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一本新书正在引起知识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束星北档案》。作者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刘海军。
　　这本书使我想起大约十年前，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此，陈寅恪的名字走出史学界，成为整个知识界的公共话题，他的背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而读了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我的直觉是此书向读者推出另一个陈寅恪，科学界的陈寅恪。也许，物理学家束星北，由此会进入中国读者的公共视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另一面镜子。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束星北是物理学家，一文一理，专业不同，但还是有若干共同之处。
　　首先，作为学者和教育家，他们在专业上都是第一流的人物。陈寅恪学术上的成就自不必多说。束星北早在1928年到1930年，在爱丁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的时候，就进入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的前沿。后应竺可桢之邀，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的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而束星北，就是那里最杰出的教授，启蒙了吴健雄、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后来这样回忆：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教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发。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他的另一个学生，中国原子弹与核武器的开拓者之一的程开甲院士说，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天才、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
　　第二，他们都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11月22日，陈寅恪就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问题写信答复郭沫若和李四光时，提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无独有偶，束星北也在这一年与为主张“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和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发生激烈的辩论。华岗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星北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誰也管不着誰。在50年代，他还有发言权机会的时候，提出过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教育和科学方面，束星北不赞成全盘苏化。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维护宪法的尊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二者皆可抛。”
　　第三，他们的晚年都遭遇磨难，在磨难中都没有放弃学者的追求。束星北的命运比陈寅恪更为坎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只有很短的时间能让他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其余时间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挨整。在三反运动中，他为苏步青打抱不平，成了浙江大学的罪魁；在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不赞成全盘苏化，又受到批判；在肃反运动中，他被打成山东大学“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判处管制三年，到月子口水库监督劳动。但他只要进入科学领域，马上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比如，他在50年代中期被逐出山东大学物理系，改行攻气象学，不过一年多时间，其成果就引起了中国气象学界的轰动。他在青岛医学院戴罪劳动期间，已经谈不上科学研究，还是让进口的脑电图机起死回生。
　　有朋友提出，束星北是中国科学界的“陈寅恪”，我觉得这个比喻有道理。
　　
　　（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智慧的民族。然而，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奖已经颁发了100多年了，中国大陆科学界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最近，邹承鲁院士在答《科学与民主》杂志记者时谈到：“有人说，一个大国建国20年就应该出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国家建国50年了都没有出，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50年中有25年是不算的，运动不断，没有搞什么科研。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结束，少说也有25年，不能算。后25年沿着计划管理的路子走下去，科学上也没有自由探索。领导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干我说的，我不说的就不能做’。这束缚了大家的自由探索。转变思想，科学才能发展。第二个原因是缺少在科学工作上进行积累。”邹院士的话虽然说得比较委婉，还是指出了症结所在。读这本书，也使人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历史反思。1972年，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回国，周恩来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李政道说，谋求国外高水平的人才或教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启用中国自己的人才和老师。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周李会见，使困境中的束星北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周恩来即使让束星北重新出山，他还有可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么？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产生第一流的科学人才，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杰出的科学人才，往往是有个性的。束星北就是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人。他三十年代留学归来，曾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有一次受蒋介石接见，就当面批评蒋介石对日妥协。蒋介石不过说他“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事后并未找他的麻烦，没有影响他到浙江大学发挥才干，培养天才。但到了50年代，这种个性就不被容忍了。束星北向华岗提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不过是力图守住物理学专业的底线。这在当时也是触犯时忌的。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华岗，命运比束星北更惨。他在束星北打成右派以前也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以待罪之身，郁郁而终。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束星北的老朋友王淦昌，和他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后来从事与国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也许能归之为他个性平和。其实王淦昌也不是没有看法。他不但同情束星北，在他们的共同的学生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农村以后，长期每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可见他内心对这些政治运动并不赞成。作为知识分子，可以学习王淦昌成功的经验，尽量在不失原则的情况下外圆内方。但国家和大学等科学教育机构一方，则不能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做到外圆内方。包容知识分子性格的多样性，保障思想言论的自由空间，让科学工作者过有尊严的生活，是繁荣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正直坦荡，敢说真话的人格都没有存活的余地，科学天才就在劫难逃了。
　　
　　（三）
　　最后还想说说本书的写法。这本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有关束星北的原始档案，比如政治运动中党委对束星北的审查报告，公安部门的情况汇报，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束星北的检查和申辩；一部分是作者对知情人的采访实录，采访对象有束星北的同事、学生、子女，也有和他一起挨整的难友和审查过他的人，这部分保持了口述史学的基本形态；一部分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按照时间的逻辑把将三个部分互相穿插，互相比照，构成了一部宏大的交响曲，却决不让三者互相混淆。这说明作者有一种清醒的历史感。我见过一些写小说或执行文学出身的作家，手里也掌握一手的素材，但不懂得尊重原始材料的本来形态，在行文时喜欢把史料和自己的文学想象混成一体，于是读者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再好的题材，也只能写成供人消遣的传奇。
　　如今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写书、出书成了做书，讲究短平快。许多包装华丽的新书，里面都是一包泡沫。而刘海军先生为写这本书，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作者十五年磨一剑，几度返工，推倒重来，对传主，对历史十分尊重，我想，他这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必将赢得中国有文化有见识的读者的尊重。
　　100035北京新街口三不老胡同一号613丁东
　　
　　
　　

　　 ■众论束星北
　　
　　丁东：历史学者
　　
　　束星北很有气节受访人：束星北的学生，不愿透露姓名
　　
　　　　我是1943年-1947年在浙江大学受教的，在那里我听到了束星北讲课。他在理论物理专业的造诣很深，而且动手能力也非常强，亲手造过雷达。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长文，介绍他的经历。
　　
　　　　束星北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人，他为人正直，敢于坚持真理，热爱科学，坚持按科学办事。如果他发现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事情，他一定要指出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才华就已经得到了充分认可。以他扎实的物理学功底和过人的天赋，如果有一个适合做学术研究的环境和氛围，那么他的成就绝不会只有现在看到的那么多。严格说，他在解放前的学术成就也不见得有多么大。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并带出了一批学生。我国为什么没有人得诺贝尔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科学家都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研究的环境，失去了发挥自己才智的机会。1972年，李政道回国的时候，周恩来希望他介绍海外有才智的人来中国讲学，李政道马上就说，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才，而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自己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他能够在劳动改造中撑下来，活到80年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让他有求生勇气的或许是他对自己才华的自信，总相信自己能有所作为———不然，以他那样的个性，早就自杀了。
　　
　　　　现在像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很少了———我认为，他是一个通才，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比如他后来改行研究气象学、海洋学，所做的工作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像他那样具有气节和科学精神人，现在已经少之又少。束星北5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法律的文章，在山东大学演讲时被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有些问题到现在仍有现实意义。
　　
　　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受访人：束美新，束星北女儿
　　
　　　　我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宽松。我1966年高中毕业，1977年考上大学的时候已经30岁了。我后来与我父亲都在海洋研究所工作，父亲曾对我说，你已经耽搁了最好的时间，就别做科学研究，把我照顾好就行。我当时还不服气，后来一想他是对的，他在英国、美国求学，拿两个硕士的时候才二十多岁，当教授的时候也才27岁。
　　
　　　　父亲说那句话的意思是让我把他照顾好，他好把脑袋里面的东西留给后人。他复出的最后五年全部献给了科学事业，从没有提出平反的要求，他确实在抢时间而顾不上这些。我们做子女的不愿让他教学生，想让他写写书就算了，但他不同意，一心要带出一批学生来。由于肺心病，他讲一会儿课就要用喷雾器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一直坚持下来了。我无法评价父亲的科学成就，但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他容不得半点模棱两可。80年代初有一阵流行伪科学，父亲就很怀疑这个，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后面有别的原因。当时，他给许多人写信，还说胳膊窝里能看字怎么有眼睛看得清楚！
　　
　　　　我大哥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正教授，但是他也认为与父亲是两到三个数量级的差距。我们老说得不到诺贝尔奖，首先要从国家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不让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件重演。
　　
　　这是一个悲剧
　　
　　受访人：雷颐历史学者
　　
　　　　在今年初的图书订货会上，在成千上万种图书中，作家出版社的展位上摆出了《束星北档案》这本样书，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当然了解不多，于是拿起来翻一翻。没想到此书披露了相当详细的档案材料，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珍贵的。于是在与记者的见面会上推荐了此书。
　　
　　　　这本书确实非常好，以档案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说话，最有力量。我们经历过的许多细节，令后人难以想象。如对组织上认为有问题的人如何监控、当时如何组织“大批判”、甚至什么样的人可以到北京办事，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到北京办事……都有详细的记录。另外，一些当时“整”束星北的人回忆时也并不回避一些尖锐的问题。确实，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可以说，这本书通过一个人的档案，记述的是社会档案。
　　
　　　　我认为，束星北身上最可贵的是他极有个性，嫉恶如仇，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是我们所缺乏的，特别值得提倡的。这是一个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更是社会、时代的悲剧。
　　
　　　　束星北解放前后都在大学任教，而遭遇却相差巨大。当年浙大能有那样大的成就，主要是竺可桢实行的治校方法。从《束星北档案》也可看出，在五六十年代束星北命运多难时，竺可桢仍冒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帮助束星北。其实，世界一流大学主要不是钱堆出来的……
　　

　　
　　于良（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五十年代山东大学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在学术上，束先生的作派与众不同，他身上有一种“霸气”，这当然与他深厚的专业基础和出众的才华有关。他不分场合，不讲方式，也不分对象，常常弄得人下不了台。我曾听束先生当年在浙江大学的同事说，束先生即使对他的至交王淦昌也是如此，在浙江大学，两人在物理学术报告会上，常常为一个学术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怒目相向，面红耳赤，好像恨不能要将对方揪起来。但是这样的“争吵”，并不影响两人的关系，他们过后即忘，友谊随着“争吵”而越加深入。他的这种不讲情面、不讲方式的“脾气”，让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名家）尴尬不安，有人婉转地提出批评，他当面也认账，可过后仍我行我素。
　　
　　　　束先生是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三十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以后留学英国，从师于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王竹溪在跟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时，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王竹溪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便被西南联大聘为正教授，那一年，他才２７岁。院系调整后，王竹溪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１９５５年），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了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专门请了来。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捡了个座坐下来。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也不时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最新动态和争论。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个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五十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兴意昂然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那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未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