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清朝

　　 香港与清朝
　　　　　　　　　　　　　文／阿城
　　
　　　　一九八四年，我第一次到香港参加图书展览，加入一个几十人的代表团。我在团里有点不知道怎么处，因为除了我，团里都是全国中央一级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德高望重资历深，我虽然发了一些小说，身份则是隶书于街道办事处管的“社会闲散劳力”。
　　 出去之前，大队人马在广州集训，告诫“到香港不是出国”，算有道理吧，“到香港后要有泱泱大国的风度”，那香港就是“小国”了？到小国也是出国吧？要不然为什么得申请护照？可惜每人只配一点港币，正好是泱泱街道的风度，于我正合，是苦了德高望重资历深者，不知道怎么以大国处。
　　 集训的最后一个下午，香港过来的人要求大家提一些想法，最后解决一下疑问。有个老总编说，香港来的同志讲过街的时候要注意号志灯，红灯停，绿灯过，我要请教的是，过街过到一半时候，红灯亮了，我是停下来，还是继续过，还是退回来？几十个人都楞住了。香港来的同志急得有些结巴：这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没有这种可能？我在香港几十年了，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老总编嘴角不知是皱纹还是笑意，怎么不可能？街宽的距离是一定的，灯变换的时间也是一定的，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就有各种可能。
　　 讨论的结果是，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意义，在实际上没有意义，算拉算拉，会场非常活跃，几天来学文件的闷气，总算出了一口。
　　 临行前一晚，香港来的同志又告诫大家头发上搽些油，因为香港不同于内地，内地的同志们朴素惯了，所以，啊？哈哈，搽些油。
　　 集训地小卖部的一两瓶头油马上就要卖光了，我看有个剃头铺子，进去说，留头不留发，来个板儿寸吧，总不能板儿还搽油吧！
　　 到了香港，觉得过街的理论游戏可能会实际发生，否则香港人走起路来为什么像“趋”，但“趋”是小步疾走，很古的恭敬步法，穿和服的日本妇人就是“趋”来“趋”去，香港人是大步疾走，可又不是“跑”，算是“疾行”吧，疾行的程度到了开门后不管后来人，更不要说lady first 了，girlfriend例外，可以first。
　　 一九九二年，我第一次去台北参加个有关文学的会。文学而有会，是近代兴的，古代远了不说，能想象曹雪芹参加小说会议吗？若远了说，能想象李白参加诗歌会议吗？艺术而有会议，是民国以后兴起来的。住的是圆山饭店，远看像个巨大的阁，最初我以为是佛光山，很叫接待的人笑话了一阵。梁思成犯过的误，在这个饭店被发扬光大为错。为了与大屋顶的比例配合，柱子建的甚是粗大，从住下的小客房望出去，逼在眼前，简直是定海神针，人则成了东海的虾兵蟹将小喽罗，而且窗外这样大面积的红，很叫我以为是文化大革命的红海洋在台北重演。
　　 圆山饭店的饭，是典型的场面菜，也就是名称好（讨官场的吉利），油腻（显示殷实），两天吃下来，虚火就上舌头了。李安的《饮食男女》，父亲居然是圆山饭店的厨师，而且在家里也做场面菜，恐怖之极。他就不怕女儿们脸上长疱，舌头上起泡？火气大的女孩子哪个敢娶？齐如山在回忆录里特别讲到大吃大喝、送
　　重礼是民国开始的风气。
　　 会开到某一天，突然“行政院长”连战莅临。我以前对“莅临”二字不太能体会，这次知道了。先是便衣数人健步前行，散开，目光如箭，之后再有数名便衣围随（不是尾随）连战进入。待连战在台上坐定，便衣们就在会场四周立好，双腿叉开，双手在裆前交握，眼神慢慢的在我们身上刺进来钩出去。我本来正要去厕所，此时急用锁阳收阴功，枪子儿不长眼，轻起即妄动，犯不上为了肚子里的一点废水，把命搭上。
　　 不过这也证实了我的猜测，两岸对规格的想象是同质的，即行政要人象征会议的，台湾称“水准”，大陆叫“水平”。有意思的是，两岸都有人玩政治小机锋，各有小得意，倒衬出香港与会者是君子。
　　 记者、主持人难免有个误会，一旦你写了点文字，或唱红了几首歌，再或者拍了一两部电影，就认为你什么都知道，从建国方略到皮短裙。我自然也免不了被记者误会，其中总有一个问题是：
　　 你认为两岸三地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这倒不是一个大哉问，但也是个中哉问。问题是我有什么资格回答我没有深入过的香港、台湾？所以老老实实答以印象：大陆是共和国，台湾是民国，香港是清朝。
　　 香港一八四零年由清朝租给英国，所以没有经历过辛亥革命，没有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习俗在保留上没有过重大冲击。中文偏紧，清朗，例如流行歌的词中极难见到“的”字，律文中有时尚可见到“尔等居民”。新界妇女听说还无继承权。可以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随四时运行帝力与我何有哉的民气，所以是清朝。
　　 四九年两百万大陆人徙台湾，所以经历过辛亥革命，没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台湾尚存一股民初革过帝制的命的民气，也有因革命而来的憨气，对东西洋依然有因革命而来的敬慕。管制文书用语里不见“的”，以示庄重，流行歌的词里却“的”来“的”去（“的”非常难唱，从周旋、白光到时下还没哪个人唱好过，不妨设下“的”奖，治治歌词里“的”的病），是民初以来的语体文风气。
　　 大陆经历过辛亥革命，经历过历次运动闹剧，高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是民气摧折殆尽，什么都不信除了信邪，邪气来真个是天王老子也不怵，食到子时哪官丑时，不讲信用却个个言商业，投机倒把到至高境界是“宰熟”。流行歌呢？麻袋装土豆儿，怎么摸都有疙瘩，所以流行港台歌。我是大陆肚子里的蛔虫，吃进来些什么，到肠胃里变成些什么最清楚。过海关的时候，派上护照，清清楚楚印着七个烫金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原载《书城》一九九八年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