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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裡的氣氛倒是以「洋派」最為突顯。燕大的千把學生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夏威夷來的僑生，他們根本是美國子民，一個個身穿牛皮夾克，口操地道美語；一是家在廣州、福州、上海、天津等幾個通商口岸的摩登子弟，習慣華洋雜處，西裝筆挺，英語呱呱；最後才數土生土長的北地兒女，他們一天到晚長袍大褂，是不折不扣的土豹子形象。
　　
　　 章詒和的新書《往事並不如煙》，追敘一九五○年代「民主人士」被毛澤東利用後的遭遇，哄傳兩岸三地（台灣版時報出版公司）。書中有一章我特別感興趣，寫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清末民初大思想家、政治家康有為的女公子康同璧和她自己的女兒羅儀鳳──著者稱她們為「最後的貴族」──她們兩口子在中共政權下的北京家居生活。羅儀鳳和她哥哥榮邦是我在一九三○年代的大學同學，榮邦和我後來又在美國同過事。本文回想起我們前後數十年交往的一些瑣事，真的是「往事如煙」。
　　
　　 初遇「新鮮人」羅儀鳳
　　
　　 「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夕，我從上海轉學北平，初時人地生疏，蜷伏海甸校園，第一次周末進城，在王府井大街購物和在平安電影院看完早場電影後，就趕到南池子校車停車處，坐上車等候回校。我當即注意到前兩排靠窗座位一個女同學跟窗外佇立的一個男生在談天。兩人聊些什麼不清楚，只聽見女的說話較多，而且全部是流利自然的美式英語。我只看見她的背影；女孩子在外褂上面套著一件天鵝絨坎肩，髮髻上打了兩條小娃娃辮子，翹在肩後，增加了她說話的天真活潑。
　　
　　 我在學校裡人脈漸通，很快就結識了校車上的這位。她就是羅儀鳳，她哥哥羅榮邦還是我一九三三級的級友。奇怪而有趣的是，大家在校園裡幾乎天天見面，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們兄妹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巨人的外孫和外孫女──他們自己不提，同學當中也沒人說起。
　　
　　 從Efoung到Yvonne
　　
　　 我們就讀的學校是當年數一數二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燕大尤其以校風開通、思想前進聞名。滬江大學雖說是國內最早實行男女同校的，但校園生活比較拘謹，燕大卻更為自由。當年不知哪裡的好事者用一般女同學的觀點編了一首打油詩諷刺北方的高等學府道：
　　
　　 北大老，師大窮；
　　
　　 清華、燕京好通融。
　　
　　 「通融」在什麼地方？不在貴族家世和名門豪富。據我個人的觀察，校園裡的氣氛倒是以「洋派」最為突顯。燕大的千把學生在這一點上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夏威夷來的僑生，他們根本是美國子民，一個個身穿牛皮夾克，口操地道美語；一是家在廣州、福州、上海、天津等幾個通商口岸的摩登子弟，習慣華洋雜處，西裝筆挺，英語呱呱；最後才數土生土長的北地兒女，他們一天到晚長袍大褂，是不折不扣的土豹子形象，事實上其中也不乏藏龍臥虎之士，比如中學讀過「美國學校」（PekingAmerican School）的。
　　
　　 羅榮邦就屬於第三類。他終年一襲藍布大褂，但常跟檀香山來的同學交往。他父親羅昌是那裡的華僑出身，後追隨南海先生，曾任外交官和大學教授。榮邦的英文名字Winbourne，頗有英國味道，大概是他父親做倫敦總領事時給他起的。我跟他初識時，兩人在為人處世方面都可說還在少年十五二十時，他念的是歷史，我則是慕名燕大的新聞學系，從滬江轉學過來的插班生。他妹妹儀鳳比我們小兩年，我們念大三，她還是「新鮮人」。
　　
　　 我始終記得她是燕大女同學中大方活潑的典型。
　　
　　 George和Winbourne
　　
　　 燕大沒有促進學習英文的課外組織，不管哪一系，習慣用英語交談的人已經夠多了。有一次教授英美文學的幾位比較年輕的老小姐動腦筋，召集同學，準備排演一齣英文戲。帶頭的一位是Miss Ann Cochran，我們都熟稔地叫她Nancy（她身材瘦長，說話清脆有力，想是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人，聽說一九五○年代她還在台灣東海大學熱心執教）。
　　
　　 她們提議排演蕭伯納的一部不太著名的劇作《安卓克理斯和獅子》（Androctes and theLion）。那是自《伊索寓言》開始，在古希臘和羅馬廣為流傳的故事，說一個性情純良，愛跟飛禽走獸為伍的基督徒安卓克理斯，在荒原裡替一頭受傷的獅子拔掉牠前掌上的一根刺。獅子感恩之餘，不但沒把他吃掉，反而跟他成為好友。後來一群基督徒，包括安卓克理斯在內，被羅馬帝國的凱撒捉去餵獅子，想不到獅子就是安卓克理斯的老友，以德報德，饒了他一命。這個題材在蕭翁筆下，又是一齣含意深刻的社會劇；它挖苦基督教，但對專制暴虐的凱撒更是不留情地鞭撻。
　　
　　 開會商量排演的第一步是遴選演員，分配角色。老師們談來談去，竟把安卓克理斯這個角色的重任派到「喬志高」頭上──想來是因為一般印象認為我性情溫和、舉止斯文吧──我當時怎樣反應的，現在也記不清了。最近我回來馬利蘭州公寓小住，偶爾回憶到七十年前這段往事，特地到本地肯辛頓（Kensington）市立圖書館把《蕭伯納全集》借出來一查，劇本裡這樣形容安卓克理斯：「他是一個矮小瘦削、形狀荒謬可笑的傢伙，年齡隨便三十到五十五都可以。」我看了這句話，當年榮膺這個角色的興致不免大打折扣。
　　
　　 那天羅榮邦也被派重頭戲，好像就是「獅子」，大概因為他平時不修邊幅，頭髮留得較長。這樣一來，我們兩人都要擔任《安卓克理斯和獅子》的「劇名角色」（title role）了。
　　
　　 「但願記取當年同窗好友」
　　
　　 我們臨時劇團的中堅分子是十幾個夏威夷小子，他們對排演蕭伯納這齣戲群起反對，開會時鬧得幾位老師不得不收回成命，《安卓克理斯和獅子》於是消聲滅跡。我當時的感覺是，蕭翁的劇作無論在思想或是辭彙方面，畢竟太過高級，非我輩小毛頭眼高手低所能勝任。
　　
　　 榮邦在我的紀念冊上寫的，不像他令妹那頁密密麻麻、一大堆美不勝收的詞語，而是他自撰的兩節英文四行詩。大意說：雖是數行遐思，情意還是真切的，我倆同窗歲月只是友誼的開端，而不是終結。當您踏上錦繡前途，在未來時光中重溫此頁，但願您記取當年的同窗好友。──「榮邦．羅」。最後四行原文如下：
　　
　　 So when you read this in some future years,
　　
　　 Enjoying your life’s good fortunes andthe cheers
　　
　　 And happiness that Fate on you bestow,
　　
　　 May this recall your school days with
　　
　　Winbourne Lo（上）
　　
　　

　　
　　 加大同僚在悼念文章中稱羅榮邦為「一位和藹可親、篤誠博學的人物，一位地道的中國學者」。一九六七年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為羅榮邦編譯的《康有為傳記與論文集》寫過一篇書評。在稱許此書的內容之餘，他說：「尤其感人的是，本書的著者是康有為先生的後人。」
　　
　　 金山會議重逢榮邦
　　
　　 同學好友相處多年，等到畢業分手，總不免一種從此各奔前程，不知何年月日能再相逢的惆悵。榮邦寫此數語以及我初讀它時，萬想不到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的旅途會又一次交叉。
　　
　　 出乎我們意料，曾幾何時我們兩人竟然又碰面了。我們各自離開燕大後，得到父母資助，不約而同負笈美國，我就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榮邦則在加州大學進修，一東一西，好久一段時期彼此未通音訊。國內抗戰軍興，我們這班流落異鄉的留學生也蠢蠢思動，一來為國效勞，二來很多人家中匯款中斷，不得不自尋出路。我就在這雙重原因驅使下，從參加學生遊行、演講、募捐等愛國運動，而慢慢將抗日宣傳工作職業化。那時有一個以美國友人作門面的機構──太平洋新聞社──成立，我馬上被徵召做它惟一的編輯。
　　
　　 珍珠港事件爆發，我們的八年抗戰一夜之間變為盟邦二次大戰的一環。太平洋新聞社由中宣部國際宣傳處接辦，改名「中華新聞社」，紐約總社統管海外各地分社的業務，我以最早的編輯的身分，儼然是這個機構裡面的「元老」！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華民國以四強之一的資格，與美、英、蘇一同召開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舊金山會議）。中華新聞社奉命擔任中國代表團新聞組的工作，作為其中的一員，我也到舊金山出差兩個多月。在那個值得回味的期間，我和羅榮邦久別重逢。
　　
　　 舊金山會議是五十個盟國的群英大會，中國代表團和各處趕來採訪的媒體人員，一個個也忙得像無頭蒼蠅。我們兩人無暇敘舊，更沒有機會談起他那留在國內、音訊不通的妹妹。不出半年，V-J Day日本投降，新聞社正式隸屬南京政府編制下的新聞局，繼續海外宣傳的任務。
　　
　　 我是「上司」榮邦是「下屬」
　　
　　 一九四六年即抗戰勝利後一年，也是我個人歷史上可紀念的一頁：我結束了三十多年的單身生活，美滿地結婚了。梅卿和我隨即計畫回國，可是國內情形急轉直下，正在舉棋不定之際，新聞社美西辦事處主任出缺，新聞局很體貼地要我去金山代理一陣那裡的館務。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們在──梅卿懷著「和平在望」的「有望」──乘橫貫美洲大陸的火車，顛簸了三天兩夜，才到加州屋倫市（Oakland），再搭半小時的輪渡，跨過「東灣」，終於抵達目的地。
　　
　　 此番重遊金山大埠，客觀環境和我自己的心情跟兩年前來開聯合國會議的時候大不相同。J.P.率領新聞社同事到Embarcadero碼頭來接，表面上我跟他的關係現在是「上司」和「下屬」。
　　
　　 我當然有點窘，榮邦倒若無其事，態度仍舊那麼天真誠摰。他很快地幫我在加利福尼亞街的寓所和市中心市場街六八一號的新聞社辦公處安頓下來。
　　
　　 接下來幾個禮拜，榮邦以金山伯的身份，帶著我了解當地與我們業務有關的機關和人士。例如兩大媒體San Francisco Chronicle（僑譯「江尼古報」）和侯氏（Hearst）報系的San Francisco Examiner（僑譯「益三文那報」）還有灣區的Oakland Tribune（僑譯「屋倫論壇報」，乃國會共和黨參議員諾蘭WilliamKnowland的家族財產）。三五家華僑報紙代表不同的黨派──國民黨、致公黨、土生公民的同源會以及號稱「中山先生到此」的《少年中國晨報》，各爭長短。當地幾個民間組織Commonwealth Club（共和俱樂部）、Press Club（新聞俱樂部）和World Affairs Council（世界事務委員會）經常舉行午餐會，請名人演講，北大校長胡適一九四九年那次來美就是其中之一。
　　
　　 有事「榮邦」服其勞
　　
　　 談到加州的學界，榮邦更為津津樂道：加大柏克萊分校有來自歐洲，精通古代漢字的Prof. Boodberg，有家世富有、喜歡研究中國近代史的Prof. Bingham，政治系一位華裔馬教授早年追隨過國民黨先賢胡漢民；而在史丹福大學，教清史的女教授Prof. Mary Wright則是出名的思想左傾者。
　　
　　 一次榮邦興高采烈地帶我去看加大足球賽的盛況，雖然他自己對運動毫無興趣。本季金熊隊（Golden Bears）戰績不佳，可是看台上啦啦隊人手一張字母卡片，翻來覆去拼成各種標語和圖案，蔚為奇觀。
　　
　　 榮邦不脫書生本色。他現在穿的不再是藍布大褂，而是tweedy！（粗呢的）西裝外褂，整天口啣煙斗，一派大學教授或是英國鄉下紳士的閒散，有時談得起勁，口水和煙絲齊飛。一晃十幾年，他不改名士風度，孤家寡人一個。我反看自己，家有賢妻愛子，好像萬事已足，不禁想到榮邦在紀念冊上寫給我的四行詩……
　　
　　 不久，國內江山變色，餘波蕩漾到海外，美西新聞社停辦一段時間，我跟榮邦又一次分手，這次真的是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他回加大念完博士學位，從此以後，「隔行如隔山」，我們只匆匆見過幾次面。
　　
　　 康有為傳記之「感人」
　　
　　 那年頭在美國學界，所謂「中國研究」還沒成氣候。新科博士要覓一個教師的職位不大容易，多半只好做個掛單和尚，雲遊四方，替別人代課，做短期客座，或教暑期學校等。J.P.先後教過東部的賓夕凡尼亞大學、中西部的密西根大學、西北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我去香港，在西雅圖轉機時，還約他來見過一面。十年後他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從客座升到歷史系正教授，方才安頓下來。其間我們夫婦很高興接到他的婚訊，他的夫人是加拿大來的華僑名叫Ferw FERN，後來我們也有機會會面。
　　
　　 榮邦在燕大畢業論文講的是宋、元年間中國成為海上一強的史跡。我知道他對中國海洋史一向有興趣。中國人揚威海上，包括明朝鄭和率領龐大艦隊浩浩蕩蕩遠征印度洋、直駛非洲東部海岸，開創華人在東南亞經商和移民的偉業，這是羅榮邦學術研究和著作的一個專題。另一個專題就是關於他外祖父康有為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光緒皇帝「百日維新」、「戊戌政變」的功過。
　　
　　 加大戴維斯分校校刊登載悼念羅榮邦的文章，記載他於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因心臟病發去世。我跟他的最後一面是在一九六○年年底，他們全家從英國回來，我和梅卿在肯辛頓故居招待他們，喜見他子女成行。榮邦去英是被邀請參加李約瑟（Joseph Needham）編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大概就在那以後的幾年中，他回過闊別數十載的祖國，替他母親康同璧和妹妹羅儀鳳立了墓碑。
　　
　　 加大同僚在悼念文章中稱羅榮邦為「一位和藹可親、篤誠博學的人物，一位地道的中國學者」。一九六七年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為羅榮邦編譯的《康有為傳記與論文集》（Kang Yu-weh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寫過一篇書評。在稱許此書的內容之餘，他說：「尤其感人的是，本書的著者是康有為先生的後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