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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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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2)

  文化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电影是没的看了,电影院全关张了,电影统统地有问题了。电影厂也不再神秘,敞开大门,有请各位帮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报,发现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帮”,看来看去心里怪怪的。“黄世仁”和“穆仁智”一类倒也罢了,可“洪常青”和“许云峰”等等怎么回事?一旦弯在台上挨斗,可还是那般大义凛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员和角色择开,但是明白归明白,心里还是怪怪的。
  电影院关张了几年,忽有好消息传来:要演《列宁在十月》了,要演《列宁在一九一八》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又响了,这一回给咱送来了什么?人们一遍遍地看(否则看啥),一遍遍复习里面的台词(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赏其中的芭蕾舞片断(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气看瓦西里夫妇亲吻(这两口子胆儿可真大)。在我的印象里,就从这时,国人的审美立场发生着动摇,竭力在炮火狼烟中拾捡温情,在一个执意不肯忘记仇恨的年代里思慕着爱恋。

  《艳阳天》是停顿了若干后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片。该片上演时我已坐上轮椅,而且正打算写点什么。票很难买,电影院门前彻夜有人排队。托了人,总算买到一张票,我记得清楚,是早场5点多的,其它场次要有更强大的“后门”。

  还是交道口,还是那条路,沿途的老墙上仍有粉笔画的波浪,真可谓代代相传。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辆轮椅,是父亲淘换了几根钢管回来求人给焊的,结构不很合理,前轮总不大灵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棱子,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因为那是一条永远快乐的路吗?)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惟矇眬地都怀着希望。她把我推进电影院,安顿好,然后回家。谢天谢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运总算有怜恤她的时候——交道口离我家不远,她只需送我来,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过几年,有了所谓“内部电影”。据说这类电影“四人邦”时就有,惟内部得更为严格。现在略有松动。初时百姓不知,见夜色中开来些大、小轿车,纷纷在剧场前就位,跳出来的人们神态庄重,黑压压地步入剧场,百姓还以为是开什么要紧的会。内部者,即级别够高、立场够稳、批判能力够强、为各种颜色都难毒倒的一类。再就是内部的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东洋西洋的都有,据说运气好还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据说又有洁版和全版之分,这要视内部的级别高低而定。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呀——检票员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员没办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难免也有其内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国人民就都有机会当一、两回内部,消息于是不径而走。再有这类放映时,剧场前就比较沸腾,比较火爆,也不知从哪儿涌出来这么多的内部和外部!广大青年们尤其想:裸体!难道不是我们看了比你们看了更有作用?有那么一段不太长久的时期,一张内部电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领的证明。

  “内部电影”风风火火了一阵子之后,有人也送了我一张票。“啥名儿?”“没准儿,反正是内部的。”无风的夏夜,树叶不动,我摇了轮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内部电影。从雍和宫到那个内部礼堂,摇了一个多钟头,沿街都是乘凉的人群。那时我身体真好,再摇个把钟头也行。然而那礼堂的台阶却高,十好几层,我喘吁吁地停车阶下,仰望阶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来了,便硬着头皮喊那个检票人——请他从台阶上下来,求他帮忙想想办法让我进去。检票人听了半天,跑回去叫来一个领导。领导看看我:“下不来?”我说是。领导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话:“公安局有规定,任何车辆不准入内。”倒是那个检票人不时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我没做太多争取。我不想多做争辩。这样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预料。只不过碰碰运气。若非内部电影,我也不会跑这么远来碰运气。不过呢,来一趟也好,家里更是闷热难熬。况且还能看看内部电影之盛况,以往只是听说。这算不算体验生活?算不算深入实际?我退到路边,买根冰棍坐在树影里瞧。于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儿的人都认识我了,见我来了就打开太平门任我驱车直入——太平门前没有台阶。可惜那儿也没有内部电影,那儿是外部。那儿新来了个小伙子,姓项,那儿的人都叫他小项。奇怪小项怎么头一回见我就说:“嘿哥们儿,也写部电影吧,咱们瞧瞧。”

  小项不知现在何方。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嘛你不写点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4-10-06 21:37 | 1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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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珊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那是暑假的末尾,她说一开学就要表演这个节目。
  晌午,院子里很静。各家各户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里伴着自己的鼾声。珊珊换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吱呀”一声推开她家屋门,走到老海棠树下,摆一个姿势,然后轻轻起舞。

  “吱呀”一声我也从屋里溜出来。

  “干什么你?”珊珊停下舞步。

  “不干什么 。”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看一圈,然后在南房的阴凉里坐下。

  海棠树下,西蕃莲开得正旺,草茉莉和夜来香无奈地等候着傍晚。蝉声很远,近处是“嗡嗡”的蜂鸣,是盛夏的热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会儿跳进阳光,白色的衣裙灿烂耀眼,一会跳进树影,纷乱的图案在她身上漂移、游动;舞步轻盈,丝毫也不惊动海棠树上入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兴我看她跳,跳到满意时她瞥我一眼,说:“去!”——既高兴我看她,又说“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头去看树上的蜻蜓,一只又一只,翅膀微垂,睡态安详。其中一只通体乌黑,是难得的“老膏药”。我正想着怎么去捉它,珊珊喘吁吁地冲我喊:“嘿快,快看哪你,就要到了。”

  她开始旋转,旋转进明亮,又旋转得满身树影纷乱,闭上眼睛仿佛享受,或者期待,她知道接下来的动作会赢得喝彩。她转得越来越快,连衣裙像降落伞一样张开,飞旋飘舞,紧跟着一蹲,裙裾铺开在海棠树下,圆圆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闪烁的图案。

  “嘿,芭蕾舞!”我说。

  “笨死你,”她说,“这是芭蕾舞呀?”

  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就是芭蕾舞,而且我听得出珊珊其实喜欢我这样说。在一个九岁的男孩看来,芭蕾并非一个舞种,芭蕾就是这样一种动作——旋转,旋转,不停地旋转,让裙子飞起来。那年我可能九岁。如果我九岁,珊珊就是十岁。

  又是“吱呀”一声,小恒家的屋门开了一条缝,小恒蹑手蹑脚地钻出来。

  “有蜻蜓吗?”

  “多着呢!”

  小恒屁也不懂,光知道蜻蜓,他甚至都没注意珊珊在干嘛。

  “都什么呀?”小恒一味地往树上看。

  “至少有一只‘老膏药’!”

  “是吗?”

  小恒又钻回屋里,出来时得意地举着一小团面筋。于是我们就去捉蜻蜓了。一根竹杆,顶端放上那团面筋,竹杆慢慢升上去,对准“老膏药”,接近它时要快要准,要一下子把它粘住。然而可惜,“老膏药”聪明透顶,珊珊跳得如火如荼它且不醒,我的手稍稍一抖它就知道,立刻飞得无影无踪。珊珊幸灾乐祸。珊珊让我们滚开。

  “要不看你就滚一边儿去,到时候我还得上台哪,是正式演出。”

  她说的是“你”,不是“你们”,这话听来怎么让我飘飘然有些欣慰呢?不过我们不走,这地方又不单是你家的!那天也怪,老海棠树上的蜻蜓特别多。珊珊只好自己走开。珊珊到大门洞里去跳,把院门关上。我偶尔朝那儿望一眼,门洞里幽幽暗暗,看不清珊珊高兴还是生气,惟一缕无声的雪白飘上飘下,忽东忽西。

  那个中午出奇地安静。我和小恒全神贯注于树上的蜻蜓。

  忽然,一声尖叫,随即我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了的味。只见珊珊飞似地往家里跑,然后是她的哭声。我跟进去。床上一块黑色的烙铁印,冒着烟。院子里的人都醒了,都跑来看。掀开床单,褥子也糊了,揭开褥子,毡子也黑了。有人赶紧舀一碗水泼在床上。

  “熨什么呢你呀?”

  “裙子,我的连……连衣裙都绉了,”珊珊抽咽着说。

  “咳,熨完就忘了把烙铁拿开了,是不是?”

  珊珊点头,眼巴巴地望着众人,期待或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

  “没事儿你可熨它干嘛?你还不会呀!”

  “一开学我……我就得演出了。”

  “不行了,褥子也许还凑合用,这床单算是完了。”

  珊珊立刻嚎啕。

  “别哭了,哭也没用了。”

  “不怕,回来跟你阿姨说清楚,先给她认个错儿。”

  “不哭了珊珊,不哭了,等你阿姨回来我们大伙帮你说说(情)。”

  可是谁都明白,珊珊是躲不过一顿好打了。

  这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故事。“阿姨”者,珊珊的继母。

  珊珊才到这个家一年多。此前好久,就有个又高又肥的秃顶男人总来缠着那个“阿姨”。说缠着,是因为总听见他们在吵架,一宿一宿地吵,吵得院子里的人都睡不好觉。可是,吵着吵着忽然又听说他们要结婚了。这男人就是珊珊的父亲。这男人,听说还是个什么长。这男人我不说他胖而说他肥,是因他实在并不太胖,但在夏夜,他摆两条赤腿在树下乘凉,粉白的肉颤呀颤的,小恒说“就像肉冻”,你自然会想起肥。据说珊珊一年多前离开的,也是继母。离开继母的家,珊珊本来高兴,谁料又来到一个继母的家。我问奶奶:“她亲妈呢?”奶奶说:“小孩儿,甭打听。”“她亲妈死了吗?”“谁说?”“那她干嘛不去找她亲妈?”“你可不许去问珊珊,听见没?”“怎么了?”“要问,我打你。”我嘻皮笑脸,知道奶奶不会打。“你要是问,珊珊可就又得挨打了。”这一说管用,我想那可真是不能问了。我想珊珊的亲妈一定是死了,不然她干嘛不来找珊珊呢?

  草茉莉开了。夜来香也开了。满院子香风阵阵。下班的人陆续地回来了。炝锅声、炒菜声就像传染,一家挨一家地整个院子都热闹起来。这时有人想起了珊珊。“珊珊呢?”珊珊家烟火未动,门上一把锁。“也不添火也不做饭,这孩子哪儿去了?”“坏了,八成是怕挨打,跑了。”“跑了?她能上哪儿去呢?”“她跟谁说过什么没有?”众人议论纷纷。我看他们既有担心,又有一丝快意——给那个所谓“阿姨”点颜色看,让那个亲爹也上点心吧!

  奶奶跑回来问我:“珊珊上哪儿了你知道不?”

  “我看她是找她亲妈去了。”

  众人都来围着我问:“她跟你说了?”“她是这么跟你说的吗?”“她上哪儿去找她亲妈,她说了吗?”

  “要是我,我就去找我亲妈。”

  奶奶喊:“别瞎说!你倒是知不知道她上哪儿了?”

  我摇头。

  小恒说看见她买菜去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买菜去了?”

  “她天天都去买菜。”

  我说:“你屁都不懂!”

  众人纷纷叹气,又纷纷到院门外去张望,到菜站去问,在附近的胡同里喊。

  我也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去喊珊珊。走过老庙。走过小树林。走过轰轰隆隆的建筑工地。走过护城河,到了城墙边。没有珊珊,没有她的影子。我爬上城墙,喊她,我想这一下她总该听见了。但是晚霞淡下去,只有晚风从城墙外吹过来。不过,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下了城墙往回跑,我相信我这个想法一定不会错。我使劲跑,跑过护城河,跑过工地,跑过树林,跑过老庙,跑过一条又一条胡同,我知道珊珊会上哪儿,我相信没错她肯定在那儿。

  小学校。对了,她果然在那儿。

  操场上空空旷旷,操场旁一点雪白。珊珊坐在花坛边,抱着肩,蜷起腿,下巴搁在膝盖上,晚风吹动她的裙裾。

  “珊珊,”我叫她。

  珊珊毫无反应。也许她没听见?

  “珊珊,我猜你就在这儿。”

  我肯定她听见了。我离她远远地坐下来。

  四周有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蝉鸣却是更加地热烈。

  我说:“珊珊,回家吧。”

  可我还是不敢走近她。我看这时候谁也不敢走近她。就连她的“阿姨”也不敢。就连她亲爹也不敢。我看只有她的亲妈能走近她。

  “珊珊,大伙都在找你哪。”

  在我的印象里,珊珊站起来,走到操场中央,摆一个姿势,翩翩起舞。

  四周已是万家灯火。四周的嘈杂围绕着操场上的寂静、空旷,还有昏暗,惟一缕白裙鲜明,忽东忽西,飞旋、飘舞……

  “珊珊回去吧。”“珊珊你跳得够好了。”“离开学还有好几天哪珊珊你就先回去吧。”我心里这样说着,但是我不敢打断她。

  月亮爬上来,照耀着白色的珊珊,照耀她不停歇的舞步;月光下的操场如同一个巨大的舞台。在我的愿望里,也许,珊珊你就这么尽情尽意地跳吧,别回去,永远也不回去,但你要跳得开心些,别这么伤感,别这么忧愁,也别害怕。你用不着害怕呀珊珊,因为,因为再过几天你就要上台去表演这个节目了,是正式的……

  但是结尾,是这个故事最为悲惨的地方:那夜珊珊回到家,仍没能躲过一顿暴打。而她不能不回去,不能不回到那个继母的家。因为她无处可去。

  因而在我永远的童年里,那个名叫珊珊的女孩一直都在跳舞。那件雪白的连衣裙已经熨好了,雪白的珊珊所以能够飘转进明亮,飘转进幽暗,飘转进遍地树影或是满天星光……这一段童年似乎永远都不会长大,因为不管何年何月,这世上总是有着无处可去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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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4-10-06 21:38 | 1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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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恒(1)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地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罗里罗嗦,顾左右而言它。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夹塞儿,要排队。”

  1966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6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末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份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呆,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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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4-10-06 21:39 | 1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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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恒(2)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惟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惟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 。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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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4-10-06 21:40 | 1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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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棠树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象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胡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唰啦——唰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唰啦唰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份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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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姨和梅娘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57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哀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象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衷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障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致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岐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地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惟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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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4-10-06 21:42 | 2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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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的故事

  年以前,一个夏天的中午,阵雨之后阳光尤其灿烂,在花园里,一群孩子跳跳唱唱地像往常那样游戏。
  有个七岁的小姑娘,M,正迷恋着写字;她蹲在路旁的水洼边,用手指蘸着雨水,在已经干燥的路面上写她刚刚学会的字。可能是写不好,也可能是写到一半,字迹就让炽热的阳光吸干了,小姑娘有些扫兴。她离开那儿。

  走到树荫下的一道矮墙边,她已经又快乐起来。她爬上矮墙。

  她坐在矮墙上荡着双腿,欣赏她的糖纸,一张张地翻看,把最暗淡的排在最后,在最可心的上面亲一下。可能是那矮墙还有些潮湿,很凉,她想换个姿势蹲着。但这过程中她发现站在矮墙上的感觉其实更好,蹲下了又站起来。高高地站在那矮墙上,没来由地让她兴奋,她喊:“嘿——,看我呀你们!”

  孩子们都驻步看她,向她仰起羡慕的笑脸。大概是这感觉让她有所联想,七岁的小姑娘整理一下衣裙,快乐地宣布:“我是毛主席!”

  孩子们似乎也都激动,仰起着笑脸向她围拢。

  但是,一个个笑脸忽然僵滞,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有个声音说:“M,你反动!”

  整整那一个夏天,M的全家都在担忧。

  尤其傍晚,窗外,院子里,孩子们依旧唱唱跳跳地玩耍;忽不知是谁想起了M,想起了她的“罪行”,或是想起了“声讨”的快乐,于是乎孩子们齐声地喊:“M,反动!M,反动!M,反动……”虽不过是孩子们别出心裁的游戏,M全家却听得胆战心惊。

  全家人惟低头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

  “反动!反动!反动……”那声音随晚风一浪一浪飘进家中,撞上屋中的死寂,一声声都似尖厉,拖着空旷的回音。

  晚饭草草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声讨”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惟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M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草,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拿起笔作刀枪”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是吗?再听听。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无师自通,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每人发一块,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

  爸和妈都不在家。她冲孩子们喊:“喂——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柜顶上。她蹬着椅子,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孩子们围着她,向她仰起笑脸。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里又松一口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样,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

  “还有糖吗?”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快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反动”。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

  “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象不是这样——

  “好象不这么简单。好象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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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4-10-07 20:59 | 2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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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老师(1)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籽,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象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您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一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B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估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象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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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老师(2)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嘛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B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长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长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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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1)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也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分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地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1918》,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嘎哩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呆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长到一块。

  老屋里阴暗潮湿,我们常坐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干活。某日庄子上学从那小工厂门前过,看见我,已经走过去了又调头回来,扶着我的轮椅叹道:“甭说了哥,这可真他妈不讲理。”确实是甭说了,我无言以答。庄子又说:“找他们去,不能这么就算完了吧?”“都找了,劳动局、知青办,没用。”“操!丫怎么说?”“人家说全须儿全尾儿的还管不过来呢。”“哥,咱打丫的你说行不行?”我说:“你先上学去吧,回头晚了。”他说:“什么晚不晚的,那也叫上学?”大概那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时候。庄子挨着我坐下,从书包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我说:“你小子敢抽这个?”他说:“人家给的,就两根儿了,正好。”我停下手里的活,陪他把烟抽完。烟缕随风飘散,我不记得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站起来,把烟屁一捻,一弹,弹上屋顶,说一声“谁欺负你,哥,你说话”,跳上自行车急慌慌地走了。

    庄子走后,有个影子一歪一拧地凑过来,是粘鱼。粘鱼的大名叫得挺古雅,可惜记不得了,总之那样的名字后头若不跟着“先生”二字,似乎这名字就还没完。粘鱼——这外号起得贴切,他拄着根拐杖四处流窜,影子似的总给人捉不住的感觉,而且此人好崇拜,他要是戴敬谁就整天在谁身边絮叨个没完,粘得很。

  粘鱼说:“怎么着哥们儿,你也认识庄子?”我说是,多年的邻居,“你也认识他?”粘鱼一脸的自豪:“那是,我们哥俩深了。再说了,这一带你打听打听去,庄子!谁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踢踢庄子刚才扔掉的烟盒说:“瞧见没有,什么烟?”我心里一惊:“怎么,庄子他……拿人东西?”“我操,哥们儿你丫想哪儿去了?庄子可不干那事。拂爷(北京土语:小偷)见了庄子,全他妈尿!”“怎么呢?”“这我不能跟你说。”不说拉倒,我故意埋头干活。我知道粘鱼忍不住,不一会他又凑过来:“狂不狂看米黄,瞅见庄子穿的什么裤子没?米黄的毛哔叽!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说就一边儿去!”“嘿别,别介呀。其实告诉你也没事,你跟庄子也是哥们儿,甭老跟别人说就行。”“快说!”“你想呀,三婶哪儿有钱给他买这个?拂爷那儿来的。操你丫真他妈老外!这么说吧,拂爷的钱反正也不是好来的,懂了吧?”我还是没太懂,拂爷的钱凭什么给庄子?“庄子给他们戳着。”“戳着?”“就是帮他们打架。”“跟谁打,警察?”“哥们儿存心是不?不跟你丫说了。”“那你说跟谁打?”“拂爷一个个①头日脑的,想吃他们的人多了。比方说你是拂爷……”“你才是哪!”“操,你丫怎恁爱急呀?我是说比方!比方你是个拂爷,要是有人欺负你跟你要钱呢?不是吹的,你提提庄子的大名就全齐了。”“你是说六庄?”“那还有假?谁不服?不服就找地方儿练练。”“庄子,他能打架?”粘鱼又是一脸的不屑:“那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夫呀?”“咳,俗话说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是看不出来,庄子小时候蔫儿着呢。”“操你丫老说小时候干嘛?小时候你丫知道你丫现在这下场吗?”“我说你嘴里干净点行不?”“我操,我他妈说什么了?”“听着,粘鱼,你的话我信不信还两说着呢。”“嘿,不信你看看庄子脑袋去,这儿,还有这儿,一共七针,不信你问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算了,反正你丫也不信。”“说!”“跟大砖打架留下的。”“大砖是谁?”“唉,看来真得给你丫上一课了。哥们儿什么烟?”“‘北海’的。”“别噎死谁,你丫留着自格儿抽吧。”粘鱼点起一支“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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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2)

  据粘鱼说,庄子跟大砖在护城河边打过一架。他说:“大砖那孙子不是东西,要我也得跟丫磕。”据粘鱼说,大砖曾四处散布,说庄子那身军装不是自己家的,是花钱跟别人买的,庄子他妈给人当保姆,他们家怎么可能有四个兜的军装(指军官的上装)?大砖说花钱买的算个屁呀,小市民,假狂!这话传到了庄子耳朵里,粘鱼说庄子听了满脸煞白,转身就找大砖约架去了。大砖自然不能示弱,这种时候一①,一世威名就全完了。粘鱼说:“那时候大砖可比庄子有名,丫一米八六,又高又奘,手倍儿黑。”据他说,那天双方在护城河边拉开了阵势,天下着雨,大伙等了一阵子,可那雨邪了,越下越大。大砖说:“怎么着,要不改个日子?”庄子说:“甭,下刀子也是今儿!”于是两边的人各自退后十步,庄子和大砖一对一开练,别人谁也不许插手。粘鱼说——
  庄子问:“怎么练吧?”

  大砖说:“我从来听对方的。”

  庄子说:“那行!你不是爱用砖头吗?你先拍我三砖头,哪儿全行,三砖头我没爬下,再瞧我的。”庄子掏出一把刮刀,插在旁边的树上。

  大砖说:“我操,哥们儿,砖头能跟刮刀比吗?”

  庄子说:“要不咱俩调个过儿,我先拍你?”

  大砖这时候就有点含糊。粘鱼说:丫老往两边瞅,准是寻思着怎么都够呛。

  庄子说:“嘿,麻利点儿。想省事儿也成,你当着大伙的面说一声,你那身皮是他妈狗脱给你的。”

  大砖还是愣着,回头看他的人。粘鱼说:操这孙子一瞧就不行,丫也不想想,都这会儿了谁还帮得了你?

  庄子说:“怎么着倒是?给个痛快话儿,我可没那么多功夫陪你!”

  大砖已无退路。他抓起一块砖头,走近庄子。庄子双腿叉开,憋一口气,站稳了等着他。粘鱼说大砖真是①了,谁都还没看明白呢,第一块就稀里糊涂拍在了庄子肩上。庄子胡噜胡噜肩膀,一道血印子而已。

  庄子说:“哥们儿平时没这么臭吧?”

  庄子的人就起哄。粘鱼说:这一哄,丫大砖好象才醒过闷儿来。

  第二块算是描准了脑袋,咔嚓一声下去,庄子晃了晃差点儿没躺下,血立刻就下来了。血流如注,加上雨,很快庄子满脸满身就都是血了。粘鱼说:哥们儿你是没见哪,又是风又是雨的,庄哥们儿那模样儿可真够吓人的。

  庄子往脸上抹了一把,甩甩,重新站稳了,说:“快着,还有一下。”

  粘鱼说行了,这会儿庄子其实已经赢了,谁狂谁①全看出来了。粘鱼说:丫大砖一瞧那么多血,连抓住砖头的手都哆嗦了,丫还玩个屁呀。

  最后一砖头,据粘鱼说拍得跟棉花似的,跟蔫儿屁似的。拍完了,庄子尚无反应,大砖自己倒先大喊一声。粘鱼说:那一声倒是惊天动地,底气倍儿足。

  庄子这才从树上拔下刮刀,说:“该我了吧?”

  大砖退后几步。庄子把刀在腕子上蹭了蹭,走近大砖。双方的人也都往前走几步,屏住气。然后……粘鱼说:然后你猜怎么着?丫大砖又是一声喊,我操那声喊跟他妈娘们儿似的,然后这小子撒腿就跑。

  据说大砖一直跑进护城河边的树丛,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了还能听见他喊。

  这就完了!粘鱼说:大砖丫这下算是栽到底了,永远也甭想抬头了。

  庄子并不追,他知道已经赢了,比捅大砖一刀还漂亮。据说庄子捂住伤口,血从指头缝里不住地往外冒,他冲自己的人晃晃头说:“走,缝几针呗。”

  可是后来庄子跟我说:你千万别听粘鱼那小子瞎嘞嘞。

  “瞎嘞嘞什么?”

  “根本就没那些事。”

  “没哪些事?”

  “操,丫粘鱼嘴里没真话。”

  “那你头上这疤是怎么来的?”

  “哦,你是说打架呀?我当什么呢!”

  “怎么着,听你这话茬还有别的?”

  “没有,真的没有。我也就是打过几回架,保证没别的。”

  “那‘大中华’呢?还有这裤子?”

  “我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烟是人家给的,这裤子是我自己买的!”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哎哟喂哥,这你可是伤我了,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一点一点攒了好几年才买的。妈的粘鱼这孙子,我不把丫另一条腿也打瘸了算我对不住他!”

  “没粘鱼的事。真的,粘鱼没说别的。”

  庄子不说话。

  “是我自己瞎猜的。真的,这事全怪我。”

  庄子还是不说话,脸上渐渐白上来。

  “你可千万别找粘鱼去,你一找他,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庄子的脸色缓和了些。

  “看我的面子,行不?”

  “嗯。”庄子点上一支烟,也给我一支。

  “说话算数?”

  “操我就不明白了,我不就穿了条好裤子吗,怎么啦?招着谁了?核算像我们这样的家……操,我不说了。”

  “像我们这样的家”——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觉着真是伤到他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见庄子说这话时的表情:沮丧,愤怒,几个手指捏得“嘎嘎”响。自他死后,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回荡、震响,日甚一日。

  “没有没有,”我连忙说,“庄子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怕你……”

  “我就是爱打个架哥你得信我,第一我保证没别的事,第二我决不欺负人。”

  “架也别打。”

  “有时候由不得你呀哥,那帮孙子没事丫拱火!”

  “离他们远点儿不行?”

  我们不出声地抽烟。那是个焖热的晚上,我们坐在路灯下,一丝风都没有,树叶蔫蔫地低垂着。

  “行,我听你的。从下月开始,不打了。”

  “干嘛下月?”

  “这两天八成还得有点儿事。”

  “又跟谁?什么事?”

  “不能说,这是规矩。”

  “不打了,不行?”

  “不行,这回肯定不行。”

  谁想这一回就要了庄子的命。

    1976年夏天,庄子死于一场群殴。混战中不知是谁,一刀恰中庄子心脏。

  那年庄子19岁,或者还差一点不到。

  最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为了一个女孩。可粘鱼说绝对没那么回事,“操我还不知道?要有也是雪儿一头热。”

  雪儿也住在我们那条街上,跟庄子是从小的同学。庄子在时我没太注意过她,庄子死后我才知道她就是雪儿。

  雪儿也是19岁,这个季节的女孩没有不漂亮的。雪儿在街上坦然地走,无忧地笑,看不出庄子的死对她有什么影响。

  庄子究竟为什么打那一架,终不可知。

  庄子入殓时我见了他的父亲——背微驼,鬓花白,身材瘦小,在庄子的遗体前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庄子穿的还是那件军装上衣,那条毛哔叽裤子。三婶说他就爱这身衣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尸”字下边一个“从”字,读Song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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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摇滚与写作(1)

  如今的年轻人不会再像六庄那样,渴慕的仅仅是一件军装,一条米黄色的哔叽裤子。如今的年轻人要的是名牌,比如鞋,得是“耐克”,“锐步”,“阿迪达斯”。大人们多半舍不得。家长们把“耐克”一类颠来倒去地看,说:“啥东西,值得这么贵?”他们不懂,春天是不能这样计算的。
  我的小外甥没上中学时给什么穿什么,一上中学不行了,在“耐克”专卖店里流连不去。春风初动,我看他快到时候了。那就挑一双吧。他妈说:“捡便宜的啊!”可便宜的都那么暗淡、呆板,小外甥不便表达的意思是:怎么都像死人穿的?他挑了一双色彩最为张扬、造型最奇诡的,这儿一道斜杠,那儿一条曲线,对了,他说“这双我看还行”。大人们说:“这可哪儿好?多闹得慌!”他们又不懂了,春天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张扬。

  大人们其实忘了,春天莫不如此,各位年轻时也是一样。曾经,军装就是名牌。六十年代没有“耐克”,但是有“回力”。“回力”鞋,忘了吗?商标是一个张弓搭箭的裸汉;买得起和买不起它的人想必都渴慕过它。我还记得我为能有一双“回力”,曾是怎样地费尽心机。有一天母亲给我5块钱,说:“脚上的鞋坏了,买双新的去吧。”我没买,5块钱存起来,把那双破的又穿了好久。好久之后母亲看我脚上的鞋怎么又坏了?“穿鞋呀还是吃鞋呀你?再买一双去吧。”母亲又给我5块钱。两个5块加起来我买回一双“回力”。母亲也觉出这一双与众不同,问:“多少钱?”我不说,只提醒她:“可是上回我没买。”母亲愣一下:“我问的是这回。”我再提醒她:“可这一双能顶两双穿,真的。”母亲瞥我一眼,但比通常的一瞥要延长些。现在我想,当时她心里必也是那句话:这孩子快到时候了。母亲把那双“回力”颠来倒去地看,再不问它的价格。料必母亲是懂得,世上有一种东西,其价值远远超过它的价格。这儿的价值,并不止于“物化劳动”,还物化着春天整整一个季节的能量。

  能量要释放,呼喊期待着回应,故而春天的张扬务须选取一种形式。这形式你别担心它会没有;没有“耐克”有“回力”,没有“回力”还会有别的。比如 ,没有“摇滚乐”就会有“语录歌”,没有“追星族”就会有“红卫兵”,没有耕耘就有荒草丛生,没有春风化雨就有了沙尘暴。一个意思。春天按时到来,保证这颗星球不会死去。春风肆意呼啸,鼓动起狂妄的情绪,传扬着甚至是极端的消息,似乎,否则,冬天就不解冻,生命便难以从中苏醒。

  你听那“摇滚乐”和“语录歌”都唱的什么?没有什么不同,你要忽略那些歌词直接去听春天的骚动,听它的不可压抑,不可一世,听它的雄心勃勃但还盲目。你看那摇滚歌手和语录歌群,同样的声嘶力竭,什么意思?春光迷乱!春光迷乱但决不是胡闹,别用鄙薄的目光和嘴角把春天一笔勾销。想想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时的惊讶与好奇吧。想想那条魔魔道道的蛇,它的谗言,它的诱惑,在这繁华人世的应验吧。想想春风若非强劲,夏天的暴雨可怎样来临?想想最初的生命之火若非猛烈,如何能走过未来秋风萧瑟的旷野(譬如一头极地的熊,或一匹荒原的狼)?因而想想吧,灵魂一到人间便被囚入有限的躯体,那灵魂原本就是多少梦想的埋藏,那躯体原本就是多少欲望的贮备!

  因而年轻的歌手没日没夜地叫喊,求救般地呼号。灵魂尚在幼年,而春天,生命力已如洪水般暴涨;那是幼小的灵魂被强大的躯体所胁迫的时节,是简陋的灵魂被豪华的躯体所蒙蔽的时节,是喑哑的灵魂被喧腾的躯体所埋没的时节。

  万物生长,到处都是一样,大地披上了盛装。一度枯寂的时空,突然间被赋予了一股巨大的能量,灵魂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欲望被刺激得不能安宁。我猜那震耳欲聋的摇滚并不是要你听,而是要你看。灵魂的谛听牵系得深远那要等到秋天,年轻的歌手目不暇接,现在是要你看。看这美丽的有形多么辉煌,看这无形的本能多么不可阻挡,看这天赋的才华是如何表达这一派灿烂春光。年轻的歌手把自己涂抹得标新立异,把自己照耀得光怪陆离,他是在说:看呀——我!

  我?可我是谁?

  我怎样了?我还将怎样?

  我终于又能怎样呢?

  先别这样问吧,这是春天的忌讳。虽不过是弱小的灵魂在角落里的暗自呢喃,但在春天,这是一种威胁,甚至侵犯。春天不理睬这样的问题,而秋天还远着呢!秋天尚远,这是春天的佳音,春天的鼓舞,是春风中最为受用的恭维。

  所以你看那年轻的歌手吧,在河边,在路旁,在沸反盈天的广场,在烛光寂暗的酒巴,从夜晚一直唱到天明。歌声由惆怅到高亢,由枯疏到丰盈,由孤单而至张狂(但是得真诚)……终至于捶胸顿足,呼天呛地,扯断琴弦,击打麦克丰(装出来的不算),熬红了眼睛,眼睛里是火焰,喊哑了喉咙,喉咙里是风暴,用五彩缤纷的羽毛模仿远古,然后用裸露的肉体标明现代(倘是装出来的,春风一眼就能识别),用傲慢然后用匍匐,用嚣叫然后用乞求,甚至用污秽和丑陋以示不甘寂寞,与众不同……直让你认出那是无奈,是一匹牢笼里的困兽(这肯定是装不出来的)!——但,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被困在了牢笼?其实春天已有察觉,已经感到:我,和我的孤独。

  我,将怎样?

  我将投奔何方?

  怎样,你才能看见我?我才能走进你?

  那无奈,让人不忍袖手一旁。但只有袖手一旁。不过慢慢地听吧,你能听懂,其实是那弱小的灵魂正在成长,在渴望,在寻求,年轻的歌手一直都在呼唤着爱情。从夜晚到天明一直呼唤着的都是:爱情。自古而今一切流传的歌都是这样:呼唤爱情。自古而今的春天莫不如此。被有形的躯体,被无形的本能,被天赋的才华困在牢笼里的,正是那呢喃着的灵魂,呢喃着,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于是,年轻的恋人四处流浪。

  心在流浪。

  春天,所有的心都在流浪,不管人在何处。

  都在挣扎。

  在河边。在桥上。在烦闷的家里,不知所云的字行间。在寂寞的画廊,画框中的故做优雅。阴云中有隐隐的雷声,或太阳里是无依无靠的寂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目光最为迷茫的那一个。

  空空洞洞的午后。满怀希望的傍晚。在万家灯火之间脚步匆匆,在星光满天之下翘首四顾。目光洒遍所有的车站,看尽中年人漠然的脸——这帮中年人怎都那样儿?走过一盏盏街灯。数过12个钟点。踩着自己的影子,影子伸长然后缩短,伸长然后缩短……一家家店铺相继打烊。到哪儿去了呀你?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冤家——自古的情歌早都这样唱过。)

  细雨迷蒙的小街。细雨迷蒙的窗口。细雨迷蒙中的琴声。

  直至深夜。

  春风从不入睡。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

  但力量凶猛,精力旺盛,才华横溢一天24小时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跟警察逗闷子。对父母撒谎。给老师提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街上看人打架,公平地为双方数点算分。或混迹于球场,道具齐备,地地道道的“足球流氓”。

  也把迷路的儿童送回家,但对那些家长没好气:“我叫什么?哥们儿这事可归你管?”或搀起摔倒在路边的老人,背他回家,但对那些儿女也没好气:“钱?那就一百万吧,哥们儿我也算发回财。”

  不知道中年人怎都那样儿?

  不知道中年人是不是都那样儿?

  剩下的他们都知道。

  一群鸽子,雪白,悠扬。一群男孩和女孩疯疯癫癫五光十色。

  鸽子在阳光下的楼群里吟咏,徘徊。男孩和女孩在公路上骑车飞跑。

  年年如此,天上地下。

  太阳地里的老人闭目养神,男孩和女孩的事他了如指掌——除了不知道还要在这太阳底下坐多久,剩下的他都知道。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流浪的歌手,抑或流浪的恋人——在瓢泼大雨里依偎伫立,在漫天大雪中相拥无语。

  大雨和大雪中的春风,抑或大雨和大雪中的火焰。

  老人躲进屋里。老人坐在窗前。老人看得砰然心动,看得嗒然若失:我们过去多么规矩,现在的年轻人呀!

  曾经的禁区,现在已经没有。

  但,现在真的没有了吗?

  亲吻,依偎,抚慰,阳光下由衷的坦露,月光中油然地嘶喊,一次又一次,呻吟和颤抖,鲁莽与温存,心荡神驰但终至,束手无策……

  肉体已无禁区。但禁果也已不在那里。

  倘禁果已因自由而失——“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春风强劲,春风无所不至,但肉体是一条边界——你还能走进哪里,还能走进哪里?肉体是一条边界因而,一次次心荡神驰,一次次束手无策。一次又一次,那一条边界更其昭彰。

  无奈的春天,肉体是一条边界,你我是两座囚笼。

  倘禁果已被肉体保释——“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所有的词汇都已苍白。所有的动作都已枯槁。所有的进入,无不进入荒茫。

  一个日趋丰满的女孩,一个正在成形的男子,互相近在眼前但是: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呀——

  群山响遍回声。

  群山响彻疯狂的摇滚,春风中遍布沙哑的歌喉。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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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摇滚与写作(2)

  整个春天,直至夏天,都是生命力独享风流的季节。长风沛雨,艳阳明月,那时田野被喜悦铺满,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那时百花都在交媾,万物都在放纵,蜂飞蝶舞、月移影动也都似浪言浪语。那时候灵魂被置于一旁,就像秋天尚且遥远,思念还未成熟。那时候视觉呈一条直线,无暇旁顾。
  不过你要记得,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在于纯真和勇敢,在于未通世故。

  设若枝桠折断,春天惟努力生长。设若花朵凋残,春天惟含苞再放。设若暴雪狂风,但只要春天来了,天地间总会飘荡起焦渴的呼喊。我还记得一个伤残的青年,是怎样在习俗的忽略中,摇了轮椅去看望他的所爱之人。

  也许是勇敢,也许不过是草率,是鲁莽或无暇旁顾,他在一个早春的礼拜日起程。摇着轮椅,走过融雪的残冬,走过翻浆的土路,走过滴水的屋檐,走过一路上正常的眼睛,那时,伤残的春天并未感觉到伤残,只感觉到春天。摇着轮椅,走过解冻的河流,走过湿润的木桥,走过满天摇荡的杨花,走过幢幢喜悦的楼房,那时,伤残的春天并未有什么卑怯,只有春风中正常的渴望。走过喧嚷的街市,走过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卖,走过灿烂的尘埃,那时,伤残的春天毫无防备,只是越走越怕那即将到来的见面太过俗常……就这样,他摇着轮椅走进一处安静的宅区——安静的绿柳,安静的桃花,安静的阳光下安静的楼房,以及楼房投下的安静的阴影。

  但是台阶!你应该料到但是你忘了,轮椅上不去。

  自然就无法敲门。真是莫大的遗憾。

  屡屡设想过她开门时的惊喜,一路上也还在设想。

  便只好在安静的阳光和安静的阴影里徘徊,等有人来传话。

  但是没人。半天都没有一个人来。只有安静的绿柳和安静的桃花。

  那就喊她吧。喊吧,只好这样。真是大煞风景,亏待了一路的好心情。

  喊声惊动了好几个安静的楼窗。转动的玻璃搅乱了阳光。你们这些幸运的人哪,竟朝夕与她为邻!

  她出来了。

  可是怎么回事?她脸上没有惊喜,倒像似惊慌:“你怎么来了?”

  “呵老天,你家可真难找。”

  她明显心神不定:“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没有哇?”

  她频频四顾:“那你……?”

  “没想到走了这么久……”

  她打断你:“跑这么远干嘛,以后还是我去看你。”

  “咳,这点路算什么?”

  她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嘘——,今天不行,他们都在家呢。”

  不行?什么不行?他们?他们怎么了?噢……是了,就像那台阶一样你应该料到他们!但是忘了。春天给忘了。尤其是伤残,给忘了。

  她身后的那个落地窗,里边,窗帷旁,有个紧张的脸,中年人的脸,身体埋在沉垂的窗帷里半隐半现。你一看他,他就埋进窗帷,你不看他,他又探身出现——目光严肃,或是忧虑,甚至警惕。继而又多了几道同样的目光,在玻璃后面晃动。一会儿,窗帷缓缓地合拢,玻璃上只剩下安静的阳光和安静的桃花。

  你看出她面有难色。

  “哦,我路过这儿,顺便看看你。”

  你听出她应接得急切:“那好吧,我送送你。”

  “不用了,我摇起轮椅来,很快。”

  “你还要去哪儿?”

  “不。回家。”

  但他没有回家。他沿着一条大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傍晚,走到了城市的边缘,听见旷野上的春风更加肆无忌惮。那时候他知道了什么?那个遥远的春天,他懂得了什么?那个伤残的春天,一个伤残的青年终于看见了伤残。

  看见了伤残,却摆脱不了春天。春风强劲也是一座牢笼,一副枷锁,一处炼狱,一条命定的路途。

  盼望与祈祷。彷徨与等待。以至漫漫长夏,如火如荼。

  必要等到秋天。

  秋风起时,疯狂的摇滚才能聚敛成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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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摇滚与写作(3)

  在《我与地坛》里有这样一段话:“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终于一天,有人听懂了这些话,问我:“这里面像似有个爱情故事,干嘛不写下去?”

  “这就是那个爱情故事的全部。”

  在那座废弃的古园里你去听吧,到处都是爱情故事。到那座荒芜的祭坛上你去想吧,把自古而今的爱情故事都放到那儿去,就是这一个爱情故事的全部。

  “这个爱情故事,好象是个悲剧?”

  “你说的是婚姻,爱情没有悲剧。”

  对爱者而言,爱情怎么会是悲剧?对春天而言,秋天是它的悲剧吗?

  “结尾是什么?”

  “等待。”

  “之后呢?”

  “没有之后。”

  “或者说,等待的结果呢?”

  “等待就是结果。”

  “那,不是悲剧吗?”

  “不,是秋天。”

  夏日将尽,阳光悄然走进屋里,所有随它移动的影子都似陷入了回忆。那时在远处,在北方的天边,远得近乎抽象的地方,仔细听,会有些极细微的骚动正仿佛站成一排,拉开一线,嗡嗡嘤嘤跃跃欲试,那就是最初的秋风,是秋风正在起程。

  近处的一切都还没有什么变化。人们都还穿着短衫,摇着蒲扇,暑气未消草木也还是一片葱茏。惟昆虫们似有觉察,迫于秋天的临近,低吟高唱不舍昼夜。

  在随后的日子里,你继续听,远方的声音逐日地将有所不同:象在跳跃,或是谈笑,舒然坦荡阔步而行,仿佛歧路相遇时的寒暄问候,然后同赴一个约会。秋风,绝非肃杀之气,那是一群成长着的魂灵,成长着,由远而近一路壮大。

  秋风的行进不可阻挡,逼迫得太阳也收敛了它的宠溺,于是乎草枯叶败落木萧萧,所有的躯体都随之枯弱了,所有的肉身都遇到了麻烦。强大的本能,天赋的才华,旺盛的精力,张狂的欲望和意志,都不得不放弃了以往的自负,以往的自负顷刻间都有了疑问。心魂从而被凸显出来。

  秋天,是写作的季节。

  一直到冬天。

  呢喃的絮语代替了疯狂的摇滚,流浪的人从哪儿出发又回到了哪儿。

  天与地,山和水,以至人的心里,都在秋风凛然的脚步下变得空阔、安闲。

  落叶飘零。

  或有绵绵秋雨。

  成熟的恋人抑或年老的歌手,望断天涯。

  望穿秋水。

  望穿了那一条肉体的界线。

  那时心魂在肉体之外相遇,目光漫漶得遥远。

  万物萧疏,满目凋敝。强悍的肉身落满历史的印迹,天赋的才华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因而灵魂脱颖而出,欲望皈依了梦想。

  本能,锤炼成爱的祭典——性,得禀天意。

  细雨唏嘘如歌。

  落叶曼妙如舞。

  衰老的恋人抑或垂死的歌手,随心所欲。

  相互摸索,颤抖的双手仿佛核对遗忘的秘语。

  相互抚慰,枯槁的身形如同清点丢失的凭据。

  这一向你都在哪儿呀——!

  群山再度响遍回声,春天的呼喊终于有了应答:

  我,就是你遗忘的秘语。

  你,便是我丢失的凭据。

  今夕何年?

  生死无忌。

  秋天,一直到冬天,都是写作的季节。

  一直到死亡。

  一直到尘埃埋没了时间,时间封存了往日的波澜。

  那时有一个老人走来喧嚣的歌厅,走到沸腾的广场,坐进角落,坐在一个老人应该坐的地方,感动于春风又至,又一代人到了时候。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以什么姿态,以怎样的狂妄与极端,老人都已了如指掌。不管是怎样地嘶喊,怎样地奔突和无奈,老人知道那不是错误。你要春天也去谛听秋风吗?你要少男少女也去看望死亡吗?不,他们刚刚从那儿醒来。上帝要他们涉过忘川,为的是重塑一个四季,重申一条旅程。他们如期而至。他们务必要搅动起春天,以其狂热,以其嚣张,风情万种放浪不羁,而后去经历无数夏天中的一个,经历生命的张扬,本能的怂恿,爱情的折磨,以及才华横溢却因那一条肉体的界线而束手无策!以期在漫长夏天的末尾,能够听见秋风。而这老人,走向他必然的墓地。披一身秋风,走向原野,看稻谷金黄,听熟透的果实嘭然落地,闻浩瀚的葵林掀动起浪浪香风。祭拜四季;多少生命已在春天夭折,已在漫漫长夏耗尽才华,或因伤残而熄灭于习见的忽略。祭拜星空;生者和死者都将在那儿汇聚,浩然而成万古消息。写作的季节老人听见:灵魂不死——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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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地坛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
  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

  有一天大雾迷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地投靠这一处静地。

  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

  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

  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

  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

  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

  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惟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坷坷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对意义不息的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心魂自古而今所祈盼着的团圆。

  “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得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凭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地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

  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倘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Q的传统?倘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它就不要嘲笑喧嚣,它已经加入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它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份名单,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乘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得晚些。

  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次,他凭空地就有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欣者欢欣地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的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祈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

  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人呢?名人,强人,人物。可你看地坛,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五百年,安静了;安静得草木葳蕤,生气盎然。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疯话。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它们的坚强,但在想念里,我看见万物的美德更在于柔弱。“坚强”,你想吧,希特勒也会赞成。世间的语汇,可有什么会是强梁所拒?只有“柔弱”。柔弱是爱者的独信。柔弱不是软弱,软弱通常都装扮得强大,走到台前骂人,退回幕后出汗。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想想看,倘那老柏树无风自摇岂不可怕?要是野草长得比树还高,八成是发生了核泄漏——听说契尔诺贝利附近有这现象。

        我曾写过“设若有一位园神”这样的话,现在想,就是那些老柏树吧;千百年中,它们看风看雨,看日行月走人世更迭,浓荫中惟供奉了所有的记忆,随时提醒着你悠远的梦想。

  但要是“爱”也喧嚣,“美”也招摇,“真诚”沦为一句时髦的广告,那怎么办?惟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剂。人一活脱便要嚣张,天生的这么一种动物。这动物适合在地坛放养些时日——我是说当年的地坛。

  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布。

  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2002年5月13日 《 记忆与印象 • 2 》(12篇,约42000字) 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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