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有雨·最后的师爷 今天一早，江南有雨－－我打字用的是中文之星，打“有雨”，出来“忧郁”，也是不错的。心情不太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方军的企业史札记。贴一篇给《生活》的“江南”专题写的文字。在我们的写作中，有一半是借他人的块垒，浇自己的哀愁，为了写这个陈布雷，查了一大堆资料，却好象看到一道很熟悉的影子，里面竟也隐约看见自己。
一
我只见到过陈布雷的胞弟陈训慈。那是1990年，在陈训慈的杭州寓所中，他坐在一个硕大的旧藤椅中跟我断断续续地讲述，抗战期间他拼死护送《四库全书》进川避难的往事。在他的身后挂着一幅泛黄的老照片，四男一女五个青年，中间那个瘦脸长鼻的兄长就是陈布雷。在访问的间歇，陈训慈淡淡地说他那个著名的大哥：“如果他活到今年的话，应该是刚足一百岁。”
《生活》杂志要做“江南”专题，分配给我的题目是“师爷”。那天在西湖边的揽月酒吧，和覃里雯、李翔和郭玉洁说到这个选题，突然便想起了那张老照片里的陈布雷。
陈布雷是民国最著名的师爷，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师爷。
他出生浙江慈溪耕读世家，那里地属宁绍，自古人文渊薮，明清期间，绍兴师爷行遍天下，便有“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的谚语。陈布雷6 岁入私塾, 熟诵《毛诗》、《礼记》、《春秋》、《左传》, 是科举废除前的“末代秀才”，青年时为史量才的《申报》撰稿，后任《商报》编辑部主任，因文笔犀利，视野开阔，颇为一时之重，有人甚至将之与《大公报》的一代主笔张季鸾并论，许之为“北张南陈”。1927年，37岁的他被浙江湖州人陈果夫推荐给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从此开始了长达21年的鞍马追随，被后者视为“文胆”，1948年11月，陈在风雨飘摇中服毒自尽于南京，蒋送匾“当代完人”。
二
师爷不同于一般的书生，他除了要熟读四书五经、精于赋诗为文之外，还需精通刑名典律，善于出谋划策，有时候还必须是公关高手，能为主子出面斡旋，直至打理一些他们不便处理的机密之事。书呆子大概是当不成师爷的，过于清高自诩也做不长这份职业，甚至有太旺盛的功名之心也成不了一个优秀的师爷。他必须集通才、坚韧、圆润、甘心为奴于一体，一个出色的师爷，简直算得上是一件万金不换的物品――他万金不换，却始终是一个物品。
陈布雷性格温顺，内刚外柔，心绪缜密，下笔如铁，他追随蒋介石二十余载，日日比蒋睡得晚，每日清晨，当蒋睁开眼睛，他就已经安静地站在了帐外。野史中有一段说陈布雷为蒋介石当“媒公”的故事。话说当年蒋某人看上了宋家三小姐，却不知道如何接近，陈建议他在镇江焦山约会宋小姐，此地离上海和南京都不远，且风景优美恬静，为了保险起见，细心的陈还专门跑去焦山踩点，设计好了游玩的线路，把“鹊桥”、“观澜阁”、“定慧寺”等景点典故一一说于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的蒋听，此次游历大得芳心，蒋宋姻缘由此抵定。陈师爷的功劳可谓“交关大”（宁波话）。
陈布雷为蒋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告黄埔同学书》，据说是当场出题，倚马而就，蒋大为赞赏。陈在国民政府历任过很多职务，从浙江省府秘书长、中宣部副部长到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不过其工作却从来没有改过：贴身服侍蒋介石，为他最亲密的师爷。蒋的文告、文章十之八九出自陈笔，其中最出名的是《西安半月记》，1936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侥幸脱身后蒋发表斯文，颇得很多人的同情。据程沧波的回忆，在蒋被困西安期间，“布雷先生当时的神情, 特别的忧伤与沉郁。有几位与他接近的朋友, 深恐他以身殉领袖。我们几位至友, 相约轮流陪伴他。”陈布雷在给张治中的信中更是坦言：“弟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屏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部归于领袖支配······已不复顾及自身之劳逸与荣辱，乃至于健康。”活脱脱一个尽忠大师爷的形象。
陈对蒋的尽忠，已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张道藩回忆说，“（陈）对于党国大计，虽所见不同，常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服从总裁之意旨，用尽心思，费尽周折，以求完成总裁之意愿。”这很象三国诸葛亮，虽明知道阿斗之不可扶，天下之不可得，却呕心佑之，六出祁山。作为一个师爷，陈替主子的细密筹划已经到了生死度外的程度，他在自杀前写了十封遗书，分致亲人、上峰和朋类，其中在写给秘书金省吾的信中，连如何为自杀粉饰，不要给蒋公达成困扰的说词都已经预留好了――“我意不如直说“某某（指他自己）八月以后，患极度神经衰弱症，白日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我生无补世艰，断不可因此举使反动派捏造谣言。”为了防止“反动派”捏造谣言，自己不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捏造谣言，这也许是师爷职业道德的最高境界。
在私德上，陈一生洁身自好，算得上是真正的道德君子，他日日追随“领袖”，却从未动过以权谋私的念头，平日从不应酬社交，不入娱乐场所一步，日常饮食仅为蔬菜豆腐，据说有一个厨师擅自买了两斤甲鱼，被他认为“太浪费”而辞退了。他见人必称“先生”、“兄”，彬彬有礼，谦恭有加，从来保持书生本色。
陈布雷如此忠心蒋介石，如果是甘之若诒倒也罢了。而事实却是，他的内心却还脱不了一层无奈的挣扎。他曾在多封书信中透露苦恼的思想：“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 孰能甘于此哉! ” “从政本非夙愿, 且以生性不近, 时作摆脱之想·····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 即当摆脱政务, 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 专以文章报国。” “每日游览湖山, 心境稍觉怡旷。然学素常来函告处务及人事, 每接函辄又忽忽不乐也。”尤其在晚年，内战惨烈，国民党一败涂地，参与所有机要谋划的陈布雷心力交瘁，最后只好以一死解脱，而他在此前数月的书信中却轻描淡写地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 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
三
在世俗人的印象中，师爷的形象大概都很模糊而极端，他们要么被描写得猥琐而低贱，长得一对老鼠胡子，瘦弱而尖刻，躲在权贵者的身后，尽出一些坏到骨子里去的馊主意，要么就仙风鹤骨，摇着鹅毛扇，指点江山，视天下为无物。跟这两种印象做映照，陈布雷的形象却似乎要真实一些，他聪慧好文，书生本色，胸怀天下，懦于任事。他自喻为“誓不二嫁的节妇”，这种的说词中有无奈的悲凉却也有骄傲的自诩。
陈布雷的师爷人生，常常让人思量起中国文人的宿命与惰性。
按常理推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死心塌地，忠心不渝，大抵是因了某种机缘或报应。但是这个“常理”，在主子与师爷的关系中却常常失验，譬如古史中最著名的刘备与诸葛亮一对，若一个人因为另一个人三次到家中拜访，又在你午睡的时候在堂外傻等了个把小时，就应该为之终身奔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是怎么也说不通的。姜子牙之于周文王、刘伯温之于朱元璋、吴用之于宋江，这些虚虚实实的“主子－师爷”案例都无法找到效忠的必然因果。
陈布雷之于蒋介石似乎也是这样。我查遍资料，确乎找不出“知遇之恩”的确切事实，蒋介石并没有把陈布雷从法场上解救出来，也没有在他快要饿死的时刻送上一个肉包子，更没有给予什么物质或功名上的重大许诺，主仆关系的确立似乎是天然而成的：当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站到青衫长褂的陈布雷面前的时候，身份的界定与终身的承诺便在瞬间达成了。
你如果说这是一种理想上的认同，却又不完全是，陈布雷在晚年对蒋家王朝颇多失望，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每有牢骚之语，若为理念故，则大可拂袖而去，大不了终老田垄之间，却也不必夜半搔首苦恼，清晨又寂然站在寒风中等候那人从酣睡中醒来。这种痴痴之情，当然不能用“断背”来解释，却也让外人百思难得其解。
从陈布雷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人――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某些人格特性，他们从来缺乏独立在历史中书写自我的勇气，他们往往需要榜依在一个利益集团上，以一种从属的身份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而在内心，他们又往往不甘这样的角色。对于主子，他们无法摆脱人格上的依附，而在价值观上则又与之有文化上的重大出入，对于自己，他们得意于实务上的操作和成就感，却又对这种极端的入世状态抱有缺憾。这种矛盾而摇摆的师爷人生，常常让人想起孙髯翁写在云南滇海的那付对联下阕：“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路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千秋功名与田园理想胶着在一起，如一杯颜色虚幻、百味交集的烈酒，实在说不清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师爷是一种命运，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
“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陈布雷的际遇总是让我想起这句古诗。你读一部二十四史，创业帝王大多被描写得出身低微不堪――多是亭长、屠夫、兵卒、走贩之辈，个性刚毅狡捷，为人薄恩残忍，而身边往往有一些忠勇俱全、智谋无双的谋士，你常常会生发错觉：为什么后者总是那么甘心于俯首为臣，匍匐阶下？庙堂之上的那个暴烈者到底凭什么斜眼俯瞰天下书生？这样的情节看得多了，某一天你会猛地恍然，原来写史的人便也是一群书生！他们或许也跟我们一样，在万籁俱寂之际内心不甘却又无法摆脱自身的懦弱，只好在史书中曲笔撒气一二。
四
陈布雷陨后，归葬杭州九溪徐村，家人简单地树了一个碑，上写“陈布雷先生之墓”。九溪在如画的杭州亦是极僻静悠远的地方，清代学者俞樾――也就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曾赋诗赞曰：“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一生跌荡繁忙的陈布雷在这里终归宁静。
为了写作这篇文字，我刚刚从徐村归来。那里流泉淙淙,山色葱茏，陈布雷的墓在青山之一角，百般寂寥。我采了一钵野花放在碑边，在那个长满青苔的台阶上坐了好一会儿。
11岁的女儿问我，“陈布雷是谁？”我摸着她的头说，“一个师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