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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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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人非草木话《诗经》

　　近来国内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极之重视，对于《红楼梦》问题的热烈讨论，是大家都早已知道了的。各种文学古籍也大量重新印行，其中除铅字的普通版本外，还有影印的手稿本，如《脂砚斋评红楼梦》及《聊斋手稿》等，香港都早已到过，线装加函，都是极之精雅。各种文学或艺术性杂志，也经常发表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北京的《光明日报》，更每周有一期《文学遗产》专刊，单单对李后主的研究，就已发表过数十万字的论著。这不但古人有知，九泉微笑；抑亦今人有幸，开卷神愉也！

　　因为古典文学比较深奥，不是一般初学者所易于窥探，但一般人阅读的兴趣又很高，所以最近国内又另有不少人专力去做古籍的翻译工作，把古奥的文字译成现代语言，方便一般人的阅读，其中《老子》、《庄子》等，甚至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可见其重视了。

　　因为鼓励“百家争鸣”，所以一书又不止一译，而让各种译本都印出来，供大家参酌研讨，比方对于《诗经》的选译，目前在香港可以买到的，就已经有三个译本及一个选注本。它们是陈子展的《国风选译》、余冠英的《诗经选译》、李长之的《诗经试译》及余冠英的《诗经选》。我把这些书都买了下来，对比地去读了一下，觉得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也各译有各译的妙处，这样互相参看，不但增加了对《诗经》的了解，也增加了对文学的兴趣。

　　这几本译文，都是逐行与原诗对译的。排版上，陈、余两译是上下（直排）或左右（横排）对排，李译则原诗排在译诗的后面。余译与李译同有一个特点，都在题下有一段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的文字，特别便于初学。陈译则题下列出诗分几章，每章几句，诗后再附“注释”和“题解”。李译和陈译的注释，除了自己的解释外，凡是引述人家的，都注明出处。余译则直接采择，不注出处。我觉得各有长短，只重引述较为繁杂干枯，只是直接采择则读者难知来历，只能接受译者一人的采择，而不能参酌各家，借供斟酌。但对于初学者而言，由译者直接采择一种解释，又较为直捷简明，只怕采择得不当，就易于以非为是，也有坏处。所以最好是各本都读，众长共取，因为对于《诗经》这部中国上古的诗歌总集，自来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的。

　　讲版本印刷的漂亮，译文的口语化，形式的接近歌谣，我觉得是最近出版的李长之的《诗经试译》最好。但余、陈两种译文，也有些特点，陈译力求文字上的忠实，有时却有点牵强晦涩，但“注释”和“题解”都特详。余译有时似太“放手”，近于“意译”。

　　有一点很妙，大概因为《关雎》是三百篇之首，所以他们开首都译了这一篇。现在我顺手抄下他们的两段译法，大家可以从此体味到各人的一些特点。原诗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对于分章，他们三人有异有同，标点上亦有差异，这也代表了他们对诗意的一种了解，这里的标点从李译。李、余均分四句为一章，陈译则以八句为一章。大家都是每句作一行。）陈子展的译文是：“参差不齐的荇菜，随手去打捞它。幽闲贞静的好女子，梦魂里也追求她。追求她不得，梦魂里相思更切。想她呀、想她呀！翻来覆去如何睡得？”余冠英的译文是：“水荇菜长短不齐，采荇菜左右东西。好姑娘苗苗条条，追求她直到梦里。追求她成了空想，睁眼想闭眼也想。夜长长相思不断，尽翻身直到天光。”李长之的译文是：“水里荇莱像飘带，左边摇来右边摆，苗条善良小姑娘，睡里梦里叫人爱。寻来寻去没寻着，起来躺下睡不着，黑夜怎末这末长？翻来覆去到天亮。”我觉得李译的形象较多，感情也较缠绵热烈。

　　《关雎》的第一句“关关雎鸠”，陈译为“关关叫着的雎鸠”，余译为“水鸟儿闹闹嚷嚷”，李译为“关关叫着大水鹰”，自以余译为有气氛。此外，我又记起一事，国内新出高中《文学》课本注解“关关”两字，只道是“雎鸠的鸣声”，近有人在上海《文汇报》上写诗来提出意见，那诗道：“解释雎鸠作爱鸣，意嫌简化未云精，前朝夫子能深究，已审关关是‘和声’。”我极之同意这个意见，而觉得陈、李、余三译及高中课本的注释都太简化了。那位写诗的人所指的“前朝夫子”，乃是汉代的毛亨，《毛传》说：“关关，和声也。”试想，眼见河洲中有雎鸠在和鸣，触景生情，对那“窈窕淑女”更生“寤寐求之”之想，岂不是更合人情吗？否则它们叫它们的，你想你的，又有什么相关？物我有情，而竟不能有感，人岂草木哉？所以我也宁说古人先得我心也。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6-02-16 20:26 | 60 楼

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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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诗”与情

　　前次我谈了一下那几本语译的《诗经》选本，有几个朋友觉得有趣，都说要全部买来看看。我又再把那些书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事讲给他们听，有人又说：“你何妨在随笔里再来一篇。”我觉得也可以再胡扯一下。

　　那三个选本里所选的，大部分是情诗，这是它们共同的特点之一。不过对于情感的看法，各译者有时却有些不同，其中感情的浓淡，气质的参差，看来也颇有意思。比方《关雎》一诗的最后一句“钟鼓乐之”，余译为“娶她来钟鼓喧喧”，陈译为“用钟鼓去欢乐她”，李译为“钟鼓迎来好喜欢”在这三个译法之中，我最喜欢陈译，因为爱一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凡是碰到什么好东西，都首先想到给她一份，这样的深情是动人的。情深不深，这也就是分际。爱情本来是两个人中间的事，什么都先想到对方，这就差不多了。而余李两译似乎都只想到做“新郎哥”那一阵的高兴热闹，感情反薄而不厚。李译所引原诗最后一句为“君子乐之”，与众不同，与其译意亦未尽贴和，不知何故。

　　对于《隰有苌楚》一篇，余陈的看法与李长之的看法大不相同。余冠英在解题里说：“这是乱离之世的忧苦之音。诗人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都是可羡慕的了。”陈子展也认为“这是一篇悲观厌世的诗”。他又引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的相同的看法，，并同意郭说“这种极端的厌世思想在当时非贵族不能有，所以这诗也是破落贵族的大作”。但李长之却认为“这是爱慕一个未婚的男子的恋歌”。这两种看法的相差，就不止“毫厘”，而是“千里”了。我是宁从李译。因为既然把“夭之沃沃”的“苌楚”译作“你是多么少壮啊多么美好”的“羊桃”（余译），或“细嫩的而又肥美”的“羊桃”（陈译），而诗人又歌之再三，要说他极端厌世，似乎很难讲得过去。他们三人的译意中，只有第一章的最末一句“乐子之无知”发生了分歧，余译为“可喜你无知无觉”，陈译为“喜爱你的没有知识”，这是与他们厌世的理解相合的。但李长之却译为“冒冒失失我喜欢”，他把诗人的对象理解为一个未入世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是人本身则是一个渴求佳侣的人。我又觉得，诗中“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的三个“乐”字，解释为羡慕也没有解释为喜欢的自然，所以我觉得李译较合情理。

　　另一篇《出之东门》，余译认为诗人的对象是那位“装饰朴素的姑娘”。李陈两译都认为诗人说的是自己安贫守俭的妻子。我觉得后说为是，特别是李译的朴实深厚，更能传达原诗的感情。好在只有十二行，不妨抄在下面：“出了那个城东门，瞧见成群女人像彩云；成群女人像彩云，就是系不住我的心。白绸褂儿青围巾，我还是爱我那穷女人。一走走到大集上，瞧见大帮女人像鲜花；大帮女人像鲜花，我也不去思念她。白绸褂儿红围巾，我还是爱我那穷女人。”可说情直而真。说句笑话，对那些未讨过老婆也未知道家庭味道的年轻小伙子而言，恐怕还是“爱靓如爱命”的多，说他们会独爱“缟衣”，连我都有点不相信呢！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6-02-16 20:28 | 61 楼

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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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有关《诗经》的种种

　　一读者先生：

　　关于最近出版的《诗经》选译本及注释本，我在本栏里所提的共为四本。现详列其书名、译者、出版者、出版年月及香港售价如下：（一）《国风选译》，译者陈子展、上海春明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版，售三元八角。（二）《诗经选译》，译者余冠英，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售一元八角，（三）《诗经试译》，译者李长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售价二元六角。（四）《诗经选》，选注者余冠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售一元九角。最后一本只是选注本，并不是译本。此外我没有看到其他的译本。但在国内的杂志报章上也见有另外的人零星译过，但似未成书。上述各书在大道中一七五号“新民主出版社”及大道中五十四号二楼“三联书店”都可以买到，他们星期日照常营业，你平时没有空，星期日去也可以的。

　　吴爱诗先生：

　　我在本栏里所写的对于几个《诗经》译注本的意见，只是我个人的偏好，我不能告诉你应该买哪一本，因为它们各有长短，我很难替你打主意，如果你限于经济能力，最好有空时自己到书店去翻翻，买你最喜欢的。

　　我对《诗经》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更绝对没有“学问”。“学问”二字在我看来是很庄严的，只有那些能成一家言的人，才可以说“有学问”。像我这样的程度，即使说“有学识”，也还是胆大狂妄。最多最多只能说对古典文学“有一点点常识”。找这样说，绝对不是谦虚客气。《诗经》虽然只有三百零五篇，如果我能由头到尾，每一个字的读音都读对了，在目前，我对我自己已经满意，所以你要我“指示”学习方法，老实说，我是不敢当也无能当的。在陈子展的译本和余冠英的选注本上，都有一篇对于《诗经》的简单介绍，你可以去看看。最近古籍出版社又把《闻一多全集》中的《古典新义》作为单行本出版，香港的书店也已经有得买，那里面有《诗经新义》及《诗经通义》两部分，都可以参考。至于自来有关《诗经》研究的书，可以说卷帙浩繁，这在陈于展译本的《导言》中，主要的都有列举，你也可以参看。

　　上述三个译本和一个选注本所选的诗篇，均以“风”占多数。陈译本“实”如其“名”，只是独选“国风”，“雅”和“颂”都没有选。余译本除了“风”之外，也选了一部分“小雅”。李译本选的也是“风”和“雅”。只有余冠英的《诗经选》，才选了两篇“周颂”。“风”是各地方的乐调，“雅”是周人所认为的“正声”，“颂”则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故就其生活气息而言，以“风”为最多最浓，人民的心声自然也最丰富泼辣。“雅”已经比较“正人君子”了，但较庙堂之“颂”，所表现的生活内容还是多得多。所以“风”与“雅”是《诗经》的精华。译注者均以“风”为主要对象，想即由此。

　　另一位一读者先生：

　　你叫我译一两篇《诗经》给你看看，以我的修养，绝对不会译得如你所望：“较他们更好”，所以不打算译了。金庸和梁羽生两位以前替我吹嘘，说我对新旧文学有修养等等，你就作为武侠小说的描写看吧，如何？

　　把中国的古文译成现代语，这也并不是易事，也不见得就比把外国文字译成中国文字容易。其中特别是文学作品，更是如此。怕你不信我低能，而以为我只是不从尊命，我把一件小事告诉你：我曾答应一间书店弄一本《古文选读》之类的小书，选了一些记叙文，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把原文译成现代语，当初以为很容易，但在工作进行中却发现了许多困难。比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该是很普通的吧，可是对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那“黄发垂髫”四个字，就颇难住了我。最简单明白的译法，就是“老人和小孩”；而若对衬上文“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两句，恐怕又以泛译为“老的小的”为妥；但原文那具体生动的形象不给我糟蹋光了吗？若译作“头发衰黄的老人和额前垂发的小孩子”，你不骂我“脱裤放屁”吗？总之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只可付诸一叹！我相信你比我聪明，你也不妨译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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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17 19:59 | 6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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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乾亨行·杨衢云

　　陆丹林在《中山先生在香港》一文中，提到当时兴中会的总部设在香港史丹顿街十三号，挂的是“乾亨行”的招牌。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就按址去看了一次。

　　史丹顿街就是坚道中央差馆下来左手边那条横街（一般人叫师姑街），门牌的第一号就从奥卑利街这一头数起，十三号是在向着太平山那一列的。这条街的房子都已相当陈旧，全是木楼，二、三楼的骑楼很窄，有着生锈的铁阑干。但我不知道从乙未年（即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失败后第二年）到今，那条街的门牌有没有换过，所以现在的十三号，是否当年的十三号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的史丹顿街十三号，房子不大，横面恐怕只有十八到二十块花阶砖这么宽。那天我是在晚饭后去看的，那房子的下层，门楣上有一块横额，写着“永善庵”三个大字。窗间的铁网上，挂着一个小镜框，写着“四代专医麻风红晕血癣，女医士陈棣华白”等字。有几个尼姑在电灯下打麻将，其时正在人人用神，也人人打得眉飞色舞，我不禁为之失笑。为何失笑，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我相信凡是怀着与我相同的心情而去，而又看到同样情形的人，难免都会有同感，如其不信，不妨试试看。

　　按孙先生乙未年由檀香山返港，是在正月初旬，当时他与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尤少纨等人，共谋扩大兴中会组织。而孙、陈、杨、尤四人，即大家所称的革命“四大寇”。当时香港有一个“辅仁文社”，孙先生等因为社员杨衢云、谢缵泰等平日宗旨与兴中会相近，就与他们接洽组党，杨衢云等都赞成，除杨、谢两人外，初期陆续加入的还有黄永囊、周昭岳、欧凤墀、余育之、徐善亭、朱贵全、丘四等数十人。孙先生等租定了史丹顿街十三号为总会所后，在正月二十七日开了一个成立大会，仍称兴中会。孙先生手撰的《兴中会宣言》，就是那时候发表的。“乾亨行”后来因有暗探窥伺，乃于八月初八撤销。

　　“辅仁文社”当时是一些有志侨商所组的俱乐部，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曾设会所于百子里一号二楼。杨衢云是福建海澄县人，原名杨飞鸿，衢云是他的别号。他曾在湾仔书院做过教员，又做过招商轮船公司香港局书记长。与孙先生认识时，他做的是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那时候，是孙先生在雅丽士医士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他们时相过从，才有了后来的合作。乙未年孙先生等计划在广州举事，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即由杨衢云负主要责任。到了庚子（一九○○年）秋间，杨衢云终被清朝官吏派人暗杀，所以有人称他为“第七十三烈士”。

　　近据《新晚报》载，杨衢云的墓在跑马地香港政府坟场（即红毛坟场）内第四地段，编号八三四八，尚留无字断碑，只有野花小树为伴，追怀先烈的人，可以去凭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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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17 19:59 | 63 楼

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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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老《大公报》的《闲评》

　　手边有一册四十五年的《大公报》合订本，这在中国报业史料上，也可以算是古董了。距今四十五年前，亦即一九一一年，那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那是清宣统三年，亦即清朝统治被推翻的一年--辛亥。打开这册古董，看看几乎半个世纪以前的新闻与其他文字，有些确实相当有趣。

　　这一册合订本与目前的报纸合订本大不相同，它是用光面纸印的，内文全部四号字，所以每一个字如目前报纸上一栏标题所常用的字那么大，看起来甚省目力。印的不是双面而是单面，每一张折成两面，边上有报名、报纸号数及页次，有如普通的线装书。高度足有十英寸，煞像常见的“通书”。当时每日出纸三大张，每张六页十二面。看报头页的价目表，本埠报价时每月小洋六角，每份零售二分。那时恐怕还没有直接派报，所以报名下有“订阅报价先付，否则概不寄发”的字样。那时的所谓“本埠”就是天津，《大公报》的馆址是在“日本租界旭街四面钟对过”，这就是《大公报》的发祥地，一直到最近迁京之前，《大公报》的馆址都是这个地方。

　　我手边的那本《大公报》合订本还另有一层史料价值，因为封皮上还有英敛之写的报头，英敛之原名英华，是旗人，亦即老《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

　　翻开这册《大公报》，使我最感兴趣的是那里面的《闲评》，很精短，很泼辣，很锋利，有时也相当幽默。它针砭时弊，讽骂官场，文字固然风趣，立论也不乏精辟之见，我想，如果那时候也有“杂文”这东西，这就是很好的“杂文”。我又想，如果香港《大公报》今日版面上能有类似的东西，担保还是可以叫座。现在我想做以下“文抄公”，抄两篇在下面，加以标点，以飨读者。当时报上不可能有标点符号，而且连断句也是没有的。此种《闲评》没有题目，如果一天有一篇以上，则用《闲评一》《闲评二》以别之，这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下面是宣统三年三月初二的《闲评一》：
　　“英据片马一惧，俄争蒙疆一惧，葡占澳门一惧，法侵滇南一惧，日本经营东三省又一惧。长公子充钦使一喜，少公子娶妇一喜，女公子出阁一喜，次公子纳妾一喜，满朝文武齐来上寿又一喜。此老胸中忽而惧，忽而喜，正如十五个吊桶，七个上八个下，不知是好过还是难过。然而揣度此老心理，究竟惧是假的，喜是真的，惧的是无关痛痒的，喜的是窝心着肉的。”
　　我读此短文，极佩其刀笔，它在短短百数十字中，把此老骂得痛快淋漓，挖苦得到心到肺。其中把国与私，惧与喜，反复使用，层层推进，笔法极之老辣。而头一段的“据”、“争”、“占”、“侵”、“经营”等字，也用得字字不同，也字字斟酌，作者胸中须有丰富的词汇，才能臻此。

　　下面是同年三月初三日的《闲评二》：
　　“屡屡试产之新内阁，盛传于今日发表。一般望治之徒，以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揖送不负责任之旧军机，欢迎大负责任之新内阁；今日何日，试千载一时哉！然吾料内阁制度虽改头换面，而内阁中之人物，除旧军机外必无余子，正如夏姬嫁申公，名为一对新人，实则双双旧货，虽鼓乐喧天，盈门贺客，夫亦何乐之有！”

　　作者词锋锐利，字句铿锵，读之一气呵成，使人极之畅快。其中如“不”负责任之“旧”军机，“大”负责任之“新”内阁，“一对新人”、“双双旧货”、“鼓乐喧天”、“盈门贺客”等等，由他正反排比一番，意义声情，不觉都更突出而生动，真妙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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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18 20:52 | 6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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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不亦快哉！

　　前些时写了那篇《老<大公报>的<闲评>》，有些朋友读后，认为那些《闲评》精短锋利，确是一绝。又有些朋友说那是手榴弹式的文字：因为篇章很小，而破坏力却相当大。都说不妨再介绍几篇。我又把那四十年前（辛亥）的《大公报》翻了一翻，发现有几篇谈及当时官场“乌龙”的，引述的情形是光怪陆离，乌烟瘴气；评论的笔锋是生猛辛辣，人木三分；读之不禁叫绝，不禁笑倒。

　　下面的一篇《闲评》，是关于防疫与开烟禁的。评曰：
　　“奉省因疫气流行，将开烟禁。以毒攻毒，以鬼逐鬼，的是妙想。
　　“但左也是个鬼，右也是个鬼，假使二竖子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一居膏之下，一居肓之上，则疫鬼未去，烟鬼又来，烟鬼既来，疫鬼更多，赫赫陪都，变成鬼方之国，吾不知该省官吏日日与鬼为伍，又将何法以处此？”

　　有人叫霍乱做“虎疫”，又有人叫鸦片烟做“打老虎”，四十年前的以毒攻毒，亦可以叫做以虎打虎。但我不知道“打老虎”一语的来历如何，不知道与四十年前开烟防疫的事有无关系。

　　下面的一篇，骂官场之只顾声色犬马，不管国计民生，骂得非常痛快。评曰：
　　“今日者，边事棘矣！外患深矣！上而国计，下而民生，亦疲惫至于极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非歌舞升平之日也。乃观本埠官场，犹然恒舞酣歌，盘乐饮酒，今日李公祠，明日李公祠，霓裳一曲，醇酒千杯。岂将借以粉饰太平耶？不然，何兴高采烈如此也？
　　“天津如此，各省可知；各省如此，京师可知。快哉官场！趣哉官场！
　　“吾于此而羡我国之官场最有体面！吾于此而又叹我国之官场大无心肝！”

　　《闲评》作者之所谓“京师可知”，是有他的根据的。过了几天，又有一篇关于北京官场的《闲评》如下，而且有名有姓：
　　“北京某邸连日召名优进邸演唱各种得意戏，畿辅某督亦连日召名优进署演唱各种得意戏。
　　“谭鑫培也，杨小楼，韩紫云也，朝歌暮舞，其乐无极。
“刘鸿升也，何翠宝也，三娥也，朝歌夜舞，其乐亦无极。
　　“巍巍相王，赫赫制府，不谓于楚歌四面中，有隋炀帝汲汲顾景之意？
　　“呜呼！内外同心欤？冰玉双浑欤？”

　　那时候不但有“疫”，而且有“灾”，而当道不出钱，反借此开捐索款，所以又有《闲评》曰：
　　“昨见江皖灾民图所呈饥民形状：生者倒路侧，死者填沟壑，伤心惨目，殆不忍言！
　　“昔郑侠绘流民图献之神宗，神宗为之动容，下责己诏，且罢秕政。今此图未识有人能上达天听否？
　　“吾闻京师王公贵人，日事游乐，声色犬马之需，不知几千百万！使肯稍节滥用之钱，以作赈饥之用，其造福宁有涯耶?
　　“或日：朝廷已开赈捐，为饥民筹生计矣。不知时至今日，凡有钱者皆已入官，凡有官热者又苦于无钱，不见前日报效而得优奖者，仅刘承幹等十一人乎？
　　“然即此十一人，亦未必非世家官族也。故欲行慈善之事，仍必望之贵显之人！”

　　想来那时候不但捐官买官不出奇，而且很多人在“走内线”，所以有一篇《闲评》曰：
　　“某副都统由厚赂某福晋而得；
　　“某校总监督由跪求某少奶而稳；
　　“某方伯之鬻缺卖差，定价于某姨太太之口：
　　“某侍郎之招权纳贿，得力于三五美姬之手；
　　“须眉男子不如巾帼妇人，观以上数事而犹谓中国之女权不振，夫谁信哉!”

　　下面的一篇《闲评》涉及广东。果有此奇人，果有此奇事，又复果有此奇评，真不能不使人喷饭也！《闲评》曰：
　　“广东刘令一月三睡，一睡五天。人皆奇之；而刘亦因此撤任。
　　“吾以为此不足奇。凡人昼作夜息，孰非睡时居其半，醒时居其半？刘令异人之处，在以趸’而不以‘零’，其时间固犹是也。所可恨者，彼醒时之十五天，旦夕以吸烟为务，置公事于不顾耳。
　　“虽然，今之官吏，其起早眠迟、汲汲不遑者，孰不如梦如醉，置公事于不顾哉？然则若此辈之假醒，反不如刘令之真睡。”

　　此人此文，此文此人，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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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18 20:52 | 6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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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诗作对之类

　　和梁羽生谈到武侠小说的回目，他说以我为用心些。我说，我的《风虎云龙传》的回目，已决定从头到尾都采用四七句，即以十一字为一比，上句四字，下句七字。每回的回目字数都一样，在形式上比较整齐，对仗也设法弄得工整些，读起来也可以比较响亮。既然用的是旧小说的形式，则对于回目似也不妨讲究点。在武侠小说作者中，还珠楼主是比较注意回目的，但白羽却不用旧式回目，他的《绿林豪杰传》在港发表时，回目都是几个朋友代拟的，只是字数并不整齐。

　　一个回目其实就是一副对联，平仄对偶有它自己的规律。这类雕虫小技，说它易，非常之易；说它难，也自有其难处。因为“示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规矩是死的，很简单；至于说到巧，那就没有范围，也没有止境。“吟安一个字”尚且“捻断数根须”，况乎不止一字哉？一幅好的对联，可以使你一生不忘；但万副坏的对联，仍叫人莫记一字。文字恋爱，是无法强迫得成的。

　　对联可长可短，有五七字到百数十字一比的都有。长联中最有名的，到今为止，恐怕仍是昆明滇池大观楼那一对，作者孙髯翁。在这一百八十个字中，有脑中的历史，有眼前的境界，有动景，有静景，有欢欣，也有感慨。游滇池的人，看到这对长联，更增加了游兴；想滇池的人，读了这对长联，也撩起了游思；谁又能不承认它是文学中的妙笔？谁又能说它不如一首好诗呢？

　　数年前我往游西湖，遍读能见的联，至今能留在脑际的只有两对，一对是岳坟的“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是大家所知的。另一对是三潭印月的“春水绿浮珠一颗，夕阳红湿地三弓”。说道对仗工整，当然是后一对更佳。论到形象生动，色调的幻美，比喻的雅丽，这十四个字都是上品。

　　做对联最讲平仄虚实，这边是平声的字，那边就必须是仄声的字；这边是虚字，那边也一定是虚字，这边是实字，那边也一定是实字。规矩是很严格的。我认为，对于一个靠文字吃饭的人，注意一下这类小事绝对不会没有好处。这并不是牛角尖，钻钻是无妨的。因为中国字是单音字，不是平声就是仄声，平声响而仄声哑。由这些平仄声的字组织而成的文句与文章，组织得好不好，也直接影响到文章的流畅或晦涩。有些文章能朗朗上口，铿锵有声，有些文章则口舌凝滞，其分别处，多半就在这个音韵的问题上。大至一篇文章，小至报纸的一条标题，略懂音律的人比不懂音律的人写起来，更容易笔下有声；而声与情又往往互相关联，正如狂涛巨浪之属于大海，“大江东去”只宜于“铁板铜琶”，是一样的道理。

　　还有，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幼时读过一首唐诗，到头白仍然记得熟；读了一篇《阿房宫赋》或《李陵答苏武书》，十年后至少还记住了一半。但一首新诗你读了几遍，你可能连其中的一节也背不出来（自然不能因此鄙薄新诗）。这固然与往时的背诵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因为旧诗文讲究音律，使人易于记诵。名作家老舍劝学写作的人一定要涉猎韵文，我想，除了因为中国的韵文在文字功夫上都有高度的凝炼之外，韵文对音律的严格注意也该是理由之一。在这方面，中国自来有许多入门的书，不过一般人或者不留心，或者不加重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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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19 20:31 | 6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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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白脸假斯文

　　七八年前，得到一本刘兆吉编的《西南采风录》，收集的全是西南各地的民歌，极之喜爱。在那上面，有闻一多先生的一篇序言，读之颇有会心之快。闻先生说：“在都市的街道上，一群乡下人从你眼角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畏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快刀不磨生黄锈，胸膛不挺背腰驼’；女子所得意的是：‘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家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他们何尝不要物质的享受，但鼠窃狗偷的手段，却是他们所不齿的。哪一个都市人，有这样的气魄，讲话或设想：‘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生夫在眼前，见官犹如见父母，坐牢犹如座花园。哪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闻先生又问道：“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然后又答道：“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语气毫不含糊。因为闻先生觉得，我们“文明”得太久了，精神上成了“天阉”，正需要这种粗旷豪迈的气魄来做药。闻先生写这篇的时候是抗战初期，我们的民族正由于亡国大患之临头而觉醒怒吼起来，他之有此感觉是很容易了解的。
　　自从读了闻先生这一段话，我对民歌特别有了兴趣，以后凡遇到此类的书，几乎都买。读得多了，确实感到出诸“庄家老粗汉”之“口”的东西，较之出诸“白脸斯文人”之“口”的东西，读起来更易使人的血滚热。

　　今年一年内，上海印了两本明清民歌选集：一本叫《明清民歌选集甲集》，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另一本叫《明清民歌选集乙集》，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内容都是从明清两代名家辑本中选出来的那些书，以前一般人都不容易见到，故选集可说相当珍贵。在这两本书里，朴质而直接的感情，常常越纸而出，“真”得可爱，也“真”得可怕。比方：“灯儿下，灯儿下，灯儿下叫了声灯王菩萨：昨夜晚，三人说的什么话？今夜晚，有你有我无有他。抬起头来，提提灯花；剔灭了灯，又害相思又害怕。”写初别后的心肠，多么婉切。又比方：“禅堂寂寞，相思病儿磨。木鱼儿懒捶，，经本儿合。有什么心肠念弥陀！出家人受尽千般苦，到老来哪有个神，神仙做？吃什么斋来念什么佛！”这位可怜的人儿，竟至焦烦地发起脾气来，连什么清规戒律都一脚踢开了。

　　有一些个骂起人来，是骂得赤裸裸不留余地的。这是“正人君子”所不喜欢的“直”，但“直”也就是“真”的基础。下面的一首就是这样的：“又是想来又是恨，自己沉吟。一片的假意，哄奴到如今，何从有真心。见了我，花言巧语将情尽，假意温存。不过是那宗事儿将奴混，瞒不了过往神。思想起来，一阵阵的凄惨，一阵阵的伤心，泪珠儿湿衣襟。想必是咱二人的缘法尽，另有心上人。没奈何，手拍胸膛将你问：是假还是真？”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最近还印了一本《明代歌曲选》，把冯梦龙等十多人的作品都收入了，这是作家们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民歌选》那样生动。不过把“辑”和“作”参看一下，也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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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19 20:32 | 6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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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歌善歌的广东人

　　自中国民间艺术团到港演出之后，很多人都会唱两句《咸水歌》了。“送郎一条花手巾”，也有不少人在哼。其实自古以来，广东人就是“好歌之人”；而在广东人中，客家人尤其是唱情歌的能手。《明清民歌选甲集》里，就收入了清代李调元所辑的《粤风》（包括粤西）四卷，共一百十一首。这位曾做过广东学政的老先生，是四川绵州人，确是一位好先生。他在他那个时代，那个地位，居然不“道貌岸然”，而对于“正人君子”眼中的所谓“俚语淫词”，不但重视之，搜集之，而且还校释而刻印之。莫说这不难，就算在二十多年前，客家籍的作家钟敬文（现在北京大学任教）因为辑印了一册《客家情歌集》（北新书局出版），有些人就拿来做攻击的借口，以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差事都要丢掉呢。

　　说广东人好歌自古已然，是有根据的。李调元在他的《粤东笔记》一书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致，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自己。此其为善之大端也。故尝有歌试，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赏，号为歌伯。其娶妇而亲迎者，婿必多求数人，与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给者，使为伴郎。女家索拦门诗歌，婿或捉笔为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总以信口而成、才华斐美者为贵。至女家不能唱和，女乃出阁。此即唐人催妆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亲友与席者，或皆唱歌，名日坐歌堂。酒罢，则亲戚之尊贵者，亲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复唱歌，自后连夕，亲友来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实或有或无，大抵是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调踏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树石榴全着雨，谁怜粒粒泪珠红。’曰：‘灯心点着两头火，为娘操尽几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情只在暗中丝。’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梳横髻者，未笄也（注：古代女子成年为“笄”）；宜笄不笄，是犹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岁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过时而无实也。有（又）曰：‘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如此类不可枚举，皆以比兴为工，辞纤丽而情深，颇有风人之遗。”

　　李氏所记极详，由于篇幅所限，暂时不能尽引，但是只看上面所节引的一段，已足见唱歌一事，与广东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关系，而其好歌、善歌，亦不说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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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0 21:30 | 6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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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的题画诗

　　有一天晚上朋友请我吃饭，他准备的不仅有酒有肉，还有另一种食粮，那就是刚裱好的八章山水册页和另一张山水立轴，都是黄宾虹先生的作品，笔墨均极精。但我不愿说这是黄先生的“精”品，因为据我所见，黄先生的作品无一不精，也就不必，也不能用精品或常品字样来加以轩轾了。

　　这八张册页是黄先生壬申（即一九三二年）入蜀之作。当时的得主自书道：“宾虹壬申来蜀，文酒之会，谭接甚欢，此到省两月画赠之品也。”签名只有一个字，我分辨不出来。黄先生在画末题有“壬申腊月，□□先生鉴正”等字。这些宾虹先生二十多年前的笔墨，我那朋友是最近从北京买到的。

　　就我所见而言，黄先生每一张画都有题，而所题又分两种，一是他自作的诗，一是他的画论。所以看他的画，不独从画面有所得，从他所题的诗和画论也有所得。我觉得黄先生不但是个功力深厚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一个国画理论家。如果看他的画而不注意其所题，有如目不见珠；而如看画也深味他之所题，则可增加对其画其人的了解。我没有这么多的余钱去买画，但是有机会看到他的画时，就抄他在画上所题的诗和画论。现在北京正筹设黄宾虹先生纪念馆，如果能设法搜集黄先生题画的诗和画论，另印出来，我想不但可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而且对于学画的人也一定有益。

　　那天晚上我看画时，顺手也抄了画上的诗，一共九首，，依次录在下面。这些是有些有题有些无题。（一）“来径珠穿蚁，登峰松引针，清辉回日驭，应解惜分阴。”（二）“古树槎牙夕照苍，乱山稠叠暮烟凉。客心高阁原亡赖，目断寥天雁一行。”（三）“峦光波逝波，云烟千万态，岁月如奔泉，山色青不改。”（四）“辨曙动征□，澄江洒微雨，关津望不极，弥漫隔烟雾。”（五）“乍暖忽乍寒，雨意断还续，微风敛轻烟，青山如膏沐。”（六）“红绚晴霞烂漫春，花繁林暗望通津，循流不隔仙源路，哪识人间有战尘。”（七）“绿满亭皋水满渠，橹声摇曳出林於，斧斯不到清阴处，拂岸支离寿散樗。”（《周浦纪游》）（八）“岩岫嶙峋湖水平，渔村面面对江城，晴晖十里人归远，秋气横空一雁鸣。”（《齐山》）（九）“潭水拖蓝间浅红，落英轻飏一溪风。归耕且计贫专壑，写出灵源入画中。”（《八十六岁时黄山桃花源纪游作》）

　　另外，我自己也藏有黄先生的山水两幅，一幅有诗云：“断云崩石几山过，千里诗情送棹歌。牛渚矶头晚风起，江声不似树中多。”另一幅有诗云：“送爽喧清籁，迎曦破淡烟，峰回三峡路，飞鸟出遥天。

　　我们读着上面的每一首诗，即使看不到画，画中的境界不业已如在目前了么？读诗如见画，见画如读诗，此亦黄宾虹之可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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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0 21:31 | 6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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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鬟玉腿马师曾

　　在一本叫做《千里壮游集》的书上，看到马师曾二十多年前的剧照。在照片上，马师曾以雄为雌，那头摩登的发式，骤然看来，很像当年的阮玲玉。他架起一双“玉腿”，高跟鞋恐怕足有二英寸高，正媚眼流波地看着人。我想，凡看见这照片的人都免不了冁然一笑！

　　这本《千里壮游集》是我偶然从嚤啰街的旧书铺买到的，花了两块五毛钱，是线装，用白色贡春纸精印，其中的许多题字和照片，则用白粉纸印，所以制版清楚玲珑。
　　这本书是民国二十年在香港印刷的。那年，马师曾应美洲华侨之约，前往献艺，照此书的序言所说，大概是印来带到美洲去的一种宣传品。书中包括朱兆莘等人的题、序，马师曾的男女化装剧照，马师曾自己的几篇文章及曲选。其中曲选占了一半的篇幅，曲前略有介绍，如《雌雄花之青梅竹马》一出之前，即有如下字句：“马师曾饰殷四端，骚韵兰饰凌波，一双小情人，戏订鸳盟于蝶园，意殊趣致。特详录唱做科白，以备一格。”所以此书在近数十年粤剧史料上，有若干价值。比方我，本来只知道马师曾是粤剧有名的男丑，而看了书里的许多女装剧照，才知道他也擅演旦角的戏。

　　二三十年来，马师曾拥有许多观众，原因何在呢？看了这书里伯乐所写的《马氏春秋》，可以略得一解。他说：“马氏之歌曲腔调，早已普遍全粤，上自芸窗香阁之士女，下至街头巷尾之妇孺，无不瘏口哓音，朗朗传诵，其唱工（功）如何，已可概见。论者辄谓其声线之高亢，歌时字字玲珑，故易传诵云云；而不知马氏深解曲高和寡之义，宁蹈下里巴人之讥，词句一取通俗，命义一取深刻，不为靡曼音调，徒扰观众耳鼓，纯以感情作用，冲动观众心弦。观其登台演唱，随曲生义，随义生情，故一字有一字之形神，一音有一音之跌宕。换而言之，马氏唱工（功），不是唱曲，直是演曲，此其难能可贵，所以博得伟大之荣誉也。”这一段话说明了马师曾的两个特点，一是通俗，二是把唱和演结合起来，前者使他获得普遍的观众，后者使他的戏不止可听，而且可看。这两个方向，或为高士雅士所不喜，但获社会大众之欢迎。凭这两个特点，马师曾也就建立了自己的“票房价值”了。

　　马师曾在他的《我的新剧谈》一文中说：“艺术具有民族性，同时具有世界性。人类具有个性，同时具有通性，有了同情的个性，人类才能领悟到互助；有了形象的通性，艺术才能受到无论什么人的欣赏。亚里士多德谓戏剧在艺术的位置，有三个原则：一是对象，二是工具，三是体裁。戏剧的对象是人生，其工具是文字，文字就是戏剧的词曲，其体裁是动作，动作就是戏剧的表演。所以凡是新编一剧，就要顺着现代的人生编排，反是则不能发生特出的艺术。不能发生特出的艺术，则不能得到普遍的了解和欣赏了。”这段话若简而明之，就是说，戏剧是依靠语言（即唱词）和表演而传达给观众的艺术，应以表现社会生活为内容，否则便不能发挥其作用。看此，不能不说马师曾的观点，在二十多年前，已有相当的深度了。

　　马师曾还说，“伶人应欢迎评剧”，“然后知其错误之所在，以力求完善”。谈到他那次赴美演剧的目的时，则曰：“惟中美之亲善而已。”并引申言之：“欲求永久之亲善，当先由两国之人民亲善始，而两国人民所以得亲善之由，则艺术尚焉。盖艺术者，人与人情感传递之一种方法也，国与国亲善之一种工具也。”在这里，马师曾又是一个主张各国文化交流，以加强国际关系之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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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1 19:45 | 7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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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与中国电影

　　报载王人美等从北京到广州去物色靓女，准备培养她们为电影演员。我虽不敢说处处有靓女，广东特别多；但是从中国电影史上去考察，说从事电影工作的，以广东人为最早、最多，恐怕不至于被人说我专捧广东人的场，盖事实俱在也。

　　中国最早的电影公司之一“明星公司”，就是潮州人郑正秋与其友人张石川共同主持的，郑又是导演和演员。中国第一部声片《歌女红牡丹》，是“明星公司”出品，主角就是广东女胡蝶。那一时期响当当的女演员如阮玲玉、张织云、杨耐梅，全都是广东人。导演而兼魔术家张慧冲是广东人，阮玲玉就是他的嫂嫂，后来才改嫁唐季珊的。

　　贤妻良母林楚楚--黎萱和黎铿的母亲，连同她的丈夫黎民伟，全是新会人氏。黎民伟在港首创“民新公司”，后来又是上海“联华公司”的负责人之一，还有另一个“联华”的负责人罗明佑，籍贯也是一个“粤”字。

　　“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唱这个歌的花木兰陈云裳，以及数度和“巨”星张翼拍档的黎灼灼，都是广东人也。

　　现在在国内的名导演群中，蔡楚生、郑君里、司徒慧敏都是粤籍。沪、港两地国语片演员中，冯喆、冯琳两兄妹，韦伟、崔超明，都是广东人。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总导演就是司徒慧敏。第一部彩色舞台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除编、导、演获得普遍喝采外，摄影之佳，也是有目共睹的；摄影师是谁？黄绍芬，他也是广东人，黄绍芬似乎还是中国第一个拍彩色影片的摄影师，因为费穆导演、梅兰芳主演的《生死恨》，摄影师也就是他。

　　讲到摄影师，罗君雄在香港电影界中是出色的，他的摄影有深度，有立体感。如果扩而大之，数到国外去，还有两个鼎鼎大名的广东人，一个是在好莱坞的黄宗霑，一个是在苏联的陈玉兰。黄宗霑曾因拍《无敌拳王》等得过几次摄影奖。去年在港放映的金像奖影片《寡妇春情》（即《玫瑰纹身》），镜头变化多，但调子纯，每一镜头都丰富了影片的感情。该片摄影师也就是此君。陈玉兰是陈丕士大律师的妹妹，去年在港放映的苏联彩色片《罗米欧与朱丽叶》，就是她的杰作。因为拍摄该片，她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乌兰诺娃的芭蕾舞，是柔和优美的诗章；但应该说陈玉兰也有诗，不过她用的是光、影与颜色。

　　在电影作曲者中，聂耳与冼星海都是有名的，而冼星海就是广东人。

　　在上述这些广东人中，中山人又特别多，就我所知，至少有七八个以上。

　　至于以一种地方方言为影片语言，而又成为一种历史悠长、声势浩大的事业的，似乎也只有“粤语电影”。据说，就每年制片数量而言，“粤语片”是世界“四强之一”，这“四强”就是美国片、印度片、日本片及粤语片。前几年，“粤语片”且曾居“世界第二”地位，每年制片之多，仅次于好莱坞。如果连同粤语电影从业人员算在一起，说在中国电影界中广东人最多，恐怕也没有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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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1 19:45 | 7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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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之诗

　　客有读予随笔《黄宾虹的题画诗》者，曰：“齐白石亦是诗人，何不一读？”
　　不错，白石老人也是诗人，而且，他老人家自己还说：“画因为大家都能欣赏，能够普及，所以喜欢的人多。而我自己则认为：第一是诗，第二是图章，第三是画，第四是字。”二十年前老人还印过《白石诗草》，只惜流传不多，而余生也晚，故没有见过。

　　白石老人是湖南湘潭县人，生长农家，自幼贫苦，一直到二十七岁，才拜了当地名士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作诗画。后来的师友之中，有王湘绮、樊樊山、夏午诒、陈师曾、王梦白、徐悲鸿等人，对旧学和诗书画等都有功底，从他们那里自然也得益不少，但一切仍应归功于他的天分和苦学。他有一首《往事示儿辈》的诗云：“挂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就是苦学的写照。

　　白石先生有一位很慈爱的祖母，但当他八岁时，因为家贫，也只好对他说：“俗语说得好：‘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你现在已经能砍柴烧火，为什么只管写字！明天没有米，你看怎么办？可惜你生来时走错了人家！”所以他只好做些粗重工夫去帮忙家人的生活。我每次读了这位老祖母的话，都觉得心酸，因为话里流露着至情，既温和又酸楚。白石老人的诗，我认为可用十六字括之：朴素自然，至情流露，天真妙谛，雅俗共赏。这与他幼时那种家庭环境极有关系。他极爱含辛茹苦把他养育成人的老祖母和母亲，所以他七十三岁时，刻印曰“悔乌堂”，颇深孺慕之想。他有一首诗云：“祖母闻铃心始欢，也曾总角牧牛还。儿孙照样耕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看耕春，见慈乌，无不思家念老，那份感情是极深厚的。

　　白石老人不但时时怀念慈亲，亦时时怀念老家，在一幅《扶梦还家》的画上，题有这样的诗：“老屋风来壁有声，删除草木省疑兵。梦中大胆还家去，且喜儿童出户迎。”

　　他自己从慈亲身上得过深厚的爱，等到自己做了慈亲，对于孩子也是深爱逾人。他七十六岁时生了最小的一个儿子，有一幅画着老人送孩子上学的画，题着下面这样的诗：“处处有孩儿，朝朝正耍时，此翁真不是，独送汝从师。识字未为非，娘边去复归；莫教两行泪，滴破女红衣。”两诗均璞而不琢，但亲子之情，已跃然纸上。

　　对于乡村的朴素生活，白石老人也是永念不忘的。他的题画诗有云：“先人代代咬其根，种菜山园深闭门。难得中年太平日，人知识字布衣尊。”

　　白石老人的诗，除上述两类外，其论艺和讽世的诗也多妙处，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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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2-22 12:44 | 7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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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记齐白石之诗

　　白石老人的印章和画，都是有独创性的，所以能蔚然成家。他之所以成功，自然经过长时间的苦练。他自记初学刻印的经过说：“余学刊印，刊后复磨，磨后又刊。客室成泥，欲就干，移于东复移于西，移于八方，通室必成池底。”又有诗云：“石潭旧事等心孩，磨石书堂水亦灾，风雨一天拖雨屐，伞扶飞到赤泥来。”记的就是他在石潭坝赤泥坤的生活情形。试想，磨印磨到满室都是泥泞，其艰苦固可知，其着迷也可想见。

　　至于学画的甘苦，从白石老人的论艺诗中可以体味出来。他有一首题山水诗云：“十年种树成林易，画树成林一辈难；直到发枯瞳欲瞎，赏心谁看雨馀山。”又有“大叶粗枝亦写生，老年一笔费经营”及“下笔安详费苦思”等句，都足见他态度的认真。

　　白石老人固然主张苦学，但极反对专抄标本、全无创造的艺匠态度。他有答友人诗云：“素绢三千纸一屋，百怪块然来我腹；虫鱼草木吾岂无，画稿三担向其愚！”他题画时又有“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及“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等诗句，足说明他反对抄袭临摹，力主艰苦创造的精神。他论刻印时，主张“胸中有汉印，腕底无汉印”，他论画时又说“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前者说明固要学习传统，更须有自己的风格；后者说明形、神必须并重，既不背离客观事物的规律，亦须表现主观的理想，出发于真实，但不为真实所限；出发于生活，但不照抄生活；而须经过提炼创造，做到比真实更高的“艺术的真实”。

　　白石老人的讽喻诗，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其题不倒翁诗三首云：“能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来，头上齐眉纱帽黑，虽无肝胆有官阶！”“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秋扇摇摇两面白，官袍楚楚通身黑，笑君不肯打倒来，自信胸中无点墨。”把旧时那些摇来摆去、毫无心肝的官儿，骂得个体无完肤。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年，他画了一幅螃蟹，上题诗云：“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往岁见君多，今岁见君少。”隐讽日寇的末日将临。在《荣宝斋诗笺谱》中，老人有一画，画的是两只蒸熟了的螃蟹，上面题了“何以不行”四个字，也表露了他对于那些横行霸道的人的愤嘲。他又有一首题鹦鹉诗云：“鹦鹉能言命自乖，樊笼无意早安排，不须四面张罗网，自有甜言哄下来。”对于巧言欺世之辈，不啻一支利箭。他有一幅《老鼠偷瓜图》，其上题诗云：“偷得瓜来置灶头，庖中夜闹是何由？老夫剔起灯油看，照见人间鼠可愁！”对于跳梁鼠辈，颇示鄙厌。

　　对于社会上的不合理情形，老人深恶痛绝；对于祖国的热爱，更常形于笔墨之间。他题《葡萄藤虫伤》一画诗云：“紫乳苍茎苦蚀侵，蠹牙如斧大蜂针；汉家广地今何似，何况山家一架藤！”他又有一九二六年题古佩衡山川风景长卷诗云：“对君斯册感当年，撞破金瓯世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在日寇据平时期，他有《重到陶然亭望西山》词云：“城郭未非鹤语，菰蒲无际烟浮；西山犹在不须愁，自有太平时候。”正因他非常热爱祖国，所以极望祖国能有个太平盛世之时，等到日寇投降，他即有诗句云：“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老人叹了沉重的一口气，心地突然获得宽慰了。

　　白石老人对师友均有至情，他悼陈师曾诗有云：“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党寥寥心益伤，安得故人今日在，尊前拔剑杀齐璜。”又曾在送给徐悲鸿的画上题诗云：“少年好写山水照，自娱岂愿世人称。我法何鲜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生！”赠梅兰芳诗又有句云：“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均意挚情真之语。

　　白石老人的诗有泥土气，以拙真见长，常使人有到老不失童心之感。意境则迥异常人，不落俗想。其早年题画诗中，予获见而喜之者，尚有多首，兹并录于后，以飨同嗜：（一）题山水：“万屋林中屋数间，门前池鸭与人闲；一春荷锸行桃笋，犹见层层屋后山。”（二）题菊：“重阳时节雨潺潺，四五花疏院不宽；老欲学人篱下种，种花容易折腰难!”（三）题山水：“老夫今日不为欢，强欲登高着屐难。自过冬天无日暖，草堂烟雨怯山寒。”（四）题山水：“有色青松无恙风，自罗山水在胸中。鬼神所使非工力，他日何人识此翁！”（五）题山水：“往余过洞庭，鲗鱼下江吓，浪高舟欲埋，雾重湖光没。雾开东望远帆明，帆腰初日挂铜钲。举篙敲钲复缩手，窃恐蛟龙听欲惊。湘君驾云来，笑余清狂客，请博今朝欢，同看长圆月。回首二十年，烟霞在胸膈，君山初识余，头还未全白。”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6-02-22 12:46 | 73 楼

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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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粤片五星

——吴楚帆、白燕、红线女、张活游、周志诚

　　在《中国电影》第三期上看到一篇文章，那文章的题目是：《给青年读者们的信--略谈影片<春>和<秋>》。在那篇文章中，对于那两部香港拍摄的影片，由编导到演员到服装布景，一一都有论述，有适当的估价，也有中肯的批评。关于觉新和克定怎样结束了一生，也透露了消息。因为这篇文章是那两部小说的原作者自己写的，比旁人的转述更其精当些。而《中国电影》这杂志在海外又还很少流通，所以介绍一些片段出来，想必读者也有兴趣。

　　谈到《春》和《秋》的演员时，原作者说：“我首先得提起吴楚帆先生，论他的外型，他绝不能扮演觉新。倘使觉新有那样魁梧的身材，就不会事事让人，处处退缩，别人看见他即使不退避三舍，至少也不敢任意欺侮。可是觉新时时在人前低头，事事贴谅别人，委屈自己，忍辱苟安，任人摆布，把痛苦咽在肚里，用叹息安慰寂寞，看见自己的幸福一个个让别人毁掉，仍然怀着一片好心空等将来。这一切吴楚帆先生演得入情入理，十分自然。甚至在他帮忙别人把他所爱的人送进虎口，自己躲在房里为这个损失落泪的时候，观众也忘记了他那个巨人般的身形。他的痛苦和挣扎得到了观众的同情，观众真替他担心，时时都想伸手拉他一把，让他勇敢地站起来。他最后终于站起来了。这个镜头使得观众多么高兴地吐一口气，吐了这口憋了很久的闷气。”

　　谈到白燕所饰演的蕙表姐时，原作者说：“蕙的形象也常常留在我的脑子里，特别是她疯狂地挥动着双手哭着、嚷着，不肯穿嫁衣、不肯上花轿的那个镜头。”他又说：“我赞美白燕女土的演技，她让人看到一个可爱的多情的少女，却掩饰了编导先生在她的性格处理上的缺点。”

　　红线女所饰演的翠环，原作者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说：“我至今还记得她悲痛地在桥头唱歌和怀着绝望心情想在湖水中找寻归宿的两个镜头。我很感谢红线女女士的无言的表演，她让我看到一个纯洁的少女的内心，她对不幸者的同情，她跟恶势力的挣扎和她对幸福的渴望。她和另外两个婢女偎在一起为自己的命运叹息的时候，我们家里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保姆简直没法制止畅流的眼泪。我们常说‘心心相连’，她的演技的确把观众的心跟演员的心连在一起了，正因为她不发长篇大论，她跟观众‘以心相见’，所以一声叹息，一瞥眼光，一个简单的动作，或者一句短短的话，都能打动观众的心。她的演技使人忘记了剧本中那个不自然地发展的悲剧。”

　　对于张活游所饰演的觉民和周志诚所饰演的五老爷克定，原作者说：“觉民是以正面人物的姿态出现的，观众欢迎他，但是他的笔挺的西装我看起来总有不舒服的感觉，倘使他少讲几句话多做几件事，除了‘劈兰’以外他还有更多的鼓舞妹妹们的办法，怎么会给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他又说：“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五老爷克定。我看见他，就起一种厌恶的感觉。他不是我的小说里的那个纨袴子弟。克定固然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是他并非天生怪物，也不是流氓瘪三。有人认为做坏事的人一定生成怪相。我那个男孩看电影，银幕上每出来个人，他马上就要问这是好人或是坏人，他一见克定，连问也不问了，指着克定说：‘坏人’，因为面孔摆在那里。然而生活并不常常是这样简单的。”

　　提到觉新和克定的最后命运时，原作者说：在真实的生活里觉新并没有找到像翠环这样关心他的人，他也并未得到新生，他终于让“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把他送上死路，在他知道自己已经走到“破产”路上的时候，他从容地服毒自杀，留下妻子和五个年轻儿女，柜子里只剩了十几块钱，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一年。至于五老爷克定，则最后过着乞丐的生活，一九四○年病死在监狱里。

　　原作者认为《春》和《秋》的影片的改编，与他的原著是有距离的，但他说“撇开个人的情感，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讲，他的总印象是：“它们有缺点，但也有好处。它们还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因为两部影片里有编导和演员们自己的东西，而且他们多多少少发挥了各人的创造性。值得提出的，是这样的影片并不是那种非常正确，叫人找不到一点毛病的富于教育意义的论文，它们是激动人心的戏。即使你不满意它们的某些情节甚至整个的故事，然而你只要看下去，你总不能完全无动于衷。”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6-02-23 19:43 | 7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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