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我只能这样写薇姨

两年前写《从前》的那段日子我想过写薇姨。她经历过的家变我知道不少，她父亲临终前几个月靠纸笔告诉她的那些冤情我也梳理得出眉目，病人的字显得潦草，虚弱，凝练的文笔竟然凝成了刻骨的深痛。五十年代反右给他们家带来政治噩运，她父亲母亲的那段孽缘破碎了，她自己的婚姻也夭亡了。写了快两千字，我翻出薇姨嫁到菲律宾之前写给我的一封谢函，我忽然想起她的坚韧和她的矜持永远是她掩饰她的不幸的外衣，不论我把她的故事写得多么委婉，我终归是在亵渎她的尊严。我颓然搁笔。
今年清明节前夕我为新书《白描》写〈楔子〉又想起一九六八年夏天住过我家的薇姨。那年她刚从泉州逃来香港，寄居在堂哥堂嫂宋王台附近的家。她堂哥跟我在一家福建商行做过同事，交情不浅，说是家孩子多，地方小，央我让薇姨搬来我家暂住些日子，等她找到事做立即搬走。薇姨人随和，很快跟我们成了朋友。我在〈楔子〉说：「一天午后，我比平日早回家，步上几级楼梯，听到的竟是我家传出的一串钢琴声，弹的是萧邦的夜曲，灵巧，婉约。我轻轻打开大门，薇姨纤瘦的背影在古旧的钢琴前微微晃动。曲子弹完，我低声叫了她一声，她缓缓回过头来，枯皱的脸上浮起一闪笑意：我远远看到她眼眶含满泪水」。

牛津出版社给我出的这本《白描》上市了，先后两个朋友都抱怨我写薇姨写得太过白描，应该写多些，深些。我说我不能随便打破我跟薇姨之间的默契，我尤其掂量不准分寸的所在，文字越熟练越要留点枯涩的飞白，饱满了就油滑了。我近年偏爱两位当代女作家的作品，一位是杨绛，一位是聂华苓。她们阅历深湛，文风沉潜，境界老早攀过了世俗文学的华美，一字一句，一收一放，人生细腻的念叨一一沁人心肠，彷佛孤坐炉边坐了好多好多个冬夜才坐出这样的顿悟。饱读诗书自是她们底子厚实的缘由，难是难在读世事读世情当作读书那样读，笔底从此隐约流露一股淡淡的书卷气，淡得若有若无，浓了反而要嫌迂阔了。

阅人如读书，这也是我这几年来的体会。杨绛说读书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去欣赏和品评，使用绳子是从最薄弱的一段去断定绳子的质量，政治家企业家把人当作绳子使用，书呆子才把人当书读。聂华苓说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那是殷海光谈罗素的时候了，「罗素可不是随随便便谈的」。那天殷先生拿了《罗素画传》给聂家三代人看，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连忙把书从聂华苓手抢了过去，脸走了出去：「书和花就是他的命」。

聂家五十年代飘洋到台北初期跟殷海光分住过松江路一条巷子的房子，聂华苓《三生三世》写的那篇〈一束玫瑰花〉写的正是那段日子的殷海光。她把殷先生当书读了，当书写了，小中见大，整练有方，殷先生看了一定半悲半喜。写薇姨这样写就好，可惜我没这本事，只剩「岁月老了，薇姨走了，她留下的那幅白描喟叹不漫不漶，耐我摩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