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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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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烧赵家楼后,爱国青年和卖国贼过得怎么样



《五四运动》,周令钊1951年作品


- 1 -



《北京大学日刊》于1921年连续几次刊登了一则招聘广告:



现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要聘一位本校毕业的,品行端方、思想新颖的,对于语体文有最好的研究的,国学根底很雄厚的同学去当国文教员。

每周教课不过十四小时,月薪八十元,预支旅费二十元。本校同学如有愿意就席者,务请即来东条洪字九号接洽为盼。



地方师范院校到中国最好的大学招聘,这在今天都是不寻常的。



最后是什么人应聘上了呢?



毛泽东,这位湖南一师的毕业生,又成了本校的国文教师,这显然是破格了。



不过,要是知道何人主持此次招聘,也就不奇怪了。



他就是当时实际负责湖南一师日常校务的教务主任匡互生。



除了少数专业人士,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他。



可他,曾经是民国的风云人物,准确说,是1919年的第一风云人物。



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就是他点燃的。



就是这把火,成了五四运动的奥林匹克圣火。



- 2 -



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二,星期天。



鲁迅记载了那几日的天气情况:“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



夜里起风的那个晚上,其实还有一股更猛烈的“风”也起来了。



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后来称:



五月三日晚七时,大家看见报载日本向中国要青岛,情形危急,不约而同地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了约一千人的集会,集会上许多人发表演说。会后,参会人分头各自都准备了白旗,旗子上写着‘归还青岛’、‘青岛一失,中国必亡’等字。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学生代表周予同在文章中也有描述:



五月三日的晚上,曾开了一次会议,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从前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学生们为什么如此愤怒呢?简而言之就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跟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打起来,就要分出胜负,日本跑去跟英法结盟,对德国宣战,意欲接收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宣布投降后,日本果真就占了山东。



当时北洋政府是亲英美的,一战时,被迫加入协约国,按理说,算是战胜国。



战胜国的地盘还要被人瓜分,真是天大的耻辱。



日本还炮制出一份协议,要求北洋政府签,协议共有二十一条,中心思想就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国。



说实话,北洋政府并不想卖国。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就拒绝签字,还怒斥了西方列强。



但北洋政府实在太弱,根本不被人care。英美法忙于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无暇东顾,就答应了日本的要求。



这消息传回中国国内,民众就受不了,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们。



当时,出现了许多进步学生团体。“四月末旬,秘密团体的学生们已略有活动,打算做一次示威运动。”



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



5月3日晚的大会决议,北京十三所高校次日联合游行,学生领袖有傅斯年、许德绗、段锡朋、匡互生等,其中总指挥是傅斯年。



许德绗受大会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



5月4日下午1点,三千余名学生汇合,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还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宣言。然后,游行开始。



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想给美国大使陈词,让美国给中国主持公道,结果被外国巡警给拦了。



扯皮了两小时,还是不让进,气氛就很紧张。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去找曹汝霖算账去!”



许德珩后来证实:“我们因东交民巷是中国地竟不准中国人走进,想起中国外交屡次失败,无不与曹汝霖有关,于是大家决定往曹汝霖家闯。”



于是,游行队伍就向曹家所在的赵家楼进发。



- 3 -



曹汝霖,担任交通总长之前,曾任外交总长,参与过向日本大借款,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



他们一家当时就住在赵家楼。



赵家楼名称的来历,有若干个版本,被普遍接受的是,明代四川人赵贞吉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在此地建宅,后花园假山上有亭子,亭身似楼,在很远处就可看到,故而得名赵家楼。



赵家楼院内建筑中西合璧,分成东院、西院和中院三个院落,共有住房五十余间。



此前,曹汝霖已经得到风声,在赵家楼四个门共安排了50多名保安和巡警把守。



曹汝霖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东廊下,由一婢一僮陪侍,一块石头飞进来,由那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父未被击中。



曹汝霖的管家说:“(学生们)砸了半天门未砸开,后将窗户玻璃砸破进去的。先进去三四个人,进去的学生将门打开的”。



学生们来自十三所高校,彼此不认识,是谁第一个跳进窗户,参与者的回忆都不一致。



但比较各种讲述,应该可以确认,匡互生第一个从窗户跳入曹宅,打开门,学生们这才涌入院内。



匡互生,湖南人,身材不高,但从小习武,身手矫健。



学生们放过了曹父,让婢女把他带走,只把屋内一些燕窝、银耳等物摔了满地、踩得粉碎,捣毁了许多家具。



赵家楼里的保安和巡警都全副武装,但没人开枪。



后来,很多回忆文章说,曹汝霖不在家,其实有误。



那天下午3点,曹汝霖与章宗祥从总统府返回,结果4点,学生们就闯进来了。



只不过,听到学生的叫骂声,曹汝霖从后门溜出,换上便装,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



章宗祥没有逃走,被管家带去躲进地窖。



很快,东边墙角就起火了。



曹汝霖管家过去一看,十几个学生“拿报纸燃火”。



曹汝霖司机也看到学生点火:“学生过来把汽车也砸了”。



究竟是谁放了第一把火,多年来也是一笔糊涂账。很多文章都说是梅思平。



梅思平,浙江永嘉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政治系读书。



但据诸多参与者的回忆交叉验证,还是匡互生,他放了第一把火。



火势迅速蔓延。



躲在地窖中的章宗祥,听见“外边起火”的喊叫声,吓得赶紧从地窖中跑出,结果被学生抓了个正着。



他先在曹汝霖家里被学生痛揍了一顿,“被打得浑身是血”,后从东院逃出,躲进城隍庙附近的一家杂货铺。



学生们追过来了,杂货铺店主吓坏了:“以后学生又来了很多,把我铺子围了……人都满了……有20多人揪出来浑身是血的人。”



曹汝霖的仆人也亲眼目睹:“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



在保安和巡警的合力救护下,章宗祥坐车逃去北京日华同仁医院救治。



当天,医院出具了章宗祥伤势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虽然,消防员来得还算及时,从两边将火扑灭,但还是有11间房被毁,东院基本上焚毁。



之后,当学生们听到警察总监要派巡警过来缉拿的消息,四处散去。



借助赵家楼这把火,五四运动余波延及全国各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6月10日,北洋政府免去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 4 -



五四运动被视为青年的运动,青年总是向上的,那么青年变成中年后呢?



傅斯年,五四运动后考取官费留学生,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



1926年回国,在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筹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史语所”,对历史、语言、考古等许多学科都作出从无到有的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去台,任台大校长。一年后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病逝,时年55岁。他的追悼会蒋介石亲临主祭,政界要员与学界名流络绎不绝。       



他早年说过“归骨于田橫之岛”,竟一语成谶。 



许德珩,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与蔡元培过从甚密。他的夫人劳君展是居里夫人的学生。



回国后,他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1930年代后,回北京大学任教。1945年,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他是创始人,被选为理事长。



1949年后,曾当选为人大副委员长,1990年去世,享年100岁。“两弹元勋”邓稼先是他女婿。



匡互生,五四运动后返回湖南,还是爆脾气。



他看湖南督军张敬尧不爽,借来四颗炸弹,准备炸死老张,结果老张倒行逆施,被人轰走了。要不然,匡互生又成为另一个故事里的男一号。



他应聘于湖南一师,任教务主任,在北大打广告招聘师资,后聘请一师附小教师毛泽东到一师任教。他们共同成立文化书社。



1922年,他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两年后,受聘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训育主任,提倡教育改革。不久,到上海,创办立达学社。



春晖中学和立达学社都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成功的个案。1933年,他年仅42岁就去世了。



朱自清写了《哀互生》:“他心里那一团火,是热,是力,是光。”



巴金写了《怀念匡互生先生》:“我把他当作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



段锡朋,五四运作中被称作“段总理”,被蔡元培亲自圈定,选送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回国后,任教于武昌大学、中山大学。



1927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发起成立AB团,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1930年起,他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央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逝于上海。



最尴尬的则是梅思平,向来被认为第一个点火,是爱国青年中的No.1,结果变成了汉奸。



1930年代,他任教于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教授,还是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投靠汪精卫。



1938年,他受汪精卫之托,与高宗武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商讨汪投敌叛国的具体条件和办法,并与日方达成协议。



汪精卫投敌后,梅思平参与组建汪伪政权,并担任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



他在老家的13岁女儿,闻讯引以为耻,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他的继母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也在报上刊登启示,宣布与他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



抗战胜利后,梅思平因汉奸罪被捕,次年9月被枪决。



临刑前,他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司法行政部谢冠生部长、洪谢雨次长,还有一封分别给其家属。他写给子女的遗书只有八个字:“努力读书,忠贞报国”。



- 5 -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被爱国青年称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后半生却完全掉了个。



被免职后,42岁的他,不再涉足政界,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闭门思过。



抗战前,蒋介石曾在庐山召集各界人士,征求抗战建议。



一向被视为亲日派的曹汝霖,却坚持抗日:“日本军人政客内外不和,联美抗日,抗日必胜。”



蒋在日记中记道:“这一建议,坚定了他的信心,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抗日思路。”



1937年,北平沦陷,任凭日本人百般威逼利诱,曹汝霖始终未肯在伪政府中任职。



经商之外,他热衷于慈善。



每年冬天,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他让家里当差的抱棉衣出门,看见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给车夫一套。这么做,既可防人冒领,又可维护车夫尊严。



他还联合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都由他筹措,而他不拿任何薪水。



日军侵占华北后,想强占这家医院,他去交涉,日军方罢手。1949年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1966年,曹汝霖病逝于美国密歇根州特兰城医院,享年91岁。



在他的自传《一生之回忆》中,对火烧赵家楼,这样说道:



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政治总是险恶的,像我这人,何能搞政治?



历史真是吊诡。



各类版本的教科书都写道,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战胜了卖国贼。



但随后的走向却南辕北辙,爱国青年分流了,他们都没能远离政治,或卷入国共纷争,或堕落成汉奸。倒是卖国贼晚节善终大节不亏。



沧海横流。说英雄,谁是英雄?



还真是应了白居易的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 6 -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五四运动倏地就过去百年了。



其后进入漫长的战争年代。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战争英雄成为青年偶像。



电影《无问西东》中有精彩演绎,大学生们甘心抛头颅洒热血,投笔从戎,血战长空。



高志航等中国飞行员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之歌。



再往后,延安的共产党人成为全国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化身。“到延安去!”成为一个响彻云天的口号。



尽管梁漱溟这样形容通往延安的路:“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



但诗人何其芳说:“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可谓囊括了一时之俊杰。



1949年后,青年偶像则发生重大变迁,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路径,可概括如下:



1950年代,伴随战争胜利,民族自信心极大迸发,为弘扬爱国主义,一批歌颂革命英雄的影片问世,青年偶像是刘胡兰、董存瑞等英雄人物。



1960年代,新中国进入建设阶段,面临种种困难,时代需要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提倡奉献,青年偶像是雷锋、王进喜、保尔柯察金。



1970年代,变化已在悄然孕育,青年偶像的光谱开始多元,因为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数学家陈景润成为现象级人物,让青年顶礼膜拜,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热情。与此同时,邓丽君的歌声也飘过了浅浅的海峡。



1980年代,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青年偶像,官方力推的张海迪、民间自发拥戴的中国女排、不被主流接纳的“朦胧派”诗人、当然还有港台明星。



1990年代,名人霸占了流行文化的符号,比如王朔、三毛、琼瑶、余秋雨、崔健、四大天王、周星驰等。尽管他们或多或少都算作泛娱乐人物,但至少跟文化还挨点边。



2000年代,消费主义泛滥,世俗化占据了大众精神的中心,娱乐明星呈碾压态势,新的时代“英雄”是F4、周杰伦、李宇春。2011年一项调查显示,青年偶像中,文体明星占70%以上,文学家、艺术家、英雄、政治家等不到3%,科学家只有2.3%,劳模则只有0.4%。



令人唏嘘呀,更唏嘘的还在后头。



2010年代后,青年偶像还是明星,只不过从明星制造到制造明星,练习生们成为super star。



据央视曝光,这些super star是用虚假流量糊起来的人气。



代表人物就不说了。



百年,弹指一挥间,但沧海桑田,青年已不是那些青年,偶像也不是那些偶像。固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但畸形的偶像崇拜恐怕还是会引致精神贫血。



参考资料:《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策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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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19-05-05 18:36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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