城,/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夏》暗喻没有思想只有文字的历史,嘈杂热闹构成的史诗无比荒诞;《秋》“经过了融解冰雪的斗争,/又经过了初生之苦的春旱”,人生的河水“渡过了夏雨的惊涛,/终于流入了秋日的安恬”,然而正想稍享生的幸福,“却见严冬已递来它的战书”;《冬》中白色恐怖的寒冷时代“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口舌,/盛夏的蝉鸣和蛙声都沉寂,/大地一笔勾销它笑闹的蓬勃”。被历史捉弄的人生一晃就到了生命的冬天,诗人有不甘与伤痛,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绝望到尽头的淡然:“因为冬天已经使心灵枯瘦。”
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常常是在自我与世界之间思索,通过“把诗歌建构在内心世界和外界世界的重叠点上”,达到现实与艺术的平衡,到了晚年依旧有这样的主题,比如《自己》和《“我”的形成》是对“自我”的思考,《神的变形》是对掌握历史方向的世界终极力量、终极真理的思考。不同的是,它们已不再是在“自我”与“世界”两者的矛盾张力中进行追问,而只是表达一种超脱于其上的“智慧”,诗人以俯视的目光审视着一切,真正的自我却已跳出思考的漩涡。
穆旦晚年诗歌都表现了这样一种特征:超脱的通透。在穆旦晚年给一些朋友的信中可以找到旁证:他曾多次提到陶渊明。1976年3月17号给老朋友董言声抄寄了几首陶诗,1976年3月31日给文学青年孙志鸣的信中说抽空读点旧诗,“很爱陶潜的人生无常之叹”,1977年1月5日给老友巫宁坤的信中谈到陶潜的为人性格……可见中国道家的超脱精神,对于历经人生苦难和理想幻灭的诗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很具吸引力的精神资源。也正是怀着道家的超脱精神,穆旦晚年诗歌中呈现出了看破红尘的通透: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冥想》
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不得不承认,穆旦对人世看得非常透彻,透彻到说出真相时让人觉得残忍。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诗人的透彻只是一种“寒冷的智慧”,而不是深刻的思想。我们可以说,晚年的穆旦在历经沧桑之后拥有了丰富的智慧,正如诗人在《智慧之树》中说,在青春、爱情、友谊、理想的片片“树叶”凋零之后,“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这种在苦难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智慧,使穆旦的心灵在获得它之后学会了冷眼看一切,诗人甚至学会了冷嘲,比如《苍蝇》《演出》《理想》《夏》《我的形成》《爱情》《神的变形》诸篇。冷嘲是一种自卫和反抗的手段,但“同时也是对自我心灵的伤害,它摧残了人对存在的基本信赖感,败坏了人对珍贵的、令人感动的神圣品质的感受力,阻止人在生存论上对爱与希望的认同。”冷嘲从实质上讲,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一种无力、畏惧和空虚感。
三 在寒冷和通透之外,晚年诗歌中还有一种与前期诗歌截然不同的基调,那就是忧伤。
首先是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让人伤感。虽然诗人潇洒地说:“时间愚弄不了我,/我没有卖给青春,也不卖给老年,/我只不过随时序换一换装,/参加这场化装舞会的表演。”(《听说我老了》),但更多时候,诗人还是感到时间不可阻挡地逝去了。当自然界的春天来到,尽管它使诗人想起了那被狂热的激情诱惑了的青春,但花的梦和鸟的鼓噪依旧令诗人心动,让他“悒郁地珍惜”(《春》);当老友的生命之门被永远关闭时,诗人忧伤地哀叹:“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我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友谊》)季节的流转,朋辈的辞世不断地提醒着诗人苍老的来临。时间不停地逝去,而生命又如此短暂,眼睁睁看着如水的年华点点逝去又无法做任何挽留的绝望与忧伤,对于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而言都是难以释怀的。在《老年的梦呓》中这种岁月残酷、生命无助之感更是表达得非常充分。“生命短促得像朝露:/你的笑脸,他的愤怒,/还有她那少女的妩媚,/转眼竟被阳光燃成灰!”当爱情与友谊都随着时光逝去,年轻的欢乐成了今天苦涩的回忆:“多少亲切的音容笑貌,/已迁入无边的黑暗与寒冷,/我的小屋被撤去了樊篱,/越来越卷入怒号的风中。”随着越来越多心爱的人进入千古的沉默,诗人感到自己的生命之屋失去了温暖的防护,生命之火也由此渐渐幽微和寒冷。为了给越来越孤独的心灵取暖,他保留着故人的物品:来信、戏单、花瓶、旧扇、破表、收据,因为“这些静物仍有余温,似乎居住着她的灵魂”。此情此景,真让人唏嘘不已。
当然,穆旦的忧伤绝不仅仅来自时间与生命的悖论,更来自天地宇宙间人渺小生命的无所依傍。我们曾执著于理想,然而当我们循着理想翻山越岭,献出了自由、安宁和财富后,那最初的理想“已在山后沉寂”(《妖女的歌》)。在理想被现实彻底嘲弄后,我们才省悟:“它的色调越浓,我们跌得越深,/终于使受骗的心粉碎而苏醒:/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好梦》)我们曾以为自己能掌握命运,而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竟不能确认自己,“从机关到机关旅行着公文,/你知道为什么它那样忙碌?/只为了我的生命的海洋/从此在它的印章下凝固。”(《“我”的形成》)世界如此荒诞,更荒诞的是我们珍爱的生命却要听从这些荒诞规则的摆布而无法自主。“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永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儿小小的演员。”(《冥想》)我们本能地追寻活着的意义,孰不知我们拥抱的所谓“收获”常常不过是消融的冰山:“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而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宫。”(《沉没》)我们拥有清醒的理智和丰富的情感,但我们的理智与情感却永远错位,它们使生命在矛盾中无所适从……
这些生命中永恒的悖论,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他前期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痛苦、矛盾和挣扎都是面向这些悖论的。所不的同是,在前期诗歌中,这些悖论在使诗人迷惘的同时也给了他不断追问的力量,进而拓展了诗人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他的矛盾与苦恼,惆怅与迷惘在纠结的语言中获得了一种强大的张力,一颗为痛苦痉挛的心灵满载临界疯狂边缘的热情,“用全生命的重量与力量向人生投掷”。因此,有论者曾指出:“穆旦永远是强烈的感受,加劲的思想,拼命的感觉,而毫不惜力的表现。”但在晚年诗歌中,我们看到尽管诗人还在矛盾还在痛苦,但诗的精神内核中却已完全丧失了追问的力量,因为看破红尘的他不需要答案。如果说诗人前期的诗歌中表现出的是《圣经》中约伯式的形而上学的精神搏求和灵魂追问的话,他晚年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却是在搏求追问后依旧无地彷徨的疲软;如果说前期诗歌背后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对上帝设置的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质问和探询,在纠结的矛盾中不断地四面奔突的不安的形象的话,后期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已是一个“凄凉而驯服”的老人形象。前期诗歌中诗人没有信仰却有寻找信仰的力量,后期诗歌中诗人因为曾在寻找信仰的路上撞得头破血流而开始怀疑信仰本身:
因为日常的生活太少奇迹,
它不得不在平庸之中制造信仰,
但它造成的不过是可怕的空虚,
和从四面八方被嘲笑的荒唐:
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
——《好梦》
因此,晚年诗歌中我们找不到前期诗歌中那种穆旦之为穆旦的永远在矛盾痛苦中追问的力量,可以感受的只有诗人在历尽沧桑后心底那无以排遣的忧伤。
结语 20世纪40年代穆旦对社会、历史、战争、苦难、理想、个体存在等主题,在不断地怀疑和内省中已达到了很深的深度。那种在不确定中求确定,在绝望中求希望,在价值和意义的毁灭中对价值和意义的固执,已逼近了一种宗教的高度。这在中国现代诗歌甚至整个现代文学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遗憾的是,这种永不停歇地质问和冲突给诗歌形成的强大的思想张力,在他晚年的诗歌中却被削弱了。我们能读到的,只有看破红尘的透彻,没有深刻的反思;只有寒冷的智慧,没有锐利的思想。前期那种不断追问的力量,到后期仅仅成了一种无以摆脱伤感。生活的苦难带给他很多痛苦,但这痛苦却没有化成精神资源,而只化成了骨子里的荒寒。是的,他还在矛盾,还在痛苦,还在挣扎,但都因为缺少一种确定的信念的支撑,而最终化为无力的忧伤。他不断慨叹着时间的流逝,青春的走远,友人的辞世,理想的幻灭,以及命运的不自主,却没能对个人和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做出20世纪40年代那样深刻的形而上的追问和思考。当然,这对于刚刚走出那个荒谬年代的人来说,也许真的太难了。
穆旦很欣赏奥登“诗歌要写自己那一代人独特的历史经验”的观点。事实上,晚年的穆旦也的确非常准确、忠实而且有效地传达出了他的生命体验,他前后不同的诗歌文本本身又构成了一个大的文本,记录着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独特的历史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旦晚年的诗歌是非常出色的。但另一方面,只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阅读体验,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穆旦晚年的诗固然体现了诗人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挣脱思想专制的可贵努力,但与诗人20世纪40年代的诗相比,它们在思想深度和追问力度上都有所减弱。苦难在给诗人通透的智慧的同时,也给诗人的灵魂蒙上了一层霜,内心的寒冷和忧伤最终阻断了诗人的精神向更深处跋涉的路。
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去苛求诗人,而是应该返回历史语境,抱着同情的态度来理解穆旦的这种变化。更何况相比于其他知识分子,穆旦对思想力的保持已经很让人敬仰了。当然,我们也就必须说出我们的失望,因为穆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一个中国现代诗人中最有希望登上思想峰巅的诗人,他原本是最有可能获得与世界诗人对话的高度的。因此,我们的遗憾无从回避。
原载《名作欣赏(下半月)》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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