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胡戈。
　　 胡戈，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大师胡戈。
　　 从前，有个叫胡适的人，万众瞩目，名满天下。他的朋友很多，从总统到卖烧饼的，都把认识他当作一件光荣的事，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变成了大家的口头禅。我生也晚，赶不上这份荣幸了。还好，现在出了个胡戈，让我终于也能亲口尝尝当年那句名言的味道。
　　 最早认识胡戈是在１９９８年，那时候我对电脑音乐制作迷得昏天黑地，整天在一个叫MUSICLAB的网站混。印象当中，胡戈也刚上那个网站不久，但是立刻就以他的幽默、天赋、胡闹、纯真成为那里的灵魂人物。胡戈的专业是工业自动化仪表检测技术，看上去与音乐制作风马牛不相及。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与电脑和音乐的关系不也是十万八千里吗？据我所知，在那个当时中国最大的电脑音乐网站上玩的人，十有七八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我一直认为，要认识我们这个时代歪打正着，离经错位，重新洗牌的特点，到中国电脑音乐界去混两天就明白了。
　　 那时候，胡戈的职业是湖北电台的主持人（又是一个错位！）。有一天，他在聊天室里说，他到录音棚里去玩，东摸摸，西摸摸了两个小时，把那些混音器啊，均衡器啊，椎子啊，推杆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搞清楚了。我当时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两百多年前的小神童莫扎特的身影。传说中的小莫要他爸教他小提琴，老莫没时间教，他就自己在琴上摸来摸去摸了一个下午，然后就拉了个什么曲子给老莫听，老莫听着听着就哭了。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啊，我们又何必哀叹再也没有莫扎特之类的话呢？
　　 当然，今日莫扎特凭借的也许不是天才，而是时代，一个神奇的，自助的，ＤＩＹ的时代。或者说是一种游玩嬉戏的精神。
　　 有一天，胡戈对我说，他在电台干得烦了，不想干了。我说，不想干就别干呗。他还写了首曲子，曲名就叫“烦”，那曲子听着可真让人觉得烦哪。然后他就上了北京。然后我就在网上看着他在音频技术方面的功力以惊人的速度突进。在所有自学电脑音乐的人中，我可以自认是水平最差的，但是我对各种软硬件本身有特殊的兴趣，毫不客气地认为在这方面有极为渊博的知识。有一天，我突然在胡戈的网站上读到他写的一个相当长篇的武侠小说，里面的角色竟然全都是世界各大音频厂商和设备，讲他（它）们如何各显神通，龙争虎斗。这实在是一部惊人的小说，因为不但显示作者完全吃透了当今电脑音乐的各大主流技术和设备，而且能将之充分地文学化。当真是生花妙笔，趣味横生，足以让任何一个知道这些技术内幕的人掀髯大笑。种种搞怪拼贴，“馒头”的味道已在其中矣。
　　 又过了两年，胡戈终于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天，接到他的邮件，说最近迷上了非线性视频编辑，对Vegas什么的推崇备至，想玩ＤＶ，但是手头没有机子。我立刻说我手头有一台索尼的ＤＶ，乐意提供。现在回想一下，我这下大概真的是对中国电影事业作贡献了。我们约定了星期天在徐家汇六百对面的一家咖啡馆接头。我问他长得什么样子，他说，很丑。
　　 我和太太终于见到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传说中的胡戈。好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我们坐下来，他急不可耐地把ＤＶ拿了过去，开始兴奋地东摸摸，西摸摸。突然，他指着镜头边上的塑料转圈，问我这是什么用的。很惭愧，我玩了好几年ＤＶ，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干嘛的，好像没什么用。他把那圈儿又转了几下，再揿了某个按钮，然后很肯定地告诉我，这是手动变焦的调节圈。
　　 再往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也就不用说了。某一天，我太太惊喜地向我喊到：你知道现在最红的什么什么的作者是谁吗？他就是胡戈呀！我头不抬，眼不眨，毫不感兴趣地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就是这样了。我友情诚意奉劝陈凯歌先生，不要为难胡戈了。这是一个民间英雄登堂入室的时代，这是一个胡戈的时代。没有胡戈也会有其他人冒出来的，没有“馒头”也会有“烧饼”的，挡不住的，随缘吧。

馒头的案子侵权与否，核心争端其实是版权法中关于“滑稽模仿”(Parody)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Parody在美国知识产权法中是个非常大的法律领域，有一套很复杂的判例法。欧洲对于Parody的法律不如美国完善，但是也有自己的相应标准。Parody的基本规则就是：Parody是通过对原作品的模仿、变形、重构，表达出对原作品的讽刺。讽刺当然是对于原作品的一种评论，而讽刺的权利，是作为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受到宪法保护的。所以宪法权利和知识产权冲突的时候，宪法权利优先。

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法律中从来没有过Parody或类似概念，所以法律专家们只能把《馒头》往其他法律条款上面套，通过诸如“是否是合理的研究”、“是否有传播的行为”、“是否从中受益”、“是否给陈凯歌造成了损害”等方面来琢磨这个问题。这些都是辩护策略的问题。胡戈可以选用的策略很多，未必会打输这场官司。

如果说这个案子对中国法律有什么意义，就是暴露了我们的著作权法还不完善，还有还多空子。像遇到《馒头》这么典型的Parody的案件，还没有能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款，让这么个放在美国很简单很清楚的法律争议，在中国闹得风生水起。

陈凯歌这么说倒也是对的。不过现在的争议是陈凯歌会不会做人，而非他有没有起诉的权利。东方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会做人为最高准则的。个人的权利有时必须靠边站。陈凯歌的维权意识更像个不解风情的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