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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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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晚年孙犁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也恰逢一代文学宗师孙犁逝世3周年忌辰。人们在祭奠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战士、同胞的同时，也会更加怀念感谢在战争中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过奉献的人，包括已经故去和还健在的。孙犁，就是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一名“抗日战士”身份开始写作，并很快成为卓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当年，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的《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二》，曾引起文学界和评论界的轰动，并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所熟知。被人们誉为“对抗日军民一首深情的颂歌”的《荷花淀》，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淡雅疏朗的诗情画意和朴素清丽的文字，征服了数不清的读者的心，以至开创了文坛上以这种独特风格写作为宗法的“白洋淀派”。作为一代宗师的孙犁，从上世纪30年代始，迄至本世纪初，在近70年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历练中，完成了“作家学者化”，“真正的作家必定是思想家”的飞跃与升华，成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大师”。
　　这里记述的是笔者对孙犁晚年的所见所闻，以表述对这位可敬的文学前辈的深切怀念之思。
　　
　　“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
　　
　　孙犁以90岁高龄终其一生，而他后半生———53年的岁月时光，蛰居在天津市区陋巷里。1949年春，他随着部队开进天津，分配在天津日报社做一名编辑。30多年的时间里，他“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为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他也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创作环境，开始写作中篇小说《村歌》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以及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1950年至1956年，可以算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回顾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明确地表示，他的创作意图、夭囊约按醋鞯募で楹投Γ荚醋园四昕拐剑暗蔽业募蚁纾庥龅酵獾星致缘氖笨蹋腋宄乜吹搅酥谢褡宓母吖笃分省保蚁绲囊磺校诩杩嗟恼秸铮熬芰丝佳椤薄Ｋ锢缂衬钅歉鍪贝衬钏罟拇遄妥魑锇榈陌傩铡Ｄ鞘弊吖穆罚す氖椋焦男∠切┣拙桌姆缪⒛嗯ⅰ⒓⒑⒕乓灾廖褂型炯涞那橐暧胧だ蟮幕独帧Ｔ谒罄吹男矶辔恼轮卸季∏榫⌒说乇硐止５比唬灿腥纭督蛎判〖贰ⅰ杜┐逅傩础氛饫啾硐痔旖蚴薪脊づ┥畹奈恼隆Ｌ乇鹞廊斯刈⒌氖撬从谕砟甑摹败空∷怠薄ⅰ案蒙⑽摹保淙环从沉艘恍┧摹俺鞘猩睢保嗍桥行缘哪谌荩蛘咴谡庑┱故境窍缟畹亩员戎校飨缘匦棺潘脑靼椤４颖砻嫔峡矗馑坪跤胨鄙俣猿鞘猩畹娜嫣逖楹褪咏堑牡髡泄兀由畈憧矗蚴歉从谒猿鞘械难岱场⒃鞫裼肟志濉?
　　孙犁曾自嘲说：“余之晚年，蛰居都市，厌见扰攘，畏闻恶声，足不出户，自喻为画地为牢。”特别是“文革”中的腥风血雨、地震中的卑劣自私、文坛上的勾心斗角、以及近些年腐败丑恶的世风，都曾使他对城市生活感到厌恶和绝望。可一谈起他的家乡，他就掩饰不住由衷的激情，他说，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从12岁时起，就经常外出，回来时一走到村边，看见自己家屋顶上的炊烟，就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幸福感”。他想过“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然而，后来的生活使他最终认了头：“我绝对走不出这个城市（天津）了。” “一想到这里，就如同在梦中，掉进无边无际的海洋一样，有种恐怖感、窒闷感和无可奈何感。”
　　1988年8月，孙犁从市内多伦道那个拥挤、嘈杂、充斥着痛苦回忆和厌恶情感的大杂院，搬迁到新建的宿舍楼。欣承他函邀，我去他的新居一叙。按着他写的地址，我骑着朋友的一辆破自行车，寻问到位于天津南郊的鞍山西道学湖里一座红砖楼。入内方知，孙老一人在此独居，家务事由一个上了年岁的保姆打理。环顾室内，简朴又干净，很合老人的品性。一张用了多年的写字台，桌面上的黄漆已脱落几大片，连块最普通的玻璃板也没放，几支笔，一方砚，一个烟灰缸。左上角摆放着一个显眼夺目的盆栽罗汉松，我立即想起，老人在一篇散文里提到的“朋友老张”送他盆景的故事，题目就叫《罗汉松》，记得还说这位朋友是“不只游戏人生，而且游戏政治”。靠墙是一排低矮的书柜，设计打制很不讲究，打开蒙着白报纸的玻璃门扇，是码放整齐的全都用牛皮纸包上书皮的图书，我知道这是老人平生最看重最心爱的“财产”。新粉刷的墙上，挂着一两幅拍摄得很不错的照片，是孙老坐在眼前这把破藤椅上拍的。墙犄角处似不经意挂着一幅齐白石的《虾》，那是孙犁进城后，托人购得的名画。但他后来在文章中再提起时，却说：“算不上什么稀世珍品”，现在对它也“兴趣索然了”。
　　孙老对我说，他不常下楼，只是早晚有时在楼群中散步。走着走着，就想起当年打仗时，走过的田野村庄，走过的深山峡谷，那中间是溪水，两旁是花草，很美、很静。可现在眼前到处是人流、车流，排放着废气，环境也很乱。最让老人烦心的是，左邻右舍装修施工，打电钻，凿洋灰地，做木工，叮叮当当，此起彼伏。他说这种情况已持续了一年多了。有时看到进进出出的民工，听到他们每年挣了不少钱，回家又娶媳妇又盖房。“他们活路多了，我心里很高兴，但我很少和他们交谈。我常常在楼上，隔着窗户，看那些民工在整治花坛，在浇水。有一次，看见一个妇女找来一片破席，铺在柳树下，和丈夫、儿子在啃面包、喝白水，他们真的很辛苦。”———孙老动情地说。
　　我问孙老晚上几点休息。他说，我睡得很早，8点多就上床，有一个黑白电视，很少看。躺在床上，睡不着，就听收音机，有时拨到河北台，听到久违的乡音，就格外高兴。现在“很少安眠，总是思念家乡，渴望听到乡音的”。“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这种思乡情绪越来越浓烈，究竟是什么道理，实在说不清楚……”
　　
　　“美丽的梦只有开端，只有序曲，也是可爱的。我们的童年，是值得留恋的，值得回味的……”
　　
　　和思乡情愫并生的是孙犁晚年对童年岁月的回忆与眷恋。孙老说：“如果我也有欢乐的时候，那就是童年。”他在一篇文章里感叹：“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成年以后的欢乐，就常常带有种种限制。”
　　为什么对童年和故乡这样深爱，孙老说，“几乎所有的人都难忘儿时的往事，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
　　孙老回忆说，他是五四运动那年，在村里上的私塾，他刚7岁，父亲对他期望很高，要“成才”，要“光宗耀祖”。但因他自小身体虚弱多病，所以，请私塾先生来家吃饭时，希望老师，在孩子犯错时，可以训责，但千万别体罚，担心他受不住。孙老记得他那时学习很努力，刮风下雨时也不旷课或迟到。冬天，上夜校时，冷风打透棉衣，可他提着一个小玻璃油灯，一蹦一跳地往学校赶，高兴地忘了寒冷和疲劳。
　　孙老说自己后来所以走上文艺之路，是因为童年时受到民间文艺的熏染，“晚饭一过，我们就到街上碾盘上抢地方一坐，听德胜大伯讲《七侠五义》，有一年从外地来了兄弟三人，白天给人擀毡条，晚上老大弹弦，老二唱，演出的《呼家将》，浓浓的西河大鼓风味，让村里人痴迷了三四个月，为了留着他们，村里的几个老书迷，挨家挨户劝：擀一条羊毡吧，冬天铺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村里人善良，讲情面，于是《呼家将》又演下去了。”
　　孙老和文学结缘，起因是从上小学时就喜欢阅读，以至50年来，“惜书如命”，“能安身心”。他最早读的小说，一是《封神演义》，二是《红楼梦》，都是和村里人借来看的，那个借他《红楼梦》的刘四喜，后来被诬抢劫而判了死刑，使他后来多少年一想起就为之叹惜、痛苦。他在儿时认识的许多普通人，结识的一些小伙伴，近些年里，几乎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他深情地说：“少年时的同学，在感情上，真有点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的味道”。一次，提到一位远房妹妹时，他很宽厚地说：“我们都老了，每个人经历的和见到的都很多了。不要责备童年的伴侣吧！人生之路，各式各样。什么现象都可能发生，可能出现的……不管怎样，童年是值得留恋的，值得回味的。”　我发现，孙老每当一提童年的人和事，眼睛里就浮动着一种动人的光彩。话也格外地稠，语音也格外地响。
　　
　　“人在青春，才能有爱情……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
　　
　　孙犁的妻子是位农村妇女。虽是旧式婚姻，但他们二人相濡以沫，走过了漫长的40多年人生路。这期间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和“文革”。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夫妻之间的恩爱，老人记忆很深。他说她是“情义兼顾”，1971年4月，老伴病故，他感到“孤独寂寞”，对于亡妻的怀想加上对故乡、童年的眷念，常常引发他晚年的忧郁情绪。有人曾劝他：妻子生前对他除了生活照顾、生儿育女外，在文字工作上也曾给予他不少帮助，现已年高体衰，应该抓紧时间多写写，但孙犁一直拖延着没有写。因为一想起他们“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时，就不愿再回顾了。但他有一段时间，却几乎每晚都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后来，在一些文章中还是零散地写了一些片段。妻子故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没想到生活发生了许多带有戏剧性的变化，当时正值“文革”中期，那一阵子搞“落实政策”、“安定团结”、“争取更大胜利”。孙犁的处境也有了些改观，先是他被宣布“解放”，又增添了一间住房，发还了被抄的书籍器物，并且恢复了工资，以及一笔数目不算小的稿费。更为重要的一事是，在他“感到单身一人苦闷时”，一位中年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于是他们同居了。可3年后，即1975年又离异了。无疑，这一段虽然短暂却十分沉重的记忆，使孙老后来感到十分失望。试想，在当年那种险恶的境遇下，一个被批判被迫害的老人，在屡遭种种危难（包括后来妻亡）之后，需要寻找一位（包括异性）知己来成为自己倾诉和慰藉的同伴，这也不足为怪。此前，孙老在短短的一年多中，曾给这位经人介绍相识的远在江西的女士写过112封信，“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因此，“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可是，到了今天再回想起来，“已经无法解释了”。于是，从这件事完后，他理智地决定，不再考虑“续弦”了。“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读点书，写点文章吧！”老人说。

　　熟悉孙犁作品的人都会体悟到，在他笔下活跃着的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农村青年女性，都极富有光彩：善良、勤劳、美丽、真挚，也很勇敢、热情。都会明显地感到孙犁对她们由衷的赞赏和喜爱，如：水生妻（《荷花淀》）、春儿（《风云初记》）、妞儿（《山地回忆》）、九儿（《铁木前传》）等等。他自己曾明言，他是“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甚至“佩服到五体投地的程度”。联系到孙犁本人多情善感、美学理想和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伟大的《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等文艺作品对他的巨大影响，就不难得知，他对女性一向予以关注、欣赏与赞美，进而认识她们、结交她们，然后把她们写进（塑造）自己的作品中去，再自然不过了。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认知，孙犁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出色而可爱的女性，正是作者日常生活中那种真诚的友爱和情爱情结投射的结果。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1991年时，孙犁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怀念当年他在延河边曾共同散步的学生———梅，他们虽然承诺“缔结同心”，但幸福却擦肩而过，直到前一年，面对一直和他联系和给予暗示的梅，他表示：“老了，什么也谈不上了。”
　　1958年，在青岛休养期间，和一名热情的护理员———一位朴实羞怯的山东姑娘有过短暂接触，虽然在分吃一个无花果时，他格外注意到了她的“皓齿红唇”和“嫣然一笑”，但几天之后，则认为不过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的“感情上的纠缠”而已。事过多年，他仍记忆犹新。老伴去世后，孙老还给她写过一封信，可没有得到回信。
　　90年代后期，孙犁写的随笔短文集《书衣文录》，也有几则文字所表述的含蓄、隐秘，至今难以为人破译，而作为对作家本人创作心理和生活阅历的研究，它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可看几个片断：
　　（一）……2月4日下午，余午睡，有人留柬夹门缝而去，亦聊斋之小狐也。（1975年）
　　（二）……晨5时半起，……至鞍山道口，门牌鲜明，门户未启，仰视楼上，窗帘花丽。主人未醒，往返徘徊……（1975年）
　　（三）在短短的三个月中，你在我的感情的园林里，形成一棵大树。你独承的阳光，浓阴布地，俯视小草。（未知日期）
　　后来，他在80年代写的《海鸥》和《老树》等诗歌中，以“海鸥”和“少女”互喻，以“老树”自喻，一再地倾吐着他内心对异性的赞美和思念之情：“阴晴不定，风雨不止，/我的处境很是艰难。/同居一室的人也走了，/少女也不再来了，/小表还是不声不响……”
　　还有，在《灵魂的拯救》中，他吟诵道：“在小小的西窗下/她兀立不语/容光照人/芬芳四溢。”
　　甚至到他70岁时，他依然激情地唱出：“最后成为我心中天使的/就是姑娘你/你是当前美和善的化身/我生活中的阳光雨露……”
　　老人自己曾坦率地承认：“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这些美好的东西，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随着她们的为生活操劳，随着人生的不可避免的达尔文规律，逐渐减少，直至消失。我，直到晚年，才深深感到其中的酸苦滋味。”孙犁，同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文艺家———如托尔斯泰、曹雪芹一样，置身一个近于恒定的男权社会中，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中，都对真正体现人类真善美的女性，投以真诚的关注和赞美，而对她们的远逝和不幸的命运，有着难以释怀的留恋和哀叹！我看晚年孙犁的心态和作品就是如此。
　　
　　“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我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
　　
　　孙老在90年代初，给我的信中说：“我年老多病，近年已经很少写作”，后来从他发表的文字和听到的传闻中，也一再获得这类信息。他迁入新居，不和子女们住在一起，算是有了“一个人的天地”。他有时一天不出屋，整理、阅读自己的藏书。自“文革”之后，用牛皮纸给每本书包上书皮，一度成了他喜欢的“工作”，然后再或长或短地写些随笔。他称自己在暮年对书籍的挚爱、呵护为“黄昏之恋”。老人酷爱读书和书籍，几乎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他说：“能安身心，惟其书乎！”“惟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发现书有脏污，他就认真揩干净，书有折损，他就细心抚平修补，还学习马温公，看书前一定洗净双手，看过后，把书轻轻置于书柜里。
　　与此同时，老人常常闭门谢客，从不主动结交官场人物，远离人事纠葛，不参加文学圈子里的各种会议、活动，也不欢迎作者到自己家里来，愿意保持一种单纯的文字之交为好，甚至家里长期不安装电话。
　　然而到了1993年5月，正当他要度过自己80岁生日的时候，却因病住进了医院。后经天津名医会诊，及时进行了胃部分切除手术，去掉了病灶，算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困扰老人多年的疼痛、腹泻和便血之苦。令人高兴的是，手术半年后，80岁的孙犁康复甚好，在家中生活可以自理了。每天练练笔，给朋友们写写短信，一时觉得“思路如常，文字尚无大碍”。他打算，春暖之后，可以写写文章了。我记得，在1994年夏秋间，我在孙老常发表文章的《新民晚报》和《羊城晚报》副刊上，读到了好几篇精美而朴素的“孙氏散文”。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其中几篇“读书记”，是关于对古代画论，如《画法要录》、《画鉴》、《宣和画谱》、《石涛画语论》等的讲析和见解，深刻精辟，而文字依然是那样质朴清新！有一篇文章竟长达7000多字。
　孙犁说：“无论什么著作，凡是有实践经验的人写的，如果他是一个诚挚的人，不存自欺欺人之心，这书一定有价值，可借鉴，能流传。”“凡是鉴赏家、收藏家的话，都不及画家本身的话动听感人。”等等。谈的虽然是画，见解深刻又何止是画呢？
　　这一年多，他除了写文章外，也加强了和友人及一些青年作家的联系，给他们写了不少信，谈文论艺，互表关怀。此外，他对练毛笔字，也显示了从未有过的热情和兴趣。他说他实际是很“不会写字”（指“书法”）的，但前几年，好多人要他写，也就写了不少，很不好，很后悔。所以后来，就注意一笔一画地写，规规矩矩地写些楷字。我问，您过去专门练过什么碑帖没有？老人说，我曾经收藏过不少好碑帖，比如原拓的《三希堂》，“文革”抄家时，丢了。此外，还有原拓《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唐人写经”我也买过，很喜欢，照着写过。“我过去更比较喜欢欧（阳询）字，方正削刊，很有风骨。”聊得很投机时，我就贸然张口，说，有时间的话，请您给我写几个字吧！老人听后，却没有言语……
　　孙犁晚年也有些许欢乐和激情，但他情绪的主色调还是忧郁、惆怅的。读他的文章，听他谈话，总觉得老人内心深处是沉重的、痛苦的。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的人生经历是丰富的、对人生感悟是深刻的。作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更是如此。我更高兴地看到的是，在他朴素的衣襟后面，有一颗搏动不息的心在显示着生命的坚韧和力量，这使他在暮年的写作中，超越了自我，战胜了命运的摆布。
　　孙犁晚年著述勤奋而丰赡。据有关研究者统计：1976年时只有一篇散文发表，1977年后，作散文、诗、文艺论文就增至十余篇。以后每年陆续增加，并陆续出版散文集，力作颇多。从结成的《晚华集》到《曲终集》，字数达130万字之多。后总其成，名之为《耕堂劫后十种》，即由10本散文集组成一部大书，前后断断续续，历时有18年的时间。从文学史上看，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即是“文体家”，孙犁在当代文坛创造了独特的“耕堂文体”。可以说是自鲁迅、沈从文之后，是孙犁又接续了卓越的一环。他的文字将垂范后世而无疑。
　　80余岁高龄的老人，用精粹优美的文字自道：
　　晚年文字，已如远山之爱，既非眼前琼林，更乏步下芳草。非时下之所好尚也。
　　……念人事之无常，叹文章之何有？悼侪辈于生前，垂空文于身后。是亦可哀伤，而无可奈何者也。
　　但他又表示：
　　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我没有想再得到什么，只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累赘”
　　
　　如前文所述：孙犁晚年尽管孤独寂寞，但同时也是平静的。他不参加任何活动和会议，不介入任何“圈子”，甚至发表文章，出版文集，也只和极少的、固定的单位打交道。但万万没想到，1992至1994年间一次意想不到“文字论战”打破了这位被称为“与世无争”“与人无憾”的“文坛隐士”的平静有序的生活，他意料不及，激动的情绪使他一连气写了8篇文章愤怒地驳斥对方。
　　事情是这样，孙犁对陕西青年作家贾平凹一向赞赏，多次与之通信，鼓励和支持他。1992年时，贾平凹创办了《美文》杂志，曾写信派人赴天津向孙老约稿，孙老在给贾的回信中，谈及当时的散文创作，说到即便有些“名家”，也不注意语法修辞。为了举个例子，就随手拿起手边一份南方某省办的“周末类”报刊看，正巧，有一句很打眼的话出现在他的眼前，于是自然而然摘引了，并说：
　　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论美文！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他本意是肯定，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

　　贾平凹主编即把此文登上了《美文·创刊号》。不久，又被几家别的刊物选载……这一下，可惹了麻烦，大概是那位“连用了三个否定词”的作家以为孙犁是故意讥讽他，让他难堪。于是，很快写了一篇名为《智慧之美》的长文“反击”孙犁，发表在天津的一家晚报上，又在天津另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要么回家要么闭嘴》，这是借用当时球王贝利的一句时髦话，来喝斥孙犁“闭嘴”，这还不完，又接着写了好几篇类似文章。孙犁看到后，没有表示什么，但心里已很不平静了。1994年4月间，孙犁在和去看望的三位作家谈到此事时，表示：自己当初没有什么恶意；不过倒想看看那位作家有没有胆量把这句话不改动收进文集里去？在场一位作家表示要写文反驳，孙老劝阻了他。然而，事情没有终止，对方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让孙老睡不着觉了，从8月15日到9月20日一个月的时间内，他连续写了8篇文章“反击”，他是真的动气了。老人这一举动，也真是“前所未有”。
　　看来孙老犯了个“经验主义”的错误，他曾想起建国初，语言学家给作家们（包括孙犁本人）指正文章中的病句，批评都是指名道姓，改过了就完了，既不纠缠，也无论战，大家都很真诚，也都很宽容，而现在，“偶然指出他的一个病句，便怒火冲天，连续写文章，攻击人家。整整三年了，还未停止。”
　　孙老在一次反驳对方的文章中说：
　　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些，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
　　孙老又愤怒地反问：
　　文坛乃人民之文坛，国家之文坛，非一人一家一伙人之文坛。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注视它，这能禁止得住吗？不许人盯着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对方奚落他“下楼腿软，迎风流泪”，老人激愤难抑地驳斥说：
　　我虽然身体不好，但两条腿，因为当年的锻炼，一直很好，不只下楼如履平地，而且走路健步如飞。眼睛，虽然有人观察过，说得混浊，但视力颇佳，现在还可看新5号甚至6号小字，更没有迎风流泪的毛病。……尤可使及一些人失望的，是去年大病手术之时，经权威医生鉴定：我的心脏、血管、肝、胰、胆，都出乎意料的好，不似八十岁的人，而像六十岁。因此，专家预测，可跨世纪……完全可以再和这些人周旋一段时间。
　　在一篇文章中，他感慨万端地写道：
　　我每天兀坐在楼台上。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我没有想再得到什么，只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累赘……我时常想起青年时的一些伙伴，他们早已化为烟尘，他们看不到今天，我也不替他们抱憾。人有时晚死是幸运，有时早死也是幸运！
　　如此激愤，如此悲怆，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状，我可以想见，老人内心受的伤害该有多大！在他暮年有限的时日里，是否一直咀嚼着这种苦涩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呢？我后来无从所闻。因为那几年，我也屡遭磨难，后来和孙老几乎断了来往。不过我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到了1995年下半年后，老人在身体条件还许可的情况下已不再读书，不再写作，不再接待客人，包括他熟悉的朋友、读者。他不拆来信，自然也不回信。他常常在屋里久久枯坐，甚至不理发、不刮脸……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但是时间会渐渐沉淀生者的痛苦……”
　　
　　在我相识相交的文化前辈中，孙犁老人是我最为敬重和崇仰的一位。京津相隔不远，但我常常抑制着自己前往看望老人的念头，为的是不打扰他的安静。好长一段时间，我给老人写信、寄书，却不见一字回音，可我并不感到缺憾什么，因为老人不管怎么做，都是有他的道理和缘由的，但我对他的健康、生活和心情，却无时不挂记在心。大概是在1994年秋冬之间吧，我忽然接到孙老寄来的信，拆开后，看到的是一纸用毛笔书写的近体诗，五言绝句，此外并无其他文字。诗是：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孙老为什么给我写这样一首诗呢？这四句20个字的寓意是什么呢？至今我不能说得清，但我已无机会去求问他了。
　　后来，听说老人住进了医院，更是谢绝所有探望者。一住就近5年的时间。据说他的神智时而清楚，时而迷糊，处于半睡醒的迷离状态，听护士讲，他偶尔吐出一句半句，都是那零碎的久远的记忆……
　　2002年7月11日，老人无言地走了……

作者：赵天琪来源：《纵横》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6-01-14 20:23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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