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篇文章是关于旅美学者夏志清的。他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专家，生于1921年，原籍江苏苏州，出生在上海，1942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后到美国深造，并于196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中国文学长达二十九年，据为辽教版的这本文集写“说明”的陈子善先生叙述，正是因为他的研究，“使哥大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文学的重镇”，现已退休，居住纽约。
今天我想根据他这本很有意义的文集《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近世文化书系 编者陈子善），漫谈自己的一些体会。我觉得收集的这十二篇文学论评如果稍加留心，就可对于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认识，都有裨益。这种裨益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关于间接了解近现代政治社会文化一些观念与现象的认识。二，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及文化的一些认识。三，关于文学批评兼治学作人的一些认识。
这十二篇文章发表于七十年代，归类成三辑。第一辑的三篇讨论对象是“明清小说和小说理论”。让我们把三辑顺势析为三部分，一篇一篇来。
一，《隋史遗文》重刊序。据夏先生“自序”，这篇《<隋史遗文>重刊序》是配合台湾“幼狮文化重印这部珍本小说而写的”，这部由明人袁于令（剑啸阁主人）根据民间“话本”编写的小说，后来成为楮人获重编《隋唐演义》的蓝本之一，故事以秦叔宝为主线，可谓“秦叔宝演义”，故事的最大特色是“在叙事方面以秦叔宝为主，正史为辅，写秦叔宝归唐前的种种遭遇，文笔不慌不忙，引人入胜，”（5页）情节主要“写瓦岗寨这批朋友，投唐的都变成了开国元勋，与李唐对敌，或投唐而复叛的都有悲剧的下场。”（12页）
我觉得本《序》有趣的地方在于罗成与单雄信两个悲剧人物。关于罗成我们都知道在乾隆年间出版的《说唐》里位居第七条好汉，“功夫”在表哥秦叔宝之上，后来被建成元吉手下加害，出征窦建德手下大将刘黑闼时，“身陷淤泥河内，遭乱箭射死。”但根据夏先生考证，罗成这个人物正史上没有，完全是根据《旧唐书》的“罗士信”改写的，是罗士信的“化身”。
而很让人感动的则是秦叔宝程咬金徐茂公这些“多情的人”，李渊杀了单雄信的哥哥单雄忠，从此与雄信“不共戴天”，因此秦王最后平了王世充后，诛戮单雄信那一段，尤其体现四人之间的生死情谊，在秦叔宝等人苦救无效的情形下，“叔宝三人抱了雄信大哭。叫从人拿过一把刀，一个火盆，三人轮流把自己股上肉割下来，炙在火上热了，递与雄信吃道：“兄弟们誓同生死，今日不能相从，倘异日食言，不能照顾你妻子，当如此肉，为人炮炙屠割。”雄信也将来吃了不辞。（14页）
不要以为这是袁于令小说的虚构，历史上真有其事，不过“义气”的主角是“徐茂公”，据《旧唐书》里记载，当徐世勣（徐茂公）请以官爵赎取单雄信之命时，高祖不许。临将就戮，勣对之号恸。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矣。”乃收养其子。
正因为秦叔宝在夏先生看来做人对得起父母、上司、朋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兼有恩必报的作风，“比起《水浒》英雄的有仇必报，大相径庭。《隋史遗文》人情味重，正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固有文化里那种侠义而不失仁厚的伟大精神。”（18页）
而且夏先生还认为，在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水浒》、《金瓶》二书，虽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但就小说艺术而言，都不能算是首尾完整的杰作。还引胡适的话说《水浒传》到了大闹江州以后，便不精彩了，潦草起来，杂凑起来，敷衍起来。“《金瓶梅词话》真本我细心读过一遍，以后实在没有胃口再读，艺术粗糙还是余事，全书没有一点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同样情形，《水浒》所表扬的侠义精神，不够忠厚，全书充满了残暴、虐待狂的场面，代表了中国文化偏激的一面。明代小说在艺术成就上能与《三国》、《西游》相抗衡的，我想要算上冯梦龙增补的四十回《平妖传》和《隋史遗文》这两部书。”（5—6页）
我曾说过，一切评选都必定烙上个人智识主观的印痕，所以，夏先生的意见到底“权威”与否，还要端视读者诸君来“见仁见智”，我就不多说了，虽然我多少站在他那一边，尽管还没到“摇旗呐喊”做“喽啰”的地步。
二，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小人书”里了解到唐敖与他的妻舅林之洋还有舵手多九公的故事了，他们堪比“郑和下西洋”的出洋航海经历，简直可谓中国的《格里佛游记》，虽然，或许没有善于透视人心的斯威夫特深刻，但也没有他那么刻薄到遭致一样喜欢讽刺的萨克雷的憎恶，觉得这个写怜爱情书时那么动人的家伙对于“卑劣”的“人性”，实在攻击的太厉害了，不留余地到牛马甚至是“猪狗不如”，讽刺中一点“爱”都不存留了，难怪要遭到这位因《名利场》而享誉世界的大文豪的痛斥。
但是我们的《镜花缘》虽然没有《格里佛游记》刻薄，但渊博或过之，“笔者拟于本文中讨论《镜花缘》，把它当作文人小说的成熟范例；。。。。。。《镜花缘》最以机智、幽默、渊博和庞杂见称。不过，更根本地看，它是个寓言性的传奇故事（allegoric romance）,彻底支持儒家道德和道家智慧。”（21页）并且，鉴于文人小说家“于退休后从事写作，用以娱己，亦以娱友”的特点，与当时那些“卖文为生，取悦于广大读者群众”的“职业小说家”，是大有区别的。像写出《西游记》的吴承恩（夏先生对此存疑），写出《西游补》的董说，写出《野叟曝言》的夏敬渠，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都是前于清代李汝珍的文人小说家。他们的“独立性”就注定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多多少少有些自己的理想的，他们不“媚俗”。比如说，他们都嘲讽那些“呆呆板滞、心胸狭窄、功名是尚的读书人。”（23页），但他们虽有针砭之意，但却不是我们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现代的西方小说家，如果十分严肃，就是知识分子；若他不采取批评的态度，就无足观了。”（23页）现代西方对于“人类文明的种种因循的智慧和规范，知识分子对之并无好感，甚至敌视之；而这是中国文人小说家所永远不会的。”
在夏先生看来，西方知识分子自觉地以为优于群众，而中国文人小说家则在“外在道德”上和普通老百姓少有分别，所以，以现代的眼光，他们算不上知识分子，虽然比如李汝珍这样的人也多少在《镜花缘》里有点自觉或不自觉的“女权主义”，但本质上他们都“非儒即道，或者又儒又道”的皈依自身所处的传统，他们不敢如“鲁迅在其短篇小说中对中国文化的根基大张挞伐”。（24页）
至于这部以武则天的时代为背景、而且还是“中国传统中最用心经营的小说之一”的《镜花缘》到底有什么艺术上或思想上的优缺点，我就只有请大家如果有兴趣读它过后，翻翻夏先生这篇长评。或者有所裨益，也未可知。
三，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晚清国力不振，不少学者与报界人士为了开启民智，纷纷认为“小说是国家改革的工具”，这种救国淑世的用心，当然是值得感佩的，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模糊甚至混淆小说“功用”的问题，站在夏志清这些后来人的角度，就有了一种由于历史的便利而“后来居上”的清醒认识。而这种清醒认识，就体现夏先生对严复与梁启超的三篇论文的要点的分析与讨论上。
一八九七年，在天津主编《国闻报》的严复，与其挚友夏曾佑合撰了一篇长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是现代中国第一篇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的评论文章。接着梁启超于第二年在自办的《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到了一九零二年，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的刊物《新小说》上，写了一篇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该文开宗明义便强调小说的教育价值”（52页）
而夏志清批评前人对三篇文章历史功用的讨论缺乏批评深度，没有从“中国传统与外国文学的背景”来探讨这三篇文章：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小说轻视的态度在清末依然很强，认为“低下、轻佻、猥亵”，所谓“诲淫诲盗”，所以，不管是“为小说辩护的人与官方的禁止者，都认为读者是完全会受影响的”（55页）
严复认识到这一点，并结合生物的与社会的达尔文的观点，“认为小说比历史的吸引力要大”，但夏志清认为他言不由衷，因为他的论点如果“应用到西方传统上去，全都站不住脚”（58页），夏志清的见解是无论中西的历史巨人如秦始皇明太祖彼得大帝华盛顿拿破仑这些人，不是因为凭写他们的小说影响了读者，而是读者先觉得他们伟大于是成为小说的读者，而严复由于夸大小说的社会功用，有点倒果为因。
梁启超与严复一样，“发觉小说有巨大的教育潜力，但他比严氏更为轻视传统小说，即使最著名的《水浒》与《红楼》也受到他不必明说的蔑视。”（60页），把大多数中国小说当成对于它们的模仿。但同时又觉得通俗小说比“儒家经典与正史”有趣。“换个办法把读者的兴趣从旧小说转到翻译的政治小说，才是上策。”特别合他胃口的是“那些描写可能直接影响当时中国政治的现代国家实际政治演变的小说。”（同前）
严复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文化落后精神蔽塞的现状，借鉴西方特别是日本明治年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将小说视为“复国”的工具，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尤其梁启超还是第一个提出“写实派小说”的中国人，并且为了把自己的理论发扬光大，还自行创作了一部很“理想派”（夏志清语）的“新小说”，题名《新中国未来记》，颇有点政治乌托邦的自娱自乐之趣，但到了第四回的时候，就有点难乎为继了，“等到他发觉第四回偏差太大，这才半途而废，没有继续写下去。”（78页）
但是夏志清也指出，他们对当时西方也好，日本也好的历史文化制度的认识，特别是关于小说的社会功用的认识，是“充满了谬误和浮夸的，”（61页，夏志清语），我们在感念其爱国热忱之余，似乎也不必为贤者讳了，他们如雪莱给诗下的定义那样坚信小说是“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过来努力改善观念和制度时最忠诚的先锋、伴侣和信徒。”（修勒等编《批评》，页四七0 夏志清注），但他们也忽略了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所说的话，“小说是艺术；目的并非实用。企图变小说为实际利益之工具，则扭曲了其目的。”（75页），著名小说研究家黄摩西也在一九0七年《小说林》的发刊词中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小说是否真的能够将愚昧的人变为聪慧的人，能够净化“腐败”易为“新鲜”，小说真的能够成为万灵药吗？一个小说家如果蔑视一切艺术的考虑，而夸口更高贵、更伟大的目的，他便没有履行自己的正常任务；他唯一的成就，“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76页）
四，写在《夏济安日记》前面按照时下流行的“贴标签”的“图解”，夏志清应该把他哥哥归于“温和派”知识分子的范畴，而且还够不上“自由主义”，与众多我很喜欢的台湾学者一样，比如我喜欢的郑骞教授，他那本《永嘉室杂文》表露的一切，都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形象，与时代的脉搏丝毫不发生共鸣，求学，教书，做学问，这就是他们的“激流三部曲”，四九年以前他们是“第三种人”，四九年以后呢，还是那种人，虽然他们也多翻了一个筋斗。但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选择，只要他们没有危害社会，或者我们可做的，只有尊重。
在这本真情洋溢到郁闷不堪的《日记》里，夏济安展现出他动人的一面，用他弟弟的话说，“他写日记根本想不到它会有发表的可能，所以一无虚假，留给我们一个向上、有志气的知识青年在动乱时代的苦闷。。。。但这部日记，我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其独特的重要性。”（93——94页）
在夏志清看来，鲁迅的日记简略，是一本流水账；胡适的《留学日记》差不多完全记录了自己智能的发展，学问的进境，很少情感生活；郁达夫的则是浪漫，醇酒妇人式的浪漫。只有夏济安的，虽一点也不浪漫，但他对R。E.（北大教书时的女学生）的那种一往情深的苦恋，“可能代表了真正浪漫主义的精神。他的浪漫主义里包涵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不仅济安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都带有一种宗教性的悲观。”（94页）
世界光如水月 身心皎若琉璃 但见冰消涧底 不知春上花枝 六月七日录憨山诗 这首诗很美丽，向来夏济安很忧郁很悲悯的喜欢，所以，他的日记或者还是值得看的，为了弟弟这篇介绍的好文章，虽然我的那本《夏济安日记》弄丢了，只记得当年读的时候，很感动：一个谦和内敛的好老师，一个悲剧性的苦恋者，一个其实对于国家民族怀有深情厚谊的读书人，虽然走的道路，与他西南联大的同事，比如卞之琳，有很多的不同，因为最终，他选择了海峡那边的台湾。
让我们也看看他日记里表现的爱国精神，“我要引录二月廿五日那天日记所载的首尾两段：”（94页）
“联大一百十教授为东北问题发表宣言，未签名者尚有多人，如卞（之琳）即其一。他们因此事为国民党所发起，不愿同流合污，故心里虽或主张东北应归中国，却不愿公开发一声明，以示不受利用。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
谣传发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其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可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五、教育小说家金溟若 我对搞教育的人，比如夏丏尊朱自清这样的人，向来崇敬，因为他们知道向我
推荐像意大利名著《爱的教育》这样的好书：平淡、朴实，真诚的东西，好比夏志清为我们介绍的这位从事教育兼创作“教育小说”的故友，就值得我们崇敬。我们如果相信了夏先生的话，就会“看到了不学无术、人格卑鄙的教员，看到了有理想的青年老师，受同事的排挤，得不到社会的同情、校长的鼓励。这些正反人物都成了教育小说里的主角。”（99页）
金溟若就是这样的一位教育小说家，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他一直在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截止夏先生作这篇忆旧文章的七十年代，告诉我们，“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可能十全十美的。。。。。而金溟若是位极有骨气的人，他理想的教育是孟子式的教育，要把每一个学子培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100页）
话虽如此，自己也要是位“丈夫”才行，是不是呢，要不看看？
六《师友、文章》序二、三十年代的学人诗人文人，如果不都是喜欢小品文的，至少不太排斥，无论是“语丝派”的周作人林语堂，或是《现代评论》的陈源陈通伯，或者“新月派”诸公，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沈从文，当然还有我喜欢的无门无派却在他们的刊物上都多少投过稿的梁遇春，据他的老师叶公超品评兼抱不平，“那么梁先生的散文便应该认做是小品文的正宗，因为他的作品，很明显的是英国Essay的风格。编者不知看过梁著的《流浪汉》那篇文章没有，那实在是一篇精心结撰的Essay。”（《小品文研究》1932年10月《新月》第4卷第三期）
其实钱先生那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也是，记得英国作家伍尔芙在她《普通读者》里还说过，随笔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有趣。那么我就敢说这篇旁征博引的《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真的很有趣，并且大家知道，写随笔要想有趣，多少还得有点学问讲点道理，否则，不是有趣而是把胡扯当成“趣”了。
这篇文章介绍的吴鲁芹先生，就是一位小品文的爱好者，还是陈通伯的学生，“可能也受了林语堂先生的影响。他们读中学时，林语堂创办的三种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正大行其道。”（105页）
从夏先生摘录的几段片段来看，这吴鲁芹还颇有点“小品文的一贯传统，是为俗人、真人说话的，态度上是反崇高的。”，（108页）反正我觉得还不错，可惜，从那个时候的左倾起，小品文就遭到以鲁迅为首的“为人生派”的清算，到了后来，后来的后来，那些不学无术沸反盈天的岁月，小品文的命运就跟着深爱他们的人一起，因为抒写的不是“人生”，就无法享受正常的“人生”了，游街的游街，剃头的剃头，戴帽子的戴帽子，就是后来与吴鲁芹一起逃到台湾再到美国的林语堂，也在四十年代跟风写了部《枕戈待旦》，“那时史诺《红星照耀中国》已出版，美国‘自由主义’派早已中了毒，林氏新书一出来，《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星期书评，翻过脸来，加以痛骂，从此林语堂在美国不再吃香，以后的写的书也不再可能畅销了。”（112页），看来，一向达观的林语堂先生也没参透他那本写给美国人的《生活的艺术》啊，不知道吴鲁芹怎么样？
七，琦君的散文——《书简》节录台湾散文家潘琦君现在地位，可不比夏先生那个时候了，如果我没有搞混，那个写什么“桂花香”的文章编入了我们的课本。看来，在这个竞争加剧的社会，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琦君是跟过“词学大师夏承焘学词的，”（121页），词读得多了，当然就感性，就喜欢抒发真情，而让我们的夏先生将她的散文与李后主、李清照的词联系了起来，认为“她回忆亲友师长，追叙自己早年生活或身边琐事的小品散文和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属于同一传统，但它给我的印象，实在真切动人。”（117页）
夏先生还拿他力捧的两位女性相比较，认为“第一流的散文家，一定要有超人的记忆力，把过去的真情实景记得清清楚楚。当年萧红如此（她的回忆录《呼兰河传》是现代中国文学经典之作，实在应该重印），现在张爱玲如此，琦君也如此。不知国内中小学是否仍采用朱自清的散文为读物。其实朱自清五四时期的散文（《背影》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读后令人肉麻，那里比得上琦君。”（118页）
为了证明不是随口瞎掰，还真拿了朱自清先生的几篇佳作如《匆匆》、《荷塘月色》、还有《背影》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燕子去了”这篇文品太低，还不如七十年代台湾一般副刊上的散文，且不论名家的调子都比《匆匆》高，描写“田田的叶子”那篇因为“美”的化不开，“读了实在令人肉麻”，即使最著名的《背影》也有问题：作者流泪的次数太多了，“亏得胖父亲上下月台买橘子那段文字写得好，否则全文实无感人之处。”（120页）
还是那句抹稀泥的老话，见仁见智吧。
八，余光中：怀国与乡愁的延续既是“现代的放逐者”，又自居盛唐时代的“五陵少年”，这是徘徊于现今与往昔，西方与东方文化之间——仓皇游走的余光中，再加上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那一缕抹不去的乡愁，还是飘飘洒洒，如《鬼雨》般降落于自己的故国，那梦中的故国，那洋溢着唐诗中“菊香与兰香”的故国，那实际上与现实没有关系的故国。站在海的那一边，诗人恍然如梦，想起海的这一边如梦般的故国，真是白居易所谓“梦中说梦两重虚”，“中国中国你是一场惭愧的病，缠绵三十八年 该为你羞耻？自豪？我不能决定 我知道你仍是处女虽然你被强奸过千次 中国中国你令我昏迷 何时 才停止无尽的争吵，我们 关于我的怯懦，你的贞操？（余光中《满田的铁丝》摘录）
夏志清夏济安同时代的那些人，无论身在何处，隔着一片苍茫的大海，总会有这种“怀国与乡愁的延续”，毕竟他们不是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三十年代的年青人，竞相标榜自己的左倾，“五十年代的年青诗人几乎全部自称‘现代派’”，还有那些其实与萨特加缪“毫不相干”的存在主义，或者都成了余光中反思的对象，曾几何时，他不也是其中的一员吗？光怪陆离的现代诗——他的“蓝星诗社”倾吐出的“哀愁”，那无病呻吟的意淫，就是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批判瞄准的鹄的，后来他觉悟了，于是“深信若要建树一个真能开花结果的现代传统文学，必须承继中国古文学的遗产，同时融汇旁通以历代大文豪代表的西方传统，单凭模仿西方廿世纪中个别流派实在是不够的。”（124页）
九《林以亮诗话》序序来序去，却一点不让人厌倦，那个时代的学人，那个时代的诗人，总有很多话题让我们吟味。因为他们不但对于吾国旧传统多有深刻体悟，对于“舶来文化”，也多是“术业有专攻”，比如说吧，“徐志摩、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英文），艾青、梁宗岱（法文），冯至（德文）”（132页），这是二三十年代，到了四十年代，“学院派比较享名的要算是西南联大出身的穆旦、杜运燮、郑敏女士；”（129页），现在我们英国文学的“权威”王佐良先生不也是西南联大的吗？比起林以亮（慕春按：原名宋淇 宋春舫的哲嗣）、吴兴华（北大英文系教授，惨死于1966）这些“读书自求其真趣，不为时代风尚所左右，难能可贵”（138页）的人，名头当然响得多，若不是夏志清教授的“考古发掘”，他们或者与夏志清抬举的钱钟书张爱玲一样，不也要被“历史的尘烟”给暂时掩蔽吗？只有同为西南联大的袁可嘉这样的“九叶诗人”，或者才会因《英美资本主义走狗艾略特》这样的学术鸿文而被我们铭记，那种铭记或者在历史老人喜欢淘汰的尖锐目光里，也不过是“纪念”的一种特别方式罢了，我以为。
作为一个企图在“浪漫、现代、中国古老传统三种势力冲击下企图为中国诗创新境的勇士”（134页），林以亮，这个陌生的名字，连同他的《诗话》，连同他《诗话》里引用过的英国大批评家佩特（Walter Pater）的那句隽语：“最好的批评是欣赏”,或者更值得我们去记取，去反思，去品味！
十，追念钱钟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故人好比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在这冬寒刺人的严冷时节，读到夏先生追念故人的文章，能无怆怀？
约摸七六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夏志清接到好友宋淇从香港的来信，错以为钱钟书先生与陈寅恪、吴兴华这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一样，永诀世间了，于是一篇平实中藏着惋惜挚情的“悼文”就应运而生了。文中追记了自己与钱先生“一面之缘”的过往，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既可当作钱先生的一篇《小传》，又对我们治学作人方面大有裨益，更重要的，还可参见那个很多人都忘记了的时代风气，“据邹先生（慕春按：钱钟书同学同事邹文海）的记载，一九四八年牛津大学曾约钱钟书去任中文系的Reader（地位相当于美国大学的教授），香港大学也约他去任文学院院长，钱因为他爱女患肺病，牛津气候太潮湿，不便去，香港非‘学人久居之地’，不屑去，这样一再蹉跎，竟留在大陆，遗恨半生。当时如能把他全家接到台湾，二十年来，他可以教出多少人才，写出多少著作！加上心境愉快，他也绝对不可能六十多岁就离开人间。”（145页）
宋人陈与义有词云：“二十年来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夏志清与钱钟书的一面之缘，是在四十年代初，通过同学宋淇的关系，结识了这位后来为之扬名的钱钟书先生，“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里写进了钱锺书的专章，虽然讨论以小说为主，也肯定了他是不世之才，中西学问之渊博无人可及。”（144页）
接下来，凭着陈子善先生所谓“学贯中西”（本书说明）的素养，夏志清结合自己的认识，对中外古典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一些异同优劣，进行了一些比较，并尤其在“文学批评”的观念上，谈了谈心得体会，摘录几段，作为这篇介绍的收梢，希读者诸君留意。“这可以说，这种批评一点也不科学，全凭一个读者主观的印象。但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见解，都是个别批评家主观印象的组合，此外并无科学的客观的评断（evaluation）我们认为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伟大的诗人，这是彭强生以来多少主观读者意见的总和。。。。。。一个人文学作品读得极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极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最时髦、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也无法变成一位批评家，他只是‘人云亦云’，向某一派、某一权威俯首称臣的可怜虫而已。”（154页）
十一，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 这篇在“文学批评”的意义上，可谓上篇的姊妹篇，宗旨或可总结为一句“文学研究不仅即是‘批评’这一行，或者也可说，要做一个好的批评家，非踏实治学不可。”（157页）
而依附在上面那个“中心句”而阐发夏志清文学观念的，还有这几句，其实我觉得不光涉及到治学，还可牵涉到作人，牵涉到如何用知识去认识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给那些盲目崇拜外国“学术”的人一帖清凉散。
“从没有感到，自己是英美文学博士，学问比前人好，他们不懂‘新批评’，也没有读过弗洛伊德、佛勒哲（Frazer），讲的话都是狗屁，可以置之不理。见到旧学根底深厚的人，不论他西洋文学知识远比不上我，我也要向他讨教。古代的文物制度我知道得实在太少了。”（157页）
“我的态度可说比较‘自私’，总觉得自己学问不够，最好能有时间多读书。”（159页）
“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要步尘自然科学前进，对人类的心灵活动、社会活动作无休止的调查统计，不断推出理论性的假定，这是二十世纪的怪现象，可能是文化的退步，而不是进步。”（163页）
“前清读书人，要八股文写得好，才能博取功名。美国英文系研究生、博士写的论文，其实绝大多数也是‘八股’，你不发表一两篇研究‘八股’，休想在较有名望的大学教书。”（167页）
“钱锺书《谈艺录》同样是部大书，综论唐宋以来诗和诗评的传统，如无钱氏超人的记忆力、悟力、和博学，岂能轻易写出？”（168页）
我在拙博《止不住的左倾右倾》里也有几句话，顺便录下，聊显一得之愚：推崇周作人“人的文学”自己也写篇《人的文学》的美国学者夏志清曾经与台湾大学教授兼“新批评权威”颜元叔生过一些龃齬，闹得不很愉快，在他那篇专为颜教授而撰的《劝学篇》里，以“中西学问无人可及”的钱钟书为例，对他的新批评文学观念很有一番针砭，要劝学。在这位英国文学除德莱顿与勃朗宁没读过全集的夏先生看来：所谓新批评之“方法至上”兼乱用术语之“朴学”风气可以休矣，那种动不动就模仿艾略特之“客观投射”与“感性分裂”的“科学”习气也可休矣，因为这位很方法的颜教授认为应注意的不是“书袋子的深浅，要之在于研究有无新成果。”所以自然的推论是，只要《唐诗三百首》只读过一首，其它两百九十九首全未寓目，也不碍事，“如你有超出前人的见解，对这首诗的研究仍是分毫无损。”，但穷其毕生也曾研究中国小说而不辍的夏先生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学会了一套‘新批评’方法，有恃无恐，觉得前人见解皆可置之不理”的观念“真是天晓得”，无以名之，干脆斥之曰“狂呓”，奚落他这是“上了布鲁克斯的当”，真以为就诗论诗，只“着重文学的结构与字质两方面”就行了，不必注意诗人的生平、社会背景、以及他们的思想的。也是，新批评嘛，就应该有新的不同流俗的气象。
十二。人的文学一部作品是否为文学诚然全靠文学标准来决定，一部作品的“伟大”与否则不能单靠文学标准来决定的。
——艾略特
如果说周作人五四时代的那篇《人的文学》是对几千年来中国文学甚至文化的激烈鞭挞，那么夏志清先生的这篇《人的文学》，就是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对中国文化的再次总结与深刻反思。是一把锋利不俗的“双刃剑”，表现了他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应有态度，同时，还能启发我们如何去回顾胡适、鲁迅、周作人那一代人忧心忡忡的历史。对于我们全面的审视过往乃至反思现在展望未来，可谓涵括前十一篇文章观念的总纲：我们既不能对于过去的传统抱着“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崇洋媚外”，但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许多局限性，从而以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去更好地面对我们中国的未来！
夏志清认为，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对当时社会发生影响最有“独特思想”的三位“文化界巨人”，“要算上是胡适、鲁迅、周作人。”尽管在七十年代的台湾，“有些人认为胡适是‘全盘西化’的代言人，当然对他颇多非议；鲁迅是中共傀儡，周作人算是亲日的汉奸，当然更是人尽可骂。”（180页）
夏志清对此的看法是：“五四时代的胡适、鲁迅、周作人不仅是国学根基颇深而甘愿接受西方文化的读书人，他们也是真正关心国是，想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诋毁中国文学及文化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觉得杜威、尼采、霭里斯的思想要比宋明理学有意思得多，至少提醒他们如何作人；同样情形，他们觉得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洋作家要比读中国古典作家更有意思，对自己、对国家，更切切相关。”（186—187页）
的确如夏先生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思想观念都是相当迂腐落后甚至是违背人性的。比如拿最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来说吧，“我自己也曾读过四遍，每读一遍不得不叹服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有些红迷陶醉于大观园里的赏心乐事。。。。。我倒同意王文兴的看法，大观园实在是多少小姐、丫环的集中营，一点自由也没有，活着有什么乐趣，且不提好多女子下场何等悲惨。”（191页）在夏先生看来，一年难得上街逛逛的贾宝玉还不如哈姆雷特胡乱杀几个人，自己也中剑身亡痛快得多。
还有《三国演义》里的那些愚忠啊，周敦颐《太极图说》那些“太极“、“无极”的玄妙精微啊，《金瓶梅》里作者对“非人的”社会的欣赏啊，唐诗宋词里面一些无聊的伤春悲秋花开花落啊，做官不得意就牢骚满腹喝酒寻乐或者憧憬退隐成仙啊，都表现出颜元叔教授所谓“中国的传统纯文学大都缺乏理智基础与哲学深度。”（184页）
传统的中国文学看重的是情感与美学成分，但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的读书人，就要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同时瞩目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中国读书人应该关心中国文化的前途。。。。。。惟其我们相信中国文化是一脉相传的，而且惟其我们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在文艺科学各方面有光辉灿烂的表现，我们研究传统的思想、文学、和一切文物制度不得不抱一种批判态度。”（193页）我们既不需要倾听那些欧美汉学家们对我们传统的揄扬之词，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前途就不一定特别关怀。”（186页），他们不过是不想抹杀自己的专业成就罢了；相反，我们还应该注意“清末民初的那些欧美传教士，写书痛骂中国野蛮，虽然态度不良，说的大半倒是真话。”（191页）
也许我们还是应该记取周作人在民国七年发表的《人的文学》中一些话，并在当今中国社会尽着自己的能力把它发扬光大，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的致命伤不是文字问题（雕凿、阿谀、陈腐、铺张），而是道德问题，也就是人生态度不够严肃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习他的人道主义：即是一个个人的人间本位主义；我们应该提倡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