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格拉斯

■杨武能

  将近三十年前，早已因《铁皮鼓》等“但泽三部曲”而功成名就的君特·格拉斯（GüntherGrass），又完成和准备出版下一部长篇小说杰作《比目鱼》了。可是，小说的手稿迟迟不肯交给急欲出书的出版商，因为格拉斯非要他事先同意一个条件：邀请已知所有准备译介这部作品的外国译家来德国聚会，而且费用全部得由出版社负担。经过反复交涉，作家终于如愿以偿，1977年，他便和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译者一起，共同切磋、探讨了一系列翻译《比目鱼》的问题。

  如此开了先例，也许不只对作家个人而言，在世界文学史和译介史上很可能同样开了先例，格拉斯每有重要新作问世，便都要邀约翻译家进行长则一周短则一两日的聚会、研讨。例如1999年《我的世纪》问世前夕，我国著名翻译家兼版权经纪人蔡鸿君先生，便应邀在哥廷根出席了有十一国格拉斯译者参加的研讨会。这样，蔡先生译的《我的世纪》得以在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次年2000年及时面世，且于书前冠上了一篇向作家本人约来的《中文版前言》。顺便说说，这篇《前言》言简意赅，篇幅极小却展现了格拉斯的大家风范：具有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同时又极其谦逊。对这样的大家风范，通过前不久对作家本人的近距离接触、观察，我的感受和印象更加深刻、难忘了。

  年初本报刊出了拙文《无限风光在小城》，记的是地处德荷边境的欧洲译者工作中心（dasEurop�]ische�]bersetzer－Kollegium），以及笔者十多年来两度短期逗留这“译者之家”的经历见闻。今年四月笔者受聘担任该中心三个月的“驻会翻译家”（Translator inResidence），扮演相当于这一欧洲文学翻译家协会常设机构的“形象代言人”角色。期间，在完成自带的翻译任务的同时，平均每个月都要到附近的科隆等城市做两三个报告，接受两三次采访，这样的“群众宣传工作”几乎成为家常便饭了。而真正激动人心的却只有一件事，就是参与接待德国惟一健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

  格拉斯计划六月初到访，四月份中心所在的施特拉伦全城，已到处贴着他来举行作品朗诵会的大幅海报。此后向中心洽购入场卷的电话铃此伏彼起，短短八九个小时，每张十五欧元的三百多张门票便一售而空。有朋友走后门找中心工作人员和“驻会翻译家”内部调剂，也因为票子实在有限而爱莫能助。这次虽说不像前两任联邦总统驾临似的令全城激动欢腾，能迎来德国当今文坛泰斗格拉斯，也叫市里上上下下特别是咱们工作中心又一次感觉风光无限。因此，各项准备工作都开展得及时又认真。特别是格拉斯来的主要目的并非对公众朗诵新作，而是与翻译家探讨翻译问题，开办所谓的“翻译工场”（�]bersetzerwerkstatt），这就叫负责组织接待的译者工作中心，不能不好好费一番筹划、安排的心思。笔者不但得参加“工场”打工，又受命代表中心的形象，任务倍加沉重，心里自然有几分紧张，因此把预定要讨论的一篇散文和三首诗，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

  三点刚过，在欧洲翻译家协会和欧洲译者工作中心负责人陪同下，格拉斯一行出现在“译者之家”明亮整洁的小楼里。一开始的握手寒暄、热闹拥挤过去以后，我见他待人十分谦和，便也过去自我介绍，并顺便讲了中国这些年译介他的情况。他听得十分专注，当得知《比目鱼》这部写法和内容都比《铁皮鼓》更怪更难的长篇小说终于有了中译本，而且出自两位我所熟悉的年轻女译者笔下，他显得尤其高兴。原因很简单，读过他作品、见过他绘画和熟悉他脾气的人多半清楚，这位大作家毫不隐讳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

  四点差五分，格拉斯一行和来自十个国家的十三位译者入座，称作“翻译工场”的研讨会正式开工。“工场”实际上就是普通的研讨会会场，设在中心有玻璃顶盖的院落中间，光线充足、明亮；只不过正式与会者只是作家和翻译家，他们面前的桌上摆着茶水、咖啡和糕点；四周则围坐着应邀旁听的各方人士，如施特拉伦市市长、欧洲翻译家协会的主席团成员和德国作家协会的来宾，以及众多媒体的记者等等。也就是说，今天坐在中间唱主角的，除了大作家格拉斯，就是咱们这帮译者了。

  格拉斯先讲了讲开会的意义。他说，在他看来，翻译家是“作家最好的读者”，因此他相信没有好的翻译家，他的作品便“出不了国界，更别提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他因此特别理解翻译家的重要，也有责任帮助翻译家工作，并说在修订自己的作品时也会常常考虑译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主持研讨的是格拉斯著作的编辑、挚友和西班牙文学翻译家弗里林豪斯（Helmut Frielingshaus）。他宣布讨论以问答形式进行，翻译家们可以就预先读过的几篇作品随便提问，主要由君特本人解答，他不时地也可敲敲边鼓。他强调，对于君特来说，译者的任何提问、任何疑难都是有道理的，都可以接受和理解，不会存在什么“愚蠢的”、“幼稚的”和“有失分寸的”问题。几句开场白打消了我们在文学巨匠面前的拘束、顾忌，翻译中可能出现的疑问、难点便一个接一个提了出来，词汇语法方面的也好，历史文化方面的也好，民情风俗方面的也好，涉及作家个人经历想法的也好，说大尽管都不大，但却具体实在，很多都与作家本人有关，因此他的解释往往只要一两句话，译者却可能想破脑袋而未必一定理解正确。如此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扣，一篇作品一篇作品地滤，很快到了休息时间。这时大家趁机用咖啡和面包、点心加了加油，加完油再继续干活儿。活儿一直干到七点整才不得不收工，因为年已七十六岁的作家一小时后将面对公众朗诵新作，接着还得签名售书。

  朗诵和售书的盛况有机会另外写吧。只再说说此番滥竽格拉斯的“翻译工场”，与格拉斯一起翻译格拉斯，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近距离观察后的印象。一般的“毫无大作家架子”、“平易近人”、“尊重译者”、“平等相待”等等，应该讲谁都体会得到就不赘述，只说说个人特殊的感受。

  感受之一是格拉斯这老先生实在心胸广阔，善解人意。作为“翻译工场”的主要参加者之一，我一点没有译过格拉斯，而且也根本不打算译风格让我觉得隔膜的格拉斯，因此一直怀着滥竽充数的惴惴不安，曾做好让人家真正的格拉斯译者唱主角的思想准备，自己呢坐坐冷板凳算啦。实际情况才不如此：会间问答和晚上几小时的喝酒闲聊，都表明是否格拉斯译者他都一视同仁，我自己的多虑纯属小心眼。更有甚者，在讨论那篇题为《我回忆……》的散文时，一位波兰女翻译家对其中表达的政治历史观正经八板地提出异议，会场气氛一时间变得尴尬又紧张。格拉斯呢先是耐心倾听，听罢则气定神闲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结果讨论得以照常进行。这个插曲令我感慨：在全世界数以千计有作品可能译成或已译成其他语言的知名作家中，恐怕很难找到哪位会像君特·格拉斯似的重视翻译这件事，特别是尊重和体贴那些把他本人的作品介绍到各自国家去的外国翻译家了吧。

  再说一点对格拉斯的印象。第二天闲聊时，我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曾访问中国，他马上讲在北大作报告时回答的重点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小说中干吗有那么多露骨的性描写。接着他兴致勃勃地谈起《金瓶梅》来，一连用了好多个gro�Yartig（了不起）加以赞赏！格拉斯学美术出身，不但画画还搞泥塑，眼下正在鲁尔区的另一城市举办长达两月的作品展。我在中心的藏书中翻阅和欣赏过他的不只一部画册，发现“露骨的性描写”比比皆是。难怪早年他会让人评为“色情作家”，作品在有的地方一度遭到焚毁，今天算我恍然大悟了。还有对我上面讲的“一视同仁”，似乎也应做点修正。是啊，格拉斯毫不含糊地重女轻男，他于“收工”后的交际中，不怕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明显表现出对这位那位——当然是年轻而漂亮的——女译者异常亲切，异常重视。七十多岁的老爷子了啊，一点也不含蓄，一点也不掩饰，赤裸裸的一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雕塑！这大概就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表现，也就是我说格拉斯乃性情中人的原因喽！而且也正因此我便相信，作如是说不会让老先生视为是对他的人身攻击或者侮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