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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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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数学与文字的选择

　　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用选修微积分而拿得经济学博士的人。今天数学用于经济大行其道，但此行也，历史不是那么久。我作研究生的六十年代初期，代数不成而还读出成绩的，几何一定好得出奇。想当年，几何曲线我可以多条用得到处飞。

　　然而，写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整个结构与答案我先用脑子想出来，以几何证之只用了一个晚上。后来赫舒拉发说我的理论应该可用微积分证出，找数学书翻阅，再证出来。后来又用另一套几何曲线再证。心底里有点不服气，既然脑子可以想出来，何必用数学证来证去，多此一举？跟着一九六九写成今天还受到重视的《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理论》，想得通透，整篇写好了初稿，手痒起来，要学人家加些方程式进去，于是自己发明。华大同事E.Silberberg见到，说：“这样难看的方程式，你从哪里找来的？”我问：“数学对吗？”他答：“对是对，但那么难看，见不得人。”我说：“是我自己发明的，你不妨替我改进。”他改了，美观得多，但细想后我还是用自己难看的，因为要保存自己的发明。一九七二写好了《蜜蜂的神话》，为了解释方便用了一幅几何图表。科斯说：“这样漂亮的文章，为什么你要用几何污染它？”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为科斯的荣休而作，半个符号也不敢用。后来杨小凯把该文翻成数学发表，竟然批评我不懂得用数。思想是我的，半点也没有想错，小凯的数学证来证去只证明我对，就想不出理由自己要用数学了！

　　有些人——百年一见——像阿罗，数学经济神乎其技，在我面前表演过，天才无疑问。我认为阿罗值得拿第二个诺贝尔奖。但如果把一个经济难题放在面前，想斗想，他不一定想得比我快，或比我深入。有些人，像V.Smith，曾经对我说没有方程式不能想，拿得诺奖是他的本领，替他高兴，但我自己推理时是不用方程式的。

　　毫无疑问，思想的方法因人而别，达者为师，很难说哪种方法比较优胜。七十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供应需求变化复杂，弹性系数记不起多少个，很适宜用方程式处理。但我就是不用，单凭文字思想一个周末完稿。后来一位同事用数学证来证去，找不出错处。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H.Johnson说我是发展经济理论的希望，但要多学数。一位数学教授跟着自荐，要教我数，细想后没有学。当时决定了走实证研究的路，理论愈简单愈好，用不着数。后来我把用得着的经济理论简化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把所有局限作为价格处理，变化万千，困难是局限变化的考查。到了西雅图华大，同事巴赛尔(Y.Barzel)更不鼓励我学数。他认为要用数我可以发明，而以方程式思考不可能想得像我那样生动过瘾，变化自如。

　　经济研究，思考方法不同要用不同的工具，而研究目的有别，理论的掌握有不同的重点。有时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或用上不同的工具，分析会不同，但大家处理得对，结论应该一样。科学逻辑使然也。科斯喜欢从成本入手，我永远是需求定律，结论若有分歧，一般是因为大家的假设不同。

　　搞理论经济是怎样入手的？我不是专家，你要去问阿罗，或问森穆逊。福利经济呢？我劝你不要搞。不可能有客观结论的经济分析，无聊玩意而已。搞实证经济——经济解释——回报率最高，也用不着天才，但要在真实世界到处跑。实证经济我是专家，告诉你怎样入手，怎样发展下去吧。

　　搞实证经济的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例子。一定要是实例，虽然在推理时想象的例子可以用。这入手的实例要有趣味，要奇异，要没有人成功地解释过。实例是否重要不要管，因为开头看似不重要的，最后推出的理论假说可能有重要的一般含意。

　　奇异与有趣重要，因为推出新意比较容易，而完工后的文章有吸引力。困难是研究的人对选出来的实例要知得很多，有关的其它行为或现象也要跟进。对实例一知半解，容易误导，解释的假说跟着错。昔日M.Burnstein解释全线逼销，G.J.Stigler解释电影套售，L.Telser解释零售限价，皆有趣而又奇异的上佳实例，可惜这些大师调查得不够详尽，忽略了实例的一些重要细节，分析于是出错。然而，错归错，他们的思维对我有启发，我是感激的。这样看吧，搞纯理论，弄错了拿零分，见笑天下，但搞验证或解释，大错特错也有机会获五十分。

　　曾经说过，最愚蠢的学者，是那些试图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如此类推，发生过的事我们不容易看得准，看错了重要的细节，受到误导，推理出错，与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只是远近之分。这解释了为什么我那样执着，坚持对世事的调查要彻底，亲自跑到街头卖桔、卖玉。可以说，凡是动笔分析的现象，我的所知一定达到专家水平，往往比行内的人知得还要多。

　　是非常头痛的学问。现象或行为的重要细节稍有差池，为之解释而推出来的理论假说可以因为一小点误导而铸成大错。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从来不用访问或民意调查那类资料，而当我深入调查某行业时，口述提供的资料我要再三地从其它渠道审核才相信。七十年代后期研究石油工业，获得的关于石油的质量与价格的资料绝对是顶级、可靠，但以这些作统计的回归分析，我对这技巧抱怀疑，要从其它角度再考证。政府或机构提供的数据，是怎样搜集而获得的，我必定查根问底，他们不从实解释我会把数据丢进废纸箱。人的生命短暂，中计几次就日暮黄昏。

　　曾经提及，一九六九年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任职，之间的暑期空出两个月回港度假，看看母亲。当时已经发表了今天被誉为是应用价格理论的经典之作的《佃农理论》，又在芝大的经济研究院教过理论，怎样打折扣也算是个经济学专家，应该有本领解释一般的市场现象。然而，当时在香港观察到的，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释。我想：物理学家不会这样尴尬吧。结论只有两个。其一是经济理论根本不管用，若如是，我要另谋高就了。其二是经济理论其实可作解释，只是经济学者对世事知得不多，理论太复杂，是以为难。若如是，我要多到街头巷尾跑，不断地把理论简化。

　　后来在街头巷尾的真实世界跑了三十多年，把经济理论简化得只剩需求定律与局限变化，解释现象得心应手，引以为傲。这发展过程不幸地惹来非议。不少人说我放弃了学术，到处跑街赚钱，或说我的数学不成，没有学报发表我的文章。皆胡说八道。

這是淚花晶瑩的世界，然而是美麗的

Posted: 2006-02-28 21:12 | 30 楼

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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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街头巷尾看世界

　　

　　说喜欢在街头巷尾跑，找资料，求灵感，试验证，是说喜欢在日常生活的场地观察，好奇地看世界。一门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不能没有实验室。经济学的实验室不是什么政府统计部门，也不是校园里的办公室，而是大家日常生活的场地。到处跑的治学态度会使不知就里的误解，但有三个明显的好处。

　　其一，现场考查，细节可以信手拈来，辅以不耻下问，现象的可靠性格外高。好比六九与七五年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得到启发，八二年写成今天受到重视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朋友告诉我其它学者对件工的分析，老实说，我认为他们不清楚件工是怎样的一回事。

　　其二，考查街头巷尾的现象成本低，变化多，种类不同，细心观察不难发觉有趣的现象琳琅满目。有时不劳而获。好比七五年在香港，我无端端地察觉到较佳的座位票价偏低，只几分钟想出答案。跑了几晚电影院作验证，回美后一个周末完稿。这篇有趣文章七七年发表，今天行内朋友认为是珍品，一些说是后来有人获诺贝尔奖的效率工资理论的前身。

　　其三，街头巷尾的现象一般是小现象，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释了小现象可以用同一解释推到大现象去。很多很多的小现象，加起来是一个小世界，放而大之，就成为自己的宏观经济学，与学院教的是两回事。比方说，九六年末我说香港会有多年的经济不景，九七年说香港的失业率会从百分之二升到百分之八以上，此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推测过无数次，很少错，而这些是用上自己从小世界推出来的大宏观。

　　一九六八年决定不走纯理论的路，因为觉得不容易有大作为。早一年，写好了论文《佃农理论》，知者哗然，使我以为是创立了一个新理论。但老师艾智仁说，是传统的，结论与前人不同，因为前人把传统的用得不对。没有错，我的佃农理论来来去去只用一条众所周知的向右下倾斜的边际产出曲线，可以看为是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其它加进去的全部是传统的局限，没有新意，我只把这些配合得精确，新的理论验证含意就跑出来了。后来几次认为自己是踩中了新理论──例如公海捕鱼的租值消散──但细看不是，自己的贡献只是把传统的旧物搞出新变化，前人没有那样想过，算是创新，但新理论却谈不上。

　　说过了，比起物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浅得很。经济学的困难是实验室只有真实的世界，不容易控制变数，调查不易，而局限条件的考查与处理相当头痛。然而，考查现象与鉴定局限的困难正是经济研究的趣味所在。我不傻，不会毫无兴趣地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的。

　　回头说自己作实证研究的起点，永远是一个有趣而奇异的实例，以解释这实例或现象入手。这解释有时来得容易，有时难于登天。为恐费时失事，我们当然要估计解释某现象的困难程度，局限考查的时间要多少，想一下找到了答案其贡献价值为何。说实话，这些估计不容易准确，往往令自己失望。然而，与行内的朋友相比，从命中率看，我又觉得自己可能一马当先。后来想通了，一个经济学者穷毕生之力，可以解释清楚一个有趣而奇异的现象，于愿已足。这样看，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为一个奇异的现象找到了解释，其理论假说多多少少有点新意。作验证，找不到反证的实例，就达到重要的派彩关头了。自己的思想有多少重量要到这一点才可以衡量。是的，有了足以解释一个现象的假说，我们要把这假说一般化，推到其它有关的现象去。要讲彩数，也要讲推理一般化的真功夫。

　　很多时候是失望的。假说验证过了关，一般化地推下去，可能被其它实例否决。遇到这样的不幸，要客观地考虑，看看自己提出的某方面过关某方面过不了的假说应否保留，或在哪方面可以修改然后再推下去。有时假说容易一般化，找不到反证的实例，但假说的本身不够新奇，或浅得老土，或他人早就说过了，会有空走一趟的感受，不好过。

　　成败得失，思想之外要讲自己的品味。选择需要解释的例子讲品味；有了解释的假说，一般化向哪方面推也要讲品味；要修改假说使之一般化，哪方面要保留，哪方面要放弃，推理本领之外品味也重要。品味这回事，不容易明白，我自己的处理是凭直觉走，那就是自己认为是过瘾的方向了。

　　成功地一般化的思想是否重要，能否传世，往往要很久之后才知道的。经得起时日蹂躏的思想来得不易。一些思想或假说红极一时，但过了十年八载不知所终。另一些初看平平无奇，但过了一些时日，注意的人愈来愈多。这方面我也幸运，到今天还没有一篇认真动笔的英语文章惨遭淘汰，只可惜行内的众君子不早一点拍掌。

　　在我这辈子的学术生涯中，踫出大彩的实例，莫如科斯一九五九年考查的音波频率，一年后他大补一手，写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大文。虽然今天科斯还在投诉其影响力不够，我认为他是过于苛求了。想当年，他的大文一出，其重要性我立刻知道，花了三年时间研读，行内不少朋友也同样重视。受过批评，遭到漠视，而我自己也曾指出其逻辑有错，但不管怎样说，科斯定律会被将来的经济思想史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维。这里要说的，是这思维起于一个小而奇异的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的实例。

　　我自己因为台湾的土地改革，政府管制农业产出不跌反升，想出了佃农理论；因为母亲没有见过父亲而嫁给他，使我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的传统盲婚合约；因为香港战后的天台木屋怪现象，创立了价格管制理论；因为花中的糖浆可以成交，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因为中国不让恐龙蛋出口，推出了贪污的一般理论；因为公海捕鱼的租值没有全部消散，提出了合约结构的理念……。如此种种，以英文动笔的有十多篇，一半以上有机会传世。

　　街头巷尾数十年，有趣而又奇异的例子实在多。多年以来，我通常有十个八个这样的实例在脑中转，一时想想这个，一时想想那个。年轻时，想通了一个，清楚了，可以一般化，认为有重量，就动笔为文。到了中年，解通了的实例愈来愈多，写之不尽，于是英文按笔不动，等到六十五岁，以中文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选较为重要的一口气地写了出来。医疗的发达，使我当年推断自己六十五岁还健在，果然还健在。

　　有些朋友说我在六七十年代作出过重要的经济贡献，之后不再。这观点是不对的。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近于学生习作，可观，但不够大气，没有洋洋大观的经济范式。六十七岁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融会贯通地提供了一个新而完整的理论架构，示范的实例无数，前无古人，比六七十年代的零散作品高得多了。是从街头巷尾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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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3-01 19:49 | 31 楼

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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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大

读书的方法

　　

　　新年时节，送些什么给学生呢？送他们一些读书的方法吧。

　　首先声明，我要谈的是为知识而读书的方法，不是为考试而读书的方法。后者，香港的学生都是专家——猜题目、背课文之能，世间少有。但为知识而读书可以帮助考试，为考试而读书却未必可助知识的增长。知识是读书的目的(An End)；考试只是一个方法(A Means)。然而香港学生(或教育制度)却很显然地将这两样东西颠倒过来。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若能习惯运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而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是事半功倍。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课程比较容易记得。但理解其实并不是辅助记忆——理解是记忆的代替。强记理论不仅很难记得准确；当需要应用时，强记的理论根本无济于事。明白了理论的基本概念及含意，你会突然觉得你的记忆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简单，明白了的东西就不用死记。但理论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准确性。理解越深越准确，记忆就越清楚，而应用起来就越能得心应手。所以读书要贯通——理论上的不同重点的连带关系要明白；要彻底——概念或原则的演变要清楚。

　　要在这些方面有显著的进步易如反掌，而学生也不需多花时间。他只要能改三个坏习惯，一年内就会判若两人。

　　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上课时狂抄笔记。笔记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因为抄笔记有一个无法补救的缺点——听讲时抄笔记分心太大！将不明白的东西抄下来，而忽略了要专心理解讲者的要点，得不偿失。我肯定这是一般香港学生的坏习惯。例如好几次我故意将颇明显的错误写在黑板上，二百多学生中竟无一人发觉，只知低着头忙着将错误抄在笔记上。

　　笔记有两个用途。(1)将明白了的内容，笔记要点。但若觉得只记要点都引起分心，就应放弃笔记。明白了讲者的内容是决不会在几天之内忘记的。很多讲者的资料在书本上可以找到，而在书本上没有的可在课后补记。老师与书本的主要分别，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上课主要是学习老师的思想推理方法。(2)在课上听不懂的，若见同学太多而不便发问，就可用笔记写下不明之处，于课后问老师或同学。换言之，用笔记记下不明白的要比记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将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此无法融会贯通。为了应付考试，学生将每一个课题分开读，强记，一见试题，不管问什么，只要是似乎与某课题有关，就大“开水喉”，希望撞中，这是第二个坏习惯最明显的例子。

　　要改这个坏习惯，就要在读完某一个课题，或书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独立的某一节之后，要花点时间去细想节与节、章与章、或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能稍知这些必有的连带关系，理解的增长就一日千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学术的范围内，人类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开来读，会觉得是多而难记；连贯起来，要知要记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学术都是从几个单元的基础互辅而成，然后带动千变万化的应用。学得越精，所知的就越基本。若忽略了课题之间的连贯性，就不得其门而入。

　　第三个坏习惯，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是在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其实定了某一系之后，选课应以老师学问的渊博为准则，其它一切都不重要。跟一个高手学习，得其十之一、二，远胜跟一个平庸的学得十之八、九。这是因为在任何一门学术里面所分开的各种科目，都是殊途同归。理解力的增长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异。老师若不是有相当本领，就不能启发学生去找寻不同科目之间的通论。

　　(二)思想集中才有兴趣

　　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兴趣的科目会读得较好。但兴趣可不是培养出来的。只有思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贯注。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学生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就算是读大学，每天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也已足够。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不应读书。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饿书”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将一只手表放在书桌上。先看手表，然后开始读书或做功课。若你发觉能常常在三十分钟内完全不记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于每次读书时都完全忘记外物一小时以上，你就不用担心你的集中力。

　　(三)问比答重要

　　很多学生怕发问，是怕老师或同学认为他问得太浅或太蠢，令人发笑。但学而不问，不是真正的学习。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就是要脸皮厚！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正相反，在学术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由三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学术上的进展往往要靠盲拳打死老师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学者之所以要教书，就是因为年轻学生能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一个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虽然没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不胜枚举。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学什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认真的学生就应该在发问前先作准备工夫。这工夫是求学上的一个重要过程。孔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与“不知”，最容易就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这准备工夫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问题可分三类——A，“是什么”(What?)；B，“怎样办”(How?)；C，“为什么”(Why?)。学生要先断定问题是哪一类。A类问的是事实；B类问的是方法；C类问的是理论。问题一经断定是哪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哪方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第二，要尽量去将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你要问的一点越尖越好。第三，在问老师之前，学生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若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答案是自己可以轻易地找到的。若仍须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它强调记号。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什么问题。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它底线或记号却不用。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而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在大学里，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便已足够。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要比读书的时间多。

　　虽然我在以上建议的读书方法是着重大学生，但绝大部分也适合中小学生学习。自小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难以为外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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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3-01 19:50 | 3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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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桔者言

　　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Price Theory)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经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我曾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在华盛顿州研究蜜蜂采蜜及替果树作花粉传播的各种价格时，果园及养蜂场是我常到的地方。后来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很受欢迎，而在无意间我成为半个蜜蜂及果树专家。

　　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在多个行业上成了准专家的经济学者越来越多；理论若经不起实证的考验，是很难站得住的。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要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这解释了为什么实证经济学在近二十年来大行其道，威不可挡。

　　跟一般同行相比，我有两个较为例外的习惯，一好一坏。好的一面是我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这观点是因为我在大学写论文时引用书本上的资料，中过计，痛定思痛而产生的。坏的一面是我的兴趣主要是在乎调查研究，并不在乎写论文发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就欣然自得，懒得将研究的结果不厌其详地写下来。关心的朋友对我那些千呼万唤也不出来的文章很是失望。他们若知道我年宵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桔，当会写信来查问所得。

　　香港年宵市场，在年宵的那一晚，需求的变动是极快极大的。变动的方向大致上是大家都预先知道的。一千块钱一棵桃花可在几个钟头之间变得一文不值。但若不是买卖双方在期待上有了错误，上好的桃花哪会有弃于街头的明显浪费？卖不出跟蚀大本卖出有什么分别？同样一枝花，有人用二百元买也有人用五十元买，是否浪费？年宵货品的不断变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期待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既困难又重要。

　　要在这些问题上多一点了解，我就决定了在年宵的那一晚亲自卖桔。这算是我第二次的经验。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连天大雨，年宵当晚更是倾盆而下。摆了数天的桔子十之九八都因雨水过多而掉了下来。我见“空多桔少”，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战，数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五元清盘了事。无端端地蚀了数千元。

　　今年卷土重来，也是意不在酒。入货二百多盆，每盆成本四十，卖不出是不能退货的。送了一小部分给亲友，余下大约二百盆就决定在年宵晚上八时起，在借来的一个行人众多的空地盘出售。这数量是比一个普通年宵摊位的一晚销量大上好几倍。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出售的只是四季桔，而在地盘邻近少有卖桔的人，所以到凌晨三时半便将桔子全部卖出。

　　全部卖出并不一定是有钱赚的；赚钱与否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价的高低。在我们一定要全部卖出的局限下，入货的多少、价格转变的快慢、价格高低的分布、讨价还价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决定性。我们二百盆的平均售价大约是每盆五十五元(最高八十元，最低二十元)，若盆数减半，盈利会较高。我们所赚得的就是那些送了给亲友的桔子。而我自己从卖桔所领悟到的经济含义，却是大有所值！

　　九时左右，客似云来。年宵市场没有不二价这回事。无论开价多少，顾客大都讲价。整晚我们只有五六盆桔是照开价卖出的。因为一般顾客都知道年宵市场是讨价还价的，所以实行不二价就很难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价是预备要减的。每个顾客的讯息资料不同，所以成交价格不一。卖桔的人所求的就是要以最高的平均价格，及时将全部货品出售。我们起初开价是每盆八十元，最低以六十元出售。十一时开始下雨，开价立减；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立加。午夜后开价减至七十元。这一小时内顾客最多，但都是以为午夜后可买便宜货，所以讲价较烦。其后减价次数渐多，到后来每盆开价三十元。

　　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作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题目。要在同时同地用不同的价格将桔子出售，我们四个人就要独立作战，尽量将顾客分开。若要将桔子出售，就要使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但若没有价格分歧，生意是很难不蚀本的。买卖双方因此都有不老实的行为。

　　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义。在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要比买者知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订的价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有意图去公布自己的买价。

　　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就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Price E1asticity of Demand)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钱的弹性系数一定是较低。这个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却没有一定的关系。在逻辑上，以需求弹性引证的价格分歧的分析，在基础上有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不容易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的。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就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史德拉(G.Stigler)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史德拉又认为价格分歧必会带来浪费，因为付不同价钱的人的边际价值不同。这分析看来也是错了。在有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的边际价值总要比买不到桔子有利。若机缘巧合，史德拉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请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

　　卖桔的经验也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较多的认识。值得在这里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指出的，就是他们抱怨找论文题目的困难实在是言过其实。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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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3-02 12:38 | 3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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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文章要怎样写才对

　　二十世纪英国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写过一本题为《说服文章》(Essays in Persuasion)的书，文笔好，读得明，但影响力却远不及他后来发表的《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后者我读不懂，但凯恩斯学派出自此书，对大政府的影响有口皆碑。作研究生时与一位教授谈起，他说凯氏的essays写得那么流畅，是文字高人，但《通论》大家读不懂，作者似乎不清楚自己要说什么。

　　清晰的文字比不上模糊的有影响力的例子，不限于凯恩斯。大名鼎鼎的海耶克，影响力不少，但海氏的分析力平平，好些时模糊不清。奇怪，海耶克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那方面，政策上的影响数不出什么来。费沙的思想与文字皆清楚绝伦，政策影响更是少见经传了。佛利民比海耶克清晰得多，但政策上的影响也是远不及思想上的。五十年前他提出的学券制，同样用公家钱资助教育，比公立学校优胜，白黑分明，佛老与支持者叫得力竭声嘶，但接受性到今天还近于零。思想影响与政策影响不同，而经济学者对政策有明显大影响的，古往今来只有马克思与凯恩斯，二者的思维皆不够清晰。影响思想比影响政策容易，因为前者没有压力团体的左右，奇怪是影响思想也不一定需要文字清晰。

　　提到这些，是说我不知道有说服力的文章应该怎样写。有说服力与有影响力差不多是同一回事。自己写文章，一抒己见，为的只是过瘾一下。从来不奢望会影响什么。我不傻，不会意图改造社会。问题是既然动笔写文章，有点影响是锦上添花，却之不恭也。我想，既然有读者，多的，不可能毫无影响力。我自己读他家之作，总受“影响”，胡说八道的也不例外。于是，自己动笔时总希望有点影响，可以“说服”一下。

　　还有两点要说。其一是我关心中国的青年。他们的际遇比我差，学而不得其法，读我的文章多多少少会替他们打通一点经脉。于是，自己怎样想就怎样写，读我的文章就跟着我的思路走，不可能不中计。其二是自己的一个幻想。中国的迅速经济增长二十五年了，是人类纪录，可以再来二十五年相当刺激也。不容易，机会不大，但想是可以这样想的。记得一九八九年在深圳举行的改革十年回顾，我公开祈求的是再来十年。今天得到了，有过之，贪得无厌，幻想着再来二十五年。于是用足心机，希望文章可以协助一下奇迹再出现。绝望之为愚妄，与希望相同——是罗曼罗兰说的。

　　不知说服文章要怎样写，但有自己的法门。简单的：说服文章要先说服作者自己。其它不管，管不着，也不知怎样管才对。这样看，说服文章——说服自己的文章——我知道怎样写，可以说一下。

　　首要是浅白清晰，不卖弄技巧，逻辑简单，有话直说。我认为不难，但友侪中清晰的分析文字不多见。我自己写解释性的文字，老是问：可不可以说得再浅白一点。认为不够浅白我会转换角度再说。有时以不同角度重复又重复地解释同一问题，得到同样的答案，可使自己坚信不移。说服了自己，同样地说服他人的机会应该上升。清晰有说服力，不被接受是因为与读者本身的利益有矛盾。模糊的文字也可以有影响力，因为模棱两可的言论可以随意阐释，又或者不知为知之，皇帝的新衣看到了。

　　其次是用例子重要，最好是有趣的实例。二十年前曾经写过，中国人聪明，但奇怪地不善于用例子。当时岑逸飞写了一系列文章为我解答这现象。孟子用例子不好，孙中山也不成。这些是聪明人，但例子却用得蠢。如果同学能找到岑逸飞当年写的响应(记得是在《信报》分七期刊登)，放到网上去让大家研讨一下也好。

　　还有其它的。我认为有说服力的文字要诚恳，要有善意。这两点有些人容易，有些人困难。不诚恳而又没有善意的文字，可能还有点说服力，但加上诚恳与善意，事半功倍。

　　这就带来我要说的另一个重点。只批评而不赞赏的文字，纵有天大本领，说服力不可能高到哪里去。你小看了我，怎还可以相信你说的话呢？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上，我的处理与好些朋友不同。批评中国的文字我写过不少，但永远笔下留情，不小看执政者的本领。不同意或反对，读者容易接受，但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就麻烦。说实话，如果我是大独裁者，以民生为己任，我没有把握比北京做得好。就是当我说某政策是蠢、蠢、蠢，字里行间毫无贬意。

　　认为是对的政策我通常立刻赞，有时大赞特赞。自己意想不到的正着，我会赞好几次。理由简单：赞得多，批评有重量，而这重量是说服力了。当年的师友是这样说服我写的文章要怎样修改的。

　　还有一点。你要说服人家，但自己不可能永远是对。分析上，逻辑可以不错，但事实如何，局限怎样，错的机会不少。知道不对而立刻认错，是易做而又可以提升自己说服力的行为。凡说皆错，凡错必认，是蠢才，不可能有说服力。但被认为是不蠢的人，凡错必认就占了先机。外人会想，这个不蠢的人曾经认错，他坚持己见要多考虑了。这也是说服力。

　　在我认识的师友中，凡是师级人马都有说服力，而其中最能说服我的是老师艾智仁。艾师不仅凡错必认，他根本不管一个思想或论点是谁的。任何有趣的问题他每次重新考虑，彷佛是小孩子第一次听到。当我对他说要借用他某思想时，他会说：我的所有思想都是借回来的。一个思想快如闪电的天才可以绝对客观地看问题，不多见。这种人最有说服力，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不会因为观点是自己的而偏袒了。

　　在今天地球一体化的大时代中，作为主角的中国还没有明显的压力团体出现。既得利益多得很，但还看不到有明显的团体凝聚力。可能自我安慰，逻辑说，目前以中文写说服文章是比较容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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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3-02 12:39 | 3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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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品的角色

　　在创作的玩意上，我们说一件作品重要，是指有深度，有新意，也有一点影响力。不容易解释或量度，我自己较为简单的看法，重要作品是下了一个锚，移之难动，挥之不去，经得起风雨，时人怎样批评此锚仍在。当然，锚有轻重之分，重要的作品也如是，较轻的早晚会不知所终。李贺想象说“鱼沫吹秦桥”，秦桥是石造的，是说重锚也难于永久。

　　想到这话题，起于上期写《从一首协奏曲想到的》，以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来评论欧洲文化敬仰重要之作，而中国文化则偏于走小品的路，论创作成就我们比他们不过。发稿后想到一个话题。贝多芬的平生作品大约三百五十，如果我们让专家拿开百分之五(十七八首)最重要的，算他没有写过，贝氏在音乐历史的地位会怎样了？倒转过来：如果贝氏只写过最重要的十七八首，没有其它，又如何？我再问：莫扎特今天有编号的平生作品是六百二十六，拿开百分之五最重要的(三十一二，这里不用专家，我懂得选)，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会是怎样呢？

　　答案大致一样。拿开了这两个伟大天才百分之五的最重要作品，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听过他们的音乐(历史上，不少作品甚多的作曲家我们没有听过)。这方面，贝多芬的命运应该比不上莫扎特：前者的作品优劣不均，而后者远为平稳。百分之五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可见天才如莫、贝二氏，拿开了最重要的小部分他们会黯然失色。重要作品得之不易也。专家的描述说，这些重要作品创作时格外用心，以乐曲而言，除了小许例外，重要的比较长。这是说，随意或意外的重要收获不多。

　　倒转过来，如果莫、贝二氏只写过或只留存下来最重要的百分之五，百分之九十五的作品不存在，会怎样呢？我认为他们的大名依然存世，只略为减轻。较大的损失是影响力，因为全面性愈广，影响力愈大。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写过多本书，皆天才之作，有口皆碑的只是一本小小的《进化论》。曾经求教于专家，一致认为没有其它论着的支持，进化论不会立竿见影，改变了人类的思维。

　　医疗发达之前人类生命短暂，需要长时日思想的科学论着，像达尔文那样多产的很少见。物理学家牛顿只靠一本巨著改变了一门重要学问的思维。我熟知的经济学，二十世纪之前的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克思、马歇尔等人，每人只拿得出一本巨著，够了。他们可能打错算盘，巨著发表后很少动笔，但活下去不少时日。

　　零散的小品，前后一贯，组合得宜，加起来可成巨著，传世的机会大升。我们的苏东坡，作品经后人整理，在几方面洋洋大观，立竿见影矣。苏子是个很特别的人。与贝多芬不同，苏子可爱，过瘾，天才洋溢，兴趣多而无一不精，数世纪一见，所以乐得替他整理作品的后人无数。可爱过瘾的品性占了一个大便宜。但如果苏子的品性像贝多芬，他要生长在一个重视创作的社会，要产出重要的巨著。

　　中国的经济是发展起来了。人口比昔日的欧洲不知大多少倍，先天的智能不弱于人，重要的创作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比例上小得不成规矩。就算有一天中国在经济上富强得无敌天下，这比例不大幅上升很尴尬。当年日本的经济起飞时，举世皆说日本仔只懂得抄，不懂得创，笑哈哈，大有贬意。我认为相比之下，在人口比例上，东洋鬼子的“创”是比我们今天为高的。我们要培养出一个敬仰创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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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3-03 20:54 | 35 楼

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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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不会败下阵来

　　这些日子，文章在国内的网上转载，往往被读者骂得要命。据说是网上文化，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位读者同情我这个老人家，传来电邮，说站在我那边，希望我不要管那些近于人身攻击的言论。我回邮说：不用担心，有真理(truth)在手，胜出必然，但需要时日。

　　文章给人骂不起于今天。一九六八年，我在论文《佃农理论》中抽出一章，以《私有产权与佃农分成》为题，发表于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报》之首。不同意的学者多得很，批评文章发到不少学报。依照行规，这些学报的编辑邀请我为文回应。回应可以大幅增加自己的文章数目，在职业上有甜头，但我一概不理，连回信给邀请的编辑也懒得写。知道自己掌握了真理，经得起时日的蹂躏，回应很回聊，不管算了。

　　三十七年过去了，自己的佃农分析，三处发表加起来被引用不下五百次。当年批评这分析的多篇文章，没有一篇今天还活着。如果选走回应的路，要花很多时间，扰乱了自己思想的发展，愚不可及也。十年前一位同事大肆抨击我不回应他人的批评，朋友问及，我说：此子在学术上有半点成就吗？历来鄙视那些自己一事无成而去批评成就大得多的人。

　　我的分析逻辑很少错，不容易错，因为逻辑永远对错分明，只要小心一点就成。蠢人不论，错逻辑是错在不小心。有些人不蠢，但为了要达到自己要取得的结论，有意或无意间把逻辑歪曲了。这种人有些可爱，但不宜于搞科学，要转到艺术或写小说。逻辑易证，但事实的判断或局限的鉴定不容易，就是小心得很也可能错。文章发表后知道是错了，重要的，有机会自己一定更正。外人指出是错了的，事实明确，重要的我会去信感谢，不重要的不管。有时在事实上被说服是错了，再写有关的文章时，感谢之余我会说自己曾经错了。

　　真理的定义，是没有不可以接受的错：在认同的公理下，逻辑不错，事实也不错。这样的真理可能平平无奇，或俗不可耐，没有什么知识价值，但不可能被杀下马来。可见经传的真理很困难，因为要有新意，有深度，也要有趣味，要给外人一点奇异的感受。这样的真理学者梦寐以求，我自己不例外。然而，只为奇异而奇异，可以哗众取宠，甚至一举成名。算得上是学者的不这样做，因为奇异的本身不是真理，没有事实与逻辑的支持，经不起时日的考验，败下阵来是早晚的事。

　　不知他人怎样盘算，得到了真理我自己是知道的。逻辑分析操练了那么多年，驾轻就熟。从几点公理推出来的理论，走浅白简单的路，重复使用，看来千变万化，其实说来说去都是那几句，错的机会近于零。头痛是现象与局限的真实性，调查不易，醉卧沙场君莫笑矣。我的处理是先求大概地对。为一般读者写专栏文字，事实“大概地对”通常可以动笔；比较严谨的文字，要深入调查，细节愈多错的机会愈少。

　　做学问的黄金定律，是学者要不断地向真理追求，其它可以不管。有时面对的形势，我会说一两句客套话，言不由衷，但给佛利民当场指责过，之后少说了。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某天晚上，带佛老到苏州，某副市长与一些干部宴请我们。晚了，累了，菜肴放在桌上，冷了，但大家为了国营是否优越的话题吵了起来。我当时实在肚子饿，不想再吵下去，于是说几句彷佛是“你也对我也对”的话，不等主人家祝酒就拿起筷子。不懂中语的佛老竟然猜中我说了些什么，也拿起筷子，笑着说：“史提芬，一个人的灵魂有价，不要那么便宜就卖出去！”我苦笑着回应：“肚子饿得要命，我的灵魂非减价不可。”

　　几年后，一位北京的政要学者到港大讲话，高举国营的优越性，说只有点小毛病，可以修正云云。是他的不幸，我刚吃饱了午餐，想起佛老，大声问：“没有垄断权支持的国营，历史没有见过成功的例子，为什么到今天你还不相信？你们要国家再亏蚀多少才信服？”我说的是真理：今天还存在而有盈余的国企，要不是有垄断或专利的支持，就是股份化了，以国企之名走私营之实。

　　是的，除非人类发了神经，以逻辑及事实皆对作为真理的定义，真理不会败下阵来——不可能败下阵来。平平无奇或俗不可耐的真理，也是真理，但因为没有挑战性，没有人欣赏，也没有人责骂。搞学问追求真理，因为创意与深度的需要，永远是向有挑战性的着手。新奇——novelty——永远是搞学问一个重要目的，而新奇者，免不了有点险，有点怪，有点不寻常。这样，惹来非议是无可避免的。

　　我反对的是那些为了哗众取宠，或要打下名堂，因而不管真理，只求与众不同，或标奇立异的言论。既乏逻辑为据，也没有事实支持，真理当然谈不上，不可能经得起时日的考验，但很不幸，这种胡说八道的言论，也可以很新奇，容易引起注意，少学之士会认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大声拍掌。不止此也，有些人为了扬名立万，懂得判断人民大众的喜好，知道很多人知识低，会投他们的所好而说些他们喜欢听到的与众不同的话。不可能传世，但生命短暂，生时知名度高可以增加收入，而在知识落后的国家是容易受落的。

　　今天，国内青年的思想是开放了。网上乱骂一通其实是好现象，因为再无知的有一天会骂醒自己。我自己呢？从认真求学的那天起就走自己有兴趣的路，但非议是三岁开始的。金钟罩的功夫练了那么多年，当然是刀枪不入了。走真理的路向分析所见所闻，我的困难是要不断地追求新奇的思想，半点新意也没有的文字我是不会动笔的。当年的师友鼓励我走这条路。他们认为我的想象力自成一家，稀有，不要作他想了。

　　今天七十黄昏，我还坚持自己每星期写三篇文章，或花同样的时间作与思想有关的事。多年前，佛利民对我说，思想是脑子的运动，一停下来就会退化。我相信佛老的提点，而今天我想，到了这个年纪，脑子停顿几个月可能不会再灵活起来。行外人可能不知道，一年要想出一百五十多个题材下笔，就是上帝帮忙也不容易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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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06-03-03 20:55 | 3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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