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年二月廿七。晨起，倦。办公室枯坐一上午。将去办公室，白哥妻来，请为丈夫说话。余颇爱此女，抚其玉颏。未敢唐突，以其性格庄重故。　　
  　　六四年五月卅一。饭后回办公室，招白哥妻至，独伴余良久。然此女极庄重，余虽动于中，未敢强求。日后必为她丈夫效力，以不负其所托也。
 
  　　这两段日记，作者叫皮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是英国十七世纪的大人物，事业巅峰时官至海军部长、皇家学会会长(这会长的荣誉和影响力，非其他带“长”的职衔可比；比如会员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写下巨著《数学原理》，便是经皮会长亲自盖章批准才发表的)。不过，令皮普斯名垂千古的，既非他一手缔造的帝国海军，也不是皇家学会，而是他的六本日记。日记(一六六零年元旦至一六六九年五月底)是用速记密码写的，死后同他的藏书一道赠了母校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直到一八二五年，才被人发掘破译，整理出版。从此，《皮普斯日记》就成了英语世界最受宠的枕边秘笈。他“赤裸裸地记录下来”的那个“真我”(先师杨周翰先生语)，率性流露的虚荣心、进取心、贪心和良心，处处打动着读者，激发他们的道德优越感。部长也的确能干，几乎每周都有佣金、回扣和礼物进账：金币、火腿、马驹、餐具等等。为此他在日记中没完没了感谢上帝，有一次谢恩谢得兴奋了，居然闻不见肉香，忘了晚餐(六四年二月二日)。但他做事也有原则，而且向朋友公开宣布过：一是决不为“干坏事”受贿；二是若运气好能替人排忧解难，不介意拿点报答。造军舰的木匠白哥(Bagwell)听说了，想请皮大人帮忙找一份象样的工作。那当然不是坏事。可他预先送上的“报答”不是别的，是自己的老婆。
  　　大人本是多血质的性格，在教堂听布道，眼角飘进一个丽人心里也会痒痒。来往几次，便同木匠老婆亲热起来。当年十一月十五日，将她带到一爿僻静的啤酒屋，酒酣之际下手。那女人“侧目叹息......拒斥良久，终于一步一步遂了余的心愿，其乐无比。”后来，十二月二十日那天，木匠夫妇请他到家里吃晚饭。“饭后，寻一事差他[即木匠]外出办理，and then alone avec elle”----一句话中间转调，英语变法语----“随即取她入怀，其力拒，余强合，虽不甚乐。”
  　　善解日记的心理分析家认为，“强合”一节转用法语，透露出作者人格在宗教伦理、社会道德和腐败风气张力下的分裂。因为日记内容有速记密码保护，别人看到也读不懂，所以法语应付的，就只能是内心那个自审自慰的“我”(ego)了；仿佛下意识里树一道语言栅栏，隔离那“不甚乐”的事件，将它(id，即“我”的另一面)挡在“我”的日常理性与道德领地之外(《日记》卷十，页179)----圈起理
  　　性与道德，一场性交易(贿赂)得到了“净化”；删去它危险的“干坏事”(由通奸而强奸)的联想，只留下对一位“极庄重”的女子的关心与效力。据《日记》记载，事后，皮普斯为木匠写过两封不成功的举荐信。
  　　今年三月，春寒料峭，读《三联生活周刊》十二期采访报道：全国人大四川代表赵平女士等响应“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联署一个《刑法》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舆论界反响“空前”。四月回国，又逢“严打”。与法律界的同仁谈及性贿赂入罪，都说难，跟现行法律对贿赂的规定冲突；搞不好还混淆个人隐私、性道德和国家法律的界限，扩大死刑的范围。根据《刑法》，受贿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者，是可以处死的。
  　　什么是现行的规定呢？通俗地说，便是“计赃论罪”。贪污贿赂视同盗窃，定罪的主要证据是嫌疑人侵吞、挪用、收取的钱财。故《刑法》将贿赂的范围限定在“财物”(第三百八十五条)，排斥了包括“性服务”在内的一切非财物类好处。计赃论罪是我们老祖宗的做法，本本上的规定，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律》。依《唐律》，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属私罪。私罪，即“不缘公事，私自犯者”，或“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例如“受请枉法之类”；以其多出于故意，处罚较因职务上的过失而犯的公罪为重。但《唐律疏义》卷二“诸犯私罪”条，议曰：“受请枉法之类者，谓受人嘱请，曲法申情，纵不得财，亦为枉法。”要点在私受请托，不在得财。私受请托即渎职，是对皇帝的不忠和冒犯，所以要治罪。这一点，比现在的法律严格。
  　　《刑法》计赃论罪原则的直接的源头，是解放初颁布《惩治贪污条例》，发动“三反”、“五反”时，所谓“大贪污”概念：贪污为一切腐败行为的总称，贿赂是贪污的表现形式，所以定罪量刑适用同一个原则(见《读书》零零年第八期拙文《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文革结束，七九年立《刑法》，行贿受贿才正式另立罪名，列在第八章(渎职罪)。贪污则专指“国家工作人员”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第三百八十二条)，学界通称“小贪污”。贪污(和浪费)在毛主席时代固然是“极大的犯罪”，严格说来，却套不上今天的法律概念。那年头反贪，不靠法律手段；相反，官僚化技术化职业化的法律，和官僚主义、“白专道路”、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各个“独立王国”一样，乃是革命的对象。贪污分子如果中了“糖衣炮弹”丧失阶级立场(或者本来就出身反动，迷恋腐朽生活方式)，无论“给出路”让他重新做人，还是斗倒批臭，都有成熟的成套的挽救及专政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的婚外性行为之能够“除罪”，等同于“生活问题”而不负或少负政治和法律责任，除了特权的庇护，主要是政法环境演变、法治意识成长的结果。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只要不伤害他人，都属于个人或家庭的隐私，国家和群众不该监督、干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干部和老百姓一样，也享有隐私权。事实上，因为特权与腐败同步滋长，干部的隐私和免责范围要比常人大得多。等到腐败变成“心照不宣的惯例”(赵平女士语)，性贿赂作为婚外性行为的一种，也就堂而皇之纳入“道德范畴”，跟《刑法》上的贿赂拉开距离。当然，实际生活中“用到色情场所消费来行贿或者招待客人”(同上)的那一方，花的往往是公家的钱，那笔钱可以算成客人收受的“财物”。但如果数额不大(不满五千元)，检察机关不予立案侦查，那趟“消费”便只是纪律松懈、随大流的表现。
  　　性非赃物，如何定罪？能够这样提问，非有高昂的法治意识不行。因为提问者必须既相信法律不干预道德的神话，又坚持成年公民无妨他人的性行为纯属道德范畴(因而须豁免刑事责任)，还要觉悟到法治时代道德多元的大趋势(所以国家不得强行统一道德标准)。只不过，如此看待性贿赂，在一些腐败丛生的部门和地区，不啻对行贿受贿的容忍、隔离甚至“净化”。我因此想起了皮普斯。他在日记里登录收纳的礼物，总要强调自己为国为家为朋友工作如何卖力。虽直言“受贿”，仍毫不汗颜，向上帝谢恩祈祷不止。写到性贿赂，却百般委婉，有些情节粉饰不了，就换作法语。显然，皮大人觉得，性贿赂和财物贿赂相比，更需要在道德上“净化”了，才可以放心地去想、去干。而性贿赂在当代中国享受的“纯属道德范畴”的礼遇，则来自一种法治精英意识(或无意识？)的委婉辩解：通过维护《刑法》计赃论罪的原则和抽象的个人性自由的道德藩篱，将性贿赂圈在了腐败犯罪行为之外。
  　　有位法官朋友建议，我写文章谈谈在美国法律如何对待“肉弹”案的。美国如何，是时下讨论中国问题常用的参照系；回应强权、同它制定部署的一系列“国际标准”接轨、周旋，也需要了解美国。但是美国之于性贿赂入罪，还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层意义：美国也是腐败大国。
  　　腐败不好统计，因为当事人极少(主动或被迫)公布数字。但仅就传媒揭发、政府承认的贪污贿赂等“白领犯罪”的规模(案件涉及的领域、级别、数额等)而言，美国应该不逊中国。这不是我个人的观察，而是一位专家、雪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熙乐(Hilary Josephs)在她去年发表的论文《美、中腐败考》里总结的(周熙乐，页288)。当然，腐败的国情有别。许多做法，别国法律视为贿赂的，比如大公司向候选人的政党捐款、院外活动集团招待国会议员，在美国都合法。反之亦然。不过，据熙乐的比较研究，美、中两国反腐败的法律总体上差距不大，只是美国司法部门对腐败的惩治之勤、严打之广，略胜中国。所以民意调查，美国人抱怨担心的几大社会问题，腐败不在其中。
  　　贿赂，按照联邦法律，解作意图影响公务行为而向官员给付、应允的任何“价值”(value)或非法“对价”(consideration)。打引号的两个术语，我写出英文，解释一下：所谓“对价”，即为诱使或换取对方履行或答应履行而给付、应允的某些好处；原指普通法上有效合同成立的一项要件(您可以这么理解：孩子考重点高中一分之差划入另册，您有本事有福气托人批条子找校长或校长家的通融。假如一切顺利，按照不成文惯例，为使孩子入学，该谁出什么对价？)。所谓“价值”，可以用熙乐的文章援引的案例说明，“即[当事人]主观赋予礼物者，哪怕该礼物毫无商业价值”(U.S. v. Williams, 705 F.2d 603, 623 [2d Cir. 1983])。换言之，任何给付、应允，只要其物质或精神上的好处为双方当事人主观认可，如果其他要件(比如“公务行为”)也得到满足，就是贿赂。如此宽泛的定义，“肉弹”或“性服务”自然属贿赂无疑。
  　　相对中国《刑法》简单的计赃论罪，美国法律似乎老练得多，为商业社会层出不穷的“受请枉法之类”预留酌情惩治的空间。其实美国的做法并无特殊高明之处；贿赂的法律定义，在主要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刑法都是尽量宽泛而包含非财物类好处的。这就引出一个重要的道德判断问题：现代西方社会对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如肛交)已经普遍除罪(或罪而不禁)，为什么同时却保留性贿赂罪，亦即将意图影响官员公务的婚外性行为或“性对价”视为除罪的例外？这无疑反映了一种严厉的伦理态度，值得深入研究。
  　　美国腐败问题权威、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庭法官努南(John Noonan, Jr)先生写过一部《贿赂史》，探讨作为道德观念的贿赂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流变。他指出，贿赂首先是关于某类互惠行为的道德界定，其概念之核心为一诱惑，以期对本应无偿履行的公务施加不当影响(努南，页xi)。一行为出于互惠的目的(故在形式上表现为自愿)却令人厌恶、引起公愤乃至入罪，的确离不开社会道德、文化价值和政治利益等各方面的甄别和意识形态化的法律定义。也就是说，贿赂和表示友谊、礼节或善良风俗的送礼，在外部行为特征和好处内容上很可能相差无几，例如都是投桃报李；一时一地的法律之所以认定一桃一李为贿赂而禁止，最终只有在产生该法律的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和正义观那里才能找到解说。“贿赂”一词的历史，似乎也可佐证它同“礼物”的渊源关系。查一查词典，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和地中海文明诸语言里，表示贿赂的词的本义，都指礼物、贡献。贿赂(贬义)是后起的意义。古汉语亦不例外。《诗/卫风/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贿谓财物。《诗/鲁颂/泮水》：“大赂南金。”毛传：“赂，遗也。”都是本义。到了中古汉语，才演变为我们现在理解的含义(私赠财物而行请托)。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
  　　努南考证，送礼行贿之别，在西方文明，当始于以色列人奉一神教，以上帝耶和华为世界唯一裁判之时。因为若与上帝立了约，再向任何偶像或充当裁判的人送礼请托，就是亵渎，大逆不道。摩西在西奈山传给以色列人的上帝的诫命有：不可冤屈穷人，不可诬告，不可杀害善良无辜，因为我决不赦恶。不可收“贿赂”(希伯来语shohadh指礼物、贡献，故钦定本英译作gift)，因为贿赂蒙蔽智者(裁判)的眼睛，歪曲正派人(证人)的证言(《出埃及记》23/6-8)。而献祭上帝的牺牲不算贿赂，是因为上帝伟大全能受人敬畏，不可能有偏私而收“贿赂”(shohadh，钦定本译作reward；《申命记》10/17)。行贿受贿之恶，传道者常以另一受谴责的罪行奸ΘΘ比喻。“不可奸ΘΘ”是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的“十诫”之一(《出埃及记》20/14)。为行贿受贿而犯奸，则两诫同破，罪孽之深，可想而知。
  　　犹太教禁贿赂奸ΘΘ的戒律为基督教继承。从此在西方，性贿赂入罪就“天经地义”合乎社会的道德共识和政治要求。此禁戒历代不乏“案例”解说，最出名的大概要数莎士比亚的“问题剧”《一报还一报》。剧情是这样的：维也纳公爵假装访问波兰，由副手“道德化身”安杰罗代行裁判权。青年克劳丢令爱人未婚怀孕，安杰罗欲“复活”一条禁私通的法令，处以极刑。克劳丢的姐姐伊莎贝拉新入修道院，闻讯赶来，求安杰罗效法耶稣施仁爱恕罪人。不料安杰罗放下假圣人的面具，道：你愿意哪一样，让公正的法律掳走亲兄弟的性命，还是赎(redeem)下他来，献上你的身子......？姑娘气得发抖：赎他！与其姐姐永世沉沦，不如兄弟速死......无耻的赎身跟慷慨的宽恕是两家；合法的仁爱跟罪恶的赎买没关系(二幕四场52-113行)！不用说，假圣人因为索取性贿赂(未遂)，差点儿身败名裂，下了地狱。
  　　然而正如《唐律疏义》所言，贿赂(受请枉法)的关键在渎职私受请托。认识这一点并不需要一神教教义支持，也无关立法者的身份地位：神明、圣人、君主、民选代表。所以在古代非犹太/基督教的社会，行贿受贿(包括性贿赂)也是常受谴责的。例如西塞罗(公元前106-43)指摘罗马元老院的政敌“美少年”(Clodius Pulcher)，说他为摆脱亵渎女灶神(Vesta)的指控，拼命打听担任裁判官的那些议员、军官和护民官的性格嗜好，然后通过朋友暗中安排馈赠，为他们送去陪伴过夜的女子，介绍“俊美高尚的青年”，最后得以赎身免罪(《书简/致阿提库》)。西塞罗用的这个“赎”字(redemptam，名词redemptio)，后来在西方语言里便有贿赂的意思。

《政法笔记》是冯象在《读书》开的专栏文字，以英美中古文学博士的笔意，言说国内法治领域的大小故事，真正称得上“惊艳”二字。从孔夫子名誉权、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取名用生僻字、性贿赂、人体写真到版权、美国大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方方面面，就文章而言，都称得上汉语法学随笔写作的巅峰之作。这些随笔也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普法观念”，通过学者言说本身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以期普法之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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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象

  　　冯象，上海人。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律博士（J．D）。现定居美国，从事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等领域的法律业务，业余写作。著/译有：《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北京三联，1992），《中国知识产权》（英文，Sweet＆Maxwell，1997，增订版2003），《木腿正义》（中山大学，1999），《玻璃岛》（北京三联，2003），《政法笔记》（江苏人民，2004），《尘土亚当》（待出）及法学评论、小说诗歌若干。

目录：

  献辞
 
  弁言
 
  从前没有律师的时候
  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
  它没宪法
  案子为什么难办
  公证婚前财产、标价拾金不昧之类
  法盲与版权
  鲁迅肖像权问题
  从卡拉OK与人体写真想到的
  性贿赂为什么不算贿赂
  送法下乡与教鱼游泳
  所多玛的末日
  正义的蒙眼布
  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
  县委书记的名誉权
  孔夫子享有名誉权否
  诽谤与创作
  小头一硬，大头着粪
  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
  葛流帕福音——电邮五通
  法学院往何处去
  致《北大法律评论》编辑部
  修宪与戏仿——答记者问
  中国要律师干嘛
  不上书架的书
  大选2000
 
  参考书目

从“政法”到宪法——读冯象《政法笔记》 / 王怡

  　　冯先生当初在《读书》开“政法笔记”专栏，以英美中古文学博士的笔意，言说国内法治领域的大小故事，真正称得上“惊艳”二字。尽管在我看来，这些主要写给非法学专业读者的法律文章，不如他在《万象》上那些离法律较远的文字更多风采，更有滋味。这非是贬低他的法律文字，事实上无论冯象早年的名篇〈木腿正义〉，还是这本书中的〈所多玛的末日〉、〈正义的蒙眼布〉等篇幅，就文章而言，都称得上汉语法学随笔写作的巅峰之作。法学界哪怕再多找一个冯象，都是找不出来的。
 
  　　现在这本书是这个专栏的结集。只是这个“政法笔记”一语，乍一看像单位领导的一声干咳，在读者交头接耳时跑出来装正经。记得我第一次在杂志看到这个名目，差点就因为疑心是道貌岸然之作而跳过去不读。冯文配上这个书名，有如上海的摩登女子抹口红、着武装，柳条腰上绑一条军用皮带。但冯象的专栏一路写下来，却使这个书名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味道。因为从中可以看到“政法”一词是如何通过言说而发生些微改观的。以此为象征，似乎可以用来回答关于法律如何移植的难题。冯象在序言中曾提到他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之一，就是不满所谓的普法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普法”？我的理解就是通过言说去影响一种现实的语境。从这个角度看学者的言说，其实和司法过程极其相似。法学家写的案子，和法官写的判决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法治”，是西法东渐和“法治本土资源”变迁的经验环节。鉴于目前我们的法官多半写不好判决书，法学家撰文说案更显得尤其重要。
 
  　　汉语语境下的“政法”二字，其实并不是“政治与法律”的缩写。因为汉语的构造承袭的是三纲五常的微言大义，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像两位领导出场，表面是平列关系，其实多半是一种偏正结构。甚至于有着语义上的越俎代庖。钱钟书《管锥篇》中谈过这个问题，如“兄弟”指的是弟，而“祸福”说的也多半是祸。钱先生说这种词义结构的特征来自道家相对主义对国人的思维影响。这道理固然精辟，但我对这解读还是不满。“偏义”与其说和道家思维有关，不如说恰恰是和儒家礼教一丝不苟的“差序格局”合拍的。因为没有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就没有语法面前每个字平等的逻辑。
 
  　　“政法”一词其实也带有偏义，而且来自古汉语的“本土资源”，并不是舶来词。现代法治西学东来，在细微技术上今天已几乎看不到一丝中华法学的遗迹。但奇怪的是今天我们谈到法律领域，笼罩全局的仍然是这个老妪般的“政法”二字。
 
  　　我查二十五史，“政法”最晚出于梁武帝本纪，这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梁武在辛亥年间谦虚的称自己上台后是“缺于治道，政法多昧”。“政法”与“治道”并举，显示出所谓“政法”只是指形而下的治器，不指形而上的治道。然后千年之下到了清末，慈禧于1905年先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而后“置考政治馆，择各国政法宜于中国治体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取旨裁定”。这时候的“政法”一词就开始超越形下之器，具有了“政体”变迁之义。“政法”云云，开始彰显出近代公法为纲、律法为目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纲举目张的这个“政”字的语义，也有了公法化和宪法化的趋势。照这样发展下去，“政法”一词最好的翻译就应该是constitutionalism（立宪政体或曰宪政）。
 
  　　只是后来历史的发展扭转了这个语义变迁的可能性。由于崭新的意识形态“治道”的崛起，“政法”二字就从由治器向治道的语义攀登中跌了回去，再一次回到“缺于治道，政法多昧”的形而下地位。同时“政”的概念也从清末以来的“公法化”，转向了革命成功之后的“意识形态化”。随着政法大学、政法委员会、政法战线等名词的流传，“政法”就逐步成了一个被笼罩在意识形态之下的概念，成为一个特殊的“偏义复词”。打个比方，我们若把“政法”一词看作一家学校，“法”就是它的校长，是法人代表，而“政”呢，就是这家学校的党委书记。至于谁是一把手，则要取决于这家学校最近的改革。
 
  　　我现在喜欢《政法笔记》这个书名。因为我观冯象近年来的专栏写作，也和上述“政法”一词的语义变迁趋势相吻合，就是所讨论的主题和作者的基本理念从形而下的、被意识形态空洞化的“政法”概念，开始向着形而上的政法之道转变，最后凸现为一种清晰的宪法或宪政的视野。冯象这一走势大概从写〈它没宪法〉开始，尽管此文的观念老实说仍然相当模糊，但这一走势越到晚近越清楚了。尤其冯先生的专业是知识产权，但他却往往从对版权、商标权的纠纷中看出权属问题的“宪法化”趋势。如《修宪与戏仿》一文，从一篇小说戏仿《沙家浜》引发的案子，分析到版权权益与“戏仿”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产权问题不能只在商法或私法的领域中解决，而最终必将诉之宪法或宪法的司法化。这个故事和苏力讲过的“邱氏鼠药”的案子何其相似。我以前有一个看法，就是研讨宪法有两途，一种是从部门法往上走，一种是从政治学往下走。冯文属于前者，尽管他由于文体限制和过于借重文学笔法带来的自缚（这算冯象一个不太严重的弱点，所以我才说《万象》上那些风情文字是更纯粹的冯象文章），分析上不免大而化之。但其义理与视野，却超出苏文太多。
 
  　　我对这本书还有一个自认得体的评价，就是“政法笔记”四个汉字，已因冯象先生的言说，而在法律语境中、在每一个法学或非法学的读者眼中发生了语义与观感的良性流变。像冯先生在《戏仿》一文中所说，“要把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这也是霍姆斯法官所言“法律的生命在经验，不在逻辑”这句名言对法律如何移植的启示。因为在我眼里，法律移植的成功之路必将是一条普通法的道路。先前苏力把所谓“本土资源”与西方法治之间的对立过分戏剧化，其实他进路有问题，我们要反的并不是普适的法治，而是崇尚立法、膜拜立法的唯理化的大陆法特征，以及德国“（依）法治国”的形式法治模式。而在英美法和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法律在本质上就是否定性的和经验性的，是和司法而不是主要和立法密切相关。在洛克的假设里，未有国家之前的社会缺少的也并不是法律或权利，人们缺乏的只是一个法官（如书中《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等文，就从普通法和宪政的视野批评了立法至上）。
 
  　　普世价值需要一个本土语境下的言说过程和司法过程。“本土资源”也势必在这种言说中发生着流动不居的嬗变。只有在普通法的思维框架下才能避免把对“本土资源”的洞察变成对意识形态内核与现实的辩护。这是我读冯象此书的一个感慨，也是冯象与苏力的一个区别。
 
  　　看冯象的“政法笔记”，你会看出在今天“政法”的意思其实就是以宪法为纲。先秦诸子的文献第一次出现“政法”，大约是《庄子内篇》的“人世间”。当时颜回谈到“内直外曲”，他说“内直者，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这是指为人，但治国的道理也不外乎是。形而下的“政法”只是“外曲”之道。而法治要从“外曲”之器物走向“内直”之道，就必须舍意识形态而取宪法，或作为宪法灵魂的消极的公民权利。最后孔子回答“大多政法而不谍”，这个“政”是“正”的通假字。孔子说的“政法”不是杀头，是去纠正“法”或指纠正的方法。这个语义的源头是很有趣的，尽管有穿凿之嫌，但“政法”这个古老的词汇，是否从一开始就暗示了“违宪审查”的意思呢？如果这样，冯象这本书就更名副其实了。
 
  　　2004-2-17于成都红照壁。
  　　　　　　　　　　　　　　　　　　——摘自《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