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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承:我和我不太熟悉的父亲季羡林

□自述 季承  □采访 记者张英





等于是没有父亲

我是2008年11月7日到301医院见到父亲的。

看着他坐在椅子上,面容清瘦,我不由自主地就跪下了。我们已经有13年没见了,我太激动了,13年里,我一直想见他,我找过许多能够见到他的人帮忙,可就是进不去医院。

这次我们相见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我们是避谈感情、家庭这些敏感问题的,互相客客气气的,这次进去以后,什么事都可以谈。13年了,我父亲写了一系列文章,你看他谈家庭的和谐,谈家庭的温馨,谈小不忍则乱大谋,一系列的文章,实际上都是总结他的经验教训。

回想这辈子,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1935年,我刚出生3个月,他就去了德国。等他回国到北大教书再次见面,已经是1946年,我12岁了。我当时特别高兴,经常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喊“爸爸、爸爸”,又怕别人听见,又担心自己叫得不够亲切。

我和姐姐成长时,大部分都是母亲陪我们。小时候跟伙伴们一起玩,脑子里没有父亲的概念,很多小孩问我,你爹是谁?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不出来。等于是没有爹的孩子。他们总说我是野孩子。

在济南的时候全靠我家四合院的租金过活,有吃有穿,但生活简单。从小我就觉得母亲很苦,丈夫不在家,里外全靠她一个人,做饭、洗衣,照顾上面的叔叔、婶婶,还要管我和姐姐。

父亲从国外回来会送我们礼物,摸摸我们的头,也拍拍我们肩膀,但不像别的父亲那样,抱起来骑在肩膀上,从来都没有。我小时候很渴望他抱我一起玩,但他没那么做,我们也没失望,因为不知道父亲应该跟孩子怎么亲密法。

我来北京是17岁。1952年,我考上了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北大教了6年书了。两年后,我姐姐从天津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我毕业以后分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搞原子弹研究。

我们虽然都在北京工作,但一家人却没有住在一起。当时我住中关村的单身宿舍,我姐姐住在她的单身宿舍,我们和父亲的联系就是几个礼拜去北大看他一次。那时北大已经从沙滩搬到当时的燕京大学,去一趟很难。即使见面,我们也没有像别的父子那样的感觉,反而像亲戚、朋友一样。

小的时候听说父亲在国外念博士,读了大学才知道他是北大教授,毕业之后就更了解了:哦,他是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后来又当了副校长。那时候父亲社会活动比较少,知名度也不大,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

我们见面的时候,从来不谈家里的事情,也不谈个人的感情喜好,就谈今天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像纯粹的朋友一样。现在想起来,父子、父女这样客客气气的家庭关系,太不正常。



等于是分居到死

1962年,母亲和婶娘到了北京,和他一起住在北大朗润园,但他睡一个屋,妈妈睡另一个屋,他们的夫妻关系等于是分居到死。

我父亲的内心世界当然很丰富,但他对家庭却没有感情,一是因为他的婚姻,一是跟养他的叔父母,使得他对这个家像外人一样生疏。

他从小不是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6岁起和叔父母在一起。叔父母虽然供他上学,但对待他和对待亲生儿女肯定有区别。我父亲就对这个家庭有感情上的抵触,但为了要在济南活下去,他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不能闹。

叔父母让他娶了一个媳妇,他不高兴,但又不敢离婚,一直维持下来,造成他内心和家庭、社会有矛盾。但他一直在容忍,出于对这个家庭的义务。

但这样对孩子、对妻子都不好。我母亲嫁给他,等于守了大半辈子活寡。父亲回来时三十多岁,我母亲那时也不大,两个人始终在分居,母亲开始不理解,后来慢慢的就接受了。

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开始觉得不对,父母怎么是这样一种状况?我曾经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希望家人团聚,特别是他们俩要团聚,我希望他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我和姐姐也来,爷爷奶奶也来。我们没有“叔”的概念,他们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但这和父亲脑子里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他们是隔阂的、生疏的。

我父亲过分节俭,我们帮助他整理家务,他不许我们用自来水拖地刷厕所,我们只好用楼前的湖水,姐姐干脆把大件衣物拿回自己家洗。父亲节电成癖,不同意我们买洗衣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等家用电器,一家人在屋里聊天,他也会进去把灯和电视关掉。

父亲还有储藏东西的习惯,别人送的茶叶、点心,他总是拿到自己房间长期存着,偶尔拿出来分给大家吃,不是生了虫子就是变了质。他爱书如命,他的书我们从不敢借阅,偶尔翻阅也会遭到白眼。

我结婚的时候,他送了我200块钱,就什么事都不管了。办喜事时,我给他写了信,写了地址。我当时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也不来,后来我问他,他说找不到地方,就回北大了。



干嘛老孝敬你妈?

我们父子交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母亲,到不是因为他对家里抠门,是因为他对我母亲不满。父亲有时候能忍,有时候对婚姻的不满会怪罪到我们身上。他总觉得儿女在家里干的家务事不是给他干的,而是孝敬母亲的。他心里不平,说我们是夫妻,也没离婚,你们干事干嘛老孝敬你妈,不孝敬我。

这完全是他的错觉。我们孝敬母亲,孝敬了什么呢?给她买了东西吃,给她做了衣服,在家里我们帮着洗衣服,搞卫生,做饭……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同样也给他做了。

后来我们吵架,他就说你做的这些事情,都全是为了你的母亲。我对爸爸说,我母亲是你夫人呀,我即便是给她做,也是为您。吵架是动感情的,他说狠话我也说狠话,他当时说不指望我给他养老,早把我看透了。看透什么呢?那时候我母亲住在医院,我整天忙来忙去,他就找茬说,甭管你多辛苦,你做的事情是为你妈做的,你妈死了以后你不会孝敬我的,你现在走吧。

我对他说我太冤了。他也说上了年纪的人在气头上说的错话是可以原谅的。他做了检讨了,这件事情都写出来了,我也做了检讨,说让他放心我会把他侍奉到老的。所以父子之间一定得沟通。

问题是意气平息下来以后还会再上来,有时候他琢磨琢磨,还是不行,这个儿子还是不能在身边,有一天他就让我离开他,不让我住在北大了。

那时候我母亲还没死呢,我每天就开车从公主坟到北大医院去,他就是不让我住那儿。



小保姆怎么就卑劣了?

后来有人造谣说我和父亲绝交,因为两件事,一个是我母亲住院的钱的事,一个是我娶了年轻的保姆。

我母亲住院的时候,我在做总经理,完全有力量支付母亲一切的医护费用。有一天,我跟父亲在湖边上散步,我告诉他现在医院里的医药费已经花了多少万了。我就说了这么一句,也没说爸爸你出点钱吧。过了两天他给我几个存单,加起来大概有几千块钱吧,而且都还是没到期的。

我母亲死了以后,他问我丧葬费花了多少,我说了,他说自己出一半。后来他跟别人说自己本来是全出的,但是最后决定只出一半。

父亲也是个凡人,他写那些论消费文章的时候说,“一个教授不如一个推头的”,“教授满街走,讲师是多如狗”。那时候教授待遇很低。我女儿在外企工作,一个月超过他好多倍,他心里很复杂,认为自己是大学问家、大教授,就只有这么点工资,现在儿子开汽车,连孙女都超过自己了,所以母亲的开销他只出一半。

后来父亲就跟人讲,说我逼着他要钱。事情传出去以后,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两个为钱闹起来了,实际上我们没有闹。

我现在的妻子当时在我家做保姆。因为母亲生病,我整天住在朗润园,日夜照顾她,我们两个当然是在一起打扫卫生、做病号饭,还有一个外甥媳妇也在那里。当时,我们感情是很好,不过没有说恋爱、结婚。

后来,我发现自己的妻子跟一个国家干部有染,而且长达20年时间,我很鄙视她,后来我们分居了。

当时我姐姐已经去世了,家里就我一个人,公司很忙,每天要给父亲做三顿饭,要打扫整个家的卫生,又要做病号饭,这个保姆很同情我。

我们的感情超过了父女。因为我比她大多了,我曾经劝过我的小夫人回去,我亲自把她送回家,她又回来了,最后我们就铁了心要一块过。有些人警告我说她别有用心,坑你几十万走了拉倒。我说我准备好了,她要是坑,就让她拿好了。

有的人对她说,你不要找他,他这么大年纪了,玩完了就把你给甩了。因为我前妻不跟我离婚,拖着我,从1995年一直拖到2003年才跟我办了离婚手续,我才跟现在的妻子结婚。好多年了,反正我们就在外一块住,一块生活。

我们的生活非常幸福,她是从农村来的姑娘,品质很好,当时父亲没有为这个事情表现出抵触。他这辈子婚姻不成功,家庭搞得疙里疙瘩的,我带着媳妇小孩去看父亲,父亲非常高兴,儿子有这样的选择,而且媳妇又没有什么坏表现,有什么不可以?这一点父亲完全谅解,绝对不是说像外界一样,因为我和小马结合丢了他脸。他没有说小保姆怎样就卑劣了,他本身是从农村出来的,不是高贵的血统,他不会有那个偏见。



来源:南方周末
Posted: 2009-08-04 18:4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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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好几遍,他真的很没感恩之心。
Posted: 2009-08-06 09:15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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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

我们要把母亲接来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

1951、1952年姐姐和我高中毕业,分别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我是去北京参加高考的,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翠花胡同那一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址,但在历史上它却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正门在南面。深宅大院,几层几进,不知道有多少院落。那时,大门是开在翠花胡同路南一侧,其实是大院的后门,而父亲则住在从南面数第二个院落里,也就是从北面看是倒数第二个院落的西屋里。白天大院里有人工作,到了晚上,灯光微暗,阴森恐怖,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门房里值班,绝少有人敢深入大院。父亲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姐姐当时也到北京来了一趟,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父亲带我和姐姐吃过东来顺的烤肉和馅饼,喝过北京的豆汁,也在沙滩北大红楼外面街边的地摊上吃过豆腐脑和烙饼。除豆汁外,沙滩附近一家小饭馆做的猪油葱花饼加小米绿豆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在父亲的住处,还有美国铁筒装的白砂糖,那恐怕是他在德国时的“战利品”,我很惊讶,他竟能保存到那个时候。有时,我就把砂糖夹在馒头里当饭吃。

我的学校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西头的一所王府里。父亲则远在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工作。两地虽有公共交通,但很不方便,因此很少见面。他每个月都是通过邮局给我寄零用钱15元。因为当时学校免费供给伙食,所以作为零用钱,15元这个数目也不算少了,在学校里我是“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部分钱,我都用去买书,少部分零用,有时还接济实在困难的同学。每次父亲汇款,在邮寄汇款单的时候,总附有一个短信给我,上面一律写着:“今寄去人民币15元,请查收。”仅此而已,再多的话是没有过的。我看了觉得很生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他除了问我学校里都学些什么课程并认为科目太少之外,对我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打算从不过问,我也不敢对他谈什么心里话。我感到,父亲对我一直是一个生疏、冷漠的人。

1955年暑期,我和姐姐同时毕业。下半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俩参加工作,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他亲自带我们两个去王府井,在亨得利钟表店里挑选。在当时每块大约一百几十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我自己又花了27块钱在内联升鞋店买了一双皮鞋,在当时这已经是够奢侈的了。这是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期天去看父亲。我所工作的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是中关村的第一个研究所。我的宿舍离父亲住的北大中关园公寓,相距只有几百米远,在我们的办公大楼楼顶上就能看见他住处的灯光。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平常的时间里去看过他。姐姐住在马神庙建筑设计院的宿舍里。我们和父亲仍然很生疏。去看他的时候,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与家庭和个人有关的事情,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我和姐姐虽然感到很不舒服,也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才能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如何才能使父亲真正融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特别担忧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觉得如果他们那种冷淡的关系长期继续下去,这个家恐怕就要瓦解了。当时我们看到,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村北大的宿舍里,房间无人收拾,卧室由于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很多灰尘,父亲就蜷曲着睡在床上,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以后很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位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顾呢?那时我和姐姐就是想让他们团聚。于是我们决定先由我们做起,尽量多与父亲接触,增进感情,然后再解决叔祖母和母亲与父亲增进感情的问题。可是,也许我们做的不够,也许是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一般说来,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我们两个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而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则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有一次,我和姐姐去看父亲,终于涉及到家庭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家庭团聚的事免谈。我们失望至极,此后我们有很长时间就再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195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里有时间谈论家庭的事。但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后,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挣扎过活,这使我和姐姐不能忍心。我们吃不饱的时候,就想到她们也在挨饿。我们时时牵挂着她们。于是我和姐姐下决心旧话重提。这次我们的决心是一定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如父亲不同意,就让她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再也不能让叔祖母和母亲孤零零地在济南生活了,当然也不愿意再看着父亲过单身汉的生活。我们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于是我便开始行动。我于1961年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北京,就住在中关村我的宿舍里。我同时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报告。这样,叔祖母和母亲就回去到济南搬家,不久她们就到北京来和父亲团聚了。我和姐姐的果断举动,实现了家庭的团聚,但究竟是好是坏,难以预测,只有以后走着瞧了。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父亲对我和姐姐虽有不满,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只不过这件事仍不免是我们家庭内部难以理顺的问题。

家庭从形式上来看是团聚了。叔祖母和母亲内心自然高兴,可是也并不踏实——她们能和父亲和睦相处吗?



为了保护父亲,我们干了几桩蠢事

“文革”一开始,我和叔祖母就干了一些蠢事。我们想把父亲的许多旧信处理掉。于是我就在楼后面焚烧。正烧之间,恰巧有一队红卫兵走过,立即过来询问并把火浇灭,把尚未烧完的信件拿走。于是这便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无独有偶,红卫兵在剩余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张蒋介石的照片(这是父亲在德国留学时大使馆赠送的),这就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我和叔祖母为这件事感到非常内疚。不过蠢事却不断地发生。

北大抄家之风骤起,气氛极为恐怖。叔祖母害怕放在厨房里的菜刀容易为歹徒使用并且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将一把菜刀藏在自己枕头下面,这显然是一件幼稚而迷信的举动。红卫兵来抄家,发现了这把菜刀,他们硬说是父亲图谋杀害红卫兵用的,并且在批斗会上亮出了那把刀,真是铁证如山,有口难辩,父亲只好承受拳脚惩罚。这件蠢事又使叔祖母懊悔不已。

按照红卫兵的命令,父亲把自己住的四间屋子腾出两间,由原住楼下的田德望夫妇搬进来。父亲的许多家具无处搁置,只得堆在田家的一间屋里,占了很大的面积。时间久了,田夫人不满。叔祖母是个急性子,便和我商议要把一些家具卖掉。我随即便把一套高级沙发、一个七巧板式紫檀木组合方桌、两把紫檀木太师椅等几件家具送去西单旧货店卖掉了。一共卖了50块钱。第二天,家具店认为估价太少,又给添了5元。我们哪知道,那沙发没什么,可那套紫檀木家具却是宝物,那是清朝末年重臣赵尔巽家的珍贵陈设,是父亲在解放前夕购买的。父亲那时在农村,回来后得知他心爱的家具被我们卖掉了,大为心痛。叔祖母和我又干了一件蠢事,又一次懊悔不已。

可是我们干这些事,的的确确,都是为了父亲好,虽感到懊悔但于心却无愧。叔祖母和母亲来北京没有几年,就要和父亲共度艰难岁月,相依为命,真是令人难以接受。可是,叔祖母个性坚强,不畏艰难,不怕危险,无论看来有多么大风险临头,她总是咬紧牙关,坚韧面对,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情况越险恶,她的意志越坚强。她是我们家的一个擎天柱。她说话不多,但临危不惧,处之泰然。我母亲则以她那与生俱来的憨厚,面对这场她根本无法理解的灾难。她们俩总是想方设法为父亲做点可口的饭菜,用无言的支持帮父亲度过一次次难关,注意父亲不要做出轻生的事。

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我和姐姐也不敢回家,只有她们俩带着孙子过活。我有时冒着风险偷偷地回去看一看,送点钱,安慰一下,如此而已。有一次我回去,正好碰到父亲被放回家准备参加下午的批斗大会。所谓准备,就是要自制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再用红笔在自己的姓名上打上个大叉子。姓名要倒着写,表示反动并且已被打倒。他见我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如法炮制,只是在挂的绳子上做了点小手脚,选了根稍粗一点的绳子,以免脖子吃亏。父亲一句话没有说,他表情严肃,正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他虽然念过许多书,走过许多地方,可谓见多识广,但对那场史无前例的疯狂政治运动,除了愤怒之外,也是茫然无知。

我和姐姐单位的“文革”运动也开展起来了。我们中止了在安徽的“四清”运动,被调回北京参加“文革”。我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属中科院和核工业部双重领导,运动也是双重的。我当时担任原子能所中关村分部一、三、四、十一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和赵忠尧副所长的秘书、党总支委员、共青团总支书记。官衔不少,级别只不过是副科级。我没赶上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段时间,可是一到所里也是大字报迎接。我觉得我还算不上当权派,也有积极参加运动的愿望。可是革命群众总不买我们的账。我们这些所谓中层干部就整天关在屋子里无所事事。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和大家讨论要主动参加到运动中去。大家,包括党总支书记、分部副主任在内的全体干部,都表示让我出头组织一个“中层干部革命造反小组”,以赢得革命群众的信任。二机部的运动比科学院的要落后一些,我们自觉有了底,造反有理,便去核工业部煽风点火,闹革命。就这样到了部里就和那里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二机部革命造反总部”。我由于是中层干部的代表,又来自运动较为先进的科学院,竟然被选进了总部勤务组,成为一个勤务员,进而又被推选担任组长,俨然成了二机部“文革”的重要领导人。从1966年年底到1967年2月,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事件,直至所谓“一月风暴”夺权后离开。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开眼界,饱受考验。我作为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亲身体验了什么叫群众运动,也看到了共产党在执政仅十几年后在群众关系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确确实实整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当我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材料和部分内容时,我心中真的感到恐怖。

我老婆在国家科委工作,她是所谓的铁杆保守派,她保所有的领导干部,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她在保一位副主任××时特别坚定,甚至顽固。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争执,我并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直到后来我挨整的时候,她才表示,如果我是“五一六分子”,她就和我离婚。

我姐姐在二机部设计院工作,“文革”中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只是普通的一员。造反派里有许多人确实和我姐姐一样是较为正直的人。他们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有意见,特别是对整人的做法不满。他们有别于那些有个人野心、行为上胡作非为的人。我觉得对造反派也要有所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姐夫则抱定他的人生哲学,谁也不得罪,对谁都没意见,什么派也不参加,平稳地度过了“文革”。“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却考验了每一个人,包括季家的每一个人。


——选自 《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即将出版。因版面有限,所选章节略作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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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0-05-04 20:43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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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需要一个真实的季羡林吗?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毋庸讳言,季羡林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存在,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力塑造的结果。

追根溯源,他并非一个被选择的角色,他对红色政权由衷的认可,是其成为种子选手的前提。长达半个世纪的共生关系,最后达到水乳交融。他的被认可,既是需要,也是被需要。他似乎乐得被需要,只要这种需要不损害自己的性情即可,他更看重的是自己作为学术领导者的角色。在晚年,对社会影响力的看重,促使他进行了人生的攀高运动。

尽管偶有失态之举,但大体上,他还是一个本分的人,他的本性遏制了造神运动。但他已经被供奉于文化神台,他在晚年的一系列独尊中国文化的议论与构想,被适时地作为中国崛起、中国终结世界的有力支撑。他对“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呼吁,被作为呼应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的同构。在被同构之后,他的本义模糊而遥远,成为空洞乏味的宣教之和声。

这种悲哀是莫可名状的,他应该知道,但他似乎更乐于发声,并甘于做社会矫正师。

被礼遇到最后,他们都愿意做宏观规划师,以一己之力,从学术而社会,最终覆盖整个社会领域。这或许是某种生物本能,让自己思维的基因无限度地繁殖。钱学森如此,季羡林亦如此。他们成为社会良知的寄存物,既担当政府赋予的文化兴盛重任,荣升为国家吉瑞符号,又充任民众的精神延安宝塔,有抚慰其心灵之用。

“文化老人”,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加冕礼。被分封的荣耀,足以令人折腰。该项册封很早就开始,有人在中年便被选中。但这种过早的钦定,是有风险的。有些人感觉自己已经步入神翕后,不由露出文化流氓的底色。谁能在最后胜出成为国之所尊,除了自身的学问、公众形象以及持久的政治正确外,还得长寿——你得比别人活得长,才有做文化寿星的资格。

这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下来,一个人很难不成为神。

他们往往成为抽象品质的集大成者,被人敬仰。熟悉内情的,缄默;写传记的,阉割。默契而自觉,大家要维护这个来之不易的神话。

与此同时,一定有另一些声音流传。

在季羡林先生声望达到顶峰之际,对其进行的人生价值评估已经开始。大师还是凡人,舆论各执一端,尽管作者生前力辞“国学大师”等桂冠,在集体无意识力量的关照下,诸多媒介争先恐后将他定位为文化大师。

在有意无意省略掉人生历程后,季羡林的学问与人格凸显在大众面前,一个伟大传奇流布天下。传记作者匍匐于季羡林文字的言说前面,写出了厚而无味的历史。这当然不能全然怪罪于作者,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名人的历史隶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管制范畴,论定以及如何论定,都有定规。即使政府放手,家属往往更为苛刻。

神像既立,是断然不许推倒的。他们要让读者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经历里获得正确的知识。至于传主的真实面貌如何,倒在其次了。活人与死人的纠缠,催生了一大批伪传记。在作者和传主方完成勾兑之后,读者沦为最大的受害者。

季羡林本来也不例外。但他的儿子猛然击碎了这个领域的潜规则。

就是新星出版社推出的这本《我和父亲季羡林》。季承在父亲逝世一周年前夕,抛出了这本斟酌多日的回忆录。他以“盖棺论定”自许,为我们勾勒出一副享有盛名的学者的人生略图。在本书里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寄居叔父家、无爱的婚姻、母亲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身陷一个女人设计的阴谋泥沼而难以自拨。

本书彻底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还原了一幕幕诗意后面的血泪。外界猜测不休的父子恩怨也有了新的注释:季羡林竟然因忌恨儿子孝敬母亲而心生醋意。

在我看来,这本书真实得近乎残忍。它似乎悖离了“子为父隐”的儒家传统,但作者残忍的笔触实则包含着一颗挚爱之心,他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人所具有的,他皆有之;不比别人少,也不比别人多。他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大师,当是读者的福祉。

季羡林一生的性格悲剧在此找到了真正的谜底。

一个缺少父爱的儿子眼里没有伟大的父亲,但这并不是一本被怨气左右的愤懑之作,作者既写出了父亲和家庭的隔膜与冲突,也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真正的理解。一个有缺陷的父亲才是“我的”父亲,作者试图抓住这令人心酸的经验。笔调平实,无虚言伪饰,素雅沉静的封面装帧暗合了作者的心境。


但似乎有很多人不喜欢接受这样一个大师。

已经有人断喝,季承别有用心,他为谋私利而打碎父亲这尊瓷像。匿名评论家厉鬼称,季承写了一本“无情之书”,他只从儿子的角度出发,给出了一个无情者父亲的素描,但没有看到季羡林对社会和学术的大爱。厉鬼不认可季羡林是一个人生失败者的结论,他以为季羡林是一个忍者和智者,一个真正的道德君子,抑制自己欲望而升华为绵绵不绝造福人类的力量。

与那些痛骂季承“不孝”的读者不同,厉鬼给季承这本书下了一个新鲜的判决:书虽真实,写出了人性的缺陷以及生活的残酷,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真实——吃萝卜的人,要吃洗干净和去皮后的,没有谁要吃连皮带泥的真萝卜。他不讳言对这枚原教旨真萝卜的厌恶,他放言,季羡林最大的失败,在于有了季承这样一个儿子!

《我和父亲季羡林》不是一本让人愉悦的书,但这本坦白之书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怎样写光耀千秋的父辈?它把一个真问题摆到我们面前。




如有建议与批评,请直接与作者联系:wh2021@126.com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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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0-05-06 09:34 |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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