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主张中国设立红灯区，并不是说红灯区值得褒扬，也不是说卖淫伟大，嫖娼光荣。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事实已经表明，色情业是取缔不了的。目前这种半公开的状态存在着许许多多严重弊端，不如干脆公开化，加强管理，对社会更有好处。卖淫嫖娼行为是好是坏只是道德上的问题，如果无章可循，则会产生现实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卖淫嫖娼合法化并不违反法治的精神，但目前的半合法状态却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

　　首先，它为警察任意执法提供了便利，导致许多严重侵犯人权的事情发生。不久前，某地警察严刑逼迫无辜少女承认卖淫；重庆两警察又诬陷西北工业大学一回家度假的学生嫖娼，并殴打折磨。此类事情实在举不胜举，这一次只是因为被诬陷者碰巧是个大学学生，才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两警察也被判刑。警察向嫖客、小姐勒索的事情比比皆是，但由于小姐自己理亏而不敢揭发。色情业者向有关部门行贿，以换取他们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许多地方，抓嫖成了警察创收的手段，性质完全改变。其次，由于不合法，卖淫嫖娼活动只能在地下进行，卫生状况差，导致性病泛滥，有病不敢求医，江湖郎中、骗子游医横行，许多无辜的人也受其害。再次，由于目前的不合法状态，给一些黑社会势力的孳生提供了土壤，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设立红灯区之后，一可以限制警察的滥用权力，减少司法部门的腐败；二可以加强管理，定期检查身体，抑制性病泛滥；通过卫生检查，防止传染病患者进入该行业；三，国家可以取得巨额的税收收入。四是从社会效果上看，色情业的存在能够有效地减少性暴力犯罪的发生。中国东部沿海“娼盛”的地区，纯粹意义上的强奸案件已经较少发生，就是一个证明。据报道，上海近三四年来没有发生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强奸案件。五是从婚姻家庭角度看，娼妓的存在，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固，补婚姻之不足，而且可减少“包二奶”现象，这才是婚姻的真正威胁。合法化后，政府势力介入这一领域，无疑将缩小黑社会的生存根基，有利于治安状况的改善。在嫖娼参与人员中，有很多是政府官员，他们甚至向小姐索要发票或者打白条。小姐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合法化之后，有利于揭发打击此类腐败和不道德行为。

　　设立红灯区最大的障碍是公众心理上的抵触。不能不指出，公众的抵触心理，是感情多于理智。他们只知道卖淫嫖娼不好，所以坚决不能让其合法化，却没有考虑目前这种状态其实是更大的不好。社会人人富裕自重，无人会为了金钱而出卖身体，人人生活和谐而又忠诚，不会想嫖娼这一类的事，这当然是最好的。但这只能是一种幻想，而不是现实。这是一种“想象的好”。法律必须是务实的。它所能作的，不是在“想象的好”与“现实的坏”之间选择，而只是在现实的“坏”与“更坏”之间选择。不是利与害的选择，而是大害与小害之间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很自然的道理。

　   疏导――现实的对策

　　先古时期，天下洪水泛滥。尧先派禹的父亲鲧去治理。鲧采用堵的治水策略，结果堵不胜堵，终于无功被杀。尧又派禹治水。禹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改变策略，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使洪水循势而下，由溪入河，由河入海，终于平息了水患。天下风调雨顺、无涝无灾自然最好，但既然洪水已经发生，堵显然不如疏导。我们今日正面临类似选择。

　　卖淫嫖娼合法化，会不会导致人们争先恐后的涌入这一行业？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决定人们行为的，除了法律，还有道德。道德的作用，有时是法律都难以企及的。

　　娼妓作为一种职业，几乎存在于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它与私有制和财产观念一样久远。要消灭这一现象，只有先消灭贫困，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这是一个就算能够实现，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目标。在中国目前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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