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正儿·绍兴酒·回译之难 (施康强)

　　
　　
　　 一
　　 青木正儿先生老了。老年人容易怀旧，往事最值得怀念的，除了恋情，该是青年时代的“少年游”和学问、事业成熟时期的壮游。
　　青木先生是汉学家，也是美食家。退休后的著作，多与中国食物有关，如《华国风味》、《中华名物考》和《酒中趣》。他在中国旅行，从不错过品尝各地美酒佳肴乃至日常菜蔬的机会。最难忘的，是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和十五年(一九二六)的江南之旅。前一次，主要游览杭州西湖。他住进湖畔一家西洋风格的清泰旅馆，欣赏如烟似雾的绕堤翠柳和灼灼其华的夭桃，也以日本人的眼光对西湖环境的变化发表意见。
　　 “我曾经听许多人感叹西湖变得俗了，我却觉得有点夸大其词。所谓西湖的庸俗化，指的是近来新的欧式建筑，破坏了与周围景观的调和。但是请问持此论调者是出于什么思想呢?不检讨自己的姿态，一味攻击别人是狭隘的，上帝也会说‘就是因为那么不协调的头脑和装束，这里的风景才变得庸俗化了’。看西湖时，自己先有一种主观偏见，用这个去衡量景物。当然那些欧式建筑我也不能苟同，但那是时代的要求，而且欧式建筑与中国建筑的风格差异本来就没有它与日本建筑之间的差异大，雷峰塔不正是砖石结构的吗?如果说砖石结构的风格不协调，那么雷峰塔也不协调吗?”结论：“只要不把无辜的西湖柳砍掉，把苏堤建成运动场，就算毁掉西湖一二个景观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杭州花信》，见中国杭州网／杭州市志)
　　 此论亦一家之言。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少见多怪，见多不怪。如同巴黎人最后还是接受了埃菲尔铁塔和贝聿铭的金字塔，北京人最终也会接受国家大剧院那个浮在水上的“巨蛋”和奥运体育馆的“鸟巢”。需要补充的是，雷峰塔本来是砖心围以木结构外廓的楼阁式宝塔。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入侵，纵火焚塔，仅剩砖砌的塔心如老僧颓然兀立于南湖之滨，直到一九二四年坍塌。迩来参照吴越国初建时金碧辉煌的原样重建，反倒有人批评它与环境不协调了。
　　青木先生在晚年尤为乐谈的，是第二次江南春游。那一年他从普陀山经由宁波而入绍兴。
　　 讲起往年我游绍兴的时候，曾经有过三个愿望。其一是看那唐朝的贺知章从玄宗得来的镜湖，其二是探明朝徐文长住过的青藤书屋的遗迹，其三是喝最上品的绍兴酒。但是其一因为我的认识不足而失败了，走去一看并没有湖，那湖是早已干了变成了田，只有地名留着罢了，其二是因为信任《两般秋雨庵随笔》的说话，说是在城东的曲池，走去看时曲池的确是有的，可是没有书屋的遗迹。寻问当地的故老，才知道完全错了方向，乃是在水偏门内观前巷的陈氏宅内。至于其三，虽然当时已经断望，觉得难喝到真的女儿酒，可是幸而得喝着了可以与这相匹敌的陈酒了。(《谈中国酒肴》，周作人译，原载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香港《新晚报》)
　　 这篇文章，名为《谈中国酒肴》，其实大部分篇幅说的都是绍兴酒。他在绍兴住的旅馆附近有个章东明酒铺。据他上海友人借给他的一名仆人兼翻译的话(青木先生会读中国古文却不会说白话?或者他能讲官话，但听不懂江浙方言，尤其是绍兴话?)，这酒家很有名的，在上海有分店。不过他觉得与没有文化的通译对饮，很是无聊，便先给他吃饭，把他打发回去。他凭窗独酌，意有不足，便借助纸笔，问堂倌有什么好酒。堂倌写道“顶好善酿，二等甚酿，三等花雕。眼下无善酿，先生所饮的为甚酿”。青木心想，总之自己喝的是比花雕(即女儿酒)的赝品高一等的酒，很是高兴。与店伙约定明天来喝善酿后，便醉步蹒跚走回旅馆。
　　 在绍兴喝绍酒，只是这篇饶有趣味的文章的一个由头。学者总爱掉书袋，青木先生熟读清人杂著，信笔所至，引了袁枚《随园食单》、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和梁章钜《浪迹丛谈》的有关记载。引得最多的是后一本书。
　　 二
　　 苦雨斋主人老了。老境不佳，家累不减，八道湾的房子越住越小，藏书越卖越少。不用本名发表的写作和翻译，成为他的主要经济来源。老年人的写作，自以怀旧为先。他写了那么多关于鲁迅幼年与周氏家世的文章，除了为换钱，为提供研究鲁迅的资料，应该也有聊以自遣的成分在内。或许因为长子丰一君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他有接触日本出版物的机会。读到青木正儿谈绍兴和绍酒的文章，处处触动了他的乡情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不仅信手把它译成中文，而且在译文中间加了不少“译者附记”。关于“善酿”，他写道：
　　 【绍兴酒】普通在市面上的名称，则因酒的颜色计分两种：一名竹叶青，色青微黄；一曰状元红，色黄赤，本地人不很喜欢它。这是从前的情形，直至民国初年，大约是一九一四年左右，才有一种所谓善酿酒上市，那时我还在绍兴城里，买了来喝，觉得味稍醇厚，无非就是加饭则力厚味醇罢了，但是有点甜味，不是什么上品。善酿这个名称乃是当时的一种商标的名目，店伙在笔记本上所写原是不大可靠，不但所谓甚酿不知道原来是什么了。
　　 青木文中引用的清人著作，按照翻译的基本原则，不能回译，只能还原，即找到对应的原文，逐字逐句照录。翻译家为寻觅原著花的工夫，有时比直接从外文回译要大上几十倍。《随园食单》、《两般秋雨庵随笔》和《浪迹丛谈》本非僻书，苦雨斋中原本是有的，不知什么时候卖掉换米了。知堂懒得去找，好在日文译文中本来就有不少汉字，从日文回译中文而且达到与原文相似的效果，比从西洋文字还原要容易得多。模仿清人的近代古文，对他更是小菜一碟。不过老人是诚实的，他声明：“上面引用的中国书籍，因为手边没有原书，所以没有抄录原文，却是转译出来，写作文言的。”
　　 三
　　 下面的文章本不该让鄙人，而是由一位日文专家，对比青木的汉文日译和周作人的“转译”来写。等了好多年，始终没有等到，只好率尔操觚了。因此可能说些外行话，读者诸君谅之。
　　 我找到《浪迹丛谈》中相应的段落，与周作人的拟古文作比较，佩服他如高手造赝品，几乎可以乱真，但看到他难免也露出一些造假的蛛丝马迹。下面分别列出周作人回译文和梁章钜《浪迹丛谈》原文(译文对原文有所省略，应是青木在引用时作了删节)。
　　 周译：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然世人往往嘲笑之，以为名过其实，与普通之酒别无不同，而贩路遍天下，远达新疆，正以为异。平心论之，其通行之故殆由别无他种之酒与颉颃者，盖绍兴之人造之亦不能得此良品。其行于远方之理由，则由于对于远方特别发送佳酒，余在广西宦游中所经历之绍兴酒皆甚为味美，闻更至远方则愈益佳。
　　 梁文：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而亦有横生訾议者，其与绍兴酒之致佳者，实未曾到口也。世人每笑绍兴有三通行，皆名过其实者，如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有秘传。州人口音实同鴂舌，无一人肯习官话而不操土音者。即酒亦不过常酒，而贩运竟遍寰区，且远达于新疆绝域。平心而论，唯口音一层，万无可解、刑钱也究竟尚有师傅，至酒之通行，则实无他酒足以相抗。盖山阴、会稽之间，水最宜酒，易地则不能为良，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制酿，而水既不同，味即远逊。即绍兴本地，佳酒亦不易得，惟所贩愈远则愈佳，盖非致佳者不能行远。余尝藩甘、陇，抚桂林，所得酒皆绝美，闻嘉峪关以外则益佳，若中土近地，则非藏蓄数年者，不堪入口。
　　 民国时代的学者，有的坚持用文言写作，有的偶尔也写文言文。但是在白话成为主流文体的大语境中，即便写文言，也在用字造句时不知不觉受白话的影响，总的说来比前人的文言要浅易得多，有时索性半文半白。周作人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的读书笔记，如《书房一角》，有时就用这种文体(很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民国古文”或“现代文言”)。姑引该书中《六祖真身》一文为例：
　　 案六祖慧能殁于唐先天二年癸丑，至南宋末年祥兴二年己卯，历年五佰六十六矣，不图槁骸复见剖割，岂非真是有什么宿缘乎。余前论越王峥欧兜祖师，留下漆身，供人膜拜，以为是懊恼，今观六祖事，当更了知有身之足为大患矣。元人本不必论，如杨琏真伽所为，宁复有人理，但彼是番僧，当爱其同类，不至残毁和尚死体，然则作为乱兵或非此辈亦未可知。漆身中间那里会有宝贝，而贸贸然探其心肝，此事真奇绝，如不是文文山亲至曹溪看来告诉我们，几乎不大有人能相信矣。
　　 此类文章写多了，写滑了，临到需要写正宗古文时，稍一懈怠，难免会带进一点现代腔。“与普通之酒别无不同”，就是民国人写的古文。同样的意思，清朝人写起来会更简练一点：“即酒亦不过常酒”。
　　 更大的差别在于词汇层面。新时代产生的新事物，古文中无相应的词指称，现代人写的文言文中迳用新名词是允许的。但是使用虚词需要谨慎。“其行于远方之理由，则由于对于远方特别发送佳酒”，连用三个虚词(“则”、“由于”、“对于”)，则是典型的民国古文，清人绝无可能如此行文。他们不会在一句话中叠用多个虚词，只能写成“惟所贩愈远则愈佳，盖非致佳者不能行远”。我对文言虚词没有研究，“由于”或许古已有之，“对于”是古文里找不到的。汉语中此类虚词，其出身可疑，恐是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西文介词或介词短语。中国人最早是通过东洋的媒介接受西洋知识，为图省事，也就沿用了。(为验明这类词的出身，我请教过几位日文专家。他们都是严谨的学者，有九分证据绝不说十分话，都回答说“好像是吧”。)
　　 周译：绍兴酒之最佳者名女儿酒。相传富家生女，即酿酒数瓮，俟其女出嫁时与之，已经过十许年矣。其瓮大率施以彩色模样，称为花雕。近时多有伪作，以凡酒装入有花样之酒瓮，用以欺人。……今医师配药用酒时，必指定使用无灰酒，一般皆谓唯绍兴酒中有石灰。曰不然，绍兴酒内不曾有灰。倘有用灰者亦只因酒味将变，以灰制止之，并非常法。辩解甚力，此言当是实性。
　　 梁文：最佳者名女儿酒，相传富家养女，初弥月，即开酿数坛，直至此女儿出门，即以此酒陪嫁，则至近亦十年许，其坛率以彩绘，名曰花雕，近作伪者多，竟有用花坛装凡酒以欺人者。凡辨酒之法，以坛轻为贵。盖酒愈陈则愈敛缩，甚有缩至半坛者，从坛旁以椎敲之，真者其声必清越，伪而酒败者其响必不扬。……今医家配药用酒，必注明无灰酒，佥言惟绍兴酒有灰。近闻之绍兴人，力辨绍酒无灰，其偶有灰者，以酒味将离，用灰制之，非常法也，语似可信。
　　周译“凡辨酒之法，坛以轻为贵。盖酒愈陈则愈缩敛，甚有缩至半坛者，从坛旁以椎敲之，真者其声必清越，伪而败者其响必不扬。”也许是这段日文中本来就用了许多汉字，周氏照抄就可以了，总之其仿真度可以打满分。
　　 问题出在“—般皆谓唯绍兴酒中有石灰”。如同一些虚词，汉语中某些抽象名词或状词也是从日文汉字移植过来的。西文general相对于particulary，日本人用汉字译前者为“一般”。古汉语中的“一般”却是另一个意思。(《辞海》对“—般”作的解释如下：一、普通；通常：与“个别”或“重点”相对。二、一样；同样。司空曙《过长林西湖酒家》：“湖草青青三两家，门前桃李—般花”。三、犹一种。李煜《相见欢词》：“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四、哲学名词，见“个别和一般”。
　　 《浪迹丛谈》作于道光年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梁章钜不可能在“普通”、“通常”的意义上使用“一般”这个词。
　　 四
　　 周作人若写自己的文言文，“对于”、“由于”、“一般”等词，用亦无妨。他代清朝人立言，就要注意避免使用当时没有，或当时不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词。西洋人称此类错误为anachronism。他们行文时很小心，拿不准的时候，可以查字典——有的字典，如法国的《罗倍尔》，遇有必要则在释义之前先表明该词来历与首次见于文献的日期（datation）。我们的《辞海》少了这道功夫。
　　 好在当代生活不需要我们写文言文，除非你写历史小说或历史剧，需要代历史人物虚构一篇文章。敢于这样做的人不多。不过小说家和剧作家总得虚拟对话，还是躲不开anachronism问题。此事大难，小说家和剧作家若有本事像考古学家复原古人的容貌服饰一样，让人物讲当时的白话，写在纸上读者可能看不懂，说出来观众更加听不懂，连历史学家不看字幕也未必句句明白。假如声明戏说在先，或者如《大明宫词》标榜一种艺术风格和追求，自然不必在意此类语言细节。不过对历史多少保留一点尊重之心的作者，还是注意一点好，不要让汉唐人也大谈“问题”如何如何。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代中国人接受的历史教育和古汉语教育太少。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主流文体之后，民国时代的国文教育并不排斥文言。邓云乡先生回忆：“当时中学生文言文、白话文都要会写，因为南北各名牌大学，对文言和白话的要求迥不相同。北京、清华等大学，是白话文的发祥地，出的题目：《梦清华游记》、《我的衣服》、《雨天》等，都是要写成潇洒的白话散文，才能得高分。而南方名大学，如交大、中央大学等，就是唐文治、梅光迪先生的影响，必须能写文言文策论，或柳宗元式游记，才能得高分。……由小学到中学，作文课都是既学白话文，又写文言文。这样才能应付各种不同要求的考试。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好的可以考上名牌大学，一般的也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做个小职员写公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学语文教育中文言文的比重越来越小，根本不教文言作文。大学中文系学生也不接受文言文写作训练，结果连中学语文教师们多半也不会写文言，遑论考生。所以前两年高考作文，一考生交了篇文言，阅卷诸公惊为奇材，一致给了最高分。
　　话题扯远了。回到周作人的“回译”，我们看到在技术层面上，拟作其实比创作更难。大师偶有闪失，不足为训，也不足为病。鄙人自己偶尔学写一两句文言，但绝无能力完篇，到教私塾的老先生跟前是通不过的。因此，只有老老实实写白话，惟力求行文简洁，精神上试图继承古文之洗练于一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