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的克利斯朵夫



木心




  夏日卓午，我凭窗闲眺，席德进在阳光下走来，渐近，视线相接，彼此点了点头……他脸上有一种舛异的神色——四十年前，杭州艺专学生宿舍。清晰如昨。






  一九四七年，暑假。艺专学子多半是外地赴杭的寄宿生，走了几个，等于全部留校。我是上海美专来的，杭州有家，不住——喜欢朋友，三三两两构成星座，游泳、爬山、打牙祭，闹些闹不大的纯洁笑话。



  全都笨拙，没有见过一个精灵俏皮的人。对艺术、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史……严肃得愣头愣脑。也许，还是在“美育代宗教”的观念笼罩中。艺术家的生活模式？中国史上的参考过时而废。从欧罗巴的传记、小说、电影中借鉴，不期然而然要取十九世纪巴黎的那些公案轶事，作我们行为的蓝本。时空的差异像恶作剧，使我们的摹仿极不如意，畏于成拙而未敢轻易弄巧——当年个个傻，没有一个自觉其傻。而今想来仍然不可思议，我们这一代青年为何善也善得愚，恶亦恶得蠢。



  时代的原因：我们是童年还未过完就遭遇世界大战，反常的生活持续了八年，忽然胜利，少年也告结束，我们没有惨绿过，没有见习于上届的青春，他们的嘉年华中只有硝烟血迹。至此，他们已入中年，我们则二十岁上下，对人生的无知，形成对艺术理想的偏执。艺专美专的学生中有抱负的几个，都一上来便以大艺术家自居——要末生来就是，要末至死也不可能是，这样就把自己列入前者，岂能不从早到晚踌躇满志，落拓伤怀，一切闷在心里，其实心里也没有多少“一切”。



 



  我在艺专，凡从美专转学来的，算是老同学，艺专学生，算是新同学，问问老的新的，谁画得好、最好？都说席德进。还有谁呢？说不上了，或者莫衷一是了。



  艺专傍山临湖，山是“孤山”，湖是“平湖秋月”一带。早先有音乐系，设在与“平湖秋月”相连的长榭的“罗苑”，成排的琴室，水面风来，仙乐飘飘，那是三十年代的西湖韵事。轮到我辈，只剩礼堂台角的那架立式的“莫扎特”，练琴者一个接一个，宛如岗哨换班，交替之际，不免要攀谈几句。席德进中等身材，宽肩方脸，发式童花，即是短短地散盖在额上，像个小沙弥，他知道我不把他放在眼里，我知道他认为我不在话下。白球衫白短裤白麂皮快靴，我这一身白必然惹他生气。毛蓝土布短衫草绿军裤橡胶鞋，也不符我审美准则。各自有所畏惧，摸不清对方到底有多少份量。当时都没有份量。谈贝多芬，谈萧邦。最大的难事是要年轻人承认浅薄。



  那时的杭州已不是天堂，那时夏天的艺专是天堂。






  女生朴素极了，不一定是穷，是不会打扮，又想要点什么花招吸引人，就弄成个放浪不拘，衣裙零乱首如飞蓬，在白堤的万千柳丝中扬长而过，本地人称她们为“艺专的疯婆儿”。



  男生多数是真穷，穷学生夏天有福了，赤膊、泳裤、木拖鞋、一顶大草帽，节奏分明地来，节奏分明地去。若论遮阳眼镜、金项链、手表，梦里也没有。唯独姓曾的四川娃子不知怎地拥有一个铁质的小十架，用细麻绳挂在脖子上，十架垂落于两块胸肌间，晃动不已，到处令人羡慕，众男生只能从大处着眼着手，练好全身肌肉。有外号叫“阿波罗”的，也有叫“大卫”的，最壮硕的那个李黑蛮叫“暴风雨”。



  暑假，食堂照常开伙，四川人占优势，天天吃辣，一辣，就没有话说。女生进餐厅时还要叫：



  “辣椒有没有哎？”



  叫得最凶的是汪婉瑾，即后来被误定为席德进的女情人的。



  晚餐后，常有音乐，可敬可怜的。热心而好事者，把私人的留声机从宿舍搬到餐厅来，像是庄严“布道”。没有海报也没有节目单，当然是古典音乐，多数是浪漫主义的标题音乐。灯光昏暗，人头黑簇簇地显得听众很多，各自摆出认为最舒坦最优美的姿势。已经揩抹过的桌子散着辣和腥的秽气，肃静，音乐进行着……蚊蚋扰人，唱片又要翻面了。



  席德进一开始就唯美主义，《邓肯自传》，《王尔德狱中记》，《陶林格莱的画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家如蛾扑火地爱美，必须受折磨受苦，百般奋斗，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欲而是不被卑下的情欲制服，几次三番地死而复活，终于成功，一成功就不会失败了——伟人传记都如此波澜壮阔地写着，同学中的佼佼者大抵这样自我期许，席德进是这样，“阿波罗”、“大卫”是这样，“暴风雨”总也是这样，胸肌间有小十架晃动不已的那个，正走着罗丹的路，我亦无非在此种竞技状态中朝朝暮暮，无非所读的书要冷些硬些不近情理些。



  那天近午，席德进在顶射的阳光中走过窗下，颜面苍白，严峻，平静，只能称之为圣洁的气象，整个面部呈现一种不发亮的光——从未见他如此，因而讶然：他刚做完了什么事？什么事能留下这样的神色？目光接触之后，都没有交谈的意向，他折入寝室去了。我继续寻思，席德进有此超乎常情的神色，那末以前我对他的认知是肤浅的，如果，刚才的印象，是他的主要“层面”，他担当得了吗？我疑虑，漠然地不安，这是有所殉的牺牲者的表情，人的最后的表情。



一九八一年，在上海得席德进的讣闻，蓦然浮现那个四十年前艺专宿舍窗口的印象，席德进死后，脸上是否重现这表情神色……






若说无缘，却是在艺专时由相猜忌而转为相敬悦，一谈数小时。若说有缘，一九四八年为时势浪潮所冲散，彼此不明下落。若说毕竟无缘，某日在台南的旧货摊的唱片堆前，有人牵制我的臂肘，我怒而回视——“席德进！”



  他笑呀说呀，一点也想不到我会在岛上，我也以为岛上有个本地的席德进。他在嘉义中学当教员。



  “你呢？”



  “写生哪，整个跑遍了，住在麻豆，糖厂子弟学校宿舍。”



  商量停当，在旧货摊的账柜上草一短简，告之麻豆的同居者，我去嘉义暂住，余后详。



  贝多芬的交响乐，从NO.1-NO.9，一个金指环作交换，老板还找我不少钱。旧式的唱片多沉重，二人分提。至今我仍留恋那种精装的硬封套的圣物，那种重量的象征性。



  嘉义风物，已忆不起。嘉义中学，树绿，路灰黄，模模糊糊。只记得那寝室，很小，床是竹制的，在我们浙江，叫竹榻，为我又搬了一只来，他的靠墙，我的临窗，还有一小桌，一板凳。画件不多，倚在壁角，显得次要，而室内也无主要的东西。那年代，我们毫不在乎身外之物，不以寒伧为可耻，因为从书本上看到，胸怀大志，都这样。吃食也不知讲究，学生时代似乎还没有长味蕾，无论如何想不到后来会变成美食烹调高手。然而那一阵子席德进每晚预告翌日菜单，回锅肉、连锅汤、麻婆豆腐、怪味鸡，二人在厨房乱转乱煮，现在想来，全是词不达意的四川料理，拙劣极了，快乐极了。当时我们的画也同样拙劣而快乐。他拿出阿里山的风景写生，我无言。



  “你说说看呢，怎么样？”



  “这是阿里山？”



  “是啊，上个月写生的。”



  “这哪里是阿里山。”



  “是什么呢？”



  “什么也不是。”



  “那也没关系。”



  “是没关系。塞尚的普罗旺斯也不是普罗旺斯。”



  “只要是画！”



  “这还不是。”



  他又翻出一叠人像，铅笔钢笔速写的。



  “这些是你的学生？”



  “是。”



  “是学生而已。”



  他从夹子里取一帧精致的肖像。



  “这呢？”



  “是谁？”



  “克利斯朵夫！”



  我仔细端详，他兴奋起来。



  “这个克利斯朵夫很漂亮，好莱坞出身。像你自己。”



  好莱坞？他难受。像他？他惊喜：



  “你说我像他？”



  “像。”



  “怎么会像呢？”



  “把不理想的都变为理想的了。”



  他侧首一笑了之，彼此心里并不了之，他陷入沉思。我的意见是：他把自己渴望具有的容貌，一一诉之于克利斯朵夫的脸，越画得雄媚俊逸就越显得画者本身难与比拟，艺术的可能反证现实的不可能——这种苦楚我熟悉。画家终其一生，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绝望，极少例外。

当时上海美专和杭州艺专在素描上的共性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为泉源，歧异则在于私淑宗师，美专倾向米开朗基罗，达文西，艺专倾向波提却利，拉斐儿。而印象主义呢，美专尊塞尚，艺专尊梵谷。再下来，则美专偏爱毕卡索，艺专偏爱马谛斯——我想，似乎是两座城市的地域特征的关系，似乎是两位校长的脾气关系，似乎是两方教授的癖好关系。一个学校等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其群体潜意识，学生是身在其中不明底细的。我既然感到了滑稽，就要脱出这种群体潜意识，所以，对艺专的校风，画风，无异己感，既忠荩于米开朗基罗，达文西，塞尚，毕卡索，……又投入波提却利，拉斐儿，梵谷马谛斯……



出现了“新派画”，也像“印象派”这个名称由“负”转“正”那样，“新派画”，原是正统的写实的门户中人，挖苦非正统的不写实的作品，信手拈来的一个贬义词。后来，摩登学子就干脆自命“新派画家”。四十年代美专艺专的新派，只新在校门国门之内，烽烟弥漫了八年，两校都好不容易从闭塞的内地徙回原址，世界艺坛已是什么局面谁也弄不清。



席德进肯下苦功，宿舍楼梯转弯处，得一小阁，架块板亮个灯，灯泡上罩张锡纸，便是独立的私人工作室，但没有门，人来人往，都看见他在练线条，大家又羡慕了，放轻脚步以示尊敬，“席德进在修道！”整个艺专，年轻人都还很老实，少数别有用心者，别有一种愚蠢而已。美专也是，浑浑噩噩，几许自以为先知先觉的，不过是“意识形态”上的浑浑噩噩。一般单纯爱艺术的男生女生，只知画画，看画，也看别的文学书，此外就是通俗流行的恋和失恋。



行到楼梯转弯处，我不免靠近看看——席德进在白纸上重复重复地勾勒一张女脸，偶尔是男的了，忽又是女的，头像，胸像，半身，全身，再头，胸……造型近乎毕卡索的新古典希腊风，掺进若干马谛斯的野兽味，笔尖綷綵有声。



“这样，有什么好处？”



“心里要什么线，手上就来什么线！”



“从偶然到必然？”



“对，要必然。”



“必然就好么？”



“好！”他手不停，目不旁视。



“我说偶然好。”



他停笔看了我一眼。



“你不练？”



“不想。”



“练的好，林先生的功力就这样深，要什么线什么形，稳拿！”



“你画吧，不打扰。”



我始终不以为凭某一项基本功能成气候，各项基本功综合起来也仍是“基本”而已。这种必然的线必然的形，如果没有观念上特别繁富的渊薮，会流于概念化、表明性。后来在席德进的人物画上，一直可以看到他所执意追求的线和形。当年藉五烛光电灯练就的少林功夫，得失难言，得中有失，失中也不能说一无所得。“箭无虚发”是高明的，鲁宾斯坦的钢琴演奏“一半音符掉在地上”也许更高明。但性格即是命运。



在嘉义的一段日子，他常要去授课，我独自在窗前阅书，睡着了，醒来，索性躺到竹榻上去。



附近走走，用不完的时光，常想如何一次用完它。我们的青年期，时代充满谬误，我们自身充满谬误。所谓“纯艺术”，纯到了对社会对生活只用哲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接触，热衷理论、忽略经验（经验也还没有来，正在来……）注定要从自我架空的状况中摔落。当年艺专美专的几许骄子，都是西方浪漫主义回光返照中的蜉蝣。浪漫主义狂飚运动早已过去，东方却还凭藉迟迟射来的余辉，蜉蝣们上下其舞。



我们吃辣菜、喝酒，走在大王椰子树下，到野地去模拟邓肯的舞蹈，自然的背景乃是蓝天白云海鸥回翔，而时代的背景已是暴风骤雨不容旁观——两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即使在最浅显的道理上，也无从分晓何以史籍所载的任何朝代都有艺术家进退取舍的余地，唯独我们身逢的时代是不可能有一个旁观者的。我们又正处于那种尴尬的年龄，所有的伎俩是假装“老练”，对任何人都矜持不懈，结果便是无救地“稚拙”。一是生性倨傲，耿介而容易钟情。二是童年和少年的忧伤并不能算作现世生活的阅历，对整个世界还懵懵懂懂。三是迈步入世，一脚踩在中国近代史的最拗扰的章节上。当时精明强干的中年知识分子，饱经风霜足智多谋的老年知识分子，尚且栖栖皇皇，慌于抉择人生道路，何况我辈毛羽未全的艺术小信徒。



如就当时所知的已经成型的人物而言，其中最卓荦者，也不过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的遗腹子，“五四”后，这种迟到的西方思潮很快就分趋两派：极权的、社会的。民主的，个人的。论争既起，形成两大阵营，而现实的繁复动荡，人性的幽邃多变，总是使任何一种信仰终于显得是少数主有者的刚愎自用。中国没有顺序的“人的觉醒”、“启蒙运动”，缺了前提的“浪漫主义”必然是浮面的骚乱，历史半个世纪的浩大实验，人，还是有待觉醒，蒙，亦不知怎样才启。西方文化的衰落是世界范畴的精神的凋疲，有规律、有模式；东方文化不在这个大规律大模式中。两千年西方文化史章节分明得使旁观者逐页称奇。本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向往大同学说，从理性上道德上解释、并追求那个只讲究动机而无能推测效果的新乌托邦。知识界的拔萃者都明白，西方的既成社会体制结构，不可能再产生“奇迹”，个人主义毕竟成不了信仰，世界亟应被拯救，拯救世界的无疑唯有靠信仰而不能倚仗别的。所以认为旧的信仰已成暮霭，新的信仰现了曙光。从“浪漫主义”到“新信仰”，西方有近百年的思考期，是故“新信仰”不是“浪漫主义”的直接后继，两者的间隔内涵，足够使他们即使失落“新信仰”也不致整体崩溃。他们仍能重温欧罗巴的人文传统而再探索下去。本世纪的四十五十年代，“新信仰”的水已经落了些，石已经出了些，西方不再把基督精神与大同学说掺和解答，理想主义虽然在公众场合面不改色，私下则俯视双脚踏在梦幻中，其实倒是已经醒了。



我与席德进在嘉义中学的树荫下草地上即兴舞蹈的时日，除了亚热带蓝天白云的自然背景，全然无知还有一个略如上述的时代背景——但是，果若当时有人为我们剀切透闢地殷勤讲演，我们就听得进，听得懂么。



一九四八年底，杭州上海的亲友催我速归，于是匆匆整装，从麻豆直奔基隆，在“华生轮”舱中安顿好后，船主却说要待阴历元旦后才能启航——这就可以登岸去与席德进话别。



他以为我又像上次那样纯粹云游，旋即明白来意，黯然泫然了。



寒假，他终日与我相伴，行将长别，话题多而琐碎，仍是三句不离艺术，从未涉及家庭、亲属。津津乐道的是高脱弗列舅舅、奥里维、葛拉齐亚……二次大战后，《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已无读者，而四十年代的美专艺专学生，奉此小说为圣经。“打开窗户吧，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窗户”在亚洲，“气息”在欧洲，时差是一百年四百年，这种本是裨人清醒的“英雄的气息”，反而弄得我们喝醉了酒似的，将艺术的人物倾在生活中，而把现实所遇者纳入艺术里。我们的青春年华是这样结结巴巴耗完的。



如果说“痛苦”、“灾难”使人早慧早熟，那么我们在二十岁以前所受过的那些折磨，大概算不上“痛苦”、“灾难”，所以迟迟不慧不熟。我来嘉义“话别”，其实是希望他与我同回浙江，他则说好说歹还是要我留下来，然后想法子一起到巴黎，六天过去，坚持不下，第七天夜晚，喝了酒之后，无可奈何中定局：我走我的，他留他的，但“巴黎重见”的信念一致不变，心情倒又豁朗起来。

“汪婉瑾，记得吗？”



他问得太突然，我停了一会才答：



“很耀眼的。心地蛮善良。”



“喜欢她的人不少。”



“李擎亚追不着，向我请教。”



他一笑：



“你出了什么主意？”



“我说：第一，先要赢得她的尊敬。”



“你知道她爱谁？”



“不是和翁祖亮在一起吗。”



“她爱我！”



“那她同时爱两个人？”



“翁祖亮是后来的事，起先是爱我。”



“闹翻了？”



“我们一直很好，像兄妹，兄妹以上，就不成。”



“为什么？”



“我试着爱她，不行，实在不行。”



“怎么啦？”



“我爱的是刘式桓。”



刘式桓，那个老弹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的“大卫”，整个暑假不穿上衣，脸俊气，头发蓬松，一流身材，走起路来就容易显得潇洒，天津口音夹点四川腔，嗓音微微沙哑，性格单纯柔和。那时的学生差不多全是这样，不这样的必是坏蛋。



听到我对刘式桓的好评，他十分高兴，而且得意：



“我们好过，好得相当深！”



“汪婉瑾呢？”



“我曾经吻她，一点感觉也没有。”



“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



“不爱么，爱不起来就爱不起来！”



“她呢，怨恨你？”



“不怨，翁祖亮，是我的意思。”



“什么意思？”



“后来我最爱的，真正爱的是翁祖亮，我教他画，天才，真是有天才，进步好快。”



在我的印象中翁祖亮是个颇高的小孩，极平凡。而席德进许为“理想的美”，陶林格莱。



“后来我决定走了，让他和汪婉瑾在一起，我两边都完了心愿。”






我反问道：



“张雪帆，记得吗？”



“你怎么想起他来？”



“你写给他的信，他给我看了。”



“真的？”



“那天他愁眉苦脸地来找我，说落在困境之中，希望我能解他的危，便拿出这封信……”



“你们是好朋友？”



“一般。他说你待他确实是真心，很感激你，但不可能做到像你对他那样地回报你——我拒阅你给他的信，张雪帆便把信的内容讲出来，要我代他回复。”



“噢，现在才明白了，应得谢你，治好了我的热病。”



张雪帆是我上海美专同学，那年暑假他想转学杭州艺专，考插班生未被录取，与席德进是四川同乡。



我说：



“那时候你和我还不能算认识，我对张雪帆是了解的。你为他而病，说，如果他不再来杭州，你的病就难好。我从旁看，认为不值得，徒然自己受苦——给他拟了信稿，他连抄一遍都懒怠，就此寄出，就此若无其事了。”



席德进说：



“原来这样……我也要告诉你，当时，一是使我断念，振作起来。二是……信还留着的……”



他要去开箱，我阻止。



“再看一遍么。”



“是你和他的事。过去了。”



他呆立在箱子前，使我感到还该说些什么：



“你以后，以后你的一生，将充满痛苦。”



“我也不是不知道……但，你说，就没有人会爱我？”



“有的，很难有人像你爱他那样地爱你。”



“你呢？你的命运？”



“我没有命运。”



“奇怪，你不谈自己，杭州认识，台南重逢，这次再见，你从来就只谈艺术？除了你的姓名，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这个自己还不像自己，何必谈它。”



“你很奇怪。我也没有问，是我自私？”



“你在艺专的好名声中，有一风评是：自私。我时常听到。”



“我也知道。”



“你没有找到认为值得为之慷慨的人，你便自重自卫，有时自重自卫得过了份，别人就说是自私，而你对那种人就更看不起，他们就更觉得你傲慢吝啬。”



他欲言，又止。



我也有一种难以辨别的感应，当时隐隐知觉，自忖说不确切，就沉默了——现在或许能表达出来：席德进是殉情者，但无情可殉，故殉了别的。



这种夜谭，往往持续到深宵。纪德曾以美即尔克的名义，一再启迪奈带奈霭：是爱，而非同情。席德进和我都是纪德的书的耽读者，而在这种夜谭中，我所能作到的付出的无疑只限于同情，有时连同情也显得勉强，流于理性的涵容。我想，纪德本人，除非他把什么都摒拒（他做不到），否则，能收受的，也仅是较为精致的同情而已。这种现世生活的悲惨性质，使我向来习惯于自己的湮没。能作个旁观者，一切哀乐恩怨的旁观者，已是万幸的了。后来在生活道路上的颠沛流离，都是由于作不了旁观者的缘故。



所以回想那段嘉义话别的日子，我们当时还是很逸乐的，一夜一夜地静聆席德进回顾往事，我随机插入品评，即使取笑挖苦，他亦不以为忤。白天，他常被学生手拉手地邀请去参与他们的新春家宴。每次总是先传来跫声和喧笑，门一开，泥娃娃似的七个八个连着倒进来，席老师喜欢他们，穿起他唯一的土西装，众爱徒便簇拥而去。虽然也邀请我，我的婉谢总是成功的。但现在竟记不起独自怎样解决午餐或晚餐。却清晰地看见自己在窗前的小桌上写信，明天我要回基隆了，所谓“巴黎再见”，何年何月。我该留些什么给席德进，断断续续地写，想象到我走之后，他读它们时的心情，便越写越激奋，也越不安起来……



晚上他回来，面有酡颜，在学生家喝了酒，可能喝了好几家，陶陶然话绪不断，又要听那个圆舞曲，一再说这是他最喜爱的。我认为它很普通，柴可夫斯基也难得写这种小品，薄俗，甚至轻佻（是管弦乐，已忘了作品第几号），我当时是勉强聆着，暗中诧异，为什么席德进特别欣赏这支曲子——考虑那写完了的信，该如何……



“明天，明天晚上我走了。”



他停掉留声机。



“上海我不会久住，杭州你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翁祖亮他们，我也管不着，不忘记我就好，和汪婉瑾结婚，就结婚吧。我自己会写信的。你代我关心关心他们，可能的话。”



“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安娜·卡列妮娜》！”



“到上海就给你寄。”



“最后一夜了……”



“我也觉得巴黎渺茫。”



“会不会从此见不着了？”



“见是见得着的，你总要回四川，我也没有游过峨嵋。”

翌日，他要为我饯行，我没有情绪合作烹调，认为煮点米粉之类就可以，结果还是折衷为“红油抄手”，四川的辣馄饨。



“为什么你们叫抄手，不过还比馄饨好，浙江人是混混沌沌。”



“你说些杭州话给我听？”



我便胡乱自问自答了一番，他笑道：



“好像又在官巷口、延龄路上：杭州呀，也许一生中，要算在西湖边的那些日子最无忧无虑了！”



我因为接着就要重续湖畔生涯，所以没有特殊的感喟。






离别，走的那个因为忙于应付新遭遇，接纳新印象，不及多想，而送别的那个，仍在原地，明显感到少一个人了，所以处处触发冷寂的酸楚——我经识了无数次“送别”后才认为送别者更凄凉。



中午吃了馄饨，真是混混沌沌，天色转黑后，都不想晚餐，他怕我路上饿，买了些糕饼塞在背包里，使我想起从前在故乡要到外省去投考中学时的情景。



手上还有一只指环，不会再买唱片了，我说：



“并不是表示感情，你留着，万一急需钱用，就把它变卖了。”



“那一样，你在路上，可能发生什么事，好拿它对付。”



“至多三天就到上海，有人来接的。”



“不是平常了，上海没人接你怎么办呢。”



他知道我与“华生轮”船主是讲定到上海再偿付路费的。



现在回想不起何以那天要挨到黄昏才走，许是候一班夜间才经过嘉义的快车。也记不起怎样到的港口，怎样通知华生轮放舢板接我到船上，都茫然得好像没有经历过。然而分明记得趁席德进不在寝室的某一刻，将前几天断续写成的信，放在他枕上，再将被子盖好。当我背起小包，那些简陋的竹木家具忽然十分亲切。



走过通向车站的路上还是谈着约翰·克利斯朵夫，他总是领前一步，我看见的是他的背影。



似乎艺专的学生好多是这样走路的，两脚作外八字，双腿不靠紧，臀部就左右摆动——他何以不发觉这种步姿的伧俗？



对他说明？我没有这分勇气，交浅言深还深不到这个层次——已经太深了，深在那封留置于他枕上的信中……



“席德进，我忘了东西，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去拿。”小包卸在他脚边，跑步。



揭被抽出那信，对折，塞进后裤袋，以更快的速度奔回。



“找到了？”



“找到了。”



又继续谈我们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舅舅、母亲……不是自己的舅舅母亲，是小说中的……忽然想到也许他在自比克利斯朵夫之余将我喻为奥里维，那就全然误会了——收回信，是应该的。



临上火车，握手苦苦地笑，还是那句话：“巴黎再见！”好在巴黎总是耐心等待我们的。



回到华生轮的舱中，第一动作便是掏出裤袋里的信，阅后想撕掉，转念也许若干年后，能寄给席德进。






杭州，为筹办绘画研究社忙了好久之后，才有余暇去艺专，汪婉瑾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快两个月。”



“席德进在信上说：朋友走了，他哭了一夜，那是谁啊？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



“说是一起过年的？”



“我在基隆港口，船上过年。”



“那个朋友会是谁呢？”



我相信汪婉瑾并非佯装，席德进确是只说“朋友走了”。我们都这样，话在诗意中，认为一着实便俗（这种营造诗意的嗜好，是我们青年时期的恶习。艺术，似乎必定要先对我们有害，害得好苦，而后一点一点有益了，过程非常坚涩）。



我离嘉义，席德进哭，除非是由于我的赋归，他驰思老家，怀念西湖的情人朋友，才流泪失眠。对于我，那真是“除了姓名，还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汪婉瑾的话刺痛我，一瞬间，剧烈懊悔没有把那信留下。



四十年后，才在笔记本上写道：



“友谊的深度，是两个人的自身的深度的表现，浅薄者的友谊，是无深度可言的。”



我们年轻时所能认知而信奉的，只到西塞罗的里程：“唯有好人之间才会产生友谊。”而今看出这种古典的智慧是宏观的、太憨厚了，无非反证着“坏人之间不存在友谊的可能”而已。好人，如果是浅薄者呢，常见的所谓好人，倒真是浅薄者居多。



四十年前的我们，至多是竭力摹拟书本上的具有深度的人——我的“信”，他的“哭”，都是摹拟，结果是见其浅不见其深。年龄即是宿命。






从此，没有消息。一九四九年夏遇见过刘式桓，一身兰灰细布的制服粒粒纽子扣紧，浙江某小城的中学教师，形容憔悴头发短而稀疏，“大卫”、“莫扎特”等等的概念消失得无影无踪。问及“阿波罗”、“暴风雨”，他也不明下落。后来，听说翁祖亮和汪婉瑾结了婚。后来杭州艺专迁到西湖的另一边，涌金门外，原址则改作农业展览馆，每次经过，克制不住地眺望那个本来陈列美术品的厅堂，屋顶是希腊神殿破风的格调，所以分外显得寂寞。



一九八一年廖未林从美国到上海，很快传开：席德进已是著名台湾的大画家，上海的艺专校友奔走相告，席德进的画集、照片也见到了。廖未林说，席德进渴望得到老同学老朋友的讯息——是时候了，三十年来风霜雪雨，使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何况席德进正在病中，什么病？廖说，胰脏功能不佳，最近好了些，会康复的。



当时我正主持着一项工程，烦重而紧迫，每夜人静后喝杯浓茶，与席德进笔谈，也就写长了——矜持、做作既去，语流便畅澈无碍，连嘉义话别留信，又收回，又懊悔的往事，缕呈细节，以博一笑。也初评了他的画集，尤其是近期的水彩风景，那是“席德进”的了……当我转为剖析自己怎样脱出罗曼罗兰的轨迹，而质疑他为何还走在“克利斯朵夫”的路上时，牵涉愈广，泛滥而不能停蓄，但我决意写完这封超长的信，有时写到曦色明窗，还是兴致勃勃……



廖未林经杭州、北京，折回上海，第二天就要飞返纽约，这时才阴沉地告诉我，席德进患的是癌症，危在旦夕。



我想，想了又想，说：



“我的信写了一半，这次不能请你转交了，以后再说。”



以后，就是因为已没有“以后”，这样的信只废了——在他的记忆中，我是个“除了姓名，什么也还不知道”的朋友，这样的“思前想后”的长信，对于精力充沛远景在望的人读来可能是快慰的，所以就完全不堪付之已濒弥留的席德进。






廖未林匆匆赶程，是否鉴于席德进病情恶化，急需将大陆亲友的心意在他死前传到。一路拍了许多照片，杭州艺专旧址，宿舍门口的那张尤其有“人生如梦”之感。同学一个一个全老了，但都能辨认得出，有的拍了全家的，那就连主角也迷糊在整个的陌生里——它们能安抚席德进。我只宜悄然引退。信、赠物、照片，都没有交出，就像我“以后”还可以把一切向席德进说清楚似的。我常常看到人们要做“这样的”一件事，结果做成了“那样的”一件事，他们以为做好了，因为，已经做了么。他们习惯于把“做了”看作是“做好了”，不分别“这样”、“那样”。



当时是夏。我犹存幻想。



秋，幻想绝灭——我本企望奇迹，癌症中有自行好转或为特殊药物治愈的例子。



噩耗传至已是八月杪，沪地同学没有形式上的追悼。吉讯与凶讯相隔仅两个月，等于连接着传来，大陆的同学亲友，刚开始分享了他艺术上的成就，幸乐的心情旋即沦为哀伤。也有人写了文章登在刊物上，看了之后觉得未必是吊丧，倒近乎凑热闹。

办公室的窗外，秋初的草坪绿色未减，尽处是池塘，再后的林间是每日散步的曲径，黄叶衬着午后明艳的蓝天——与我同辈的朋友已消亡了几个，结局都是始料所不及，亦可说还不及料，都没有病相老态？青春原来是这样存在着的，常说的“中年人”、“老年人”，内心其实是青春的。或说青春在形体上呈现得很短，在内心却留存得很长。“青春”和“生命”是同义词。如果内心也枯朽了，那末活着的形体是个假象。席德进夭折在他最青春最有为的生命阶段上。从带回来的照片看，他有了一份从前所没有的美感，由于消瘦使脸的轮廓显出刚性，而且他宜于这种发型，他从前画的克利斯朵夫像便是这种发型——如果对他说，后期的席德进比前期的席德进美得多了，他必定会反驳而狂喜——是这样的人。



连日来午膳过后，沿池塘踱入林间，席德进的近殇，引悼十多年以还的诸位亡友……当初各奔前程得失沉浮已不必厚非，三十余载音讯全杳也已不足为憾，只待重逢的一夕目击而笑，细数风霜沉着痛快，人生至乐可谓无过于此，就像我们之所以苦苦执着性命，为的便是换取如斯的酬赏——詎料一个一个相继永逝，而且没有一个堪称安详瞑目，他们的生命都是被攫夺遭摧毁的，其中亦有败德而自取灭亡者，我也原谅，着眼于畴昔贤美的一面。早岁从书本上看到哥德、福楼贝迟暮独兀的荒寂，那时我年轻，隐隐感到怆凉的况味，而今亲尝备受，才识得每代人都要从头衔恤体会过来，然后过去。



人生三十仅只是试立，五十，庶几正立，六十能不惑也还未见得。所值的时代，动辄颠倒乾坤斯文扫地，史学文学哲学一概垂头莫对。要在这样吊诡的乱世苟全性命，曲折离奇地攫取个人的成果，真是唯有靠天假以年了。“成功之路，往往看一个人是否知道要多久才能成功。”孟德斯鸠这一珍贵的高见，席德进是明白的，所以临终的他，万分不甘心……






自来美国，有关席德进生前故后的资料，都一一看了——那末，他真是一直径自走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路。罗曼罗兰在其小说的终局，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象征性十分粗浅，不妨权且引作比喻，席德进是有望渡河，突然折倒在岸边。虽则什么不直接等于智慧，长寿者未必超凡入圣，但说“死亡是一种美”的是高龄硕果的毕卡索。



评析席德进的艺术，是我渴欲畅言的心愿，如果全面成文，那是“祭文”，不是“论文”，我只在乎对他一倾积愫。他从前向我吐露的是情的隐私，而今我想款罄的是理的诤讼，面对面谈，谓之坦率，单方撰文而公之于众，我就不知读者为谁了。



死，使“情的隐私”朗净以成人生的暖意润感，而“理的诤讼”，却正因生死之隔，只好适可而止，所以我讳避了这类题旨。自己闷郁着就是了。生离，死别，使我们无缘共事艺术的探讨。克利斯朵夫的路，已是乏人回顾的陈迹，所以席德进是孤苦的，惶恐的。所以“渡河”之喻，哀叹是双重的：一是年命，二是器识。






死者，沉睡在青色的宫殿里，当世上有人怀思时，眼睑徐徐而启……怀思淡去，眼睑又闭合了——梅特林克是这样写的。






          一九八六年，席德进逝世五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