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 读书的方法

　读书，顾名思义，就是同书本打交道。也许有人会问，这也需要方法吗？当然需要。琢磨一套适当的方法，会有利于增进读书的效果。
　　假如一个同学天天读书，投入的精力很多，读什么记什么，这是不是最好的阅读之道呢？这样读书，也是一种读书法，古人叫做“记诵之学”，他这样用功地读书，绝对比不读书、不记诵要好。但这种读书，不能成为一种学问，不算是上乘的读书。因为他得来的知识是死的。我认为，正确的读书方法，既要记诵，也要思考。读书多是好事；但还要用种种科学知识来帮助理解书本的内容；重要的是，要使书本上的知识“活”起来，这就要想，要思考。记诵与思考，二者不可偏废。
　　在读书的过程中，要给思考留下余地。你在求知时，学进来的东西，如果没有同你原有的知识碰头，就只能摆在那里，不发生化学作用，无法变成你自己的养料。人的胃能够处理各种食物，自动地把它们划分为营养和废料，再根据人体的需要，分别输送给不同的器官。读书者需要动脑，吸收书本上的知识，为增长学问所用，这也和胃功能的原理是一样的。读书而能消化，书本知识就能与原有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产生化学变化，然后把需要补进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学问，把不需要的东西排除掉，当做垃圾处理。
　　读书之法，还要量力，要有节奏。人胃口的吞吐量是有限的，读书也如此，贪多求快，不讲章法，便会出现反作用，过犹不及。我年轻的时候就吃过这种贪读的亏。三十年代，我在日本留学，有一阵子废寝忘食地读西方理论书，雄心很大，以为争分夺秒地看书，就能把这些书都吞下去，其实我搞错了。我所在城市的书店，当时出了一套世界社科名著，很轻易地就吊起了我这个书呆子的胃口。这套书的作者，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学者，我看了真是爱不释手。因为读得快，来不及思考、咀嚼，结果后来能用上的很少。它们没有成为我的血肉，成为我知识上宝贵的东西，倘若我当年且读且思，以后它们对我的帮助可能就会大些。
　　我读马列主义的著作较早，大概在二十年代后期就接触到了。但马列主义成为我思维上的一种要素，成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不是客观的附属物，是在四十年代以后。当时日军侵略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这个一向被认为是书斋学者的人，也丢下书本，来到前线。那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彻底改变了我，从此我的思想也“活”起来了。再回头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它也跟着“活”起来了，脑瓜子里的思想与从前不一样了。以后，马列主义的书，对我来说，已不是单纯摆在书架上的，而是同我的思想观念、认识结构、乃至感情联系在一起的。我在自己的著作中能够比较真正应用它。
　　现在年轻人的学历、经历和我们那一代人不一样了。解放后一个时期，由于严峻的国际局势，自己关门搞建设，同世界文化沟通得很少。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思想、学说也涌进了国门，一时令人应接不暇。青年人对新事物敏感，这当然是好现象。但也有些青年学生，对外来的理论没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消化，就盲目地追逐，结果让自己的头脑成了外国理论的跑马场。里面即使有好东西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利用，更不要说分辨良莠了。这种情况，应该引起警惕。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些青年人，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几近“不思”、“不学”，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罔”和“殆”的危机。我看是不能这样继续下去的。大家要有清醒的意识，要在读书上多用脑。读外国书如此，读中国书也如此。
　　书，是写书的专家学者记载下来的社会、人生、自然界的情况，或者思想家、艺术家的观念和情感。对读者来讲，它是间接的，是书的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应的记录。对读书人说来，这些记录，都不是自己所亲历感受而得的，它是第二手的知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得到第一手知识。我们既要读人家所写的书，也要自己去体验生活。有了自己的体验，再去读书，那收获就大不一样了。这时，能吸收，也能分辨，能批评，还能增加自信心。刚才说到我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方法，能从一般阅读到应用，就是在我参加了重大的社会活动后，才达到这一步的。强调读书人的实践，不等于说读书得来的第二手知识不重要，因为第二手知识也是真理的组成部分。我的意思是说，读书决不可废，但是不能光凭书本知识。现在的研究生，大都是“三门”型的，有的读书很勤奋，但轻视社会知识；有的甚至搞理论与实践倒挂，结果是妨碍了自己的学术创造力。从我近年招收研究生的情况看，社会实践这一课，还要补的。一些年轻的博士生走上教学科研工作岗位后也感到，只会念书，不懂社会，就很难有出色的学术后劲，更不要说很好地报效国家了。
　　以上，我从正反两个方面讲了读书的方法和道理。现在我以九十多岁的高龄，保证这些道理是正确的，决不是假话和一般的说教。
　　在大学里，学生读书，老师也在读书。老师要教好书，就要多读书，不能天天在那里吃老本，不进步。对大学老师来讲，读书，也牵扯到目的、态度和方法，上面的这三方面的道理，对他们也应该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