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钟书手稿集之三 作弄傅雷

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那时起，无数的书在钱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有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本。

  《容安馆札记》里有四分之一的外文笔记，据杨先生说：钱先生“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学的”。我的朋友刘铮还在笔记中发现一些希腊文的笔记。不要说那么多种外文，单是英语水平，我也很破，再加上钱先生字迹潦草，所以这一部分所得甚微。但偶尔认出一段话，往往有出乎意料的惊喜。第一百八十五则是读“Spence＇sAnecdotes”的英文笔记，当中又引了《波焦妙语录》（“The Facetiae of Poggio”）里的一则轶事：Giovanni Visconti批评他的秘书所拟的信函草稿，但同一封信重抄一遍再给他看时，他却称赞不已。有趣的是紧接着的一段中文文字：“六年前绛为英国文化委员会译小册，以稿示傅怒庵（傅雷），怒庵谓过于拘谨。绛告予，予以此诀授之，绛如言。怒庵果坠计中，尚沾沾自负为观书月眼也。”杨绛先生在给傅雷的《傅译传记五种》写的代序中曾提到，她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傅雷称赞她，她只当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哪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傅雷是个老实认真的人，如果他知道被钱钟书作弄了一下，真不知要发多大的脾气。

  又一百九十二则说：“余一九三六年夏游巴黎，行箧未携英文小说，偶于旧书肆见‘Diary of Nobody’（忆在Hugh Kingsmill，‘Frank Harris’中睹其名），姑购归阅之，叹为奇作。绛亦有同好。”过了这么多年，他女儿找出这本“Diaryof Nobody”翻阅，钱先生又重读一遍，“益惊设想之巧，世间真实情事不能出其范围”。书中有一人名“Pooter”，报上误植为“Porter”，去函更正，则又误作“Pevoter”。现实中“吴达元见人民日报载教授宣言签名误作吴逵元，去函更正，则又误作吴达之”。最好看的就是这些现实中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