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城市状态?-陈丹青、张永和、施养德、马清运四人对话 孙继伟(博士,青浦区副区长): “新江南水乡是朱家角在城市化建设中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江南面临的问题。它所涉及的地域化和国际化、传统和现代、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是中国许多城市所面临的困惑,有些甚至成为许多城市发展中无法解开的死结。” 陈丹青: “***后,我们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加上国际与港台的外资,以及城市里的建筑师群体,‘打造’一个镇,千年乡镇的延绵与生长过程彻底终止。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们称之为‘江南水乡’,但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次激烈程度超出想象的对话,就像胸口挨了重重的一拳,有点喘不过气来。 时间:2004年7月6日 地点:朱家角古镇江南第一茶楼 对话者: 陈丹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 张永和,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施养德,香港著名出版人、工业设计师、作家; 马清运, 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总监。 名词解释 江南古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江南古镇的定义是——一种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类集聚地,并在一定的地域形成完善的以水为中心的网络体系,是江南水乡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 新江南水乡:我们发现“新江南水乡”这一词已多次见诸于报端。但关于它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们一般比较笼统的解释为“新时代中的江南水乡”。 在一场名为“新江南水乡”的国际公开设计竞赛的文本中,我们发现了“新江南水乡”解释的最新版本——新江南水乡,是清除非自然都市化发展的压抑,恢复江南水乡的自然都市性发展状态; 是提倡一种中国式的城市状态,这种城市状态是非都市主义的,但又绝非郊区主义; 是唤醒人们通过经济生活建立起来的社区情感的行动; 是鼓励中国性与现代性的持久对话,而非传统与现代的无休止争执; 是创造具有感情的手工与敢于追求的艺术之间的结合。 新江南水乡——一种中国式的城市状态? 陈丹青、张永和、施养德、马清运四人对话 New Canal Town in Southern China: A Kind of Sino-Oriented City Status? 多少年前,宋代诗人、作曲家姜白石(约1155--1221)享受着富人提供的悠闲生活乘船往返在江南一带。 当年类似他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个?不会少于4位数。 这么多年来,不用付版税就可以出版他的书、演奏他的音乐,江南这一带的人赚了多少钱? 能有这样举重若轻的好事吗:将馆藏的无形价值、建筑设计与一个小城这三项本不相干的东西叠加在一起——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也许我们要彻底弄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可变卖的财产?特别是眼下流行的非物质遗产。 也许我们要回过头来重新考虑从上海博物馆坐车去朱家角参加活动的这条线路的作用。在今天的势利的国际版图上,中国江南的地理位置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标示? 我们不是想知道未来吗?未来的社会形态也许是我们最一无所知的,因为目前的社会形态正悬置在一个剧烈变化当中。 也许只有巨额的财富投入才能完成这一罕见的实际上是社会实验的建筑实验。不管是有烟工业还是无烟工业,能否聚敛财富决定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也决定将来。 这是一次激烈程度超出我们想象的对话。 对话围绕上海“一城九镇”中唯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朱家角新镇展开,朱家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这次对话的承办方,最近该公司就朱家角新镇区内一块三百余亩的水网地域进行名为“新江南水乡”的国际设计竞赛。公司希望参赛方案能结合朱家角地域文化特征,处理好水与陆、天与地、单与群、疏与密等空间关系,探寻多种具有“新江南水乡”风格的建设与开发模式。 一开始,对话就在4位嘉宾观点的碰撞下展开—— 陈丹青的观点非常鲜明,他认为“江南水乡”只是一个失效的历史词语,而不是活泼有机的现实。换句话说,真正的“江南水乡”早已不存在,留下的只是被圈定旅游的、作为“标本”的“水乡古镇”。 “百年革命,阶级消灭了。所有古镇的乡绅、地主、大户,产业主,民族资本家……,逃亡的逃亡,镇压的镇压,没落的没落。今天,中国古镇跟国外古镇在城市形态上最根本的差异,就是阶级没有了,家族谱系中断了。然后就是***,传统余脉崩解,古镇只剩下躯壳,以及一群没有选择权和判断力的人。一旦面临改造与再生,所有古镇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资源。” 施养德是香港人。他对江南水乡的第一个认识是从吴冠中的画中得到的——黑瓦白墙。他说当他第一次看到真的水乡的时候,很失望:墙不白,瓦是破的,不干净,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江南水乡。 施养德主张生活为主,建筑其次。所以他说:一个破烂的地方,把它保留下来有什么用?倒不如把它全拆掉。建筑师的工作就是“rebuild”,重新建造一个理想中的“新江南水乡”。 和施养德的观点不同,马清运说江南水乡不应该单纯是视觉的,也不应该是体验的,甚至不应该是有关生活质量的。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经济。 马清运觉得新江南水乡的意义在于,它在郊区和城市之间建立了一种高密度的城市模型。他希望自己正在着手设计的新江南水乡项目,能通过对新江南水乡的思考及讨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寻找一条新的城市道路,一种新的都市模型。 相较于以上三位,张永和的态度比较温和。但他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提醒。首先他认为我们需要留下的不是历史的某一个片断,而是历史发展的轨迹,比如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都应该有房子留下来。 其实,他说水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景观。为什么是江南水乡,因为这里的人有跟水生活的传统,这样才能最终生成水乡。 “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这个传统?” 张永和问。 我们原本希望通过对话,让读者了解到地域文化如何传承、如何建立水乡新城的社区空间发展模式与建筑形态发展等问题。 然而,4位嘉宾,包括所有来宾的关注点迅速转向江南古镇的开发和保护。毕竟,如果真如陈丹青所说的“‘江南水乡’已经消失了”,那我们所假设的“新江南水乡”赖以存在的一切文化基础将被彻底打破。 及至一半,原本定的4人对话已演变成全体70多位来宾广泛参与的大讨论。来宾们多为上海一带的建筑师和文化界人士,都有水乡生活的体验,陈丹青的说法显然极大地触动了他们。“胸口像挨了重重的一拳,有点喘不过气来。”有人这么说。 同时,由于政府官员的参与,中国目前的管理模式、经济模式成为此次对话的另一焦点。 一个无法解开的结 孙继伟:首先,新江南水乡的命题令人困惑、令人深思、也令人激动。它不是一个概念的炒作,更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企图通过在文化艺术界掀起一轮商业炒作而达到开发的经济目的。 我们作为项目的建设者、城市发展的管理者,应该肩负起对未来城市的责任,尤其是我们的城市处于超常规的发展状态下,我们应该如何驾驶这辆高速行驶且又刹车不灵的车,我们应该将它驶向何方?一个城市是一代又一代人心血的堆积,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完美的拼贴。大家今天所在的古镇是经过千年凝炼,百年发展而成的,它的特色来自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及时间积累,而我们今天却面临着要在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建成一个新镇,对于这样速生的城镇、甚至拨苗助长的城镇,这种难度和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当我们这代人为我们的祖先遗产而自豪,同时也为传承传统而苦恼的时候—— 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传世之作和未来的遗产吗? 我们能为他们制造出继承还是发展的苦恼机会吗? 还是留给他们大量的建筑垃圾和拆除改造的烦恼? 我想说的是,新江南水乡是朱家角在城市化建设中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江南面临的问题,它所涉及的地域化和国际化、传统和现代、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是中国许多城市所面临的困惑,有些甚至成为许多城市发展中无法解开的死结。 为了解开这个结,我想可能也不一定需要解这个结,我们在三个群体中展开讨论: 一个是面向规划,建筑专业的国际公开竞赛; 一个是面向文化,艺术专业的论坛; 另一个是面向普通人群的征文。 我们希望多层面、大范围展开讨论,不是想统一思想,而是拓宽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