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东：夏志清的文风

    夏志清的文章，我常常是一看再看，每次都能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行文之美。本来是一件非常平常的文学史料，在其笔下却变得耐人寻味。夏志清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用他弟子李欧梵的话说，几乎是当世无双。

    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他的文章，至于学问云云，其实都有固定时代的烙印。而且夏文中常流露的文人趣味有时也没控制好情绪，对于党派的成见也极其深。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一书的写作中，出于对大陆文学史著作的不满，专门发掘了张爱玲，而将鲁迅大大压缩。他的这一举措固然使张爱玲的成就为人熟知，但如此处理，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毕竟是意气用事的作法。

    夏志清的文章走的是钱钟书一路，喜欢中外文学、人生融为一炉。但他不像钱钟书孤芳自赏，在语言的趣味选择上更俚。（当然若干文章最初都是用英文写成，这也原因之一）但正是有英文考虑的中文可能会让现在的读者更加容易接受，这本是一略显“可悲”的事实，但现在的汉语只有在精致的欧化中找到对等表达，也是无奈之事。

    钱钟书一般在文中很少涉及时人时事，也很少直接褒贬。但夏志清不，他喜欢将生活带进文章。《追念钱钟书先生》本是一篇“错误”的悼文，当时钱钟书还活着，但这篇文章却像是一篇四十年代末读书人的历史。里面写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如第一次与钱钟书晤谈时称，“自己生活枯寂，连女朋友也交不到，对《天堂与地狱的结婚》那种灵肉合一的境界特别向往”，而每次从辣斐德路经过，看见钱钟书家“窗里望进去地板上堆满了书，竟没有勇气按门铃”。后来甚至还写了自己的相亲。夏氏兄弟的爱情一向是他们最为看重的精神逸事，这在他们的文中一再提及。像夏济安对R·E的爱恋几乎成了夏志清对先兄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忆，这在同时代学者中是绝无仅有的。

    夏志清的文章更类于批评，因此其锋芒自然锐利。他对朱自清的散文极其不屑，“其实朱自清五四时期的散文（《背影》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读后令人肉麻，那里比得上琦君？”，这仅仅是一个铺垫，其后，《背影》一篇仍然遭到体无完肤的批评，“《背影》究竟不是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苏轼的《前赤壁赋》这样掷地有金石声的好文章，用不着当它为中国散文的代表作来代代传诵。”，至于《匆匆》、《荷塘月色》等名文则“文品太低，现在一般副刊上的散文（且不论名家的），调子都比《匆匆》高”。

    批评家的勇气是要打破迷信，将受压抑的现代释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夏志清尤喜发现时人的优长，他对余光中便是如此。他认为余光中“为幼子出世几天后夭折而作的《鬼雨》，比诸中国文学史上任何闻名的悼文祭文，敢夸毫不逊色”，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林以亮“早在四十年代即有成为重要诗人的可能，他比二十年代即享大名的徐志摩自觉性高多了”。

    有评判，还不足引发兴味，“冷幽默”可适时调剂一下。同样是在《追念钱钟书先生》一文中，他逐步谈到怎样做比较文学研究时，提到了叶维廉。叶自然在比较文学界非常有声誉，他是夏济安的学生，也是夏志清的朋友。但夏志清可能对他老喜欢用“意象诗”套在中国古诗分析上极为不满，便说“我总觉得意象诗是西洋诗的末流，算不得数的。”，这像是朋友的争论，接着话锋一转，谈了自己更喜欢英国诗的理由。为这次争论划上句号的却是另外一人的比较文学论文，“杨牧《衣饰与追求》一文，把《离骚》和史本塞《仙后》相比，是比较中西文学论文中最有见地的一篇，但问题是《离骚》一共几行，《仙后》又有多长？”

    最让人叫绝的是夏氏在严肃论文中所展现的从容淡定，挥洒如意。像《老残游记》这样一个题目如在一般文学史家的处理中常常会关注其游记的特点，其叙述的手法或是作为谴责小说的意义，在思想史家那里常常会分析“北拳南革”这样的寓言。莫衷一是或者夸大其辞的说法常由之而生。而夏志清一开头那一句“清末十年所出的小说中，《老残游记》最受人爱戴。是书风靡一时，而所获得学者的注意，过于同期的任何一部小说”。这是一句非常适合引用的句子，虽然考证起来极为困难甚至无法考证。但批评家的印象写法常常是文学史家无法给与的，当我们看完很多史料而丝毫没有启发和暂时结论时，肯定会失望。严肃的论文似乎不应该以阅读的沉闷为前提，以无果而返为目的。这也是夏氏文章常被人引用，予人启发，但很难禁得起推敲的原因所在。

    在夏志清的文章中，确实很难有严肃与轻松、轻与重的泾渭分明，有的只是感悟、启发，不要求每个人都信奉，但希望每个读者都能得其所需、或者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