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刘元举）
在这样一个夜晚与傅聪先生聚会，真令人回味无穷。为了坐得更亲近一点，将订餐时的大圆桌临时更换成了一个小桌子。灯光不是很亮，却有足够的柔和。座中有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周铿夫妇，朱贤杰、沈次农和一位云南籍的学生。外面充满圣诞味道，好像不是在上海，倒像在国外。
傅聪来了。
他上身穿着深蓝色唐装，古典味道极浓，质地是丝绸的，这种面料在灯光下有着微弱的光亮。他的头发如同照片上一样，梳理得一丝不苟。面部最突出的是两道长寿眉，黑白相间，悬空披垂，颇具神韵。他落座时，没有任何多余的应酬话语，也不见丝毫笑意。这使他面部皮肤显出了老年人的干涩与松弛。呵，傅聪真的老了。
完全两个人 头一次目睹傅聪，是在两天前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小音乐厅。他在台上讲课。台上并排摆着两台斯坦威，他与一位戴眼镜的学生坐在各自的琴前。学生按着他的要求时断时续地弹奏着肖邦的第4号叙事曲。灯光下，只见他活跃异常，不仅手臂挥洒得淋漓尽致，比指挥还指挥，而且他的两脚不时地跺着台面，这使气氛相当活跃。这样的讲课对于傅聪而言一定是很过瘾的。那份酣畅，那份自如，那份投入，完全达到了忘我境地。
我当时绝不相信这么富有弹性和活力的躯体是位70岁的老人！就像现在，我同样惊异于他离开舞台就坐于餐桌前时，他的脸色怎么会如此沧桑和黯然，甚至还有几分冷峻。
完全两个人。音乐的傅聪与生活的傅聪。离开音乐，莫非他就像鱼离开了水，跳到了岸上失去生动和鲜活？朱贤杰事先曾提醒我：傅聪的脾气蛮大的，他让我提问要谨慎一些。
“傅老师，你在上大师课的时候，我看你的样子顶多就像30岁。”我是鼓足勇气这样说的，不想他正视我道：“30岁？我像17岁的呀！我跟好多人都这么说。”
一句话，另一个生动的音乐的傅聪又回来了。
有一次他聚会之后颇有感慨地跟一位朋友说：“不知为什么在场的人都比我年轻，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年纪大，我的感觉永远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说话时，他笑得很纯粹，一扫满脸的沧桑与冷峻。
不敢看“家书”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傅雷家书》的意义已经远非“家书”而是“国书”了，毕竟那是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一本必读书。但是，傅聪说，“家书”其实我很少看。我不敢看，每一次要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太动感情了，不敢看。我觉得“家书”的意义最简单来说，就是我父亲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价值，就是这个东西，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精神的东西。这个精神价值包含了很多东西，东方的西方的，是一个很博大的精神价值，可是绝对不是物欲横流的世界。有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感到很悲观，我父亲其实也是，你们看“家书”可以看出这点来。可是，只要我还活一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干下去，坚持我的这种理想，坚持我的追求，坚持我的精神价值。
这部“家书”似乎是一把我们走进傅聪世界的钥匙。“家书”可以读出一位高境界的父亲的杜鹃啼血，也可以感受到一条清晰的父子间传承文脉。
傅聪有两个儿子，他说他对儿子完全不似父亲对他那样。他说：我不管他，我根本就不管。因为我自己都忙不过来，怎么有能力去管他们？再说了，我与父亲同处于一个时代背景下，虽然我们是两代人，却都是“五·四”那一代的人。我们都是追求理想的人，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教育。可是我儿子生在英国，世界完全不一样了。他管我叫“怪东西”（Fenny fellow）。有一次我弹琴正弹得来劲儿，无意间发现他站在那里窃笑。他感觉非常奇怪。他不理解我练琴练得这么苦，为什么还天天坚持练。
他说父亲把他的理想传给了我，我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来到欧洲就已经够受的了，儿子要是再背上不是更难活吗？我在想，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把我先人之见加在他们身上呢？
接着他又说：其实，遗传的东西是不可抗拒的。这种东西儿子身上也不能没有。他在大儿子身上就看到这种使命的东西。因而，他认为大儿子活得照样不轻松。
音乐“苦行僧” 傅聪始终戴着一副黑手套，只有半截指头露出。这是因为练琴把手练坏了。他两年前回国时，他的手上缠着绷带，现在，他无论弹琴时还是吃饭时，都是戴着这样一副手套。黑色的手套格外醒目。
傅聪常说他17岁之后才正儿八经弹琴，童子功没打好，他十分羡慕现在的孩子们，童子功好得不得了。为了进行后天的弥补，即使现在，他每天差不多也要练上八个小时的琴。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呀！他认为：就钢琴家纯粹机械性的这个方面来说，到我这样的年龄，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得花加倍甚至四五倍的精力才行。“这几年我的手老是受伤，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从弹钢琴的纯粹机械的本事来说，所有钢琴比赛的选手、所有音乐学院里的学生，都比我强，真的是这样！可是，讲到追求一种精神境界，讲到声音的变化，讲到音乐里头的“言之有物”，那他们还是有很大差距！”
谈到他的生活现状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他们有时候都看到我活得相当苦，所谓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艰辛，两者都有。一位叫马育弟的老朋友在长途电话里对他说：“哎呀！傅聪啊！你是不是也可以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当他听到我的音乐会后说：“听了音乐会，你不能，还得继续，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子，你有责任还得干下去！”
傅聪听了老朋友的话很感动，他说：“就是说我命里注定还得辛劳。唉，不过我的手老出毛病。恐怕只有等我的手真的坏到不能弹的时候，才会停，才会有时间到处看看，到那时，恐怕我都走不动了！哎呀，人生真的太有限了。”
“我没有办法去学所有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我不过对几个作曲家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学习过，基本上是全部的肖邦，全部的德彪西，大部分的莫扎特，舒伯特的差不多也全弹了，只剩后期六个大奏鸣曲中的最后一个，我现在还在下功夫，争取尽快拿出来。对我来讲，永远有压力，音乐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我永远在那儿追求，并不是舞台或听众给我的压力。这是高山仰止，一门大学问，事实上是给自己出难题，我一辈子都在学新东西。”
无疑，他是音乐的苦行僧。他与自己过不去，他折磨着自己的双手，也折磨着自己的灵魂。看到他的黑手套在饭桌上舞动，犹似一只滞重的受伤的黑蝴蝶，不禁令我联想到梵高的“耳朵”还有燃烧的向日葵。艺术的殉道，殉道的艺术家呵。
我听贤杰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无意间听到傅聪演奏肖邦激动得不得了，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他说他回加拿大后将这篇文章给我发过来。令我惊喜的是，在傅聪最近出版的《傅聪，望七了！》这部书中就收录了这篇文章。我跟傅聪提起此事，他显然非常高兴。他说黑塞不仅是大作家，也是大音乐家，他非常懂音乐。还有罗曼·罗兰。他们音乐嗅觉极其敏锐，能够从一首曲子中感知到一片一片叶子如何飘摇着坠落于地。他的父亲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他最喜欢的书。傅聪认为真正的作家是与音乐家有着相同的人生艺术境界的，在这种境界上，完全可以沟通可以感知彼此的。
我对他说，我感觉你是个符号，是一个风吹不散的很坚实的符号。也是不可取代的符号。至少有种承袭的意义。他打趣道：“你说我是符号是说我不是人呀？！”
接着我们都笑了。
其实，我所说的符号的意义，就在于他所强调并执著追求说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他的父亲傅雷对于今天的世界，其意义不也相当于一个符号吗？他说：“我父亲在很多地方都是个先知，我说过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个符号。
艺高心更高 贤杰向傅聪介绍我写过郎朗的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而我在书中也写到傅聪对于音乐的诠释。因而，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郎朗身上。他说头一次听郎朗弹琴时，激动得不得了。郎朗的父亲曾告诉我，傅聪感动得落泪了。我问傅聪是不是落泪了，他说，落泪倒没有，但是非常感动。他认为郎朗的天才是无限的。傅聪的这一评价与巴伦波依姆是一样的。不过，傅聪接下来就尖锐地指出郎朗趣味不高，甚至有点民间艺人的感觉。他担心郎朗在美国那个趣味不高的国度里会影响精神境界的升华。他说郎朗不应该去迎合美国的低趣味。他说郎朗什么都具备，他又那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很快的。而趣味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所以，他对郎朗依然充满希望。
接着我们又问他，中国那么多弹琴的孩子，再过五年十年，会是什么样子，傅聪回答非常精彩，他说：“一批光彩的手指。”
傅聪对弹琴有着高远的追求，他像中国古典文人，非常强调趣味。在他的书中，对趣味有这样的解释：“我们中国人很讲究趣味，趣味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比如中国人讲绘画、讲什么能、妙、神、逸——逸品，飘逸的逸；这种品格我想很难具体说出来，但就是有这么一种气质，我想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自然的流露。”
傅聪也认为霍洛维茨迎合了美国的低级趣味。因而，他也并不欣赏霍洛维茨。说到美国与欧洲的品位时，他当然是欣赏并适应欧洲的贵族气氛的。这时候我问他：“假如欧洲的高贵趣味在美国被冷落，美国市场不认可，那么这种高贵趣味的实际意义有多大呢？”
傅聪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无奈地笑了笑：我也无法回答呀。
我感觉到傅聪有许多无奈。特别是对于媚俗的无奈。于是，我问他是不是越上了年纪越感觉无奈？他回答道：“我一直都生活在无奈之中。怎么办？也不去管他了，弹琴吧。”
我说：“你亏得还能弹琴，将自己沉在音乐之中。”
他认可。贝多芬曾说过一句名言，音乐是他的最后避难所。这话对于傅聪亦然。
傅聪说，有个15岁的初中生写过他一篇文章，题目叫《文人的傲骨与生命的悲情》，他说他认为这个孩子很理解他，因而他将这篇文章收录到《傅聪，望七了！》一书中。
丹纳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有价值，那就是揭示你为之奉献的一切的、笃信不疑的事业的真谛。”其实，读《傅雷家书》读《傅聪，望七了！》，还有当面聆听傅聪谈论艺术人生，所有的感觉都汇聚到丹纳这句话上了。
傅雷是为高贵的艺术而存在的，傅聪亦然。他们父子都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人了。他们能否适应这个世纪或者说这个世纪能否接纳他们？
想想傅聪说过的话：“现在不光是演奏家缺少精神境界，听众也越来越缺少精神境界，整个商业化到这种程度——唱片公司要销售唱片，已经不是以演奏艺术本身为准，而是先考虑人的美貌，封面上印什么半裸体照片，非常恐怖！所以很担忧……”
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中国人吗？古稀之年跟自己过不去，拼命折磨自己，将自己的手弹得一片狼藉连吃饭都不顺利了；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吗？问他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怎么尖锐怎么得罪人怎么不中听，他都是真实地和盘端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他周围的人都比他年纪小，而他却怎么会偏偏感觉这些人都比他年纪大呢？他所说的比他年纪大的人是因为比他更世故吧。
沧桑严峻的是他，天真可爱的也是他。那得看他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他情绪丰富变化，一如他在对于音乐的复杂多层面的理解与陈述。无疑，这是一个丰富的人，一个从未见过的如此丰富的人：如此自信，如此从容，如此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