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一套丛书开启一个时代

日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全400种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此时，距该丛书出版第一辑已过去27年，距离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在万有文库中收入“汉译世界名著”，则已过去74年。

对大多数30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汉译名著”是一个铭心刻骨的名字。它意味着一个启蒙时代的开端，充满雄心，满溢理想，让众多重量级的异域智者在中国复活，进而引导因身处思想匮乏的社会而彷徨于无地的人们走上光亮之路。

在我看来，“汉译名著”的最大价值有二：一是象征性的，它让有求知欲的人感到可以触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进而感觉自己能够成为地道的读书人——只要把这些书都看完；另一个则是实用性的，它第一次构建了大模样的西学译库，桔色是哲学，绿色是政法，蓝色是经济，黄色是历史，读者得以勾绘自己的研阅坐标。此种以封面颜色分类的做法，也暗合中国传统。《四库全书》即以函套颜色划分，经部浅绿，史部红色，子部浅蓝，集部灰色。

事实上，“汉译名著”可说是中国出版史上划时代的“西学东渐”大手笔。此前，中国具有近现代意义、最负盛名的丛书有三：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然而前两者均属国学范畴，末者虽有西学书籍，但多属编译，且无论从质量、规模上，均无法与“汉译名著”抗衡。

在“汉译名著”问世前，中国有三次翻译高潮，其共同特点是均处于社会大转型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汉译名著”的出版，或可视作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开端，也同样处于社会大转型期——起自上世纪80年代初，延续至今。

对身处大转型期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姑且以70后为代表），在思想文化领域常有方向感缺失的危机。旧文化几已断层，即使不断层，也很难独力担当新文化的建构责任；而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文艺，良莠不齐，缺乏谱系，尚未与中国社会真正水乳交融。此种尴尬状态，可一言概之：旧的吃不饱，新鲜的又没什么味道。

而“汉译名著”的出版，部分消解了上述尴尬，使青年知识分子获得较系统的历史展示，进而编织属于自己的观念之网。宪政共和与自由民主等观念浸入心脾，理性精神与逻辑思维照耀大脑，历史、地理的事实或理论耐人咀嚼，美学、文艺的光芒则让眼睛充满讶异与欢喜。我的一个朋友曾购买“汉译名著”中过半数的著作，他说：“在一个思想匮乏的时代里，艰难地阅读那些半懂不懂的文字，其实是透过一扇并不完全透明的窗子窥视思想者与外界的样貌，从而产生无数想象与变形。这种想象与变形所构成的好奇与误解，使得我这代人当中，很多人走上了思想之路”。这也许就是“汉译名著”开启一个时代的秘密所在：青年人在所阅读的书中找出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然后抛掉一切，不管不顾地走下去。一本书影响一群人，400种书影响一代人。

以今日的眼光看，“汉译名著”虽已接近经典（选目较经典、多数译文较经典），但仍有不少可提高之处，譬如有些书为节译本（如《罗马帝国衰亡史》），有些书并非译自原著而是转译（如《摩奴法典》，丛书是从法译本转译，现已有自梵文原本译出的《摩奴法论》），还有些书存在擅改原文或错译的地方，另一些书在出版前言或译序中存在旧意识形态的套话（如称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战斗的无神论者”）。此外，尚有不少经典之作未能入选（如《上帝之城》）。

无论如何，即使“汉译名著”在今日的信息社会已略显老迈，我们依旧应当敬佩其把火种引进中国的精神，并且敬佩那些充满理想主义与敬业精神的十年磨一剑的译者。与今日充斥坊间的各种烂译书籍相比，“汉译名著”永远是平民贵族，并且有资格在衣襟绣上这样的话——“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