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 言

  　　法学院刚毕业那会儿，我还是个小伙子，十分期待着马上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时，我突发奇想，把本来想要看的小说和历史书暂时束之高阁，出去买了本“如何做”一类的书：《如何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作者是阿兰•拉金。该书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必须开列出自己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生活目标，按其重要程度进行分类，例如A组最为重要，B组次之，C组第三等等。然后，在每一个目标下列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行动。这本简装书我依然保留着，距今已近30个年头。我敢肯定，这个单子准还埋藏在某个故纸堆中，尽管一时无从查找。然而，那个A组的单子我还真没忘记。我要当个好人，娶个好老婆，养几个好孩子，交几个好朋友，做个成功的政治家，写一本了不起的书。
  　　当然，我是不是个好人，得由上帝来判断。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像我那些铁杆支持者们想像的，或是如我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好，但也没有像我最严厉的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坏。我的家庭生活因为有了希拉里与切尔西而增添光彩。和所有的家庭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并非事事如意，但依然温馨美好。其中的瑕疵，正如世人所知，多数因我而起。她们的爱始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希望。就我所知，没人比我拥有更多、更好的朋友。的确，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正是在这些密友的大力扶持下，我才得以入主白宫，现在他们已成为传奇般的“比尔之友”。

  　　我的政治生活充满了欢乐。我喜欢竞选，我喜欢主政。我总是努力让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给更多人梦想成真的机会，让人们振奋精神，携手共进。我就是这样给自己打分的。

  　　至于那本了不起的书，谁知道呢？但准是个好故事。

《我的生活》提要

  没有人怀疑比尔·克林顿能够写出一本非常精彩的回忆录，因为他拥有太多不同寻常的故事可以讲述。他是一个出生卑微的遗腹子，却全凭个人奋斗登上了美国政治权利的顶峰；他的八年总统任期几乎都是在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度过，却取得了美国历任总统中仅次于林肯和肯尼迪的政绩；他几乎因性丑闻遭到弹劾，却仍然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偶像式魅力人物。如果说克林顿的身上充满了谜，《我的生活》则或多或少揭示了谜底。
    在《我的生活》中，克林顿以儿子、兄弟、教师、丈夫、父亲和公众人物的多重身份，回顾了自己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在追述早年的生活时，他以诚挚情感的笔触写出了对母亲的崇敬与依恋，对继父的同情与怜悯，对弟弟的关爱与愧疚，还有对帮助他成长的良师益友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他也深刻的剖析了自己内心生活与外部世界之间持久的矛盾与斗争，这种矛盾与斗争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与私人生活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回忆八年白宫岁月时，他不仅谈到了白水事件的前因后果，透露了葆拉·琼斯案和莱温斯基绯闻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还广泛涉及了国际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包括科索沃战争、中东和平进程、索马里危机、本·拉登与基地组织、朝鲜问题以及中美关系等等。

  《我的生活》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受关注和最成功的总统自传之一，其魅力固然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举世皆知的绯闻事件，但绝不仅止于此。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书中所表现的不懈奋争的生活信念，对家庭和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以及一位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第一卷
一、童年的伤痛

  １９５０年６月，母亲和罗杰在温泉城举办了婚礼，这时母亲刚过２７岁生日。参加婚礼的只有加伯和弗吉尼亚·克劳福德。这以后，母亲就离开了外公外婆家，和我的继父一同搬进了城南端１３街３２１号，也就是沃克街拐角处的一幢白色小木屋。不久我就开始称继父为“老爸”。又过了不久，我开始称自己为比尔·克林顿。
   

  住在１３街的那段日子里我发生了许多事。我开始到玛丽·普尔金斯儿童学校上学。我很喜欢那里，但有一天我跳绳摔断了腿。绳子不是活动的那种，而是一头绑在操场边的一棵树上，另一头绑在秋千上。孩子们在绳子的一边排好队，然后轮流跑上去，跳过去。其他孩子都跳了过去。

  我没能跳过去。我总有点儿笨手笨脚，动作缓慢，慢得有一次在复活节找蛋活动中成为惟一没有找到一只复活节蛋的孩子——并不是找不着，而是动作太慢，蛋被人拿光了。跳绳那天，我穿了双牛仔靴去上学，跳绳时又笨得连靴子都没有脱，结果鞋跟挂住了绳子，我一下翻过去，栽倒在地，只听喀嚓一声，腿折了。我痛得在地上躺了好几分钟，等着老爸火速从别克车行赶来接我。

  我的腿在膝盖上方折断了，由于我身体长得很快，医生不想把石膏一直打到我屁股上，而是在我关节处打了个洞，插进一根不锈钢管，固定在一根Ｕ形不锈钢上，然后把腿吊在医院病床上方。就那样，我平平地躺了两个月，觉得自己好傻，同时也为自己不用再上学还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而乐呵呵的。我的腿花了好长时间才痊愈。出院后，家人给我买了辆自行车，但至今骑上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我还会发慌。于是，我一直觉得自己行动笨拙，缺乏正常的平衡感，直到２２岁我开始在牛津大学骑车为止。即使到那时，我还摔过几次，但我把这看做是在增强自己的抗疼痛能力。

  我很感激老爸在我摔断腿时赶来救我。有一两次，他还专门放下工作回家，劝说母亲不要因我做错什么事就揍我屁股。他们结婚初期，他的确尽力照顾我，关心我。记得有一次，他甚至带我坐火车到圣路易斯去看红雀队比赛，那是离我们最近的重要联盟棒球队。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夜，第二天才回家。我喜欢看棒球。可惜的是，那是我俩惟一一次一起外出，就像我俩惟一一次钓鱼，惟一一次到外面树林里砍圣诞树，惟一一次全家跨州度假。那么多的事情都令我难忘，可都是惟一的一次。罗杰·克林顿的确很爱我，也很爱我母亲，但他始终没有完全走出自我怀疑的阴影，没有完全打破狂饮聚乐制造的虚假踏实感，没有完全打破与我母亲的隔阂和停止对我母亲说粗话。正是由于这些，他未能成为应该成为的那个人。

  一天夜里，他喝醉了酒，与我母亲厮打起来，他那种自我毁灭的劲头猛地爆发了出来。此情此景令我永远也无法忘怀。母亲想让我们去医院看望我曾外祖母。她已不久于人世。老爸则不许她去。于是他俩就在房子后部的卧室里相互吼开了。由于某种原因，我走到大厅，来到卧室门前，这时，老爸从背后拔出一把手枪，朝母亲的方向开了一枪。子弹射进了母亲和我之间的墙上。我惊呆了，吓坏了。此前我可从没听到过打枪的声音，更不用说亲眼目睹了。母亲一把拽起我，跑到街对面邻居家。警察被召来了。我现在头脑中还能浮现他们给老爸戴上手铐，把他送进看守所的情景。那天夜里，他就待在那里。

  有些痛苦的时光往往也会被忘却。最近我重读了母亲离婚档案上的证词。我发现在证词中，我详细讲述了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在老爸施暴后，我立即给母亲的律师打电话，让他叫警察来把老爸带走。我还说上次我阻止他殴打母亲时，他竟威胁说要打我。这句话很好笑，因为那时我已长得比他高大壮实，他就是很清醒、不那么醉的时候也不是我的对手。这两件事我都不记得了，也许正如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家庭成员如果还要和家中的嗜酒者继续生活下去，他们就会予以否认。无论什么原因，４０年后，这些特别的记忆仍然被深深埋藏。

二、我的母亲

  我从来也不清楚，母亲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精力与精神的。她总是让每一天都充满工作、充满欢乐，总是悉心照料我和弟弟罗杰。学校有什么活动也总是一次不落。她总是抽出时间和我们的朋友相聚，而把烦恼全部留给自己。
  我很喜欢去医院看母亲，看那些护士和医生，看他们照顾病人。初中时，我还真看了场手术。不过我现在记得的只是好多切割和流血的场面，但我并不感到头晕。对于外科医生的工作我很着迷，心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从事这项工作。

  母亲对她的病人十分关心，无论他们付不付得起钱。在实行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有很多人付不起钱。我记得有一天，一位贫穷但很要面子的男人来我家结账。他的工作是摘水果，所以付给了母亲六蒲式耳的新鲜桃子。这些桃子我们吃了好长时间——和在麦片中，做在馅饼里，掺在自己做的冰淇淋里。要是再有几个穷病人付不起现钱该多好啊！

  我想，在工作、朋友还有赛马中，母亲的婚姻压力得到了巨大的缓解。一定有很多日子里，母亲内心在哭泣，也许甚至是因身体的疼痛。但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她树立的榜样在我当上总统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她几乎从没和我谈论过她的烦恼。我想她准是认为需要知道的我已经知道，剩下的我自己也能想明白，因为我并不傻。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应该尽可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三、情迷希拉里(1)

  法学院的学习以及政治方面的进展都非常顺利，但我的私人生活却是一团糟。我先是和一个女孩分了手，结果女孩子回了家，嫁给了原来的男朋友。接着我又痛苦地跟一个法学院女生分开了，因为我非常喜欢她，却不想做出承诺。我于是决定自己一个人将就着过，在近一段时间不再谈恋爱。可是有一天，我坐在教室的后面听艾默生教授讲授“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时候，看见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孩。显然，她到课堂听课的次数比我还少，她留着非常浓密、颜色很深的金发，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脸上没有化妆，但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力量和镇静是我在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很少见到的。下课以后，我跟着她走出了教室，我打算向她做个自我介绍。当我走到距离她几英尺远的时候，我伸出手去，想去碰她的肩膀，可马上就把手收回来了。这差不多算得上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我知道这不仅仅是肩膀的接触，我很可能会开始某种我无法停止的事情。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又好几次在学校附近看见那个女孩，但我都没有接近她。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站在狭长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一头，跟一个同学杰夫·格勒克尔谈论加入《耶鲁法学杂志》的事情。杰夫劝我加入，说是加入以后保证可以使我有机会在某个联邦法官手下找个书记员的工作，或是在一个获利很高的律师事务所里谋得一份差使。他说得句句在理，但是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准备回阿肯色老家去，再说跟法律评论相比，我更喜欢政治。过了一会儿，对于他的请求我就突然连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因为我又看到了那个女孩，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她回看了我一眼。又过了一会儿，她合上书，从房间的那头径直朝这头走了过来。她看着我的眼睛说：“如果你准备一直这样盯着我，我也准备反过来盯着你。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彼此的姓名吧。我叫希拉里·罗德姆。你叫什么名字？”希拉里当然还记得所有这一切，只是字眼稍有不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惊异，在好几秒的时间内都无言以对。最后，我脱口说出了我的名字。我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她走了。我不知道可怜的杰夫·格勒克尔是怎么想的，但以后他再也没有跟我谈过那个法律评论杂志的事。

  过了几天之后，我走下法学院去一楼的楼梯时又见到了希拉里。她穿着一条颜色鲜艳的拖地长裙，我打定主意准备和她待上一会儿。她说她准备去注册下个学期的课程，我就说我也要去。我们排了一会儿队，同时聊了起来。我的感觉好极了，可是等我们排到队伍前面的时候，登记员抬起头看着我说：“比尔，你怎么又来了，你今天早上刚刚注册过。”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希拉里以她特有的方式哈哈大笑起来。我的把戏被揭穿了，于是干脆要她陪我走一走，到耶鲁美术画廊去看马克·罗思科的作品展览。我既激动又紧张，结果忘了大学里的校工正在闹罢工，博物馆没有开门。幸运的是，有一个保安在值班。我向他恳求了半天，还主动提出如果他让我进去，我愿意帮助他们清扫博物馆花园里的树枝和垃圾。

  保安看了我们一眼，好像看出了些名堂，就放我们进去了。整个展览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观看。太美妙了，从那时开始，我喜欢上了罗思科的作品。看完之后，我们走到花园里，我把那里的树枝都捡了起来。我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破坏罢工的行动，但是工会在博物馆的外面没有纠察队，再说，当时政治在我的头脑中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我把我答应要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和希拉里在花园里又待了一个小时左右。花园里有一个巨大而美丽的女子坐像，那是亨利·穆尔的作品。希拉里坐在女子的腿上，而我就坐在她的旁边，我们就这样聊着。不久之后，我就俯下身去，把我的头放在了她的肩膀上。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随后几天我们也是一同度过的，我们厮守在一起，天底下的事情我们无所不谈。下个周末，希拉里去了佛蒙特，去看望一个一直在跟她约会的男友，因为这是很早以前就约定了的。我对此焦急万分，我不想失去她。她星期六很晚的时候才回来，一回来我就给她打电话。她病了，我于是给她带去一些鸡汤和橘子汁。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分不开了。  

 

  但是，几周以后，母亲来看我的时候，她在我母亲那里却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希拉里在母亲到来之前把头发剪短了。头发剪得有些失败，看上去比从杰夫·德怀尔的发廊里走出来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更像摇滚歌星。加上她没有化妆，身上穿着工作装和牛仔裤，脚上没有穿袜子，再加上刚刚在米尔福德的沙滩上走过，脚趾上还沾着焦油。她看上去更像是个太空来客。而我的态度显然是非常认真的，这让母亲感到非常不满。母亲在她的书中称希拉里是一个“让她大长见识的人”。希拉里“不化妆，戴着可乐瓶一样的眼镜，棕色的头发没有明显的发式”；而我的母亲总是涂着亮粉色的口红，也总涂着睫毛油，头发上扎着一根银带。每当我看到她们两人想彼此摸透对方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很有趣。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母亲越来越不在意希拉里的外表，随着希拉里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她们还真的了解了对方。她们在风格上截然不同，但是在外表之下，两个人都是头脑聪明、个性坚强、随机应变、充满激情的女人。当她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根本没有我表现的机会。

  到了５月中旬的时候，我已经和希拉里寸步不离了。结果，我和她的几个好友见了面，其中包括她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同班同学苏珊·格雷波，我后来任命她为俄勒冈的联邦法官；另外一个是卡罗琳·埃利斯，她是一个聪明、滑稽的黎巴嫩女子，来自密西西比，与我相比更是个“南方”人，现在是密西西比大学的校长；除此之外还有尼尔·斯泰因曼，他是我在耶鲁大学见到的最聪明的人，１９９２年他在宾夕法尼亚为我筹集了第一笔竞选基金。

  我后来了解到，希拉里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里奇度过了她的童年；在韦尔斯利学院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大学期间她在政治上因为民权和战争等因素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大学毕业后的旅行她去了阿拉斯加，在那里，为了生活，她曾经找了份工作，负责把鱼身上的黏液去掉。她对法律援助产生了兴趣，愿意为穷人和儿童提供法律上的援助。我还听说她在韦尔斯利的毕业典礼上作过一次著名的演讲，她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远离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希望美国变得更好。那次演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播放，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声名远扬的感觉。她在政治上让我感到满意的一点是，她和我一样既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注重实际。她希望改变现状，但她知道要想这样做，就必须进行持久的努力。我们一方总是把遭受打击和失败看成品行高尚和地位优越的证明，希拉里和我一样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感到厌烦。希拉里在法学院是杰出人才，在我们那个充满竞争的小鱼塘里是一条大鱼。我相比而言则更加游移不定，时进时出。

  在我们两个都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在谈论希拉里的时候都好像有点害怕她，但是我不怕。我只是想和她在一起。但时光渐渐地在流逝。希拉里已经接受了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暑期工作，事务所的合伙人是特鲁哈福特、沃克和伯恩斯坦，而我已经接受了一份工作，担任麦戈文参议员在南方各州的竞选协调员。在没有遇到希拉里之前，我一直盼望得到这份工作。我准备把迈阿密作为我的活动基地，这项工作需要我在南方各地奔波，组织各州的竞选宣传活动。我知道我会非常胜任这份工作，尽管我并不认为在普选中麦戈文在南方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我相信在初选时他可以赢得相当数量的大会代表。无论如何，我所遇到的是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这对一个２５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遇，这个机会是多种原因促成的：第一要靠我和里克·斯坦恩斯的友谊——他在竞选活动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第二是借助竞选委员会采取的赞助性行动，他们至少要把一个南方人安排在一个负责人的位置上！

三、情迷希拉里(2)

  可此时的问题是，我不想干了。我知道，如果我去了佛罗里达，我和希拉里会彼此思念对方。尽管我觉得竞选的前景非常激动人心，但我还是感到非常担心，就像我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参加竞选宣传简直就是“使我的孤独成为常态的一种方式”，使我与投入正义事业的人们打交道，但是我和他们之间却总是保持着一臂的距离。我和希拉里在一起则没有任何疏离的感觉，她总是和我面对面，然后不知不觉地，她又走进了我的心。
  我鼓起勇气，问希拉里我是否能和她一起到加利福尼亚去，一同度过这个夏天。她起初是不相信，因为她知道我是多么热衷于政治，我是多么反对那场战争。我告诉她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我的工作和理想，但是我爱她，我想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同意让我同她去加利福尼亚。到这时为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总共才只有一个月。

  我们在帕克里奇做了短暂的停留，去看望她的家人。她的母亲多萝西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从一开始就跟她相处得很好。但是我和希拉里的父亲却有一种陌生感，就像希拉里和我母亲之间也存在着陌生感一样。休·罗德姆是一个脾气很坏、说话生硬的共和党人，最起码他不相信我。但是我们聊得越多，我就越喜欢他。我下定决心，通过不懈努力，一定要让他回心转意。很快，我们就开着车上路了，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那里距离她在奥克兰的工作单位很近。她在奥克兰工作期间将住在她母亲同母异父的妹妹阿德琳的一座小房子里。过了一两天之后，我开车回了华盛顿，告诉里克·斯坦恩斯和麦戈文竞选活动经理加里·哈特我不能去佛罗里达了。加里认为，我居然要错过这样的良机，简直是疯了。我想里克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看来，我想我肯定像个傻瓜，但是一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由你接受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往往还是由你放弃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

  离开竞选活动的确让我感觉不好，我主动提出到康涅狄格州去干上几个星期，在那里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竞选机构。我在每一个国会选区都签约雇用了一些工作人员之后，马上就赶往加利福尼亚，这次我走的是南线，因为我想回家一趟。

  我开车往西行驶，一路上感到心旷神怡。我参观了大峡谷。我是在接近黄昏的时候到达那里的，我爬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去观赏日落的景象。岩石是经过几百万年的沉积而形成的，层次分明，当大峡谷从谷底开始渐渐沉入黑暗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岩石居然在变换颜色。

  离开大峡谷之后，我冒着酷热开车经过美国最热的地方“死亡之谷”，然后往北开，朝着准备和希拉里一同度夏的地方驶去。当我走进她在伯克利的房子时，她用一个桃子馅饼——我最爱吃的——迎接我，那是她亲手制作的。这种感觉很好，但好景不长。白天，希拉里去上班，我就到市里去走走，在公园里或是咖啡店里看书，要么就是把旧金山逛个遍。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到当地的餐馆里去美餐一顿，要么就待在家里聊天。７月２４日，我们开车去了斯坦福大学，到那里的露天剧场去听琼·贝兹的现场演唱。为了让所有的歌迷都能够看见她，她每人只收２．５美元的入场费，这和当今一些大型演唱会昂贵的票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兹演唱了那些热门老歌，同时还首次在公众场合演唱了《他们将老迪克西拖倒的那夜》。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可我和希拉里之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于是我们决定回纽黑文以后搬到一起。这个做法无疑引起了双方家庭的关注。我们在法学院附近埃奇伍德大街２１号一座旧房子的第一层找到了一套公寓房。

  公寓房的前门打开之后就是一个微型起居室，起居室的后面是一个更小的餐厅和一个比餐厅还要小的卧室。卧室的后面是一个破旧的厨房和一间浴室，浴室非常小，抽水马桶的盖子有时会擦到浴缸。房子实在陈旧，地板从墙脚开始向中间倾斜，倾斜的角度很大，我只好用几块小木片垫在小餐桌的一条腿下。但是房子的租金对于手头紧张的法学院大学生还是很合适的：每个月７５美元。这套公寓房里最可爱的地方是起居室里的壁炉。我还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希拉里坐在壁炉前面，一块看温森特·克罗宁撰写的拿破仑传。

  我们太幸福了，也太贫穷了，对于我们的新家我们只感到自豪。我们还很喜欢请朋友过来吃饭。我们最喜欢的客人有鲁弗斯·科米尔和伊冯娜·科米尔夫妇。他们两人都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博芒特，两人的父亲都是非裔美国教士。他们从小在一个社区里长大，交往了几年之后走入结婚的殿堂。鲁弗斯学习法律，而伊冯娜正在攻读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伊冯娜获得了博士学位，而鲁弗斯也成了休斯敦一家大律师事务所“贝克和博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一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鲁弗斯——我们班最出色的学生——开始抱怨起他每天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你知道，”他慢吞吞地说，“生活完全给安排反了。你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用在了学习上，然后就开始工作，等你６５岁退休的时候，你已经老了，不能再享受生活了。一个人应该在２１岁到３５岁之间退休，然后再拼命地工作，一直干到死为止。”当然，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我们现在都快６５岁了，可都还在工作呢。

第二卷
四、初为总统

  就职仪式于１１∶３０开始。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按照礼宾顺序，在国会护卫队的陪同下来到主席台上。布什总统走在我的前面，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在约翰·布尔什瓦上校的指挥下，为我们两人奏起了《向总统致敬》的曲子。我注视着前面大片的人群。  
  我与首席法官及布什总统握了握手，接着拥抱了一下希拉里和切尔西，告诉她们，我爱她们。然后参议员温德尔·福特请我“作为美国总统”走上演讲台。我一开始就将当时那个时刻放到了美国历史的长河中：

 

  今天我们为美国复兴的奇迹而欢庆。今天的仪式是在隆冬季节举行的。但是，通过我们说的话，还有我们向世界展示的面貌，我们正在迫使春天来到。这是在世界上资格最老的民主国家得以再生的春天。这个春天将为我们复兴美国带来远见和勇气。当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向世人宣告美国独立时，当他们向上帝表明自己的目的时，他们知道，要持续存在下去，美国必须变革……每一代美国人都必须明确，作为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向布什总统敬了个礼之后，描述了当前的形势：

 

  今天，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担负起了新的责任，他们生活在一个沐浴着自由温暖的世界里，但这个世界仍然面临着古老仇恨和新生灾害的威胁。在我们成长的年代，美国的繁荣无可比拟。我们继承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这一经济已受到了削弱……强大而影响深远的力量正动摇并重塑着我们的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改变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所有的缺点都可以用美国的优点来加以纠正。

 

  不过，我还是警告道：“要做到这一点不会容易，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们必须像家庭供养孩子那样供养我们的国家。”我请求我的同胞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想一想，请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想一想——为了这个世界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个世界给了我们这个星球，我们对这个世界负有神圣的责任。我们必须尽全力：为所有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并要求所有的人都承担起责任”。

  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

 

  国内与国外已没有明显的界限。世界经济、世界环境、世界艾滋病危机、世界军备竞赛——都对我们产生着影响……美国必须继续领导我们做出了很大贡献才形成的这个世界。

 

  在演讲结尾，我向美国人民提出一个挑战，告诫他们，通过他们的选票，他们迫使春天来到。但光靠政府还无法产生他们想要的国家：“你们也必须在我国的复兴中发挥作用。我激励年轻一代的美国人为国服务……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从这个充满欢庆的山顶上，我们听到了从山谷中传来的为国服务的号召。我们听到了前进的号角。现在，我们已各就各位。有了上帝帮助，我们必须回应这个号角。”

  尽管有几位评论者对我的演说提出了批评，说其中既没有强有力的词句，也没有让人感兴趣的具体内容，但我自己对演说却感觉很好。演说中有些地方雄辩有力，思想清晰，表明我们在削减赤字的同时，将增加对将来非常重要的投资。演说还激励美国人民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更多的帮助，愈合我们国家的裂痕。我的演说非常简短，是历史上第三短的就职演说，排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和华盛顿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之后。林肯的那篇演说，是所有就职演说中最好的；华盛顿的那篇演说还不到两分钟。实际上，他只是说，谢谢，我又回来工作了。如果我干得不好，批评我。相反，威廉·亨利·哈里森１８４１年发表的演说是历史上最长的。那天很冷，他没穿大衣，讲了超过一个小时，结果患上了严重的肺炎，４３天后因此而去世。我的演说很简短，至少显得很有同情心，也没有任何怪异之处，人民了解我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以及我打算怎么做。

五、弹劾之后

  经历了弹劾的曲折风波，人们经常问整个过程中我是如何保持头脑清醒，至少是怎样坚持正常工作的。如果没有白宫职员和内阁成员，包括那些虽然对我的行为感到气愤和失望但始终和我站在一起的人，我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美国人民及早做出决定，坚持让我继续留任，我遇到的困难还会更多。如果有更多的民主党议员在１月事发时或８月我在大陪审团作证时为自己寻找安全的退路，事情的解决会更困难些，然而，他们挺身而出迎接挑战。而且还有各国领导人的支持，如曼德拉、布莱尔、侯赛因国王、哈韦尔、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金大中、希拉克、卡多佐、塞迪略，以及其他我所敬仰的人对我的鼓励。尽管我对自己仍感到厌恶，但是拿他们和我的敌人对我的态度相比，我又感觉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来自朋友和陌生人的爱与支持确实给我帮了大忙。那些写信给我或是在人群中向我亲切问好的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些对我是何等重要。那些给过我建议、来白宫看望我或是打电话来要同我一起祷告的宗教领袖们提醒我说，尽管我遭到了许多方面的谴责，但上帝是仁爱的。

  帮我胜利渡过难关的最重要因素是亲情。希拉里的兄弟们和我的弟弟都曾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罗杰开玩笑说，无论如何还是做个没有陷入困境的弟弟感觉更好些。休每周都从迈阿密赶来和我玩拼字游戏，谈体育赛事，让我开心。托尼来和我们全家打皮纳克尔牌。我的岳母和迪克·凯利也都给过我巨大的安慰。

  不管怎样，我们的女儿仍然爱我，希望我坚守阵地。最重要的是，希拉里自始至终都支持我、爱我。从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就喜欢她的笑容。在这场荒唐的闹剧中，每周一次的咨询会以及击退右翼政变的共同决心把我们往昔的笑容又带了回来。到头来，我倒要感谢那些折磨过我的人：他们可能是惟一能让希拉里又对我产生好感的人。我甚至不用再睡沙发了。

  从琼斯案作证到参议院宣布我无罪的漫长日子里，凡是在白宫家里度过的夜晚，我大多数时候都要花两到三个小时单独待在办公室，阅读《圣经》以及关于信仰和宽恕的书，重读托马斯·阿·肯比思的《模仿基督》、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以及我所收到的几封最有思想的书信，包括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拉比梅纳切姆·吉纳克写来的一系列小型布道。对我影响极大的是《７０乘７》这本关于宽恕的书，作者约翰·克里斯托弗·阿诺德是基督教布鲁德霍夫社区的长老，该社区在美国东北部和英国都有信徒。

  人们不断把诗歌、祈祷文、语录等寄给我，或者干脆在公众场合塞到我手中。我还收到了两块石碑，上面刻有《新约》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的内容。据传在耶稣和经常指责他的法利赛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后者把一个有通奸行为的女子带到他面前，称根据摩西制定的法律，他们要将这个人用乱石砸死。他们嘲弄耶稣说：“你要说什么？”耶稣没有回答，而是俯下身用手指在地上写字，仿佛没听见他们的话。他们再接着问，于是他站起身来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罪过，请他扔第一块石头。”听完他的话，他们“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一个一个离开了，从最长者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只剩耶稣和那个女子时，他问到：“指责你的那些人呢？没有谁谴责你吗？”“没有，我的主。”耶稣说：“我也不会谴责你。”

  很多人都扔石头砸过我。通过自己制造的创伤，我被暴露在世人面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解脱——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当我苦思冥想自己犯错的原因时，我也试图搞清楚敌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仇恨，为什么会如此迫切地去说并去做那些与他们所宣称的道德信仰相悖的事情。我总是带着厌恶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想要对我进行的心灵剖析。但在我看来，那些极右翼政治和宗教势力中许多与我誓不两立的批评者和媒体中大多数爱发表评论的人，他们确实都占据了安全的位置，可以评判别人而不被评判，伤害别人而不被伤害。

  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过和人性的弱点的感知，以及童年时得到的无条件的爱，使我不愿意去评判和谴责别人。而且我相信，无论自己的缺点有多么深重，都远远不会像我的指责者们的权力欲望那样危害我们的民主政府。１月下旬，我收到了纽约州比尔·齐夫写来的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他是个商人，我朋友的父亲，但我们素未谋面。他说，他对希拉里和我所承受的痛苦感到遗憾，可是风雨过后带来了彩虹。因为美国民众已经变得成熟和敏锐，能够看穿人群中哪些是“被魔鬼附身的毛拉。尽管这不是你的本意，可是在揭露他们的真实意图上，你做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多，包括罗斯福在内”。

  在楼上办公室度过的那些孤独的夜晚让我逐渐明白：无论敌人的动机如何，要想得到别人的宽恕，我首先要宽恕别人，即使是对那些以怨报德的人。另外，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在做人上，我永远也达不到至善至美，但希拉里的脸上又有了笑容，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表现得依旧出色，我还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春天就要来临。

七、告别白宫

  当我回到总统官邸时，天色已晚。我们还没有整理好行李，箱子到处都是。我必须做出决定，哪些衣服运送到哪里——纽约州，华盛顿，还是阿肯色州。希拉里和我都不想睡；我们只想从一个房间踱进另一个房间。我在白宫的最后一夜感受到的荣耀与刚参加完我们的第一个就职舞会回到家时一样。这种兴奋一直伴随着我。八年来这里一直是我们的家，看来让人难以置信，但现在就要结束了。
  我回到林肯卧室，最后一次读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手写稿，凝视着他签署《解放宣言》的印刷画，当时他就在我现在站的位置。我走进女王厅，遥想当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艰难的日子里曾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空空的书架和空白的墙壁，回想起我在此召开的所有会议和打过的电话，北爱尔兰问题、中东问题、俄罗斯、朝鲜半岛还有国内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诵读《圣经》，阅读图书和来信，在整个１９９８年祈祷主赐予我力量和指示。

  这一天我很早就提前录制好了最后一次广播讲话，将要在我离开白宫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前不久播出。在讲话中，我感谢了白宫职员、官邸职员、特工人员、内阁成员以及艾尔·戈尔，他们付出的努力让我得以顺利完成总统任期。我遵守诺言，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又签署了１亿美元以便为更多的警察提供资金；那些新警察让美国在２５年以来犯罪率达到最低。

  过了午夜，我又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清理物品并回复了几封信。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旁，回忆起八年来的一幕幕，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不久我就要参加权力移交仪式并正式离开白宫。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将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专机，那些优秀的机组人员曾把我们送抵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有我们最亲密的幕僚；我新的特工小分队；还有为我烘焙特别装饰的生日蛋糕的海军膳食管理员格伦·梅斯，以及负责保证行李万无一失的空军中士格伦·鲍威尔这样的终身军职人员；还有几个让我开心的人，乔丹一家、麦考利夫一家、麦克拉蒂一家，以及哈里·托马森。

  媒体的几位随员也准备做最后一次飞行。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克·诺勒，他八年来一直对我进行跟踪报道，过去几周中对我的综述采访有一次就是他主持的。马克曾问我是否害怕“生命中最光辉的阶段就此结束”，我回答说自己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乐趣，每个阶段都是“专注的，兴致勃勃的，能够找到值得做的事情”。

  同时我也期待着新的生活，建设我的图书馆，利用我的基金为公众服务，支持希拉里，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打高尔夫球，轻松自在地旅行。我知道我会享受生活，而且相信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但马克·诺勒的问题击中了我的软肋。我会怀念任期内的这段时光，我喜欢当总统，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也是这样。

  我想好了给布什总统的信，等到写好后要放在椭圆形办公室；我希望能够写得风度优雅、鼓舞人心，就像他父亲八年前所做的一样。很快布什就会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我祝他一帆风顺。我曾密切关注布什和切尼在竞选中的言论。我知道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所做过的许多事他们不准备去做，尤其是在经济政策和环境保护问题方面。我想他们会批准大量的减税方案，不久我们就会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样债务重重。尽管布什鼓励教育和美国服务队，但他在压力下会削减所有国内开支，包括教育、儿童看护、课后辅导、新增巡逻警察、创新性研究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但这些再也不需要我过问了。

  我想我们在冷战后建立的国际伙伴关系将会因为共和党人的更加单边主义的立场而变得趋于紧张——他们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京都协定书》、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国际刑事法庭。

  我观察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已经八年了，可以想像得出布什总统在上任之初就不得不放弃“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一口号，因为其党内的当权派是右翼势力和利益集团。他们像我一样对自己的道路坚信不疑，但我认为事实和历史都会倾向于我们的做法。

  对于政策和计划中的一些问题我无法控制；在政治中有些事情是亘古不变的。我也无法左右对我所谓遗产的早期评价。美国从冷战到新千年的历史将会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写。关于我任职总统的表现，我惟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是否在一个崭新而又不同的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为美国人民谋求了福利。

  我是否通过扩大机会、深化自由的涵义、加强社会的凝聚力来帮助形成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毫无疑问，我努力让美国成为２１世纪和平与繁荣、自由与安全的领导力量。我试图让全球化进程更加人性化，敦促其他国家和我们一起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统一的世界，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而且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我努力带领美国完成这种步入新世纪的转变，对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持希望和乐观的态度，对针对我们的新的破坏性力量也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我尽力营造植根于新的思想和优良传统的崭新进步政治理念，支持世界范围同心协力的行动。不论新政府及其国会会废除我的哪些具体措施，只要我们的努力是顺应历史发展的，那么我指导新千年发展的方向就最终会被时代所接受。

  在已被清理一空的椭圆形办公室的最后一夜，我想起了几英尺之外放在两个长沙发中间的咖啡桌上的玻璃展柜，里面是尼尔·阿姆斯特朗１９６９年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标本。每当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争论超出理性，我就会打断说：“看到那块岩石了吗？它已经有３６亿年的历史了，我们只不过是匆匆过客。还是冷静下来继续工作吧。”

  这块岩石给了我对于历史和“眼光长远”这一说法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的任务就是过得更好，活得更长，而且还要帮助别人也这样做。身后之事以及别人对我们的评价都是无法控制的。时间的长河会带走一切。我们只能把握瞬间。我是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有待他人去评判。我返回卧室收拾东西时已经快天亮了，还有时间和希拉里、切尔西共同分享这一刻。

  次日早晨，我返回椭圆形办公室给布什总统写信，希拉里也来了。我们以欣赏的目光向窗外望去，久久地凝视着这片我们度过无数难忘美好时光的院落，多少次我拿网球逗爱犬巴迪玩。希拉里离去让我独自完成这封信。我把信放在桌子上，叫来所有职员一一道别。我们拥抱，微笑，流泪，照相。然后我最后一次走出椭圆形办公室。

  走出房门后，我张开两臂，等候我的媒体记者抓拍了这一瞬间。约翰·波德斯塔陪同我走下楼去，希拉里、切尔西和戈尔一家都等候在国务楼层，在那里我们将欢迎下一任总统。所有官邸职员都赶来道别——房间管理人员、厨房工作人员、花房工作人员、庭院管理人员、迎宾员、男管家、我的男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我看着他们的面庞，想要牢牢记住，因为不知何时才能和他们再相见，而且就算再次见到了也不会和现在一样。他们很快就要服务于另外一个同样需要他们的家庭了。

  海军小乐队在大休息厅演奏，我坐在正在弹钢琴的查利·科拉多军士长身旁，他已经为总统们演奏了４０年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查利总在那里，他的音乐给我们的许多日子带来了好心情。希拉里和我跳了最后一曲舞。大约１０∶３０，布什夫妇和切尼夫妇来了。我们边喝咖啡边聊了几分钟，然后我们八个人走进专车，我和乔治·布什坐在一起，从宾夕法尼亚大道一直开到国会山。

  一小时以内，让美国２００多年来保持自由的和平权力交接再次进行。我们全家向新总统一家告别，然后驶往安德鲁空军基地，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当然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总统专机了。我担任了八年总统，把生命中的一半时间都用在了政治上，最终我又恢复了普通公民的身份，但是我内心充满感激，仍然牵挂着自己的国家，仍然在思考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