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不成样子的怀念

　　　　他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 他有打抱不平的英雄气概 胡乔木：不成样子的怀念
　　
　　 王蒙
　　
　　 1992年秋，我结束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参加华拉纳节作家周的活动，应澳艺术理事会的邀请转赴悉尼。到悉尼的第一天，得悉了胡乔木同志逝世的消息，当即给他的遗属拍去了唁电。
　　
　　 一
　　
　　 1981年我第一次接到了乔木同志来信，信上说他在病中读到了我的近作（看样子读的是人民大学编印的《王蒙小说创作资料》，一本以教学参考资料为名广为行销的“海盗版”书籍），他对之很欣赏。他写了一首五律赠我，表达他阅读后的兴奋心情。
　　
　　 不久我们见了面。他显得有些衰弱，说话底气不足；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缓慢平和。他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和一味的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yún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jū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大意）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
　　
　　 我问他对于典型问题的看法，他说，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他说“典型”是外来语，然后他讲了英语stereotype，他说这本来就是样板、套子的意思。他发挥说，比如说高尔基的《母亲》是典型的，但高尔基最好的小说不是《母亲》，而是《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然后他如数家珍地谈这部长而且怪的、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使我大吃一惊。
　　
　　 二
　　
　　 说到个人爱好，胡喜欢黄自和贺绿汀，把一盒复制的黄自歌曲的磁带赠送给了我，并批评音乐界的“门户之见”。胡喜欢看芭蕾舞，并向我建议请舞蹈团以抗震救灾为题材搞一个舞剧。胡的欣赏品位是高的，所以他对文艺界的某些棍子腔调斥之为“面目可憎”。我曾经开玩笑说，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而棍子们是流氓“马克思主义者”。罪过！
　　
　　 与此同时，乔木又不断地劝诫我：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1981年，我的小说《杂色》发表后他写信来，略有微词。他又把一期载有高尔斯华绥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的《江南》杂志寄给我，该文的主旨似亦在主张“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是不要太“现代派”。我想，这对于一心追新逐异的浅尝者们，还是有教益的。
　　
　　 我曾与周扬同志谈起乔木的这一番意思。周立即表示了与胡针锋相对的意见。周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对于周，我理应在今后写更多的回忆文字。
　　
　　 胡乔木还曾托付一位与我们都相熟的老同志口头转达“让王蒙少搞一点意识流”之类的意见。我毫不怀疑他在“爱护”我，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
　　
　　 此后由于我也忝列于某些有关文艺工作的“领导层”之中，便与胡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交流与碰撞。1985年，作协“四代会”开过，一次胡找我，要我把一篇反对无条件地提倡“创作自由”的文章作为《文艺报》的社论发表。此次，他谈到了他去厦门时到舒婷家拜访舒婷的事，他说他的拜访是“失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他未能在政治与文艺思想方面对舒产生多少影响。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甚至主观地认为，他的“失败”论是一种防护姿态，以免因这一拜访受到某些面目可憎的人的指责。80年代以来，舒婷亦多次受到批评，以“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朦胧”为由批判“朦胧诗”，与前述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由批现代派逻辑一致，语言一致，版权归属一致。
　　
　　 据说，胡对舒婷是很友好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诗（指舒诗）还看不懂，那就只能读胡适的《尝试集》了。”当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访”，他进行了一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访问，这也是失败所在吧。诗心相通，谈何容易？
　　
　　 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对电影《芙蓉镇》的挽救。由于1987年初的政治气候，有一两位老同志对《芙蓉镇》猛烈抨击，把这部影片往什么什么“化”上拉。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提供有关《芙》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电话里说：“我要为《芙蓉镇》辩护！”他的音调里颇有几分打抱不平的英雄气概。
　　
　　 后来，他的“辩护”成功了。小经波折之后，《芙蓉镇》公演了。
　　
　　 从这里我又想起胡为刘晓庆辩护的故事。刘晓庆发表自传《我的路》以后，电影界一些头面人物颇不以晓庆的少年气盛为然，已经并正在对之进行批评，后被胡劝止。
　　
　　 我又想起他对电影《黄土地》的态度。他肯定这部片子，为它说过话。胡做过许多好事，例如他对聂绀弩的诗集的支持。胡做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的，“挨骂”的事他却大张旗鼓。这也是“政治需要”吗？这需要有人出来说明真相，我以为。
　　
　　 1989年的事件以后他的可爱，他的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该年10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秘书做记录，似乎不放心我会放出什么冷炮来，也许是怕这一次见面给自己带来麻烦。
　　
　　 谈了一会儿，见我心平气和，循规蹈矩，一如既往，并无充当什么角色之意，他旋即转忧为喜，转“危”为安，又友好起来了，面部表情也松弛了许多。
　　
　　 不久，他约我一起去看望冰心，为之祝九旬大寿。他还要我约作曲家瞿希贤与李泽厚一起去。后因瞿当时不在京，李也没找到，只有我和他去了冰心老人那里。他写了一幅字，四言诗给冰心，称冰心为“文坛祖母”。然后又是与冰心留影，又是与我照相。他还讲起他对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搞学术而被卷到政治里的，不要随便点名云云。这是我最后一次与这位老人见面了。后来他寄来了他签名的诗集。
　　
　　 他大概仍然想保护一些人。但是这次已不是1982或者1983年。他本人也处于几位文坛批判家的火力之下。在一次“点火”的会议上，几个人已经用“大泰斗保护小泰斗”这样的说法攻击乔木。也有的人干脆点出了乔木的名。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他极力与批他的人套近乎，说了许多未必得体的话，但反应冷淡。据说还向另一位曾撰文委婉批评他的人大讲王蒙的“稀粥”写得如何之不好。我觉得他已经为与王蒙拉开距离做了铺垫。这和他的与我讲看访舒婷“失败”具有相近似含义。他的这些努力都引起了一些说法，而且，反正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是越来越式微了。
　　
　　 四
　　
　　 在这篇不成样子的怀念文章的最后，我想起了1988年他的一次谈话。当时中央正准备搞一个文件，就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提出一些方针原则。有关同志就此文件草稿向他征求意见。他对我说：“要把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惨痛教训，郑重总结以昭示天下。”他说得很严肃，很沉痛，对文件的要求也非常之高。他慨叹党内缺少真正懂文艺的周恩来式的领导人。他要求回顾历史的经验。但是他又说：“不要涉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最后这个意见，我传达给有关负责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无法照办。
　　
　　 乔木凋矣，但我没有也不会忘记他。我远远谈不上对他有多少了解。也许我的记忆有误，也许我的体会感受有误。当然我写的只是我眼中的胡乔木。也许，一个更深沉、更真实、更完全也更政治的胡乔木，是我没有也无法把握的。但我仍然有义务把这一切写出来，为了对他的怀念与感激。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摘自《不成样子的怀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