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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真人”黄昆（转载）
发信站: 清水湾 (2005年07月07日00:17:46 星期四), 站内信件

“真人”黄昆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很难想象这位最高科技奖得主竟然将记者从家里“赶”了出
来，成为记者多年采访生涯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遭遇”。
  随着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颁奖，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顷刻间成为举国皆知的新闻人
物。黄昆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黄昆有何德何能，成为继吴文俊之后基础研究领域
问鼎最高奖的第二人？面对荣誉，他又缘何如此“拒绝”记者采访？
  (一)“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他”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
”时隔数十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对黄昆的认真仍然念念不忘。当年从燕京大学毕
业后的黄昆到西南联大任助教时，和年小几岁的杨振宁同住一屋。
  那时的黄昆和杨振宁都年方二十出头，总是喜欢纵论天下，相互顶牛。而黄昆往往
都将话题引向极端，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有一次，为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
，他们从白天一直讨论到晚上，最后是上床后又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权威资料来解
决争论。“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杨振宁说。
  黄昆较真儿，不光是杨振宁的感受，在圈内也早就出了名，有时甚至让人下不了台
。1951年，学有所成的黄昆留英归来，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有一次，北大物理系一
位教师评教授职称，大多数学术委员都觉得不错表示同意，而黄昆却“固执己见”：“
就他那水平，给他一个副教授就不错了。”
  较真儿换个角度说，其实就是严谨。夏建白，中科院半导体所研究员，去年刚刚当
选为“新科”院士。虽然和黄昆为师为友数十年，但谈起这位老师，至今仍然有些发怵
：“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他。”
  黄昆让人“害怕”，别无他因，而是因为他对自己、对他人要求都比较严。从1977
年担任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后，半导体所成为他至今工作和学习的地方。“一般人往往
追求数量，频繁出成果，而他要求我们少而精，做出高水平、高质量的工作。”夏建白
说。
  对于问题的每一个环节，黄昆总是反复推敲。他虽然不赞成用繁琐的数学方法来研
究物理问题，但在需要数学推导和计算时，又十分仔细，反复多遍。黄昆不仅自己身体
力行，也严格要求中青年科研人员，对他们撰写的论文往往多次修改，以致于密密麻麻
的修改意见有时覆盖了原稿。
  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黄昆半个世纪以前的研究成果经受住了历史长河的考验，
相关论文至今仍年均被全世界的同行引用6至7次。
  (二)“我没有‘照猫画虎’的习惯”
  玻恩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黄昆和他曾经在1951年合著一本固体物理学的“圣
经”——《晶格动力学理论》，这本书直到1985年还第三次再版。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曾经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得年
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了。”
  然而，当黄昆评价起这本在国外被人像圣经一样放在书桌上的权威著作时却淡淡地
说：“这本书也不是特别突出。”
  《晶格动力学理论》仅是黄昆年轻时代在科研领域攀登的一座高峰。从黄漫射到黄
理论、黄方程，从1945年到1951年，在英国求学的五、六年间，黄昆焕发出蓬勃的生命
力，接连取得创新性的重大成果。1977年，在“阔别”科研生涯近30年后，年近花甲的
他壮志不坠，再次开创了第二个春天，提出“黄-朱模型”，解决了20多年来科学界在超
晶格领域存在的疑难问题。
  谈到科研上的这两个重大时期，黄昆说：“年轻时我的工作特色鲜明，但是没有再
往下深入；后来在深度上比以前要好，解决问题的复杂性质要比年轻时强。”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就是黄昆的治学品格。他不喜欢翻阅文献资料，喜欢
从“第一原理出发”，去探寻物理世界的奥秘。“我文献看得比较少，因为那样容易被
人牵着鼻子走，变成书本的奴隶。自己创造的东西和接受别人的意见，对我来说，后者
要困难得多。学别人的东西很难，而自己一旦抓住线索，知道怎么做，工作就会进展很
顺利。”正是这种治学风格，使黄昆在学术上屡屡攻城掠地，一系列以他姓氏命名的“
黄”理论就是例证。
  “我喜欢与众不同，不喜欢随大流。如果跟着大家做，就没有什么意思。”谈起创
新，黄昆这样评说自己。刚上中学时，在伯父的要求下，黄昆除作业外还要去做数学书
上所有题目，“不仅使我数学很熟练，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忙于自己做题的黄昆很
少去看书上的例题。“这一偶然情况有着深远影响，使我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
惯。”
  (三)“请尊重我的隐私权”
  在科学界赫赫有名，在公众面前默默无闻，这是颁奖前黄昆的生存状态。而当记者
接触黄昆时却发现，科学家的头脑、数十年的风雨生涯使他异常冷静，甚至“真实”得
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我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什么神奇和惊人的地方。”黄昆的低调比吴文
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记者的百般争取下，虽然他答应采访，但只能给一个多小时；虽
然应允记者去他家，但却只能看不能问，“否则无法向夫人交代”，条件相当“苛刻”
。
  黄昆位于中关村的家，是套小三室的房子。狭窄昏暗，堆满了书，显得非常拥挤，
门口一古色古香的木箱子上是中科院物理所在他70华诞时赠送的8个字：“壮志不已，耕
耘不辍”，客厅兼卧室的墙上是一幅一米多长的松竹梅“三友图”。
  十几分钟的采访变成了无声的“参观”，而始终坐在沙发上的黄昆夫妇在翻阅着报
纸。“如今的报纸太厚了，翻起来比看还难。”这是家庭采访中黄昆所说的唯一的一句
话。
  而黄昆的夫人--李爱扶更“绝”。“请尊重我的隐私权。”记者刚想开口问问半个
世纪前，是什么原因促使年轻的她从英国远渡重洋来中国和黄昆喜结连理，是什么使他
们携手共渡风风雨雨，谁知她却抢先表了态，“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走？”
  “我很高兴，但也很不习惯。得奖意味着要占据我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像你们访问
我。”黄昆实话实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面对巨大的荣誉和奖励，这对相濡以沫半
个世纪的老夫妇在捍卫着自己宁静的生活。
  对小他7岁的夫人，黄昆打出了“90”的高分。“凡是和她接触的人对她的品格都有
很高的评价，她不仅是个好人，而且很有能力。”的确，青年时代屡有斩获的黄昆背后
，一直有这位异国贤内助的默默奉献，著名的黄理论实际上是“黄-里斯理论”，是夫妻
二人智慧的共同结晶。如今黄昆先生身患帕金森病，“我扣扣子都有点困难，家里90%的
事情靠她去做。”
  黄昆还在工作着。虽已83岁高龄，虽然身患疾病，他现在仍然坚持每天上午去研究
所，和年轻人交流探讨，或者翻阅资料，处理文件。2001年，一生和微观世界打交道的
他，还牵头和其他5位院士一起大声疾呼：国家应当组织充分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参与
占领世界纳米科技的制高点。
  一生不事张扬，一生默默耕耘，为科技事业鞠躬尽瘁，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黄昆。83
年的人生岁月里，黄昆以他的严谨和创新，以他的勤奋和率真，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竖起
了一座座丰碑，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也在人们的心目中铭刻下了四个大字：“真人”
黄昆。(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据新华社 沈路涛 李斌)




[ 2002年2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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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黄昆与杨振宁（转载）
发信站: 清水湾 (2005年07月07日00:19:54 星期四), 站内信件

黄昆与杨振宁：西南联大的岁月

朱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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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1942年左右的西南联大）研究生的补助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必须寻找教学
职位来增加收入。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校长，他安排
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昆华中学的一个教员职位，并提供一间住房给他们三
人合住。昆华中学距离西南联大差不多三公里。他们白天通
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不供应
开水，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
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茶，而是为了交流。当时西南联大的学术讨
论风气盛行，黄昆又从小酷爱争论，他们谈天说地，喝茶时争论不休，可以说，他们的
课余时间主要就是在茶馆里度过的。正是通过学术讨论和课外无数次的辩论，黄昆、杨
振宁和张守廉才真正认识了彼此，并从此结下长达60年的深厚情谊。杨振宁在一篇为祝
贺黄昆70寿辰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的文章中回忆道：



　　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
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
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
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
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
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
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伯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
解我们的辩论。



　　杨振宁又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风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
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
时间里（1938—1944年）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
并特别受到费米（E.Fermi）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
明的岁月里形成的。



　　而黄昆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西南联大时期与杨振宁的交往时说：


　　跟他讨论问题，我觉得在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对他来讲，我觉得好处是少一点
，因为毕竟他的天赋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完
全平等的。



　　他们还讨论和争辩天下的一切事情：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
化模式到新看的电影。黄昆是一位英文小说迷，他向杨振宁介绍了许多英美作家和他们
的小说，如康拉德（J.Conrad）、吉卜林（R.Kipling）、高尔斯华绥（J.Galsworthy）
等等。除了从学校图书馆借书，他们还从当时在昆明随处可见的卖美军剩余物资的地摊
上购买英文袖珍本的旧书。



　　1943年的春天，他们三个人觉得每天在大学和昆华中学两地间奔波很不方便，便放
弃了昆华中学的工作，各自搬进大学的研究生宿舍。但是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他们仍
保持经常见面。



　　（摘自《黄昆——声子物理第一人》，朱邦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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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黄昆自述和逸事（转载）
发信站: 清水湾 (2005年07月07日00:23:41 星期四), 站内信件

“碰钉子”碰出了固体物理课

黄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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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人物介绍的文章很多，但是自己介绍自己的文章怎么写法呢？对没有文字写
作修养的人，我想也只能回忆一下各个年代，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一个人讲问题，往往不免受个人经历的制约。我对小学生负担重曾发表议论，认为
大可不必，这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小学
学习是糊里糊涂过来的。当时自认为最出色的一次表现就是在三年级曾带回给母亲一份
因学习好而得的奖品，那就是北京史地课考试得第5名奖给的一份北京城的油印讲义。为
此，我始终为能熟练说出北京所有内外城门名而感到自豪。



　　同样是由于自己的经历，在要我和青少年谈话时，我总不免讲，中学打的基础是影
响一辈子的事。可以说，这里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历。


　　我刚上中学的半年是住在身为教授的伯父家。他见我下学后很空闲而询问我。我说
老师安排的数学作业我都做完了。他说那不行，数学书上的题自己都要做。从此，我就
按他的话做了，其影响深远。这不仅使我数学课很熟练，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且由
此我习惯下课就忙于自己做题，很少去看书上的例题。我后来回想，总觉这一偶然情况
有深远影响，使我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惯。



　　我的反面经验是语文课没有学好，到高三时已接近不及格的边缘。老师出作文题，
我不是觉得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觉得无话好说。其后果也可以说是影响一辈子的。举
个实际例子，我于1944年参加了当时留美和留英两项考试。留美考试未录取，后来通过
别人查分数才知道我的语文考试只得了24分。在留英考试中，我的作文只写了三行再也
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卷。居然我被录取，曾使我大吃一惊。以后有机会看到所有考生
的评分，这才知道这位考官显然眼界很高，而打分又很讲分寸，很多考生的中文成绩都
是40分，再没有更低的分数，我当然是其中之一。以后虽然没有再考语文，但是语文这
个关远没有过去。拿近年来说，不少场合要你讲点话或是让你题词，我只能极力推辞，
而主持人则很难谅解。这时总使我想起中学语文老师出了题我觉得无话可说的窘况。



　　我上大学是在当时的燕京大学。那时物理系的课程内容是很有限的。回想起来，从
两个方面讲，这对我是很有利的：一是我深知自己的才智十分有限，正因为当时的课程
比较浅，分量不重，才使我的学习得以比较主动，而这种主动性无论对学习或是对从事
研究都是最为重要的。正是基于自己这样的体验，我讲过这样的观点，认为学习知识不
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二是由于课程不重，
使我得以花较多的精力完全是自学阅读钻研当时在国内看来是新兴和深奥的量子力学理
论，使我达到了入门的水平。这正好与我毕业后到西南联大随吴大猷先生做研究相衔接
。吴先生当时是在国内最早开展原子、分子的量子力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跟随吴先生
作研究又使我在使用量子力学上取得了经验。所以，1945年我到英国留学，和一般英国
研究生比较，在量子力学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1941年我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推荐给吴大猷先生任西南联大的助教。系主任饶
毓泰先生第一次接见我时就严肃地对我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就
是钻研学问做研究。后来我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西南联大名教授很多。课也开得很多
。我在一年中就旁听了六门物理和数学的课，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
我听课很多，但是课后不复习，所以大部分没有懂，但仍旧得益不少。一是开阔了眼界
，二是某几个方面不同程度地还是学到一些更深的知识，如分析力学、电磁理论，群论
的一点入门知识。后来的经验表明，较广的知识只要概括地有些了解，遇到问题时就可
能用得上，在用之中把它掌握起来。



　　莫特教授是我到英国投奔的博士生导师。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教授，但已出版了三
本著名的专著，每一本的出版都标志着一个学科方向的诞生（原子碰撞理论、金属合金
理论、离子晶体中电子过程）。正因为他有如此广阔的成就，我初和他接触时十分惊奇
地发现，他只对他当时研究的问题感兴趣，和他谈更广的问题他不感兴趣。我后来才领
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专注的治学特点，才使他能在十年之中在几个不同的领域取得重
大成就。他治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尽管他有深厚的数学理论修养，但最善于抓住问
题的物理实质提出形象的模型，以最简单的数学方式概括结果。他的这些治学特点不能
不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但也无可讳言，长时期习惯于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研究的问题上，
也给我带来很明显的局限性。



　　在英国时，在我的心目中，主要研究固体的除了我所在的布列斯托尔大学就是爱丁
堡大学的博恩教授。所以获学位后就到他那里访问半年。博恩教授不仅是晶格动力学的
创始人，而且这个学科几十年的研究进展大部分是他自己和他的学生完成的。没有想到
，我的这次访问最主要的结果是他建议我与他合作完成一本以量子理论为基础的晶格动
力学专著。写书的工作从1948年开始一直延续了三年，到最后时期，如果不是有约在先
，已经很不想写下去了。这是因为当时这远不是一个热门，我想书出版后，大概也没有
多少人看，过两年也就会停版了。没有料到，由于固体物理学全面大发展，这本书成为
一本标准专著，过了25年出版社才决定停版，而且过了三年又根据科学家提议，再次出
版。这真是万万想不到的。



　　我于1951年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直到1977年，前后26年主要是教课。最
初教了两年普通物理，以后开了两门课，一门是固体物理，一门是半导体物理。早在刚
回国后为上课做准备时，做过一次试讲，45分钟的讲课就被助教提了10条批评意见。院
系调整后，特别强调教学要十分认真，所以当时我教普通物理，每周上三次课，备课足
足要用50到60小时。这虽然有点过分，但是经过两年，确使我对课堂教学讲求效果获得
了不少锻炼。现在听别人作科学报告，事先没有下功夫，让人听不懂，就会想到课堂教
学的锻炼很重要。



　　我开设固体物理课是从碰钉子开始的。我初回国时正值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系里要
我和当年三名研究生商量，给他们开一门课。因为我在国外时研究的主要是固体的问题
，我建议讲一门固体物理。他们听过介绍后干脆说，听起来这个课没有啥意思。首次开
固体物理课的尝试，就这样碰了壁。其实这样一门课应主要包括什么，我也不清楚，还
是以后，经1953年至1955年，先后给几个研究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人员两次讲
课，并结合专业建设才形成了一门比较系统的大学课程。半导体物理课的开设更是没有
蓝本可以遵循，连综述性的文章当时也很少。所以第一次在学校开课，是由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王守武、洪朝生、汤定元和我各依据自己熟悉的一点知识讲九个学时拼凑起
来的。回顾起来，开设这两门课最大的受益者恐怕是我自己。



　　我在北京大学的年代中，基础研究由于种种干扰始终没有搞起来，我的研究生涯中
断了近30年。1977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这时身在研究所不做研究道理
难容。但是，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自己年龄已近60，研究工作怎样才能做得起来呢？我
当时想，科学家老了会掉队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知识老化，特别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跟
不上发展；二是由于地位容易脱离第一线的具体工作以致自己原来的老本也会逐渐忘记
。我要把几十年基础理论的发展认真地补上恐怕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拿定主意，承认这
个局限性，只去做自己能做的问题。但是要坚持自己动手做第一线的具体工作，我这样
做已十多年了，总算多少做了一点工作。当然，这使我的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
的局限性。



　　（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




黄昆纳税



　　1989年春节前夕，半导体研究所联合办公室的陈主任忽然接到黄昆的电话：“我想
请你办件事。我算了一下，去年我每个月的收入都超过了400元，应缴个人收入调节税。
我列了个单子，你再给算一算，看该交多少，再请代为办一下纳税手续……”



　　不一会儿，有人送来了黄昆自制的收入登记表，一年中的每一笔收入都登记得清清
楚楚，最后写着黄昆自己计算的结果：“全年应缴纳税款199.30元。”



　　陈主任对表格中“其他收入”一栏进行了核查，划去了2元冷饮费、1.50元支部活动
费、6.50元博士导师稿费及几项不足百元的审读费，还有几项收入陈主任也拿不准是否
属于纳税范畴，便带着表格到地区税务所请求审核。



　　税务所所长听说中国科学院有位享有盛名的学者主动来报缴个人收入调节税，十分
感动，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对表格中所列的各项收入进行了审查。审定结果，黄昆应缴
纳个人调节税49.50元，钱虽不多，其精神却感人至深。




黄昆的黄散射、黄理论和黄方程



　　我国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黄昆是以他的“黄散射”、“黄理论”、“黄方程”而蜚
声中外的。


　　黄昆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5年赴英留学。


　　黄昆到英国后写的第一篇论文是《稀固溶体的Ｘ光漫散射》。在这篇论文中，他预
言溶在固体中的杂质会使固体产生晶格畸变；在Ｘ光射入固体后，这种畸变会导致Ｘ光
的漫散射。由于这个实验技术要求很高，当时无法做到，直到21年之后这一预言才得到
了证实。这一理论成了研究固体中杂质状态的有力手段，被国际上称为“黄散射”。



　　1948年1月，布列斯托尔大学授予年仅28岁的黄昆哲学博士学位证书。


　　这一年，黄昆接受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主任的聘请，到该校担任为期三年的
研究员。


　　和黄昆同去爱丁堡大学的还有布列斯托尔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生艾夫·里斯小姐，
她是去理论物理系任系主任的秘书，并帮助黄昆在研究工作中进行理论计算。



　　黄昆来到爱丁堡大学，一面进行固体物理学研究，一面撰写《晶体动力学》。他的
勤奋、他的聪慧、他的敏锐，深深地吸引了艾夫·里斯小姐，而艾夫·里斯小姐专业知
识的精深广博、工作的勤恳，还有她的温柔美丽也给黄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
朝夕相处，一起攻坚，共同的爱好把两个国籍不同的青年的心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1950年，他们共同署名发表了《F中心的光吸收和非辐射跃迁理论》，这一开拓性的
科研成果，得到国际同行们的高度评价，被称为“黄—里斯理论”。在他们取得了可喜
的科研成果的同时，他们的爱情之树也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1951年，黄昆又提出了一对唯象的方程，进一步发展了晶体中的电磁波与格波相互
耦合的理论，唯象地描述了晶格振动及其极化的实质。被国际上称为“黄方程”。



　　由于黄昆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他在1955年、年仅36岁时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1980年他被聘请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7年他又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

（摘自《院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