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写缘与编缘

  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动机，是为陷入绝境中的我，寻找一个继续生存的理由和支撑，以拯救自己即将枯萎的心。还有一个远因——我在入狱前，是接受了父亲撕心裂肺般的重托的。

  王培元(《往事并不如烟》编辑，下简称王）：在我的近20年的编辑生涯当中，还从来没有一本书，像这一部这样，整个编发书稿的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魂灵的震悸、泫然的泪水，哀痛和幸福的情感交汇在一起，荡涤着我的身心，仿佛经受了一场精神洗礼。鲁迅说，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觉得，这部书，字字句句都是从血管里喷涌出来的。可以说，这是充满着血泪的、“撄人心”之作。

  世事沧桑，历史如烟如梦。几十年逝去了，史良、储安平、张伯驹、潘素、康同璧、罗仪凤、聂绀弩、周颖、罗隆基，当然还有作者的父亲章伯钧、母亲李健生，这些作者所熟悉的、已经走入历史的人物，作者至今依然无法忘怀，笔酣墨饱地把他们叙写出来，折射出整整一个时代的风光云影，读来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矣。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著者，下简称章）：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动机，如《自序》中所言，是为陷入绝境中的我，寻找一个继续生存的理由和支撑，以拯救自己即将枯萎的心。还有一个远因——我在入狱前，是接受了父亲撕心裂肺般的重托的。具体情况，我以后会讲述，如果我的条件也容许我讲述。

  命名与叙述

  鲁迅曾痛心于、悲愤于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这种写作与命名本身，就已具有一种抵扼遗忘的意义和努力。

  王：梅志写过一本叫《往事如烟》的书，黄秋耘也出过一本书，书名和这一部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往事”二字，何以使三位作者如此“钟情”？恐怕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曾经亲历的往事，那些熟悉的人物的歌笑悲哭、哀乐离合、生活命运，风烟散尽、已然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历史，是刻骨铭心的、决不能忘却的。鲁迅曾痛心于、悲愤于中国人的麻木、健忘。这种写作与命名本身，就已具有一种抵扼遗忘的意义和努力。

  从历史记忆到历史书写，不仅需要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还需要历史叙述的独特方式。在章诒和的笔下，历史是真切的、形象的、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时代、社会是人物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场景和舞台。她刻画的历史人物，人人有血有肉，个个呼之欲出。正由于作者每每以她所擅长的以个性化的对话和生动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灵魂，这部书的很多地方，即使并未描写人物的外貌，却可使读者看了对话和细节，便好像目睹了谈话与行动着的那些人，可谓“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着力写细节，写颇具戏剧性的场景，甚至会让人读来有看小说之感。其实，这恰恰是司马迁开创的中国史传文的优秀传统。然而，作者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又决不仅仅是叙事方式、写作技巧层面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像郭预衡先生所说，鲁迅之所谓“绝唱”，主要是就扬雄《法言·重黎》所称的“实录”而言的（《中国散文史》第1卷295页）。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物，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往事并不如烟》（以下简称《往事》）虽不是《史记》那样的体制完备的正史，但是“不虚美”、“不隐善”的“实录”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刘知几说过，“史之不正，代有其书”（《史通·曲笔》）；又说，“世途之多艰”，“实录之难遇”（《史通·直书》），诚哉斯言。叙写历史者，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实录”，殊为难得，极其可贵。章诒和致力于此，她对自己的描写对象，不为尊者讳，亦不为亲者讳，并未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友人、是自己的亲人，就回避其性格、为人等方面的弱点，如“坦荡荡之君子”与“常戚戚之小人”集于一身的罗隆基的刻画，便是如此。

  回忆：“唯一”的生活

  内心生活为何物？那就是回忆，也只有回忆。特别是狱中十年，我是靠不停地翻检记忆，获得灵魂的呼吸，抚慰飘摇无着的心。20世纪80年代，我重返社会，即开始了对回忆的记录。

  章：关于记忆，我只想说明这样一个情况：1957年以后的我，过着没有同窗友谊、没有社会交往、没有精神享受、没有异性爱情的日子。再以后便是被孤立、被管制、被打斗、被判刑，且丧父、丧母、丧夫……数十年间，我只有向内心寻求生活。内心生活为何物？那就是回忆，也只有回忆。特别是狱中十年，我是靠不停地翻检记忆，获得灵魂的呼吸，抚慰飘摇无着的心。20世纪80年代，我重返社会，即开始了对回忆的记录。从狱中故事到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的第一稿，均写于1980～1989年之间。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纸都脆了。何况，那些纷纷离我而去的人，是那么的美丽，想忘都忘不了。而记忆是必须包括细节在内的，只知道个大概，还叫记忆吗？我现在还清楚记得35年前——宣判公审大会上悬挂的十条巨幅标语，判刑后第一天清晨从铁窗外看到的天空颜色，在劳改队过第一个春节时的菜单，等等。

  王：当然，如作者在《自序》里所说，《往事》只是“对往事的片断回忆”，并不是“完整的回忆录”。这是作者本人的历史记忆，是她个人化的历史书写，是事过境迁之后，透过茫茫烟云，穿越历史时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新打量、追忆和叙述。它不但使我想起以“实录”而为“绝唱”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圣贤发愤著书”、“述往事，思来者”的说法；而且让我也想到了鲁迅的关于历史的若干议论，如：“历史（指官方之史——王注）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坟·忽然想到四》）。自然，《往事》一书，野史而已。它让你感到沉痛，感到悲怆，感到苍凉，心潮滚滚涌起，久久难平。而鲁迅在他著名的《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就这样说过，“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义愤填膺的人。”野史之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章：我是个绝对悲观主义者，想得最多的是关于死亡；最大的快乐是到天国与父母团聚。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多大志向，深知自己几斤几两，既不懂外文，也不通古文。至于现代作家的种种手法，别说学，我连看都看不懂。再说到了这把年纪，学什么都晚了。我不是作家，也不想当作家。朋友看了我写的东西，称赞自己，那都是鼓励，怕我一个人活不下去。

  王：说起回忆录，我还想到了两部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的著作，不能不提，一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两者都既真实地再现了作者亲历的往事，成为一个时代的有力见证，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众多同时代文化名人的肖像和个性。类似于小说的精彩片断，在书中亦随处可见。看来，浓烈的文学色彩，不光是中国史传文学之特征，外国作家的此种佳作也有相似之处。这种文字，这种历史叙事方式，不但可以“启人思”，而且能够“增人感”（鲁迅语），自有其独特的优长。

  有看过《往事》的朋友说，作者的记忆力实在令人惊叹，几十年之前的事情，竟记得如此清楚！说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龚自珍《己亥杂诗》有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章诒和早慧，小时候就对大人们的事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年幼的她，过早地进入大人们的世界，感染父母及其友人的忧愤和焦思、痛苦与无奈。书中多次提到，家里来了客人，她也喜欢往客厅里凑。父亲有时训她，“小孩子不要听大人的谈话！”于是，她就悄悄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偷听偷看。她说：“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就跟读书听课一样。”书里多次出现的这个躲在玻璃隔扇后偷听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特殊的人生阅历，对她几十年后撰写《往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准备和积累，成为一种精神宝藏。

  章诒和的记忆力确实惊人。70年代末，她和母亲去拜访聂绀弩，还一清二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莫斯科餐厅见到聂，他当时说的两段话。而有意思的是，章诒和又总是说自己记性不好。人的记忆，大约是有选择性的，有的事铭记心头，有的事则忘得干干净净。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章诒和出狱回京后，第一个夜晚，与母亲、女儿，三代人共眠一榻。母亲讲述父亲之死的每一句话，她都“死死记住，记到我死”。我把作者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视为对价值理想、对文化传统的无比珍爱，对传统人文精神的格外尊重。

  关于“贵族精神”

  无论内容，还是文字，它都具有一种“贵族精神”。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几乎都是现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诉求与失败，他们的喜忧与哀伤，他们的人格与遭际，通过作者的史笔，绘声绘色、惟妙惟肖、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使全书从字里行间蒸腾起一种高层次、高格调的文化气息。

  章：文化上的事情极复杂，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传统不是你想抢救，就能抢救的；作品不是你评为经典，就是经典。而且，动机和效果常常相悖。就拿我所熟悉的中国戏曲来说，“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好，在官方诸多的文艺方针政策里，这个方针可能是最正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谁也没想到“推陈出新”的最终结果，是凋敝、衰败和灭亡。举个简单例子，袁世海会四百出戏，如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会的戏也只有十几出。所以，在文化上，今人未必胜古人，现在的杰作未必超过了前人的著述。我正在阅读沉樱，她的散文简约纯朴，感情真挚，不眩惑于奇巧华丽，不刻意追求艺术特色。我能学到她的一半，便满足了。可能一半也学不到。文学艺术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有主流，有支流，也有逆流。在一段历史时期，主流盛行，支流枯竭，逆流消失。但无论什么样的文化流脉，它们所蕴涵的精神价值都会沉淀、积累下来。即使消失了的，其中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也终将被重新开掘出来。

  王：一位友人认为，无论《往事》的内容，还是其文字，都具有一种“贵族精神”。我很赞同这个看法。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呢？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几乎都是现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的诉求与失败，他们的喜忧与哀伤，他们的人格与遭际，通过作者的史笔，绘声绘色、惟妙惟肖、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使全书从字里行间蒸腾起一种高层次、高格调的文化气息。像持守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原则、侠骨柔肠的康同璧、沉迷于琴棋书画生活中的、散淡的张伯驹这样的文化名流，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遗闻佚事，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大都是闻所未闻的。他们表现出的贵族精神及其文化气息，在我们的文化和文字中，似乎是久违了。作者以凝重而又优雅的文笔，细腻而又润泽的语言，极富表现力地展示了上述人物鲜为人知的独特人生和卓异个性，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他们的人格尊严、高贵心灵、渊博学识和优雅风度，极大地满足了读者了解其人其事的强烈愿望和浓厚兴趣。

  譬如，作者把张伯驹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对旧戏曲的珍爱，以及他的精神的落伍与孤独，他的人生态度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写得出神入化，读者也由此而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真切地感受他的文人气节的人格尊严，犹如一曲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歌，如泣如诉，余声袅袅不绝。解读了张伯驹这个人物，恐怕也就理解了章伯钧说的一句话：“最优秀的，往往是最固执的。”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书写历史、回忆人物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多角度的大视野观照，有一种超越性的襟怀与气度，不光是写了人物与政治的纠葛冲突，而且更写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透视出人与时代、性格与命运的繁复错杂的互动关系，让你既感到沉重，但又不压抑，意蕴丰富深厚，韵味绵长。

  关于批评

  面对一篇文章，众说纷纭，才是合乎常规、符合常态的批评现象。我这个人的大半辈子是在被批判中过活，很习惯。

  章：关于批评。我一向认为，各种批评的最大差别在于和意识形态发生的关联上。说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关联，并非是讲批评代表着某个政治观点，而是指它是一定意识形态氛围下形成的，批评主体（即批评家）又是受到一定社会文化模式的支配。比如，一个北欧的文学批评家，看了《斯人寂寞》后的感想是：好汉无好妻。这让我哭笑不得，但这个“哭笑不得”又极能说明问题——即对作品的臧否褒贬无不是批评家自己经过思考作出的。但他们的意见，其实都是各自所属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产生的种种意见当中的一种。所以，面对一篇文章，众说纷纭，才是合乎常规、符合常态的批评现象。我这个人的大半辈子是在被批判中过活，很习惯。

  王：对于《往事》，印在封底的龚育之、严家炎、孙郁诸位先生的评语，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或整体宏观、或深入细致地进行了简练、精辟的评说，亦可谓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每位读者读了这部书，恐怕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吧。

  章：一个作品写出来，作者就和它没什么关系了。写作的冲动、愿望、目的、成败、意义及其想要达到的效果，都靠作品本身来判定。所以，我反对作家自己跑出来大谈创作感受和经验，更觉得那些用别人的钱来研讨自己的举动和场面，更是庸俗，甚至卑劣。

我很小的时候，听过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题目设置的难题是，你参加一个比赛，在比赛中你被关在一个防守严密的屋子里，不能与外界通风报信，你没有食物，没有任何营养品，如何活着走出屋子。 答案是，“我不玩了”。

  从此我知道不管多么困难的游戏，总有一个最后的逃脱办法，“我不玩了”。稍大后渐渐明白，“我不玩了”有时也是人生一招，当条件过于严苛以致伤害生存的趣味甚至生存的可能时，你还可以“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用佛家的态度看这叫不执迷。佛家是唯心的，所以不执迷可算是唯心主义的精神胜利法。再说得远一些，有没有最后出路大概也就是唯心与唯物的最终差别罢。

  读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是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年齿更长一岁，对人生的态度也早已不复盲目乐观。“我不玩了”的游戏玩过一次之后，几乎被抛向荒郊野外，才明白唯物主义的人生并非游戏，而是一场无始无终的战争，一盘无法逃脱的棋局，你的最后一招决不能是“不干了”，而只能是“把牢底坐穿”，直至大限来到。所幸，你还保有最后一点身后的精神胜利法——留下真相，以待后人。

  《往事并不如烟》的“反右”历史题材当然比我个人的小小人生痛苦要宏大得多，然而它所要讲述的历史情怀竟能把我一点小小的人生况味容纳并引起共鸣，是我始料不及的。整个春节里，我在与世隔绝的地方享受一点人生的快慰，同时这本书又带给我触摸历史的亲密感受。我很庆幸章诒和写的不是秘史，她不是私人医生，也非贴身侍卫，我庆幸我无法用这本书的材料作为大众谈资，我更庆幸我未因看这本书而对历史人物产生鄙视。我想，这本书算是达到了回忆录的最高境界，不因为离历史太近而产生亵玩之意，不因为离历史太远而藐视历史。在这种境界中，日常生活成为历史真意的最佳载体，人物从辞典中复活，被覆盖的真容终于音容宛然。

  《往事并不如烟》是一本涉及真相的著作，但它涉及的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相。书中所描摹的每一个人都非人物史记似的有始有终，对人物的年经事纬也并不是拿着社会价值的尺度来丈量的。作者无意于揪出历史关节点上的硬伤来刺激读者窥看的欲望，而是更加着力于还原人物性格与命运的细节现场。确切而言，它根本不是一本多数人的历史，而只是一个人的历史。它不是旁观，甚至也不是见证，它只是亲历，是曾经撕心裂肺的亲历，而今必须要用平静的笔写出来，所以更加耗费心神。章诒和在自序中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就会流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作为章伯钧的次女，尽管回忆是那样悲痛的事情，作者并没有被恩怨焚烧，她似乎已经超脱于善恶的评判，肩负的只是还原历史的使命，她将真真切切一点一滴的个人情感，落实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身上，她的情感是真实的，并且，她的情感也是理智的，那些与她有恩或有怨的人们因而显出无限的光彩。

  说到真相，这些年破解历史真相的著作不少，大多津津乐道于资料的真伪与多寡，而它们的倾向又不外三种，一曰揭秘，二曰诉说，三曰审判。名门之后著书立说，尤难摆脱倾诉的欲望。说起来，对于建国初期的历史，我们知道的已经很多了，但是它依然显得遥远而苍白，原因何在？没有活生生的人物站在面前，没有美好的事物撕裂开来给你看。我们看似获得了历史的真相，实际上对历史一无所知，即使有了一点知觉，也一无所感，因为我们无法对一些苍白的面孔发生同情。《往事》一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为我们刻画了建国之初这么几个大知识分子的写真，他们的真容，本是历史中的发光体，尘封日久，终见天日。当他们突然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历史的创伤才陡然间有了切肤的疼痛。

  然而一个人的历史毕竟有限，面对主流的历史，大多数人的历史，一个人的历史只有成为每个人的历史才能对抗历史的机械化生产。有心于训诂的人们已然发问，几十年过去了，章诒和怎么会将当时对话一一记下，毫无偏差？好心的人大概还会替章诒和担心：书中涉及一些人物的隐私，会不会引来相关人物的质疑，会不会有麻烦？在我看来，有麻烦是正常的，没有麻烦倒是可怕的。回忆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有新的人物跳出来说出他们的回忆，那我就更要庆幸，历史的真相又有了更多向度的考量。历史不怕偏差，怕的只是篡改。

  以上是我看《往事》一书的百般庆幸。不管怎样庆幸，总有一丝惆怅无法解脱。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因为创造历史的人失语了。这本书中所涉及人物，从史良、罗隆基，到储安平、张伯驹夫妇、康同璧母女、聂绀弩夫妻，无不是德才兼备的大知识分子，这些人努力在历史的洪流中保持一些生活的尊严，同时又不得不用一点生活的尊严换取些微历史的尊严，最终彻底失去一切尊严。他们无法再言说什么。即使有如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来言说，也只是历史旁边的言说，时过境迁，世易时移。知识分子在时代演进中进入历史，又被逆时代的潮流抛出历史，要慢慢拾回自己的历史尊严，还有待时日。

  我同时也为章诒和感慨不已。能够生活在历史中，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如我等，每日交往，莫非白丁，每日所为，无非生计，没有什么未来战士的任务非我莫属，便向往那大时代的风云。真到了大时代的面前，谁能保证他不会侧身而过、顺流而下、随风飘浮？章诒和生活在大时代的风云中，生活在历史的金山中，身边宝藏俯拾即是，但是历史于她，也只是一个最后的逃遁游戏。在历史这场无法逃脱的棋局里，你唯有舍弃真身，才能留住真相。章诒和没有愧对、薄待她所经历的历史。她说康同璧母女是最后的贵族，我说，章诒和才是最后的贵族，章伯钧有女如此，复有何憾。

　　分明非梦亦非烟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读后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35.00元

　　□王同策

　　隆冬时节的东北，总让我特别怀念故乡此时飘香的腊梅。刚刚读完的章诒和著《往事并不如烟》却胜似腊梅的幽香，给我以极大的慰藉。
　　作品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为我们截取了上世纪中期，几个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若干生活侧影。“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人们透过这些侧影，可以了解那段历史、认识那个时代；也可以借以增长见识、体味人生。它给文苑带来了真、善、美。

　　（一）
　　时下的一些所谓“纪实文学”有两大通病：一是并没掌握多少“实”，却硬要去“纪”，搔首弄姿，无病呻吟，强作解人。二是了解一些重要的“实”，却不愿或不敢去“纪”，隔靴搔痒，虚与委蛇，不着要处。这类的所谓“纪实作品”是没有什么正面意义的。纪实性文学中的“真”，首先就得秉笔直书。作者在《自序》中说：由于“历史”“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深感“保存社会真实”的重要，所以，章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直书、真实。
　　真实记述充满章书的始终，大如人物的政治观点，比如章伯钧提倡读“德文本的马恩全集”；小到“文革”中俞平伯为了避开“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夜晚偷偷地吃豌豆，终于被发现，“挨了批斗”。乃至聂绀弩称昔日右派同类的戴浩入党为“现实主义者”，以及事涉隐私的老妻周颖红杏出墙是自己戴上了“第三顶帽子”，储安平落难，妻子与“国民党的降将”宋希濂“明来暗往”等等，一概照实书写，殊无规避。
　　真实也给人以认识价值，长期以来有“统上不统下”的说法，反右时，章伯钧被撤销交通部长、政协副主席等九个职务，“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即使如此，还保留了50元的保姆费和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人员，“四合院”不动，虽然由新“吉姆”变为旧“别克”，但毕竟还保有“出有车”的待遇。这“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更使得降到九级而失去专车的罗隆基深有感触：“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他们还可以相互走访，在一起吃西餐。乃至生性多情的罗隆基在“加冕”之后，还有心思演绎一场风流韵事。与那些为数众多的小“右派”的遭遇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对他们这些“头面人物”来说，“反右”除去被剥夺权力之外，主要感受到的是政治与精神上的压力。
　　“真”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敢于吐露心曲，表白自己的独立见地。章书中记叙了不同人物对许多重要问题的有异于常规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一定都十分正确，更不一定能为今天的广大读者全部接受；但毋庸讳言的是，在不少人的家人饭桌、好友聚会时也不难听见类似的言谈。因为旧日确曾存在过的千人一面、千口一腔，本来就违背生活自身的辩证法。更何况书中人物为了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只是记叙，表明自己的看法不多的作者，也有十年牢狱之苦。

　　（二）
　　章书中的“善”，主要表现在它记叙的人物上。“性善”“性恶”之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与以往历次运动中在威逼、诱惑下卖友求荣，反目成仇而落井下石的一类人物迥然有别，书中记叙了宁肯牺牲自我而维护正义、保有良知的一个个善良的小人物。
　　康有为的外孙女罗仪凤，甘愿将自己的纯真爱情奉献给当时已钦定为右派的罗隆基；自己已经划为右派的张伯驹，对于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另一钦定右派章伯钧，亲自登门拜访，夫人潘素还慨然接受其女拜师学画；与当事人素不相识的右派朱静芳，只因朋友之托，不惜冒险犯难，不止一次远赴山西稷山，去营救聂绀弩……
　　并没作为书中主要人物来描写的作者母亲李健生，因为不能与右派头子的丈夫划清界限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在丈夫遭贬（后来死亡）、女儿含冤入狱的逆境下，积极主动地帮助了许多同样的落难者，只因为聂绀弩年龄大，“身体也不好”，而决然放下自己同样也在狱中的女儿不救，“我要先救老聂”。好事做了很多，即使有的被助者过河拆桥，食言而肥，自己也始终甘之如饴、无怨无悔。
　　章书中详细记载了1957年6月14日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会上的发言，第三部分重点揭露章伯钧前几天去她家说的“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并指摘说这是“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这些迎风趋时作为，难免遭人诟病。但从她“文革”被斗回答“与罗隆基是什么关系”时说“我爱他”，提到丈夫小陆的死而泪下如雨，积极设法帮助作者出狱，身居副委员长高职后给已是成人的作者5元压岁钱，给人的整体印象也仍然不失善良。为什么善良的人们身上也令人遗憾地有着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应该向社会索取答案。作者写她的标题用宋人范成大七律末句“正在有情无思间”，耐人寻味。

　　（三）
　　章书确像幽香的腊梅，它没有牡丹、月季的芬芳扑鼻，不似芝兰、桂子的沁人肺腑，甚至于也不是菡萏、芰荷的香远益清。它具有的也是它特有的：隆冬耐寒的坚韧，寂寥中独处的孤傲。
　　章书的“美”体现在，也是散见于它表达的内容上、记述的方法上和使用的语言上。
　　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引述罗隆基的同事、朋友、护士、警卫对他方方面面罪行的揭发，把一个桀骜不驯的罗隆基修理得俯伏在地，其中最能击中要害的当然还是和他“同居”十载的女友在批判会上作的“罗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的发言，其中有因为两人都“害怕红色”，说“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说“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罗隆基的，说他“浑身冰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纸或一片叶，被暴风雨随意吹打”。
　　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作者由多年的感情积淀，借助褒奖张伯驹高尚人品时，淋漓尽致地挥洒了下列一段激昂慷慨的文字：
　　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这真是声声叹息，字字血泪，入木三分，力透纸背，把世态炎凉、仕途险恶活脱脱地和盘托出，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与警醒。
　　这样的内容陈述，这样的形式表达，这样的语言描写，在给人思想以教育、认识以提高的同时，不还在给人以美的启迪、美的熏陶和美的享受吗？其他的一些描摹，如史良的衣装打扮，张伯驹的诗词戏文，聂绀弩的激切言辞，乃至康同璧母女的饮食起居等等。写景如平林淡远，曲径通幽；传情似橄榄在口，余味无穷。苍白朱紫，各臻其妙，着墨不多，尽得风流。
　　章书还没正式公开出版以前就好评如潮，深得广大读者喜爱。读过后就知道它确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