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版本的乔冠华

周恩来总理逝世前后，江青集团进入了最后的疯狂。自“文革”以来苦苦支撑危局、被江青等“四人帮”视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最大障碍的周恩来总理，也于1976年的1月8日辞世。人民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悲痛之中。然而，江青反党集团却极力压制、镇压人们的悼念活动，从而点燃了人民群众的熊熊怒火，爆发了“四五运动”。乔冠华先生时任外交部部长，是这一时期政治风云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关于他如何对待此时的总理，我先后读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乔冠华先生的夫人章含之女士，饱蘸着浓重的感情之墨，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6月版）一书中，深情地回忆了丈夫对总理的爱戴和敬仰之情，以及乔顶住政治高压，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的大无畏精神。乔冠华得知总理去逝的消息后，回到家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他听人讲述了天安门悼念总理的情景后，十分激动，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章含之等人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作为高级干部，去了被人发现要惹麻烦的。“冠华说：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当乔冠华到了广场后，恰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位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冠华”，并开始拍他的镜头。章含之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乔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总理火化那天，乔冠华“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P192——195）。可见乔对总理的感情之深。透过这些回忆，乔冠华那不惧淫威、不畏权势，而具有凛然正气的大丈夫气概，也很令人敬佩。

  然而，著名外交官、我国已故外交家章文晋先生的夫人张颖，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却对乔冠华在对待悼念总理一事上，有完全相反的回忆。1975年冬春，张颖和章文晋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当时总理的病情已日渐严重。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们应约到了乔冠华部长位于史家胡同的“新居”汇报工作。“乔见我们进来即站起来迎接，并让我坐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乔简单地问了几句加拿大使馆的情况后，便开始赞扬他以前极为反感的江青，然后对张颖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说完他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幸灾乐祸、乘人之危吗？这不是劝人另寻“主子”、投降变节吗？这不是替江青招兵买马吗？怪不得张颖听后“浑身发颤，难以控制”。

  总理逝世的当天，章文晋夫妇又回北京休假。外交部许多同志多次要求部领导在部内举办小规模的悼念仪式，“乔都不加理会”。在一次驻外大使和参赞的学习会上，大家一致要求在内部举行追思活动，又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长有没有最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引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而乔还是不作任何解释”（《报刊文摘》2004年6月21日，原载《百年潮》2004年6月）。乔冠华此时的所作所为与章的描述简直判若两人。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究竟应该相信谁的呢？张颖女士的回忆，亲历亲见，而且作为与乔没有更大的利害关系的旁观者，窃以为更具理性，更接近于客观真实。恐怕这就是当时作为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对待悼念总理一事上的“主流”。这其中的原因我想主要还是乔慑于江青一伙的淫威所致。但从前面乔对张颖的“劝降”一事上来看，恐怕也有其自身品质上的原因。而章含之女士的描述，应该也是事实。乔跟随总理多年，对总理我想是应该有感情的，她在书中对此也着墨不少。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章含之在这个方面的描述，将乔的好的地方写足写够了，而把不好的地方极力回避了。仍是张颖的回忆，就在章文晋夫妇离开乔家那天晚上，在路上，她忍不住问丈夫，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文晋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可见章含之在这件事上，与丈夫是一唱一和的。至于乔极力阻挠大家悼念总理，作为乔的夫人、当时很活跃的外交部官员的章含之女士，对此不可能不知道。然而，这些在她的大书中都只字未提，都“忽略”了。

  可见，在看有些直系亲属写的回忆文章时，最好是多思考一下，最好是再看一下与其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写的东西，这样才能“兼听则明”。否则，很可能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乃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